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西南联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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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它继承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和三校严肃认真的学风,在短短的8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它创造的奇迹,是和它闪耀着亮丽光辉的办学精神分不开的。这种办学精神,我想大体可以用以下10个字来概括: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以爱国而言,首先,西南联大人相信中国国格和中华民族的潜力,认为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如陈岱孙先生所说,这是正义的战争、民族的战争、哀兵的战争。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东,还燕碣。”其次,西南联大师生一方面刻苦认真地教和学,为将来的“中兴业”培备“人杰”,一方面又积极宣传抗日,参加各种抗战活动。在没有读到毕业的约5000同学中,许多人是投笔从戎了,记录在案的便有1129人。
　　以民主而论,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的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中外,不论古今,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作讲演。但是,必须听取其他教师及同学的不同意见。有的时候,教师们就某个学术问题召开座谈会进行辩论,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并不妨害友情。同时,也有教师去听其他教师的课。学生对老师,无论课内课外,都可以提问,并与老师辩论。曾经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授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这位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一份反对老师观点的课程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还有一位教授,因有较多同学反对他的观点,他经过一番苦思后,竟放弃了前一段时间讲课内容,从头讲起。此外,为保证学术思想自由,西南联大主张通才教育,讲究启发式教学法,反对灌输式教学法;转系自由,一二年级基本不定系;图书馆的书库,不仅对教师、研究生开放,对本科生也开放。在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及五院(文、法、理、工、师范)院长和若干教授代表组成。教务等三长及五院院长均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校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由蒋、张、梅组成。蒋、张年龄资历虽较梅为高,但均有兼职,张还长居重庆,所以公推较年轻有为的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张放手并鼓励梅大胆负责,梅尊重蒋、张,遇重大事件必与蒋、张协商,所以三人合作非常融洽,常委会工作顺利,效率高。
　　校务委员会外,还设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其职责为:审议教学、研究工作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向校委会提建议及处理常委会主席或校委会交议事项等,教授会虽是咨询性机构,但其决议很有权威性,一般都得到施行。另外还有各种常设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学校的各种专顶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材料和供校领导选择采用的方案。院以下各系系主任也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学校专职行政人员不足二百人,其社会地位低于教学人员。所以,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学校能按高等教育规律自主办学。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学校训导处(西南联大原无训导处,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督促,始于日设立)婉拒了国民党的“党团委托任务”,其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之处置。”大体上说,在不违反校规及法律的前提下,西南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
　　西南联大虽然对教与学的质量的要求高而严,但决不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鼓励学生关心国事、天下事。因此,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书读书。他们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辩论会,出版各种报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办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刊物,学生办有许多壁报,也有刊物),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意气风发地引领着社会进步。1941年,他们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等方式,在全国广大师生和人民支持下,把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了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发动了波及全国的反专制、反内战的“一二·一”民主运动,使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
　　以科学而论,主要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西南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贵贱、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西南联大决无容身之地。国民党CC派系曾要求派人来任训导长,就遭到拒绝。蒋梦麟虽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受人尊敬。刘文典虽有学问,但因受云南一位土司收买,便遭到联大师生鄙夷,失去了西南联大的教授职位。梅贻琦不得已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完全是形同虚设。他对国民政府所谓“部定”办学方针和教学规则是能顶就顶,不能顶就阳奉阴违,对国民党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一再示意,一直拖延不理。他深信强权和说教是极有害于科学事业的,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支持和拥护他的这种信念。
　　以坚苦而论,首先应提到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当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迁滇时,280位同学和11位教师,不顾当时西南地区旅途可能遭遇瘴气、土匪、食宿不济等艰险,做了充分吃苦的打算,决心徒步入滇。他们从2月19日起程,风餐露宿,4月28日始抵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步行达1300公里。他们的这一壮举,给西南联大师生面对艰苦环境提供了好榜样。
　　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国难当头,百事草创,一切条件的确很不像样。同学们吃的是混有稗子、沙子甚至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破旧衣裳,住的是不避风雨的简陋宿舍。就是这种艰苦生活,大多数人还要靠打工才能维持。他们有的人当中、小学教师或家庭教师,有的人当售货员或会计,有的人当校对或打字员,还有的人打午炮或发警报。教师们的生计,比同学们的也好不了多少。以教授兼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梅贻琦为例,他家经常吃不起蔬菜,只用辣椒拌饭吃;有时能吃到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满意了。为了贴补家用,梅夫人只好经常制作糕点、打毛线衣和围巾等出售,还摆过地摊。梅先生儿子梅祖彦的眼镜跌坏了,严重影响学习,却长期未能再配。闻一多教授刻图章、兼中学教师贴补家用的故事,广为人知。实际上,绝大多数西南联大的教师,仅仅靠工资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至于教学条件,图书、资料、仪器、教室、实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等等,都是凑合着用,也可说是捉襟见肘。从我较为熟悉的文、法学院情况看,由于重要参考书的复本少,图书馆开门时,总是拥挤不堪,由于图书馆容量有限,许多同学都是到附近茶馆内去看书、做作业或者讨论问题,称为“泡茶馆”。
　　日(一说为28日),日寇飞机首袭昆明。这就更增强了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程度,西南联大师生不得不经常跑警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往往得跑往郊区,在乱坟之间上课、备课、做作业。教师们的家大都迁住郊区,增加了他们到城内上课的往返之劳。除时间、精力损失外,还有财产和几条人命的损失。所幸的是,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并没有打掉西南联大人的士气。除极个别人或去跑单帮赚钱,或叹息穷途末路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意气昂扬地工作,踏实地致力于“雪千秋耻”的事业和作“中兴人杰”的准备工作。
　　以团结而论,西南联大确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除西南联合大学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便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融合无间,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三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三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友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三校联合以后,能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当然,这种成就的取得,是全体西南联大人努力的结果,但不少人认为,梅贻琦先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梅先生不独具有办好大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而且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悦服。比如,一到昆明,他就将清华配给他的专用汽车捐给了西南联大,他外出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便车;无便车可搭,仍靠双腿。他家境虽然困难,但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从来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四个子女申请。不过,遇到公益捐助或救济困难同事与同学时,他却总是“身先士卒”,慷慨大方。又比如,当时三校一方面联合办学,一方面各校名义仍然存在,而且有各自事业。清华利用工学院暂时闲置设备从事生产,以盈余补助同仁生活,此事本与他校无关,但梅先生念及大家同处困境,年终时发给所有他校成员每人相当于一个月工资补贴。西南联大三校中,论经费和设备,清华份额较大。从世俗眼光看,清华吃了亏。但在梅先生领导下,却使包括我在内的西南联大人都无此感觉。这真是不容易的事。
　　除上述办学精神外,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特别雄厚。1942年,有教授177人,占全校工作人员总数的22.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的这一比例为22.0%),其中有一批各学术领域的大师,他们占解放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1%。在这些大师招引下,西南联大招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西南联大从日上课起,到日宣布结束,不过短短8年,却在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的同时,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入校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
　　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兴业”的“人杰”,还有约1000人在海外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1955年至1957年间,中国科学院选出的学部委员190人,西南联大校友就有118人,占总数的62.1%;1991年至1992年间补选中青年学部委员210人,西南联大校友仍有14人当选。另据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1996年3月统计,中国科学院1955年至1995年间,七次共选聘学部委员、院士815人(含外籍院士1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就有256人(含外籍院士4人),占总数的31.4%;中国工程院年共选聘院士312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64人,占总数20.5%;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年共选聘学部委员6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18人,占总数的28.1%①。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仅举一些特例,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使我国返回式卫星居世界前列的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我国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开发者陈同章,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历史学家何炳棣,作家汪曾祺,诗人穆旦等。除育人外,如朱光亚所说:“西南联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社会需要,包括抗战的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或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②
　　在了解到西南联大创造的这种奇迹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John lsrael)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700页的西南联大校史,题名为《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他在记者王达采访他时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有个报道:温总理向大学校长求教如何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我看了那些校长提出的建议,把它们和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一比较,感到都不大满意。我想,要是温总理“不耻下问”,问到我这个在大学里待了五十多年并和西南联合大学打了八年交道的老教授,我将向他建议:请认真研究一下易社强认为最值得研究的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与经验。
　　①《清华校友通讯》复33期第10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第12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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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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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徽。
成就令国际瞩目
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极为困窘，但各系学人始终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进展和教育改革，办学水准和成绩亦举世瞩目。1939年，陈寅恪获选为首位牛津大学华籍讲座教授（未就任）。不久后，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休斯，亦不远万里到西南联大访学，并长时间地求教于陈寅恪的学生、当时年仅30来岁的少壮派教授邵循正。从剑桥大学来访的李约瑟，到中国后为西南联大极高的办学水准而惊异。西南联大不仅在中国学研究方面遥遥领先，数理、地学等学科也是全球瞩目。物理主要得益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基础，它曾是当时中国“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渥未来大师的摇篮”，系中的吴有训、赵忠尧都曾作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果不其然，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教师中的青年才俊比比皆是。其中，清华“物理四杰”的林家翘出类拔萃。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又以头名成绩毕业，随即留校执教。其在学术上的表现，令许多名师都刮目相看。1939年，竞争最为惨烈的庚款留英考试举行，全国大批优秀青年都参与角逐，林家翘自然也在其中。物理学只有1 个名额，然而，林家翘、钱伟长和郭永怀三位西南联大的才俊，同时并列第一名。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等人的极力举荐之下，三人均得以出洋深造。
1943年，周培源赴美访学并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此时钱学森（清华庚款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均在此学习或工作。这批中国人在学术上极为活跃。钱学森的导师、犹太人冯?卡门见此，亦极为惊喜，戏称：“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犹太人和中国人。”他为清华物理系卓越的办学水准而惊讶，并非常后悔当年访华时不曾专门访问清华物理系。截止1965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裔人士有6位，其中4人曾在西南联大求学或任教，分别是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有一位是清华校友赵忠尧的爱徒吴健雄。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而其中，梅贻琦等人的贡献居功至伟。日后，新加坡南洋大学肇建时，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校长，其首选就是梅贻琦。
历史并未远去
民国时期，病乱腐败的政治、衰败萧条的经济和繁荣蓬勃的文化教育，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在乱世的中国，不可谓不是奇迹。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已过去近70年。这一切都已成历史，然而历史并未远去。
犹记2007年10月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时的情景：当时有多位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更有数百联大校友参加。那次会议，笔者在现场亲见了许多巨公名流。整整8年过去了。当年与会的校友，许多都已物故；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也早已耄耋。彼时，西南联大纪念碑在清华刚刚落成；而今，纪念碑在小山坡上僻静一隅，少有人垂顾。西南联大依旧广为人知，但对更多的青年而言，它已被岁月风干成一个空洞的名词，一桩偶被提及的谈资。而曾真实地存在过的那个联大，其中多少故事、多少人物，都在岁月中随风而逝，被淡忘、被湮没。青史几多故事，红尘多少奇才，付于谁人说？
文化的繁荣，需要积淀、传承。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固然应继承，近代现代的许多探索，似亦并非毫无价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大学。在近代以来急遽的社会嬗变中，大学的内外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较之民国时期的那些名校，我们今日的大学，似乎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位英国著名学者曾断言：毫无疑问，20世纪前半叶，至少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全球学术水平最高的地方，除西欧北美，就是中国――的确，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共同体来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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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拾遗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双一流”目标，很难，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联大长征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长沙临时大学旧址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闻一多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刚毅坚卓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梅贻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华罗庚一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闻一多治印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学生宿舍精诚合作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西南联大校徽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教授治校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西南联大部分教授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吴宓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沈从文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学生们正在上课思想独立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西南联大图书馆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化学系在做实验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学术自由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部分教师及家属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吴晗在学校演讲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西南联大操场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杨振宁当年准考证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清华教授郑林庆，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育人育才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西南联大原教室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西南联大校歌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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