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的诞生【红军之狮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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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的诞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这对匪帮说来，是对第三次“围剿” 失败后的又一个不愉快的日子：的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江西撕毁了青天白日旗，举起了红军的旗帜。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率领的——国民。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同年九月，冯玉祥归国，在五原誓师，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囗主义，主张反对、打倒军阀。在中国共囗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开始改变了愚兵政策，废除打骂制度，并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全军设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以著名的共囗产党人为主任，所属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大多是共囗产党员负责。为了培养大批优秀的下级军官，先后设立第一、第二军官学校，接着又将这两个学校合并为军事政治学校，王一飞、等同志就在这学校里担任教员。当自的映射着的时候，国际歌声便昂扬地回旋于西安这个庄严的古城之上。
但是，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囗革命政变，很快的波及到。社会科学停讲了，共产主义的书籍停出了，学员的讲演会、辩论会，一切有益的活动被禁止了。知名的共囗产党人，有的出走了，有的被驱逐出境了，有的黑夜失踪了。混入革命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销声匿迹潜伏在部队之中，有的则潜归乡里，有的甚至夤缘附势升官了。
但是，的屠刀是杀不劲吓不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为了给反动派的屠杀以直接的回击，中国共囗产党曾领导的部分军队，在、渭华等地，先后举行了多次起义。
可惜这些起义失败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被破坏了。留在军队的革命者失去了组织领导，大多是各行其是：有主张不顾一切干起来的；有主张研究理论把头脑先武装起来的；也有主张先找上党的关系，然后再干的；还有主张先拉队伍再找党的……直到一九二九年杜一民同志离开军校到北平，才找上党的关系。接着，一九三○年同志亦与党接上了关系。同志离开学校，也找到了河南军委。于是，在反囗革命高压下暂时隐蔽起来的坚定的共囗产党员们，便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些与党接上了关系的革命者，就成了中点燃革命之火的火种。
一九三○年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了。第二年初，蒋介石塞了几十万钞票在孙连仲腰包里，把这支吃了败仗的部队改编为国囗民党的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等旅)，进驻山东济宁。在改编中，一部分军官学生编为教导团的第四队(这个队后来全部归陈调元指挥，驻安庆集贤关)。当时，我和李肃等八人因为有“共囗产党的嫌疑”，被迫离队。大家商量决定，分头到江苏的清江浦、安徽、河南等地去找党的关系。
二、三月间，就在二十六路军被调到江西进攻红军的时候，我也赶到了江西，在宜黄的黄陂圩找到了在七十三旅的刘振亚同志。他是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着关系的共囗产党员。他给了我一些路费，要我回开封与陈立接头。地点是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
我到开封时已是五月初了。遵照约定的地点，来到相国寺后街，慢慢数着门牌号数，找着了这个饭庄。饭庄的半扇门掩着，从那黑底金字的招牌看来，样儿是个老店号。这到底是机关呢，还是个人寄居呢，或者是个通信的地址呢？得观察观察动静再进去。我便顺步到相国寺看看。这是开封最热闹的地方，人流中有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地说：“刘峙今天又要枪毙人……”无意中得到的这个消息，使我更急于找上关系。走出大街，一眼看见一个身材秀丽的少妇正从同春饭庄走出来。我连忙迎上去：“对不起，请问同春饭庄在哪?”
她凝神看了我一眼：“你找陈立吗?他还躺着呢……”
“我们是老同学……”我一面说着，便进了屋里。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床下有双破鞋子，一张方桌，桌上放着口杯、肥皂盒，一只大网篮装得满满的，大概他所有的家私都在里面。陈立正躺在床上。我向他说明是来报告二十六路军及清江浦、集贤关等处情况，找组织关系请示办法的。陈立沉静地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
我们正谈着，那个少妇拿着两块烤红薯回来了。看来她是被临时找来应付环境的。她笑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一路人。”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自惭——应付环境的能力太差，被这样一个女人看穿了。她接着说：“今天南门外又要枪毙人哪，说也是你们的，小心些吧，三弟！两块烤红薯不大不小，这明明是有计划的两个人的早餐，她在一块上面掰下?&小段，勉强分做三份，笑着说：“头两天烤红薯也吃不起，是不是，&三弟？”
陈立同志把刘峙新到开封屠杀共囗产党员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讲完了他又说：“我们准备搬家。”一面说着，一面穿上衣服，那疲倦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操劳过度、缺乏睡眠。他还没有下床，忽然一个戴破草帽提包袱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人原来是我们都熟悉的王超同志。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太大意了，白色恐怖下要提高警觉。……”他是由归德(商丘)到陈立同志处汇报璜川吉鸿昌部情况的。
当天晚饭后，我们送走了这个同情革命的善良的女人，就搬到西门里绣球胡同。在这里，河南军委派方继纲同志主持了我们三个人的会议，分别交出有用的关系，决定王超同志和我到二十六路军去。
去前，先到上囗海找中央。凑巧在徐州车站遇见了李肃同志，便一同到上囗海，住在二马路中国旅馆。
党对我们的训练开始了。天天都有人来“拜访”，有穿大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着工装的(后来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李富春同志，朱瑞同志)，每个人都给我们担任讲授一个题目，如：两个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囗动等。
这天刚吃罢早点，又来了个细高个儿，他戴顶台湾式的草帽，穿件纺绸大衫，大摇大摆的，见面又说又笑：
“表弟你好?哈哈……”
“请坐，表兄!”王超满脸堆笑也应和着。
“上囗海是个好玩的地方呀，跳舞嘛，爵禄饭厅、卡尔登；看京戏嘛，黄金大舞台、天蟾舞台……好玩，上囗海真好玩……”
“茶房，拿麻将来！
看“来客”谈吐自如的样儿，知道他是个应付环境的能手。摸着麻将，他说：“中央决定，派你们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明天就走。上囗海的情况不好。你们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就说朱瑞叫来的。”
五月的天气，早晨的江风还微微有些凉意，火红的太阳从江的尽头放射着柔和的光芒。我们准备抢过江去赶火车，迎面碰到了刘振亚同志。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了。
队伍扩大到四人，&便一同搬进南京旅社。&刘振亚向我们介绍了二十六路军最近情况：&“七十四旅还跟晋城(冯玉祥住那里)保持联系；八十旅还是那个劲，坚决跟孙肉头干；李松昆有可能当二十七师师长；赵博生跟董振堂基本上是走一条路的，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愤慨。我曾向董表示：打日本就要与共囗产党合作，董说我年青不懂什么。这次我请假‘回家’，他批准了，并向我说：‘你到上囗海打听一下刘伯坚好吗？’他现在专心钻研三民囗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他张着大嘴笑了一阵，继续谈到对董振堂的工作，他说：“他对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武装暴囗动是将信将疑的，我只向他作侧面的表示，没有正面谈什么。”
了解了初步情况，我们便赶着往江西走。一路上，王超同志像老大哥样的带着我们。他是我们这一班人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一路上任何一点可利用的时间，他都抓紧给我们谈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特别着重解释三民囗主义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他认为到二十六路军去活动，不能正确地批判三民囗主义是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的。
到南昌休息了一天，王超去接了一处党的关系。第二天乘烟篷船南下。船上遇着一个由晋城派往七十四旅的代表，是原西北军军官学校的同学。那家伙趾高气扬，对我们横眉冷眼。我们很憋气，只有王超却和他从舱里到舱外，谈得很欢洽。上岸的时候，王超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接触。都像你们那样天真烂漫，今天就会错过一桩对我们有益的机密……”至于什么机密，他却没有讲。
到了宁都，我们便分散开来：刘振亚回七十三旅，李肃往七十四旅，我去七十九旅，王超往总指挥部。
从此，二十六路军开始了党的有组织的活动。王超介绍罗亚平（又名罗致中，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入了党，刘振亚先后介绍杨金镗（中校参谋）、王文宏（上尉执法队长）、李青云入了党，我也介绍王铭五（机囗枪连中尉排长）、王振铎（上尉执法队长）入了党。谁知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竟发生了一件严重而危险的事：不久，王文宏与杨金镗以威胁的口吻提出退囗党。党组织亦以坚决的态度提出：“以不暴露秘密为条件，否则以流血的手段对付革命的叛徒！
这一事故幸好没有影响整个工作的进行。在宁都城北一个小铺的楼上，以煮鸡吃为名，党第三次研究争取赵博生的问题。王超同志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赵博生在西北军里不谄、不骄、不爱财，勤学苦练，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大革命时倾向左派，国共分家他不满意，企图率领部队上山；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到宁都后的表现是同情革命的，凡是以“赤囗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叫释放了。他经常找卫士谈话，如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也常问他：“湖北是出共囗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样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曾在军人大会上公开抨击，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多方面看，赵博生是不满意二十六路军所处地位的。谈到这里，王超加重语气说：“他内心活动的主要的东西，肯定说是在积极地找寻新的出路，我们党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时机的！
他把赵博生的情况分析过后，便把预先拟好的长有万余字的一封信念给我们听。这封信主要是向赵博生说明“九囗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大家讨论，加以补充、修改，决定送去，由罗亚平同志收集反应，并决定：如果情况良好，则由罗同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子，罗就直接逃进我根据地。
隔了两周，罗亚平同志带着满意的表情，向我们谈起了他“试探”的经过：“那天操课的时间，赵参谋长叫我到他的寝室，从桌上摆着的几本书里，拿出我们给他的亲启信。他那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这回显得更亲切了。他指着信上划满红道道的地方，不断地称赞：&‘说得对，说得完全对－…’又对我说：‘这封信我看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系。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曾到过上囗海，后来又派李参谋到上囗海，企图找到主任（指刘伯坚同志），没有达到目的。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囗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做我的引路人吧!’……”
党组织把赵博生的情况和要求报告了中央。不久，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同志入党；并介绍李青云任七十三旅学兵连连长。同时，中央指出：宁都党有“官长路线”倾向，并指定我与李肃同志深入到士兵里去。
党组织讨论了这一指示，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在发展组织中，也已经发现了些问题，例如有些军官说：“叫我干共囗产党，先骗几个钱再说！有的质问：“领导人是谁，经费从哪里来？”七十四旅一营书记长柯植(军官学校学生)干脆说：“我不冒这个险，做个同情者吧！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上层活动的忧虑。党组织决定按中央指示改变工作。于是王振铎介绍孙步霞、杨履元入党(都是总指挥部的上尉执法队员),并以此为核心,采用“拜把子”&的形式，掌握执法队。不久，李青云介绍王际坦等同志入党，在学兵连建立了领导核心。我介绍田玉珊(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李春华(特务排一等兵)入党，准备建立七十四旅的士兵支部。在七十九旅的熊伯涛同志也与我们接上关系，并开始积极活动。赵博生介绍卢子美、董俊彦(都是上尉连长)入党，在八十旅也有了党的活动。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党的情况，决定刘振亚作书记，我做组织工作，王铭五做宣传工作。士兵和官长分别组成支部，&刘与官长支部保持联系，我和士兵支部联系，王则负责文件的收发和党费收支。从此，二十六路军中党的活动就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三一年“九囗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炮火，激起了全国反囗日的怒潮。二十六路军便是这一怒潮中汹涌的波涛。“回北方，打日本！不仅成为广大士兵的政治要求，而且成为一般军官的政治要求。高级将领在这一怒潮逼迫之下，也不得不联名通电向蒋介石要求：“北上抗囗日”。同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囗主政囗府宣告成囗立，提高了广大劳苦群众的信念，给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也动摇了二十六路军中那些反动分子的“剿共”的决心。但是，二十六路军中的广大士兵群众，却完全是相反的情景。他们绝大多数是陕、甘、宁、青的农民，因不堪豪绅地主的压迫，而怀着阶级仇恨的怒火，被迫当兵的。工农民囗主政囗府“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正反映着他们世世代代的希望和要求，吸引着他们的心。同时，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也起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几乎可以天天看到这样的标语：&“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在河南苦战八个月，除了饥饿、寒冷、疾并死亡，得着了什么？”“来吧，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北上抗囗日！“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这些激动人心的语句，甚至对一般军官也起到了教育作用。在高兴圩、老营盘战斗后，红军放回的二十七师的俘虏，&也生动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夸耀着自己幸福的遭遇。红军的&“神话”秘密地传遍了全军。
当时二十六路军所盘踞的宁都，除宜黄、广昌这条唯一的却时而受到红色游击队袭击的交通线以外，其他方面相距二三十里外便是革命根据地。宁都实际上已是红色区域中的一个白点。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党中央调王超去上囗海了。当时，因为南昌接头的地方被破坏，王超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关系交给了敌人。十二月五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我当时用的名字)、王铭五三名共囗产党，星夜送行营惩处。”
刘振亚同志找我研究这个意外的事变。我忙问：“参谋长的态度怎样?”
“表示拥护党的决定，”刘振亚同志说，“这意见是译电主任转来的。”
“董知道吗?”
“现在不知道，准备告诉他。”刘振亚说，“这也是参谋长的意见。”接着，又反问了一句：“你对王超的看法怎样?”
“如果是王超出卖了宁都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研究这个电报了。要是出卖，首先被捕的就是赵博生同志，当然我们是不能例外的。”我这样回答说。因我知道王超同志是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指导南昌党的，在其他部队中也有关系，这就是说其他关系也会遭到破坏的，就现在情况看来王超并没有叛党。
“对王超同志，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现在要告诉董振堂，好准备行动。”刘振亚从内衣里掏出一个纸条说：“这是王超临走时留下的。”原来上面写的就是来二十六路军时在烟篷船上遇着的那个冯玉祥的代表所谈的机密：冯要季振同在必要时，假道红区，与粤系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
刘振亚说：“现在是到了最后的时机了。”
“我同意，但必须和参谋长商量一下。”
“对。你到根据地接头吧，……”
二十六路军的总指挥孙连仲这时到上囗海休养去了，主持二十六路军军务的是总参谋长赵博生。他立即给南昌复了个“遵令即办”的电报。
十二月九日，朝霞刚染红了东方，一架国囗民党的巨型飞机飞到了宁都，盘旋一圈降落了。司机申言：有“委座”(匪首蒋介石)机密“手令”，要面交总参谋长。博生同志接来一看，原来是落到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中我党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还有蒋介石企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中革命者的“手令”。但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逮捕令竟变成了促使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导火线。
宁都党组织，为着即将来临的生死搏斗而百倍地紧张起来了。赵博生借点名发饷的机会，作了广泛的政治鼓动；李肃在病院里以中央工农民囗主政囗府的名义公开慰劳伤病员；王铭五写标语，通夜不眠；季振同在革命巨浪中也被推动起来了，对士兵公然这样讲：“要打日本就要打倒军阀！“红军跟我们是弟兄，他们也要求打日本。”……全军到处谈论着红军，甚至在士兵中流传起这样的歌子：
红军来了，缴枪吧，
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
红军来了，都欢迎，
打倒卖国军阀，回北方!
同志们为了鼓起士兵的革命热情，为了起义的胜利，紧张得觉睡不稳，饭吃不下，摩拳擦掌地等候十三日的黄昏。
决战的时间来了，意外的波折也来了。七十四旅要把预定起义的日期迟延一天，理由是：（一）棉衣与饷款已运到广昌，要等它到来。（二）嫌编十六军的番号名义太小（这是主要的，但没有明说）。于是以七十三旅派郭如岳（不是党员）、七十四旅派鲁寿椿（不是党员）为代表，当夜随我赶到彭湃县，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联系。结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起义推迟一天，胜利后，全军改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仲岳任十五军军长；当即发给由毛囗泽东、朱德同志签名的委任状。另外，军委又附送军事地图一幅。
在灿烂的灯光下，董振堂、赵博生、李青云等同志在宁都南街的小楼上开会（刘振亚同志住在城外，因秘密关系，没有出席，但他告诉我，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议决如何行动。赵博生同志遵照党的决定，把总指挥部及一部分现款一并搬到七十四旅，他本人也搬了过去，以坚定季、黄行动的决心；并在有关行动的会议上，带头坚决拥护党的全部起义的决定，以推动其他人。
会上决定，起义的具体部署是：赵博生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名义，在总参谋处解决团以上的反动军官；董、赵又以私人关系争取边章五(八十旅的参谋长)，掌握八十旅。我以师生关系争取王鸿章(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九旅。孙步霞同志在参谋处协助解决反动分子，并由他鸣枪以作全部行动的信号。季振同选拔精锐，到北门外解决总指挥部。李青云同志掌握学兵连的一部分，控制二十五师的电台；学兵连的另一部分由郭如岳率领，掌握总部的各电台。刘振亚同志率领特务排，保持起义后抵达根据地的交通。董振堂同志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不意的事变。我与王振铎同志则往返于各部队之间，以取得各方面的配合与联络。
一切准备就绪了。十二月十四日的黄昏终于来了。宁都城北角总参谋处的小楼上，尖锐的枪声击破了夜的沉寂。革命的狙击手们，分头奔向指定的目标行动起来。起义的火花飞满了宁都，胜利的捷音激荡在起义者的心头。
起义胜利了!
宁都城临时宣布戒囗严。重新颁布口令。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两个字：“解放!”
太阳出来了。十二月十五日早晨的宁都城上，飘起了胜利的红旗。红军第五军团呱呱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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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历史的天空：悲壮的红五军团
【历史记忆】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红军先遣部队由冕宁城经过大桥来到彝海，彝族古基支头人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从此，红军的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也留下了“彝海结盟”一段佳话。
悲壮但又很少被提及的红五军团
红五军团原为国民党第26路军。二十六路军起先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中原大战后冯失败，其军队也被改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刘志丹.刘伯坚等曾杂该军担任过政治工作，因而这只军队有着较深的革命基础。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后不久，蒋介石又集中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并调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参加对苏区红军的进攻。第二十六路军共约1．7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193l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为了加强红五军团的领导，决定抽调一批军政素质过硬的干部到五军团工作。后通过决议，调任肖劲光同志为该军团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由刘伯坚同志担任。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十三军由董振堂兼军长，何长工同志为政委。十四军自赵博生兼军长，政委为黄火青同志。十五军军长为黄中岳，政委为左权同志。
可以红五军团自成立之后一直是命途多舛，看她成立的历史是1931年，到1934年红军长征，中间经历了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失败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中间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不过在长征中倒是不错，战功赫赫。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这应该来说是个苦差事。一路上，他们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这也是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俘后，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三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三十七团官兵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先后三次翻越天险夹金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
一个战功赫赫的部队就这样消失了。
原是冯玉祥的部队，中原大战后，最后的部队由孙连仲归拢归顺 老蒋，编为第 26路军，计有原12师（师长高树勋），原13师（师长董振堂），原14师（手枪旅加炮兵旅一部扩成的老冯警卫师，师长季振同），原15师（师长李松昆），和原38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共计 4个半师的步兵，和 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还有冯玉祥的心肝宝贝 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包括铁甲列车及车卫队也在这支部队里。共计约5、6万人。
经过济宁整编后，该部编制为 步兵是2师6旅12团，骑兵为1师2旅；人员已不足4万人，
总指挥孙连仲，参谋长赵博生；
该路军下辖 2个步兵师，第 25师（师长孙连仲兼）和第 27师（师长高树勋），1个骑兵师（师长关树人），
第 25师 师长孙连仲兼，下辖 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5旅旅长李松昆；
第 27师 师长高树勋，副师长王恩布，下辖 79 旅旅长池峰城，80旅旅长施积枢，81旅旅长吕如珂，
骑兵第一师（师长关树人），下辖 张华棠旅，祝常德旅。
31年春，老蒋令该部开往江西剿共，重武器留在江北，有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铁甲列车和骑兵师。南下的两个师加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约2.7万人。
31年5月，27师81旅在江西永丰县的中村地区被红军歼灭，师部和来增援的79旅受创，以王恩布代旅长收容整理部队，红军不久释放了千余俘虏兵；该路军原本就不愿打红军，到南方水土不服，瘟疫在队伍里流行，已经减员了5000余人，厌战情绪蔓延，于是长官纷纷告假，孙连仲、高树勋泡在上海、南京，董振堂去回乡探亲，季振同南昌看病、池峰城、施积枢籍口招兵而去迟迟不归；
老蒋此时闻知冯玉祥给孙连仲、季振同 等将领密信联络，感到极不放心，于是拟把26路军的两个步兵师编成第17军，以高树勋为军长，意逼孙连仲无法兼任25师长，那个年代，杂牌军无论作了军团长还是路军总指挥或者是军长，都要死死兼着主力师的师长的，孙连仲却把部队编成两个纵队，把高树勋剩的那一个半旅编进两个纵队里分属在两处，高树勋心知肚明，这样自己却将成为光杆司令，只好泡在南昌称病不归队伍，成立17军一事就胎死腹中。孙连仲于是升李松昆为25师长，张芳昭升为75旅长，孙连仲甚至以李松昆代理26路军总指挥，此举又遭至季振同 以资格和战功论的极为不满，拒不参加李松昆的就职庆贺宴请。
此时共产党在该部中活动活跃，发展了赵博生等多人加入共产党，赵博生又发展了80旅的董俊彦、卢子美两个连长加入共产党。董振堂回乡探亲归来竟看到扣在赵博生手里的孙连仲总指挥解除自己职务的命令，旋赞同赵博生等人进行起义加入红军。
驻守宁都城的除了26路军总部（含教导团和特务营、通讯营（已改编成新兵连）外，炮兵营在宜黄，还有季振同74旅的第1团，团长黄中岳，1营长卢寿椿，2营长孙士荣，3营长严图阁。这个团成为进行起义的中坚力量。
12月14日，赵博生以领饷庆贺为名，在总部宴请旅长团长，除了李松昆没有来，另外还有27师81旅驻守宁都北40里外石上砍柴岗的一个团的团长没有来，其余14名旅长团长都参加了宴会，被季振同事先安排的3营长严图阁率部队扣留，赵博生宣布要起义参加红军，要求旅、团长们赞成或者不赞成必须当场表态。被扣留的有张芳昭旅长，王恩布旅长和王天顺（80旅1团长）、郭通培（73旅1团长）、李锦亭（79旅2团长）、杨守道、曹明道等团长。74旅的副旅长 曹金声刚刚兼任2团长（原团长张岚峰在中原大战后失权，次年6月14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和学习经济，故曹金声接替刘毓琪的团长之职），事先已经知道起义。第二天起义部队开往红区时，每人给300大洋遣散了不愿参加红军的团长以上军官。
1营长卢寿椿带领部队同时包围了25师 师部，李松昆逃跑，带走了城北石上的27师那个团。
这样，第26路军参加起义的共有 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和11个团，有1.7万多人。
至少有该路军驻南昌和宜黄的办事处，在抚州的新兵训练队和宜黄的炮兵营和李松昆带走的27师79旅1团侯象麟部没有参加起义第26路军的起义参加红军，给红军送去众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干部，还有一个大意义，是给红军送来8部完整的好电台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比当时全部红军的电台还多，这是后话。
说说宁都起义给红军输送了一大批军事指挥干部：
还有转文职的或者没有授衔的， 黄镇、袁血卒、王幼平、姬鹏飞、边章伍、周骏鸣、刘向三、王斌 等。
起义后编成红5军团，军团总指挥 季振同
红13军长：董振堂（军团副总指挥兼 获“红旗勋章”）
红37师长 郭如岳， 红38师长 李教泽
红14军长 赵博生，（军团参谋长兼 获“红旗勋章”）
红40师长 边章伍， 红41师长 李锦亭
红15军长 黄中岳
红43师长 卢寿椿， 红44师长 苏 进
红15军长 李青云，获“红旗勋章”
成为红军的指挥干部，还有
红军师长 赵志奇，26路军少将副官长，前冯玉祥部独臂旅长，32.牺牲
红军师长 王洪章，前26路军27师上校参谋处长。32.7牺牲
红军骑兵师长 董俊彦，西路军牺牲
红军骑兵师参谋长 李彩云、彭德轩，
红军骑兵师长 霍海元（到陕北后的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干部团的副营长）
成为红军的指挥干部和英烈的无法计数：
血战湘江边 红34师，3个团有2个团的团长是来自宁都起义的；
101团长 张静、严风才，牺牲，一天牺牲几个团长，
102团长 梅林 牺牲
师参谋长 袁惠良，和他身边的几个人是红34师不多的 没有牺牲又追上红军主力的，
（100团长 韩伟在湘江东被俘，师长 陈树湘壮烈牺牲）
红五军团英名录（部分）
作战牺牲：王广建，五军团某师长；
王占元，五军团128团副团长；
王占彪，五军团129团副团长；
王怀德，五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长征中被反动民团杀害；
王树亚，五军团师长；
王洪章，五红军团44师师长；
王振铎，五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获“三等红星奖章”
王铭五，五军团38团团长；
邓友毅，五军团13军参谋长；
卢寿椿，五军团14师师长；
边延赞，五军团司令部科长，1937年春甘肃张掖负伤被捕、就义；
吕杰，红九军25师75团参谋长、1937年春甘肃临泽战斗牺牲；
刘振亚，五军团补充师师长、1935年病故。获“三等红星奖章”
刘培基，五军团13师参谋长，1937年1月甘肃高台战斗牺牲。获“三等红星奖章”
刘德明，决死2纵兼晋西北军区8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牺牲；
孙大安，五军团师长、1932年建黎泰战斗中失踪、烈士；
孙步霞，五军团13师38团团长
严图阁，湘鄂赣军区司令员。
杨刚，军委机要科长；
杨春华，五军团13师卫生部长、长征中牺牲；
杨统升，五军团13军117团团长；
杨焕章，五军团左路军军参谋长、甘肃临泽作战牺牲；
李肃，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队支部书记、1937年病故；
李连祥，五军团13师37团团长；1936年12月甘肃高台作战牺牲；
李青云，五军团15军军长、1933年病故；
李剑平，红一军因笫3军9师参谋长、1933年牺牲；
屏仁，红五军参谋长、1936年甘肃永昌负重伤，誓死不当俘虏，从容自尽；
宋奇峰，五军团供给部长；
张静，五军团34师101团团长；
张国栋，五军团无线电队长；
张振山，红军特务团长，1937年在延安，飞机轰炸牺牲。
陈仪厚，中央苏区卫生部副部长；
陈英琦，五军团无线电队长，长征中溺水身亡；
罗亚民，红一方面军特派员；
罗亚民，五军团机要科长；
赵博生，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长；
袁良惠，五军团34师师长，长征中牺牲；
徐达月，五军团13师38团团长；
高永祥，晋绥2分区副司令员；
郭醉北，五军团供给部军需科长，1036年冬甘肃高台作战牺牲；
黄思彦，五军团13师宣传科长、九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甘肃临泽作战牺牲；
黄彦斌，红军教导师3团团长，1937年病故；
梅林，五军团34师102团团长，长征中牺牲；
彭德轩，红五军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
董俊彦，四方面军、西路军骑兵师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
董振堂，红五军长，率部西征，1931年在甘肃高台于六倍之敌激战九昼夜，壮烈牺牲；
鲍德新，彭杨军校训练处长；
谭凤呜，五军团某团团长；
霍海元，红一方面军骑兵师长，1936年在陕西三边战斗中牺牲。
牛冠甫，五军团14军参谋长，1932年以“企图叛变”监禁，后下落不明；
李子惠，五军团保卫局预审科长、1936年被张国焘是为右倾残余分子关押、1937年恢复。
李彩云，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7月返回延安途中被错杀，1945年平反；
张少宜，五军团15军副军长，1932年5月以“企图叛变”判死刑，8月改判8年，1934年长征前久被错杀，1945年平反；
季振同，五军团总指挥，1932年5月以“企图叛变”被捕，1934年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反；
高达夫，五军团15军经理处副处长，1932年5月以“企图叛变”被错杀；
黄中岳，五军团15军军长，1932年5月以“企图叛变”被捕，1934年长征前夕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反；
萧世俊，五军团15军参谋长，1932年以“企图叛变”被捕；
曹树良，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任湘粤赣游击一支队队长，1937年在江西莲花被错杀；
崔建勋，1936年8月随九军团编多左路军，任红32军团长，1936年被错杀，1945年平反；
五五年授于上将军衔：
李达；副总参谋长、中顾委。
中将军衔：
王秉璋，空军第一副司令兼七机部长；
孙毅，总参谋部顾问。
孙继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李雪三，总后副政委；
韩振纪，总后副部长；
王谦，华北军区编外人事部政委；
王振祥，北京军区副司令、顾问；
王蕴瑞，军科副院长；
牛步云，空军总医院院长；
刘放，空后副部长；
孙润华，甘肃省军区副政委；
苏进，炮兵副司令员；
李毅，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
李化民，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顾问；
谷广善，七机部副部长；
汪洪清，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候世奎，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
张汝光，总后卫生部长；
张步峰，总后卫生部长；
张松平，总后油料部长；
张明远，总后副部长；
孟庆山，河北军区副司令员；
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郭卓辛，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灿章，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
靳虎，海军军械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
靳来川，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1964年授少将军衔；
熊伯涛。二炮副司令员；
鲁瑞林，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边章五，原26路75旅参谋长，红13军37师师长、中央军委局长、八路军总司令 部参谋处长、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辽东军区司令员、驻苏武官，1954年病逝，未授衔；
张化一，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
冯志湘，济南军区工程兵主任；
谭志刚，江西省军区后勤部顾问；
地方任职：
王幼平，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王思和，煤炭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
刘向三，水电部副部长；
李廷赞，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
汪名震，对外经济联络部顾问；
张永励，商业部副部长；
周骏鸣，林业部副部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孟谦，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袁血卒，民政部副部长；
闻述尧，辽宁省邮电局长；
高志中，国家建委人防办主任；
姬鹏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黄镇，文化部长、中顾委常委；
曹光裕，江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郭如卓，24师70团参谋长，被俘获释后流落上海，曾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委员；
潘望峰，五军团19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在甘肃临泽战斗中离队，1947年重新入党，江西省建工局副局长；
（另：潘同，南疆警备司令，1942年被盛世才拘禁，酷刑之下叛变；）
周凯东，太行7分区3团长，1943年牺牲；是抗战初期派到山东的8名红军干部之一，在邢仁甫的31支队，后任129师新1旅3团长；
罗忠毅，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长；
……………………………………………………
黄德魁少将，信阳步校校长
云宗连，红军团长，获“三等红星奖章”
卢子美，长征路上接任 耿彪 的红4团团长，后有传奇经历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在“新京报”上说：
1.说实在的，红五军团这些牺牲的人现在没有什么提及了，我觉得很不合适。
2.红五军团装备第一，人员第一，是当时红军部队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3.青杠坡战役红五军团牺牲得只剩下几百人，湘江战役也是。
4.说实在的，长征路上最困难的就是红五军团，如果树典型的话，应该树红五军团。
26路军是在中原大战的仇恨中，借助于闹饷起义的，当时的政策就是留去自由。所以留下的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强悍、精通武术的高大北方军人，的确立下汗马功劳。黄中岳的15军32.4.17在天门关就大胜18军32旅。
对26路军高级军官的逮捕是三批：5日，在瑞金逮捕张少宜、牛冠甫。8日，在汀州逮捕季振同等。而后又在赣州地区第5军团内逮捕黄中岳等人。
如李明瑞、季振同等起义过来的将领，都是独当一面的狠角色，大批的红军将领在他们面前可算小辈。如北伐“虎将”之称的李明瑞在1931年对7军的大清洗中被错杀后的长征时，国军仍对由第7军缩编的红3军团5师13团仍敬畏为李明瑞的北伐劲旅。而季振同率红5军团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辗转苦战赣州、南雄水口。尤其在水口战役受到军委嘉奖后的1个月，就与黄中岳被捕。还所谓念其起义有功，免死监禁。2年后的长征前夕，仍被秘密处死。大量被错杀的红军将领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就获平反，而季、黄等直至周、朱、毛去世后的1979年，才由原宁都起义的健在将领一致联名要求中央平反。但在现今公开媒体则如此声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季振同不幸牺牲，时年33岁。
1932年３月12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１方面军的３个军团。红５军团被一分为三。这让季振同很痛苦，全军都程度不同的认为有被人不信任和小心提防的耻辱。季振同拒绝了感情甚笃的老上司冯玉祥派人的拉拢，作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之策的重大决定：出国去。
４月下旬，中革军委终于批准了季振同的出国要求。5月５曰，季振同和亲信3人来到了福建汀洲，8日在汀洲城被逮捕。
５月５曰（也有说：13日到15日）时，红１５军军长黄中岳副军长张少宜等8人,已经被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逮捕。
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静等宁都兵暴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黄平反，恢复党籍。
一 红5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全军覆灭的红军战役军团,董振堂是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红10军团大致上也可以算全军覆灭，但至少保留了以粟裕为首的部分军团领导，和部分骨干部队，从建制上来说还是有所保留的。5军团在高台的战斗气壮山河，其阵亡人数几乎占了西路军阵亡人数的一半（约7000），与之相比，9军，30军，投降，被俘和溃散的比例过高，西路军最后的失败是西路军领导层和官兵战斗意志的崩溃，而非是被彻底消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战斗力由此差别可见一斑。之所以后来人们认为4方面军战力比较强悍，1是因为后来刘邓的调教，2是因为4方面军保存下来的老红军比较多，总数比原红1方面军人数多一倍还多（不含15军团）。
二相对于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赵博生，刘伯坚2人更有头脑，也更具革命资历，但他们一个过早牺牲，一个未能随队长征，否则5军团后来不至于有那样的悲剧。
三漠视和边缘化5军团的历史，尤其是淡化5军团的长征史，是左倾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后遗症，是应该在不远的将来被纠正的错误。
再补充几个遗漏的宁都起义后曾任师级干部的情况：
1、后编入红2方面军的红6军团也散落极少宁都起义人员，如从红5军团13军调到湘赣苏区工作，长征牺牲于贵州鼓新场的红6军团17师长吴正卿。
2、宁都起义人员曾遭受极不公正待遇，确实未发现有投敌现象。起义后任红5军团13军红37师长的郭如岳，后任24师70团参谋长，留在苏区被俘，1937年释放，流落上海达12年，解放后任第9兵团教导团教育参谋，1953年转地方工作。他有3篇回忆文章登载于《甘南文史 第六辑》。
3、再说个特殊的例子。27师79旅2团团附张惠民，起义后曾担任副师长。次年春，唯恐肃反扩大化而离队回家。11年后，血战常德德山牺牲，时任10军3师9团团长。
4.王广建，安徽界首人，早年参加国民军，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曾任红5军团某师师长，1932年后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再简单不过的介绍，作为堂堂的红军师长，连他的具体任职及生死都含糊其词,故是否有此人存在还值得质疑,猜测可能是1933年牺牲的红5军
26路军在江西剿共时,中共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李肃3人到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到来后,首先于該军中的地下党员,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其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26路军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特别支部由3人组成,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
再补充一个宁都暴动过来的的红军军事干部: 徐江汉,红军主力长征后的 闽赣军区参谋长,该军区司令员是宋清泉,主任是彭牯,后来叛变了. 而另一个任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的严图阁,游击坚持到国共合作,不幸病逝.
刘振亚,山东临清人,1930年从军官学校毕业, 时年19岁,初任38师见习参谋,缩编后升任上尉参谋, 是26路军唯一与党组织有联系的人,他最早派人与中央取得联系,在26路军中发展了党组织,是中央指定的26路军中党的主要负责人,特支书记.
他最早介绍李青云入党.起义前,专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起义前几天,又派人到苏区联系具体事宜.起义后,任红5军团团长,建黎泰军区参谋长,后又担任红5军团侦察科长,1935年牺牲在长征途中.
乜庭宾。字子嘉，河北景县人。16岁参加西北军，26年五原誓师北伐时营长，西安解围后任团长，经过13军政治部主任罗一然介绍参加共产党，“清党”中害怕动摇脱党。29年任少将旅长，中原大战后参加第26路军，江西宁都暴动时任军指挥部副官处长（一说81旅副旅长）。起义3个月后，经刘伯坚派遣，到国民党30军做策反工作。因为同伙被捕杀害，为安全逃离。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独立7旅旅长。抗战期间投降日寇，光复后任国民党新编6路军3军军长，经邓子恢批准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郝鹏举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民主联盟军1师师长。郝鹏举反水后，又重新打入暂编23师任46旅旅长。48.9乜庭宾因为起义暴露，只带领110人抵达解放区。任命为苏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分团团长。49.11淮阴军分区副司令。57年江苏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逝世于南京。
这位西北军元老级的传奇人物倒是参加后又退出的。
邱山宁（）原名邱斌，字岘章。与冯玉祥有金兰之谊。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幼年入私塾就读，后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1908年12月陆大毕业，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与时在丙班学习的朱德相识。后入北洋新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王化东部任三营左队队官。不久，调入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任中校科员。1915年4月被派往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部中校参谋官，1916年初，升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1917年7月，与冯玉祥率全旅官兵讨伐张勋复辟。同年12月14日，在南京浦口因和冯玉祥在援助福建李厚基同胡法军作战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遂被冯准长假离职休养，其旅部参谋长职由旅部参谋官张树声接替。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曾在北洋陆军中任参谋、参议、参谋处长等职。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到达绥西，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联军。他被冯聘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冯军开赴陕西，参加了西安解围之战。1927年4月随部离开陕西进入中原参加北伐。1928年，冯玉祥在洛阳成立第二集团军训练总监部，下辖十六个训练机构，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由石敬亭任总监，邱山宁任副总监，不久石敬亭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邱山宁副总监主持全面工作。1930年6月，他随冯玉祥总部参加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邱山宁随部队退往黄河以北的新乡、焦作一带。孙连仲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后，邱山宁任第26路军总指挥部顾问。日，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率1700余人举行暴动。邱山宁和总部机关人员随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受到热烈欢迎。朱德还主动约请其叙旧。邱山宁因担心家小受到株连，经批准从苏区返回原部队。1933年4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他任同盟军总部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部参谋长。后因蒋介石大兵进逼，冯玉祥于8月5日发表通电，自动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结束军事行动。邱山宁奉命留下协助察哈尔省警备副司令佟麟阁负责过渡期间的所有军政事宜。并积极谋划安置同盟军的留察部队。将近三万名抗日骨干补充进第29军。既使原西北军系官兵重新有了归宿，同时也壮大29军的实力，为冯玉祥军事集团力量的积蓄和再度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任务完成后，邱山宁继续追随冯玉祥上泰山读书。不久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成立“抗日同盟会”，冯玉祥为会长，邱山宁、佟麟阁、吉鸿昌等人为会务委员，主要吸收冯玉祥身边的参谋和侍从人员及西北军旧部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参加人员都要举行宣誓仪式。邱山宁为监誓人。同年夏，第26路军独立第44旅参谋长张文彬因在日记中同情共产党被逮捕。邱山宁受冯玉祥的委派从山东泰山前往江西进行营救。往返数次、几经周折，最终使张文彬重获自由。1936年，邱山宁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他随冯玉祥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抗战后期，参加南京日伪政权。1944年，任伪河南绥靖军总司令寇英杰第1军军长，在河南许昌、漯河等地驻防。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1948年8月，与陈建夫、朱光正等人组织中国新社会革命党，邱山宁任指导部部长。1949年5月，丢下家小只身一人经南京去台湾。后曾到香港赋闲。靠行医看病维持生活。日逝世。
吴正卿 一位宁都起义出来的红军指挥员
吴正卿()，河北保定人，1912年生，中共党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日反蒋斗争高潮，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2万余人于日在宁都起义，吴正卿参加了这次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军。
1933年6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江西永新以湘赣红八军为主，包括原井冈山根据地朱德总司令、毛泽东委员走后留下的地方游击团，组建成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下辖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共3个团，吴正卿在四十九团任团长。
1934年7月，党中央、中央军委电令湘赣省委，指示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红六军团作好思想、组织、行动等准备后，于10月开始西征，吴正卿同志参加了西征。
西征途中，吴正卿先后经历大小战斗30多次，每次他都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出色地完成了军团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1935年1月，在湖南澧水附近的陈家河庙包战斗中，他亲率十七师的一个连去攻庙包，诱敌出堡后，用机枪火力封锁退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最后在红五十一团三营和红十八师的有力配合下，将敌一七二师大部歼灭，其旅长李廷壑被击毙在澧水河边；距湖南省桑植城不足三十里的桃子溪战斗，他所在的红十七师进到桃子溪北面的岩屋口时，得知敌陈耀汉率其师直、张镜明旅的旅部和三四七团于午后将到达桃子溪，在这里等候桑植城的敌三四八团，准备一起逃往塔卧，在此情况下，六军团长肖克立即命令红十八师隐蔽插向桃子溪背后的万灵山，堵住通路，不让敌人跑掉，命令红十七师沿大路正面袭击，十八师到达预定位置时，十七师正面部队分成两路冲向桃子溪前面的杨家台、李家台，占领了重要地形，围歼桃子溪的敌军，结果，敌人听到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仓促应战，乱成一团，很多敌兵还没有来得及冲出大门，就当了俘虏，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除敌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一部分逃跑外，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三四七团全部被我军消灭，活捉敌师参谋长，缴获山炮两门(其中一门现藏北京军事博物馆)。1935年7月，在湖南龙山战斗中，十七师师长苏杰牺牲后，军团任命吴正卿接任十七师师长。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关于可渡过乌江，到黔川滇创建新苏区的指示，在贵州石阡会议上作出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后，进入黔大毕地区。此时，敌万耀煌纵队从遵义地区进入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关镇)。为阻击和消灭敌人，军团长肖克亲率十七师潜入敌后抵新场，在与敌盐防军的战斗中，吴正卿英勇牺牲，时年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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