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年代断
西周各王年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究其原因就在于近百年一直受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一文四分月相说的影响，而没有对月相再作更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以致将本可能早就能解决的西周王年认定问题拖延至今，仍旧不得其解，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遗憾。其实，历来都是定点月相说的天下，只不过众说纷纭。俞樾是近代定点月相说的代表，公元1883年重刊的《春在堂全书》载有其《生霸死霸考》一文，不过其说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王国维为弥合各方争议，于1915年12月撰写了著名的《生霸死霸考》一文，并收入《观堂集林》。他和稀泥似地提出一月四分说，从此四分月相说便占了上风。尤其是1992年从香港古玩肆抢救回归的《晋侯稣编钟》，“好似为一月四分说和定点月相说的长期讨论，作了一个异常明确无误的结论，所谓定点月相说是不真实的。”【1】。四分月相说看似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争论并未能停歇，反而越描越黑，因为有太多的例子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就在于都是以个例为证，缺乏对青铜器作系统整体地考证。而且争论的方式都是通过参考历史文献，以及用历法的推算来证明。由于年代久远，记载有可能错讹，历法本身的精度也可能产生误差，加上人工繁琐的计算也容易出现错误和疏漏。因此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无可置疑的精确标准，来证明这些月相名称的正确含义。
　　要想彻底弄清月相名的真实含义，只有对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大量青铜器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考证，譬如说西周青铜器，再参之以历史文献，并借助计算机软件，来求证月相名称的正确含义。因为青铜器铭文不存在历史文献以讹传讹的情况，除非是伪器或错刻。而计算机软件又能省去大量繁琐的计算，并可避免计算错误，除非软件本身编程有问题。现代天文学对太阳、地球、月亮等运行周期的实测数据，即使推算上下五千年也不过是秒级误差。对于研究月相来说，这点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要选择好的软件。经过反复搜寻对比，我认为实用万年历V6.15软件是个不错的软件。
　　将实用万年历V6.15软件与张培瑜编著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所附公元前1500年的《合朔满月表》的数据进行比较【3】，见下表：
公元前1500年
张培瑜书数据& & &
实用万年历数据& & &
张培瑜书数据& & &
&&&实用万年历数据
月日& &时分 朔干支&
月日&&时分&&朔干支&
月日&&时分&&望干支&
&月日&&时分&&望干支
10:43&&戊辰&
10:42&&戊辰&
&13:30&&癸未&
&13:25&&癸未
20:40&&丁酉&
20:54&&丁酉&
&06:03&&癸丑&
&06:04&&癸丑
07:02&&丁卯&
07:02&&丁卯&
&19:31&&壬午&
&19:30&&壬午
17:29&&丙申&
17:30&&丙申&
&05:52&&壬子&
&05:51&&壬子
04:55&&丙寅&
04:56&&丙寅&
&13:59&&辛已&
&14:03&&辛已
17:51&&乙未&
17:59&&乙未&
&21:20&&庚戌&
&21:18&&庚戌
08:56&&乙丑&
08:56&&乙丑&
&04:36&&庚辰&
&04:43&&庚辰
01:13&&乙未&
01:22&&乙未&
&13:08&&已酉&
&13:07&&已酉
&18:16&&甲子&
&18:16&&甲子&
&23:01&&戊寅&
&23:06&&戊寅
&10:27&&甲午&
&10:30&&甲午&
10.14&&11:10&&戊申&
10.14&&11:09&&戊申
10.30&&01:23&&甲子&
10.30&&01:23&&甲子&
11.13&&01:39&&戊寅&
&11.13&&01:37&&戊寅
11.28&&14:48&&癸已&
11.28&&14:45&&癸已&
12.12&&18:30&&丁未&
&12.12&&18:30&&丁未
12.28&&02:36&&癸亥&
12.28&&02:39&&癸亥&
　　上表数据显示，张书和实用万年历软件对公元前1500年的所有朔望的干支日名完全一致，而朔望时分大部分非常吻合，差别最大的也只有14分钟，这点误差完全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再有，由于软件是编程的，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所以实用万年历的数据应该是正确的，而张书与实用万年历的数据偏差很可能是由于张书的计算有误或印刷错误。因此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实用万年历V6.15软件。
　　本文分析的青铜器铭文主要参考《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4】、《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5】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卷三》【6】三书。从上万件青铜器中选取约180件年代、日期相对比较完整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进行系统地分析，并利用实用万年历V6.15软件查对干支日名和朔望时分，藉此来求证月相名的真实含义，希望能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为行文简约，上述三书分别简称为《集成》、《汇编》和《铭文选》。
古文献和出土青铜器铭文有关月相的名称主要有初吉、既望、既　　　生霸、既死霸四个名称。古文献对月相名作出明确一致解释的莫过于初吉。《诗·小雅·小明》之“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毛传》注：“初吉，朔日也”【7】。《国语·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藉千亩》之“自今至于初吉。”韦昭注：“初吉，二月朔日也。”【8】。《周礼·卷十二》“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汉郑元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读法者，弥亲民者於教亦弥数。”“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汉郑元注：“月吉，每月朔日也。”【9】。《论语·乡党》“吉月必朝服而朝”何晏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10】。
　　古人将初吉解释为朔日，这种解释能否经受出土文物的检验呢？比照青铜器铭文，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们知道周宣王元年是公元前827年，而《虢季子白盘》是周宣王时器物也是共识。《集成》第5480页《虢季子白盘》铭文载：“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搏伐玁狁于洛之阳……”。用实用万年历V6.15软件查对干支日名，正好公元前816年2月4日为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农历三月初一，该日08:38朔。此器很好地证明历史文献对初吉的诠释是正确的。
　　比较西周和东周青铜器，我们发现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大量月相的记录，而到东周以后，月相的记录日渐稀少，尤其是既生霸、既死霸很少见到。这绝非偶然，而是说明西周时期尚处在历法草创时期，辅之以月相是观象授时遗留的传统印记。到了东周，由于长期观察经验的积累，已有了比较精确的历法，完全进入了推步制历的阶段，再也用不着辅以月相来定日期，而开始直接采用初几、十几、二十几来确定每月的日期。难怪战国中期的孟子感叹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1】。这说明战国中期，历法已相当精密，早已彻底告别了观象授时的阶段，很难再找到观象授时的印记。
　　除了《虢季子白盘》，我们还可找一些例子来证明初吉就是朔日。《集成》第2848页《叔专父盨》铭文载：“唯王元年……六月初吉丁亥，叔专父作郑季宝钟……”。《集成》定该器为西周晚期器物。经查，有两种可能。一是公元前827年6月2日，该日为周宣王元年六月初吉丁亥，农历六月三十，次日09:06朔。一是公元前770年6月3日，该日为周平王元年六月初吉丁亥，农历六月三十，次日01:58合朔。该器既为西周晚期器物，又出土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因此应取公元前827年6月2日，将《叔专父盨》定为周宣王元年标准器。
　　　在历法推步的早中期，由于没有精密的测量仪器，朔望时分出现一两天的误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周人有可能以日出为新的一天的开始也未可知。所以《叔专父盨》出现次日09:06朔，毫不为奇。四分月相说正是犯了以现代标准来要求古人的错误，才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汇编》第1008页《太祝追鼎》铭文载：“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已，伯太祝追作丰叔姬{将鼎}彝……”。作为西周晚期器物，经查应为周宣王三十二年器物。公元前795年8月7日，周宣王三十二年八月初吉辛已日，农历八月三十，次日01:21合朔。该器指认周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铭文认读有误，将“卅又三年”误认为“卅又二年”；二是西周时期，人们可能对建元有不同的观念，有人以即位之年为元年，而有的人却认为应从即位后新年伊始才称为元年。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建元二元论”。后面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集成》第222页《克钟》铭文载：“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宫。王呼士曶召克，王亲命克，遹泾东至于京师……”。《克钟》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同时出土的有大、小克鼎、克盨等共120余件。《集成》第1514页《大克鼎》铭文载：“克曰：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肆克恭保厥辟恭王……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庙即位，申季佑膳夫克……王呼尹氏册命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汝出入朕令，今余唯申就乃令……”《集成》第1465页《小克鼎》有铭文“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釐季宝尊彝。……”。文祖是泛指的祖先，而非一定是祖父，膳夫克的祖父由《小克鼎》可知是釐季。膳夫克为祖父釐季作礼器，说明膳夫克之父还在世，膳夫克此时尚年轻。由《大克鼎》铭文可知，膳夫克的祖上师华父曾辅佐恭王。恭王之父穆王在位有五十多年，恭王即位时年龄一定不小，所以师华父顶多是恭王的同辈或晚辈。《史记·周本纪》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12】。从辈分上分析，膳夫克的祖父釐季顶多是懿王的同辈或晚辈，膳夫克之父顶多是夷王的同辈或晚辈，膳夫克顶多是厉王的同辈或晚辈，所以《克钟》应是厉王时器。周厉王元年不会早于公元前880年。用实用万年历V6.06软件从公元前880年往后查，只有公元前864年10月17日合适。该日为周厉王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次日14:51朔。该器指认周厉王元年是公元前879年。虽然公元前812年9月14日，周宣王十六年九月初吉也是庚寅日，但从辈分和后面分析的《鬲攸从鼎》将会发现，只有将《克钟》定为厉王十六年时器才合理。
　　既然确认《克钟》作于周厉王十六年，那么同批出土的《膳夫克盨》也应是厉王时器。《集成》第2866页《膳夫克盨》铭文载：“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膳夫克田人。……”经查该日应为公元前862年10月27日，周厉王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戌，农历十二月初二，前一日22:06朔。如此看来，要么是当事人错刻，要么是故意刻成庚寅，取吉利而已。《善夫克盨》应定为厉王十八年器。顺理推知大、小克鼎都应是厉王时器，而《小克鼎》作于周厉王二十三年。
　　《集成》第2870页《鬲从盨》铭文载：“唯王廿又五年七月既望□□，王在永师田宫，令小臣成友逆旅□、内史无{其多}、太史旟曰：赏厥{罒会}夫吒鬲比田……厥佑膳夫克，鬲从作朕皇祖丁公、文考艽公盨……”铭中出现“膳夫克”，而《膳夫克盨》是厉王十八年器。所以《鬲从盨》必是厉王二十五年器。
　　《集成》第1488页《鬲攸从鼎》铭文载：“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彳屖}大室，鬲从以攸卫牧告于王曰……比作朕皇祖丁公、皇考叀公尊鼎，鬲攸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鬲从盨》是厉王二十五年器，所以此器必为厉王三十二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848年3月29日，周厉王三十二年三月初吉壬辰日，农历四月初一，该日01:07朔。《鬲从簋盖》应定为厉王三十二年器。此器也指认周厉王元年是公元前879年。如果说前面将《膳夫克盨》和《鬲从盨》分别定为厉王十八年器和厉王二十五年器时，理由尚不够充分，那么由《鬲攸从鼎》可知，这样的判断毫无疑问。
　　2003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逨组”青铜器为西周各王的排序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汇编》第553页《逨盘》铭文载：“逨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夹绍文王武王达殷……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雩朕皇高祖新室中克……会召康王……雩朕皇高祖惠中盠父……用会昭王、穆王……雩朕皇高祖零伯……用辟恭王、懿王。雩朕皇亚祖懿中……匍保厥辟孝王、夷王……雩朕皇考恭叔……享逨厉王。逨肇纘朕皇祖考服……”由铭文可知西周王的排序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由“皇考恭叔……享逨厉王”，可知逨之父恭叔，是厉王时人，作《逨盘》时逨之父恭叔已过世，这时“逨”的年龄不会太小，故“逨”应是宣王时人，“逨”组青铜器应是宣王晚期和幽王早期器。
　　《集成》第5483页《兮甲盘》铭文载：“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罒啚}{虍鱼}。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兮伯吉父作盘……”《今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玁狁，至于太原。”【13】与铭文相互印证，尹吉甫就是兮甲，又称兮伯吉父，他是周宣王时的大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兮为地名，尹为姓氏，名甲，伯为排行，字吉父(一作吉甫)。《兮甲盘》一定是宣王五年器。经查，周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日，应是公元前823年3月16日，农历三月二十四，前一日06:13下弦。此器证明既死霸指的是月亮下弦。但为什么会差了一天呢？这是因为月亮下弦多半发生在农历的廿四日，此处既死霸庚寅日正好是农历廿四。由此处实际月亮下弦发生在前一日可知，“三月既死霸庚寅”非实际观象所得，而是因为当时推步制历的日历本来就如此，故存在一天的误差。四分月相说正是没有考虑到当时历法草创历日密合不精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似是而非的态度，以致无法利用出土青铜器来考定西周的王年，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失误。顺理推知，既生霸无疑指的是月亮上弦。
　　《汇编》第545页《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载：“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位，司马寿佑吴逨……史淢授王命书。王呼尹氏册命逨。……”《四十三年逨鼎》无疑是宣王时器。以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那么宣王四十三年就是公元前785年，这一年的六月丁亥日是公元前785年6月21日，农历七月初四，不满足既生霸的要求，而公元前784年6月16日，农历七月初十，该日00:12月亮上弦，正好满足六月既生霸丁亥的要求。如果铭文“四十三年”的认读无误的话，那么只能用“建元二元论”来解释。铭中的尹氏应该就是尹吉甫。《四十三年逨鼎》是“建元二元论”的最好证明。
　　再看《四十二年逨鼎》，《汇编》第543页铭文载：“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工散佑吴逨……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命逨。……”查遍周宣王四十二年附近几年无一吻合，而公元前794年5月8日，农历六月初九，该日18:28月亮上弦，正好满足五月既生霸乙卯。与《四十三年逨鼎》的纪年一致，这一天是周宣王三十三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日。对照铭文拓片可以肯定应是“唯卅又三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由于受《四十三年逨鼎》的影响，被人误认读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因此《四十二年逨鼎》的正确名称应是《三十三年逨鼎》。
　　《汇编》第640-650页《晋侯稣钟》铭文载：“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亲令晋侯率乃师左洀濅北洀□伐夙尸。晋侯稣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勹熏}城，王亲远省师，……晋侯率氒亚旅小子戜人先陷入，折首百，执讯十又一夫。……王唯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稣入门立中廷，王亲赐……丁亥，旦，王{鱼阝}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大室，司工扬父入佑晋侯稣……”。《汇编》定此器为厉王时器。陈佩芬在《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第405页写道：“《晋侯稣钟》据铭文纪年为西周厉王时器，晋侯稣据学者考证是《史记·晋世家》中的晋穆侯或晋献侯。”经查，铭中的“六月初吉戊寅”指的是周厉王三十三年六月初吉戊寅，公元前846年5月4日，农历五月三十为戊寅日，次日08:58合朔。如果铭文“唯王卅又三年”认读无误的话，那么由此推得周厉王元年是公元前878年。这是厉王时期“建元二元论”的一个例证。《晋侯稣钟》是周厉王时器没错，但晋侯稣既不是晋穆侯，也不是晋献侯。据《史记·晋世家》，“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14】所以晋侯稣应是晋靖侯宜臼，古音宜臼急读就成稣了。再看“正月既生霸戊午”，经查是公元前847年12月15日，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日，农历正月初八，该日18:34月亮上弦。再看“二月既望癸卯”，经查二月癸卯是公元前846年1月29日，农历二月廿四，次日00:03月亮下弦。“二月既望癸卯”明显是误刻，应是“二月既死霸癸卯”。再看“二月既死霸壬寅”，前面“二月既死霸癸卯”前一天就是壬寅日，所以后面“二月既死霸壬寅”应是误认，正确的研判应是“四月既死霸壬寅”，查看拓片，此处有可能是漏刻了两横画或是有两横画已销蚀。周厉王三十三年“四月既死霸壬寅”，经查应是公元前846年3月29日，农历四月廿三，该日12:41月亮下弦。“六月初吉戊寅”后的“丁亥日”应是“六月初吉戊寅”后之第九日，也就是公元前846年5月13日，周厉王三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日，农历六月初九，该日13:10上弦。这样，一直困扰学界多年的《晋侯稣钟》干支日名终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晋侯稣钟》再次证明既生霸是指月亮上弦，既死霸是指月亮下弦，而周厉王元年按照后来形成的以新年伊始建元的惯例，应定为公元前878年。&
　　《集成》第5478页《{宀袁}盘》铭文载：“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宫……宰頵佑{宀袁}……史黹授王命书，王呼史淢册赐{宀袁}……用作朕皇考郑伯、姬尊鼎……”《铭文选》第295页定《{宀袁}盘》为厉王器，第307页定《师{宀袁}簋》为宣王器，师{宀袁}与{宀袁}是同一人。既然初吉是朔日，既生霸指月亮上弦，既死霸指月亮下弦，那么既望就是望日无疑。经查厉王二十八年附近几年都不可能有五月既望庚寅，而周宣王二十八年五月既望庚寅日，是公元前799年5月9日，农历六月十五，次日22:03望。由于月圆多半在农历十五，而此次望在十六日，故知此“五月既望庚寅”也非实际观象所得，而是用当时的年历，因而有一日之差。该器指认周宣王元年是公元前826年，这是“建元二元论”的又一例证。
　　《集成》第49页《逆钟》铭文载：“唯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在大庙，叔氏令史歃召逆……”。《集成》定此器为西周晚期器物。经查，厉王、共和、宣王、幽王四期，满足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条件的只有公元前826年3月2日。该日为周宣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日，农历三月初七，次日11:35上弦。既然有的青铜器指认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有的指认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说明宣王即位在公元前827年，厉王也死于公元前827年，《史记·周本记》载：“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15】由此推知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0年。厉王出奔彘在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厉王三十八年。
　　《集成》第1497页《颂鼎》铭文载：“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宰引佑颂……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令汝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用作朕皇考恭叔、皇母恭姒宝尊鼎……”颂称“皇考恭叔”，而《逨盘》铭中逨也称“皇考恭叔”，可知颂与逨是亲兄弟。铭中尹氏也见于《四十三年逨鼎》，他应该就是《兮甲盘》铭中的伯吉父，即尹吉甫。早期称兮甲或伯吉父，晚期尊称尹氏。既然《四十三年逨鼎》作于宣王四十三年，那么从年份上分析，《颂鼎》应该是幽王三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779年5月8日，周幽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日，农历五月廿四，前一日10:27下弦。由此可知周幽王元年是公元前781年，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颂鼎》为其父恭叔作礼器，说明其父去世可能才满周年，或两周年。《逨盘》也为其父恭叔作礼器，所以《逨盘》也应是幽王初年之器，与《颂鼎》一致，暂定为幽王三年器。
　　《集成》第2432页《无{己其}簋》铭文载：“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王赐无{己其}马四匹……无{己其}用作朕皇祖釐季尊簋……”由铭文可知，无{己其}和膳夫克的祖父同是釐季，所以无{己其}和膳夫克不是亲兄弟，就是堂兄弟。厉王二十三年器《小克鼎》为祖父釐季作礼器，《无{己其}簋》也为祖父釐季作礼器，所以《无{己其}簋》应是厉王时器无疑。经查只有公元前865年1月8日适合。该日是周厉王十五年正月初吉壬寅日，农历二月初二壬寅日，前一日11:19朔。即使按“建元二元论”，也应是厉王十四年。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铭文认读有误，“唯十又三年”应为“唯十又四年”，《无{己其}簋》应定为厉王十四年器。&&
　　《集成》第142页《柞钟》铭文载：“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太师佑柞，柞赐{韦戈}朱黄、銮，司五邑佃人事，柞拜手对扬仲太师休，用作大林钟，其子子孙孙永宝。”《铭文选》第323页定此器为幽王时器，但周幽王三年四月甲寅是公元前779年4月18日，农历五月初四，不满足初吉即朔日的条件。往前查对，宣王、共和、厉王时期无一合适，只有公元前883年4月24日和公元前888年3月21日满足初吉甲寅的条件。据《竹书纪年》夷王在位8年以上，所以应取公元前888年3月21日，该日为周夷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日，农历四月初一，03:55合朔，由此推知周夷王元年是公元前890年。《柞钟》应定为夷王三年器。
　　懿王、孝王时器一时难以断定，但明确无误的周恭王时器却有《师{才食丮}鼎》、《五祀裘卫鼎》和《十五年趞曹鼎》，由此三器可确定恭王元年。《集成》第1502页《师{才食丮}鼎》铭文载：“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师{才食丮}，汝克贐乃身，臣朕皇考穆王……亦弗忘公上父{害夫}德。{才食丮}蔑历伯太师……于朕考墉季易父秩宗。”“臣朕皇考穆王”这显然出自恭王之口，故《师{才食丮}鼎》是恭王时器无疑。
　　“辰在丁卯”是什么意思呢？《左传·昭公七年》载：“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16】由此可知“辰在丁卯”就是丁卯日朔，即初吉丁卯。周夷王元年是公元前890年，据《史记·周本记》周夷王是周恭王之孙，所以周恭王元年应该在公元前960年和公元前930年之间。从公元前960年查到公元前890年，基本满足“正月初吉丁卯”条件的有：公元前948年12月14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次日05:09朔；公元前921年1月27日，农历二月初一，该日02:02朔；公元前917年12月31日，农历二月初一，该日23:51朔。后两个日期显然离周夷王元年过近，故应取公元前948年12月14日，这一天为周恭王八年正月初吉丁卯日，由此推知周恭王元年为公元前954年。
　　再看《五祀卫鼎》，《集成》第1506页铭文载：“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定伯、{无京}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恭王恤工于邵大室东朔，营二川’……乃令三有司，司土邑人{走甫}、司马{殳页}人邦、司工陶矩，内史友寺刍，帅履裘卫厉田四田。……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叔子夙、厉有司申季、庆癸、豳{鹿衣}、荆人敢、井人偈屖，卫小子逆其飨、賸，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唯王五祀。”铭中“余执恭王恤工于邵大室东朔”之句，说明时王为恭王，所以《五祀卫鼎》无疑是恭王五年器。由《师{才食丮}鼎》知周恭王元年为公元前954年，经查，公元前950年12月8日，正好是周恭王五年正月初吉庚戌日。该日农历正月初一，08:20朔。此器再次证明周恭王元年是公元前954年。有一点需要指出，申季之名见于《大克鼎》，他是赞助王礼的重臣，而《五祀卫鼎》的申季是历有司，任邦君历的属官，申为地名，季为排行，两个申季非同一人，中间差了好几代。
　　《集成》第4973页《裘卫盉》铭文载：“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豐，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裘卫乃彘告于伯邑父、荣伯、定伯、{无京}伯、单伯，乃令三有司：司土微邑、司马单旟、司工邑人服眔授田豳{走甫}、卫小子{土干彖}逆诸其飨……”铭中人名多见于《五祀卫鼎》，所以应是恭王三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952年2月13日，周恭王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日，农历三月初七，次日17:16上弦。
　　再看《十五年趞曹鼎》，《集成》第1451页铭文载：“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趞曹……用作宝鼎，用飨朋友。”由铭文“恭王在周新宫”可知《十五年趞曹鼎》是恭王十五年器。经查恭王十五年五月既生霸是公元前940年5月1日，农历五月初八壬戌日，该日07:33上弦。仔细查看铭文拓片，此处确实应为“壬戌”而非“壬午”。顺理推知《集成》第1450页的《七年趞曹鼎》，应是恭王七年器。铭中的“唯七年十月既生霸”，与后面分析的《史伯硕父鼎》相比较，指的应是公元前948年10月24日，农历十一月初九丙子日，该日19:31上弦。
　　《集成》第2478页《廿七年裘卫簋》铭文载：“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南伯入佑裘卫……卫……用作朕文祖考宝簋……。”从恭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三月既生霸戊戌”条件的有：公元前946年3月10日，农历四月初八，次日06:11上弦；公元前941年2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七，次日11:23上弦；公元前920年2月21日，农历三月初九，该日12:55上弦；公元前915年3月27日，农历四月初九，前一日22:49上弦；公元前910年4月30日，农历五月初八，次日04:43上弦，这年有闰三月。若恭王有二十七年，则在公元前928年，显然《廿七年裘卫簋》不是恭王时器，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懿王时器。由《十五年趞曹鼎》可知恭王活到了公元前940年，所以只有公元前910年4月30日满足王年为二十七年的要求。该日为周懿王二十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日，由此推知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936年。
　　再看《九年裘卫鼎》。《集成》第1504页铭文载：“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经查恭王、懿王九年都不会有正月既死霸庚辰，而由《廿七年裘卫簋》可知公元前910年懿王还在世。从公元前910年再往后查，基本满足“正月既死霸庚辰”条件的有：公元前909年2月6日，农历二月二十五，前一日04:10下弦；公元前904年1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三，该日12:07下弦；公元前899年2月13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次日09:18下弦。显然只有取公元前899年2月13日，将《九年裘卫鼎》定为孝王时器才合理。该日为周孝王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日，由此推知周孝王元年是公元前907年。假定作《裘卫盉》时裘卫为二十五岁，那么到作《九年裘卫鼎》，裘卫已是七十八岁，裘卫活到七、八十岁也是很正常之事。不过《史记·周本记》说孝王是恭王之弟，不合情理，作为穆王之子，孝王不可能活到公元前891年，除非穆王七、八十岁还能生子。所以孝王应是懿王之弟或懿王之子才比较合理。
　　现在我们已明确了恭王之后各王元年，那么穆王元年如何确定呢？《集成》第5089页《番匊生壶》铭文载：“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铸媵壶……”《集成》定此器为西周中期器物。经查，恭王以后各王年均不合，只有公元前986年9月17日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二十六年十月初吉己卯，农历九月三十，次日04:34朔。此器指认周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11年。
　　再看《膳夫山鼎》。《集成》第1495页铭文载：“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各图室。南宫乎入佑膳夫山……王呼史{卉本}册命山。王曰：山，令汝官司饮献人于{已克}，用作宪司贮……山拜稽首……用作朕皇考叔硕父尊鼎……”膳夫山之父叔硕父，有《叔硕父鼎》铭文拓片存世，《集成》第1657页将《叔硕父鼎》定为西周中期。而《集成》定《膳夫山鼎》为西周晚期。恭王以后王年三十年以上的只有厉王和宣王，经查都不可能出现“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查看拓片，“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清晰可见，不可能有误。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时器。经查，周穆王三十七年正月初吉正好是庚戌日，该日为公元前976年12月24日，农历十三月三十，次日01:48合朔。该器也指认周穆王元年是公元前1011年，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铭文日期是不会编瞎话的，除非遭人误解。
　　《集成》第2823页《伯{穴见}父盨》铭文载：“唯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集成》定此器为西周晚期器物，但宣王、厉王时都不可能有三十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日。其实应为穆王时器物。经查，公元前978年8月23日正好为周穆王三十三年八月既死霸辛卯日，农历九月廿二，次日02:11下弦。此器同样指认周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11年。
　　　至于昭王元年，虽找不到合适的青铜器直接确认，但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17】这一点也得到昭王时器《作册旂尊》很好的证明。《集成》第3692页铭文载：“唯五月，王在岸，戊子，令作册旂贶圣土于相侯……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昭王在位十九年，而穆王元年是公元前1011年，那么铭中的戊子指的是公元前日，周昭王十九年五月戊子日，农历五月初六。由此可知昭王元年应是公元前1030年。
　　《集成》第1523页《小盂鼎》铭文载：“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王各庙……禘周王、武王、成王……唯王廿又五祀。”铭文表明该器只能是康王时器。“辰在甲申”就是指甲申日朔。从公元前1012年往前查，满足八月初吉甲申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八月初一，该日20:12朔；公元前日，农历九月初一，该日02:57朔。前者为昭王三年，所以只有后者合适。该日为周康王二十五年八月初吉甲申日，由此推得周康王元年是公元前1057年。顺理推知《大盂鼎》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1035年。
　　《集成》第1417页《庚嬴鼎》铭文载：“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琱宫，衣事，丁已，王蔑庚嬴历……”。《集成》定此器为西周早期器物。经查，康王以后各王年确实无一满足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的条件，再从康王元年往前查，只有公元前日合适。该日为周成王二十二年四月既望己酉日，农历五月十四，次日08:35望。由此推知周成王元年是公元前1092年。《庚嬴鼎》应定为成王二十二年器。
　　成王元年是公元前1092年，还得到历史文献的很好证明。《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18】。《尚书·召诰》载：“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为成。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19】这段文字记载的正是成王五年为营建成周王宫，召公、周公相宅选址之事。由“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可知二月既望己丑。经查，成王五年二月既望正好是己丑日。该日是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五，该日23:34望。“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指的是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二，前一日10:55朔，胐就是月亮新芽初露。
　　《集成》第3402页《庚嬴卣》铭文载：“唯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王各于庚嬴宫，王蔑庚嬴历……用作厥文姑宝尊彝……”。成王时期基本满足十月初吉己丑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十一月初一，该日21:47朔；公元前日，农历十一月初二，前一日04:49朔；公元前日，农历十一月初一，该日02:47朔。按说取公元前日最合适，但该日月份与后面分析《柞伯簋》的月份相冲突，所以只能选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成王七年十月初吉己丑日。《庚嬴卣》应定为成王七年器。
　　《集成》第3703页《何尊》铭文载：“唯王初营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裸自天，在四月丙戌……昔在尔考公氏克奉文王……何……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由前面《尚书·召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指的是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二，可推知四月丙戌指的是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三。《何尊》无疑是成王五年器。
　　　接下来分析武王克商之年。《尚书·武成》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一戎衣，天下大定。”【20】《武成》篇是仅存最早记有武王伐纣的历史文献之一，属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无此篇。月相最典型的四种特征都分别有其名，而旁死魄又是何意？除了朔、望、上弦、下弦外，还有什么较典型的月相呢？从字面理解，旁、半声相近，可通假，旁死魄应就是旁死霸、半死霸，即四分之三个残月，也就是大半个残月。对应的农历大约是每月的十九或二十。从成王元年往前查，满足一月壬辰旁死魄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九壬辰日；公元前日，农历一月十九壬辰日。究竟应该选那个日期才对呢？这与武王去世之年密不可分。
　　关于武王去世之年，史料有各种说法。《尚书·金藤》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归，乃纳册于金藤之匮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21】。《史记·封禅书》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22】。郑康成曰：“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23】。《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24】。《逸周书·作洛解》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25】。这么多种说法，究竟哪个是正确答案呢？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谜团的最佳物证。《集成》第2306页铭文载：“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武王在甲子日清晨开始攻击商纣王，黄昏岁星在天顶时攻破商都。第二天清晨完全占领了商王的都城。成王元年以前，也就是公元前1092年以前，二、三月甲子日黄昏时岁星在天顶，可用“虚拟天文馆”Stellarium
V0.11.3星空软件进行反演。将观测点设置在安阳，发现有两个日期可供选择：一是公元前日，农历三月二十一甲子日。该日20:23木星正好在天顶，见图一。二是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六甲子日。该日19:00木星在天顶偏西一点，见图二。除这两个日期外，再往前推六年内，二月或三月甲子日，黄昏时岁星都不可能出现在天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Stellarium
V0.11.3星空软件由于设置了一个公元0年，所以显示的公元前年份都比实际年份少一年。
若以第一个日期来查对《尚书·武成》所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则该壬辰日是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三，不符合旁死魄的月相。而以第二个日期来查对壬辰日，正好是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九壬辰日。《利簋》证明《尚书·武成》所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只能取公元前日。据《尚书·武成》所载，武王就是在壬辰第二日癸已日早上从周地出发，开始征伐商纣。戊午日是武王从周地出发后的第二十六日，即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五，次日20:26望。这天武王从孟津渡过黄河抵达北岸。之后第六天癸亥日，即公元前日，农历三月二十，武王在商郊排兵布阵，等待最佳攻击时间。第二天公元前日甲子日清晨，商王纣的军旅密密麻麻象大片的森林一样扑压过来，与武王的军队战于商郊牧野。经过这一次伐纣的战役，天下大定。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双重证据，再加上天文软件的反演，证明武王正是在公元前日甲子日这天经过一昼夜的奋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其他后来的历史文献凡与此不合者，皆是文献本身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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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公元前日20：23岁星正好位于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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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 公元前日20：23岁星正好位于天顶
　　武王在克商当年十二月因病去世，《逸周书·作洛解》的记载才是正确答案。武王克商后，仍旧没有武王纪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武王当年十二月就已去世。可惜这条记载长期不受重视，真是历史的悲哀。《尚书·金藤》所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就殷历第二年正月而言，周历应是当年十二月。司马迁采用《金藤》之说，忽视了殷历和周历之别，才有了“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之误。
武王为什么选择公元前日甲子日这天发起攻击，这一天在星占术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用Stellarium
V0.11.3星空软件反演发现，原来这天凌晨3:30主伐的岁星已归于西方，在牧野位置看，正好在丰镐的方向，见图三。而头一天傍晚20:00，作为周人幸运之星的火星也归于西方，见图四。所以说伐纣之日是武王精心挑选的日期，完全符合古占星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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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 公元前日19：00岁星在天顶偏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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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二 公元前日19：00岁星在天顶偏西一点
图三 公元前日3：30木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png (4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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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公元前日3:30木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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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公元前日3:30木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
　　据《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26】《尚书·武成》所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是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九壬辰日。由此可知当年的十二月，农历应是十三月，此月最后一天是廿九。所以武王死于农历十三月初一到二十九之间，即公元前日至公元前日之间。古时男子算虚岁，此时的成王应未满十三周岁，由此推知成王生于公元前1105年。前面已知康王元年是公元前1057年，此时康王已长大成人。假定康王元年时康王年十八，那么康王生于公元前1075年，这年成王虚岁三十一，正好应验《周历·地官司徒·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说【27】。
图四 公元前日20：00火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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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公元前日20:00火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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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公元前日20:00火星正在西边太阳落山处
图五 公元前日甲子日傍晚20：30三星聚在太阳落山处.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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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公元前日甲子日傍晚20:30三星聚在太阳落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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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公元前日甲子日傍晚20:30三星聚在太阳落山处
　　至于文王受命之年，可通过历史文献来逆推。《尚书·泰誓》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28】前面“惟十有一年”的那些文字显然是《传文》，与正文“惟十有三年春”相矛盾，故不足取。十三年显然指的是文王受命称王后的文王十三年。武王为实现文王克商的遗志，没有自己的纪年，继续沿用文王的纪年。前面已知戊午日是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五，周文王十三年二月戊午日。由此推知文王元年是公元前1105年。康王二十三年器《大盂鼎》铭文载：“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祚邦，辟厥匿，匍有四方。”文王所受之命当然不能理解为商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之命【29】，因为此命是不可以称王的。那么西伯昌受的是什么命呢？除了商纣王，只能是上天授予了。上天给西伯昌受了怎样的天命呢？这一定是一种特别的天象。用Stellarium
V0.11.3星空软件反演，发现公元前1105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象，而公元前日甲子日的天象倒有些特别，这天黄昏时水星、火星、木星，这三大行星聚集在西边太阳落山处一个狭小的空域，从岐下看正好在岐山周祖庙的上方。见图五。美国学者班大为发现公元前日20:00五大行星聚集在巨蟹座，也就是中国星宿的鬼宿【30】，见图六。象五星聚这样的天文奇观即使五百年也难得一遇。这次的三星聚虽然没有五星聚那样壮观稀罕，但是，理想毕竟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断代工程》正是过分依重班大为的惊人发现，在缺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双重证据支撑的前提下，武断地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所以才落得见光死的下场，一经提出，非议不断。作为周人幸运之星的火星和主伐的木星同时照临在周庙的上空，对文王而言，正是可以利用的天象，预示周人讨伐商纣得到了上天的受命。文王受命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而武王克商的公元前1093年是文王十三年，所以文王元年一定是公元前1105年。毫无疑问，文王在受命之后新年伊始，建正改元。
　　《史记·周本记》载：“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31】“后十年而崩”显然应是“后七年而崩”。因为前文在“西伯盖受命之君”之后，在第六个明年时说西伯崩，古字七与十很容易混淆，所以致误。文王受命后，于文王元年即公元前1105年断虞、芮之讼，于文王二年即公元前1104年伐犬戎，于文王三年即公元前1103年伐密须，于文王四年即公元前1102年败耆国，于文王五年即公元前1101年伐邘，于文王六年即公元前1000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于文王七年即公元前1099年文王驾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司马迁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有误。郑康成说“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32】也有误，应是文王受命后第二年，也就是文王元年成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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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发生在公元前日黄昏的五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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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发生在公元前日黄昏的五星聚
　　《尚书·无逸》明确记载：“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33】周文王在位总计五十年。前四十三年作为殷商王朝的诸侯西伯，后七年为周文王。公元前1099年文王驾崩，所以文王继其父之位，成为商纣之西伯诸侯是在公元前1148年。《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元年，始称王矣。”【34】用星空软件反演发现文王元年，公元前1105年木星在柳、星、张三宿间运行，就星次而言，正是鹑火（见图七），这没有错，只是这一年应是文王即位四十四年，而不是四十二年。
图七 公元前1105年木星在鹑火星次的柳、星、张三宿运行.png (4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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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公元前1105年木星在鹑火星次的柳、星、张三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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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公元前1105年木星在鹑火星次的柳、星、张三宿运行
　　假定武王三十成婚，三十一岁生成王，武王死时成王十三岁，那么武王四十四岁因病去世，由此推得武王生于公元前1137年。再假定文王也是三十成婚，三十一岁生长子伯邑考，三十三岁生次子武王发，那么文王生于公元前1170年，到公元前1148年继其父王季成为西伯昌时年龄为二十二岁，到公元前1099年去世时年龄是七十一岁。这样，文王、武王的寿命才比较正常，而不会像《诗经·豳谱》孔颖达疏所云：“文王九十七岁而终，武王九十三岁而终”【35】，那样也太离谱了。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怎么可能留下未成年的成王呢？武王因病在壮年44岁时去世，留下13岁的成王才合乎情理。
　　《尚书·泰誓》载：“唯九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盟津之上。”【36】《史记·周本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37】九年四月指的是周文王九年四月，武王在毕这个地方举行祭祀。这很可能是周武王在为周文王守孝满24月进入第三个年头，除丧之后，首次举行祭祀。所以周文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099年周历四月之前去世。《尚书·武成》中“惟九年，大统未集……”【38】那段文字应是武王在毕祭时的讲话。“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火，无疑指的是火星，王屋就是王屋山，在盟津的西方。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武王渡过黄河到达北岸时已是黄昏，火星正位于西方王屋山上。用Stellarium
V0.11.3星空软件反演天象发现，周文王九年黄昏时西边不可能出现火星，只有在文王十年的公元前月之交，黄昏时西边才能看见火星，之后一年多又不可能出现。所以盟津观兵一定是在文王十年，武王毕祭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联络各路诸侯，在公元前月之交的某日傍晚从盟津渡过黄河抵达北岸，此时发现火星正在西方，见图八。
图八 公元前日19：30火星在西方而木星在东方出现.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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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公元前日19:30火星在西方而木星在东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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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公元前日19:30火星在西方而木星在东方出现
　　但《史记》漏载了东边的天象，以致后人无法正确理解武王为何退兵。殷人尚白，“白鱼跃入王舟中”，意味殷商敢于迎战周武王。周人尚赤，作为周人幸运之星的火星虽居西方，但黄昏抵达孟津时，主伐的木星却正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见图八。古人很早就有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的见解。《左传·召公三十二年》载：“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39】殷商王都朝歌，在盟津的东方，从盟津看东方出现的岁星，正好在朝歌的位置。武王受文王教诲，非常了解古星占术。火星虽居西方丰镐，但白鱼的出现，尤其是岁星居于商都朝歌，显示天意对周人不利，于是武王才决定退兵。各路诸侯不明就里，都说：“纣可伐矣。”而武王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此。
　　《史记·周本记》载：“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犇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40】。居二年指的是孟津观兵后两年的周文王十二年，即公元前1094年。这一年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武王号召各路诸侯，于周文王十三年正月出兵共同伐纣。与前文武王克商正好无缝衔接。至此，西周各王年已全部确定，这样就有许多西周青铜器的年份可以确定。
　　《集成》第2589页《天亡簋》铭文载：“乙亥，王有大礼，王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无佑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禧上帝，文王监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讫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贺爵，退囊，唯朕有蔑，敏扬王休于尊簋。”意思是祈求天佑周国讨殷。故知其为公元前1093年以前器物，很可能是武王在文王九年四月毕祭时的器物。经查周文王九年四月乙亥日是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九。暂定《天亡簋》为文王九年之器。
　　《集成》第2231页《司土疑簋》铭文载：“王朿伐商邑，延命康侯啚于卫沫，司徒疑眔啚，作氒考尊彝。{目目}。”依《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此器作于周成王二年，即公元前1091年。
　　《集成》第3861页《小臣单觯》铭文载：“王后厔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王后厔克商”就是王再次克商，指的是平武庚之乱，当为成王二年，即公元前1091年。
　　《集成》第1409页《坍方鼎》铭文载：“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公、薄姑咸裁。公归祭于周庙，戊辰，酓秦酓，公赏坍贝百朋，用作尊鼎。”同样，依《尚书大传》，此器作于周成王三年，即公元前1090年。同年之器还有《禽簋》、《犅劫尊》和《犅劫卣》。
　　《集成》第2399页《何簋》铭文载：“唯三月初吉庚午，王在华宫。王呼虢仲入佑何……”既然《何尊》是成王五年器，那么《何簋》也很可能是成王时器。从武王克商往后查，基本满足“三月初吉庚午”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初二，前一日22:40朔；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一，该日07:48朔；公元前日，农历二月三十，次日11:01朔；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初二，前一日14:49朔。综合考虑，取公元前日最合适，该日为周成王十一年三月初吉庚午日，《何簋》应定为成王十一年器。
　　《集成》第4839页《御正良爵》铭文载：“唯四月既望丁亥，公太保赏御正良贝，用作父辛尊彝。掌。”公太保应就是召公奭，他活跃于成康时代。从武王克商往后查，基本满足“四月既望丁亥”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十六，前一日16:13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六，该日06:52望；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十四，次日05:33望；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十六，该日22:51望。综合考虑，应取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成王二十六年四月既望丁亥日。
　　《汇编》第67页《柞伯簋》铭文载：“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宫率王多士，师{貔酉}父率小臣……小子小臣敬又有只取……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41】。柞伯应是周公之子，为其父作礼器。据《今本竹书纪年》，“七年，周公复政于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42】。也就是说周公于成王十年退休。从公元前1082年往后查，满足八月初吉庚申条件的只有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成王三十三年八月初吉庚申日，农历八月初一，该日21:06朔。柞伯很可能是为其父周公去世满周年作礼器，周公很可能于成王三十二年，即公元前1061年上半年去世。《柞伯簋》应定为成王三十三年之器。据《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载。冄季载最少。”【43】假定管叔鲜小武王两岁，周公旦小管叔鲜两岁，那么武王44岁去世时的公元前1093年，周公旦正好40岁，到公元前1061年去世时72岁，这个年龄去世，就当时条件而言，非常正常。
　　《集成》第3705页《夨令方尊》铭文载：“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之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明公赐亢……今我唯令汝二人亢眔夨……作册令……用作父丁宝尊彝……雋册。”铭中有“周公之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应是周公去世后之事。由《柞伯簋》可知周公最晚在成王三十二年去世。从公元前1061年往后查，基本满足“唯八月辰在甲申”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八月初一，18:33朔；公元前日，农历九月初一，10:00朔；公元前日，农历九月初一，02:57朔。综合考虑应取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成王三十四年八月初吉甲申日，明保很可能是在为其父服孝满24月，进入第三个年头开始出来任职。该器应定为成王三十四年器。“丁亥”指的是8月20日，农历八月初四。“唯十月月吉癸未”指的是10月14日，农历十月初一，该日18:16朔。甲申是癸未日第二天，即10月15日；乙酉是癸未日第三天，即10月16日。
　　《集成》第3370页《作册申尊》铭文载：“唯明保殷成周年，公赐作册申鬯、贝，申扬公休，用作父乙宝尊彝，肖册。”由《夨令方尊》可知“明保殷成周年”是周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1059年。明保于该年10月14日，农历十月初一到达成周，所以《作册申尊》也是成王三十四年器，作于公元前日以后。
　　《集成》第3387页《保卣》铭文载：“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延贶六品，蔑历于保，赐宾，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会王大祀，祓于周，在二月既望。”作为西周早期器物，保，有可能指的是太保召公奭，他活跃于成康时期；也可能是指周公之子明保，他主要活跃于康王之世。从成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二月既望乙卯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六，前一日22:20望；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六，该日06:47望；公元前日，农历三月十四，次日10:54望。综合考虑，取公元前日为佳，该日是周康王二年二月既望乙卯日，康王很可能是在这天举行即位周年大祀。而铭中的保，我认为应是明保，而非召公奭。很明显此器主为保，保是名字，而非官职。自己作器，一般称名，或官名与名字连称，而不会只称官职，而且是简称。
　　《集成》第1417页《宪鼎》铭文载：“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燕，侯赐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比较《集成》第1169页《燕侯旨作父辛鼎》铭文：“燕侯旨作父辛尊。”可知宪和燕侯旨至少是叔伯兄弟，宪称召伯父辛，很可能召伯是其宗伯。燕侯称父辛，说明父辛是其生父，否则旨就不可能成为燕侯。由此可知燕侯旨就是替其父召伯受封于燕的第一代诸侯。召伯父辛就是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的召公奭。据说召公奭长寿，活到了康王时期。从康王元年往后查到穆王元年，基本满足“九月既生霸辛酉”条件的只有公元前日，农历十月初八，次日03:39上弦，该日为周康王四年九月既生霸辛酉日，应将《宪鼎》定为周康王四年器。考虑到为父作礼器，至少其父去世应满周年，由此看来，召公奭最晚于康王三年九月初八以前去世，即公元前日以前。召公奭只活到康王初年。
　　《集成》第4971页《士上盉》铭文载：“唯王大龠于宗周，延{饣宛}芳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命士上眔史寅（宀殷）于成周……用作父癸宝尊彝，臣辰册侁。”《铭文选》定此器为昭王时器，从康王元年查到穆王元年，基本满足“五月既望辛酉”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六，该日15:13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五，次日14:04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七，该日00:35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五，该日05:20望。后两个日期皆有可能，一时难以确认。
　　再看《集成》第2404页《小臣传簋》铭文载：“唯五月既望甲子，王在芳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师田父令小臣传非余，传□朕考{罒土}，师田父令余司□官，伯{俎刂}父赏小臣传□，扬伯休，用作朕考日甲宝。”《铭文选》第81页说：“该器与《作册{爯田}卣》、《士上盉》皆一时之器。”从康王元年查到穆王元年，基本满足“五月既望甲子”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十五，次日05:19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六，该日14:35望；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十五，该日15:36望。与《士上盉》相联系，则《士上盉》的干支日名应取公元前日，该日为昭王十年五月既望辛酉日。而《小臣传簋》的干支日名则应取公元前日，该日为昭王四年五月既望甲子日。
　　《集成》第2695页《宜侯夨簋》铭文载：“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王莅于宜，入社南向，王命虎侯夨曰：遷侯于宜……宜侯夨扬王休，作虎公父丁尊彝。”从康王元年查到穆王元年，基本满足四月初吉丁未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二，前一日11:41朔；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06:14朔；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一，该日23:44朔；公元前日，农历四月初一，该日10:03朔。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44】，所以取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昭王十五年四月初吉丁未日。将《宜侯夨簋》定为昭王十五年器较合理。
　　《集成》第2652页《作册夨令簋》铭文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用作丁公宝簋……雋册。”夨令见于成王十八年器《夨令方尊》。伐楚始于昭王，昭王时期基本满足“九月既死霸丁丑”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九月二十四，前一日17:50下弦；公元前日，农历十月二十三，该日06:23下弦；公元前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次日21:59下弦；公元前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次日15:53下弦。《宜侯夨簋》“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在昭王十五年，所以伐楚应在昭王十五年之后，故应取公元前日合适，该日为周昭王十八年九月既死霸丁丑日。此次很可能就是昭王伐楚一去不返的开始，而铭中的王姜只可能是昭王之王后或王妃。据《汉书·古今人表》【45】，昭王之王后是房后，所以王姜应是昭王之王妃。假定夨作《夨令方尊》时只有25岁，那么作《作册夨令簋》时已是71岁老翁。
　　《集成》第3389页《召卣》铭文载：“唯九月在炎师，甲午，伯懋父赐召……”。与《作册夨令簋》铭文比较可知是同年的器物。九月之后的甲午应是公元前日，农历十一月初九，周昭王十八年十月甲午日。
　　《集成》第5584页《召圜器》铭文载：“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肇进事，旋走事皇辟君……”《召卣》为昭王十八年器。故《召圜器》也应为昭王时器。从康王元年查到穆王元年，基本满足“十又二月初吉丁卯”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十二月初一，该日13:00朔；公元前日，农历十三月三十，次日01:39朔；公元前日，农历十三月初二，前一日20:45朔；公元前日，农历正月初一，该日06:41朔。从合朔精度以及《召卣》为昭王十八年器来看，应取公元前日，将《召圜器》定为周昭王十六年器。
　　《集成》第2218页《御正卫簋》铭文载：“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用作父戊宝尊彝。”《集成》第2452页《小臣誺簋》铭“{虘又}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集成》第1478页《师旂鼎》铭“唯三月丁卯，师旂眔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集成》第5075页《吕行壶》铭“唯四月伯懋父北征”，考虑到成康时期四十余年刑错不用，故东夷大反，必在昭王时期。《召尊》和《召卣》表明周昭王十八年伯懋父还领兵驻扎在炎师，故伯懋父应活跃于昭王之世到穆王早期。从康王元年查到穆王初年，基本满足“五月初吉甲申”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初二，前一日09:59朔；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初一，该日06:09朔；公元前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次日19:15朔；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13:32朔；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初一，该日11:16朔。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认为最后一个日期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五年五月初吉甲申日。《御正卫簋》应定为周穆王五年器。《小臣誺簋》、《师旂鼎》和《吕行壶》都应定为昭王晚期或穆王早年器。
　　《集成》第2232页《不寿簋》铭文载：“唯九月初吉戊戌，王在大宫，王姜赐不寿裘，对扬王休，用作宝。”王姜为昭王之妃，昭王时期满足“唯九月初吉戊戌”条件的日期只有公元前日，周昭王十六年九月初吉戊戌日，农历十月初一，该日22:04朔。所以《不寿簋》应定为昭王十六年器。
　　《集成》第3377页《作册瞏卣》铭文载：“唯十又九年，王在岸，王姜令作册瞏安夷伯，夷伯宾瞏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器。”很明显此器应为周昭王十九年即公元前1012年器物。作为昭王之妃，王姜派作册瞏去慰问其父夷伯，很可能是为了取得其父对昭王伐楚的支持。由《召卣》可知昭王最后一次伐楚，从昭王十八年伯懋父在炎驻扎时就已开始。由《作册旂尊》可知，周昭王十九年五月戊子日，公元前日，昭王还在岸驻扎，所以昭王去世一定在公元前日之后。
　　　《集成》第1359页《旂鼎》铭文载：“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赐旂仆，旂用作文父日乙宝尊彝。{北子兴}。”旂应就是《作册旂尊》的作册旂，《作册旂尊》作于昭王十九年，《旂鼎》也应作于昭王或穆王初年。经查这一时期满足八月初吉乙卯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九月初二，前一日05:07朔；公元前日，农历七月三十，次日04:47朔；公元前日，农历八月三十，次日04:19朔；公元前997年8月21日，农历九月初二，前一日18:07朔。综合考虑，取公元前日最合适，所以定《旂鼎》为昭王十三年器。
　　《集成》第1377页《员方鼎》铭文载：“唯正月既望癸酉，王兽于视廪，王令员执犬，休善，用作父甲{将鼎}彝，{北子兴}。”《集成》第1385页《旟鼎》有“王姜赐旟田”的铭文，王姜为昭王之妃，故旟是昭王时人。《集成》第3359页《员卣》铭有“员从史旟伐郐”，郐，在今河南密县。员从史旟伐郐，可知员尚年轻。从郐与楚的地理位置看，伐郐应早于伐楚，从《作册夨令簋》已知最晚昭王十八年就开始伐楚。铭中“王令员执犬”可知员此时很年轻。故《员方鼎》应早于昭王十八年。经查昭王时基本满足“正月既望癸酉”有：公元前日，农历正月十六，该日01:27望；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十六，次日06:44望。显然前一个最合适。因为执犬似乎比随军出征更年轻，况且前者更是严格意义上的“正月既望癸酉”，所以《员方鼎》应定为昭王三年器。&&
　　《集成》第1443页《剌鼎》铭文载：“唯五月，王在殷，辰在丁卯……禘昭王，剌御……用作黄公尊{将鼎}彝……”“禘昭王”应为穆王早期，从穆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五月初吉丁卯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初二，前一日06:20朔；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22:53朔；公元前999年5月16日，农历五月三十，次日02:21朔。禘祭应在先父去世多年后举行，后一个日期将与后面分析的《競卣》日期冲突，所以应取公元前日，该日为周穆王八年五月初吉丁卯日。
　　《集成》第1378页《{林攴}伯车父鼎》铭文载：“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林攴}伯车父作邪姞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查遍西周各王年，只有公元前日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日，农历十月初一，14:48朔。《{林攴}伯车父鼎》应定为穆王四年器。
　　　《汇编》第1212页《静鼎》铭文载：“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国……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八）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静……用作父丁宝尊彝。”从铭文看八月初一是庚申日，那么后面的八月既望丁丑就是十八日，既望怎么会到十八呢？所以很多人认为丁丑是错刻。殊不知西周早期历法不精，差一天是经常发生的。从周成王元年查到周恭王元年，满足八月初吉庚申和八月既望丁丑的只有公元前993年8月5日和8月22日。8月5日为周穆王十九年八月初吉庚申，农历九月初一，22:27合朔；8月22日为周穆王十九年八月既望丁丑，农历九月十八，前一日11:35望。前面的十月甲子日应该是指公元前994年10月14日，周穆王十八年十月甲子日，农历十月二十九。师中和静都是穆王时人无疑。《静鼎》应定为穆王十九年器。
　　《集成》第754页《中甗》和第1419页《中方鼎》铭中都有“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静鼎》铭中有“令师中眔静省南国”，师中就是中，三器指的同一件事，即“省南国”，故知《中甗》、《中方鼎》是周穆王十八年器物。
　　《集成》第2604页《静簋》铭文载：“唯六月初吉，王在芳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秭、吕犅、佮豳{艿皿}师邦君射于大池……用作文母外姞尊簋……”铭中的“吕犅”应该就是《尚书·吕刑》的作者吕侯，而《静鼎》作于穆王十九年。所以《静簋》应是穆王早期器。从穆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八月初吉庚寅”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八月初二，前一日16:37朔；公元前998年8月2日，农历九月初一，该日19:57朔；公元前993年7月6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次日12:27朔；公元前972年7月16日，农历八月初一，该日03:35朔。综合考虑，应取公元前998年8月2日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十四年八月初吉庚寅日。《静簋》应定为穆王十四年器。前面的丁卯日，是六月初吉之后的第三十八天，即公元前998年7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七。由此看来月相名与干支日名之间若插入其他词语（如本例中插入王在芳京），则该干支日名是前面月相发生后若干天，而非月相发生当日。
　　《集成》第3378页《静卣》铭文载：“唯四月初吉丙寅，王在芳京，王赐静弓，静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宗彝，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从穆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四月初吉丙寅”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三月三十，次日09:07朔；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一，该日22:52朔；公元前983年4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14:19朔；公元前978年3月26日，农历四月初一，该日07:35朔。从铭文“王赐静弓”与《静簋》铭中“王令静司射学宫”相关，两器年份应当相近，故取公元前日较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八年四月初吉丙寅日。《静卣》应是穆王八年器。
　　《集成》第2742页《班簋》铭文载：“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驭戜人伐东国{疒骨}戎，咸。王命虞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彳止口}城卫父身，三年靖东国……班稽首曰：呜呼，丕显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圣孙，{阝登}于大服，广成厥功，文王孙亡弗褱型，亡克競厥烈……”。《穆天子传·卷四》载：“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46】。毛班是穆王时人无疑。铭中王称毛班为毛父。可知毛班行辈高于穆王，是昭字辈。毛始封君毛叔郑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中的茅，周公旦之子，故毛班是毛叔郑之孙，周公旦之曾孙。《穆天子传·卷三》载：“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47】《古本竹书纪年》载“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48】。穆王于十七年西征时见到过西王母，后来西王母到宗周觐见穆王，穆王于甲子朔日在昭宫款待西王母。经查，穆王十八年均无甲子朔日，只有周穆王十九年二月（也可能是周历三月）初一是甲子日，即公元前993年2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一，该日20:41朔。由此可见《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基本是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载：“（穆王）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48】十四年克徐戎，比较铭文“三年靖东国”，推知《班簋》很可能作于穆王十二年。八月初吉之后甲戌日，应是公元前日，农历八月初三。
　　《集成》第1426页《作册大方鼎》铭文载：“……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用作祖丁宝尊彝，雋册。”此器族徽与《作册夨令簋》相同，作册夨令称其父为丁公，而作册大称其祖为祖丁，又同为作册，可知大很可能是夨令之子，子承父业为作册。《作册夨令簋》作于周昭王十八年，即公元前1013年，所以《作册大方鼎》应作于穆王中期。穆王时基本满足四月既生霸己丑条件的有：公元前991年4月26日，农历五月初八，该日00:37上弦；公元前986年3月31日，农历四月初八，该日08:55上弦；公元前965年4月9日，农历五月初九，前一日07:53上弦；公元前960年3月14日，农历四月初八，该日14:20上弦；综合考虑,应取公元前986年3月31日，该日为周穆王二十六年四月既生霸己丑日，《作册大方鼎》应定为穆王二十六年器。
　　《集成》第3409页《繁卣》铭文载：“唯九月初吉癸丑，公{酉彡}祀，雩旬又一日辛亥，公禘{酉彡}辛公祀，衣事亡{目叉}，公蔑繁历，赐宗彝一肆，车马两，繁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文考辛公宝尊彝，其万年宝。或。”《铭文选》定此器为穆王时器。穆王时基本满足“九月初吉癸丑”条件的有：公元前971年8月3日，农历八月三十，次日01:44朔；公元前966年9月6日，农历十月初一，该日16:13朔。两个日期皆可，暂取公元前966年9月6日，该日为周穆王四十六年九月初吉癸丑日，《繁卣》暂定为穆王四十六年器。&&
　　《集成》第1456页《{冬戈}方鼎》铭文载：“唯九月既望乙丑，在{高足}次，王{俎刂}姜使内史友员赐{冬戈}……用作宝{将鼎}尊鼎，其用夙夜享孝于厥文祖乙公，于文妣日戊……”。员与《员方鼎》铭中之员应是同一人，不过昭王三年时的员还是为昭王执犬的青年，而此时的员作为内史，年龄不会太年轻，应是昭王晚期或穆王早期。经查，从昭王元年到穆王早年基本满足“九月既望乙丑”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九月十六，该日11:09望；公元前日，农历十月十五，该日22:41望；公元前986年9月3日，农历九月十六，该日05:18望。因为《作册旂尊》的五月戊子是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六，所以公元前日，是十月既望乙丑，故不能取。同样，后一个日期又与《番匊生壶》的干支日名发生矛盾，因此只能取公元前日，该日为周昭王十四年九月既望乙丑日。假定员为昭王执犬时为二十岁，那么此时的员应为31岁，所以定《{冬戈}方鼎》为周昭王十四年器是比较合理的。
　　《集成》第2698页《{冬戈}簋》铭文载：“唯六月初吉乙酉，在{高足}次，戎伐{尹束又}，{冬戈}率有司、师氏奔追{兹止卩}戎于域林，博戎{害夫}……用作文母日庚宝尊簋……”从昭王元年到穆王早年基本满足“六月初吉乙酉”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五月三十，次日06:36朔；公元前日，农历六月三十，次日13:15朔；公元前日，农历七月初二，前一日04:32朔；公元前997年5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一，该日23:26朔。与《{冬戈}方鼎》铭文比较，虽同在“{高足}次”，《{冬戈}方鼎》为去世不会太久的祖父、祖母作礼器，可知其父母尚在，而《{冬戈}簋》为其母作礼器，所以《{冬戈}簋》应晚于《{冬戈}方鼎》十年以上。故取公元前997年5月23日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十五年六月初吉乙酉日，此器应定为穆王十五年器。
　　《集成》第2656页《录伯{冬戈}簋盖》铭文载：“唯王正月，辰在庚寅……录伯{冬戈}敢拜手稽首……用作朕皇考釐王宝尊簋……”此器为其父作礼器应与《{冬戈}簋》年份接近。经查，穆王早期满足“正月初吉庚寅”条件有公元前992年1月2日，农历二月初二，前一日13:44朔；公元前988年1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一，该日14:42朔；公元前982年1月10日，农历正月三十，次日02:46朔。按理说，第二个日期最合适，可惜与《庚嬴鼎》的干支日名有冲突，不能取，而后一个日期又偏晚，所以应取公元前992年1月2日。该日为周穆王二十年正月初吉庚寅日。《录伯{冬戈}簋盖》应定为穆王二十年器。
　　《集成》第3393页《录{冬戈}卣》铭文载：“王命{冬戈}曰：{虘又}，淮夷敢伐入国，汝其以成周师氏于{古丰}师，伯雍父蔑录历……用作文考乙公宝尊彝。”《集成》第3381页《{禾丮口}卣》铭文载：“{禾丮口}从师雍父戌于古师，蔑历，赐贝卅锊，{禾丮口}拜稽首，对扬师雍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宝尊彝，其子子孙孙永宝，戉。”《集成》第3698页《臤尊》铭文载：“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师雍父戌于{古丰}师之年，爰蔑历，仲兢父赐赤金……用作父乙宝旅彝……”。《集成》第753页《{辶禹}甗》铭文载：“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戌在古师，{辶禹}从师雍父肩史{辶禹}使于{害夫}侯，侯蔑{辶禹}历，赐{辶禹}金，用作旅甗。”《集成》第1397页《{宀禹殳}鼎》铭文载：“唯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胡，{宀禹殳}从，其父蔑{宀禹殳}历，赐金，对扬其父休，用作宝鼎。”这五器相互关联，比较铭文可知，伯雍父就是师雍父，他和录伯{冬戈}同时代，爵位高于录伯{冬戈}，都应是穆王早期之人。师雍父戌守在{古丰}师时，曾与史{辶禹}一起于十一月去拜访{害夫}侯，联络共同对付淮夷。据《{辶禹}甗》铭文，穆王早期满足“六月既死霸丙寅”条件的只有公元前995年6月23日，农历七月二十四，前一日20:12下弦。据《臤尊》铭文，穆王早期基本满足“十三月既生霸丁卯”条件的只有公元前994年1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前一日17:28上弦。比较两个日期可知，此次周师在{古丰}驻扎，是在穆王十四年伐徐戎，取得胜利之后而作的防御部署。伯雍父于公元前995年6月23日已在{古丰}师戌守。同年十一月，伯雍父和史{辶禹}拜望{害夫}侯。伯雍父直到公元前994年12月14日仍驻守在{古丰}师，这一年“爰”也开始追随伯雍父驻守在{古丰}师。这样，《录{冬戈}卣》、《{禾丮口}卣》、《{辶禹}甗》和《{宀禹殳}鼎》应定为穆王十七年器物，而《臤尊》应定为穆王十八年器物。
　　《集成》第3401页《競卣》铭文载：“唯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伯屖父皇競，各于官，競蔑历，赏競璋，对扬伯休，用作父乙宝尊彝……”。《铭文选》定此器为穆王时器。穆王时基本满足“正月既生霸辛丑”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二月初九，前一日01:54上弦；公元前999年1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八，该日20:13上弦；公元前993年1月19日，农历二月初七，次日06:23上弦；公元前972年1月28日，农历二月初十，前一日20:56上弦；公元前967年1月2日，农历正月初八，该日11:28上弦；公元前962年2月5日，农历二月初八，次日08:26上弦。《今本竹书纪年》载：“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49】，《后汉书·东夷传》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50】。《今本竹书纪年》又说：“十六年……王命造父封于赵”【51】。比较记载，《競卣》铭中“命伐南夷”就是伐徐，再明白不过了，伯屖父应该就是穆王时期的著名人物造父。屖，《说文》：“遟也”。遟，《广韵》待也，又直尸切。又音：脂韵直尼切。《广雅》：“造，诣也”。诣，《说文》{亻侯}至也，从言，旨声。所以屖可与造通。《競卣》应为穆王十四年器物无疑。故应取公元前999年12月16日，该日为周穆王十四年正月既生霸辛丑日。
　　《集成》第2309页《御史競簋》铭文载：“唯六月既死霸壬申，伯屖父蔑御史競历……用作父乙宝尊彝簋。”穆王时基本满足“六月既死霸壬申”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六月二十四，该日03:15下弦；公元前996年7月4日，农历七月二十四，前一日05:35下弦。公元前965年5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次日04:05下弦；公元前960年6月25日，农历七月二十四，该日11:13下弦；综合考虑，我认为公元前日最合适。《御史競簋》应定为穆王十年器。
　　《集成》第2600页《县妃簋》铭文载：“唯十又二月既望，辰在壬午，伯屖父休于县妃曰：{虘又}乃任县伯室，赐汝妇爵、邲之先周玉、黄□，县妃奉扬伯屖父休曰……”穆王时基本满足十二月初吉壬午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正月初一，该日00:29朔；公元前997年11月16日，农历十一月三十，次日04:44朔。公元前976年11月26日，农历十三月初二，前一日07:45朔；公元前971年10月31日，农历十二月初一，该日10:32朔；公元前966年1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一，该日21:04朔。据铭文可知县妃应是伯屖父之女，此是伯屖父为女儿出嫁所作之器。《競卣》铭中的伯屖父出征伐徐，应是青壮年的伯屖父，西周早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县妃簋》铭中的伯屖父年龄应在55岁左右，因此应取公元前971年10月31日最合适。《县妃簋》应定为穆王四十一年之器物。
　　《集成》第1422页《吕方鼎》铭文载：“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食宛}□大室，吕延于大室，王赐吕秬鬯三卣，贝卅朋，对扬王休，用作宝{齐鼎}，子子孙孙永用。”吕应就是《静簋》铭中的吕犅，也是《尚书·吕刑》的吕侯。《尚书·吕刑》载：“唯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52】此“享国百年”不应理解为穆王百岁，而应理解成武王克商至此，周王朝享国百年，故吕刑应作于公元前993年或之后不久，吕主要活动年份应在穆王早中期。经查穆王时期基本满足五月初吉壬戌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13:27朔；公元前998年5月6日，农历六月初一，该日07:42朔；公元前993年4月9日，农历四月三十，次日14:12朔。公元前972年4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二，前一日17:54朔；公元前967年5月23日，农历六月初二，前一日12:04朔；公元前962年4月28日，农历四月三十，次日05:51朔；综合考虑，取公元前998年5月6日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十四年五月初吉壬戌日，《吕方鼎》应定为周穆王十四年器。&
　　《集成》第3373页《丰卣》铭文载：“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令丰{宀殷}大矩，大矩赐丰金、贝，用作父辛宝尊彝，木羊册。”据《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53】，作册旂之父为父乙，后人称作册旂之父为乙公，而作册旂本人，后人称为辛公。丰为作册旂之子，后人称丰为乙公。史墙是丰之子，后人称史墙为丁公。微伯{疒兴}是史墙之子。《作册旂尊》和《作册旂觥》作于周昭王十九年，则《丰卣》和《丰尊》应作于周穆王二十年左右。经查穆王时基本满足“六月既生霸乙卯”条件的有：公元前日，农历七月初八，该日21:55上弦；公元前日，农历六月初七，次日05:04上弦，公元前980年5月24日，农历六月初九，该日05:49上弦，公元前975年6月27日，农历七月初九，前一日14:01上弦。丰为其父作礼器，说明其父去世不久，所以我认为公元前日最合适，该日为周穆王十一年六月既生霸乙卯日。《丰卣》应定为穆王十一年器。
　　《集成》第5203页《齐生鲁方彝盖》铭文载：“唯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鲁……用作朕文考乙公宝尊彝……”。乙公就是丰，所以齐生鲁和史墙是兄弟，此器应该是恭王八年器。经查周恭王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日是公元前946年10月25日，农历十二月初一，该日00:36朔。此器指认恭王元年是公元前953年，这是恭王时期出现“建元二元论”的一个例证。
　　《集成》第2630页《师酉簋》铭文载：“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各吴大庙，公族{工公攴}釐入佑师酉，立中廷北向，王呼史墙册命师酉……用作朕文考乙伯、宄姬尊簋……”史墙是丰之子，《丰卣》和《丰尊》作于穆王十四年，所以《师酉簋》只能是恭王元年器。《齐生鲁方彝盖》表明恭王元年存在“建元二元论”，所以《师酉簋》的元年正月应是公元前954年12月或公元前953年1月。
　　《汇编》第1098页《师酉鼎》铭文载：“唯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王各于大室，使师俗召师酉……用作朕文考乙伯、{宫九}姬宝尊鼎……”与《师酉簋》同理，《师酉鼎》也只能是恭王四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951年9月21日，正好是周恭王四年九月初吉丁亥日，农历十月初一，该日01:47朔。
　　《集成》第2407页《卫簋》铭文载：“唯八月初吉丁亥，王客于康宫，荣伯佑卫……用作朕文祖考宝尊簋……”《铭文选》已分析指出，此卫就是裘卫，《五祀裘卫鼎》、《九年裘卫鼎》及《裘卫盉》都是恭王时器，而且此器是裘卫为其祖作礼器，可知此时裘卫父尚存，裘卫本人还年轻，所以《卫簋》应是穆王晚期或恭王早期器。恭王时基本满足“八月初吉丁亥”的只有公元前951年9月21日，农历十月初一，该日01:47朔。由《师酉鼎》可知此为周恭王四年九月初吉丁亥日，非八月初吉丁亥日。查恭王前只有公元前956年8月18日合适。该日为周穆王五十六年八月初吉丁亥日，农历九月初二，前一日03:26朔。故《卫簋》应定于周穆王五十六年器物。
　　《汇编》第510页《达盨》铭文载：“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执驹于滆居，王呼巂趩召达，王赐达驹，达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旅盨。”作为西周中期器，经查只有公元前952年4月14日合适。该日为周恭王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日，农历五月初八，次日06:03上弦。《达盨》应定为恭王三年器。
　　《集成》第2863页《{疒兴}盨》铭文载：“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司马共佑{疒兴}，王呼史年册赐……用作文考宝簋……”{疒兴}是史墙之子，丰之孙，《丰卣》、《丰尊》是周穆王十一年器物，所以{疒兴}应是恭王、懿王时人。从恭王元年往后查，基本满足“二月既生霸戊戌”条件的有：公元前951年2月4日，农历二月初九，前一日16:29上弦；公元前925年1月19日，农历二月初九，前一日00:29上弦；公元前920年2月21日，农历三月初九，该日12:55上弦；公元前915年1月26日，农历二月初七，该日18:33上弦；公元前889年1月10日，农历二月初八，该日01:04上弦。分析以上日期，唯有公元前951年2月4日合适。但由《师酉鼎》干支日名对应的日期发现，该日是正月既生霸戊戌日。查看铭文拓片，此处应是“三月既生霸戊戌”而不是“二月既生霸戊戌”。因此对应的日期是公元前951年4月5日，该日为周恭王四年三月既生霸戊戌日，农历四月初十，前一日02:37上弦。这样就与《师酉鼎》干支日名所指日期不再冲突。《{疒兴}盨》应定为恭王四年器。由《师酉簋》铭中“史墙册命师酉”可知史墙在恭王元年还在世，而《{疒兴}盨》铭中却称“用作文考宝簋”，故知史墙死于恭王元年和恭王四年之间。
　　《集成》第1411页《{疒兴}鼎》铭文载：“唯三年四月庚午，王在丰。王呼虢叔召{疒兴}，赐驹两，拜稽。用作皇祖文考盂鼎，{疒兴}万年永宝用。”仔细与《{疒兴}盨》铭文比较，可知《{疒兴}鼎》与《{疒兴}盨》都是为其父作礼器，此时其父史墙去世不久。由《师酉簋》可知史墙恭王元年还在世，所以史墙很可能于恭王二年四月以前去世，“三年四月庚午”，指的是周恭王三年四月庚午日，即公元前952年3月13日，农历四月初六。《{疒兴}鼎》应定为恭王三年器。史墙死于公元前954年12月至953年3月13日之间。《{疒兴}鼎》为其父作周年礼器，《{疒兴}盨》为其父作二周年礼器。
　　《集成》第5115页《三年{疒兴}壶》铭文载：“唯三年九月丁已，王在郑飨醴。王呼虢叔召{疒兴}，赐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飨逆酒。呼师寿召{疒兴}，赐彘俎，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皇祖、文考尊壶，{疒兴}其万年永宝。”显然，此器与《{疒兴}鼎》同为恭王三年之器。“九月丁已”是公元前952年8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五。“己丑”是公元前952年9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七。
　　《汇编》第1065页《士山盘》铭文载：“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用作文考釐仲宝尊盘盉……”。《汇编》定此器为西周中期器物。经查有两个日期合适：公元前996年9月14日，农历十月初七，次日21:15上弦；公元前939年9月15日，农历十月初九，该日15:55上弦。比较而言，公元前939年9月15日最合适。该日为周恭王十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日，《士山盘》应定为恭王十六年器物。后面分析《史伯硕父鼎》等器时将发现只能选公元前939年9月15日，两器日期才不会冲突。
　　《集成》第5564页《永盂》铭文载：“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廼出厥命，赐{甶廾}师永厥田，{氵酓}昜洛疆眔师俗父田，厥眔公出厥命，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公廼命酉司徒圅父、周人司工殿、渊史、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永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盂……”师俗父见于恭王四年器《师酉鼎》，故《永盂》应为恭王或懿王十二年之器。经查懿王十二年不可能有初吉丁卯，所以只能是恭王十二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942年3月18日，周恭王十二年四月（或三月）初吉丁卯日，农历四月初一，该日12:58朔。此器指认恭王元年是公元前953年，这是恭王时“建元二元论”的又一例证。“建元二元论”在恭王时屡次出现，而之前未见一例，说明建元的观念正是从恭王时开始发生变化，而之前一般以即位之年为元年。西周青铜器反映出这种观念之争，一直持续到宣王时期。
　　《集成》第1482页《师奎父鼎》铭文载：“唯六月既生霸庚寅……司马井伯佑师奎父，王呼内史驹册命师奎父……用追孝于剌仲……”师奎父见于恭王十二年器《永盂》，故《师奎父鼎》应定为恭王时器。经查，恭王时基本满足“六月既生霸庚寅”条件的有：公元前949年5月10日，农历六月初八，该日10:23上弦；公元前944年6月13日，农历七月初七，次日20:42上弦。前一个日期更合适，故《师奎父鼎》应定为恭王六年之器。
　　《集成》第2460页《走簋》铭文载：“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司马井伯入佑走，王呼作册尹册命走……”《集成》定此器为西周晚期显然有误。因为铭中的“司马井伯”见于《师奎父鼎》，所以《走簋》很可能是恭王十二年器。经查，果然如此。公元前943年2月14日，周恭王十二年三月既望庚寅日，农历三月十七，前一日13:40望。
　　《集成》第2393页《师毛父簋》铭文载：“唯六月既生霸戊戌……师毛父即位，井伯佑，内史册命……”。作为西周中期器，师毛父的傧相井伯亦见于恭王七年器《七年趞曹鼎》，所以师毛父应是恭、懿时人。从恭王元年查到孝王元年，基本满足“六月既生霸戊戌”条件的有：公元前946年5月9日，农历六月初九，前一日18:05上弦；公元前941年6月11日，农历七月初九，前一日21:48上弦；公元前936年5月16日，农历六月初七，次日20:48上弦；公元前931年6月19日，农历七月初七，次日07:00上弦；公元前910年6月29日，农历七月初九，前一日13:57上弦。综合考虑取公元前941年6月11日，该日为周恭王十四年六月既生霸戊戌日，将《师毛父簋》定为恭王十四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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