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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nghaidong918 于
10:29 编辑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66 size=5&一&/FONT&&/P&
&P align=left&
按：近期网络舆论出现十分异常的现象，我个人感到非常危险。这篇文章拟先在兴华网上发表，需要分几次发，想到一点写一点，写一点发一点，以便看一看网友们的反应。完成后修改一下，发到几个大的论坛去。&/P&
&P&当前国内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可以说，这一情况决定着中国的国内形势将在相当长的内保持“火山休眠”的状态，随时有喷发的危险。
这一形势在思想意识形态的表现，就是左右思潮冲突不断加剧。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特别是近些年的急剧发酵，当前社会左右两种思潮均已走向某种极端。其标志是，某些网络文章已经直接把矛头指向毛、邓、江三代领导核心。
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是失败和投降的二十多年，是既得利益阶层不断蚕食国本，广大人民逐渐被逼向深渊的二十多年。左派主张全面剥夺自由义的“话语霸权”，全面清除“反社会主义者”。
右派一方面揪住文革等极左历史错误不放，另一方面大肆抨击“暗箱操作”、“权力腐败”，主张中国全面破除“暗箱”、“深化市场改革”、实行“自由民主、三权分立”，以彻底“根治腐败”。
乍一看，左右两种主张似乎截然相反。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当前政治体制不良，需要实行根本性的变革。而主张稳健和循序渐进的政府则成为左右思潮的共同靶标。极少数为政府政策辩护的人（如闲言），则遭到无情的抨击和奚落。换言之，当前左右两股主流思潮都已经演变为反政府的舆论力量。一旦与某种政治运动结合，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剧变，引发社会动乱和经济崩溃。
极左和极右理论貌似相反，实出一源，均出自于近代法国浪漫空想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使法国成为西方近代革命中最为猛烈的国家。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法国国力始终无法超越海峡对岸的英国。十九世纪甚至在战争中被后起的普鲁士击败，不得不向普鲁士割让土地。
以保守主义思想为本的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世界霸主地位。以理性主义为本的德国，自俾斯麦执政以降，国势日益强盛，并且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迅速发展起来。以实用主义为本的美国、日本，则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两强。
由于中国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将空想浪漫的革命理论置于最高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国民思想，以至于近年政府转向“保守”、采用“理性温和”的政策理念后，舆论的抨击却日甚一日。最终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控制过激的网络舆论。政府与民间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极深的一道鸿沟。这道鸿沟的出现，根本原因之一是，政府仅仅在行动上转向保守和理性，却没有相应地修改教科书等引导国民思想的理论系统。在另一方面，又近乎放纵自由主义大肆蔓延，终于形成今日之局面。&/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97 size=5&二
&/FONT&&/P&
&P align=left&保守主义，其哲学根源出于不可知论，即人们必须严格把思想限制在经验和可感知的范围之内，不可逾越。逻辑上的根源则出自于归纳法。培根和休谟是这一思潮的祖师。在政治上，保守主义主张渐进改良。
理性主义深信宇宙的演化存在一个固有的逻辑模式。逻辑支配现实。换言之，凡现实的均是合理的（理即逻辑）。在现实中，人们的思想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利益差异。理性主义对社会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利益集团分野（阶级）分析法。
实用主义主张一切以结果为判断标准，而不管产生结果之前的思想、方法、手段如何。只有结果是真实的，其余皆为虚妄。换句话说，事物因真实而有用，因有用才真实。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为实现目标，可不惜一切手段，实际就是马基雅弗里主义。
在现实中，任何一种主导性思想主张都将深刻影响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配。保守主义有利于世袭贵族阶层。因此，在保守主义的发源地英国，我们看到皇权制度依然被保留。
理性主义有利于新兴阶层，有利于社会利益分配不断重新洗牌。因此，我们看到德国近代以来各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在两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仍然能够迅速崛起。
实用主义有利于投机阶层。因此，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端于深信实用主义的美国，即纽约股市的大崩盘。而在1990年代初及二十一世纪初两次泡沫经济－－日本泡沫经济及知识泡沫经济的崩溃，更给了日本和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实用主义深刻的诠释。
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坚持着以往革命（“左”）的传统；其次，以“绝对民主自由”为诉求的意识形态广泛蔓延；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投机风气也日益炽烈。而投机风气对社会基础的腐蚀最为严重。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信用基础。坑蒙拐骗可以不受谴责，只要“成功”，即可获得人们的羡慕和赞誉，获得社会的认可（例如获得各种荣誉、当选政协委员等）。&/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三&/FONT&&/P&
&P align=left&极左思潮和极右思潮，哲学基础均源于形而上学。在政治理论上，都主张建立“普世价值”。换言之，左右两种思潮的基础均是“世界主义”。
但在现实世界中，任何矛盾均有其特殊性。个别事物只有经过中介，才能过渡到普遍。当今世界的现实政治格局中，国家是处于个人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的中介者。
无论是保守主义、理性主义还是实用主义，由于它们对现实的关注，最终必然导向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主义。当今世界国家主义观念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几乎每一个国民心中。例如在美国，人们可以骂政府、骂总统，但是不可以骂国家，不准侮辱国旗。又例如，日本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不顾其它亚洲国家的极力反对，多次修改教科书，美化其侵略史。
从长期来看，由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必然不断走向分化，国家有不断分裂和瓦解之势。例如美国爆发的南北战争，就是由于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和南方奴隶主的深刻矛盾所致。但在内外压力以及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下，美国很快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制定了“反分裂法”等法律。
因此，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人们长期和根本利益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文化传承、国民精神递延的衍生物。执政当局则借助国家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富强，协调内外关系。&/P&
&P&左右两种思潮由于哲学观念的原因，对国家主义是根本反对的。因为它们都认为，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无需任何中介。在极右派看来，只要在全世界推行了民主自由，世界自然走向和平、安宁。在极左派看来，只有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制度，解放全人类，才可能挽救日益腐朽的世道，拯救世界于水火。&/P&
&P align=left&由此，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主张，如“解体论”、“彻底的政治改革论”、“革命论”（即改换政权论），虽然形形色色，彼此差异很大，然而，它们却具有共同的一点，即无视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贬低甚至抹煞国家利益的价值和意义。换言之，为了实现各自的价值目标，极左和极右派不惜轻率地提出损害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各种政策主张。
&P align=center&&FONT color=#ee113d size=5&四&/FONT&&/P&
&P align=left&
极左和极右派都认为自己“代表民意”，具有道义性。因此，他们依据自己的“原则”任意地指手划脚。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极左和极右的舆论矛头不可能指向国家，而是指向国家的代表者－－政府。
问题在于，“民意”和国家利益是否截然对立？政府是否一定“不代表民意”？极左和极右派似乎对此予以肯定。
右派论证说：
当前中国腐败广泛蔓延，根本原因是政府不能代表民意。执政者不是由民选产生。中国必须建立普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左派论证说：
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蔓延，导致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最广大人民群众（工农）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使中国原本稳固的社会基础出现严重动摇。这一切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政策所造成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是失败的。因此，许多政策必须推倒重来，恢复二三十年前的旧政。&/P&
&P&无庸讳言，左右派所批评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有的甚至十分严重。但是，总的来看，极左极右两派不是面对现实，而是从抽象的“民意”出发，任意地指责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主张。然而，现实中的中国，由于人口庞大，资源有限，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政治上实施任何变革，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诚如闲言所说：“政治有效性与政治改革的矛盾，限制了社会政治演进的试错空间，使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它最严重的负面效应是：使执政党对权力的监督从根本上说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而不能指望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这无疑是对权威政体的最大挑战。”&/P&
&P&由于无视现实，不管极左极右派提出的政策主张多么具有“道义性”，如果付诸实施，结果将极可能与其预期和承诺完全相反。血雨腥风、饿殍遍地几乎是必然结果。这并非预言，而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变革已经证明了的。（例如苏东巨变和拉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严重社会问题。）&/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66 size=5&五
&/FONT&&/P&
&P&政治体制与政治变革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是不见到灾难，许多人往往辩别不出好坏，反而为一些狂热的声音叫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先知先觉者，是懂得其中利害关系的。
近年来网络上逐渐出现了一股理性和保守主义的声音。例如，数学先生主张“理工科思维”，钟庆（网名“愚蠢小猪”）先生主张选择读书（发展民族产业）而非刷盘子（为外国人打工）；闲言主张审慎渐进改良。他们的研究领域虽有差异，但均认为需要坚持国家主体地位，维护政府权威，以现实的利益判别事物，而非以抽象的原则作判断标准。
数学、愚蠢小猪、闲言原来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们立场的转变（或者说觉醒），标志着国家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的萌芽。这种转变，原因不在别的，而出于对当今世界残酷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判断。
例如，数学先生称由于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从此变得“精神失常”，开始“胡言乱语”。愚蠢小猪对于民族产业鲜少自主品牌，逐渐沦为世界的加工厂、打工族深感痛心，呼吁振兴民族产业，努力创造自主品牌。闲言对于苏东巨变、拉美社会弊病丛生深有感触，认为左右两派提出的政策主张均脱离现实，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P&
&P&由于“国家主义”一词在历史上的名声不佳，人们都力图避免使用这一词语，改采“民族主义”一词。但是，这一词语的改换却带来了理论上的许多混乱。例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各民族融合现象就不好解释。如果“民族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大汉族主义自然是正确的，“民族融合”只能解释成“民族依附”。但是元、清两代却是外族征服了汉族。特别是近年来，人们滥用“民族融合”描述中国历史现象，结果岳飞、文天祥等人被无端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头衔。进而推之，似乎当代中国并不需要刻意地强调国家利益，只需融合在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就可以了。
当代中国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何新先生深刻洞察了“民族主义”一词所隐含的巨大矛盾，断然提出“新国家主义”理念，表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
事实上，只有倡导国家主义，才有可能消弥理论上的诸多分歧和困扰，才有可能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38 size=5&六&/FONT&&/P&
&P&何新先生“新国家主义”理念甫一提出，就遭到某些网络舆论的强烈指责。甚至在此之前，为法/轮/功张目的反动文人任不寐就指责何新在倡导“法西斯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纳粹党的中文译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然而，这个翻译真的准确吗？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
纳粹的“纳”，来自nation(民族)，因此，纳粹主义应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党应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党”。
喻权域先生请德文水平高的研究员鲍世修先生就德文中“纳粹”一词进行了专文论述。鲍世修先生同样认为“纳粹”应译作“民族社会主义”。（详文请见：&a href=&/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826&page=1& target=&_blank& &/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826&page=1&/A&）
实际上，“纳粹”一词的真实含义应该是“种族社会主义”，“种族屠杀主义”。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在走纳粹的老路。&/P&
&P&当然，美国有美国的利益，法国有法国的利益，德国有德国的利益，中国也同样有本国的利益所在。国家利益不需要任何掩饰和隐讳。但是，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人类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因此，新国家主义者并不否认世界共同利益的存在，只是认为，在个人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需要国家作为中介者和协调者。因为：
1、如果没有国家，没有政府，那么社会将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2、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无视别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只要认为某国“人权状况不佳”，就可以刀兵相向。例如对南斯拉夫、对伊拉克，美国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征伐。美国甚至编造了一份“邪恶国家”名单，以便于随时“合乎道义”地惩罚这些国家。这实际是美国作主，他国作奴的一种世界秩序。&/P&
&P&因此，如果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个人真正的利益。世界共同利益也将无从谈起。如果国家不能拥有并有效行使主权，那么所谓“人权”（个人权利）、所谓民主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口号而已，因为弱小国家民众的权利必然遭到强权国家的严重践踏。
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是国内全体公民的切身利益所在。国家主权是保障国家自身不受侵犯，同时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现的必要屏障。因此，国家主义并非一种人为的思潮，而是一种与人类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理念，是实现个人利益和世界普遍利益的桥梁和必由之途。它不可能被任何其它意识形态所取代和抹煞。&/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七&/FONT&&/P&
&P&新国家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究竟应该采取权威体制还是“民主体制”？
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威体制必然导致腐败和暴政，迟早要消亡。“民主制”才能使国家永葆青春和活力。然而事实果真如自由主义者所说吗？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权都是依靠合法投票选举上台的。然而，法西斯却制造了惨绝寰的大屠杀。
再往前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不也是一届接一届的民主暴政政权吗？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艾贝尔、丹敦等不也一个接一个被处死吗？
如果说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政权还不稳固，那么今天的美国应该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了吧？但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残暴呢？看一看美国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所作所为，特别是看一看美国兵在伊拉克的兽行，哪里有丝毫的人道呢？
民意本是易变和易受操控的。当民意被无形之手操控时，往往就异变为民粹。故真的民意往往并不取决于选票。何新指出：
如果注重实质而不是简单考虑形式，我们就会注意到，民主在中国，也曾具有其悠久而深刻的传统。
在《尚书》、《左传》等远古经典政治文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尧舜传说时代至于春秋，中国曾存在过氏族民主与贵族民主的古老政治传统。而在儒家的若干经典文献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大量关于“贵民轻君”、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政治议论和教诲。
问题在于，这种政论和教诲，远非仅属欺人之谈或不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盲目说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些政治典训不仅教化出了无数为国为民，敢于以匹夫之志抗命强权的仁人志士；而且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形成了在古代限制君权、抑制官吏特权、表达民意和公众政治批评（如著名的“谤木”设置）、建议、规劝、弹劾、监察，以至合法废立皇帝（“禅让”）的一整套相当成熟而具备若干基本民主功能的法制、政治制度和传统。
这一套制度，之所以说是成熟的，因为它在几千年历史中是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当17世纪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康熙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介绍给法国路易十四这位当时在欧洲享有“太阳王”之称的欧洲最强大君主时，这位“太阳王”对中国君主制下仁慈明哲的统治方式极口赞美，甚至试图研究和引进之。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欧洲已经进入所谓“启蒙时代”（中国文明对于欧洲“启蒙”事业发生过深刻影响，正如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技术发生过深刻影响。这一点，研究当时一些传教士和启蒙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但可惜而惭愧的是，我们当代人却往往数典而忘祖）。
在古代中国，固然没有希腊工的议会民主制度，但绝非根本没有“民主”性的概念。中国古代的民主，也许更注重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事实上，如果不曾发展一套能够适当吸收和容纳民众意志、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臣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机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朝代就不可能延续那样漫长的时间（秦、隋、元等少数几个皇朝，武功强大而滥用暴力，正是由于政制中缺乏民主机制而暴亡，则恰是反面的例证）。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并非真是那样易于统治的愚民、顺民。故雄才在略如唐太宗者亦曾自诫：为政者当常思水能载舟亦能覆之。与沉湎于宗教狂热中的中世纪西方人相比，也许当时的中国人反倒是更富于批评和反抗精神，而难于治理的（所以中国历史中的平民起义就远较西方中古历史中次数为多）。（《为中国声辩》P7－8）&/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99 size=5&八&/FONT&&/P&
&P&至于说到腐败，是否在权威体制下就更严重些？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存在着腐败。何新曾指出：
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
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
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
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思考》第一卷第二章“论国家与权威”）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是严重的。但这是由于实行权威政体造成的吗？
我们注意到，拉美以及巨变后的苏东诸国，腐败特别严重，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进程中经济秩序极端混乱。
同样，在前些年中，我国也掀起了一股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至今余波未息。这一狂潮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可谓触目惊心，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瓜分狂潮是从何而起的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其源头正是一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窃国之实，已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仍然是这些人，看到“经济改革”可能失败，于是鼓吹实行政治改革，以防止“公权力腐败”。其真实意图却是要建立一个以既得利益阶层为主导的“新政权”，用心何其险恶！
因此，如果真的要治理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就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一清算那些抢掠国有资产的罪犯，而绝不是搞削弱中央权威、把权力转让给既得利益阶层的所谓“民主改革”。&/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九&/FONT&&/P&
&P&有人说，专家学者不过是提出建议而已，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国出现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难道不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吗？
无庸讳言，前些年的政府决策中确实是出现了某些失误的。但问题是，决策失误是否与权威体制必然相关？
自由主义者肯定地说：当然，集权必然导致决策失误。
但是翻一翻历史就知道，在所谓“民主体制”之下，决策失误数不胜数。例如古希腊，本是一个极强盛的文明半岛，在所谓民主制下，最终被实行专制的罗马人踏平。近代实行代议制的资本主义列强，决策失误何其之多！例如希特勒不自量力进攻苏联，又例如与希特勒对峙的英国张伯伦、法国雷诺政府对法西斯采取的绥靖政策，结果惹祸上身。更惶论无数跟风的后进国家了。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制，但是真正富强的有几个呢？如果“民主政体”都能保证决策正确，那么为什么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大多数那么贫穷、落后呢？那些弱国、穷国，究竟是应该建立权威政权还是“民主政体”更有利于国家？这可能是人们不愿去想的问题，似乎也是无法求证的问题。其实，如果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回答的。何新曾指出：
具备西方的形式民主制度，不是、也不可能是权衡一切社会民主真正程度的唯一和绝对标准。事实上，照搬和模仿西方多党政治以及议会民主制度的道路，中国在本世纪辛亥革命后摹拟欧美制定的宪法中，在北洋政府的宪政时代以及蒋介石时代修订的民国宪法中，都曾经多次尝试过。但由于完全不合国情，结果弊端百出而终致失败。
后来，国民党在台湾多年并未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在近期经济起飞后才开放“党禁”）。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在政治法制的诸多方面借鉴西方，但始终并没有全盘照搬西式民主制度；直到当代，虽然议会中有多党参政，但长期也是自民党一党执政。香港政治虽然是英国在治理，但并未照搬英国政治，因而素来以“有自由无民主”著称。（路漫漫按：英国人在香港并未实行民主制，但在撤离香港前却急着要建立一个“民主政体”，颇耐人寻味。）韩国、新加坡也都没能模仿美、英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由此观之，亚洲诸“小龙”虽实行资本主义，却也都并不照搬西方一切政治制度。
由此足见，西方民主制度，既非一切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道路，也并非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前提条件。若必以二者为因果，则首创西式民主制的古希腊、近代较早建设议会民主制的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即都应当最早成为现代工业化强国。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为中国声辩》P8－9）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38 size=5&十&/FONT&&/P&
&P align=center&&/P&
&P align=left&由于形式民意的易变和易受操控，使它必然被强势集团强奸。所谓民主也就必然成为强势集团借以为所欲为的工具。但是，在网上却经常出现如下一类的“民意言论”：
当前社会问题重重，根本原因就是专制体制作祟。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改变现状。不给予人民自由，不实行民主，中国将永远黑暗……
这一类的欺骗言论，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它的荒谬。但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在当今中国的各大时政类论坛上，发表此一类的乱国言论的人反倒成了“为人民仗义执言”的“英雄”。
所谓“自由体制”、所谓“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使人民得益还是受害？近些年所出现的种种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农民工王斌余因为拿不到工资，在万般绝望、忍无可忍之下杀了四个人，这难道会发生在国有制企业中吗？
如果实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革”，“原罪”被彻底赦免，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完全巩固，对人民的压榨和掠夺将会加重还是减轻？
当实行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制时，不说舆论将被强势集团操控，从而极大地误导人民，单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选举过程中产生的）黑金贿赂，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彻底溃烂！&/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e61a42 size=5&十一&/FONT&&/P&
&P&可悲的是，无论已经觉醒者如何呼吁，许多人仍然沉迷在一人一票制度的幻梦中无法自拔。因为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这种制度。其实，在前面的探讨中，已经说明了“西方国家发达是因为实行了形式民主制”本来是一个伪命题。为了使更多的人信服，我们不妨继续探讨。
当英国最初进行原始积累、贩卖黑奴时，实行的是国王专制制度，中间虽短暂历经克伦威尔革命，国会取得了某些权力，但是总的来说大权仍然掌握在国王手中。法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是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正是由于路易十四的长期执政，才把法国带上了强国之路，国力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但路易十四时代从未实行过选举制。
当英国、法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票拟选举制度才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并不断完善。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主要是因为有了经济支撑力。（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先有好的政治制度，才有好的经济。）经济决定政治，这本是常识。
率先步入工业化的国家实行政党轮流坐庄，目的在于确立一种“公平的”分赃制度。因为在掠夺殖民地、向海外市场倾销工业品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和要求，为了调和矛盾，寻求一致，不得不实行形式民主制度。换言之，形式民主制度本来只是为了分赃而建立的，绝非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持续繁荣”。
由于洛克、培根、霍布斯等人的努力，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比较保守、温和，英国的政治演进也一直比较温和，未出现大的革命。但法国在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下， 却出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革命。然而由于当时的法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失误造成的），使其国力无法支撑革命成功后各政党、各派别的分赃要求，于是各政党及派别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相互倾轧，血雨腥风不断。拿破仑趁此机会，复辟了帝制，再次将国家权力集中于个人。这一事实说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制、多党轮流执政的分赃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今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绝大多数实行形式民主制，但成功的并不多。大多数是穷国、弱国。事实上，对于穷国、弱国而言，实行形式民主制度，由于无赃可分，为了追逐利益，权力机关只能逐步变为压榨下层阶级的工具，从而使国内多数民众陷入更加贫穷的境地，国家在动乱-贫穷的泥淖中反复循环。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十二&/FONT&&/P&
&P&美国独立以后，工业经济不断发展，以致出现了劳力紧缺现象。北方资产阶级为了寻求更多的自由劳力，呼吁还更多的奴隶自由之身，但此举触犯了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于是爆发了南北战争。战后，为了确保自己的建议得到更多选票的支持，北方资产阶级提议赋予黑人一定的选举权。这就是美国形式民主制得以发展的来由。
美国由于领土广阔，经济发展有支撑、有后劲，因此其形式民主制度发展也比较顺利。但是别的国家就不可能具备如此条件。主要原因在两点：
1、从领土面积来讲，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达到美国那样大。因此，象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模仿美国模式。
2、世界上只有中国、俄国在领土面积上能够与美国相比（加拿大气候太冷，不算）。但是由于工业化开始阶段比主要发达国家晚得多，也难以模仿美国。&/P&
&P&无论德国、日本、俄国、中国，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要成为新兴工业国，最大的困难是技术上被先进国家压制、国际市场被先进国家率先占领，从而难以打开局面。于是德、日、俄、中相继实行国家主义，以国家强制力量为支撑推动工业化。只不过德、日由于国土面积小，竭力向海外发展。俄、中面积大，采取了内向发展模式。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作《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之二三至二九（&a href=&/bbs/dispbbs.asp?BoardID=5&ID=4318& target=&_blank& &/bbs/dispbbs.asp?BoardID=5&ID=4318&/A&）
总的来说，德、日在初期工业化时，都是不实行形式民主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搞起来。
因此，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只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才可能平稳、快速发展。如果不考察实质，而胡乱模仿，只能是邯郸学步。而经济的发展则必须仰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这种环境唯有在保守的政治模式下才能获得（激进的政治变革极易迅速激化各种矛盾，从而引发动乱）。因此，何新指出：
由于新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至上理念，而反对以个人自由或个人利益为至上理念，因此国家主义也是反对一切激进思潮的保守主义。&/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38 size=5&十三&/FONT&&/P&
&P&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有时显得异常残酷，充满阴谋和诡诈。竞争失败者沦为下等国家甚至奴仆国。胜利者则成为上等国，个别国家甚至以世界主人自居，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
事实摆在面前：当一个人生在穷国、弱国时，他就是世界的下等公民；当一个人生在富国、强国时，他就是世界的上等公民。因此，一个人的地位如何，“国家出身”非常重要。换言之，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越来越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发展趋势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欧洲历史。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欧封建制度兴起。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是其中典型代表。所谓“封建制度”，其基础乃是建立在领土分封之上（因此，我国自秦汉以后便不再是封建制度了），是为地主阶级分肥而建立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往往国家权力四分五裂，根本不是什么专制（极权）制度。奇怪的是，主流理论却认为“越封建越专制”。
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资本主义兴起），弗罗伦萨等新兴资本主义城邦，试图以民主制对抗封建制。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制与封建制的本质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完全相反。民主制是一种集权制度，而封建制则是一种分权制度。当然，弗罗伦萨等城邦实行的民主制，其基本特点是“多数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但其目标却在于集中国家（城邦）权力，反对封建割据分权。正是由于这种集权（民主）制度的施行，弗罗伦萨等城邦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也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即弗罗伦萨、威尼斯。然后，文明中心不断转移。文艺复兴以后由意大利向西，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沿大西洋边缘西传。因此，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第一个世界霸权国家并非英国，而是西班牙。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向内陆发展，而沿大西洋边缘传递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国家制度协调规范，但在封建制度根深缔固的欧洲内陆，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相反，大西洋边缘一些国家，却保留着不少“奴隶制度”的残余，国家权力较为集中，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66 size=5&十四&/FONT&&/P&
&P&近代文明在西班牙分为三支，一支进入法国，另一支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又一支向更远的美洲大陆远征。由于英国和美国更少受到封建制度的羁绊，因此相继成为世界霸主。尽管这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根本上来说，实际都是实施重商主义，集中国家力量快速发展工业以及向世界各地倾销本国工业品，从殖民地掠夺资源等。换言之，封建割据分权的制度被甩得越来越远，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
但是我国当前的“前卫意识形态精英”们，却仍在津津乐道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哪里有什么“分立”、“制衡”呢？在总统共和制国家，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在君主立宪/议会共和制国家中，权力集中于执政党及其党魁（总理/首相）之手。所谓司法/行政/立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早已成为一种宣传用语。
在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引起争论的，不是分权还是集权，而是权力应该集中于谁的手上，是“全体国民”、少数精英（国会），还是个人（君主、总统）？
何新指出：
近代国家理论的奠基者是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成就最大者是英国的霍布斯。霍布斯注意到：近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于中世纪中后期出现在意大利若干自治城市中。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并没有使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和强大。意大利的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曾成为新文明兴起和商业富庶的中心，但很快就走向腐败和衰落。整个意大利直到19世纪末，国家一直处在分裂动荡的混乱状态中。
正是由于意大利城市自治共和国提供的历史教训，使深入研读过马基雅弗利和博丹著作的霍布斯，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学说主要奠基人，根本不相信民主制是一种比君主制或专制更优良或更高级的政体。（何新：《“民主”为什么是不可能的？-论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下）》，笔者略有改动）&/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38 size=5&十五&/FONT&&/P&
&P&当英、法、美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以后，落后的其他国家要迎头赶上，就显得非常困难了。因为先发达起来的国家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扼杀试图超越者。德国、日本采取了比英、法、美更加集中权力的政治方针，甚至不惜与早期发达国家打世界大战，以争夺世界市场。
众所周知，一方面由于德、日等国极大地损害了他国利益，失道寡助，另一方面由于国力不济，两次世界大战，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德国和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最终还是走成功了，而且比第一代工业国（法、英、美）做得更好。这显然与其国家制度中更注重权威与计划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德国在二战中是所向披糜的，但却败在国家权力更加集中的苏联手中，这又一次证明权力集中的重要性。
对于此类结果，霍布斯早已作出了准确的预言。
（以下选自何新：《“民主”为什么是不可能的？-论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下）》）
霍布斯对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做了比较，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在他看来，民主制和贵族制比起君主制来缺点很多。
他的理由是：
第一，权力集中于君主，使君主对公众承担着重大的个人责任。
第二，人们彼此之间平等必然导致争斗，而没有强制力就无法使任何人信守协议。
第三，在无君主的意大利城市民主政府体制中，有着比君主制下更多的腐败。
霍布斯说：
“但人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反对说：在君主制下臣民的景况太可怜了，他们只能听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摆布。”
他辩护说：
“一般说来，在君主之下生活的人认为各种社会弊病都是君主制的毛病，而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或其他主权集体之下生活的人则认为这一切流弊都是由于他们那种国家形式产生的。其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政体身上，而是别有根源。”
“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以保障臣民的安全与福祉，价值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如果与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比，或者与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间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简直就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霍布斯为君主制辩护又说：君主专权之所以合理，还在于在战争时期他是唯一的统帅。即使在一个国家中消除了自然状态，即人人为敌的战争；但在国与国之间则仍有自然状态，而这就是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
霍布斯认为，在代表着民主政体的众议院和代表着贵族政体的参议院中，充满着敌对、仇视、背信弃义和冲突。而君主政体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和国王或王后相提并论，每个人都是他们的下属，这就为君主履行保持和平的职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君主政体也不是没有问题，但霍布斯说，没有瑕疵的人类制度是不存在的。而君主政体的主要问题是继承问题，但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最佳的方式是由现任君主选择能够保证国家主权和政策连续性的继任者。（何新：《“民主”为什么是不可能的？-论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下）》）&/P&
&P&在霍布斯那个时代，权力集中于个人，只能是指君主。在今天，权力集中于君主当然是落后于时代的。但是权力集中于个人，却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权力要分清楚是公权还是私权（换言之，权力不可以用以谋私）。例如自由主义者普遍崇拜的美国，其国家最高权力就集中于总统手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三军总司令。）&/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97 size=5&十六&/FONT&&/P&
&P align=left&
人们总以为左派相信权威体制。其实左派也是崇拜“民主制”的。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经犯过很多错误，例如为了强调工人阶级领导，而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
在赣南中央苏区，由于毛泽东的意见经常与众不同，于是几次被众人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赶下台。长征时，李德、博古下台后，又拾起所谓民主制，重大事务都要经过商量，结果严重贻误战机。但战争中无情的现实逐渐教育了人们，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
苏联、中国由于实行权威体制，国家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但是，当代一帮自由主义分子却鹦鹉学舌，附和西方阴谋，说什么社会主义失败就是因为实行了“专制制度”。情况果真如此吗？
苏联领土两倍于中国，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国力极为强盛。这样的国家再衰落，也应该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戈尔巴乔夫一搞自由化改革，国家便四分五裂，经济迅速崩溃。因此，苏东的败亡，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搞自由化，恰恰是没有坚持权威体制所造成的。
当然，这不是说苏东不搞自由化，就完全没有问题。毋宁说，当时的苏东问题的确非常多而且棘手。但如果不搞自由化，总还有办法逐步改进。一搞自由化，就无可挽回了。权威体制决不是没有问题和矛盾的体制，但是比起自由化的体制来说，它要好不知多少倍。
今天的中国政令不畅情况十分严重，地方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与中央对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对抗成风，形成许多独立王国，将导致国家分裂、社会涣散的严重后果。
可以说，中国能否克服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坚持权威体制，保持政令畅通是其中关键之一。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决不容许质疑和否定中央权威的现象发生。&/P&
&P align=center&
&FONT color=#ff0033 size=5&十七&/FONT&&/P&
&P&何新指出：
没有霍布斯的国家主义，英国皇家制度就不会延续到今天。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使18—19世纪的法国陷入百年动变。而霍布斯的国家主义的保守政治学说，使大英帝国立宪君主制迭历世界动变而一直稳定传承到今天。（何新：《“自由”为什么是不可能的-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上）》）
思想对于国家的传承如此重要，以致于黑格尔得出结论：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因此，当作为一国治国理念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时，这个国家也就垮掉了。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状况，中国爆发了频繁而激烈的革命。而思想界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中国，本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传承理论。例如：皇帝为天子，承天意；国家必须继承道统，才能算作正统。换言之，我国历史上本来有一套支撑国家架构的理论，使国家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
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思想界的动变，我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治国理论，而且引进了不少容易使国家走向混乱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理论。（这倒不是说应该完全消除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传播，而是不能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作为主流的立国、治国理论。）
最为严重的是， 由于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流行，国家和政府常常沦为不合法的地位！这是相当危险的。长此以往，一旦有某种诱发因素配合，国家必将走向四分五裂。（因为分裂国家、反对政府已被某些理论鼓吹为“爱国”、“爱民”、“具有天然的道义性”。）而这恰恰是西方某些国家拼命地向我国灌输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
可悲的是，当自由主义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唾沫横飞，以为自己是在“爱国”时，却不知道其实是在害国、败国！
中国要发展壮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不能不张扬国家主义！只有张扬国家主义，那些乱国裂族的理论才能够被根本压制，才能为国家的传承和稳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十八&/FONT&&/P&
&P&西方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新的“道统模式”，似乎国家领导人不由全民选举产生，就是非法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制必然被既得利益阶层所操控，而选出的领导人也必然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美国为例，近年来所谓的减税、医保等改革完全是以损害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美国总统根本不是什么“全民总统”，而是彻头彻尾的寡头总统。再以美国议会为例，也根本不能代表美国全民的利益，例如关于枪支管理问题，由于受到军火商的阻挠，此类法案在国会几乎一概无法通过。而美国民众无辜丧生在枪口之下的冤魂数量每年都让人触目惊心，其中包括许多小学生甚至幼童。&/P&
&P&前面已经说过，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制的设立，完全是出于大资产阶级分赃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因此繁荣富强。实际上，后发国家只有更加集中国家权力，以高度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才能迎头赶上先发国家。相反，如果在政治上完全模仿先发国家，只会使自己陷入永远的落后之中。这是因为：
在工业社会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一点是使本国的工业尽快占据上游地位，而这只有集中国力，勒紧裤带，大干快上才能实现。如果不尽快赶上，在高端产业上将永远受制于人。（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认为，一国工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该国重工业的发达程度。这是对德国迎头赶上英法美等国的历史总结。）但是分赃模式的形式民主制，却无法为集中国力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根本原因在于，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局部和短时利益可能受到很大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民主制极易引发内部纷争，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考虑，各持己见，争吵不休，从而形成一盘散沙的状态。这种状态只会使国家永远居于落后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政治统一、决策集中不应该受到任何质疑。在当前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权虎视耽耽、试图加以操控、进而可能使中国的各阶层矛盾严重激化的情况下，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由“全民选举”来决定最高领导人选，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使国家陷于动乱并四分五裂。
可以说，在当前情况下，民主集中制仍然是选择领导人最好的办法。&/P&
&P&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选择领导人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有过几次失误，为人诟病。但是，追根寻源，这种错误实际是由当时的许多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决定的。例如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实质上是出于方针和政策的主张不同。这种失误不应苛责于个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建设一个先进的、适合国情的治国理论体系。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好的范例。例如在清代我国曾经出现过康雍乾三代盛世，这实际说明当时的治国理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历史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国家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只有好的思想和理论才能为国家的凝聚和文明的传承提供支撑。从这一点来说，建设一个良好的治国理论体系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38 size=5&十九&/FONT&&/P&
&P&钟庆（愚蠢小猪）的民族主义（实质就是国家主义）观点受到活跃于西西河论坛的自称共产主义者的马前卒先生的批判。马前卒撰文说：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把某个资本集团的利润或效率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混为一谈。具体到这本书，前面指出的三处关键点其实都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
至于作者提出的第三个要点——民族主义，国内共荣，充分的说明了本书的阶级定位，也为前两点的问题做了解释。作者并不真正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也不去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前途，作者真正关心的只是中国企业的繁荣，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象今天美、欧、日的垄断集团一样痛快的斩杀它国企业，同时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在发达以后用一部分利润来缓和国内矛盾，以保证利润的稳定可靠。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但现实是否能让作者如愿呢？
从今天的世界局势和国内资产阶级的状态来看，恐怕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的道路是很难走通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拟订的计划无非是两个步骤：1 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2 开门大掠，从国外掠夺资源以缓和国内矛盾。最终目标则是让中国资本集团取代老牌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至少是分享世界霸权和利润。这条道路与历史上美、德、日等国的崛起道路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历史上强国的崛起是历史沉淀与时势结合的客观结果，作者在今天却试图说服中国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有意识的创造一次崛起。
既然楼主给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创造帝国主义霸权，那么，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中国与现存的帝国主义强权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作者能看到的问题，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会有人看到；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很清楚，即便帮助中国打破现有秩序，唯一的改变只是统治集团的名称，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独自去挑战整个现有秩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指望不上的。再看外部因素，今天的发达国家内部已经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唯一相对独立的日本因没有独立军备而听命于美国；以前的后发国家都能够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得到工业资源和生存空间，今天的中国资本集团稍有动作却要受到西方的一致追打，举步维艰。
退一步讲，即便中国资产阶级按作者的设计走上了帝国之路，顺利的取得世界霸权，同时对内缓和矛盾。中国人也不可能过上今天西方那种幸福生活，因为光是中国的13亿人口就远远超过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总和，整个世界背不起这样庞大的霸主。如果中国真的以西方模式取得了世界霸权，那么，我们可以庆祝全球革命的同时爆发。因此，虽然作者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依然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真正的转机。
（马前卒：“我评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文章链接：&a href=&/bbs/dispbbs.asp?BoardID=5&ID=13869& target=&_blank& &/bbs/dispbbs.asp?BoardID=5&ID=13869&/A&）&/P&
&P&马前卒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但并不是不可以回答。
具体的回答，我们放到后面进行。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66 size=5&二十&/FONT&&/P&
&P&马前卒的问题在于，试图把“解放全人类”的理念同国家主义对立起来。因为在马前卒看来，不解放全人类，不消灭剥削阶级，不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世界就永远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现实世界毕竟不是理想中的空中楼阁。矛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基本动力，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
当今世界最大的矛盾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即国与国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中国在国力竞争这场博奕中，长期处于落后受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何谈“解放全人类”？
中国当然需要首先追求自身在世界中的利益，取得独立自主和比较强大的经济政治地位，然后才能谈其他。中国只有富强起来，才能够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用一个简单形象的比喻来说，要作一个慈善家，首先得自己富裕起来，然后才可能考虑如何资助穷人。
马前卒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走上中国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诚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毛泽东时代曾以“广积粮、深挖洞”的战略措施随时准备迎战外来入侵者。今天，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未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竞争的高度激烈，这种危险正在不断增加。因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确保本民族的生存，我们当然需要不断追求国力的强大，包括发展必要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主动寻求霸权：
1、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已经为我国制定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还提出了“不称霸”的国家战略。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则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则。
2、中华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源远流长。
3、以新国家主义为治国理念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全盘放弃。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丰富深刻的真理内涵，它所具有的深湛人文精神。它应当作为一种指导施政者认真研求的政策理念，一种有弹性的规范性和指导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70968 size=5&二一&/FONT&&/P&
&P&国家的正义性不容质疑，这是国家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我国长期广泛弥漫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对此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中国上古史是一个“伪古史体系”，是“秦汉间人们在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影响下，依据主观想象而设计和编造出来的历史蓝图和社会发展模式。”
何新指出：
西方民族没有严肃的史家会抹杀《圣经》史学及史料的意义，也没有人会否认荷马史诗和历史价值；在东方，日本人也从未否定过他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尽管人们知道那里的许多记载也是传奇和神话。一切民族的早期历史传述，无不来自于矛盾百出记述歧异的神话。但是，神话史就是上古史。事实上，除了鄙视华夏者，没有一个具有文化自尊的民族会对其民族先祖的历史采取疑古派那种可耻的讥嘲、冷蔑和虚无的态度。
实际上，从古华夏的宇宙从“浑沌之气”即星云中起源的猜测，到女娲、燧人、庖牺、大庭、炎黄的传说，其中虽多有神话，其真相却也与考古学及人类学发现的人类文明演进系列相距不远。而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土上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已可证明中国古陆存在持续至少远达一万年以上的文明发展系列。且其历史比传说还要久远而辉煌；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不亚于西亚、南亚的古文明，更不逊色于晚得多的希腊罗马文明。（何新：《上古神话是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吗？》）&/P&
&P&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激进反传统的主流思潮。“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无需任何辩护。但是，今人确有必要反思，彻底否定本国历史是否真的有利于“摆脱历史的阴霾”、“推动历史进步”？
著名导演胡玫在一次演讲中谈到：
我们注意到影视中凡播放正面表现外国皇帝的、西方皇帝或西方政治精英的帝王戏，如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帝等等，也从没有引起这种强烈的批评。为什么西方的皇帝能得到正面表现、正面歌颂，中国的皇帝就不能呢？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由于历史观分歧的原因。
多年来，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有一种反对崇仰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反对正面描写古代王朝、制度的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张彻底批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观念；也就是主张不断造反、不断革命的斗争哲学，它实际是基于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观。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一些关键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小农经济，专制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等等一大堆贬义语词。相反，一提起西方历史则是希腊民主，罗马法制，近代文明，文艺复兴，独立，自由，平等，民主，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是褒义词。
这种黑白分明的对比，似乎已成为历史的定论，总之，西方古代好。中国古代只有专制愚昧和黑暗，没有任何光明。这种观念，似乎已成为基本的历史常识。其实，我认为这种定论和常识本身是荒谬的！
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点深受左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古代的全部历史被描绘成“阶级斗争史”，因之古史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被分类为所谓“奴隶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阶级”代表（如汉武帝、雍正皇帝），不能正面歌颂和表现。正面表现他们，就仿佛犯了弥天大罪，以至要被扣上颂扬专制、反民主的政治大帽子。甚至一些一向标榜自由民主，鼓吹创作自由、题材无禁区的知名作家，也这样批评我们。
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们拍摄《雍》剧（即《雍正皇帝》，路漫漫注）、《汉》剧（即《汉武大帝》，路漫漫注）很明确的就是要颠覆上述这种观念。我们在历史观念上的明确指导思想基于以下两点：
1、要从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
2、我们要从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角度，重新定位和评价中国历史中的伟大帝王。
我们认为历史学与“国民”精神密切相关，任何历史解释必须要有立场、有倾向，基本立场和倾向就是热爱我们的祖国历史，热爱我们历史中产生的每一个英雄人物、精英人物、伟大人物，只要他们曾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和民族团结作过贡献，就都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值得我们去正面表现和歌颂！
作为一种比照，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和韩国的历史文化政策。韩国近年拍摄了大量歌颂其古代历史的长剧，如《李朝实录》、《大长今》等。韩国有一个政策，大企业投资拍歌颂韩国历史的影视剧，可以抵税。因为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剧在国际间流传，不仅有利于弘扬韩国的民族精神，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日本文部省近年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们历史教科书。他们的立场倾向也很明确，就是要美化日本近代历史，甚至美化他们的战争罪恶。
我们认同这种观点：历史解释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历史是解释关系到塑造民族整体人格的大事。历史解释是民族文化本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
历史解释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它涉及到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他的国家、他的历史、他的祖先、他的民族文化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形成和塑造“国民意识”、“爱国精神”的重要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民族的复兴，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观，我们有责任在影视艺术中制作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范式。
这就需要我们的创作人员，我们的舆论媒体摆脱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摆脱那种自虐的中国文化史观，这是关系民族复兴，中华文化未来前途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关系到我们中华文明的兴衰、中国国民意识的培养、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定位。
好，说白了，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以中国历史为自豪！我们认为比之于世界任何民族的古代历史，我们中国人都更有理由自豪地对世界说：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可断割的生命之源！（胡玫：《我为什么要拍“帝王戏”》）
胡玫发言全文请参看链接：&a href=&/bbs/dispbbs.asp?boardID=5&ID=13717&page=1& target=&_blank& &/bbs/dispbbs.asp?boardID=5&ID=13717&page=1&/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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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中......
马经新教主
非常赞同楼上的意见，你的论文很长，看了二十多分钟，我觉得，应当创新中国经济学，不能盲目崇拜，不知道楼主的文章主要在什么地方，我想看一看，不过应当加强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还是有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同仁当共勉，同创中国经济学！　　　 中华经济新思想群QQ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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