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猪的佛叫什么?它时空猎座骑能送吗是黑野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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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骑猪跑好不好?
时间: 15:45:12 & 来源:佛滔算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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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梦见骑猪跑的周公解梦:
吉凶指数:84(由佛滔居士根据数理文化得出,仅供参考)
,预示是吉祥的征兆(&佛滔居士)。梦见肥胖的猪,预示事业兴旺,生气勃勃。反之,如果梦见瘦猪,说明做梦人最近家业不好,有点暗淡萧条,可能家里有人会给你惹麻烦。梦见猪,是暗示你的精神状态正处于贫乏的状态,在感情上是好色的象征,必须注意自己在性爱上的问题,有可能会欲求不满。而在金钱上代表可能会过于贪婪的倾向,千万别因为太贪反而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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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梦见骑猪跑的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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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梦见骑猪跑的图释:
梦见骑猪跑好不好? 解梦梦见骑猪跑
4. 梦见骑猪跑的宜忌:
「宜」宜给花浇水,宜看电影,宜买股票。 「忌」忌出游,忌致谢,忌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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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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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建议将野猪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图腾
12:16 转贴发表在
猪之传人、文坛圣斗士、独立学人/ 黄守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7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的猪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人猪交媾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埃及骑猪女神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金文中的大豕——骑猪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金文中的大豕——骑猪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红山玉猪礼器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良渚神人猪面神徽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金文家字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湖南湘潭出土商代晚期猪尊 日以来,红网社区、天涯社区、人民网强国社区文化论坛等发表了“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并获得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准确地说,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其实,早在2000年的夏天,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在《猪与生殖崇拜》一文对猪灵崇拜的考证中就提出了“中国人是猪的传人”的观点。之后,我在2002年出版的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收入了《猪与生殖崇拜》一文。因此,可以说,我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一说,已有六年之久。今天下午4点,忽然有人用电话把我从睡梦之中叫醒,说要采访我,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正领衔重新建构国家形象品牌,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记者问我有何意见?我自然还是坚持不渝我的观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建议将野猪重新定义为中国人的图腾。 在今天的人们的心目中,“中国”是“东方巨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基本上被当代中国人当作了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数尽历代中国的古王朝,从来就找不到哪个王朝有“龙的传人”的观念。
古代帝制宗法王朝时期,“惟龙独尊”,“以龙奴凤”,只有帝王才能自称“真龙天子”,只有王子王孙自认为是“龙子龙孙”,可那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不可能永远都坐“龙椅”,隔几百年就换了天下,“皇帝”轮流做庄,今天你家是“龙”,明日我家是“龙”。但“皇帝”不会随便轮流到“我家”的,“龙的传人”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太难了。假如有小老百姓自称为“龙的传人”,除非他造反自己做皇帝,则否是要杀头的。 在近代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宗法王朝之后,才滋生了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观念,并且还获得了绝大多数海内外华人的认同感。正如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唱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在接受《新快报》记者徐碧姗采访时说过,“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还不到30年的历史。到了今天,却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了。
龙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物?历代的文献典籍有各种各样的记载,非常扑朔迷离,以致今天的学者各持一词,而不能取得普遍公认的看法。有的说龙是恐龙的遗迹,有的说龙的原型是蛇,有的说龙的原型是蜥蜴,有的说龙的原型是鳄鱼,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中国古人也非常崇拜龙,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信仰中,龙并不是图腾,相反是野猪。或者说,“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属于宗教信仰问题。 中国人是野猪神的传人。事实上,龙还是由野猪神发展而来。虽然一时难以为中国接受,但确实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首先,我们要破除一个假象,野猪在驯化为家猪的过程中,因为过度的驯化(主要是采取圈养和阉割的手段),聪明、凶猛的野猪变成愚蠢、懒惰的家猪,体现出丰产、多子、肥壮等性能,完全满足了人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这是人类征服自然“伟大成就”,以至于人类夜郎自大,把猪当作“愚蠢”的象征,骂人为“蠢猪”,贬低人为“猪猡”。这一点,属于文化的变迁与衍演问题,著名的思想史专家葛兆光先生、著名的上古知识史专家李零先生和笔者的拙著都曾提到过。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给沈兼士先生的信中说,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一个“猪”字,就是如此。 在远古时代,万物有灵,动植物平等,不分贵贱,猪与其他动植物一样也是有灵的。比如葫芦灵、鱼灵、龙灵、猪灵、凤灵等动植物灵,并没有高下尊卑的分别。这一点,著名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一、第二册中讨论“鬼神”的时候,也提到了远古先民视万物为平等,从来没有等级贵贱的分别。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发现凶猛勇武的野猪的繁殖力惊人,它们的子子孙孙似乎是无穷无尽。而驯化的家猪的繁殖力更是异乎寻常,野猪一年一胎,家猪却是一年两胎,每胎产子几乎都是十多个。于是,作为先民们的肉食来源的猪类进入了生殖崇拜的系谱。先民信仰万物有灵,对猪灵进行生殖崇拜,先民们希望能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猪类向人类提供更多的肉食,一是将其神秘生殖力转移给自身或大地、万物,以增强其的生殖力,以至于人、猪、地不分,所以民间至今仍然有这样的习俗,称女人为“猪婆子”,叫男人为“脚猪子”,呼大地为“地母猪”,称呼猪作“黑相公”、“乌鬼”、“黑面郎”、“乌将军”等。 有证据表明,先民们认为野猪开天辟地,是宇宙的创始人,人类是野猪的子孙后代。在今天的苗族,至今保留者远古时代的习俗,尊称“野猪”为“野猪妈妈”。在彝族、黎族的创世神话中,还保留有人类依靠野猪咬开了天地的秩序的传说。据《庄子》一书的记载,相传“豨韦氏”开天辟地,是人类的祖先神,“豨韦氏得之,以契天地”。我认为,豨韦氏开天辟地神话根源于古代对猪灵的生殖崇拜。 据考证,《庄子》一书中的大猪神豨韦氏是最古老的创世大神。“黄帝”、“韩流”、“颛顼”、“祝融”、“帝舜”、“帝俊”、“大禹”、“汉”等都是猪神,“夏”、“商”、“周”的名号的初义就是“猪神”,并且猪神还是象征着光明、正义的神。在《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貍力、豪彘、盂槐、狪狪、当康、合窳、蠪蚔、山膏、闻獜、并封、封豕、狌狌、猪十四神、豕身人面、猪身八足等野猪神。而在今天,大陆不少地方还存在敬猪神的猪神庙。湖南的土家族自古以来就把猪奉为祖神,民间的傩戏中至今还有摔刀敬猪神的仪式。而今天的湘西苗族、瑶族、侗族都有祭猪神祖先的信仰习俗。 在原始神话母题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人、猪互变的神话,它表明古代不少民族曾经认为自己是猪的传人。据著名的文化人类学专家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在珞巴族的古神话中,有《猪救母子》的古图腾神话,古珞巴人还认为他们的图腾祖先是野猪。而据古代文献记载,周文王、汉武帝、赵匡胤就是猪神的儿子。而宋代的皇帝赵匡胤为祭祀他的猪神祖先,还特地在皇宫中专门养起猪来。室韦、苗族等古民族,都曾认为他们是猪的传人。神话中的猪、人互变,表明猪与人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叶舒宪先生说,神话中的女神的原型就是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而豨韦氏开天辟地,则是人类的创世主。可见,古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猪的传人。 凶猛的野猪是远古时代的先民崇拜的圣物。 “野猪是个大力汉,力大赛过水牯牛,拱着枫树来塘坎,一朝就长大三倍。……野猪有把好锄头,有把好锄好薅草,日日都去薅枫树,夜夜都去薅枫树。”只有在山区常年生活过的人们,才会对这首礼赞野猪的苗族古歌抱有同感。或许是人类过早地鄙视猪类,或许是我们已经走进了“工业文明”时代,以至于几乎完全淡忘了野猪这种动物,并且对它们的研究不多,使得我们对其知之甚少。 据自然科学史知识,在始新世早期(5000万年前),野猪类的祖先古偶蹄兽从踝节类中分化出来。于是,一种“进步”的有蹄类生物——偶蹄类出现了。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偶蹄类又分化出古齿亚目、弯齿亚目、猪亚目、骈足亚目和反刍亚目五大类群,可谓是种类繁多的庞大家族。据说,猪的远祖在4000万年左右才出现在地球上。猪亚目有三科:猪亚科,河马亚科,西貒亚科。猪亚科又分五个属:矮猪属、河猪属、林猪属、疣猪属和猪属。猪属中包括着许多野猪种和家猪品种。据说,猪属的直接祖先来自东南亚,即所谓的原猪。它“从发源地扩展到中亚、非洲和欧洲,后蔓延到整个新旧大陆。” 大部分动物学家认为,现代家猪的祖先是野猪种。据考古发掘,早在10000多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驯化野猪,养殖家猪。但对于有着4000万年历史的猪类说来,10000多年几乎算不了什么。据动物学资料介绍,野猪又名山猪,是偶蹄目猪科猪属之一,其膘肥体壮,四肢粗短,头部较长,耳小并直立,吻部突出似圆锥体,它的顶端为裸露的软骨垫(拱鼻);每脚有四趾,俱为硬蹄,仅中间两趾着地;尾细短;犬齿发达,雄性上犬齿外露,并向上翻转,呈獠牙状;野猪耳披有刚硬而稀疏的针毛,背脊鬃毛较长而硬;整个体色棕褐或灰黑色,因地区而略有差异。野猪的唇吻非常坚韧有力,加之犬齿发达,掘地可以深入土层,或挖掘洞穴,或推动100公斤左右的重物,或当作进攻的武器。野猪的嗅觉特别灵敏,用鼻子能分辨食品的成熟程度和属性。此外,它们还能根据气味判断敌人或异性所在的位置。动物行为学家们发现,野猪的智力和勇敢远远强于家猪。据外国资料,一些野猪竟然能够在点点的木桩上稳步行走,好像武士侠客走“梅花桩”。据实验表明,野猪还具有识别颜色的能力,在红、蓝、紫、黄、金、绿等6种色卡中,野猪最喜欢紫色,其次是黄色。但它们不喜欢红色,见到红色会怒气冲冲。据说,有些野猪非常聪明,生怕被天敌发现,经常集结在江河之畔,甚至在沙滩上睡觉,一旦遇到危险,立即泅水过河,这样难以留下任何气味,不会使天敌跟踪而尾随追来。 野猪凶猛刚烈,勇武有力,青面獠牙,奔跑如风。有证据表明,在猎犬的追逐下,它们可持续奔跑50多千米。野猪考虑要防御譬如狼、熊、豹、虎等食肉猛兽类天敌的突袭,一般采取群体而居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它们还可和天敌搏斗,以警告食肉猛兽,表明自己是不好欺负的。野猪机灵敏捷,警惕性异常强,一旦遇到天敌的偷袭,身上的鬣毛能马上倒竖起来向同伴发出警报,嘴巴“哼哼”作响。 据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单个的猛兽一般不敢贸然向野猪群发动进攻,害怕适得其反,因为野猪凶猛勇敢,长长的獠牙非常锋利,猪头也十分有力,所以只好在远处咆哮几下,以恫吓它们。不过,老弱病残的野猪则多为天敌们捕食的对象,这是生态平衡的自然调节,也极为有利于野猪种群的优化。 当然,野猪最大的敌人还是“伟大”的人类。不过,野猪并不好对付,森林或山区的猎人传诵着这样两句谚语:“一猪二熊三老虎”、“打老虎只要有一个胆,打野猪要带一块板”。流传于各地的这两句俗语表明,森林中最凶猛的动物,野猪排名第一,其次是熊,再次是老虎。人们捕获老虎只要有胆量,然而猎杀野猪要带一副棺材(一块板),意思是说猎人须随时应对被凶猛勇武的野猪咬死的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在猎捕野猪的过程中,常常上演捕猎者被野猪咬死的惨剧,所以古人还认为野猪是一种食肉猛兽。现代捕猎者还说,“中枪野猪猛如虎”,也是野猪凶猛的极好证明。 网上一个叫“中原一枝梅”的人讲述了一则真实的现代奇闻,也可以印证野猪的凶猛勇武:黑龙江有一位姓孙的采药老农,1984年初秋的一天,他背着竹篓上大兴安岭采药。突然之间,一颗水珠滴在他后脑勺上,水珠有些血。老孙抬起头一看,只见一只饥肠碌碌的东北虎,蹲在一块大石头上,虎视眈眈,在向他掉口水呢!老孙头大吃一惊,吓出一身冷汗,那老虎大叫一声,正扑面而来,老孙头猛一躲闪。十分巧合,那老虎便从他头上发现数米开外有一头肥壮的野猪,正低着头在那里刨树根。那野猪面对这位突然闯来的天敌也不示弱,于是双方都恶狠狠地盯着对方。这样对峙了两三分钟之后,老虎猛然一跃,朝野猪冲去,它们一来一往,一守一攻,大约斗了十几个回合。老虎使了个绝招,一口咬住了野猪的后腿。野猪痛得大声嚎叫。刹那间,树林里尘土飞扬,啼声四起,几十头野猪咆哮着,朝这边奔来,拼命与老虎搏斗。老虎孤军作战,奋力厮杀。眨眼间,虎啸猪嚎,树林里斗得天昏地暗。数小时后,老虎一命呜呼。这时幸存的野猪才愤愤地撤离现场。树林里血流遍地,十几头野猪和一只老虎倒在地上。老孙头躲在一棵大树上,有幸从头至尾观摩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猪虎大战。 远古时代的野猪遍及世界各地,日夜出没于森林、河流、草原,甚至沙漠等地区,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除个别雄性单独活动外,一般由5~7只或10余只结成小群。晨昏和夜晚活动频繁。叶舒宪先生援引查尔斯·里德的考古学家说,野猪并非主要是森林动物。凡是在水和隐蔽这两种需要能得到满足的地区,不管是在森林、草原、甚至半沙漠,或靠近泉水、河流沼泽的沙漠内,都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叶舒宪先生的说法甚是,在我国新疆的沙漠地区,至今生活有野猪。据考古资料,新疆地区曾出土过绘刻有野猪图像的青铜器物。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各地都有野猪的分布,可谓是无处不有野猪。 野猪被驯化为家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伟大成就”。但对于野猪说来,它们未必愿意被驯化为家猪。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飞黄腾达”,往往是大自然的莫大悲哀。古代中国人以擅长驯养猪著称于全世界,给整个人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养猪经验,并培育出了闻名中外的优良的中国猪种。据达尔文研究,欧洲晚至罗马时代开始驯养家猪,著名的罗马猪就是中国猪种的嫡嗣后代。达尔文不但对擅长养猪的中国人赞不绝口,而且还认为中国猪种对于欧洲养猪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8世纪,英国还靠引进我国华南猪而成功培育出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等优良品种。此外,中国猪种对美国猪种改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考古发现,在一万年前左右,我国已开始驯化野猪,养殖家猪。各个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出土有猪类遗骸的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在同时驯化野猪。尤其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都是特别擅长驯养野猪的民族。据《史记》、《神异经》记载,野猪是很难驯化的猛兽,先民常称它们“傲很”、“难训”。在殷商时期,猪成为地支第十二位的“亥”,又由此进入了十二生肖文化中,又被称为“亥日人君”。 被驯化的野猪彻底放弃了其祖先的生活习性,它们的生命存在本身也就成了人类的意志和功利需要的某种附属物和保证。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有利于自己,才是善;不利于自己的,就是恶。中国人崇尚勤劳,厌恶懒惰,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却把野猪驯化成好吃、懒惰、贪睡的家猪。人类对家猪的这种特性,可谓好恶集于一身。一方面,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譬如家猪因好吃、懒惰、贪睡,所以生长迅猛,是善;一方面就鄙视家猪,认为它们的这些特性是丑陋的,是恶。 据说,在远古时代,人类猎捕杀野猪的目的在于“逐肉”,即获取肉食来源。相传为黄帝时代的一首古歌——《弹歌》记载了先民们追捕野兽的目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逐”字,从辶、豕组成,可见“逐”字的初义当为追捕野猪。在远古时代,先民们通过各种手段,成功捕猎到野猪的机率并不会很高。尤其是在冬天,野兽们因觅食困难被饿死之际,人们会感到肉食资源异常匮乏。或许受到捕获到活野猪而喂养的启发,似乎觉得驯养野猪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据某山区的农民介绍,有野猪来到他家里偷食玉米,并与家猪偷情,久而久之成了家猪的“朋友”,还不断招引来新的“朋友”,当农民慢慢地用泥砖堆彻起高墙把野猪包围起来之际,野猪似乎习惯了被喂养的生活。或许这也是远古时代的先民们驯化野猪的一种方式。在驯化野猪获得初步成功之后,人们会发现豢养家猪比猎捕野猪效率要高,并且可以长期获得稳定的肉食来源。 有人说,人类不必同情弱者,动物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相互残杀的历史,猛兽吃掉人类的时候,又有谁同情过人类呢?所以人类任意残杀被自己驯化的动物也就不必心慈手软了。当然,在佛教徒看来,杀生是十恶不赦的罪恶。晚近几年来,动物的瘟疫开始危及人类安全。尤其是当禽流感肆虐全球之际,它们似乎击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大概是物极必反,人类臆想为自身真的征服了大自然,肆意践踏其它物种的生命,为所欲为,因此遭到了它们的报复。 叶舒宪先生认为,从捕杀野生动物到驯化它们,是“逐肉”到“养肉”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似乎有数百万年长的时间。野猪被驯化为家猪,其目的就是“养肉”。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地球上也没有一种动物在养肉方面能超过家猪的。当人们发现驯养家畜的效率远高于猎捕野生动物之时,养殖业会迅速发展起来。 据民间养猪经验,公猪遗传能力方面不及母猪,仔猪主要继承了母猪的某些性能。经过几千年的驯化,家猪丧失了其祖先野猪千百年来生存竞争的优越本性,变得温驯,善于长肉,繁殖力奇高,等等,几乎与野猪成了迥然不同两种的动物了。 首先,家猪嘴巴上没有野猪的獠牙,并且鼻吻及头骨非常短小。因觅食、拱土掘地和搏斗的需要,野猪的嘴巴长,犬齿发达,头部大而直,头部的比例占体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长。家猪被圈养之后,主要靠喂养,它们可不必像野猪那样用鼻吻部位拱地掘食。久而久之,引起鼻吻部位及头骨长度缩短,犬齿退化,獠牙消逝。如果家猪长出了坚硬的獠牙,那么人们会拔掉它。这是有害的,不利于催肥长肉,对驯化者说是“恶”。 其次,家猪的形体要比野猪小。野猪因生存斗争的需要,体型高大威猛,它们的神经系统、头、脚和前躯十分发达,中躯短,后躯小,反应机灵敏捷,性格暴烈凶猛;四腿长而瘦,擅长奔突。然而在圈养的过程中,家猪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狭小的牢栏之内,不会为食物而产生争夺和对抗,缺乏剧烈运动,时间长了会使得家猪的形体越变越小,前躯短,中躯、后躯加长,四腿变得短而肥,性格温顺而反应迟钝,警觉性日渐下降,不再是高大威猛的野猪了。 再次,家猪的繁殖力、生长方面远强于野猪。野猪成熟晚,孕期长,一般是季节性发情,每年繁殖1胎,每胎产仔3头~6头,幼仔身上有褐色或黄色纵条。野猪的生长速度缓慢,一年左右才长到30~40公斤,成年时体重也在90公斤左右。而家猪成熟早,繁殖力强,妊娠期也从野猪的140天左右缩短到114天,一年可两胎,每胎可产仔多达20头。小猪仔生长非常快,半年的内体重就可达到90公斤以上,有的可达500公斤以上。而通过杂交选种,家猪在繁殖力、生长、体型方面越来越满足了人类的意志。 又再次,为了使圈养的家猪快速长肥,除配种的公猪和母猪外,一般要对家猪进行阉割手术。家猪被阉割之后,不再发情,性格温驯,容易催肥。当然,阉割之后的家猪自然丧失了野猪某些品性。在《说文》中,有许多表示对猪进行阉割的字,譬如“豮”、“豕隋”等字。 野猪主要靠自己寻找食物,自生自灭,集具了生存的各种优良本能,青面獠牙,神经发达,反应机灵敏捷,奔跑如风,凶猛勇武,性格暴烈,威壮有力,适合于野外生存。相反,家猪被圈养起来,限制其行动自由,不断驯化,各种性能退化,成为人类任意宰杀、食用的家畜。纵观上万年的养猪史,真是造化弄猪! 种种证据表明,在先民心目中,野猪膘肥体壮,异常凶猛,勇武刚烈,是地地道道的勇士。俗话说的好,“一猪二熊三老虎”、“打老虎只要有一个胆,打野猪要带一块板”。在古代,如果有人能够捕捉到或杀死野猪,则将成为人人赞不绝口的英雄人物。假如有人被同伴们称颂为“野猪”,那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通过钩索各种史料,我们发现中国古人普遍崇拜野猪。有证据表明,野猪崇拜之风贯穿华夏上万年的文明史。 在甲骨文中,作为野猪之名的“彘”字由“豕”和“矢”(箭矢)组成,箭矢有时刻画得非常细致,有时仅用一根线代替,大都直指或贯穿野猪的腹部。罗振玉把“彘”解释为“野猪”,是非常正确的。彑是指坚韧有力的野猪头,因为野猪太凶猛了,无法靠近它,不远射不可能成功捕杀到它们,所以用一“豕”中“矢”表示这种特别凶猛的野猪。“勇敢”的“敢”字,在甲骨文中是手持一种工具捕捉野猪的象形字。因为野猪非常凶猛,如果硬碰硬地捕捉它们可能反而会被咬死,所以人们望而生畏不敢徒手猎捕野猪,于是古人把手持工具捕捉活野猪的形象表示为“勇敢”之“敢”。根据卜辞记载,射猎野猪是商代军事贵族的重要活动之一。何新先生在《龙:神话与传说》一书中详细考证了猪在上古的形象,认为猪在远古时代是一种凶狠的猛兽。汉字中凡与“杀”有关的文字,其字形往往与“豕”有关。《楚辞大招》记载西方有凶恶的野猪神:西方有流沙河,茫茫无边际,有凶恶的豕首望着南方,纷身长满刚鬣,长长的猪脚,獠牙外露,张牙舞爪,蹲在地上狂笑,似乎想吃掉什么。史书还记载有射杀野猪是一个人拥有凶狠、勇猛之血性的表现。据《北史·清河王绍传》记载,清河王性格凶狠险恶,好抢掠行人,射杀野豕之类,当作娱乐活动。据《北史·皮景和传》记载,皇帝曾命令皮景和射杀一头野猪,没想到他一箭就射死野猪,于是皮景和深为皇帝所赏识。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野猪十分凶猛,难以驯化,因而人们常常它比喻成勇武的象征。 据《史记》和《孔子家语》,孔子的弟子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可谓为一个勇士,头戴雄鸡,身佩豭豚,以显耀自己勇武有力,并以为一种骄傲。雄鸡、豭豚当是勇武彪悍的象征,子路佩饰它们以表示自己是勇士,同时也意味着他还将承担着其作为勇士的社会责任,譬如讲诚信、义气之类的。 据《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汉书·酷吏列传·郅都传》说,在汉景帝时期,酷吏郅都曾跟随皇帝游上林苑,上厕所,忽然发现有一只野猪也跑进来了。皇帝目视郅都,叫他去救在厕所里的妃子贾姬,可是郅都非常害怕,不敢和野猪搏斗。皇帝只好亲自拿着刀剑去解救自己的爱妃,郅都跪在地上劝阻说:“天下死掉一个贾姬的女人,又可再献上一个贾姬的女人,天下难道女人少吗?即使皇帝纵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国家和太后将来怎么办啊!” 也许是命运,皇帝放弃了救人的念头,野猪也自动离开了。古代豢养猪的地方,兼作厕所,所以有以上惊险的一幕上演。野猪如果受到攻击,反而发怒,会不惜生死还击,往往发生猎人被野猪咬死的惨剧。郅都不敢进入厕所救人,即在于此。 大野猪青面獠牙,是勇武彪悍的象征。扬雄《太玄经》说,豨有锋利的獠牙。王莽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曾制北斗礼器,并随时带着,以为可以保住皇帝之位。据《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为了对付北方匈奴的侵犯,招募不怕死的勇士、死囚及奴隶作为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豨勇”,希望这支部队真能像野猪一样勇武刚烈,打败敌人。服虔解释说,野猪的特性是凶狠勇猛、威武暴烈,擅长突然袭击、冲刺、攻破,所以人们把它当作勇武的比喻意象。查阅二十五史,古人的心目中的猪以擅长“突”和“勇”著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几乎人人崇尚勇武,于是,崇拜野猪之风披靡中国。据《南史·王琳传》记载,六朝时期,王琳打仗,将战舰命名为“野猪”,如果开战获胜,则作野猪之声表示庆贺。据《北史·卢曹传》记载,卢曹“臂毛逆如猪鬣”,威猛勇武,力能拔树。可谓把人比喻成野猪。据考古发掘,六朝葬俗中的随葬猪礼器也一改两汉的家猪之形,大多取象于奔跑状态的野猪。据《陈书》记载,有人叫“傅野猪”,据《魏书》记载,还有人叫“薛野猪”。 据《元史》记载,蒙古人人崇尚勇武,崇拜野猪,祭祀不用家猪,改用野猪作牺牲,以显耀武力。《元史·世祖纪四》说,祭祀不用豢养的家猪作为牺牲,“以野豕代之”。据《元史·世祖纪六》、《元史·祭祀志一·郊祀上条》、《元史·祭祀志三·宗庙上条》、《元史·祭祀志五·太社太稷条》等记载,元代各类祭祀多用野猪作为牺牲,废黜家猪。当时的蒙古人特别强调使用黑野猪献祭,或许与他们试图征服欧亚大陆的雄心壮志有关。在那个时代的蒙古人看来,只有崇尚勇力、血性、野蛮,才能培育出一个民族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唤起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显示一个民族的独立之根性。 据考古发掘,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有猪首的石猪龙,赵家沟文化遗址出土有一种磨光陶尊上,雕刻有猪龙、飞鹿、神鸟三种灵物组成的花纹图案,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玉猪龙。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有猪头神像。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有陶猪。商代甲骨文中有名“彘”的氏族。在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人与野母猪交配的铜牌。而把猪当作族徽的青铜器铭文,则不知道有多少。而据著名的楚辞学专家萧兵先生、中国社科院古天文学史专家冯时先生的研究,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神徽中的兽面就是野猪。据新华社呼和浩特日电,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与玛尼罕乡交界处的一个山顶上,发现有一处距今4000多前的祭祀遗址,主体范围大约15万平方米,分中心、东、南、西、北5个区,整个遗址呈不规则形,有石砌的围墙,高约 2 米,保存完好。在围墙内有 200 多个圆形石砌祭坛,最大的直径 13 米、最小的直径约 4 米。其西南侧发现了一座巨型猪首石像,高约 5 米、宽约 3 米、长约 8 米,围墙外东侧、北侧的悬崖上,还发现了 10 多块巨大的人工磨光石块。有考古学家说,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猪首石像是当时的先民祭祀的祖先神。这些都是猪灵图腾崇拜的早期遗迹。 “玉猪龙”的象征意义,学术界有多种猜测,有礼器说,有图腾说,有礼器兼北斗说等。其中,冯时先生持礼器兼北斗说。在他看来,猪首为北斗的象征。尤其是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县的三官甸子红山文化墓地的一种双猪首三孔礼玉,它长8.9、宽2.6厘米,主体部分为三个并列的圆孔,孔径1.9厘米。并列的三孔两端各雕有一个面向外的猪首,底部有四个漏斗状的小孔。冯时先生认为,这件玉器两端的猪首是北斗的象征,玉器中央的三孔可以视为从斗魁引出的斗杓三星,位置也极为合理。冯时先生又认为,出土于辽宁牛河梁的双人首三孔玉饰也是北斗的象征,双人首是双猪首的拟人化而已。当然,在我看来,“玉猪龙”是“中”,象征着神圣的交媾,同时兼象征北斗等多种涵义。 有学者不同意把猪形礼玉命名为“玉猪龙”,譬如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认为应是“玉熊龙”,并援引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熊龙”为证,由此推论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的说法。虽然有许多学者不同意叶舒宪先生的说法,但他的观点也可备为一说。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知的资料,中国距今大约10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和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等数处。四处遗址中都出土有猪类遗骸,但我们还是无法确证其究竟属野猪还是为家猪。 据有关资料,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兽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占三分之一左右,在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尤其是随葬猪下颚骨的现象,几乎遍及各个史前文化古遗址。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12座墓随葬了36块猪下颚骨。在同一地区的秦魏家遗址中,138座墓中有46座随葬猪下颚骨,达430块,数量十分惊人。山东胶县二里河遗址,在66座大汶口文化墓中,随葬有猪下颚骨143块。而在大汶口遗址,在138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96块。随葬猪牙、猪颚骨乃至整头猪的习俗遍及各地,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可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种非常流行的葬俗。 当然,葬猪风俗的流行也表明当时的养猪业十分发达,并意味着猪可能还是一种可供交换的活动财富。有文化人类学证据表明,某些民族流行着将猪下颚骨当作家庭富有的标志的习俗,譬如生活在在西藏珞渝马尼岗一带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即是如此。虽然猪是财富的象征,但并不意味着葬猪的目的就在于死者显示财富,而应为出于宗教信仰的需求。 因此,史前文化中随葬猪的典型而普遍的习俗,可能是借助象征着“中”——神圣交媾的猪使死者复活或不死的一种巫术手段,也可能是希望通过“中”回归“祖先世界”,更有可能还兼具有多种象征意义。如果说史前先民葬猪习俗之目的有可能为回到“祖先世界”去的话,那么他们则视猪为“祖先”,是生命和文化的来源。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猪的传人”,希望通过猪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史前文化中的葬猪习俗,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不说,汉代人也非常爱猪,各地屡屡出土有各式陶猪和陶猪圈。譬如汉景帝阳陵还出土有陶猪大阵,更是惊人,每只小乳猪通长0.16米,高0.06米,分黑白两色,竖耳、长嘴、尾或卷或直,形象逼真。 在汉代,除随葬陶猪外,社会上还流行随葬石猪、玉猪,即将玉、石雕琢成卧猪形,握放死者手中,两手各一个,在丧葬礼仪中称“握”,也称作“握猪”或“握豚”等。握猪葬俗在汉魏六朝盛极一时,延续于唐宋,波及于元明,只是日渐衰微而已。 握猪中使用玉制成的,又称作“玉豚”,因在汉代最为兴盛,所以也叫做“汉玉猪”。“汉玉猪”中有包金玉猪,其雕刻技法极为精细,被称作“汉八刀”。从出土的“握猪”的形态分析,西汉握猪刀法抽象简单,多数都呈圆柱形,底面为平面,圆柱的一端稍细,以一面坡阴线界出猪头。猪头上以阴线雕枣核形眼,圆柱两侧又以一面坡阴线雕出四肢轮廓,四肢呈卧形,在接近于器底部之处略作切削,圆柱另一端的上部略圆,为猪臀,臀中部尾根处有一小凸榫。东汉握猪形象逼真,雕出四腿成卧猪状。魏晋六朝则形象似野猪,形态上较汉代玉猪复杂,颈部细于头身,头上有锯齿形的鬣,四肢短小,分别伸向前后,呈奔跑状态。唐宋之后又变回汉代形象。唐元和之后,又流行随葬铁猪。 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互攀比,奢侈之风愈演愈烈,握猪越来越奢华,其造价越来越高,所以有人提倡节俭,主张“改革”“习俗”。六朝颜之推就告诫后代,崇尚简朴,不必随葬玉豚之类,《颜氏家训·终制篇》说:“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 据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冯时先生《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在古天文学中,野猪或猪是北斗(北极)的象征。冯时先生认为,猪、北斗、极星三位合一,是完全成立的。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鹰礼器就是这种信仰观念的一个证明。该玉鹰礼器雕塑形象逼真,中胸绘出一圆环,环中绘有平行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鹰的双翼则分别雕成猪首。在冯时先生看来,这件礼器的寓意十分清楚,特殊的八角图形实际就是九宫图形,九宫布列于圆环中央实际体现了太一行九宫的古老观念,在汉代式盘行九宫之太一多为北斗,证明原始的太一也就是北斗,其位居天极,充当那个时代的极星。太一九宫同样绘刻于圆环之内,所以此环在古人观念中当位于天极璇玑,而两翼的猪首形象则显然是对中央作为极星的太一北斗的形象描写。北斗重见于东西两翼,又暗寓斗建授时而周天运行。至于鹰的形象,可能是作为氏族的标志的象征徽识而已,反映了古人祭天与配祖的传统观念。传统的观念中,有“太一生水”的说法。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开门见山就说“大一生水”,之后又说“大一藏于水”。“太一”是万物之根源,它首先生水,有了水之后就有了天,有了天之后就有了地,等等依此有了其它。传统观念中,豕(猪)主北方,又生成数一六为水,处子位,配北方。《易·说卦传》说,坎为豕、水、沟渎,是正北方之卦,乃万物之所归。《淮南子》高诱《注》、《释名·释天》说,玄是指天。《易·文言传》也有“天玄而地黄”说。《楚辞·灵怀》王逸《注》说,玄是指水。《淮南子·天文》说,北方称作玄天。《庄子·大宗师》说,颛顼居住在玄宫。陆德明《经典释文》解说,玄宫是指北方宫。颛顼是北方的猪神,它所处的“玄宫”很可能就是“太一”。在《老子》中,女阴被称作“玄牝”。各种证据表明,“玄”可训释为水、北方、天、女阴等。因此,被称作天神的“太一”就是“玄神”。冯时先生也说,是玄神即天神。此天神最尊,合北极之气,故居北斗之位。因此,在古代,猪、太一、女阴、交媾都可互指兼喻,是至上生殖宗祖神——皇天上帝,为万物之根源。当然也就意味着,古中国人确实是“猪的传人”。 在先民看来,天上的北斗七星,主宰着人的禄命祸福,是命运之神。《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说,北斗是上帝的座车,运行于中央,制约四方,分割阴阳,建立一年四季的时间,人世间种种都受北斗的主宰,在北斗的斗魁戴匡六星之中,有一星叫司命星,还有一星叫司中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可见,“司命”、“司中”本属北斗七星之一。可能是后世不断的演变,北斗的某些职能转为独立的“司命”、“司中”承担了。《楚辞·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与东皇太一等并祭,可见大司命、小司命都是显贵大神。《开元占经·石氏中官占篇》引《春秋元命苞》则说它“主寿”。 《九歌·大司命》:“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王逸解释说,“九州之民”,“或寿或夭”,都为司命所掌管,它代表上帝操生杀之柄,并且皇帝的命运也归司命制约。《汉书·律历志》说,北斗专管“人统”。《风俗通义》卷八“祀典”说,社会上普遍流行崇祀司命神,“今民间独祀司命耳。” 楚人祭祷司命神的记录,十分普遍,分别见于天星观、望山、包山、秦家咀等墓所出简文。 后世道教信仰中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之说渊源于早期的北斗崇拜。干宝《搜神记》卷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由上可知,北斗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大神,司命为北斗七星之一,主寿夭、定生死,“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在民间灶神是交媾的象征,“烧火”就是交媾的比喻,所以后世有灶神也是司命神之类说法。通过其中的流变,可以看出一个信息:神圣的交媾才是主宰命运的至上神灵。 因此,从生殖崇拜信仰观念看来,只有“中”(猪)才是真正的“司命”。在汉代,人们仍然保持了这种原始的信仰,认为“交媾”是生命的渊源,不死的神药,人命运的主宰,交通天地的巫术或祭祀仪式,得道升仙或践极称帝的方术。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先民就非常崇拜猪,并且由此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尚猪文化,因而在汉字中的涉及到猪文化之处颇多。在《说文解字》、先秦与两汉文献及出土文物,早期的汉字中的猪文化基因比比皆是。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在《亥日人君》中,曾对豕、猪 、豨 豩、豚、豝、豵、豰、豯、豣、豠、豭、豤、豛、豦、彘、豧、豷、豥、豲、豮等字,之后我又补充考证了豪、獜、狪、豱、鬛、豢、豖、彖、貛、貒、彑、封、彭、俊、韦、冢、巴等字。 “家”字的取象,当出于一种宗教信仰。学术界关于“家”字本义,众说纷纭,至今争论不息。据许伟建先生编著的《上古汉语词典》,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家”字有宗庙的正室、家族等义。“家”字指代宗庙的正室,譬如《合》一三五八一:“报于上甲家。”《合》三零三四五:“父庚父甲家。”“家”训作家族,譬如《命瓜君壶》:“康乐我家。”《叔向父簋》:“奠保我邦我家。”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也说,“家”可以指代宗庙的正室或宗庙。唐兰先生认为,早在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陶文中的已有“家”字,它的结构与甲骨文中的“家”字一致。王明阁先生还结合大汶口墓葬中随葬猪头的情况,认为“家”在卜辞中亦为祭祀祖先的宗庙。(叶舒宪,《亥日人君》,第177页。 ) “家”字为宗庙之义,在《诗经·大雅·绵》中也其有记载。扬之水论及《诗·大雅·绵》中的“家”字,援引《考古》1962年第9期刘克甫《西周金文“家”字辨义》的研究成果,说:“‘家’字的初义,可以推原到甲骨卜辞。据卜辞得知,殷人祭祀祖先的场所称‘家’,即家的本义为宗庙,亦即宗族团体共同祭祀的场所。至春秋时代,犹有借此义以家指代庙者。这里的‘家室’之家,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从文献记载看来,在商周之际,“家”字可以指代宗庙,因而又能引申为朝廷、国家、都城等义。《书·酒诰》有“王家”为朝廷的记载。《书·洪范》有“家”是国家的记载。《周礼·春官·典命》有“国家”为国都的记载。许慎《说文》认为,“家”字是指居处之所。 我认为,“家”字派生义不能当作其原始本义。 “家”的原始初义应是“中”,即神圣的两性交媾,先民由此而引申,以“家”字指代其它,譬如称其神圣的集体交媾之地作“家”,视生殖宗祖神之神庙为“家”,称人的居住之处为“家”。 据商承祚先生《说文中之古文考》的考证,在毛公鼎的金文中,“家”写作“圂”,取象于猪繁殖旺盛之意。据《史记·夏本纪》《正义》记载,古肃慎人厕、猪圈、家不分,“家”的中央是猪圈,兼作厕所,人们环绕猪圈而居住,这很可能是远古时代先民家居的真实状况。我认为,古肃慎人厕、猪圈位居“中”(中央),特别表达出了“中”(家)的原始本义,即神圣的两性交媾。 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代夫妻相互称作“家”。这种特殊的称呼当是根源于“家”为“中”——神圣的两性交媾之原始本义。丈夫称妻子为“家”。《楚辞·离骚》王逸《注》说:“妇谓之家。”妻子也称丈夫作“家”,《国语·齐语》韦昭《注》说:“夫称家也。”《字汇·宀部》:“家,妇谓夫为家。” 因而“家”演变为男子娶妻成家。《易·蒙》有“子克家”一句,就是“子”能娶妻或可两性交媾而行礼乐了。《楚辞·离骚》有“未家”一词,是没有娶妻的意思,少康逃奔到有虞氏,有虞氏把两个女儿嫁给了“未家”的少康。《淮南子·齐俗》有“终生不家”一句,是指“终生不娶”。在礼乐文化看来,只有成“家”才能“家”,即两性交媾的合“礼”性当以婚姻为本。“家”字可以写作“嘉”,“嘉”字的本义为两性交媾,古人称婚姻之礼为“嘉礼”。据白川静的研究,甲骨文“嘉”字就是将犁置于女子阴部前的象形字,应为两性交媾的顺势巫术。 因华夏文化之惯性,“无豕不成家”的信仰深入人心。在古代,神州大地上的国人每家每户无不养都有几头猪。在古人看来,只有“家”中养有几头猪,才会使人感到像一个“家”。虽然这种信仰观念早已远离“家”字的原始本义,但家家户户又无不体现着“家”的原始本义。“家”训释为“中”,可以参考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的《释“中”》一文。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猪灵崇拜比比皆是。比如在《庄子》、《山海经》、《史记》、《左传》、《国语》、《神异经》等古籍中,就有大量的猪灵民族,如豨韦氏、封豕、并封、豕韦、饕餮、梼杌、韩流、三苗、豕韦氏、大彭氏、浑沌、 古巴人、鬼方等,都是有名的崇拜猪灵的民族。而在《庄子》一书中,豨韦氏开天辟地,是人类的创世主。在我国56个民族中,相传人类起源于葫芦的民族至少有24个,包括汉族、彝族、苗族、瑶族、畲族、白族、黎族、傣族、水族、纳西族、侗族、壮族、佤族、拉祜族、布依族、高山族、仡佬族、德昂族、僳僳族、阿昌族、基诺族、景颇族、哈尼族等。其中“基诺族”的“基诺”就是“从葫芦里挤出来”的意思,可见他们是把“葫芦”当作圣物来崇拜的。在先民看来,葫芦瓜就是猪。瓜、豭字上古读音相同,豭就是瓜。古人还将瓢称作“端”,也可指代羹勺、瓢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耑字是端字的本字,耑在古代还是一种酒器。端、彖古读相同,所以葫芦瓢可称为猪。《方言》二说,“瓥”就是葫芦瓢。“瓥”字“豕”、“瓜”并列,表示为互指兼喻。葫芦崇拜与野猪崇拜“同流”,可谓是殊途而同归。 古代东北地区雨水充沛,或茂密的森林,或为丰盛的草原,各民族以游牧为主,譬如古肃慎人,挹娄人,靺鞨人,室韦人,夫余人,高句丽人,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蒙古人、韩人等。这些古民族都崇拜野猪,并以养猪为业,主食猪肉,白天牧猪,晚上则与猪同睡取暖。《书·禹贡》说,“岛夷皮服”,讲的就是“岛夷”穿猪皮衣服,戴野猪头或野猪牙饰物。 古肃慎人生活在今黑龙江省的松花江上游一带,他们是满洲人的祖先。《史记·夏本纪》《正义》、《晋书·东夷传》说,靺鞨国为古肃慎民族,其风俗与中原相异,崇尚勇力,贵壮而贱老。肃慎人无牛羊,多养猪,食其肉,披猪皮作衣服,绩猪毛织布。冬天用猪膏涂身,防御风寒。修建房屋则作厕所兼猪牢于中央,人围绕其它居住。人死之后杀猪埋葬,说是给死者的粮食。 契丹人是室韦人的后裔,也为崇拜野猪的民族之一。《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中称,契丹三主,第二主名叫“喎叮”,常佩戴野猪头,身披猪皮,居住在穹庐之中。因其妻子偷窃其猪皮,“喎叮”则人间蒸发。这个传说表明契丹人也是崇拜野猪的民族。据说,对于辽代皇族耶律氏的词源,虽未有定论,但有一种说法认为该词可能起源于满语“Yelou”,意思是“公猪”(Rolf Stein)。 蒙古人是室韦(豕韦)的后裔,所以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后,宗庙祭祀废黜家猪,改用野猪。据说,野猪是满清民族的守护神,被尊为大神,满语说它威猛高大,鬣毛刚劲,是勇猛的象征,称作“乌勒吉音恩都里”。有人说,满清始起,人名还保留有野猪崇拜的痕迹,譬如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庄亲王舒尔哈齐,意思是“二岁野猪皮”。 在台湾省,流行有义民节赛神猪祭祀义民爷的习俗。据说,台湾省的义民节祭祀活动起源于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年),主要是追念乾隆年间义勇抵抗乱事的烈士们,距今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台湾省桃园县政府将义民节活动与客家相关习俗结合并扩大举办,称作“桃园客家文化节”。义民节祭祀活动一般在义民庙举行,最初还只在客家社会之中流传,后来扩展到台湾省的许多地区,如三峡祖师庙在每年的正月初六圣诞庆典会由七个地区轮流主办,基隆的中元普渡,桃园大溪与台北泰山等地的庙会均举行有类似赛神猪活动。另外全台各地也有不定期的类似祭典活动,例如宜兰礁溪与员山等地的寺庙都不定期举行赛神猪祭典。 对台湾省的客家人来说,义民节祭祀活动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盛典。据台湾媒体说,义民节祭祀活动是台湾省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民俗祭典之一,它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日举办,而客家人社会之外的“赛神猪”习俗的举办时间则各地不一。每逢此时,来自各地的客家乡亲都来到义民庙,参加赛神猪的祭祀活动。神猪一般是从养猪场留种用的黑毛的猪仔中选育出来的,经饲主精心豢养至数百斤,甚至上千斤。据说神猪的体重越重,越能代表客家人对义民爷的尊重,同时越能给他们带来好运。如果在一年一度的神猪竞赛中获得胜利,则会为来年带来吉祥和幸福。在台湾省的民众看来,摸神猪头、食神猪肉可带来好运、保平安,“灵验”说法广为流传,甚至于每年吸引很多人高价求购神猪肉。 据说,在早期,人们将神猪整只屠宰,去掉其内脏后不加以切割而供奉于供桌上,普遍还会在神猪牲礼的嘴巴上,塞个橘子,表示吉祥。上个世纪中期之后,则有人将其屠宰过后神猪四脚张开,显示庞大。赛神猪祭典完成之后,饲主或庙公将神猪牲礼的猪肉,会将神猪的肉分给大家吃;而此时轮值村庄上盛大的宴席才正要开始,直到午夜时分,一年一度的义民节盛典才告正式落幕。(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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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神猪肉最初当是吃全猪。这种习俗根源于猪灵生殖崇拜祭祀,其意义在于“中”,后来逐渐演变为招福纳祥。在远古时代的男女集体交媾祭祀上,主祭者杀掉神猪,把猪肉平等分配给每一个人,并举行吃猪肉仪式。先民们食用野猪肉,以获得它的各种优秀品德,并祈求大地丰收、人丁兴旺。在唐宋以前,社祭中的有吃社猪的祭典,它是远古时代男女集体交媾祭仪的遗存。凡是把猪肉作为主要肉食来源的民族,大都有发达的猪肉食文化。中国可谓是世界上头号食猪大国,除某些民族禁食猪肉外,各地区都有独具特色猪肉菜肴。孔子还说,如果肉没有割正,他还不吃呢!“脍不厌细,食不厌精”,几乎就是中国猪肉饮食文化的精神的真实表达。随着时光的流逝,事件成为灰烬,过去无法复制,习惯了肉食的各民族似乎慢慢地淡忘了食用猪肉的原始意义。各地生态、气候不一,地域差异大,可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当地的特点各自创造出了独具风味的猪肉食法。特别强调一点,进入中古之后,冬至节流行有食用饺子和馄饨的习俗,说是顺助阳气,以求吉祥如意。它是一种生殖崇拜信仰。 “吃棒棒猪”是湖南湘西苗族极为重要的祭典之一。“吃棒棒猪”又称作“椎猪”,意在祭祀祖先和雷公。在当地的苗族看来,为解除病痛或繁殖后代以及招福纳祥等,都可以许吃猪愿,或一年或两年。在杀猪仪式中,不能使用刀杀,必须使用木棍一棒一棒地活活打死,之后烧火燎去猪毛。养猪的主人须回避杀猪,应由外姓人(或舅辈)代替杀猪,并视为忌肉。巫师主持祭仪。吃猪肉之时,主人必须邀请族人一起吃,一顿吃完,如果有剩余,则连同骨头一概深埋泥土中。在大陆的许多地区,至今还流行敬猪神的民俗文化。 在西部方言区的苗族有“杀敬门猪”的习俗。据说,西部方言区的苗家人认为,一个人一生中要杀一两次“敬门猪”。一般杀猪的时间在正月初一至初五,在夜深人静时举行。猪要双月的猪,杀过之后贡献财神,以求保祐一家老小人财兴旺,鬼不进门。按照风俗,杀猪要秘密进行,不让外人知道,“敬门猪”必须一顿吃完,不能留剩。 山东沿海一带,猪、聚谐音。当地渔民每在春汛之前,先要杀猪祭海,并且将猪肉与面饽同食,声称是“肥猪拱门财到家”、“杀发财猪”、“饽饽往肉里滚”等。据说,这种祭祀仪式是祈求人人发财、平安富贵、吉祥如意。 在民间习俗中,猪的各个部位都寄寓有吉祥的意义。在江西农村,猪头称为“神户”;猪舌头叫“招财”,猪耳朵则叫“顺风”。在广东,猪前脚称为“猪手”;在浙江沿海地区,称猪头为“利市”,猪舌头为“赚头”。这种寄寓吉祥的称法,最初应根源于猪灵崇拜祭祀。在民间,人们至今仍然用猪头祭祀神灵和祖先。 在民间婚俗中,也有用猪来表示吉祥的意义。在湘西侗族聚居区,流行猪耳朵订亲的习俗。在土家族,则流行有猪尾巴催亲的习俗。在陕西某些地区,婚礼往来流传送猪蹄,说“蹄蹄来,蹄蹄去”以表示交往亲密。在广东潮阳有吊猪的婚俗,即在迎亲之际的花轿前必须吊一块肥猪肉,以求平安。 据说,在彝族、白族聚居区及陕西一带等某些地区流行有穿猪鞋的习俗。大人或小孩子穿上猪鞋,能带来种种吉祥。
在将近一万多年的农耕文明的长河中,猪对中国人实在是太重要了。俗话说,无豕不成家,普通的农民家庭养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民俗文化中,“猪象征财富”这一观念,基本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汉语言文化中,猪被称作“金猪”、“乌金”。成书于唐代前期的笔记《朝野佥载》说:“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洪州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一带。俗语说:“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朝野佥载》的“乌金”可能蕴藏两种含义:一,养猪积造的粪料,对于庄稼来说,可谓“乌金”;一,当地所养的家猪多为黑色,养猪致富视猪如同“乌金”。叶舒宪先生说:“养猪致富之路在我国自古及今都为人称道,用乌金一名来称猪,表达了对猪的美好寄托。与此相关的民间故事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类型,被学者命名为‘逗金猪型故事’。”白族的民俗文化中,流传有“金母猪”的神话故事。在吉林前郭尔罗斯地区,流传着《五只小金猪》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以追求财富的狂热冒险分子——寻宝人和闯关东的老汉为依托,说天上有五双金猪(大乌金)来到人间,可捕捉它们而发财。它反映了人们对发财致富的迫切追求,也说明了人们视猪为宝的观念。有文化人类学证据表明,某些民族流行着将猪下颚骨当作家庭富有之标志的习俗,譬如生活在在西藏珞渝马尼岗一带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即是如此。 在民俗文化中,年画或剪纸“肥猪拱门”是人们视猪为财富的典型。猪有独立自主的根性,它们用鼻子拱地掘土求食,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不奢望意外的嗟来之食。如果人们像猪一样勤恳老实,就好比猪背驮着聚宝盆创业。在人们看来,“肥猪拱门”是勤劳致富、丰收吉祥的象征。在民俗文化中,因为猪象征着勤劳致富,所以人们还用猪形器物来储蓄零散钱财。 四川一带的民俗文化中有一个“反面教材”——“三猴烫猪”,它是作为劝戒人们不要赌博而创作的年画。象征财富的肥猪心不在焉,一边看牌,一边还望着旁边的美女,三只精明的猴子借机偷换底牌,但它们仍然还是把钱财全部输给大肥猪了。 在土家族中,人们将猪称作“血财”,并认为豕官神是送财喜的财神,而分食猪血还能加强人们之间的血缘认同。而在干旱求雨的巫术祭仪中,猪被当作求雨的神物。这一点印证了文献典籍中的河神、水神、云雨神都是猪神的说法。这些民间习俗的文化背景就是这些民族认为他们猪神的传人。 在民俗文化中,猪还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杀年猪祭灶神的习俗,用以祈求来年吉祥如意、五谷丰收、人畜兴旺。人们一般须在腊月二十五日前杀年猪,二十六日是封刀日,以后就再不能动刀了。猪杀死后,开剖前要将猪头朝外,烧香谢天地,祈祷神灵赐与幸福。猪与诸同音,因此不少地方逢年节流行杀猪公比赛,隐喻年年丰收、财富满贯、诸事圆满、事事大吉。 因“猪”与“朱”同音,“蹄”与“题”音谐,唐代考进士以吃猪蹄子为吉祥,希望能金榜题名。于是,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朱笔题名”(猪笔蹄名)。 猪作为神圣之物可以镇妖息怪、招福致祥。据宋人的笔记的选录,宋太祖赵光胤曾亲自在宫中养有两头神猪,敬奉它们以祈求太平、厌胜避邪。到了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熙宁年间,因暂停敬养神猪,结果发生妖人闹宫的事件,不得不恢复赵光胤开创的敬养神猪的祖制。陈师道《后村谈丛》记述:“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 两只神猪象征着“中”,能招福致祥、厌胜避邪。在古代社会,几乎家家户户养猪,其背后也有这样的宗教信仰作为支撑。宋太祖敬养两只神猪一事,可视为民间原始的宗教信仰之反映。 据文献记载,古代有取猪名作为人的名字之习俗,以用来祈求吉祥。夏朝寒浞的儿子叫豷,春秋时期有人叫杜溷罗,战国时期魏国有大力士叫朱亥,秦二世叫胡亥,汉代有人叫陈豨、孟圂、荀彘、刘狗彘,汉武帝小名叫刘彘,魏晋六朝时期有人叫管亥、昌豨、苏亥、陈猪、孔豚、靳豚、卢豚、傅野猪、薛野猪,唐代有李猪儿,五代时期有人叫崔涿,等等。在今天,这种取猪名的习俗已衍变为取“贱名”而孩子好养大的说法。 通过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古天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曾经是进行猪灵生殖崇拜的民族,中国人是野猪(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 为什么我要建议将野猪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图腾呢?是因为中国人是野猪(猪)的传人,中国人继承了猪的聪明、智慧、刚烈、勇武等的文化精神。过于人人皆知,可是在近代以来被人遗忘了。随着我们不断的研究和弘扬,我深深地相信,“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这一信仰事实,必将获得全世界华人的认同。因此,我们应该尽快阐释远古发生在华夏民族中的猪灵崇拜在中国文化流变中的意义,并据此反思过去,重新建构21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第一,要破除“迷信”。通过对古代猪灵文化的梳理,我们要打破现代人心中的顽固、狂妄的意淫,破除这种当代"迷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家猪、野猪都是一种"灵物",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
中国人把凶猛、聪明的野猪驯化为“愚蠢”、“懒惰”的家猪,这是一个漫长的 “愚化”的驯化史历程。人类是怎么驯化野猪的呢?首先是豢养,也就是圈养,把猪关在牢里,限制它的行动自由,容易催肥长肉。这是我国各地普遍采用的养猪方式。猪牢越小,猪的活动范围就愈小,就容易很快长胖,正如《齐民要术》里说的:“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所以,虽然也有牧猪的方式,但因为催肥不明显,并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家猪“圈养”的“科学性”,传播到欧洲,连鼓吹“进化论”的达尔文也对中国人驯化野猪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其次是拔掉野猪的獠牙和改变野猪的体型。拔掉野猪的獠牙和改变野猪的体型之后的“家猪”,无法继续在森林“自由”生活,只能靠“嗟来之食”生存。再次就是阉割。除种猪外,不管是公猪、母猪,一律进行阉割,免得发情,影响催肥。阉割之后的猪,性情也就变得温顺一些,不会像野猪一样凶暴、聪明了。再再次是家猪物种之间的杂交。据中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的研究,猪的选种选配,完全是出于人类自私自利的需要——即养猪产肉。因此,在家猪的杂交驯化中,选择的都是容易长肥产肉、繁殖率高的猪种。而那些野猪的习性对于养猪说来,都是“有害”的。
据中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古代从事驯化猪、牛、羊之类家畜的职业的人多是奴隶,比如“养”、“圉”、“臣”、“役”、“仆”、“厮”、“牧”、“扈”等名词。后来代指动物驯化的字词也因喻换关系施用于对人的教化。如“牧”,除了涉指养牛、养猪的奴隶外,又可指称治民施政的官员。在上古的文化典籍中,地方官也称作“牧”,如“州牧”等。《管子》一书有一章叫“牧民”,就是专门讨论治民之道的。可见,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看来,统治人民就如同驯化猪羊一样。
我们要改变思维习惯了,不能再鄙视“猪”。最近,有人要把十二生肖中的“猪”等动物“下岗”,就是根本不懂历史的结果。从中国人对猪的鄙视态度是错误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要勇于破除"迷信" ,要有屈原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
第二,要冲决民族自卑情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外国列强侵略,民族自信心几尽丧绝。而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却流行一种要和世界“接轨”的洋奴主义,使得中国人只能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不但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毫无原创性的贡献,反而日益"夜郎"化。这是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的绝大的讽刺!中华民族独立于当今世界,就需要这种野猪的精神,中国人绝对不能做洋奴,迷信外国,盲从"接轨",应冲决民族自卑情结,恢复民族自信心,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以保障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猪灵崇拜在中国文化中有它的伟大象征意义。在古代,人们崇拜猪神,是完全正面的,是褒义,不是贬义。 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慢慢地接受这种一种赞美:“你这么勇武,你是猪!是一条血性汉子!”
猪神象征着母亲、大地。 我们都知道,大地、母亲是我们的生命之源。读过《周易》的人都知道,“坤”卦和其“传”都论说了“大地”的文化意义,我暂时就不必赘述。
猪神象征者财富、高贵。 在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秦汉魏晋时期,猪不但象征着象征着大地、母亲,还象征着财富、高贵。
猪神象征着正义、光明。“义”来源于“猪神”。台湾的义民节每年要举办“赛神猪”祭祀。虽然历史比较晚,但还是能证明它来源于猪神崇拜。“离娄”,就是两位猪神,因为古代取火靠“猪膏”,为此早期的先民赋予猪神为“光明”之神。太阳神、火神就是猪神。南岳祝融就是猪神,火神庙就是猪神庙。“五岳”是山神崇拜,都属猪神崇拜。事实上,金庸的“五岳”联盟就是猪神联盟。长沙市有名的“火神庙”、“火宫殿”,敬奉的火神实际上就是猪神。
猪神象征着风调雨顺。古代社会,遇到干旱,靠敬猪神求雨。在早期的神话中,猪神是云神、雨神、河神、雷神。
猪神象征勇武、血性、神威、刚烈、坚毅的豪杰精神。 原始社会里,先民崇拜猪神,是因为猪有勇猛、刚烈的血性。“毅”、“豪”、“蒙”等字,都是与猪有关的字。 郭璞有《豪彘赞》,赞美豪猪毛刚硬锐利,勇猛如豪杰。
猪神象征繁殖力、生存能力强盛。原始社会时期,早期的先民信仰万物有灵,发现猪的生殖力、生存能力十分强盛,因此就有猪灵生殖崇拜。
猪神象征原始野性。猪神青面獠牙,代表着勇武、血性、神威、刚烈、坚毅,因此也是原始野性的象征。
猪神象征着生态平衡、原始的生态伦理价值。 野猪是生态平衡的象征,这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共识。而“文明社会”使用激素、饲料喂养家猪,是牟取暴利、破坏原始的生态伦理的罪孽行为。郭金昌先生已有文章专门论说,本人不再赘述。
猪神象征着腾飞、强盛。“凤”,上古读“朋”(彭),来源于猪神崇拜。凤凰腾飞,也就是猪神腾飞。又因“彭”解释为“大”、“勇猛”、“强盛”,《诗·鲁颂》:“有骊有黃,以车彭彭。”所以猪神能象征着强盛。
猪神是吉利、吉祥喜庆、福气的象征。传统民俗中视“肥猪拱门”是财富进门的意思。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狗来贫,猪来富”,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多数人家喜欢在屋内的左右玻璃窗上,对贴肥猪窗花各一张,祝愿财物进家,这种寓意表现在剪纸中,最典型的是天津剪纸《肥猪拱门》。这种剪纸,在天津地区可以代替门神,春节时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表示福运将至。
猪神是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象征。同样传统民俗中,“肥猪拱门”还象征着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因为猪常用鼻子拱地求食,并不乞求意外的恩赐。
第四,中华民族的复兴召唤野猪的文化精神。当前的中国社会,种种弊病丛生,制度杀人、科学技术杀人(“赛家店”杀人)、“英语杀人”,国人迷信“现代神话”,放纵肉欲,沦为“房奴”、“学奴”、“洋奴”等等,怎么办?惟有像野猪一样傲慢起来,冲破种种网罗,解放自己,自作主宰,还国人以“自由”。
野猪的勇猛精进精神。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崇拜野猪,是因为野猪是刚烈、勇猛、聪明、繁殖力强盛的文化象征。野猪的勇猛精进的文化精神早在古代就被人们熟悉,所以历史上还有不少人还取名叫“猪”的。易曰:“盛德日新”。野猪的勇猛精进精神还融入了儒家经典著作,如《大学》中的“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的文化精神。《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野猪的血性生命精神。野猪很有血性,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还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激励国人奋发图强,而不是自恋、意淫,把自己比喻成‘龙’来麻痹自己。我希望中国人有野猪一样的血性……”早在几个月前,一个名叫“鄙视湖南人”的网友在红网论坛发表《湖南人,你的血性被狗吃了》,顿时引发一场思想“地震”。为此,湖南红网的网友曾就“湖南人的血性在哪里”进行过激辩,而潇湘晨报曾就为此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而之后,“鄙视湖南人”有发表一篇《怵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与中国人的血性》,呼唤国人的血性。其实,中国人的血性在哪里?不在驯化了家猪,而在不受“安排”的野猪那里!这是因为近代文化的嬗变而使得猪在人们心目中“堕落”了,以至于中国人麻木不仁、数典忘祖而丧失血性。对外在网罗扼杀真生命的批判,在南楚思想笼罩下的早期道家诸如庄子的著作中,以及后来道教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不必一一详述。近代史上的龚自珍先生深感于世俗杀人,撰写《病梅馆记》以图针救时病。
当下西方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变相杀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崇拜物质财富与迷信科技,天下为私,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世界性的胜利。然崇拜物质财富与迷信科技的资本主义是杀人的文化,当下的世人沉醉“躯壳起念”的享乐主义之中,还没有清醒过来。地球几乎成了一个垃圾场。这是十分危险的。如今的大街小巷,汽车一开,烟雾弥漫,这是杀人啊!站在高楼上一看,五十米高空内全是烟雾废气,人生活在其中,何其痛苦。现代资本主义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弱肉强食,强权取代公道、天理,强势文化消灭弱势文化,处处杀人,时刻杀人,毫无仁道可言。
野猪的文化创新精神。家猪驯化过度,原来的优势“堕落”、“蜕化”为劣势,奴性、惰性尾大不掉,因此缺乏一种文化的创新精神。而目前的中国人正缺少这么一种对社会制度、文化的创新精神。而制度创新、社会转型的紧急关头,社会种种矛盾丛生,需要发扬野猪的野性精神。
野猪的独立自主精神。人人应该要有“人格之独立,精神之自由”,像屈原与陈寅恪一样,有坚韧不拔、独立不迁的精神追求,超越于流俗的品格。人要有野猪一样的傲慢,“不随丹凤朝阳去”。 野猪具有一种与王小波所说的那头黑猪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也可以这么说,屈原和陈寅恪的“独立不迁”的精神应属于“野猪”的这种“野性”。而在目前的僵化的体制下,中国人就缺少这么一种独立自主的野性精神,不是沦丧为洋奴主义,就是堕落为教条主义。这对中国的复兴说来,是极为危险的症侯。因此,我们要召唤野猪的独立自主精神。 野猪的豪杰精神。重新审视当下,在网罗杀人甚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情况下,我们异常需求独立不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的豪杰精神。乡愿曲学阿世,祸害苍生,实为时代之罪人。只有弘扬这种野猪精神统,才能真正开显原本的真生命。不然,邪毒肆虐,牛鬼蛇神,群魔乱舞,恶厉吃人!王船山“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他不仅独立不迁,不依旁外人,还要希圣贤希豪杰,在《俟解》中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托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野猪的豪杰精神在于独立之根性,即“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屈原在《橘颂》中早已歌唱了独立不迁的精神,之后,陈寅恪标榜“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也是野猪的豪杰精神。
野猪的冲决、叛逆、不受驯化精神。读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俟解》等,我们可知道,王船山要给专制独裁帝政刮骨疗毒,祛除扼杀人性之种种病灶,还世人原本的质的真生命。四百年后,浏阳谭嗣同继承了船山的真精神,著《仁学》,宣称要破除种种束缚,正如《仁学·自叙》说的:“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抨击三纲五常,斥责名教杀人,主张推翻独裁帝制,还生民之自由的质的真生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隘,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谭嗣同)始也。”在今天,制度杀人,种种网罗杀人,科技杀人,我们需要野猪的獠牙和敢于冲决、叛逆、不受驯化的精神。 总之,只有崇尚勇力、血性、野蛮,才能培育出一个民族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唤起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显示一个民族的独立之根性,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的大同世界。
黄守愚博客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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