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洞评】子进村了，“小心地雷”！
　　按理说，省会城市的绝对市中心，文教卫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具有一定示范效应的，然则现实却是，当你出门逛街或遛弯锻炼，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上一堆狗屎，特别是在晚上距离路灯较远的阴暗处。市中心人多狗也多，晚饭后人喜欢遛弯，够和狗主人也喜欢遛弯。往往是在狗主人所到之处，一堆堆狗屎标示“到此一游”。
　　前些年感觉狗屎还不是很多，近些年来则感觉明显地不一样了，踩上狗屎的几率大大提高，大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之感。红片《地雷战》中当年的日本鬼子还是很幸运的，“小心地雷”也就那么一颗颗，而如今如果你稍微留意就会发现那地雷几乎是遍地，而且还没有了“小心地雷”的标示。呜呼哀哉，行走于省会城市的绝对市中心却有昔日之鬼子进村的感觉。
　　既然是遛弯锻炼的，注意力自然不可能始终都在脚底下，一不小心就踩到了狗屎，锻炼的心情遛弯的心情一下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恶心！爱心人士喜欢说：发挥发挥爱心嘛，谅解谅解嘛，谁家狗狗能不吃喝拉撒呢？而理性人士就会发问曰：狗不懂遵守社会公德，难道狗主人也与狗同等见识吗？呜嘎嘎！一般的理解是这样的，养狗人带狗出来遛弯的时候如果狗狗拉下了，就自觉收拾干净就好了。而其实，即便狗主人都很自觉，能收拾干净吗？绝对不可能！更何况，相当一部分狗狗和狗主人出来遛弯，就是为了拉屎撒尿的，他们讲究不让狗狗在家里头拉屎撒尿。很明显，这里的道理就讲不通了。你我他有自己的小家，你我他也有公共环境大家的家，狗主人不让狗狗在家里头拉屎撒尿，却让狗狗在公共环境大家的家里拉屎撒尿，这合适吗？你既然爱狗狗养狗狗就应该让狗狗在自己家里头拉屎撒尿。让狗狗拉屎撒尿在公共环境大家的家里头，甭说你没有收拾，即便是收拾了，而且收拾的算是比价干净了，那也是恶心了人家们大家的。因狗粉之爱狗人士仅仅是人群之中之一小部分，你爱狗你狗粉别人也必须陪上你一起不成？
　　前些天，有人爆料称，在重庆某餐厅发现一对母女吃饭与狗同桌，最奇葩的是，该母亲用餐厅的筷子给宠物狗夹菜吃，狗舔过不吃的食物，自己一口就吃下去，被狗狗舔过的瓶口可乐，女儿随手就拿起喝了几大口。“幺儿来闻下，想不想喝嘛!”“奇葩的是那两娘母好像习以为常，照样吃饭。”“爱狗之心能够理解，但在公共场所将人用的碗筷给狗用，既不雅观也不不卫生嘛。”你接受与宠物狗共用碗筷吗?“虽然我也喊狗狗幺儿，有好吃的也分享给它，但从来都是放在它专用的狗碗里，和人一起吃太脏了。”“完全不能接受，想想都觉得起鸡皮疙瘩。”“动物身上通常携带有大量弓形虫、包虫等寄生虫，人若不慎感染，可能导致肠胃疾病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应避免同吃同睡。此外，抚摸宠物后要用肥皂洗手，最好常用消毒液给家里消毒。”有提醒曰：亲情友情等情感缺失或对人生没有正确价值取向，容易导致人对宠物的过分宠溺。饲养宠物应考虑到社会文化公共卫生他人感受等因素，不要模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
　　人要吃喝拉撒，狗要吃喝拉撒。理论上说，如今之人类社会中，人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狗狗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你说狗狗是畜生不好控制，这要看怎么理解。一方面，据说狗狗特懂事，神马时候神马地方拉撒都有讲究的，主人完全可以训练；另一方面，千万要切记的是，狗狗（其它宠物也一样）之言行就是狗狗主人之言行，否则，狗狗要死了路人，你让狗狗偿命，像话吗？如果狗主人授意狗狗咬死人，本质上就是狗主人谋杀的，把狗狗舍出去就完事也太过无耻了吧？同理，狗狗咆哮了就是狗主人咆哮了，狗狗咬人了就是狗主人咬人了，狗狗吓着人了就是狗主人吓着人了，狗狗拉撒了狗主人拉撒了。如此，法理上才说得过去！当然这是理论上如此，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但至少我们看问题应该这样去看。
　　与狗同桌吃饭，用同样的餐具，这饭店别人还去不去了？你自己养狗拉撒到自己家里不好吗，非要拉撒到公共空间来恶心大家伙儿？尽管难免也有一些人在“踩了狗屎”之后真的“走了狗屎运”，但毕竟，臭狗屎就是臭狗屎的，有谁本心就愿意去踩呢？特别是有曰：“穿新鞋不踩狗屎！一般而言，除了在田里头缺肥料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捡狗屎，甭说踩到了，看见否恶心。你说这狗屎是应该拉在狗粉家里头，还是应该拉在公共空间？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之狗屎路面上行走，不走狗屎运恐怕很难。
　　鬼子进村了，“小心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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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舞功利、自私、盲从、空虚的本质，注定其正能量枯竭匮乏，负能量暗流涌动。在广场舞尚未蔚然成风的“气功热”年代，木心先生就痛斥道：“中国的公园，许多老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而广场舞恐怕将这种“穷凶极恶”发展到了极致。　　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为了摆脱臃肿难看的身体，为了凑热闹集体任性撒野，为了多活两年的原始愿望，大爷大妈们选择了广场舞。她们不在乎空间是公共的，不在乎噪音是扰民的，不在乎动作有多么轻佻低俗，不在乎举止有多么老而不尊，不在乎抢地盘打架有多么粗野荒诞……只在乎能扎堆、能乐呵，能群魔乱舞，能秀存在感。
　　李光耀曾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几乎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罪恶。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 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 “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正因为“乌合之众”从来都没有责任主体，所以作恶从来就不单打独斗，往往是集体行动的原因。　　道德，只适合君子，不适合小人，即使是道德修养再高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不能确保他永远处于君子状态。说教，可谓莲花朵朵开，开出来只是舌底浪花，于事无补。　　道德只是自律，适合君子，不适合小人，道德防线是自我防线，往往不攻自破；法律是他律，适合君子，也适合小人，法律红线是社会底线，谁都不能践踏。　　中国与其培养有道德的公民，不如多培养知法守法的公民。
　　师姐开饭馆。两大叔用餐后拒绝买单，跟师姐诉苦说：“我们做体力活的工人不容易，不像你们开饭馆赚钱那么多，这次就算了吧”。师姐果断拒绝。旁观的“圣母心”客人指责师姐说：“你这老板娘真是的，人家打工容易吗，你就当做好事不行吗？”师姐回：“那你给他们买单？”“圣母心”不说话了。　　前几天去医院被插队好几次，我在朋友圈吐槽总插队那人“又穷又丑又不守规矩”。旋即被教育：“你应该理解弱势群体的无奈”“你该做的不是在这里发什么朋友圈刷存在感，而是心平气和拿出你所谓的高素质引导他们”等等。我呵呵，被插队了吐槽都不行，必须得当场理解和认同。　　一师兄坐地铁，被一中年妇女踩了却被骂“瞎”。师兄理论，对方开打，师兄报警。警察了解情况之后，竟然对师兄说：“她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忍心跟她动手？”师兄说：“她打我，我就正常防卫”那警察说：“她再打你能打多疼，你还手一下她能受得了吗？”师兄无语，结果是他赔点钱了事。　　2.　　类似案例，三天三夜说不完。“圣母心”泛滥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你强你理亏”“谁穷谁有理”“他多不容易”“你牛你不该”等等琳琅满目的道德绑架层出不穷。　　“圣母心”评定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制度，法律，规则和基本共识，而是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学历背景，家庭出身等等。哪一方各方面条件更强，哪一方就是过错方，就应该承担纠纷责任和负面结果。即“谁弱谁有理，你强你担责”。　　在圣母心看来，即便在纠纷中弱者是过错方，甚至应该负全责，但是强者一方也不能有权益维护，补偿索取，表达不满等等合理合法的权利和情绪诉求，而应该在第一时间包容理解，体谅同情，甚至要思考其伤害你的历史社会诱因，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况，以及帮助他们建立完善的道德行为规范。否则，就是“仗势欺人”，“为富不仁”，“恃才傲物”等等。哪怕纯粹的情绪发泄，都可能被打上“歧视”“霸蛮”的标签。　　很多人基于法律和道德的最起码的正当诉求，都被“圣母心”们大加挞伐，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各方面条件更优越，他们便不能有正当的权益维护和情绪发泄。“你凭什么索赔，你开的是宾利”“你为什么要赔偿，你又不是缺钱”“你吼什么吼，小孩子也不是故意的”“你有什么资格投诉，你又不懂他们多辛苦”。　　更有甚者诸如“被某个违法交规的电动车把车子刮了，为什么要发朋友圈吐槽呢？你难道不该思考一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和历史成因吗？”“那些人贩子拐卖妇女，为什么要判重刑呢？你难道不应该体谅他们也是贫困人家走投无路吗？”“那个开水浇顾客的服务员，为什么要对他法律制裁呢？你难道不应该体谅他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未成年人吗？”　　总之，在“圣母心”的眼中，一切是非对错和法律道德，都应该让位于对弱者无条件的包容，同情和理解，以及帮助，鼓励和引导。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　　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圣母心”给受害者增添了二次伤害。“圣母心”让本就因违法违规的受害者，再次遭受舆论暴力以及舆论暴力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圣母心”纵容和宠溺着人性中的丑陋部分。“圣母心”用“强弱贫富”掩盖了“是非对错”，让为非作歹有了“道德筹码”，也让懈怠行政有了“民意借口”。　　一切圣母心都是绿茶婊。“圣母心”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圣母心”扰乱着价值判断，践踏着法治精神，模糊着道德边缘，撕裂着社会共识。　　圣母心”们认知问题，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逻辑和实证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情绪，冲动和直觉基础上。他们往往是有一个破碎的逻辑，配合上几个凄惨的故事，然后形成一幅对社会扭曲的认知，便对他人进行野蛮的裁决。　　“圣母心”们选择立场，往往不是基于社会公义，而是基于个人境遇。很多“圣母心”与违规违纪者的各方面境况相似，同时也是一个不尊重规则的人，便有着强烈的“角色代入感”，他们摇旗呐喊的潜台词就是：“以后我也会这样违规，你不能骂他，所你更不能骂我，社会要包容我原谅我纵容我。”　　“圣母心”们获取快感，往往不是源于解决问题或者“弱者被保护”，而是源于优越感和虚荣心。很多“圣母心”觉得自认有过人的“道德”和“理性”，并且要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拔刀相助”表演出来。他们只想传递这样一个讯息：“我能懂你们所不懂，容你们所不容。给我点赞，向我学习，我最棒。”　　“圣母心”们自己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却栽赃别人。“圣母心”们将“穷”“弱”等境况同“不守规矩”等负面言行建立起“理所应当”的联系，认为“人弱就可以无礼”等。然而，这自以为是的“正义”，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没有任何视角下的弱势群体整体上会认同自身的短板可以被天然看做某种道德缺失的源头和理由。　　“圣母心”们只是在外围摇唇鼓舌，一旦身临其境则逃之夭夭。他们指责当事人不能够包容，体谅和牺牲，然而当这种牺牲和奉献落到自己头上时候，他们则搪塞躲闪。比如“天津爆炸案”后的马云被逼捐，网上谩骂马云不捐款的人被问及自己是否捐款的时候，则闪烁其词，说“马云有钱我没钱，我捐那点也算不了什么”。　　“圣母心”们牺牲着别人的情绪和利益，维系着自己的优越感和表现欲。比起弱势群体和受害者的得失和利于，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言行是否获得了点赞。他们将一切规则，情怀，道德当做道具，鼓吹牺牲，歌颂包容，围攻维权，指摘情绪，通过打压他人的利益和情绪，来展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眼界”和“胸襟”。
　　@丑恶权利
08:01:22　　李光耀曾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　　-----------------------------　　中国人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这不是由惰性，是由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反讽。“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丑恶权力的跟帖很不错。
　　好帖！
　　【顶上功夫】【国人长假国外疯狂扫货】中国人真的那么有钱吗？人均GDP排在世界第80几位，人均收入不及马来西亚，离中等发达国家都相差甚远，凭什么买遍全世界？功夫分析主要原因是：1、中国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能去国外扫货的正是这些人，因为人口基数大，中国的这些“少数”，在其他地方也会显得多。2、中国税收高，物价高。3、中国制造等于中国滥造，产品质量低劣。4、RMB对内贬值对外却升值，海外消费更划算。总之，出现这种经济怪像，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相反是中国政府收刮无度、执政无能的结果，是作死的节奏！　　
　　【拍案尖笑2725】问：为何中国在世界上朋友很少？答：因为中国强大了别人嫉妒。问：总说南沙和钓鱼岛被别国占领，为什么不打？答：我们还比较落后经不起折腾。问：那为什么办公楼如此豪华官员如此奢侈？答：因为我们富裕了。问：为什么不把百姓看病的负担减轻？答：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感谢日本人，你们给中国员工一份体面的遣散费】松下、西铁城等日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但对中方员工的安置颇为厚道。网友晒岀浙江慈溪的日精电子给员工的遣散费如下： 工龄10年的15万， 工龄1.5年的2万4， 工龄3天的，7000零几块。 包括失业保险金，由公司预支付给员工。---想想九十年代国企下岗工人几百元一年买断工龄扫地出门，情何以堪？
　　zan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沿海的私人渔船呈越来越多之趋势。那时候，隔年代培育出的中朝友谊余温尚存（1960年代的中朝关系很紧张），中国渔船到了朝鲜海域和岛屿，是不大受限的。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改革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话不假。既然是解放，胆子就大了起来。被“解放”了的个别渔民，登上朝鲜岛屿，要么祸祸人家的女人，要么祸祸人家的东西......偶尔为之只是口碑很差，但久而久之对方便忍无可忍。于是，中国渔民在朝鲜领海受限的程度便被朝方逐渐升级，到了中韩建交，几成水火不容之势。（鉴于此，中国边防等部门加大了对中国渔民的边防安全教育力度。）　　朝鲜边防（一定程度上含边民）乃至更高层对中国渔民的不喜欢，大致来源于此——不妨换位思考一下，若是你摊上一个总来祸祸你的邻居，你会喜欢他吗？　　事过多年，有深刻的爱国人士说，朝方抓中国渔民的小辫子，还不是因为中韩建交而“为赋新词强说愁”？　　这就得讨个说法了：是朝方“强说愁”还是中方渔民自己“愁”？换言之，是谁给了朝方“强说愁”的口实呢？　　不少跟朝方渔船有过交往的中方渔民在闲聊时，总会把朝鲜人当成他们调侃的对象，言语之间充溢着对朝鲜人的各种不屑和看不起。不知这些渔民想过没有，朝鲜人的寒酸和自由度差，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吗？你扔下要饭碗没几天就去打朝鲜这个“花子”，往小了说，是小人得志；往大了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在思言行上的具体化——这帽子扣得有点大，但事实如此，不扣都不行——只要是我比你强了，哪怕是强了几天或强了一点点，我就有取笑你看不起你的资本，甚至凭借这样可怜的资本恃强凌弱（这话可能重了些）。　　朝鲜人对中国人的不喜欢也表现在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不认同。　　历史上，在多个朝代，朝鲜都是中国的属国，按说中国传统文化无论良莠都该在朝鲜人身上有所体现。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我还是说海上的事儿——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的渔船在出海作业时，女性是被严格禁止上船的，说是为了辟邪。而朝鲜却不，朝鲜女人不但要上船，而且还担任着重要角色：做饭甚至捕捞。因为在朝鲜传统的社会分工理念中，女人是主要的劳动力，男人则更像是家里的大爷，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完全相悖。跟朝鲜船只打过交道的中方渔民甚至传出：朝鲜女人要上船陪着船长睡觉，一个不行，左拥右抱才好......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窥一斑见全豹，朝鲜对中国的不喜欢（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朝鲜人不喜欢中国人的概念了）甚至抵触，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而在现实，更是有着直接的体现。
　　安利的故事从未听说过，哎，现在真是变着花的夸傻傻的歪果仁，变着大花的贬低精明的中国人，你说都是人类，为毛歪果仁就没有坏人呢，合着全宇宙的坏银都聚集在我的祖国了??　　
　　狗与狗主人在法律上如何确定它们的关系？　　比如：狗咬了人，车子碾压了狗，如何索赔，如何确定狗与狗主人的关系？
　　【王大麻子】@a木偶 ：查看了一下几个大贪官在位时的言论，都发现有几个共性：都仇视网络；都制造敌对势力；都惧怕外国媒体；都反对普世价值；都强调个人修养；都高调反腐倡廉；都强调颂圣；都强调为人民服务；都树立自己道德形象。
　　@老山羊吃嫩草
20:11:42　　狗与狗主人在法律上如何确定它们的关系？　　比如：狗咬了人，车子碾压了狗，如何索赔，如何确定狗与狗主人的关系？　　-----------------------------　　很简单，　　狗咬了人，按照狗主人咬人来处理，狗主人负全部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车子碾压了狗，情况就正好相反，狗主人怎么能不管好自家的狗狗呢？让自家狗狗在公路上街道上乱跑，明显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正常的交通秩序。如果说要有个赔偿的话，也是狗主人要给车主赔偿，车主受惊了，车被污染了，而不是相反。需要把握的一个核心要点是，不管是谁之狗狗，都是畜生，而不是人，绝对不能赋狗狗以人格！否则你的思维就会因赋狗狗以人格，而狗粉化畜生化，而与现代人类文明不互容。在老电影《平鹰坟》中，赋鹰以人格，人为鹰披麻戴孝，利益集团“权钱色狗”之至极反动可见一斑。　　如此才显现法律的人性化，否则就是法律的狗性化。
　　本店铺主营男女服装，优恵多多，有意购买的
　　【狼评天下2015】【放水经济学】只要GDP增速往下掉，多数专家不会说点别的，均建议央行放松货币政策，赶快印钞放水。在他们眼里，印钞放水成了稳增长的惟一灵丹妙药。2000年，我国M2约为13万亿，2015年9月，M2猛增至135万亿。短短15年时间，M2猛涨了10倍，年均增长66%！如此丧心病狂地印钞速度，正常国家无人出其右！ @陈茂来-
　　居居的狗叫囡囡，问她老公怎会有狗虫进到妻室，无语　　
　　我是一名空姐，相信大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飞机上遇见熊孩子了。那天一个孩子约4岁，一直踢前面座椅的靠背，时不时还嗷嗷叫。熊家长象征性说了两句就放任自由了。被踢靠背的小哥回头狠狠瞪了熊孩子一眼，熊孩子吓哭了，熊家长立马说：你和孩子计较什么？等你有孩子了......小哥说：我有孩子。我为自己生的孩子凭什么让大家都宠着？你孩子是为大家生的？。。。简直大快人心！遇到这种孩子我只想说“我要上交国家”。　　这还不算最糟的。日某航班上，一名空姐前往呼唤铃处，发现是一对家长抱着5岁左右的孩子嬉闹，孩子闹着要飞机模型，家长遂叫来空姐，这名空姐刚一蹲下解释，这孩子照准空姐脸上就是一耳光。家长不阻止反而笑嘻嘻的说别跟孩子计较.....
　　再看看今年的2月7日，一孩子落地期间一直这样躺在地板上——空乘人员上前劝阻多次无效。周围有旅客斥责家长，家长回应：请问你是母亲吗？就你这个口吻我断定应该不是。作为母亲哪里会让自己孩子这样躺着呢，都是迫不得已，我也是迫于无奈，孩子要不就这样躺着，要不就要闹，你说怎么办？　　其实作为空乘好意提醒并非是因为这样躺在地上不雅观和不干净。更重要的是落地期间危险系数增加，孩子必须固定在座椅上绑好安全带，否则发生紧急撤离事件，您的孩子不是被摔死，就是被踩死，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每每有人吐槽熊孩子，看周围善意提醒的人就可以自动把当家长的和没当家长的拉开一条楚河汉界。有孩子的基本只有一句话：等你有了孩子....　　而这恰好也是这几年飞机上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总有人语重心长的以过来人身份告诉你：等你有了孩子……前两天刷屏要判人贩子死刑的，也是这群人，但凡有人跳出来说一句人贩子一律判死刑不合理，这群人立马怒不可遏：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如果要评我最讨厌的十句话，“等你有了孩子……”绝对可以问鼎top3。前两天有篇现象级文章叫《你弱你有理》，“等你有了孩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再没有比这更无耻的强盗逻辑了。　　家长爱孩子我可以理解，觉得自己的小孩全天下最漂亮最聪明也很正常，问题是你怀的又不是龙种，生下来就黄袍加身，全世界都得让出一条血路。事实上，你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可爱，别人也不是圣雄甘地。你的孩子在安静的机舱哭闹，在你看来悦耳，在别人那里就是骚扰，你的孩子在飞机上乱拿别人东西，你觉得只是淘气，可是在别人看来这就是没有家教。而且在空中随意走动如有颠簸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晴天颠簸毫无征兆，成人尚且不能控制，何况孩子。　　有了孩子，代表你的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你要为人父，为人母，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你应该变得更强大，为你的孩子遮风挡雨，给他做人的示范。怎么到了中国的爸爸妈妈这里，就自动把自己降到了处处需要被同情被理解被关爱的特殊群体？　　有了孩子，就可以停机坪随意大小便，纵容小孩捣乱破坏，还一脸无辜：等你有了小孩就明白了，小孩子是不受控制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美国：养老院和义工队　　美国一向是个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国家。活力、创新、梦想、奋斗、自由、独立，这些美国人最推崇的价值观都带有很强的青春色彩。媒体则大力宣传“人老心不老”的概念，淡化生理年龄，强调心理年龄。比如美国人口研究协会在2012年发布了一个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60%以上的老年人则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10岁”。　　美国养老院主要有两类。面对中低收入老人的廉价养老院属于由政府部门主办的福利机构，用税收补贴，入住者只需根据收入缴纳少量费用。虽说廉价，不过条件也不差，大多位于环境优雅、交通便利之地，配有保健室、图书馆、计算机房、健身房、停车场等设施，管理方面一般也比较注重个性，饮食和活动安排会定期征求每个人的意见。　　手上不缺钱的老年人则会选择高档养老院，都是由公司出于盈利目的创办，费用从每月3000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这种豪华老人公寓都建在风景名胜之地，配有一流厨师、私人健身教练、24小时高级护理工、美容沙龙、户内/户外游泳池等，总之就像五星级酒店。　　不过，哪怕有档次丰富的养老院，90%的美国老人还是更偏爱社区养老。这股风潮始于2001年波士顿开办的肯丘养老村，并迅速得到推广。从加州、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到麻萨诸塞州，目前美国已有近百个这种以社区自助形式运行的养老村，而经营方式大多是接受资助捐款和收取会费。老人只需在家中给服务中心（相当于“居委会”）打一通电话，养老村便会立刻派义工上门服务，从整理花园、修理栏杆与窗户、递送生活用品到外出接送，甚至连溜狗也没问题。有趣的是，养老村中的义工不少是刚刚退休的“年轻力壮”的老人。换句话说，他们主要是“以老养老”，这样不仅服务周到，还没有代沟，聊天都能聊到一起去。　　由此可见，正因为有“社区养老”在背后做支撑，美国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有效保证——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这也应该会成为美国未来最主流的养老方式吧。
　　新西兰：退休工资每月6500　　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规定，不管是新西兰本国公民，还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只要年龄满65岁，在新西兰住满10年，就有资格申领养老金。在新西兰居住10年以上、30年以内的按全额养老金的一定比例领取。　　新西兰实现的是人人平等的养老金制度，不管你退休前是做什么的，不管你给这个国家做没做过贡献，不管你有多少资产，不管你有多少负债，一视同仁。　　新西兰没有老干部局之类的机构,即使是贵为新西兰总理，到了65岁退休后，待遇也和普通人一样，也要从工收局领取和一辈子没干过任何工作的流浪汉一样多的养老金。　　新西兰的养老金条例规定，养老金的金额不能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65%，现在的养老金全额每月约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尽管一些老人团体普遍认为目前养老金数额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偏低，但由于看病不用花钱，坐公交车、火车。轮渡都不用花钱，这些钱足以保证老人吃饭、旅游、有质量的生活。　　新西兰的社会调查显示，75岁以上老人是幸福感最强的群体，新西兰政府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老人的生活有充分保障，政府做的够好了，悲情人物也就少了，在新西兰，从未听说过像北京大妈自行歪倒，赖上无辜女孩的事。　　新西兰的老人很少和子女一起居住，如果喜欢自己收拾花园、家居，那么就选择居家养老，社会中心的工作人员和义工会定期帮助老人洗澡、购物，甚至是医学护理。　　年龄在大一些的，更多的老人选择入住养老院养老院又分为退休村和医院级别、养老院两种，生活完全自理的入住退休村，退休村一般在风光优美。安静平和的地区，退休村配有注册护士、护理员已经必备的医疗设备等。老人每人一间独立的房间，即生活方便又安全隐私
　　那天去看电影《白鹿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叫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俱进，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
　　说完整版的电影《白鹿原》，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垂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慢慢地弯下腰去。　　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虽然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架构，“有耻且格”（羞耻心与正义感）便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面前，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　　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做思想检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却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志消沉的冯友兰，神情激动地对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喃喃自语：“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说罢，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涕泗交流。下午时分，冯友兰继续做检查，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口，就泣不成声，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声，终于顺利过关。　　自此以后，历经“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堂正正、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直至“化作青烟，驾鹤西去”。少数几个拒绝摧眉折腰的，要么从此缄默不语、自动噤声，比如梁漱溟，要么历经磨难，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如储安平。　　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1.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无底线；2.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3.太多人只关心结果，无所谓是非；4.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5.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6.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
　　所谓“正派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它的正派就体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的羞辱”，比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或者宣称准备迈向民主的社会，它的正派就还需要表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肆意妄为、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伤害。
　　德国的农业发展以中小家庭农场为主，90%农户经营饲养业及普通种植业，10%农户是种植葡萄、啤酒花、水果、蔬菜及烟草的专业户;畜牧业是德国大多数家庭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每户农民年人均收入约合人民币31.5万元。
　　全国有各种联合体1079个，各类合作社1万多个。德国设立“德国农民协会”，下设有300多个地区性的组织，90%以上的农民都隶属于该协会，协会向农民提供各种无偿服务，从提供信息到维护农民的权益等，无所不包。
　　农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4%，农户不足60万户，平均每个劳动力养活124人，80%以上的农产品能够自给;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农机出口国，从播种到收获全部机械化;
　　在德国，当农民并不是件简单事，必须进行农业教育，执证上岗。德国实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其核心在于农业补贴。据统计，目前德国农民约40%的收入来自直接补贴。
　　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田野，悠闲自在的牛羊，一个个干净整洁的小村镇……上下水电、通信、交通应有尽有。德国农村所有的地方均是草坪和树木，柏油路通达每家每户。据说，很多德国人的梦想之一，就是有个院子，养匹马，养几头牛，还有鸡，羊。
　　小学时，我被高年级的人打过。受到欺负之后，哭着跑着去告诉老师。　　老师当时问了我人生第一个哲学问题：　　“他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　　“操场上那么多人，别人为什么不招惹他？”　　“你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　　说实话，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受到欺负。原因简单的出奇：因为当时我的个子矮。　　在我看到的校园欺凌事件中，确实大部分都是打人者为错。尤其在童年的时候这种事件家长老师处理不好会给孩子长大后造成很大阴影。当一个小孩被欺负跑去找老师时，他内心想到的是一种追求公正的保护。这时为人师长千万不得以“小事化了”心态将过错押在弱者身上。合适的解决办法应立即将双方都叫到跟前，那句发问更应该对着高年级学生：“你为什么要打他？”　　小孩子打架的理由或许很荒唐，有强势欺凌、有因二次元角色一言不合、也有可能就看你不爽。但不管如何，你都要告诉施暴者“暴力是错的，是违法的”用深刻的处罚让过错者道歉。记住你是教育工作者，不是黑社会工作者。
　　大学时的同学，她来学校的报道的时候，丢了背包，里面有钱和手机，焦急的在广场找。　　旁边的人说：　　“别找了，被偷了。不知道火车站小偷多啊？”　　“丢了多少？哎哟……带这么多钱，不是找人家偷你吗？”　　“小姑娘以后长点心吧，火车站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偷别人就偷你？”　　包里是同学的生活费，家里是农村，汇款不方便，就让同学带了现金过来。　　这是种在我们身边很常见的态度。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Fuck Yourself !”　　钱包被偷居然先谴责受害者，这是种什么奇葩的三观。最可恶的就是遇到钱包被偷报警时，很多警察会对着你说“为什么不将钱看好呢？”拜托！你是警察好么？你的职责是抓小偷，怎么反而一副受害者优越感的态度出来？在日本，人家是拿数码相机在地铁上占座。到你这钱包在自己口袋被偷都变成是错的。如果身为警察都总在媒体喊“活该！活该！”那你想想小偷心理怎么认为？他们会更肆无忌惮的偷盗，反正“是你自己没看好”。这不是在助长盗贼的气焰么？　　最典型例子，我母亲的同学是在任的区公安局局长，上半年时家里也被盗贼闯入盗窃近10万，至今仍没抓到。所以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以提醒他，但别把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将全部责任扔在受害者头上。因为罪犯是小偷，这点才是不变的事实。
　　A朋友之前租房子的时候，房东突然来找A朋友，说让A搬走，然而距离租期到期还有半年多。　　A觉得这违反了合同，应该赔偿双倍押金。　　中介被找了过来，房东说了很多这个那个，表示人必须搬走，押金也不退。　　中介就和A说：　　“之前租房子房东也没这么多事，你来了才这样。”　　“肯定是你这边也有问题啦。”　　“双方各退一步，押金就算了。”　　A只得搬来我这里暂住。后来回去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房东的房子是打算卖掉。　　此例中，中介与房东违约了，没什么好说。有的租客忍忍算了，有的租客比较强势，也完全可以拿着合同去仲裁。此例并不具代表性。
　　某个女孩去吃火锅要加汤，被服务员恶意从背后淋了高温汤水后拳打脚踢。　　视频出来了，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表明女孩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某些网友表示：　　“那么多人不烫怎么就烫你？”　　“一定是你态度不好惹急了人家。”　　“服务员本来压力就大，你就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吗？”　　这就是服务员浇开水的例子，但作者并没描述详细。如果记者采访稿中前因后果都是正确的话，事发前后应该是这样的。　　顾客来到火锅店点餐，从头到尾一直对服务有所不满；然而服务员这边也认为顾客有恶意刁蛮、不尊重、甩脸色之嫌。顾客对服务员火锅加汤慢看不下去，于是发了条微博投诉该服务员，服务员知道后向前质问“你是不是发微博投诉我了？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说一下。你能不能把微博删掉？”这个时候顾客说了一句：“你他妈是谁，服务态度那么差！”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服务员去厨房拿了开水浇了上去。　　当从头到尾描述完此案后，我知道手机前的你很可能还会争论下去。当时我在微博中这样写道：对与错争再激烈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服务员犯法了。犯法就要受到相应惩罚，这是法制社会准则。道德由道德，法律由法律。你可能认为顾客刁蛮与无理，我真见过更刁钻甚至更讨打的顾客，大多服务员会忍下来。如果你真忍不住，请泼冷水，或许也有人会支持你。但别泼开水，结果就是你需对自己行为负责。　　是的，如果我们从事发前看，道德上很难鉴定对与错。然而法律的产生就是为了明确判定法律意义上的对错。所以，光从法律事实上来讲，泼开水肯定犯法了。这个没有异议。　　从动怒到出手有些人是一时冲动，而有些人明知突破了底线的制约。就如和菜头所言，“当人们受尽屈辱到决意放弃这份倒霉工作，从一无所有奔向一无所有的服务员，则没有任何行为的边界。”这种情况在我们工作中也常见，为了保住难得薪水、为了在陌生的城市下生存，职场上的点头哈腰早已成为职业守则。有时甚至被冤枉与误解时，以大局为重的我们还是忍了下来。可当替罪羊的事情再而三出现时，你或许就一了百了地决定不要这份工作，这时管他领导还是客户都很容易成为你发泄的通道。　　当然，我并不支持每个人都去突破自己的边界，比如这件事情中火锅店服务员边界阀值就太低了点。没有忍住冲动，带来的后果必须自己承担。而且在一个值得期待的企业里，职场上的忍耐或许能给你带来些进一步的收获。　　回过来，由于人力成本普遍低廉，中国大多数小餐厅很少有“服务”的概念，基本都在剥削劳动力。这时即便你要求服务到位，在他们的环境中也很难做到。那如何面对中国的餐厅服务员？这个问题很简单：便宜的餐馆大家都不容易，互相忍让下；而高档的餐馆向服务员提更多的要求便自然不为过了。这就和住酒店一样，一两百元（门市价）的便捷旅店就别要求那么多了，上千元的五星级酒店任何你不习惯的细节都能投诉。　　但有趣的是现实中总是反过来，在小餐馆对服务员挑剔的顾客时有发生，但在高档餐厅与高档酒店中刁蛮的顾客却很少。原因说起来挺刺耳，但事实即是如此。底层人民容易欺负底层，但到了所谓“中高档”环境中人们的素质会不自觉都提高了起来。比如我，有时候我对于一些餐馆的服务忍着忍着就习惯了，去年在西部某个城市，吃饭时还有服务员会当面讽刺嘲笑你的。怎么办呢？我只能摇摇头。总不见得去和他对砍吧？精力浪费在那种地方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我并不是在为任何人洗白，也没有怂恿谁随便去突破底线的边界。只是你要知道，当你忍无可忍捅破这层窗户纸时，一切的后果需要自己去承担。包括法律和你的未来。　　（之前提到为什么泼冷水？我大学读刑法课期间，有同学问教授什么办法伤害别人且不算犯罪呢？教授想了想回答，你可以泼冷水。刑法只对客观危害结果负责，泼冷水后运气好对方回去能感冒，运气再好点说不定发烧住院了，运气爆表的话说不定发烧后……当然，这是玩笑话。）　　或许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更和睦友善点，互相理解，才是最好的。至于前4点的那些反问句，希望每一个人在对错没明朗前，别去轻易用优越感伤害一个已受伤的人。
　　【刘春林ABC】【垄断】他们要垄断政治，所以要我们被专政；他们要垄断经济，所以要我们被“共产”、被下岗、被强拆、被圈地；他们要垄断文化，所以要我们被愚民、被删帖；他们要垄断性资源，所以要我们被“共妻”。网摘
　　【刘春林ABC】【说朝鲜】一群管不住下半身的人抓卖淫嫖娼，一群职业骗子在打击谣言，一群拿着绿卡的人教你如何爱国；一群知法犯法的人让你相信司法公正，一群亿万富豪教导屌丝们无私奉献；一群腐败分子教导良民遵纪守法；掌权上台都郑重其事宣布：绝不辜负人民重托。问一句，我们谁委托你了？你TMD有委托书吗？转
　　人家的钱论吨称,你家的钱论角查；人家玩遍主持影星已嫌腻,你娶个白领都困难；人家的孩子到西方发达国家去读书,你家孩子在国内择个名校都做不到；人家喝茅台靠恭送,你喝二锅头要自掏腰包去买；人家在台上说着连自己都不去兑现的话,你却在台下热烈鼓掌并发誓按照执行…几十年了,你却一直傻B着。@淡出鸟来
　　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纳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很快由谁来开枪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饭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饭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饭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到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带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纳尔大学后，才说出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10万美元，郑自才需要9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康纳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　　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25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8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26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她，和他对望着。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挟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诘的光芒，“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已经回来了，要哭以后再哭。”　　母亲的举动让黄文雄决定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归来。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在陈水扁执政时间，谢长廷内阁曾推出“台湾全民指纹资料库”计划，在居民更换身份证时，被强制要求按捺指纹。为此，在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为“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纹建档”计划。最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官司获胜后的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　　他终其一生，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出生于日据时期，与传统的本土精英极为亲日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情感十分复杂，今天台面上的两极化说法都过于简单。　　对台湾，他充满了感情。他常提及台湾学者曾建民的著作《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这本书描述了日台湾光复、日军投降到陈诚和国军接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台湾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规划战后重建，甚至有公民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萌芽出现。曾建民是统派学者，此书认为这种局面是台湾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完成的。黄文雄也没有反对这点，他也认为1945年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欢欣达到了高潮。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个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绝后，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于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湾的大陆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今天的台湾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吗？　　他年轻时深受影响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是标准的外省人。回到台湾后，他和柏杨第一次见面时，柏杨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的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依照2012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政党票来排名，绿党目前为台湾第五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关心劳工、弱势、环保议题。　　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先生”，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打分数’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湾裔作家黄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都曾是蒋政权的反对者，这样两个同名人士的确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黄文雄相比，这位黄文雄显得温和许多，几乎没有发表过针对大陆的任何评价和文章。　　将“二黄”混淆的不仅只是一些大陆媒体人，还有中国社科院涉台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一位研究员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骂刺蒋的黄文雄为“刺蒋案主凶”、“恐怖幽灵”，并称黄现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员，其人权斗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后面这个职务，其实属于“作家黄文雄”。　　这位反对者，虽然以一个“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历史画面，但他最终选择为“非暴力抗争”布道。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1989年，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做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比如，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在社交场合遇见了，不免有一番隐形较量，暗忖对方颜值是否超过自己，赘肉是否更少，妆容、穿着与气质是否略胜一筹。这样一来，别人打个招呼的时间，她已经和假想敌锵锵锵锵地厮杀了几百回合。　　让两个斗志昂扬的女人放弃较量，快速结盟的办法，无他，就是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　　比方，A对B说：“你知道吗？C是职业小三呢，她勾引了D，睡了E，抢了F的老公，破坏了G的家庭，还把她闺蜜H的男朋友也弄上床了，现在又和I眉来眼去，可怜J还把她当一尘不染的女神......”　　B果然快活地痛心疾首：“真的啊？太不要脸了，怎么会有这种人！”　　于是，二人不再挑剔自身，顺利从自我的无价感、失意感中出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舒舒服服地当起审判官：你瞧她，走路先迈一只脚，再迈一只脚，骚得无法无天了......　　这种战线的统一，让她们感受到一种革命友谊，安全，紧实，同时在这个新生组织中，有了秘而不宣的解脱感，存在感和优越感。　　于是，A开心地拉着B的手，“呆会儿散了，一起去做SPA吧，我办卡的那家会所，技师技术特别好……”　　敌人的存在，仇恨的强化，不仅能让两个人迅速拉近关系，也能成为集体（群体、民族、国家）的520强力胶，将原本异质的、独立的个体牢牢粘在一起。
　　上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不良少年小团体，自称黑虎帮，时不时搞点儿破坏活动，小偷小摸啦，索要同学的钱和饭票啦，壁咚漂亮女生啦，让人民群众很不爽。　　也有不怕死的，与他们叫过板，但都被整得很惨，围殴、进贡自不必说，有一个甚至被逼着喝了尿。从此，黑虎帮所到之处，女生雀跃，男生打蔫。　　那时我们班奇葩横行，男生多是心思叵测的游兵散将，有将试卷上的总分栏，看成自我价值显示仪的学霸，有将班花照片放在内裤里的早熟哥，有苦心孤诣练习道术、人生梦想就是成为林正英第二的有志少年，有为了露出胸脯，衬衫永远只扣最下面一颗纽扣的自恋狂，还有武侠控、A片迷、翻版福尔康……个个自得其乐，谁也不搭理谁。　　女生私下里说，这帮人，成不了势的。　　但，据说有一天，在男生寝室，平时像一根粉笔一样白弱沉默的阿飞忽然雄起，他站起来，大叫一声：“兄弟们，我们结拜吧！”　　各路豪杰抬起头，面面相觑，不知阿飞中了什么邪。　　“我们是不是兄弟？是兄弟就结拜，有福有享，有难同当。”　　有几个隐隐有所动。　　阿飞又说了些有的没的。最后，他使出杀手锏，扯着变声期的嗓子，悲愤交加地喊：“你们就甘心被黑虎帮欺负吗？那帮狗崽子，抢我们的钱，饭票，女人（这是本人无节操的脑补），不给就打，猫蛋狗毛驴屁股，你们被打得那么惨，不想报仇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们个黑虎帮？！”　　当下群情激奋，个个眼冒金星，磨拳擦掌，有一个甚至捋起手臂，来了半套电视里学来的太极神功。据说，那天阿飞妙语连篇，口号迭出，利用对黑虎帮的仇恨，将大家的激情煽得气焰腾腾。班长打开箱子，拿出饭钵，倒上水，用小刀割破拇指，滴血入水。然后，饮血水，拜天地，结为青龙社。结拜词是阿飞想的：“打倒黑虎帮，报我青龙仇！”　　以后几天，他们像连体婴一样，进进出出，都结伴而行，一个受辱，余者哄然而出，跟马蜂窝似的。　　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周五放学，青龙社和黑虎帮在学校后门口，打了一场恶架，黑虎帮个个挂彩，我们才知道我们班男生赢了一票大的。　　据说，那天的镇子上空，摊满了如火如荼的火烧云。青龙社的人个个赤膊上阵，手握砖头，满脸红光，虎虎生威。而在这之前，阿飞做了战前动员，“为了男人的尊严，我们要决一死战。黑虎不死，青龙必亡！”　　开打的时候，阿飞大喊一声：“兄弟们，报仇啊！”然后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冲进敌军阵营。其他社员跟着呐喊：“报仇啊！”瞪着火红的眼睛，扑入滚滚拳头，滔滔腿脚中。　　黑龙帮最初接到挑战的时候，以为又来了一帮自取其辱的，特地喝了一肚子水，攒了一泡好尿，等着他们。帮主说，刚好没钱用了，正好！但等他们潇洒地晃到后门，看到青龙社的人跟一排速冻鸡似的，硬梆梆地站在如血残阳中，眼露凶光，颈筋暴突，一副今天你不把老子弄死就有你好瞧的架势，当下就怂了三分。　　帮主当时就想撤。但作为头领，他必须完成瞟白眼、放狠话的任务。他说：“打赤膊？切，就是把裤头脱了老子也不怕你！”　　阿飞晃了晃拳头，说：“少废话，有卵没卵看这个！”　　战斗打响后，阿飞在酣战中，被人划了一刀，血从胳膊上喷涌而出，他一捋，往嘴里吮了吮，呸出一口血痰，“他妈的，老子跟你们拼了！”然后噙着一嘴血，提着两砖头，一路拍萝卜似的拍过来，二三个人的脑袋眼见冒了红。　　青龙社的人受了鼓舞，更加英勇厮杀，一个顶俩，俩个顶仨，势不可挡。打到后来，黑虎帮的人与其说是在挥拳，不如说是在撒娇，帮主干脆做了个假动作，转身抱头鼠窜。　　青龙社自此以后，赢得了全校不良少年的尊敬，上食堂不用排队，上厕所有人让坑，威风得很。　　可是，说也奇怪，随着黑虎帮的投诚，青龙社迅速分裂，不到半年，战斗力就下滑到了只能应付5人以下挑衅的地步，等到我们初中毕业，校园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传说了。
　　青龙社衰落的原因，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　　一个群体的团结与强大，必须借助仇恨这项凝聚剂。仇恨愈深，团结愈紧密。反之亦然。　　比如，在我某些说了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的微博下，几个咒我早死的人，骂着骂着，就互为关注了，你来我往，成为甜蜜蜜的好盆友；再比如，葫芦娃怀着杀爷之仇，合七为一，变成七色山，一屁股坐住蛇精蝎子精。　　恨意就像打火机，一扣指，就能点燃热忱、激情和希望等易燃品，甚至信仰，也随之熊熊燃烧。　　《1984》里，大洋国终年都在播放假新闻，今儿和欧亚国打仗，明儿和东亚国撕逼，其实全是谎言，其目的就是为了煽动爱国热焰，永远不熄，永远白热化，为权力的壮大，提供政治热量；　　纳粹利用对犹太人的仇恨，形成狂热的、团结的、具有超强向心力的群体（希特勒曾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制造一个犹太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成了万能的买单王——群众运动不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把它牵出来遛遛，说，这是一小撮犹太魔鬼制造的阴谋；而每一次胜利，也请出来亮一小脸，说，这是对魔鬼阴谋的粉碎；　　克里姆林宫选定民主的西方作为敌人，哪怕西方一再示好，也不改变攻击的力度。　　极端伊斯兰组织，无论中东北非东南亚，都有一个敌人，比方西方，早批判，晚诅咒，借以宣扬仇恨，让信徒抱团，并在这种团结中，鼓励轻信和服从，为权力组织，带来权威和利益。　　而日本、美国和香港，则是的御用婊子，党有需要的时候，就拉出来让全国人民高潮一下。（且不说政权建立之初，土改、剿匪、镇反、反右运动、文革，不断制造仇敌的事儿了。）　　还有狂热的宗教徒、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恐怖分子……虽然信仰、国家和派别各不相同，但拎出来捯饬捯饬，就会发现，仇恨都在唰啦唰啦往下掉。而领袖们惜若珍宝，将之变成运动的导火索、催化剂、鼓风机和自我隔绝的高墙。
　　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海涅说过，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
　　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徐轶青(Yiqing Xu)，依据“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数据库所提供的171830个调查样本，绘制了一副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二人合作的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发表于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网站)。我对此事感兴趣，原因有二：一来，“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风靡之时，我测过一次，答案与自我定位相符，倘不出意外，我应是被分析的样本之一，说起来，对这副光谱的诞生，与有功焉;二来，不惟是我，关注政治的朋友，对中国各地的政治生态，都会有一个基本判断，如哪些地方偏左，哪些地方偏右，哪些地方保守，哪些地方开放，哪些地方贪墨成风，哪些地方吏治清明，光谱恰以省份为单位，正可用来验证。　　对照光谱，与我的判断略有出入。偏向自由主义的蓝色地区，前五个我都预测准确，依次为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向保守主义的深红地区，则有些令我意外，入围十省包括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等。我原以为重庆、天津都该上榜，东北三省至少能分一杯羹，结果南北两大直辖市皆属中立，辽宁甚至进入了自由主义阵营。如果光谱可信，看来我对自己的国家不无隔膜。　　“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袭用了左右之分(当然中国之左右不同于西方之左右)，如政治观念坐标，左即威权主义，右即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坐标，左即集体主义与福利主义，右即新自由主义;文化观念坐标，左即保守与复古，右即自由与激进。这些二分法，构成了绘制光谱的政治色素。具体说来，光谱之上的保守主义(左)指“对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价值的偏好和重视”，自由主义(右)指“对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认同和提倡”。如此则不难发现，中国的左右之争何以不同于西方的左右之争：以左右之争的起源地法国为例，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左派主张社会改革和平等主义，右派拥护贵族统治和保守主义。今日中国与此恰恰相反。　　根据光谱，我们还会注意到，自由主义阵营集中于发达地区，除了北上广三巨头，还有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辽宁;保守主义阵营则集中于欠发达的内陆和边疆。由此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光谱所示，越发达的地方越右，反之则越左，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自由主义，反之则迷恋保守主义。
　　观摩光谱之时，我想起了两个政治学命题，一是“越富越民主”，二是“越穷越爱国”。　　关于第一个命题，当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诠释最为流行：“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多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援引了充分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以印证他的结论：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如罗伯特·达尔将上百个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作五级，他发现，最穷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次穷国家当中，7%属于民主国家;次富国家当中，36%属于民主国家;最富国家当中，100%属于民主国家。数年后，拉里·戴蒙德重拾达尔的方法论，结果则稍有差距，他所调查的25个最富国家当中，有19个民主国家，比例为76%，25个次富国家当中，有8个民主国家，比例占32%，24个最穷国家当中，反而出现了2个民主国家，正如最富国家当中，有6个独裁国家，堪称例外。　　达尔与戴蒙德的调查，发生在1970年代前后。此后，“第三波”民主浪潮奔腾而至，席卷天下，民主国家的队伍愈发壮观。我们不妨继续使用达尔的方法论，依据2008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报告，勘察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表，结果发现，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当中，至少有20个民主国家，排第三的卡塔尔、第六的阿联酋、第十七的科威特，这三个李普塞特笔下的“石油国家”，应不属于民主国家;排第十一的新加坡、第二十五的文莱，其民主属性则有争议。这个比例，更接近戴蒙德。达尔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化。　　回头再看李普塞特的论断：“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强调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不是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只能说，它越可能通向民主。这里还可以更具体一点，把经济发展细分为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教育指数等。有人研究指出，城市化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61，教育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91，传媒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4，政治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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