第十届东方名家名剧月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王汝刚、毛猛达领衔主演大型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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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长衫的老裁缝》日期：
　　昨夜，我又梦见了老裁缝。 　　老裁缝是我妻子家隔壁的屋主，60来岁，精精瘦瘦，蓄一撮黄白相杂的山羊胡须，一年四季总套着那件罩过脚背的青色长衫。他生性喜欢凑热闹，偏偏又闲不住嘴，缺了两颗牙的牙门像老鼠打的小洞，显得既幽默又滑稽。 　　记得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我初次去妻子家相亲，凳子还没坐热，门外就沁进一句乐乐呵呵的问候，紧接着青色长衫裹进一个瘦老头。妻子和岳父叫“老裁缝”的口气泾渭分明，一个揶揄，一个尊敬。我恭敬地站起身，递过一根过滤嘴香烟，他却如躲瘟疫般避开了。待我尴尬地坐下，他将长衫一撩，随意地坐在我对面，直瞪瞪地拿眼睛挑剔着我。正当我想在心里诅咒他时，他却有眉有眼地夸奖了我一番，什么眉清目秀状元郎呀，手长指尖真秀才呀，云云。 　　从那以后，只要我去未婚妻家串门，老裁缝总要过来露露脸，凑一番热闹，或三言两语，或喋喋不休。一日，我在不经意间从门口瞥见老裁缝一手提一个鼎罐，不疾不徐地朝镇上那条通往水井的麻石路走去。未婚妻见我好奇、疑惑，就?t了我一眼，露出像扇贝一样白灿灿的牙齿，道出了原委。 　　原来，老裁缝迷信，认为人一生用多了水，去阴间是要坐水牢的。于是，他视水如命。他每天只提两鼎罐水，清晨从不洗脸，晚上倒小半盆水抹抹嘴，又拿来洗脚，牙是从不刷的。他的屋后有一个菜园，他浇起菜来却很大方，别人十天半月浇一次园，他却三五天浇一次。因此，他的菜园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种下了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膝下没儿没女，身边无娘无妻，每当他颤颤巍巍地挑着尿桶进园，人们都担心他会不会被压垮。其实，浇菜是他的乐趣。他端着弓步，两手握着舀勺，眼睛炯炯有神，盖过脚背的长衫在菜中扫来扫去。他一边浇菜，一边哼着一曲古朴的歌谣。 　　唱归唱，他却很吝啬，每每卖完一担菜，熬到日头偏西，他也从不进镇上的馆子，每餐也从不吃饱。正月里的一块腊肉，他会攒到秋收。偶尔买一回肉，也要吃上半个月。假如久不吃荤菜，又怕人笑话，于是吃完饭后，他就往嘴上抹点油，一边走一边拿根火柴棍剔牙齿。一堆人正在开玩笑，见他来了，就停住笑，一齐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老裁缝，看你走路有气无力的，一定没吃饱吧？”老裁缝稳住脚，抹抹山羊须，举着刚剔过牙的火柴棍，一板一眼地说：“每个人吃的粮食有个总量，粮吃满了人会死的。”尽管他生活清贫，却不想死。 　　老裁缝落到这步田地，他自己做梦都想不到。公允地说，他最拿手的还是裁缝手艺，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技艺能超越他。他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他缝制的小棉袄，新媳妇穿上更加妩媚、窈窕。遗憾的是，随着缝纫机的出现，他的手艺被慢慢淘汰了。也有人找上门来，那是旧时的老顾主，他们照旧打发自己的儿孙前来邀请。碰上这种场合，老裁缝便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山羊须，然后有条不紊地打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久违了的剪刀、竹尺和针线盒。尔后，很考究地套上那件自己的得意之作――只有逢年过节时才穿的蓝的确良长袍，右手挽着那个小包袱，迈着方步跟在晚辈的后面，既庄重又滑稽地走着。 　　老裁缝是这样古怪，之前，我认定他一直是个孤寡老头。中秋节那天晚上，他照例过来凑热闹，出门时，却霸蛮地请我去他家吃顿晚饭。盛情难却，我硬着头皮去了。一墙之隔，竟是另一个世界。他那低矮简陋的房舍里，贴满了五花八门的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画”，有漂亮的烟盒、火花、剪报和糖纸等；就连房间的空间也利用上了，交叉着两根绳索，上面挂得红红绿绿的东西。他见我诧异、惊愕，就歉意地用手摸着山羊须，憨厚地“嘿嘿”笑着。当我静下心来，才发现房里唯一的四方桌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女人的相片：30来岁、瓜子脸、细高挑儿，穿一身水红色碎花衣裤，模样儿齐齐整整。在我一再地追问下，老裁缝凄凄道出那是他已过世的女人。屋内的空气刹那间凝固了，我后悔自己触动这些带泪的陈年旧事，只想尽快结束这顿突兀的晚餐。老裁缝仿佛猜着了我的心事，风一样地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大碗菜。一时间桌上热气腾腾，有鲜鸡、鲜鱼、月饼和腊肉。我默坐着，心里问，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裁缝吗？要不是他端来家酿的米酒，连连催我喝，我还以为这是窗外初升的月光下迷离的幻境。几杯浊酒下肚，老裁缝的话匣子打开了，原来那晚是他死去20年的女人的忌日。说到动情处，他的双眼蒙上了一层浑浊的老泪。我被他的一往情深打动了，怎么也咽不下这桌丰盛的酒菜。望着几乎没有动的一桌菜，我想，这一餐，老裁缝恐怕要吃上半年呢。临出门时，老裁缝要走了我的空烟盒。 　　回到妻家，我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不料，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起来，仿佛是经过漫长的旅途，她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娓娓道出老裁缝的身世。老裁缝6岁时，他的父亲给地主捡瓦，又累又饿，从房顶摔了下来，第二天便死了。还没过头七，他的母亲就寻了短见。才几天时间，老裁缝就成了孤儿。一天，又脏又瘦的老裁缝穿着开裆裤在镇上乞讨，被裁缝店的狼狗咬去了一只睾丸，痛昏了过去。后来店主见他可怜，便收他当了学徒。经过无数苦难，老裁缝长成了一个响铮铮的男子汉，一餐能吃半升米、5斤肉。农忙时，两百来斤的湿稻子撂在肩上飞走；腊月里店里忙，他三天三宿不合眼，照样精神抖擞、一刻不停地赶制衣裤。 　　30岁出头，他娶了个女人，小他整整10岁。两口子恩恩爱爱，从没红过一回脸。可惜苍天无情，他女人跟了他20年都没有怀孕，偏偏得了癌症，就在她40岁生日那天，在医院病逝了。从此，老裁缝瘦了一圈，像换了个人，满身的力气渐渐枯竭，一天比一天吝啬、古怪，但有一点没有变――喜欢凑热闹，有人说那是他太孤单的缘故。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与妻成了亲，老裁缝不动声色地送来一床被单，我俩珍惜地将它压在箱底。也就在这年冬天，老裁缝得了重病，当我和妻子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正颤抖着双手，将自己一生积蓄下来的1万块钱捐给医院，并叮嘱医生将这些钱用在和他女人一样得癌症的人身上。 　　老裁缝走的那天，镇上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回来的路上，有人说他这辈子不值，无儿无女，无娘无妻，呷没有呷好，穿没有穿好。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说法，可是，每当我想起他，心里就哀哀的，总想为他说些什么。
作者：禹正平 来源：《读者》昨夜，我又梦见了老裁缝。老裁缝是我妻子家隔壁的屋主，60来岁，精精瘦瘦，蓄一撮黄白相杂的山羊胡须，一年四季总套着那件罩过脚背的青色长衫。他生性喜欢凑热闹，偏偏又闲不住嘴，缺了两颗牙的牙门像老鼠打的小洞，显得既幽默又滑稽。记得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我初次去妻子家相亲，凳子还没坐热，门外就沁进一句乐乐呵呵的问候，紧接着青色长衫裹进一个瘦老头。妻子和岳父叫“老裁缝”的口气泾渭分明，一个揶揄，一个尊敬。我恭敬地站起身，递过一根过滤嘴香烟，他却如躲瘟疫般避开了。待我尴尬地坐下，他将长衫一撩，随意地坐在我对面，直瞪瞪地拿眼睛挑剔着我。正当我想在心里诅咒他时，他却有眉有眼地夸奖了我一番，什么眉清目秀状元郎呀，手长指尖真秀才呀，云云。从那以后，只要我去未婚妻家串门，老裁缝总要过来露露脸，凑一番热闹，或三言两语，或喋喋不休。一日，我在不经意间从门口瞥见老裁缝一手提一个鼎罐，不疾不徐地朝镇上那条通往水井的麻石路走去。未婚妻见我好奇、疑惑，就瞭了我一眼，露出像扇贝一样白灿灿的牙齿，道出了原委。原来，老裁缝迷信，认为人一生用多了水，去阴间是要坐水牢的。于是，他视水如命。他每天只提两鼎罐水，清晨从不洗脸，晚上倒小半盆水抹抹嘴，又拿来洗脚，牙是从不刷的。他的屋后有一个菜园，他浇起菜来却很大方，别人十天半月浇一次园，他却三五天浇一次。因此，他的菜园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种下了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膝下没儿没女，身边无娘无妻，每当他颤颤巍巍地挑着尿桶进园，人们都担心他会不会被压垮。其实，浇菜是他的乐趣。他端着弓步，两手握着舀勺，眼睛炯炯有神，盖过脚背的长衫在菜中扫来扫去。他一边浇菜，一边情不自禁地哼着一曲古朴的歌谣：单身公呀是人仙，一斤米饭三碗堆尖，一碗肉左边翻到右边，呷只鸡来四把周全……唱归唱，他却很吝啬，每每卖完一担菜，熬到日头偏西，他也从不进镇上的馆子，每餐也从不吃饱。正月里的一块腊肉，他会攒到秋收。偶尔买一回肉，也要吃上半个月。假如久不吃荤菜，又怕人笑话，于是吃完饭后，他就往嘴上抹点油，一边走一边拿根火柴棍剔牙齿。一堆人正在开玩笑，见他来了，就停住笑，一齐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老裁缝，看你走路有气无力的，一定没吃饱吧？”老裁缝稳住脚，抹抹山羊须，举着刚剔过牙的火柴棍，一板一眼地说：“每个人吃的粮食有个总量，粮吃满了人会死的。”尽管他生活清贫，却不想死。老裁缝落到这步田地，他自己做梦都想不到。公允地说，他最拿手的还是裁缝手艺，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技艺能超越他。他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他缝制的小棉袄，新媳妇穿上更加妩媚、窈窕。遗憾的是，随着缝纫机的出现，他的手艺被慢慢淘汰了。也有人找上门来，那是旧时的老顾主，他们照旧打发自己的儿孙前来邀请。碰上这种场合，老裁缝便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山羊须，然后有条不紊地打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久违了的剪刀、竹尺和针线盒。尔后，很考究地套上那件自己的得意之作——只有逢年过节时才穿的蓝的确良长袍，右手挽着那个小包袱，迈着方步跟在晚辈的后面，既庄重又滑稽地走着。老裁缝是这样古怪，之前，我认定他一直是个孤寡老头。中秋节那天晚上，他照例过来凑热闹，出门时，却霸蛮地请我去他家吃顿晚饭。盛情难却，我硬着头皮去了。一墙之隔，竟是另一个世界。他那低矮简陋的房舍里，贴满了五花八门的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画”，有漂亮的烟盒、火花、剪报和糖纸等;就连房间的空间也利用上了，交叉着两根绳索，上面挂得红红绿绿的东西。他见我诧异、惊愕，就歉意地用手摸着山羊须，憨厚地“嘿嘿”笑着。当我静下心来，才发现房里唯一的四方桌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女人的相片：30来岁、瓜子脸、细高挑儿，穿一身水红色碎花衣裤，模样儿齐齐整整。在我一再地追问下，老裁缝凄凄道出那是他已过世的女人。屋内的空气刹那间凝固了，我后悔自己触动这些带泪的陈年旧事，只想尽快结束这顿突兀的晚餐。老裁缝仿佛猜着了我的心事，风一样地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大碗菜。一时间桌上热气腾腾，有鲜鸡、鲜鱼、月饼和腊肉。我默坐着，心里问，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裁缝吗？要不是他端来家酿的米酒，连连催我喝，我还以为这是窗外初升的月光下迷离的幻境。几杯浊酒下肚，老裁缝的话匣子打开了，原来那晚是他死去20年的女人的忌日。说到动情处，他的双眼蒙上了一层浑浊的老泪。我被他的一往情深打动了，怎么也咽不下这桌丰盛的酒菜。望着几乎没有动的一桌菜，我想，这一餐，老裁缝恐怕要吃上半年呢。临出门时，老裁缝要走了我的空烟盒。回到妻家，我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不料，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起来，仿佛是经过漫长的旅途，她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娓娓道出老裁缝的身世。老裁缝6岁时，他的父亲给地主捡瓦，又累又饿，从房顶摔了下来，第二天便死了。还没过头七，他的母亲就寻了短见。才几天时间，老裁缝就成了孤儿。一天，又脏又瘦的老裁缝穿着开裆裤在镇上乞讨，被裁缝店的狼狗咬去了一只睾丸，痛昏了过去。后来店主见他可怜，便收他当了学徒。经过无数苦难，老裁缝长成了一个响铮铮的男子汉，一餐能吃半升米、5斤肉。农忙时，两百来斤的湿稻子撂在肩上飞走;腊月里店里忙，他三天三宿不合眼，照样精神抖擞、一刻不停地赶制衣裤。30岁出头，他娶了个女人，小他整整10岁。两口子恩恩爱爱，从没红过一回脸。可惜苍天无情，他女人跟了他20年都没有怀孕，偏偏得了癌症，就在她40岁生日那天，在医院病逝了。从此，老裁缝瘦了一圈，像换了个人，满身的力气渐渐枯竭，一天比一天吝啬、古怪，但有一点没有变——喜欢凑热闹，有人说那是他太孤单的缘故。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与妻成了亲，老裁缝不动声色地送来一床被单，我俩珍惜地将它压在箱底。也就在这年冬天，老裁缝得了重病，当我和妻子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正颤抖着双手，将自己一生积蓄下来的1万块钱捐给医院，并叮嘱医生将这些钱用在和他女人一样得癌症的人身上。老裁缝走的那天，镇上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回来的路上，有人说他这辈子不值，无儿无女，无娘无妻，呷没有呷好，穿没有穿好。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说法，可是，每当我想起他，心里就哀哀的，总想为他说些什么。
　　父亲故去已多年，每次回家看到墙上父亲的遗像，总要两手合在胸前，喊声“爸爸”，向父亲三鞠躬。而后，带上三牲、糖果、纸钱和线香，去父亲的坟上祭拜，说一些心底最隐秘的话。对父亲的绵绵怀念，夹杂着多年生活施加于我的甘苦，总让我在跪下的一刹那，双目濡湿，而对着父亲的坟墓说话，自然只是我一个人的絮叨，但哪怕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祭拜之后，我的内心总有一种被清洗后的宁静，而后，竟更有勇气面对生活之种种。 　　我很想梦见父亲，可是父亲极少同我梦里相见。有一次，我梦见父亲穿着黑长衫，坐在小矮板凳上，旁边放着一个空?子。我好高兴啊，人们常说在梦里同已故的人讲话不吉利，我爱父亲，什么都不顾，拿着?子说：“爸爸，您等我，我给您买肉买酒去，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我把肉、酒、烟送来时，见父亲已走在前面的路上。我连声唤他，他也不回头。我急了，大声喊：“爸爸，您不要走，我欠您的太多，我现在有钱了，我要好好孝敬您。”父亲仍不理我，继续走他的路，慢慢走成一个模糊的背影，我深知自己是追不上了，又悲又急，号啕大哭，哭着哭着就醒了，醒来，仍想哭。 　　我父亲是乡卫生院的医生，性情温雅，对我百般宠爱，最后，为了把钱留给我读书，自己得病了，都舍不得去治病，57岁那年就去世了。他临终前还在嘱咐母亲：“讨米也要送?[瑜读书。”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就被迫知道自己的天空从此有了巨大的缺角。舐犊情深，本是人间常情，但我父亲，身为医生却为了我而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竟能爱得如此沉默无声，而又毅然决绝，这留给我无限的痛切的思念，也成为我漫长一生的心伤。 　　我对父亲开始有记忆，是在很小时。那时我同其他小孩去菜地玩，路过门口的池塘时，不小心掉了进去。隔壁老奶奶发现了，一边用木棍勾我，一边喊我父亲。父亲听到后，飞快地跑来，跳到塘里，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我睁开眼时，看见父亲的黑长衫还有他的眼里，都是湿的。晚上，父亲给我收魂，他把我的手放在他嘴边哈气的时候，感到他硬硬的胡子刺得我的手痒痒的。虽然呛了水，受了惊，但我心底没有那么怕，甚至还咯咯笑了几声。父亲后来还特意给我戴了一个银项圈。 　　我从小就爱读书，还未到读书年龄，就羡慕姐姐们上学，撒娇、耍赖，想尽各种招数，要跟着姐姐到学校去念书。结果到学校经常闯祸，又是把人家的珠子扯断，又是把玻璃花瓶打碎的。有一次，我把人家的光油斗笠撕烂。学生家长到我家告状。父亲弯着身子，又是说抱歉的话，又是赔钱。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吓得躲起来，晚上也不敢回家。父亲好不容易找到我时，第一件事是把拿着木棍的双手，藏到背后。然后，又腾出一只手来牵我回家。一路，我沮丧极了，心想，回去肯定要被父亲一顿胖揍。慢慢到了家里，父亲松开牵我的手说：“洗手，吃饭。”我乖乖吃了饭。父亲终究还是舍不得下手打我，只说：“你不要到学校去了，等你长大一点再去上学。” 　　后来，我上学了。学校离乡政府医院很远。父亲同学校的老师相熟。老师称父亲为“曾先生”。一日下午，校长给我们上当天的最后一节课。父亲身着长衫来到教室门口，很恭敬地对校长说：“校长，请你在放学后要曾?[瑜到医院来。”校长也很客气地答应，并走下讲台，送了父亲几步。我到父亲那里时，父亲正在给人看病。看完病，父亲给我洗了手，把饭和甲鱼端来，要我吃完，说是难得吃到的东西。我吃饱了，父亲拿着书包，牵着我的手回家。一路上，我就想，父亲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家长，不跟老师打招呼，直接喊他的小孩？我明明坐在那里，他也看见我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学生的父亲，打着赤膊，拿着扁担，站在教室门口，大声说：“崽伢子，你放学后，不要到路上玩，马上回来帮我做事，今天你要在路上玩，老子一扁担打死你。”他把扁担舞了两下，走了。老师和我们都惊呆了，好久才缓过神来。我就把这个事告诉父亲，父亲说：“要尊师重教，不尊师也是不爱自己的小孩。” 　　父亲经常用“有书不读子孙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育我们，不论男孩女孩，他都送到学校去读书。对待小孩读书，他不像鲁迅那样顺其自然，不像梁启超那样只要尽力而为，也不像梁漱溟那样开放。父亲要我们“趁年轻、精力旺盛，全力以赴，学好知识”，他常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书到用时方恨少”，并经常检查我们的学习。小学四年级放寒假的一个晚上，大家都在柴火灶边烤火。父亲用很慢的语速问我：“?[瑜，这个学期结束了，你学的知识都记住了吗？”我清脆地回答说：“记住了。”父亲点了点头，说：“你去把语文书拿来，我想看你背课文。”我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一气呵成，没有差错。父亲摸着我的头，很高兴地说：“你们老师也说你表现好，以后继续努力，今天奖你一个鸡蛋。”那时候，鸡蛋是金贵的东西。父亲拿来了鸡蛋，亲手用纸包好鸡蛋，用水打湿，放到灶里煨。蛋熟了，父亲还帮我拍掉灰尘，放在黑色长衫上，等它稍冷却后再递给我。我拿着鸡蛋不好意思吃，因为哥哥、姐姐、弟弟都在。父亲笑着说：“你吃吧，他们背不出来，要是背出来了，也一样吃一个鸡蛋。”柴火灶里煨出?淼募Φ昂芟悖?那种香味被我的舌尖记住，存留至今，别无他物可以替代。 　　可惜，父亲没能目送我走更远的路。他的突然离世，让我的生命中从此再无那道温和赞许的目光。我读初二下学期时，学校期末考试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四门功课，我考了四个百分，得全校第一名，获得学校“品学俱优，减免学费”的奖励。我那时不得不悲伤地幻想，父亲要是健在，他一定会十分欢欣。 　　多年来，我的梦中，穿黑长衫的父亲一直在我的前方走着，一个模糊的背影，却又真切无比。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人打上门来,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了。当然,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是因为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因为人家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班,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人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工夫,也害得蒋介石没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生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的普通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大多是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那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时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们,倒又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喜欢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里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平时也不露面,卫兵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苦,受任何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污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这不是橘生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人打上门来，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当然，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朝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班，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工夫，也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即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若干年之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穿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吹吹烟泡，打打麻将，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露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苦、受任何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