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铁路蓝
&范军，荆门火车站客运二班值班员，1998年参加工作迄今，已近20个春秋。已年届四十的范军虽有失想象中的有如军人的孔武与健硕，1.75米的身高，黝黑的面容，处事的干练与果决，昭示着他并不简单的人生历练。而他近似孩子般的笑容，腼腆、纯净，又让人窥见他并不繁复的内心世界。当谈到这近二十年的工作感受时，他说，工作着是美丽的。
&&&&&&&年幼的范军合家随父亲搬到了荆门，小范军接触铁路，接触铁路工人的机会多了起来。那时一次作文课以《我的理想》为题，大家的理想各不相一，范军的理想是当一名铁路工人。老师说，范军的理想可能比不上大家的高端，能做一名铁路工人实际上也很好，也是为人民服务。而做一名铁路工作者的想法也正是那时滋生。中学毕业后并没有立马有就业机会提供给他，
1992年他响应祖国的号召，向往橄榄绿，光荣入伍，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在江苏无锡服役。军转时，范军有很多的择业机会，他想起了父亲的铁路蓝，想起了自己年幼时的愿望，似乎也有骨子里对父亲的崇拜，范军如愿地成为一名铁路工作者。
脱下橄榄绿，穿上铁道蓝，范军感觉自己离开军营，彷如又踏进了另一个营地。初踏上工作岗位，是宜昌辖内的一个小火车站鸦雀岭，他的岗位就是客运员。整个火车站就十来个员工，当初一个边远小火车站的条件可想而知。先前的憧憬与眼前的现实形成了很大的落差，范军没有沮丧，仍葆有一腔工作的热情，就这样在鸦雀岭站默默干了8年，2006年被组织调往双河火车站。双河站从格局和规模上说，和鸦雀岭并无二样。范军很快就适应了新站的工作与生活，这一干就是5年。工作着是充实的，也是美丽的。其间，范军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妻子贤惠、通情达理。范军因为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其在家的时间很少，妻子能理解，也很支持。工作踏踏实实，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女儿出生更是为小家带来了欢乐。
孩子上中学了，范军的工作也得到调整，被调到荆门火车站。范军打心眼里高兴，他并非嫌弃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能够调动，首先是从事的工作得到领导的肯定，再就是照顾孩子的学习，侍奉年迈的双亲。自然在新的岗位，范军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工作一直以来的勤勉、踏实，范军担任了客运二班值班员，客运二班有10多个职工，理所当然由范军领导，他从没以领导者自居，都是同志加兄弟，生活中大家彼此关照，工作中又彼此抱团。范军时时处处以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对待工作、对待旅客有着春天般的温暖。有这样一个旅客，乘坐快68次列车由广州到荆门，到荆门已凌晨两点。大概是想缓解旅途的寂寞，在车上酗酒，以致酩酊大醉，乃至昏迷。旅客将其抬下交给客运处。他立即检查了他的随身物品，有行李、口袋里有3000元现金。他翻开他的手机，拨打了他临时通话的一个号码，说明情况，电话那端说，我本人离城区很远，我来通知他的家人。他叫来辆出租车将他送往市一医，陪护到凌晨3点，他的妻子从百余里开外赶到医院，感激不尽，拿了500元欲表达谢忱，范军婉言谢绝。
客运值班员，是客运部门的班组长，客运二班10多个客运员，其工作岗位、临时性、随机性的工作都由范军安排。工作是缜密、细致的，而临时性、随机性的工作，范军从不推诿，总是身体力行，抢着干，作为班组长就是要起带头作用啊。
2015年6月的一天，有三个盲人结伴而行去广州。检票口工作人员用对讲机与客运处联系，我得知情况后立马跑到检票口，将三人带至16号车厢的位置，站在安全线内，安排另一客运员看护，回转身去填写重点旅客交接簿，登记三人姓名、车厢号，并与广州站取得联系，还上车与快935列车长交接。事后，我与广州站取得联系，三位盲人旅客安全抵达，悬着的心终于着了地。
范军说，客运员的工作是具体的、细碎的，也是平凡的，我们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我们将自己的热血和汗水融汇在一年365天的平凡岗位上，我们用自己的热情、勤勉、周到、细致，塑造荆门的窗口形象。我们快乐、充实，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荆门火车站每天出行的旅客达到四五千人，尤其是暑运期小朋友多，对我们的周到细致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会无微不至地服务每一个旅客，将笑脸留给每一个旅客。
看一个城市的品位和格局，就看一个城市的客运。此话不无道理，荆门以前是个县级小城，因为焦枝铁路穿城而过，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和格局，荆门变身省辖市，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与铁路交通密不可分，所以，荆门，人们称之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而服务于铁路，服务于火车的这些普通的工作者不是理所当然地值得我们去敬仰、去讴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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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非常精彩的通讯，铁路人不能不看。
　　穿越梦幻的时空
　　——中国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赵承张旭东齐中熙林红梅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等式”：
　　5年=40年；
　　3小时=11小时；
　　1种=4种；
　　5年，走完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发展历程；3小时，跑完武广间曾需要11个小时的路途；集世界最先进的4种技术，中国人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品牌。
　　从引进时速200公里高速列车技术，到自主开发时速350公里、380公里“和谐号”组；从京津城际铁路、武广高铁运营，到京沪高铁即将开通，中国迅疾跨入引领世界的“高铁时代”！
　　惊诧于中国速度，各国舆论疑惑：中国高铁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华丽转身，从一个不起眼的追赶者变成了世人关注的领跑者。
　　感慨于中国高铁，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国情咨文中急切地表示：“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
　　瞩目于中国模式，一些国家在探究中国创新之谜，以中国高铁为目标展开新一轮追赶。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
　　中国高铁的速度，升腾于中国人对“速度”情有独钟、矢志不渝的梦想；
　　中国高铁的道路，记录了中国人奋力创新、勇超世界一流的心路历程；
　　中国高铁的模式，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凝聚的团结协作、联合攻关的强大力量；
　　中国高铁的精神，演绎着铁路人报效祖国、忠诚无悔的信念追求。
　　追梦——
　　中国梦想，中国速度，穿越时空，日夜兼程，书写奔向民族复兴的光辉篇章。
　　寻梦——怀揣与风竞速的梦想，中国以豪迈气魄发展高速铁路，涌动着赶超世界一流的雄心壮志
　　日，北京南站。
　　“呜……”随着一声汽笛长鸣，8时54分，一列“和谐号”动车组瞬间提速，风一样驶离北京，奔向天津。
　　车头明亮的驾驶室内，总工程师何华武、总规划师郑健、安全总监耿志修、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副总工程师安国栋……这些中国高铁的领军人物和他们的部长一起，凝神屏息，眼睛一刻不眨地盯着操作电脑显示屏幕。他们的心跳随着车速的提高而加速。
　　219、278、300……数字不断跳动，车速急速提升。15分钟后，屏幕上跳出394.3的数字。
　　与风竞速，陆地飞行。
　　犹如一道白色闪电，奔驰在莽莽原野上的“和谐号”动车组，划出一道梦幻般的轨迹。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我们自主设计建造的线路和国产动车组上，中国轨道交通时速最高纪录诞生了！
　　多少铁路人期待已久的梦想化作触手可及的现实。此时，这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铁路硬汉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沿着历史轨道，回溯艰辛历程，一段逐梦之旅令人难以忘怀。
　　何时能在中国大地上跑出风一样的速度，这在当时中国铁路人心中，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梦幻。
　　何华武，四川资阳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线就从他家乡门前穿过。听着成渝铁路汽笛声长大的他，和很多高铁人一样，心中很早就埋藏着高速铁路的峥嵘之梦。
　　1979年，何华武考入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图书馆里，一份介绍日本新干线的资料让他震撼：时速210公里。他第一次得知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快的车速。中国将来能做到吗？“那个梦啊，只敢想，不敢说呀！当时中国铁路时速只有几十公里。”回忆起学生时代，他感慨万千。
　　也就在那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吹拂。
　　之后20年，公路、水运、民航快速崛起，而在综合交通运输中占骨干地位的中国铁路，却一直低位徘徊。列车平均时速仅为62公里，人均铁路只有5.5厘米。5.5厘米，那还不足一根香烟长呀！
　　一边是铁路运速慢、常亏损，一边是百姓买票难、运货难。中国铁路究竟如何发展？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中国铁路人开始反思，开始奋起，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
　　1991年的一天，一列高速列车从法国巴黎站开出，目的地里昂。一路风驰电掣，时速200公里。
　　疾行列车中，几位学者模样的东方人在兴奋地谈论。他们是来自中国铁道部的工程师，此行目的是考察法国东南线改造情况，何华武就在其中。
　　12年前在资料上了解到的“新干线”速度，这一次，他亲身感受到了。同时感受到的还有外国同行傲慢的目光。这让他们受到深深刺激：“凭什么中国铁路就干不上去，我们要争一口气，用劲追呀！”
　　那个时期，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高速铁路已日臻成熟，中国也开始了对高速铁路的艰辛探索，但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高铁为何物。建设中国高铁之路充满着疑惑、不解和争论。
　　1990年，当京沪高速铁路构想浮出水面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中国要不要建设高速铁路”和“用什么技术修建高速铁路”，唇枪舌剑，持续10年。
　　10年中，不管经济技术底子如何薄弱，高铁建设争论多么激烈，铁路人始终以特有的顽强和执著，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
　　1994年，沈大铁路提速列车的一声汽笛，为铁路六次大提速鸣响了进军的号角。
　　这是追求梦想的冲击，这是迎着希望的奔跑。一次次地加速，一次次地跨越，中国人在奋力拉近与高铁的距离。
　　日，杭州火车站，8060次列车工作人员在发车前将车牌拆下。这天，8060次杭州至嘉兴硬座普客列车迎来最后一班旅程。次日凌晨，全国铁路将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和新的。
　　与前几次不同，这次大提速使中国铁路既有线路速度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繁忙干线提速区段达到时速200公里至250公里。这是世界铁路既有线提速最高值。“和谐号”动车组从此驶入了百姓的生活中。
　　六次大提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期盼：铁路还有没有新的提速？铁路提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是高速铁路！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铁路发展。党的十六大后，以HJT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了加快发展铁路的战略决策。
　　HJT总书记指出，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交通工具，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希望铁路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认清使命，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开拓进取，为加快我国铁路发展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考察的路途中，在行进的列车上，HJT总书记多次抽出时间，听取铁道部的工作汇报。他还主持会议专题研究高速铁路建设和铁路发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发展高铁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多次对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动脉，必须加快路网建设，着力提高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铁路运输能力、质量和效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国外经验，高速列车的研制一般需要花费2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铁路现有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如果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要系统掌握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技术至少需要10年至15年，系统掌握时速300公里动车组技术还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铁路发展等不起！经济社会发展等不起！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道路，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实现中国高铁之梦，最终成为中国铁路人的睿智选择。
　　铁道部党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经过十余年的酝酿，根据几次提速所积累的经验，以破解运量和运力这个最主要矛盾为突破口，在2003年郑重地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构想。
　　让路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快速延伸，让列车在万里铁道线上加速奔跑！
　　梦境太美了，决不能让它破灭！梦的情结太深了，决不能将它丢弃！一次次大讨论，撞击着心灵，开启着视野，也更坚定着铁路人的信念。
　　2004年年初的北京街头，樱花含苞，玉兰绽放。中国高速，就在那一个早来的春天应运而生了。
　　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以大气魄绘就了超过1.2万公里“”快速网。
　　3个月后，国务院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明确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确定了引进少量原装、国内散件组装和国内生产的项目运作模式。
　　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就必须尽快建成一个发达完善的铁路网。这是几代中国铁路人孜孜以求的夙愿，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铁路人的神圣使命。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这样诉说当时的梦想：“要干，就要占领世界高铁技术的制高点；要干，就要引领世界未来铁路发展趋势；要干，就要干出百年不朽之作，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要干，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现实。”
　　那就是像风一样跑呀！
　　中国铁路迎来加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中国高铁驶上了开向春天的希望轨道。
　　从那时起，梦想起航了！
　　追梦——集全球最先进技术，创中国独有品牌，以速度拧干时间水分，实现令人瞠目的中国高铁“三级跳”
　　要想知道高速铁路怎么回事，只需在北京与天津之间往返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你可以先在北京站坐上北京至松原的2589次普通快车，这趟车是11时36分发车，到达天津是13时27分，耗时1小时51分。
　　13时50分再乘京津城际高铁C2042次列车返回，30分钟后就到达北京南站。
　　81分钟的时差，200多公里的速度差，让一个普通人对高铁有一个最直观的感性认识。
　　这样一个速度差和时间差，要用多少年才能补上？对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看法并不相同。
　　2004年，在中国引进高速列车技术时，日本川崎重工总裁大桥忠晴曾这样耐心劝告中方技术人员：不要操之过急，先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再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350公里的技术。
　　在大桥忠晴看来，这已经够快了。毕竟，新干线从时速21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日本人用了近30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人可等不起！从车辆到线路，再到技术，一边引进消化吸收一边自主创新，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跑”了起来。
　　2004年至2005年，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
　　动车组是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涉及动车组总成、车体、转向架、牵引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等9大关键技术以及10项配套技术，涉及5万个零部件，短时间内消化吸收如此纷繁复杂的技术，谈何容易！
　　张曙光受命组建动车组项目创新团队。“我宣誓，我所从事的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团队的成员们仍清晰记得当年在香山的一个宾馆里发出的誓言。宣誓时，每个人的眼眸里闪着泪光。
　　这是团队的力量，这是铁路人的志向。汇集了国内铁路装备设计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的精英人才，怀揣着梦想，涌动着赶超一流的激情，在誓言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每一项细微的技术，都凝聚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艰辛与付出。
　　动车组的乘客大多不会注意，两节车厢连接处外端有一对长条橡胶风挡，看上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在2005年双方联合设计阶段，一些外方技术人员为这个跟我们捉起了“迷藏”。
　　“请问，这个橡胶长条是干什么用的？”
　　“哦，没什么大用，只是为防止乘客从站台上掉下来。”
　　然而，这一轻描淡写的解释却令青岛四方公司的技术人员疑云丛生。
　　“不会这么简单吧？风挡的橡胶标准要求这么高，难道只为防止乘客从站台上掉下？”
　　“哦，这个……应该还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吧。”
　　对这个支支吾吾的回答，青岛四方技术人员还是将信将疑。
　　2006年年初，第一批原型车进厂后，青岛四方的技术人员通过试验分析，发现这对风挡竟然有替代转向架防止列车侧滚的功能。
　　“不管什么部件，什么技术，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才能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青岛四方设计主审邓小军说。
　　三年磨砺，一朝惊艳——140对、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国产动车组，在日，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时首次闪亮登场。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谐号”。中国，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高速列车。
　　郑德润，一位在英国旅居多年的老华侨，在互联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振奋。2007年6月，思乡情浓的他，从伦敦飞回北京，登上开往河南郑州的D133次动车组，专程体验“和谐号”。
　　“我经常在欧洲乘坐高速列车，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高速动车组，太自豪了！这是我多年的梦啊！”一路上，郑德润兴奋不已。到站后，他还站在“和谐号”车头前，照了一张与动车组的合影，“我要拿回去，让外国人也看看！”
　　国际铁路联盟定义，时速200公里以上就可以称为高速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中，中国有超过6000公里的既有铁路干线，实施了时速200公里以上的提速。
　　但，中国铁路人并没有打出“高速铁路”的旗号。“其实，不少人都建议喊出这一口号。”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忆说，“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中国的高铁之梦不会就此停步！我们还有更远的梦！”
　　在时速200公里动车组下线后，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至少要在这个平台上消化、停留10年。但中国人等不了，旋即启动了时速300公里至350公里的动车组研制工作。
　　就像举重一样，到最后就是增加一公斤，也是了不得的事！
　　在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平台上，高速列车可不像汽车加油提速那么简单，时速每提高10公里，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一般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掌握，但核心技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一点，时速350公里动车组牵引电机上一个瓷瓶就是最好的说明。
　　本来，考虑到国内技术未达到标准，牵引电机上一个起绝缘作用的高压端子瓷瓶，事前沟通好要从外国进口。但一些存有戒心的外方技术人员通知：没货。
　　进口不了，就只能自己干。“我们找遍了国内相关企业，最后与温州一家企业联合进行国产化攻关，终于利用国内技术填补了这项空白。”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经理吴顺海说。
　　转向架技术、空气动力学技术、制动技术、牵引传动技术、列车网络控制技术……靠自己的攻关，一项一项地突破，所取得的报告成果有百项之多。
　　仅用两年的时间，中国从时速200公里的平台一跃登上了时速350公里的平台。
　　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几位外国高铁专家登上首趟北京驶往天津的高速列车。“诸位，列车运营时速将达到350公里。”上车后，中方人员介绍道。“350公里？能行吗？”显然，他们对这个速度有怀疑。
　　车窗外，田野加速向后退去，车内显示屏上的速度数字不断上升。当稳定在时速350公里时，几位专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到天津后，面对满桌佳肴，专家们心不在焉，仍沉浸在刚才的迷惑中。
　　如果说，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让中国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时速380公里动车组的研制，将使中国登上世界高铁的制高点。
　　日，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共同研发运营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最高运营速度将比德国、法国的高速列车快60公里，比日本新干线快80公里，节能环保和综合舒适性也高人一筹。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啊！
　　46岁的赵明花，这个文弱的朝鲜族女子，是有20多年工龄的长客股份副总工程师。她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制造中国的高速列车。1998年，她曾主持设计了国内首个动力分散型动车组“春城号”。她有过成功的欢笑，也有过失败的泪水。她倔强、不屈，梦想着：中国人，一定能造出世界最快速度的高速列车。
　　当2009年年初接到铁道部要求研制时速380公里动车组任务时，她彻夜难眠。她深知登顶的艰难，但梦想就在眼前。她要放手一搏！
　　第二天，刚投入研制，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增加牵引电机动力。
　　增加动力，意味着要加大牵引电机体积。而牵引电机安装在列车底部的转向架上，空间极其有限，增加一厘米都很困难。
　　她带着一个几十人的团队，一年中，痴迷一般，反复试验。常常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觉，饿了就吃包方便面。“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眼看就要成功，但一仿真试验还是过不了关。大家流泪了。”赵明花对那段艰难的日子刻骨铭心，“但擦干眼泪，还要接着干。”
　　终于，通过提高电机材料绝缘效果和增强散热功能，在外形尺寸不变的情况下，硬是将电机功率提升了25千瓦，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网络控制系统研制成功，中国动车有了“中国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研究突破，有了“中国脑”；车体加宽0.4米并进行了改造，有了“中国身”；动车头形全新设计，有了“中国面孔”……“和谐号”动车组集合成为“中国名片”。
　　到目前为止，中国动车组已取得累计900余件高速铁路相关专利授权。新一代时速380公里的动车组也将于今年上半年下线。
　　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完全国产化生产时速200公里至250公里的高速列车；自主设计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自主打造时速380公里动车组，成为中国高速铁路集大成之作。
　　三步走，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高铁人的智慧和心血；每一步跨越，回忆起来都令人荡气回肠。
　　高速铁路线和高速动车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决定引进先进动车技术之时，建造自己的高速铁路线就提上了日程。
　　“车速越快，对铁路的要求越高。”何华武说，“高平顺、高稳定”是高速铁路建设的两大关键要求。
　　有砟、无砟，中国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传统轨道都是有砟的，也就是枕木下面垫石砟，而无砟则是将钢轨铺在一个高强度混凝土板上。到底采用哪种技术？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问题，那段时间，铁道部会议室里，科技人员一次次攻关研讨。气氛热烈而凝重。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试想，上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线，一旦技术路线错误，必将导致可怕的灾难。但铁路人的信念是：“个人的荣辱无关紧要，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铁道部曾组织技术人员多次到日本、德国、法国等国考察高铁轨道技术，也在国内短线铁路上做过试验。高铁线路开工前，他们心里基本上有本账。
　　有砟在工程建设期能省钱，但车速越高，列车晃动越剧烈，后期养护需大量投资。无砟可以保持列车的高平、高稳，少维修。无砟成本虽是有砟的1.3到1.5倍，但运营十年左右，这个成本连本带息就都回来了。
　　争论、考察、研究，反复权衡，认真比较，科学判断，慎重决策，铁道部最终决定高铁线路使用无砟轨道技术。
　　但当时，中国并没有现成的技术。铺设无砟轨道，对中国高铁人来说，如同让拉二胡的乐师改弹钢琴。
　　首先是地质沉降问题。高速列车轨道沉降误差以毫米计，标准比F1赛车跑道还要高。我国东西南北线路跨度大，地形复杂，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国外都碰不到。
　　刚刚开通运营的郑州至西安高速铁路90%的线路处于黄土覆盖区，遇雨季就沉降变形。一旦变形，就要毁路重建。国内十几位顶尖院士集中会诊，勘探地形，查阅资料，收集数据，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在地质最为湿陷的地方，每隔大约一米就打下一个水泥土挤密桩。在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的洛阳龙门站，这种长约10米、直径0.4米的桩子足足打下了50万根。
　　“洛阳龙门站路基有8米多高，打下这些桩子和灌浆后，你要想在上面钉个钉子都不可能。路基面就像大理石一样光滑，甚至在上面可以滑旱冰。”中国铁建铁四院副总工程师、郑西高体设计负责人郭志勇说。
　　不同于普通铁路，高速铁路线路常常要飞架空中。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速铁路桥梁总长占到全线八成以上。桥梁选型，至关重要。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东风马蹄疾”。负责攻关的郑健常用这句古语激励自己的团队。2005年大年初二，铁道部一声召唤，全国桥梁工程设计、施工、装备研发各路专家迅即从四面八方云集北京，集中攻关。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试验论证，他们优选出32米简支梁、桥架机架设为主的技术方案，创造出制造、运输、架梁等一系列新技术，解决了高铁建设中久拖不决的大课题。5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的场景在郑健的脑海里依然是那样清晰。
　　线形问题、道岔问题、精确定位问题……“技术的问题可以快速提高，但是必须爬的台阶一个都不能少，都要我们自己创造。”何华武说。
　　“列车时速上升到350公里，车厢内水杯的水几乎纹丝不动！”如今，中国高速铁路“高平顺、高稳定”性能得到了国际同行一致赞叹。
　　通信信号，是高速铁路指挥控制系统。这项技术不在转让之列，京津城际铁路使用西门子技术，花去19亿元。而面对武广高铁，西门子又开出64亿元天价。
　　受到刺激的高铁人，决定自己干。2007年年底，铁道部成立了攻关组。
　　在浓厚的春节年味中，20多名专家离开了家，集中到北京西站附近一幢大厦里攻关。2008年大年初一，他们回家吃顿饺子就又回来埋头工作。
　　仿真实验室很快搭建起来。专家们像开足马力的发动机24小时分班运行，轮回进行模拟试验，查找问题，修改数据，再回归测试。
　　铁路上有落物怎么办？控制系统能提前觉察，自动发出信号，那段轨道信号就变成红颜色。
　　列车在距离障碍物6公里外就接到故障信号，自动停车。
　　钢轨出现裂纹，信号会自动检测，变成红色，列车自动停止。
　　4000多个场景仿真试验模拟完成后，他们把控制技术用到武广高铁试验。
　　谁知，系统装上列车后，失灵了。车上空调、发电机等，对控制系统造成干扰。专家们又回到北京仿真实验室，边查边改，边改边查。
　　试验，修改；再试验，再修改……经过上百次反复，这套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无线列控技术终于开发成功，运用到武广高铁上。
　　如今，武广高铁线上的动车组已累计高速奔驰300万公里，故障率仅为十万分之四。这是一个国际一流的数据。
　　5年面壁，终成正果。“车、路、信号”这个庞大的高铁体系技术平台，就这样奇迹般地被中国人搭建起来。
　　拥有一代，投放一代，研发一代，今天，中国高铁正以强者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织梦——凝聚、团结、协作，让分散的手指攥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人们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对高速列车并不适用。
　　高速动车组的动力，由分布在车厢底下的电机提供，每节车厢运行中都要出力。正像中国高铁的创新团队一样，是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紧密组合，迸发出巨大的集体力量。
　　实现高速之梦，谁来领跑？中国高铁缘何跑出如此之多的“世界第一”？
　　“铁路主管部门充分利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主导了自主创新的‘高铁模式’，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一个成功的探索。”具体负责高速列车技术引进的张曙光说。
　　让时针拨回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发展中国高铁的重大决策后，引进世界一流技术的大幕拉开了。
　　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四家世界高铁技术的巨头，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些巨头公司，年销售额都在1500亿美元，而国内最大机车厂，销售额不过几十亿元。小鱼如何和大鳄打交道？”张曙光回想起当年跌宕起伏的谈判细节时说，“我们的底气在于能够让企业抱成一团，组成‘中国兵团’，统一对外。”
　　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引进技术，往往单打独斗，被各个击破，最后付出很高代价，核心技术也没有拿到。”
　　铁道部下定决心：中国铁路运输市场，任何一个车，任何一个配件，都不能分割，35家机车车辆厂和各路局都是一家人。
　　“铁道部统一组织对外谈判，统一向企业下订单。面对攥紧的‘拳头’，任何一个国际巨头要挤进中国市场，必须技术全面转让，必须本土化生产，必须打造中国品牌，必须价格合理。”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谈判——
　　德国西门子公司兴趣浓厚，充满自信，开出了天价：每列原型车价格3.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直到招标前一夜，西门子仍不肯让步。
　　作为铁道部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曙光坚定地说，如果原型车价格不降到2.5亿元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不降到1.5亿欧元以下，肯定出局。
　　西门子首席谈判代表耸耸肩，自负地反问道：“可能吗？”
　　次日一开标：西门子出局，阿尔斯通、川崎、庞巴迪中标。随即，西门子股票狂跌，谈判团队被集体解雇。
　　第二年，西门子再次竞标时，不仅原型车每列价格降到2.5亿元人民币，还以8000万欧元价格转让了关键技术。
　　仅此一个项目，就节省了9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成本。
　　就是靠这只攥紧的“拳头”，我们牢牢掌握了谈判的主导权，用最低的成本引进核心的技术。
　　也是靠这只攥紧的“拳头”，加快了创新的时速。清华大学教授、空气动力学专家卢强院士感受颇深。
　　那是2007年初春的一天，料峭的春风还未将田野吹绿，胶济线上一列动车组里的气氛，却已热烈如夏。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学者，眼眸里闪烁着兴奋的光彩。
　　中国铁路进入第六次大提速试车阶段，铁道部邀请了由清华大学校长带队的几十位教授参加胶济线试车，卢强院士也在其列。
　　当列车时速达到250公里时，教授们一阵惊呼。
　　站在张曙光身边，卢强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飞机起飞时速也就在300公里，一拉操纵杆就上天了。动车组时速已是250公里了。”卢强说到这里有意顿了一下，意味深长。
　　张曙光笑了：“和飞机一样，高速铁路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刻不容缓。”
　　“正是这个意思。”遇到知音，卢强更加兴奋了。
　　“我们正想开展这个项目的研究。卢老师能不能牵头组织一支队伍？”
　　“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张曙光郑重地说。
　　一回北京，卢强立即起草高铁空气动力学特性研究大纲，两天后送到张曙光手里。
　　两天后，卢强收到铁道部的立项课题书。
　　还是两天后，经过铁道部、科技部和清华大学批准，课题正式立项！
　　立项后第二天，卢强牵头的研究团队就成立了。团队成员集中国内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们来自清华、北航、北大顶尖级高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和铁道部的相关企业。
　　攻关的日子里，来自五湖四海的专家成了“一家人”。
　　“这样的研究方式保证了不走弯路，保证了科研成果最快转化。”卢强说。
　　到底有多快？
　　从气动力学角度出发，他们研究发现，高速列车受电弓的功率损耗占整车损耗的14%，动车车厢的一些装饰性制作也不利于节能，在向铁道部提交科研成果时，就把这个问题也写了进去。
　　看完报告，张曙光直奔南车车辆制造厂，在那里他要求，把所有原来从美学观点出发的装饰物抹平，再请卢强组织科研力量精心研究，优化了受电弓的形态。张曙光告诉卢强，他们的研究成果降低了高速列车动能损耗的7%。
　　7%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国少烧煤千万吨以上。”
　　这个7%，是空气动力学特性优化的结果，更是政府牵头组织、产学研协作的结晶。
　　一个车轴，究竟该承载多重的车体？
　　解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凝聚了全国几百个顶尖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青岛四方公司在引进日本川琦技术制造动车时，按照设计要求轴重为14吨。
　　提速试验时，车体震颤，脚底发麻。轴重轻，列车“包袱”少，才能跑得快，这是高速列车的公认方向。但过轻，车体就会发飘。
　　轴重应该多大？
　　从2007年6月开始，青岛四方进行了大量仿真试验，但不得其解。
　　铁道部会商后提出，要整体考虑空气动力、噪声、振动等因素，做到系统最优，而不能只盯着轴重一点。
　　思路打开了。他们请来了国内结构、流体、振动等方面几百名专家，联合中科院力学所、西安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噪声实验室等集体攻关，进行一次次仿真试验，在对比中选择最佳设计。
　　2007年年底，项目攻关取得突破，当月下线的首列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轴重变成15吨，问题迎刃而解。
　　从14吨到15吨，一吨轴重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联合的力量。
　　为了共同的高铁梦，祖国一声召唤，50多名院士来了，15万名研究人员来了，600多家企业来了，他们汇聚一起，心相连，手相牵，创造了高铁自主创新的惊人奇迹。
　　释梦——奉献、执著、忠诚，让高铁精神凝聚成推进速度的强大力量
　　“在350公里时速的幸福中，
　　你最想收藏哪一个
　　是30分钟120公里的路程
　　还是进进出出一车厢的欢笑
　　不，都不是
　　我最想收藏眼镜片后面
　　由图纸到钢轨、道钉
　　再到今天一声汽笛长鸣的那一滴珠泪”
　　——这是对中国高铁人饱含深情的赞颂。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们像钢铁，沉默而坚强；有人说他们像黄牛，苦干而执著；有人说他们像腊梅，敢于挑战苦寒；有人说他们像蕙兰，幽幽中独吐馨香。应该说，他们集这些品质于一身，忠诚于国家，胸臆间饱含热忱；他们投身于事业，心灵里充满激情！
　　那是一种痴情，一种高铁精神！
　　每天深夜，从单位加班回到家里，何华武总要悄悄地走进卧室看看熟睡的妻子。
　　自2004年任铁道部总工程师以来，他好像就没有一天正常下过班，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周末。他的妻子患胃癌已经有三年多了。病痛、手术、化疗，让她虚弱不堪。高铁项目上马后，何华武的工作更忙了。儿子上大学不常在家，妻子少人照料。
　　同是师的妻子对他的工作十分理解，她知道高铁对国家意味着什么，高铁也是她的梦。
　　“华武啊，国家给你一个干高铁的机会不容易，你要珍惜呀。我自己能行。”每当丈夫不放心时，妻子拉着他的手叮咛着。何华武咬咬牙，继续埋头在高铁设计工作中。
　　“您不关心我也就算了，可妈妈身体不好，您再忙也得关心一下吧？”儿子曾有埋怨。
　　“儿子，爸爸干的是大事，你以后就理解了。”何华武这样解释道。
　　加班，出差；出差，加班。何华武忙得连对妻儿歉疚的时间都没有。妻儿已经习惯了。
　　2008年6月，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前的一次试车中，心存歉疚的何华武把妻子扶上了车。
　　列车开动后，她的心随着速度的攀升而激动。时速350公里的“和谐号”，让她感受到了“高速”的真正含义。她为丈夫自豪。
　　“华武啊，咱值了！”下车时，妻子紧紧握着丈夫的手。也就是在此刻，何华武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北京南站、武汉站、广州南站、上海虹桥站……那充满现代动感的线条、气势磅礴的风格，让很多外国人交口称赞。每每提及这些他设计的新型客站，郑健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眼睛里流溢着疼爱。
　　为了实现自己的设计理想，为了让车站真正屹立百年，温文尔雅的郑健，常常背着自己制作的宽幅挂图，不辞辛苦地游说着、争取着，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决不肯放过哪怕丁点缺陷。
　　在他眼里，高铁沿线的车站，就如一颗颗明珠，聚结着他的人生价值。除了工作，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对他放弃几十万元年薪职务，在这里啃硬骨头，有人不解，他淡然一笑：“你看看北京南站，体验一下京津城际铁路，就会理解我的快乐。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高铁人！他们用自己心血编织梦想，用生命追逐希望，奉献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奉献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
　　“这个项目，比天大，比命重。它关系到国家利益和荣誉呀！”无论是高级科研工作者，还是最普通的工人，报效祖国的信念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个高铁人的心里。
　　一列动车组有5万根导线，10万个接点，全部要用手工连接。看似简单，但对于接线工人来说，就好比神经外科医生做手术，如果有一根神经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病人残疾，动车组有一根线接错，就可能出现车毁人亡的大事故。
　　接线工人高向丽，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她当接线工仅一年半，就成为唐车公司“万根接线无差错”第一人。在车间，她常常静静地或坐或蹲在车头，心无旁骛，面对狭窄的开关柜和错综复杂的线缆，捋线，核线，接线，剥线……巧手翻飞，保持这种姿势一干就是10个小时，“腿脚发麻，直不起腰来”是经常的事。
　　“很多人问我怎样实现万根无差错的，我也说不好。我是个接线工，但干的也是高铁的大事业，干了就要干得最好。”
　　从一个开关柜到另一个开关柜，不知多少万根线缆经她的手形成一道彩虹般美丽的弧线。
　　外国人弄不明白，中国高铁建设靠什么创造出这样的高速度？
　　中国人清楚，靠的就是这股拼的精神。
　　武广高铁董事长王志坚，曾经建设京津城际铁路，后来又转战武广高铁。两条高铁干下来，瘦了二十几斤。
　　京津城际建设近两年，工地离北京的家并不远，他在家的时间不足10天。他也思念妻儿呀，但肩上的担子已使他与铁路紧紧相连。
　　“1000多公里的武广高铁，外国人要干十年，我们只用三年半的时间。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不惜命地干。”
　　外国专家一般工作八小时就休息了。但中国高铁人工作没有时间概念。
　　武广高铁联调联试阶段，正是夏天，白天试车，晚上他们打着手电找问题点，在野外被蚊子叮得满身包，没人叫一声苦。
　　有一次，在试车时，发现有两根钢轨没有焊好。他们又按规程，从南到北，双线4条长达4000多公里的钢轨，1万多个接头，硬是一口气逐个查了一遍。
　　王志坚有一句口头禅：“忠诚比能力更重要。”在他床头，有一个笔记本，每天都要把遇到的问题细细记下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半夜惊醒过来，还要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
　　对高铁的痴情，对速度的梦想，是高铁人无穷的动力源泉！
　　忻力，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变流器首席专家。
　　2009年元旦过后，正是时速380公里动车的变流器设计关键阶段。变流器，是决定动力和速度的核心部件。那段日子里，已年过五旬的他不分昼夜地坐在电脑前，进行变流器设计，盯着屏幕上上千张图纸反复研究。
　　3月中旬，他觉得看东西模模糊糊，眼眶灼痛。工作忙，没顾得上去医院。一个月后，情况更严重了，在同事们的劝说下，他才请了半天假去医院检查，一测量，双眼视力从原来0.8下降到0.4。他被确诊为眼角膜发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长期电脑紫外线灼伤所致，建议休息，绝不能再看电脑了。
　　但是，设计正处于关键阶段，不看图纸，不用电脑哪行啊？！
　　忻力开点眼药水，又回去上班了。
　　一个月后，他的眼睛再度发炎。由于工作异常繁忙，他连医院也不去了。后来撑不住，到医院一检查，视力降到0.2。他不得不把过去300度的眼镜换成了700度。
　　几次反复发炎，忻力的眼疾如今已非常顽固。左眼视力降到0.2以下。医生说，恢复视力已不可能，发展下去，还有失明危险。
　　忻力笑着说：“没关系，就是失去一只眼睛也要工作。”
　　从0.8到0.2，这失去的0.6再也找不回来了，但为了中国的高铁事业，他无怨无悔，无悔无怨！
　　中国高铁这样神奇的速度，不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不是任何人施舍给我们的，是中国人自己拼命干出来的——
　　那一列列奔驰的列车，永远铭刻着中国高铁人对事业的激情，对国家的忠诚，对梦想的痴情！
　　在那抹银白如电飞逝的刹那，人们分明又看到了那曾在茫茫戈壁上盛开的蘑菇云，分明又听到了那曾于浩瀚太空中中国人问候世界的声音，分明又感受到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科学求实、兼容并蓄；自主创新、赶超一流；忠诚祖国、拼搏奉献。中国高铁人用这种精神诠释着他们对梦的渴望、对梦的执著、对梦的深情。
　　那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那是让中国人永葆活力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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