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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冬最高兴的事，不是新书出版，也不是股票涨了，而是收到格非一封邮件。邮件里他对《百家姓》一书有几句评论，我读完差点成了中举的范进。
《百家姓》2011年初版，之后加印三四次，今年底又出了增订版，算本小众的长销书。在各路传播媒介上，不少朋友鼓励。初版“自序”里的一段话，更是在新浪微博几乎每天几十条转发，搞得我偶尔生出错觉——兴许我也可以写写知音文章的。
但是，所有的评论都没戳中我出《百家姓》这本小书的心底初衷。开始我还挺急，老想跳出来自己说说——事实上，在“自序”里已经比较隐晦地表达了几句，可时日一久，见始终没人点出，就想着，必是自己表达得不好，没写出那层意思，不说也罢。
直至收到格非的邮件——
“作者似乎有意识地用了一种浮光掠影的方式，薄薄地切入，轻轻地触碰，点到为止，不求甚解，笔意淡而又淡，似乎唯恐惊扰了他笔下的人物。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或许会给人以寡淡的印象，但这种寡淡的意味，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文字的精省和不事雕饰，当然是这本小书的特色，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人物的高度尊重。如果我们用朴素的正念去打量一个人，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们，他们的姿容和声影就会像浮云过目一样，平淡无奇而又自然真确。围绕着他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用朴素的正念去打量一个人，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们，他们的姿容和声影就会像浮云过目一样，平淡无奇而又自然真确。围绕着他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是它了，终于！
应邀在新浪做了视频访谈，
聊我新出的两本小书《坐久落花多》《百家姓》（2014增订版）。
地址在这里——
又整理了个文字版，在这里——
杨葵聊《坐久落花多》
（整理稿）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作家，请他来聊一聊跟他创作有关的很多的经验，还有他的心路历程，我们非常欢迎作家杨葵，欢迎您。
杨& 葵：您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杨葵先生，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新作。新作的名字我身后的大屏幕能看到，叫《坐久落花多》。这是杨先生的第六部作品，第六本散文、随笔集。很多人很喜欢杨先生的文笔和写出来的东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杨先生面对面地来聊。
【写作流行病】
主持人：先从您的新书聊起，新书当中有一篇叫“写作流行病”，里面写的是当今写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流行的问题，所以用“流行病”这个词概括它。许多读者都表示，从这篇文章中的收益很大。您最初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写作流行病这样一篇文章？
葵：我是个做编辑的，做了二十多年。改稿子、看稿子，就这点事儿，对文字比较敏感。编辑爱挑毛病，从本职工作扩展开去，日常阅读也会犯这职业病——爱挑毛病。日积月累，对有些毛病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就偶尔做一些记录。时间一长，想想要不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吧。初衷就是这么简单。
主持人：很多我们现在写东西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
葵：为什么叫“流行病”呢？是因为好多问题比较普遍。习惯的力量很大，大家平时在网上写作，博客、微博等等，都是瞬间写完，不太会检查，纯凭习惯在写。里边有些不好的习惯，自己也意识不到。我把它挑出来说说，如果你看了，往后注意一点，可能就容易避免。
主持人：您是编辑，所以要跟文字打交道，对文字敏感，网站也有编辑，工作跟您不一样，网站的编辑是对着电脑屏幕。
杨& 葵：他们主要是删稿子，删帖子。
主持人：可能是复制剪切，或者像背后的图片，类似做这样的工作，跟图书编辑还不太一样。在您跟文字打交道的过程中，您会发现有很多咱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不好的问题、流行的问题。您今后是不是考虑指导大家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可取的，也给大家这方面的建议。
葵：不太可能。所谓文无定法，怎么算好，很难有一个标准。而且写文章这种事就是这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觉得好，我还觉得那样不好。所以，怎么好很难树立一个标准。
但是这个话反过来说也有意思——什么叫好呢？所有的不好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这个“写作流行病”，表面看是写毛病，其实也正是在写怎么能更好一些。
我们都习惯于有一个不好就必定有一个好，对立的关系；其实不是，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好。所以，我不会说怎么写好，倒是还想把“流行病”这篇文章再扩展扩展。事实上我也确实随时在补充一些案例。
主持人：未来有可能编纂成册，单独写一本书。很多网友可能还没有读到“写作流行病”这篇文章，或者还没有买到这本书，能不能现场大略给我们盘点一下，在这篇文章中呈现出来的流行病，大概有哪些？
葵：这篇文章比较长，大概有两万字。我是分专题聊的，不是结构非常完整的，像写作教材那样写的，我完全是凭个人的感受——对，我不厌其烦地到处强调，这篇文章里写到的，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它一定不是一个标准。更何况，我主要在谈非虚构写作，像小说写作，这里边就谈得极少。
分了一些题目，比如第一小节是谈“照着说”和“接着说”。平常在网上看到太多的人写的东西都是嚼别人剩下的馍，只要稍微有一点阅读经验，阅读面稍微广一点，就知道你说的那些话，早已有人说得比你漂亮得多。这就叫“照着说”，就是一种毛病。应该有起码的警觉——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人讲过。比如“逝者如斯夫”这样的话，全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你还当新鲜事儿来感叹，甚至一通长篇大论，比如写了一整篇博客，但内容只有“逝者如斯夫”这么一层意思，那还写它干吗呀。我文章里拿“大江东去”来举的例，还是请读者自己看吧，文章里表达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通过这个例子，可能大家明白这篇文章里面写的是什么了。
葵：我再重复一句：“照着说”就别写了，如果你能“接着说”再写，那才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可能别人写完了，你脑子有印象，然后又复述出来，这就是“照着说”。
杨& 葵：编译了一下。
主持人：有些人另起炉灶写出一个东西，以为是他自己，但其实你能从他身上找到出处。
葵：这个基本算抄袭了，我说的还是比较心诚的这些人，只是因为对这方面不太注意。稍微注意一点，会有改观。
【文字工作者需要笨一点】
主持人：您身为作家的同时，还是个编辑，会跟很多作家作品打交道。您不仅自己写书，还出版了很多作品，是替别人出版的。在您经手的这些作品中，有哪些给您印象很深刻的？如果选一本或者几本，能讲出来的是哪些？
葵：我可能会挑阿城的《闲话闲说》。这书大概是我九八年还是九七年编辑出版的。那时阿城还在美国没回来。编这本书之前，我也写东西，那时候写文学评论。那段时间正想往散文写作方向转型，正在探索。就在这时候编了阿城的两本书，《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现在想起来对我影响挺大的，在当时，也挺震撼的。
好多人说过，比如看卡夫卡的小说，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啊！看谁谁谁画画，哦，原来还可以这么画！我当时看阿城这两本书也是这样——原来散文还可以这么写！这个感受是真切的。要知道那时候的散文写作，主要还是“共和国体”，杨朔那类的。
主持人：要热爱美好的生活这一类的。
葵：对，“共和国体”。但阿城写得非常自由，天真烂漫。我就忽然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啊。比如《威尼斯日记》，本来是威尼斯政府邀请他到威尼斯住两三个月，写一本关于威尼斯的书，但他前面大概有五六千字开篇，都在写洛杉矶暴动。好不容易到了威尼斯，该写威尼斯了吧，他又开始写上《教坊记》了……但是也没问题啊，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写呢？因为他人在威尼斯啊，所有这些都是目力所及，他在威尼斯的日常感受。《教坊记》没问题，这是他在威尼斯日常的阅读。真想细联系，也不是没关系，威尼斯以歌剧著称，歌剧跟《教坊记》之间也可以找到千丝万缕的对应……
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写作不需要那么紧，完全可以自由一些。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散文写作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路数。
主持人：当时文学面貌也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现在可能大家真是多样化了。
杨& 葵：现在百花齐放了。
主持人：这是给您印象很深刻的一部作品。特别想知道，您把当编辑或者当出版人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还是志业？
葵：先声明，我对“出版人”这称呼一直有异议……我还在编书，还在牵头做一些图书，我的身份就是个编辑，只是做编辑，不是什么出版人。
是爱好吧，没想把它当一辈子宏伟事业那种多努力之类的，就是喜欢这件事，干这件事情能得到乐趣。
主持人：没有拔那么高。而且现在做出版，如果单纯做一个出版的编辑，可能收入也不会太高我估计，您必须得靠爱他的情怀去支撑，否则可能也很难支持自己做下去。
杨& 葵：我现在做这事非但一分钱不挣，有时还会赔点钱。
主持人：就像网络编辑，包括以前的前老总说，必须得有爱新闻的情怀，否则可能很难长期地忍受如此待遇。
葵：挣钱为什么？为了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快乐一点，你做这件事感到快乐就很好。
主持人：您这么资深的出版业工作者很少见，我还想再问一句，在出版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书，这么多年下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葵：做出版这件事能够让人踏实，有各种潜移默化，比如出版社的历史、你接触到的一些作者、你每天所需要面对的工作……这是个需要坐得住的工种，而且每天确实需要跟文字做很细节的、密切的沟通。所以我的感觉是，它能训练人的心性，让人变得更踏实。
主持人：没有那么浮躁。
葵：是。不过也分人，这一行也有特别躁的。其实说到最后，职业不重要，还是个人性格和个人经历。
主持人：相对来说可能好一些。我们接触出版社过来的嘉宾，宣传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普遍会觉得气场……
杨& 葵：傻一点，笨一点。
主持人：不是笨，你会觉得气场是往下沉的，没有特别浮躁的感觉，有一个自己的小宇宙在那儿。不容易，得长期跟文字打交道，慢慢修行出来。
葵：前两天做活动，有个读者刚进入编辑行业，问我做编辑需要什么。我说需要用心，需要笨一点去做事。他不太明白，问为什么要笨一点。我说笨一点就是多花时间，跟前边说的用心就合上了。多花时间、用心，就一定能把这事儿做好。
【出版业的衰退不会那么快】
主持人：中国出版业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一直在变化，跟八九十年代的出版业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好像出版业有点衰退。
葵：变化非常大，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也就二十多年的时间，像中国其它行业一样，出版业经历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经历的东西。我自己做这行没做几年，二十多年而已，但是不简单的是，赶上了最剧烈的变化期。有人可能从五十年代做到七十年代，也二十多年，但中间变化比较小。
我是八八年到现在，感受到的是翻天覆地。比如，最早做书时还没电脑这概念，每本书的封面，是要美编画，画完到工厂打样，书名几个字需要植字，照相制版。九四、九五年前后开始用电脑做设计，封面啊版式啊什么的，大家都疯了，说这事儿也太简单了！这是从技术上来讲。
从内容上来讲，就像我刚才讲的，九七、九八年时整个散文创作状态还是那样的……
再比如，我们这些做编辑的跟作者之间的关系。原来会为一部稿子不断去外地出差，找作者谈，谈我的理解，谈修改意见。作者也会把你按那儿，天天跟你聊，逐章逐节地讨论。甚至有的作者跑到北京来，在出版社旁边找个地下室旅馆，一住两个月，就为改稿子。那时作者到出版社来改稿子改两个月，是普遍现象，现在作者跟你的关系只有一个字：行？行，留下。不行？走人。
主持人：找别家了是吗？
葵：对。现在对很多出版社来说，文字编辑工作只是个纯体力活儿了，没有需要你投入智力的东西。需要投入智力的是怎么卖书，只存在于销售这个角度。文本本身已经不存在编辑这个行业了。变化挺剧烈的。
主持人：管理体制、机制也有变化，现在都市场化了。
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算有幸还是不幸，赶上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
主持人：讨论到编辑行业，现在出版业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今天刚好在看郭敬明，有人写郭敬明对出版行业的一些言论，提到他的那个公司以前是中国最赚钱的一个出版企业。
杨& 葵：之一吧。
主持人：当时他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出版当然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也跟公司的同仁讲，咱们这个行业虽然现在很赚钱，但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了，这个产业已经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得转型，于是才会看到他们后来的电影等等，企业转型。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出版行业的变化。尤其是现在电子媒体，包括新兴媒体的兴起，还有各种电子阅读，包括我们都直接买电子版的书在iPad或者是kindle上就可以了，对传统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您怎么看待当前出版行业的发展和未来的方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葵：这问题是这一两年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回答的。我们没办法知道今后的事情，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就像尼罗河的泛滥期——早年读过一本书，讲尼罗河泛滥造成整个冲积扇平原，冲积扇平原的土壤是最肥沃的，最容易长出好庄稼。刚才讲剧烈变化，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泥沙俱下。泥沙俱下没什么可怕的，不要抗拒，慢慢看着它，在这里边慢慢体会。我相信将来会有个肥沃的平原，会长出非常好的庄稼。
具体到新媒体、电子出版跟传统媒体的关系，不要把它想成对立的东西，这里边都有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就像你刚才讲郭敬明做电影，也得是从最早一个作品开始吧，这个作品他们也是先以图书形式出现，然后再改编电影，或者图书跟电影同时进行。北京现在一些做书的公司也在积极进军影视业，我觉得挺好的。美国就不乏这样的大型传媒集团，同时运作图书出版、影视，还有其它。
我总的意思是，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太对立。
但在具体工作当中，确实有很多冲击。拿我个人举例，没多长时间，几年前而已，出本书大家都还愿意买书，现在出本书，直接在网上问，有电子版吗？说暂时没有。那我等电子版。你要说我不打算出电子版。哦，那不看了。大家的阅读习惯，原来还是双轨制，传统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齐头并进，现在可能有的人彻底放弃纸质阅读了。
主持人：现在书太多了。
葵：一些读者的心里开始有了这样的心声：没有就算了，反正有的是可看的！“没有就算了”，这才是这两年真正的新变化，我觉得从事出版工作的人确实需要考虑考虑。这危机不一定有想象的那么大，但确实有危机。为什么说不一定有想象的大呢？因为出版这个产业挺大的，在没有太久之前的早些年，出版业算是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整个衰退可能要些年头的。
说到底我自己的感受是，无论什么样的阅读，内容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电子阅读还是传统阅读。有好的内容，再配以好的形式，好内容和好形式完美结合，就不在乎你是传统阅读还是电子阅读。有些阅读可能纸质更合适，比如我看宋代的画，网页做得再好，也做不过纸，它本来是纸的嘛，这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主持人：所以，未来可能您说的双轨制……
杨& 葵：甚至多轨制，很多会分化掉。
主持人：未来你想看电子版很容易，也很便宜，想看纸质的也有，很贵，你得出好几倍的价钱购买。
杨& 葵：现在买线装书就是这样。
【改天试试写小说】
主持人：出版的发展和怀旧就聊到这儿，接下来还是把话题放回到您的作品。《坐久落花多》，我看到这本书封面上的画，包括里边有很多插画，都非常有艺术气息，跟您的文字配在一块儿也是相得益彰。这个插画据说也是一位微博里很有名的插画师给您画的，您怎么会请到他来给你画这个插画？
杨& 葵：画的作者叫老树，当然是笔名。
主持人：微博叫“老树画画”，很多网友可能知道。
葵：树老师在微博名气很大。他本人实际上是个大学教授，不是专业画家，但是他一直在画。树老师粉丝太多了，我这次是沾上老树的光了，很多人买这个书是冲着老树买的。
主持人：想看里边的画？
葵：是。早两年老树在新浪微博出现的时候，我就看他的画特别喜欢，也在微博上有过些互动，但是真人其实一直没见。我和他还有一些共同的好朋友。他年龄比我大，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大哥。
我出这书的时候，是出版社编辑先提的，说能不能请老树来画画。我第一反应当然是愿意，但是我说，人家愿不愿意啊，你得请示一下人家。因为他本职工作要教书，还画画，做画展，应该很忙。编辑问完了，反馈是老树说愿意。我当时心花怒放。后来就非常荣幸，他帮画了封面图，里边还有些插页，封面上的字也是老树写的。书出版以后，甚至有些读者说，就是为了这几幅画才买你的书，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主持人：这样对您也有所打击？
杨& 葵：我挺高兴的。
主持人：买回去就都得看，文字也很有营养。
葵：很多人反映，这个画跟我的文字还是比较贴，我自己觉得是攀附了树老师的画。
主持人：两者的基调都是比较一样的，优雅。
杨& 葵：比较闲散。
主持人：我发现您的书里很多写的都是生活中的人、事，比较清淡，富有余味的感觉。您怎么处理工作与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葵：我十一年前辞去公职了，这十一年基本是个无业游民的状态。中间也不断地在帮一些人的忙，做一些顾问这样的角色，但始终没有固定工作，必须要干什么，没有，都是兴趣、乐趣。所以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你所说的工作，这算是我的工作吧——因为纯粹是出于乐趣、兴趣，所以就跟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不适。我这样的可能算是一个个例。我辞职的时候三十五岁，从三十五岁开始就是半退休的状态，只是退休应该有工资，没有任何人给我工资。
主持人：令人羡慕。
杨& 葵：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您未来的创作。您已经出了六部作品，都是散文、随笔。未来有没有想过也写写小说，或者其它的体裁？
葵：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有一点算是中文系人带来的基因——虚构才是文学。比如戏剧、小说。我当然有这个渴望。但我同时又非常热爱非虚构写作，我觉得这些东西能够给我带来的乐趣一点不比我想象中的虚构写作带来的乐趣少。随心所欲，现在还没有想写就先不写，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虚构写作跟非虚构写作有很大不同，笔调上、行文方式上，非常细微。对我来说如果写不好就别写。有一天觉得能写好的时候，我再试试看。
主持人：真可以试试，你看章诒和前两年开始写小说。
杨& 葵：她是从小就爱写吧？
主持人：《刘氏女》是他真正写的第一本小说，现在出了三部，《邹氏女》、《杨氏女》。之前写的都是别的，剧本研究、散文随笔、人物研究，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么晚才开始写小说。您真的可以试一试。
杨& 葵：借您吉言。
主持人：各位网友，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杨葵先生跟我们聊了他最新的作品，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出版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心得，难得请到一个专门从出版行业出来的人，给我们讲讲中国出版行业的发展、变化，这其实真的也是值得记录的。
最后再次推荐《坐久落花多》。
杨& 葵：还有《百家姓》。
主持人：我手里拿的这是杨葵先生的第六本作品了，非常高兴，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请您来新浪网上大讲堂开讲。
杨& 葵：很荣幸。
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收看本周的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尹俊，再见！
年轻的沈从文，觉得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立志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做好这件事，“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具体点说，他曾以契诃夫为标杆，想着若干年后，可以凭自己几十本小说集，像契诃夫那样。然而世事无常，1949年后他放弃了已经成就不凡的文学创作，从此直至八十年代因为时势变化，以及海外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沈从文研究的内输，沈从文小说得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版重版，这当中的三四十年，沈从文都经历了些什么？近年不少文章、专著都探索了这一问题，个人觉得张新颖教授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给出了最详实、最精彩的答案。
很多人知道，沈从文1949年以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稍作进一步调查便开始大发感慨，抒情议论，天才的毁灭、政治的牺牲云云。话都不错，但是说和没说区别不大，最多间接证明沈从文封笔时，文学成绩已相当了得——因而才会引发感慨。我的意思是，无论从文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沈从文的后半生，都不能从一些结论蹦到另一些结论，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这三四十年，沈从文经历了什么，日常生活上、心理建设上。
我说《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最精彩，一大原因就是它尽量不给结论，只管从细节到细节，依靠海量的沈从文作品、书信以及一切相关档案的细读与爬梳，基本做到了把沈从文请出来亲自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在帮沈从文下结论。对此张新颖是自觉的，他说：“我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的治学态度、传记书写的态度，以及研究成果，以我个人目力所及而言，当下还真是罕有。日常充斥耳目的作家研究，都是粗读一遍作家作品，便一头扎入各类评论专著的大海，忙着从结论到结论去了，作家作品本身只沦为不时查阅的工具书。
不过趣味这东西，真的是千差万别，肯定也有人对这种叙述者尽量隐身的写法不以为然。我欣赏的一位青年学人读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和我上述意见正相反，他觉得描述居多，分析不足。他说这本书给出了“what”，但想知道“why”，则付阙。对此我的看法是，“what”是有标准答案的，而“why”没有，它应该靠每个读者从这些“what”中去感受。习惯听别人给出“why”不是什么好习惯。但我明白，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趣味而已。
我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解决了一些原来的疑惑，比如那样一场社会转变带来的个人噩运中，不少貌似坚强的人都选择了自杀，而沈从文这样一个貌似娇弱的文人，靠了怎样的信念“苟活于世”？
1952年元月，在四川农村参加土改的沈从文刚过完五十岁生日，参加了一场批斗地主恶霸的五千人大会，回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静感。“
人生半百的这段话，也许是沈从文后半生活下去的根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以沈从文对土地的一贯深厚情意，不难明白这样的感触对他的震撼，他要从此化身土地。而土地的意象，一面指代着被千万人踩在脚下；另一面又指代着坚实、沉静、春种秋收、亘古万年。
有此感触后不到一个月，是旧历新年，沈从文孤身一人，用纸笔通过回忆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并将由此得来的感慨，汇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量：“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对于这番抒发，张新颖说沈从文“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是的，必须自比司马迁、李杜陶谢，升华到“庄严”的层面，才有可能苟活于世。这是几千年中国文人的原动力。但要严正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升华如同禅宗训练学人，光靠闻思，靠鹦鹉学舌完全没用，必须身体力行、现量体会，方可契入。可悲么？但是管用。
内心激越，奔向“庄严”的1952年过完，1953年，沈从文相继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杂志发表文物研究论文，作为文物研究者的他正式“亮相”。依我看，所谓“后半生”，大幕至此才真正拉开。
体会沈从文的后半生，还有一点强烈的个人体会，虽然不恰当，但想不出更好的类比，暂且借用与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来表达吧。沈从文戒了文学写作，又因自身的根基好，很快升华到与“庄严”接轨，又借助巴赫、莫扎特音乐内在的崇高加固自己的定力（书中有专门章节叙述他与音乐的关系，其中不乏理解他后半生的密码，此处不赘述），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漫长的修行之路，以抵达智慧彼岸。而对于这条修行路，也真没什么可说的，只看能否安心前行，坚定前行，无论在哪儿，什么情境，什么遭遇，能不能不怨不悔，坚持不懈。
沈从文说的是：“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所以他在不能创作小说之后，继续沿文物研究的道路前行。后来连文物研究也不让做，人生被逼到透不过气，他又选择了五言诗。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这样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坚定前行，已无限接近教徒的苦行，令人尊敬。从这一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后半生，做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怎么做的。
世界杯，熬夜，喝酒，消夜，敞开吃。决赛后一日，赶时髦选了一种果汁清肠排毒产品，断食三天。每天六瓶复合果汁，原料既有苹果、胡萝卜、蕃茄等蔬果，也有巴旦木、腰果、核桃等坚果，还有螺旋藻、离子水这样的辅料，全天所有饮食就是它了。瓶体标明了饮用时间，比如七至八点，十至十一点。
这么LOW的断食，也能攀龙附凤想到弘一法师曾有“断食日记”，找来重读。1916年，李叔同正在浙江师范教书，利用寒假到虎跑寺断食。之前声明，断食中不会亲友，不拆函件，不问任何事务。可我第一天就需外出开会，钱锺书先生三十年前倡导建立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有了新出版成果，如此大事不舍得不去随喜。幸好厂家提供专门外带使用的冰袋，带到会场。埋头在桌下喝时，正发言的国宝级白发老先生目光如剑刺过来。
全天六瓶喝完，无不适，无饿感，有点新鲜，有点紧张，随时看手表，一瓶接一瓶灌个水饱。不饿不代表不馋，尤其晚上十一点多，正是往日消夜时分，馋感倍增。弘一法师《断食日记》说断食第二天“腹中如火焚”，此番读出切身体会，其实就是馋。为分散注意力去玩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说果汁排毒断食中。一个以讲科学著称的友人斩钉截铁评论：找死！吓得赶紧睡了。
本日早晚各排便一次，与常无异。
翌日晨起，见那条朋友圈引发热议，打听购买渠道的，讽刺赶时髦的，规劝注意事项的。叫我眼前一黑的是一位“前辈”的评论：“我喝过，三天喝完又饿又馋，食欲大增。”这都不算什么，更吓人的是接到通知，阔别多年的挚友路过北京，当晚狐朋狗友要聚餐。
顶着巨大心理压力，喝完当天前四瓶，揣着第五、六瓶奔赴菜馆。饭桌上出现往日挚爱的单县羊汤、武大郎烧饼潘金莲咸菜时，正如弘一法师写他断食第三天，“腹中熊熊然”。与此同时，还必须顽强扛住随时浇向这团熊熊之火的一瓢瓢油，那是狐朋狗友们不停的劝：算了吧吃吧，吃吧算了吧。
熬住了。回家在地库停好车，有些许得意。迈下车的刹那有点头晕。穿越黑走廊时，不知是饿到虚还是被刚才那一晕吓的，不自觉老想扶墙前行。
第二天早晚各排便一次，第二次像腹泻，但腹部无痛感，肠胃无不适。
第三天晨醒，有身轻之感，同时有虚弱之感，俯身时轻微头晕。仍无饿感，馋感愈加强烈，老要畅想过完今天吃什么。稍一动念，馋感铺天盖地，赶紧打岔。这天用过的打岔法分别有网上冲浪、写大字、念咒、打坐等。那条朋友圈还在发酵，不止一人问道坚持了么，后附阴险小笑脸。
晚间于我，是饮食生物钟最顽固时分，八点多喝完三天断食之旅最后一瓶果汁，既饿且馋，排山倒海。设计的打岔方法是去理发。往常理发时易瞌睡，这次始终清醒，一时曾有递个秃瓢的冲动。理完发，想想回家还是危险，家，媳妇，都是最容易让人意志力薄弱的元素，抱着最后冲刺的态度，去逛三联韬奋书店。
书店昼夜营业，时钟指向子夜零点时，在地下一层正翻看字帖的我内心欢呼了一声，而此时周遭，静谧肃穆。那一刻突然想起，全天未曾排便。
弘一法师在虎跑那次断食，共计二十一天，每天只做三件事：写字、刻印、静坐。开始只喝小碗粥，后来全天惟饮山泉。我这儿忙叨半天，简了半天，断了半天，也嘀哩嘟噜二十多种原料，实在没法比，如蚍蜉撼大树。还有更不可比的，《断食日记》开篇说了四个字，“断食换心”。那边厢忙的是心，我这儿忙的是一堆下水……种种今昔之距，由此见一斑。
但又如何？反正都是个折腾。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门牌号。熟悉北京的人一看便知，这门牌定是多年前核定的。当初，师生们从教学区东门进出，东门确实开在新街口外大街。如今东门早已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南门。南门其实开在学院南路。中国建筑理念中，面南背北为方正，一般来说南门是正门。重新启用南门，原因众多，我猜多少有“必也正名乎”的意思，只不过“正名”换成了“正门”。
1985年9月的一天，我身穿的确凉衬衫，留着“叔叔阿姨头”（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词啥意思，可去查查看着玩），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行李卷，车把上挂着叮叮当当的洗漱用具，从师大东门进入校园。自此，直至1989年那个凄风苦雨的夏天萧瑟离去，我在这里度过四年光阴，见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
一&、老师们
八十年代中期，是大学老师新老交替最轰轰烈烈的时段。七老八十的老先生们尚健在，三十出头的俊杰们正在跟着老先生们读研，四五十岁的中坚力量，虽然大多已是各自学科顶尖高手，但论资排辈，还没有专职带研究生的权利，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
具体到北师大，我入学时钟敬文、陆宗达、李何林、黄药眠这批巨匠不光带研究生，偶尔也给本科生讲大课。我在这校园上的前两节大课，授课者正是钟敬文、陆宗达两位先生。讲课内容是他们的治学之路。老先生亲自出马，是对新生的优待，旨在励志，这是学校欢迎新生的固定套路吧。
我们的主课老师，古汉语有许嘉璐等；现代汉语有李大魁、周同春、杨庆蕙（杨老师曾亲炙师大老校长黎锦熙先生）等；古代文学有韩兆琦、邓魁英等；现代文学有郭志刚、杨占升、蓝棣之等；语言学有岑运强（语言学泰斗岑麒祥先生之子）……我们毕业后没两年，新老交替迈了个新台阶，这些人全都成了博导，本科生们很难亲聆教诲了。
要论年轻一辈的老师，我们入学那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鲁迅研究的博士王富仁刚从李何林先生处出师，留校任教，代过我们现代文学史课，也给我们开选修课。王一川、刘晓波当时正在跟黄药眠先生读博士，在职读博，所以也开课。
这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现在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我读书时不是好学生，不太和老师接触，只能讲讲印象较深的片段。
老一辈的，其他几位老先生平时极少见到。钟敬文先生喜欢散步，经常在校园撞见。冬天黑呢子大衣，呢质圆顶帽，春秋天则是灰布中式对襟衫，夏天一般就是白衬衫。腕子上吊着根手仗，走平路时好像不怎么用。总是沉思状，但若有人上前请安，必笑眯眯微欠上身回礼。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一个白发老先生悠然自得地在白杨树间散步，这是当时校园颇为迷人的一景。
中坚一代，许嘉璐老师的古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的最爱，别的课迟到没关系，古汉语课别说迟到了，不早早去占座都没位置，因为有外系的学生来听。许老师讲课极幽默，经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还记得他在课上顺口讲过个段子，说他姓许，太太姓白，就有朋友戏称他们二位是许仙和白娘子。
那几年全社会盛行民选官员，我们赶上了民选系主任、民选副校长。许老师一来课讲得没挑儿，二来早就是个名实相符的教授，更关键的是第三——非党员；如此一来，每次民选他总是票数遥遥领先。他给我们上课时，只是一名普通教授；课程结束时，是中文系主任；到毕业前夕，他已是副校长。毕业没几年，在家看新闻联播，他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再后来，人大副委员长。
蓝棣之老师身材略显纤弱，头发却硬硬地立着，不成型，极有个性的样貌。他是新时期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唐弢。我们入学时他还是个讲师，典型的青年教师气质，阳光、爽朗、叛逆。几个月后，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本来就有点少白头，至此几乎全白。后来得知，就在那年秋天，他最疼爱的儿子在一场电梯事故中不幸丧生，才十七八岁，刚考上大学。从此再见蓝老师，眼神深处总有一股幽幽的悲凉，哪怕是在和学生们说笑时。
他是研究现代诗歌的，当时研究课题是新月派。徐志摩、林徽因这些人的作品，在当时学界还未完全摆脱“格调低劣”的噩运，蓝老师已经开始用他一口“川普”满怀激情地颂扬，不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因此迅速得到学生们的拥戴。现代诗坛的各种文人逸事，也是蓝老师的长项，学生们无不听得兴头大起。蓝老师会从这些掌故中总结一些道理，比如他说：男女恋爱初期，男人是女人的父亲；刚结婚时，男人是女人的丈夫；老夫老妻时，男人就成了女人的儿子。
蓝老师家里经常坐满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从早到晚。我同寝室一个同学，一天深夜回来，脸上放着光，问他哪儿打了鸡血，答曰刚在蓝老师那儿长谈。那一夜这位同学翻来覆去睡不着，神经病一样地反复念叨：蓝老师了不起啊。
还有一位诗人老师任洪渊，当时也是个讲师，也受到众多学生追捧。任老师研究当代文学，不过依我看，他对研究兴趣不大，为稻粮谋而已，他的兴趣在写诗。任老师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课堂上，经常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与他的粉丝们分享他对自己的“研究”。任老师当时新婚不久，妻子比他年轻很多，在任老师笔下她叫FF。任老师那段时间的所有诗作，差不多都给我们当堂念过，题目、内容千变万化，永远不变的是念完题目紧接的那句：献给FF。
王一川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文艺美学，主要讲海德格尔，那是他当时的研究重点。王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川大读本科，北大读硕士，师大读博士，我们毕业前他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读了伊格尔顿的博士后。学生们闲聊中说起王老师，都将之视为神童型学者，看着一张稚嫩的脸，讲起课来，竟然那么学识丰厚、魅力逼人。此刻我写至此处，脑海浮现出他一张少年般的脸庞，在讲台上不急不徐轻柔地讲述着：“在茂密的林间，有一片空地……”
王老师因为面嫩差点吃了亏。他还在读博士，常到学生食堂吃饭。有次在食堂，几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学生乱加塞儿，王老师客气地告诫了一句，那几位兄弟看看他，骂骂咧咧地训斥他，哪来的新生啊，对学长什么口气啊！一边说着开始撸胳膊挽袖子。我排在队伍后边，见状赶紧上前警告那几位：尊重点儿，这位其实是个老师来的。
与钟敬文先生散步一景相映成趣，校园另有一景也很迷人。校长王梓坤经常骑着他那辆蓝色的20坤式自行车，在校园穿行。精瘦的他骑着那么小的车，像一根竹竿在水平移动。单看他骑车转圜自如的样子，就算在那个精神重于物质的时代，也很难相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北师大的校长。
我入学前一年，王梓坤开始担任师大校长一职，是他最早提出“尊师重教”，在以他为主的一群人提倡下，国家设立了“教师节”。我们毕业前夕，王校长离职。离职原因有很多说法，学生们都相信他是“被离职”，在那个特殊的时段，这不奇怪。
那个风雨飘摇的初夏，王校长一如往常骑着那辆小车在校园稳步穿梭，不时被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截住，递上毕业留念册请他题字。王校长从不拒绝，总是下了车，支好车，一笔一划地写上自己的祝福。而当时，他应该已经了知，一团名叫不公正的乌云正在向他头顶倾压。
二、诗人&打架
八十年代的北师大诗人横行，水房门口的布告栏里，永远有诗社活动的海报，校园大喇叭里，午晚饭时间都是诗朗诵，身为中文系的学生，不时接到师兄弟们油印的各种个人诗集，或是多人合集。
诗人们喜欢诗意地看待世界，反抗一切束服和各种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比如“新街口外大街19号”，这坐标听着太俗了，诗人们绝对要摒弃。他们定位师大的语词，采用“铁狮子坟”。这是校园所在地很古老的一个名称。
年轻人大致都有诗人潜质，不过和众多校园随便玩票的诗人不同，北师大的诗人们是把诗歌当生命一样看待，爱之深，修之苦。当时还没感觉，时至今日就不言自明了——今天活跃在诗坛的不少人，都在铁狮子坟修炼过。诗歌江湖上，他们自成一派，号称“铁狮子坟诗群”。
诗人们的纯真与质朴，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前文提到的我那位诗人室友，后来是学校最有人气的社团——太阳风诗社的社长。对门宿舍有个陕西籍同学也爱诗歌，可他开蒙较晚，总写不出满意作品，于是不耻下问，没日没夜地来找社长讨教。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有段时间社长不用去食堂了，全由陕西同学代劳。甚至有次聊得太晚，陕西同学帮社长把洗脚水打好了送到床边。
千万别往阿谀奉承、拍马屁那儿想，那时候学生的思想没这么复杂，至少依我观察，这位陕西同学憨憨的，绝没这么复杂，他只是爱诗，除了诗，其它任何事都不重要。
大众对诗人向来有种偏见，觉得诗人们都文绉绉的，柔柔弱弱的，架副眼镜，就像我读书时红遍大江南北的诗人汪国真那样。其实自古以来诗人就有豪放、婉约二分，师大的诗人们多属豪放派，他们不仅是诗社的主力，足球队的主力也是他们，这可以当作他们归属豪放派的证明。
豪放还有另外的证明——我在校期间经历的两桩打架事件，主角都是诗人。
一个深秋的晚上，同寝室的人都去教室晚自习了，我一人在屋里写大字。突然几个低年级女同学惊慌失措地闯进来，说坏啦，赶紧去教七101，你们宿舍的诗人被人打惨了。我往教七狂奔，半路碰上了诗人，被几个女粉丝架着，昏昏沉沉的。那几个女生七嘴八舌争先恐后说了一通，我总算大致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诗人在大阶梯教室读书，教室后排有几个教工子弟在打扑克，喷云吐雾，大声喧哗。师大教工子弟一向以打架出手凶狠著称，所以同教室的学生大多敢怒不敢言，能忍的继续自习，忍不了的换教室。诗人正义感陡生，上前制止子弟们，两下言语不合大打出手。可怜诗人单拳难敌四掌，被打惨了。
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我敲响系主任许嘉璐老师家门。许老师里边穿着件白背心，外边裹了件军大衣开的门，显然此前已休息。我请他联系学校保卫处，迅速派车送诗人去医院，其它事回头再说，因为诗人已有点神志不清，应该是脑震荡的征兆。
所幸后来诗人并无大碍，有同学要求校方追究打人者，倒是诗人站出来说：算了吧，我当时也盯着其中一个猛打，那孩子也被我打得够呛，血都溅我鼻子尖上了。
第二场打架事件，我方是另一个诗人，对方又是教工子弟。某年暑假，学校派中文系学生义务劳动，项目是疏浚某教工宿舍楼下的阴沟。一百多位同学拉成一长队，挥镐抡锹正热火朝天，突然队伍一头吵嚷起来，有个教工子弟嫌同学们把他停在楼下的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溅了污泥，和学生们吵起来。吵嚷过程中，双方难免有肢体冲突。诗人是班长，还是个党员，上前劝架，无意中拦了那子弟一把。那位子弟会错意，以为拉偏架，太浑了，猛不丁不知从哪儿抽出把刀，照准诗人胳膊就一刀，顿时血就淌下来了。
事后医院诊断，诗人胳膊上的筋被砍断，伤势严重，需要很长时间方可痊愈。这次同学们不干了，要求学校严惩凶手。学生处、保卫处的态度稍有暧昧，全班一百多人悉数出动，在办公大楼前静坐，要求与校长面谈。一派斗争场面，更有同学夸张地在额头上绑了白布带，上书四个血红大字：严惩凶手。虽然不免夸张，但也令路过者动容。
事过二十多年，这两位打架事件的主角，一位成了名震一方的房地产商，眼下正在投资教育事业；另一位成了公检法战线以廉洁能干著称的好官员。他俩的相同点是都还在写诗，我分头收到他们俩出版的个人诗集。
三、爱情&读书
八十年代高校间流传一个顺口溜：苦清华，乐北大，要谈恋爱到师大。清华当时是纯理工院校，学生学业繁重；北大人自带一股天之娇子的自信，所以老乐呵呵的；师大呢，恋爱之风盛行。
也真是。我们刚入学没俩月，光我们班，迅速有三四对同学建立恋爱关系。毕业之后，全班一百二十个人，不出本班有三十人结成十五对夫妻。我们毕业时，学校还管分配工作，可忙坏了那些成双成对的幸福人儿——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可结对儿时，并不会专挑老乡啊，就得往同一个城市调配。
那时的爱情，不如今天年轻人谈得这般奔放，绝大多数都主打羞涩牌。有对恋人因为女生太腻，经常没骨头似地吊在男生肩膀上，还引起不少非议呢。既羞涩，就要扯一块遮羞布，这块布就是读书。
那时生活简单，没有网吧，没有酒吧，更没有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当时所谓谈恋爱，一定离不开读书。常见模式是：一大早起，俩人各挎着书包，饭厅碰头。吃完早餐奔教室，并肩坐在一起度过上午四节课。中午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寝室休息。下午在教室碰头，继续肩并肩度过两三节课。晚饭一起吃，吃完再奔教室，肩并肩地上自习。教室灭灯前，各回各宿舍，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枯燥吧？也未必，这简单的程式里，无数柔情蜜意汩汩流淌。比如早晨男生起晚了，疯狂赶到饭厅门口，发现女生一脸娇嗔，手中手帕里捂着给男生买好的早餐：“这都几点啦！来不及啦，赶紧走！快吃，还热着呢。”比如教室里枯燥的四节课，女生起得太早，可以偷偷睡一觉，不必担心落课，男生正在身边奋笔疾书记笔记。比如午餐时，女生突然变戏法似地端来一盆最贵大菜——红烧排骨，那是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体己钱买的。对，那时候粮票尚未取消，菜金和饭票是分开的，男生饭量大，经常一到月底就大瓢底，这时女生的饭票就顶了大用场。如果还有富余，女生会找小贩用粮票换一两盒烟，悄悄塞在男生书包里，赢来一个小惊喜。再比如，晚自习不像上课那般正式，读书读疲了，恋人们会溜达到主席像前的小树林，钻进去找个长椅坐下，在夜色笼罩之下，羞涩地拥抱亲吻。而当他们拥抱亲吻的时候，他们身体的一侧，各有本书翻开着，那是他们出来时不自觉地拿上的道具，随时不离左右的道具……
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幸找到意中人，孤男寡女们就把浓浓的荷尔蒙发泄到读书这事儿上。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学生，他们任何时候都独来独往，奉课本和考试为神，努力创造好成绩，以抵消青春期的孤独——当然，这么说，和他们立志学业，志在千里并不矛盾，一件事不同角度去看而已。另一种情况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最不喜欢上课，但天天逃课躲在宿舍或是图书馆，博览群书，而且专挑犄角旮旯的偏门书读，以求最广阔的视界，下次再有辩论时，他们口沫横飞，不把你侃晕绝不罢休。不过那时的所谓偏门书，也不是今天这个概念，今天资讯发达，哪有什么书想找找不到的，书店没有当当有，当当再没有，还有淘宝垫底儿。而那时所谓偏僻书，就是《梦的解析》之类。
说到偏僻书，想起同寝室的一位江西籍同学，英文很好，对我们把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这类书当成偏僻学问大读特读颇不以为然，讽刺我们傻乎乎的拾人牙慧。我们请教他，依你看该读何书呢？他嘴角一撇，很神秘地说：说了你们也看不懂，真能称得上偏僻的，当然是那些禁书啦，可那是色情小说啊，根本别指望会出中文版。我们听了默默咬碎钢牙——谁不想读读那些闻名遐迩的黄色小说啊，可真是看不懂啊。
多年之后我在书店看到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顿时想到这位江西籍老兄，大概前后有半年时间，每晚手捧此书的原版，看得啧啧称奇，我们让他讲讲，他一个字都没透露过。
那时买书真是问题，购书渠道只有书店一处，书店一缺货就没抓没挠。不过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办法，能将偏僻书据为己有。师大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系统算非常强悍，藏书量和种类都名列前茅。图书馆有项规定：如果借阅的图书丢失，要按原书价的三倍赔偿。我有一阵四处想买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的一本小说，因是几年前所出，书店早已下架。我在图书馆找到借出，然后借口丢失，赔了两块多钱，终于了了一桩心愿。
周末，恋人们纷纷打扮得漂漂亮亮，奔赴北太平庄、西单等处逛街，单身汉们会选择骑着车，把全北京的小书店逛个遍，不定在哪家旧书店，就能淘到一本心爱的书籍，拿在手中摩挲，那感觉不亚于面对美妙恋人。
2009年夏天，为纪念毕业二十周年，我们班七八十个同学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新街口外大街19号那扇旧门外一个餐厅大聚。夜深人静，各自使劲抑制那颗奔腾的心，借着夜色遮掩复杂的神情，从师大新南门鱼贯走进我们青春的墓园。教二101还在，教七101还那样，主席像拆了，小树林变成了宽阔的广场……没人大声说话，都在各自细数在这个大院留下的点点滴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有些小变化，但营盘还是营盘，无数年轻人还在这里读书、恋爱、打架，像我们留下的影子；而我们，真如流水一样，流到东南西北的大地。
那年在昆明，陪老师去西山，我们站在龙门牌坊下，远眺滇池和昆明城，微风柔腻洗面，我美到眯起双眼。老师瞥到，用不那么顺溜的汉语笑话我：不上来你就要后悔了，这就是你们汉人说的仙境。老师是藏族，僧人。
下山时，跟老师讲魁星手中笔的传说，老工匠受不了最后一丝残缺，跳崖了。老师本来和我并排走着，看脚底石阶，听至此兀然站住，侧过脸来盯着我，双眼睁老大。见他神色凛然，我打岔道：我也是上次来听说的，哦对了，那次来照相不小心，镜头盖还掉悬崖下了，是我留给昆明的信物……他朝崖下看看，倒吸了口凉气。
刚到山脚下，掉了几滴雨，未及躲又停了，就去海埂。堤坝上好多人，争相与扑面而来的海鸥嬉戏。我们也在小摊儿上买了几根面包喂海鸥。海鸥也觉得新鲜吧，千篇一律的服装群里，一袭僧袍分外打眼，就特别爱围着老师似的。正此时，突然人群惊呼，一道巨大的彩虹悬架山水间。
又一年在昆明，陪汪曾祺逛条小巷子。老头儿细长小眼滴溜转，目不暇接似的，手中烟不时深吸一口。我说您这是侦察兵深入敌后么？踅摸什么哪？他眼神儿侦察不歇，嘴里说：基本没变，基本没变哎。又指一家小饭铺说：原来这儿也是家小吃铺子，粑粑做得好吃极了，联大女生都爱吃，早点，常为吃这一口儿落个迟到。对，应该就这儿。老板后来扯个幡，四个大字，摩登粑粑。联大女生那时候洋气啊！
当晚，和老头儿去朋友家喝酒。桌上白酒，红酒，米酒，威士忌，还有黄酒。不知道汪老爱喝哪种啊，都备了。迎客者颇显紧张说。我说你还真歪打正着了，他自己家里桌上品种比你这还多，还有料酒呢。老头儿在打量朋友的家，走到阳台，豁了一声：翠湖啊！在家里就能看见翠湖啊！你这小日子美的，今天我怕要喝多了。
羡慕人家坐拥翠湖而居的老头儿真喝醉了，打车送他回红河酒店。路遇特警带威风凛凛的警犬拦车检查，司机奉命开后备厢，一名特警跟随。另一名特警往车里探探我，又看到正眯瞪的老头儿，疑问目光投向我。我跟特警说：北京来的，看到翠湖，美了，喝了。特警听完放行。
半道儿老头儿醒了片刻，见我一脸美不滋儿，问美什么哪。我说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老头儿说那是浙江人写的，我们昆明早晚温差大，把车窗关上。说完继续眯瞪了。我自作多情地还琢磨呢，嘿，怎么就成“我们昆明”了。也是啊，真不一样，昆明也柔顺，可此柔非彼柔，比江南的小柔小美有性格。
还一年在昆明，和八十二岁彝族老作家李乔聊成忘年交。邀去他家吃早餐，脆皮核桃五六个，滇绿一大杯，没别的了。见我欲言又止，老人家说，你看我头发还黑着呢。又伸双手说，你看我手指甲还红润呢。要想身体好，一要空气好，二要常活动，三要少吃。你先从吃试试。
滇绿不停加水，三大杯后我俩轮番奔厕所。老人家说，喝通了，山里干净茶，早起洗肠子，现在可以出发了，带你去圆通寺，那儿美啊，活动活动去。
圆通寺离他家很近，可是想想他这把年纪，一出文联家属院我说，坐公车去吧。老人家好字话音未落，一辆公车驶过，他一把扯住我：就坐它！竟然小跑着追起车来。我愣在当场，足有五秒钟后，才想起撒丫子追。
公车上，老人家气喘吁吁。我说您也不瞧瞧自个儿多大年纪了，这合适么。他说：你还说我，你比我喘的还凶哦。小高原，不喘才怪，我们昆明人习惯了。
数不清到过多少次昆明。平生第一次出公差，坐了五六十个小时火车，到的是昆明。头天晚上睡觉，老觉得整幢屋子在铁轨上行进着。平生第一次想追索父亲的一生，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想到他也曾和我一样，是个激进愤怒的学生，二十多年积攒下来的距离感消融。平生第一次拈香献佛，就是那次在圆通寺，当时好像铜佛殿刚刚修好，周遭还很清寂，不似今日繁华。
昆明，在我种种珍藏心底的记忆中，是个入心入肺、不同寻常的关键词。
我將陳幻稱為女伍迪．艾倫，她用文字呈現出來的世相與伍迪．艾倫用影像展現的，有一個一致的通道，或許那也是通往世相最為直接的通道，它們直接指向虛無。哪怕是最悲劇的事情，她在描述裏也會透出一絲幽默，那不是刻意營造的，那是作者太過凜冽和敏銳的緣由，讓人發笑和想嚎啕的都是人類在世上的本能舉止，是人類本身。
撰文：鞠白玉
陳幻還叫「水晶珠鏈」的時候，是內地詩歌江湖裏的傳奇少女，至今仍有大把詩人能背誦她的詩句。她的詩多在18歲以前寫就，有種與年紀不符的睿智、穩、準，早把甚麼都看透了，卻又心胸開闊，現出一派豁達氣。語言像是她熟練在手的棋子，隨意擺弄着就贏了。但她很介意以前的詩人生涯，倘若向旁人介紹她是個詩人，她孩子氣地慍怒了，覺得是在罵人。「那些不值得一提。」像有的人好容易從少女長成人，很不樂意回憶過去，她很怕從前字裏行間會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矯情。
作家春樹曾和陳幻同在一家報社當過編輯，當時她們幾乎是童工，一幫天才作家早早擠進成人世界裏試圖用語言去影響他人。她回憶起18歲的陳幻這樣說道：她穿常人難以駕馭的紫色及踝連衣裙，天生自來鬈的長髮，黑色大太陽鏡，報社裏常有她的書迷送來的鮮花，她就這麼很漫不經心地捧着花下班了，像是那些人愛她都理所當然的。「那就是我理想中的少女模樣，帶着一種寵辱不驚。」當時的春樹是染着紅髮的朋克。
早成名　不寫暢銷書
陳幻的確有那麼一種淡然，她不是求精求進的人，寫作像是一種消遣，她生來就是這個行當裏的，不用去榨取自己。小時她從商的父親熱愛文學，將她帶到老作家的書房裏去拜訪，她倚着他們假裝恭敬地合張影。她的家庭是那種泛着布爾喬亞氣息的另類家庭，父母給她絕大自由，真正的嬌養女兒。往來的朋友和親屬都愛文學，幾乎天天聚會，酒、美食，煙霧繚繞，談論所及都滋養着她。17歲時想去英國讀書，父親就送她到北京補習英語為出國前做準備，她憑着詩人的名聲找到一份報社的工作兼職。為了她的安全，父親交了昂貴的房租為她租了一套公寓。被拒簽幾次後她索性不做讀書的打算了，留在北京。
她和韓寒幾乎同時出道，出了一本散文隨筆集，封面上是她的大頭美人像，人們剛開始領略她的文字之美時，她卻漸漸淡出了。26歲時嫁給出版人楊葵，婚禮時幾百位作家導演記者編劇的親友團，有人笑言若是那天引爆一枚炸彈，北京的文化界就幾乎全軍覆滅了。
婚後她的日子過得也不是小婦人的小日子，還是無憂無慮的少女相，網球、桌球，大量電影戲劇看着，搭郵輪世界旅行，主持一個兩性情感專欄，每天開郵箱就是雪片般的來信，問的淨是煩惱情事，男女在人間世相就這麼鋪陳開來，比戲劇更戲劇，又驚心地真實存在着。她回信裏有善意的刻薄，像小刀子剝洋葱，剜得對方心裏痛也就清醒過來了。無非是情事，她言語中總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
小時她就冷眼旁觀成人世界，很是看低那些嘰嘰歪歪深陷泥淖的癡男怨女，她的日子順風順水，情感上也從未受過傷害。是她運氣好呢，還是懂得避開，她相信愛情關係也是一種智慧。書信积攒多了就出一本書叫《天使愛混蛋》，還是心痛着一廂情願的天使們的。也有書評指責她是站着說話不腰痛，因為她的言辭太犀利。而她天生就是能站得筆直，沒理由要讓人扶起。
常人都替陳幻急，那麼早就出道，寫那麼紮實靈泛的文字，卻只顧這麼逍遙着，嘆她沒上進心。少年作家中不少人已靠高產功成名就，可她陳幻不借着名氣的東風去辦文學雜誌亦不寫暢銷書，就只顧生活滋潤着，享受着，全無焦慮。兩年前她隨手寫了一個短篇故事，發表後乘着餘興，逐漸發展成長篇，一頭扎入其中。到今年，小說《危險》已經是書市上的熱門，最初她並不想寫部暢銷書，甚至打定主意不寫能暢銷的，「市場上不缺我這一本。」她編了一個迷宮般的故事，讓讀者跟隨她冷靜的筆觸去遊走，去揭開一個中產階級婚姻光鮮下的不堪秘密。成功富有的當代藝術家，更年期焦慮裏的妻子，多情文藝的第三者，以及愛慕着第三者的小警察。他們的命運碰撞交集，一個人總要奮力去了解另一個人，想去拯救另一個人，追逐與逃避着，自以為是的理解與悲憫，每個人都是彼此的漩渦與危險。
在結構與筆法上的精進執着，連她自己都感到意外，陳幻從不愛抒情與煽情，延續着她早年寫作上的穩準，現在加上一種狠，她是克制又冷血的作者，將筆下的各個人物逼到一種虛無的境地。虛無比任何悲劇都更為可悲，人生是沒有答案的，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
這種寫作也傷害她自己，書稿交付給出版社後，她好像一夜間丟失了一直在庇佑着她的少女氣，生出許多傷感與悲觀，就像她筆下的人物命運她也無法掌握一樣，只能一聲嘆息。從前她寫兩性專欄給人的全是答案，異常主觀的、不由分說的答案，而這次她寫了一個沒有答案的人生，中產階級的情愛觀與婚戀，掩藏着多少虛偽與不堪。她本人並未經歷過這樣的生活，卻能把這樣的眾生淋漓刻畫出來。家庭裏深埋的秘密往事，中年男人的脆弱，養尊處優的婦人不甘身陷危機，年輕女孩飛蛾撲火，陳幻寫出來的故事驚心動魄，又像是不為人知的一種日常。
三易稿件　刪減立場
她在小說中將作者立場刻意隱藏，這種處境讓她憋悶，她同情裏面的第一女主人公中年婦人姜燕，在她身上也付諸筆墨、情感頗多，寫到她的段落時她會難過得停下來撫平自己的情緒。「姜燕大概是我最為理解的人。從小到大，我身邊不乏這樣的女性家人，她們最為徒勞，最不知何去何從。她們很難從眼前的現實裏抽身離開，那意味着失去全部。」她冷眼旁觀到的現代人情感生活，其實是人與人的渴望觸及且永遠無法觸及。人們有毀滅生活的欲望，只有破壞它才能不感到窒息。
陳幻在《危險》出版時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名，陌生的讀者無法將她與「水晶珠鏈」聯繫起來，她用10年的成長將自己變成一個擁有縝密邏輯和洞悉能力的作家，她的作品像一位久居人世的英國老太太躲在鄉郊寫就的，在故事行進中，她分飾着四個迥然不同的角色，以她們與他們的視角和口吻來揭示真相。
每個人都只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真相。非常無奈，你想去了解你愛的人，但是你行進的每一步都是傷害，把你和對方都帶往深淵。但現代人類的情感生活就是由這樣的欲望組成，守望、追蹤、狩獵，直至佔有或忘卻。
陳幻在兩年裏三易其稿的結果就是不斷地做減法，刪減段落，刪減形容詞，刪減任何能帶有她主觀立場的語氣，那迷宮般的時空倒置敍述方式也給她造成相當的寫作難度，她就像隻孤獨的工蜂，自己上上下下地搭建、修補，拉下梯子走下來，走向遠處，回望她的蜂巢建築，若不滿意又艱難地爬回去，親手拆掉破壞她所建立的。
直到她能呈現出一個精巧的、細緻的、毫無破綻的完美蜂巢。而當讀者徜徉其中，細心的人不難體會到作者在每一條通道裏隱藏壓抑的自己的情感。是她死死地扼住了自己的情緒表達，不讓作品成為自己發洩的私人場地。這是她寫作完成後整個人恍惚出神許久的原因。在龐大暢銷書市場誘惑下，陳幻還是遵循本能去選擇了純文學的道路，這是她天生作為寫作者的一種高貴，和她生活中對諸多事情的選擇一樣，她天性裏有一種對流俗的鄙夷。她不喜歡簡單的事。
如果她是從小就看穿生來虛無，她個人採取的卻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面對它，與它相處，無法解決它但是可以讓它也能窺視到你的智慧。
（本文原载《苹果日报》文化特刊。作者鞠白玉：編劇、作家、北京滿族人，十年來致力於推介中國當代藝術、詩歌、音樂、獨立電影，訪問超過五百名各藝術領域代表人物。）
台湾的诚品书店是家连锁店，遍布台岛各地，其中最大一家在台北敦化南路，所以又叫“敦南店”，也是“诚品”的总店。
店面不是很大，比北京的“三联韬奋”小一半儿；跟西单的图书大厦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逛一圈下来，会觉得大小正合适，恨不能要感叹多一平方米逛起来累，少一平方米又会不尽兴。不知这样的大小，是否有设计专家精心测算过。
店里的书很多，分门别类分区域摆放。分类方法与“三联韬奋”差不多。但是，每种图书一般只有两三册，不会出现一长排书架，只有两种图书比肩而立的情况。一方面可能因为寸土寸金，没那么多闲余之地供挥霍；另一方面，也是吸引读者和书再亲近些——书籍种类密度加大，就不可能远远地一目了然，必得凑上前去仔细观瞧。既然凑上来了，很自然地，就会伸手去摩娑，而那一刻，散发着墨香的书籍也仿佛有了生命，会与热爱它的读者朋友倾心交谈。
经商一道有商场如战场之说，战到最后都是拼细节，看谁能想人所未想，最终四两拨千斤，于细节处取胜。还说书籍的摆放，光分门别类还不够，比如现代文学吧，那么多大家那么多作品，不知要占去多少个书架，如有确定目标找本书，不说大海捞针，也是浪里淘沙。可在诚品搜寻起来却非常容易，因为每一门类中，又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就是细节了。顺便说一下，我逛一圈下来，意外地有个小发现，台湾作家中，姓林和姓陈的特别多。
“诚品”还处处显示着它的兼容并包、喜新不厌旧的特性。全世界各大语种的书都有，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书也编队其中。而在北京，书店太缺乏恋旧情怀了，稍有一段时间不去光顾，再去了，哪怕想买也就是去年出版的书，十之八九会空跑一趟。
现在北京的书店也逐渐注重读者的坐卧停留问题，大兴开茶馆或者咖啡馆之风，书店一角辟出一块地方，放几套桌椅，卖些茶水。“诚品”也有专门的咖啡区。但你并不一定要到那里，才得小憩，全店的地面，一律铺的实木地板，又有义工蹑手蹑脚于你不经意间随时清洁，所以真是走累了，看累了，大可席地而坐。只是你要注意，别因此挡了书架，影响其他读者看书。“诚品”里每个书架的下层隔板上，都嵌着一条告示，只要在书架前坐下就会看到，提醒你不要只顾自己的一时痛快。
说了这么多“诚品”的优秀之处，还没有说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二十四小时昼夜营业的。
书迷们大致都有点恶习难改，总是夜猫子居多。我在北京，就常常半夜想找个书店逛逛，可是纯属痴心妄想，整个社会都是朝九晚五，半夜想闹个性？去酒吧啊。可是哪家酒吧会有书呢？
“诚品”满足了像我这样毛病太多的书迷的需要，当台北笼罩在夜色之中，当辛勤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沉入黑甜乡，我揉揉因为注视电脑太久而略嫌滞涩的双眼，披上外套，锁上房门，坐电梯下楼，走上大街，坐夜班公车，奔赴敦化南路诚品书店，去找我的亲密朋友，那些平整可人的书籍，还有那些与我一样的书籍爱好者。
至于说冬夜，没错，是冬夜，但是台北的冬天，T恤外边加件薄外套足矣，那就如同北京的春天了。何况还有对书的向往，在你心中时刻温暖着周身上下，冬夜又怎样呢？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真是这样，冬季的台北老下雨，大多是毛毛细雨，扫在身上柔柔的，轻轻的，恰似临睡前读几页好书带给人的那种舒心，那种快乐，那种难舍难分。
不负如来不负卿
2013年最后一天，我带着《家师逸事》一书作者张梅，奔袭六环路外《读库》库房，签了五百本《家师逸事》。当晚我在微博上说，过去的一年折腾了三本书，《观待与割裂》、《家师逸事》、《危险》，至此圆满完成，喝一小口庆祝。微博发出后，一位好朋友评论道：“不负如来不负卿”。
是开玩笑，挺巧妙的。《观待与割裂》是赵跃辰老师对三部佛教经典的讲解，《家师逸事》是记述一位藏传佛教导师的言论及行止的随笔集，《危险》是陈幻的长篇小说，陈幻和我是夫妻。两本佛教书，一本与爱人有关，所以，“不负如来不负卿”。
不过这里想说的，是另一层的“不负如来不负卿”。
我在出版社做过十几年编辑，被扣了一顶“出版人”帽子。“出版人”这称呼挺时髦，不知有人细琢磨过它的含义没有？依我浅见陋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人”应该是拥有最终出版权的个人。按我国现行法律，没有任何个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吧？出版社社长、出版公司老总，貌似有权决定一本书出版，但在书号审批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内，不过是在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委托之后，代为行使这一决定权，职务行为而已。所以所谓“出版人”，叫出版工作者似更准确。
不少出版工作者也正是基于这一国情，怨声连连，说想出的书出不了。我也有过同样抱怨，后来扪心自问，想出的书只有那一种或者那几种么？那一种或者那几种出不了，就不做出版工作么？就没有一种我喜欢的书不能正常出版么？归结为一句话：我为真正想做的事情付出了多大努力？问完就不好意思再怨了，闷头去做吧。
前边提到的三本书，《观待与割裂》理论性超强，尽管内容价值惊人，字字珠玑，但是太高精尖，难免曲高和寡，发行量万难超过两千本。也就是说，依通常概念，绝对的赔钱书。《家师逸事》题材涉藏，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审查过程极其漫长，前后游走近十家出版社，耗时近三年，费尽周折。《危险》是一部纯文学小说，值此文学出版一片哀鸣之际，出版社有充分理由怀疑其市场表现……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去努力，我做到了。
后来，《观待与割裂》在一些佛教论坛引发一场小地震，成为热议话题。《家师逸事》出版后，不少读者反馈，像上了一堂藏传佛教的私塾课，收益良多。不少人出于喜爱一买几十本，分赠亲朋好友。其中一位竟然直购五百本。《危险》上市不到一个月，各届好评不断，被称“纯文学的艺术性和类型文学的阅读快感兼具的全能小说”，凸显“爱与罪的主题”。与此同时引来好几家一线影视公司，购买电影改编权。
哦忘说了，作为这三本书始作俑者，我没有所谓“出版人”的身份，成品书上，无论责任编辑还是出版人名目下，都没有我名字。十年前我已从出版社辞职，也从未成立出版公司，我只是一个编辑工作爱好者，看到好的书稿，就忍不住找出版机构游说，寻求他们帮助，促成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能分享到我真正喜爱的书籍。哦还忘了说，我做这一切，纯属自愿自贱，没有任何人付我一分钱酬劳。免不了还要往里搭一些。
有人会说，虽无酬劳，可积攒所谓的“无形资产”啊。这我同意的，不过我理解的“无形资产”可能和他们说的含义不尽相同。我没别的本事，只有编辑工作还勉强称职，更万幸的是我还热爱这门工作。利用自己所能，努力实现一些心愿，我从中得到快乐，这“资产”着实不小，也确实“无形”。至此我可以最后陈词了——多说无益，尽所能脚踏实地去做，这便是“如来”；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都是那个“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