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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奇迹那个角色好玩 小编给大家细说
14:30来源：游戏狗整理作者：冷小夜の酷
全民奇迹那个角色好玩这样的问题需要看数据，或者看玩家喜欢那种类型的攻击。比如有的玩家喜欢法师的法术，有的却喜欢战士的蛮横，当然弓箭手也是不少玩家的最爱。
霸气战士技能：
一般攻击(单攻，基本技能)，圣盾防御(防御类BUFF)，生命之光(生命类BUFF)，雷霆裂闪(群攻)，破坏一击(单攻)，霹雳回旋斩(群攻)
梦魇法师技能：
连击魔球(单体)，守护之魂(防御类BUFF)，黑龙波(群体)，极光(单体)，地狱火(群体)，龙卷风(群体)
致命弓箭手技能：
手里箭(单体)，万重箭(群体)，战神之力(攻击类BUFF)，穿透箭(单体)
小编首选战士试玩了一下，由于玩家太多，又没群攻抢不到怪;改弓箭手试试，发现因为太卡，自动锁怪比较迟钝，放弃;最后选择了带群攻的法师，技能：黑龙波，自动挂机，抢怪无压力，完成任务升级飞快!不管后期战士有没有群技，也不管后面pk会不会不如战士，升级快才是硬道理!
不过对于首测版本，遗憾的是职业没有性别之分，而且平衡度有待改善!希望后续版本会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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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方绍伟：“中国奇迹”的原因，“中国模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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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32 发布在
　　　　　　　　　　　　　　方绍伟： “中国奇迹”的原因 &&&&&& 对于中国三十多年来每年平均9%以上的持续经济增长，仍然有人反对称之为“中国奇迹”。如用“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年平均增长要低于9%，但是，历史上只有七个经济体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而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奇迹”提法的成立并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在于中国所采用的“离经叛道”的发展战略。相比之下，“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标准处方”，倾向于政治经济“双震荡疗法”，实践的结果是败多胜少，在东欧以外尤为明显[l] 。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预测是对未来的解释；“华盛顿共识”对未来的解释失灵，表现的只是本文所分析的西方主流理论在解释经济发展上的不足或片面。&&&&&& 下面将用本文提出的“制度发展论”对“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的成因进行解释。先看第一个层次的“相对投入变动”。从投入、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力等等入手去分析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对经济增长的衡量，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它们本身本来就是有待解释的。所以，说“重视教育”、“抓基础设施”、“劳动资源丰富”、“投资机会很多”、“储蓄率高”等等，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前都存在，为什么那时中国没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人民公社”和“大越进”缺的不是投入，但产出的却是灾难；苏式的工业化缺的不是投资，但出问题的是效率。&&&&&& 在第二个层次的“相对优势变动”上，我们经常听到的“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没有人种、宗教冲突”、“中国人务实、虚心、灵活”、“劳动力低廉”或“缺福利、少自由、低人权”[li] 、“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这些除了同样无法回答上述那个“简单的问题”外，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如低人权的北朝鲜）在同样“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却没有类似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们要么解释不了“自己以前的不发展”，要么解释不了“别人现在的不发展”。另外，“低人权优势论”如果要成立，情况就必须是这样：中国改革后加入全球化，东欧变革后也加入全球化，然后中国突然“降工资减福利”以提高对东欧的优势；可现实是中国的人权在进一步改善而不是倒退得比改革前更差，所以，“低人权优势论”完全搞错了中国经济自由在扩大的方向，“低工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一种非本质的“相对优势”，否则比中国工资水平更低的许多国家的低发展就无法理解了。不能因为中国人权改进比东欧慢就把它当成发展的主因，实际上，“低人权优势论”还忽略了决策的“两难性质”。例如，增工资加福利对在职者是“高人权”，可对愿意接受低待遇的失业者则是增加了就业难度的“低人权”；计划生育是“低人权”，可如果没有当年的计划生育使后来少生了一个美国规模的人口，现在更大规模的“待业大军”就会使“低人权”更突出。&&&&&& 所以，“中国奇迹”的关键原因一定是在第三个层次的“相对制度变动”上，而且一定是由于“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控制破坏性努力的制度”出现了一个有利的组合。我们已经知道，这首先是因为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随后的战略调整和相应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变动，即从“产权国际论”所说的“现代独裁制”向“一党立宪制”的政治变动（见“中篇”）。　　“现代独裁制”的“制度破坏性”来自于它的“个人绝对权力、权力终身制和人格化的权力继承”，“一党立宪制”的“集体领导、有限任期、梯队继承、政党非私有化、开放全民化”等制度新特征，大大地限制和消除了执政党在权力倾轧、继承斗争、群众运动、政策突变等方面的“制度破坏性”，从而使国家的战略转变和政策连续性有了牢靠的制度依托（中国的“限任制”局限于最高领导，基础的制度仍然是“官僚任命制”和“首脑官僚制”，不同于西方的“官僚文官制”和“首脑选举制”）。所以，由国家战略转变和经济改革所形成的“中国模式”，就不单单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有中国政治文化特殊背景的“政治经济模式”。正是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为“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和“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提供了政治可靠性。当然，“控制破坏性努力的制度”还涉及暴力犯罪和对外意识形态与军事的扩张等方面的制度。这里的关键是：问题不仅在于政府执行了好的战略和好的政策，而且在于并不稀缺的好战略和好政策要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控制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消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中国奇迹”完全是由于1978年之前的“高障碍低动力”到之后的“低障碍高动力”的翻转（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原因也在由政权形式导致的相对于西方的“高障碍低动力”制度）。动力的重点是“经济自由机会的渐进开放”，具体策略是所谓“双轨渐进”的“增量改革”。一方面，国有企业和乡村农业从“生产方法”的调整和“组织效率”的提高（承包制）逐步走向产权改制和规模经营（股份化）；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以新的“增量”，迅速占据原来的许多在“租、利、税”上含糊不清的国有垄断领域，同时伴随着的商品(尤其是汽车和住房)、劳力、技术、资本的渐进市场化，大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无障碍有动力”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内因，“全球化”的外部机遇则是次要外因，“参与全球化”只是一种“开放”，没有内部的“改革”就不可能有好的“开放参与”。&&&&&& 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的进一步理解，必须把目光集中在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地方经济”上。由于土地使用、银行、外汇、重要原材料的生产和进口等主要方面的国家垄断继续存在，中国的“经济转轨”实际上只是从原来的“行政性计划经济”变成了现在的“行政性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是一个自觉的演进过程，不是一个向已知的西方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所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的是“执行者”和“推动者”的双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了政府总支出的40-50%（这个比例在世界第二高的新加坡也只有25%），同时政府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则在下降。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中，“诸侯经济”因此集中了“中国奇迹”在政治、经济、法律等主要方面的全部秘密。&&&&&& 在政治上，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最重要任务，也是地方领导人的政绩和政治升迁的最重要指标。因此，“招商引资”、“解决就业”、“把经济搞上去”等等就成了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中心。仅就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就十分明显，这本身也是各地领导人之间“政绩竞争”（“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lii] ）的一种反映。而且，“地方官员作为政治参与人的晋升激励，在很多场合比他们作为经济参与人的财税激励更为重要”[liii]。具体的表现有：“预算内”以外的“预算外”和屡禁不止的“非预算”资金不断膨胀，地方债环⑿幸延2010年首先在九个中西部省区开禁，还有名目繁多的“融资平台”和“隐性债务”。这些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的地方债务总量在2010年突破了10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GDP的30%以上，是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左右，并超过了中央政府的约占GDP20%的国债余额[liv] 。&&&&&& 在经济上，“财税激励”（包括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商业税）是地方推动私人创业、外商投资、产权规范化、以及土地等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的重要力量，1994年税制改革后情况尤为明显。目前，部分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0%―50%。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提出了一个关于“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认为土地的利用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决定土地使用的实际权力在县一级，一个县可以被视作一个由一家企业管理的购物商场，分租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地租（地租可因吸引投资者的“县际竞争”而波动在无偿提供和高额出让之间），加一个增值税的分成租金。张五常从层层承包的“分成合约”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土地私人产权并不是合约的必要前提，产权或长期使用权的界定可以在市场交易中完成，县际竞争有助于减少贪污，“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lv] 。虽然比大谈“中国做错了什么”更少赢得喝彩，但张五常以此回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出现了大家见到的壮观表演呢？”&&&&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由国家垄断引致的“行政性”特色，是理解地方经济竞争的要点，同时也是破解“中国奇迹”在法律方面的关键。本文第二节在讨论“法治发展论”时曾指出，法治或正式的司法秩序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问题的答案也在这个“行政性”里。中国的“低法治高发展”是如何可能的呢？在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历面前，能用于解释西方发展历程的“法治发展论”无法成立，根本的原因在于中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规则”和“文化规则观”。作为一种“正式的规则秩序”，法治同任何其他规则秩序一样，提供给社会的是增加可预测性，消减不确定性，提高运行效率，降低交易费用等等功能。中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差别，原因不仅在于各自对待规则的不同态度，还在于消减不确定性的不同方法。　　在西方人那里，“合理”是“合规”才算“合理”，在中国人这里，“合理”是“合情”才算“合理”。西方人的“理”偏向“理性”，中国人的“理”偏向“情理”。中国人讲“合情合理”，说的就是“不合情”就很难“合理”。“情”是主体间的“情感”，然后是原则的背景“情况”。西方文化是一种偏向“对错”和“罪感”的“原则型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种偏向“荣辱-亲情-权威”和“耻感-恐感”的“关系型文化”。除了同样重视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外，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感情利益”。在西方人那里，人制定了规则然后受规则的统治，消除反规则的“随意性”是最大的考虑。实际上，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消除随意性”，规则可以修改，但修改规则也要按规则来。在中国人这里，人制定规则只是为了方便，“规则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无论如何细密，规则永远不可能穷尽人类的一切情感，永远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一切情况。所以，与西方的消除反规则的“随意性”是最大的考虑对比，消除规则的“僵硬性”是中国人的最大考虑；“墨守成规”永远是中国人的贬义词，也是“不近人情”的同义词；“循规蹈矩”则被当成软弱和愚蠢的表现。　　中国人把规则看成“抽象原则”，他们要遵守的永远不是“抽象原则”本身，“抽象原则”永远体现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中，灵活运用“抽象原则”才是他们所要遵守的。因此，“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说的不仅是灵活修改规则，而且是灵活运用规则。对中国人来说，“按规则”修改和运用规则，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也是完全多余的；“按关系、按情况”修改和运用规则才是“正解”。所以，中国人是“情景中心”，西方人是“实体中心”，西方人比中国人更“认死理”。当然，中国人绝不是毫无信用、完全不守规则的民族。中国人守规则总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守规则。因此，中国人有“两难”：一是陌生人之间真诚合作难，二是在亲友之间守“外在规则”难。外在的“抽象原则”要被没有变通地执行，就必须存在强有力的“外在权威”，或者，把外在的“抽象原则”转变成内在的“契约原则”，用亲情之间的信义来维持“亲亲互惠”或“亲亲相隐”的规则[lvi]。一句话，中国人守规则要靠“外在权威”和“内在亲情”，僵化和冷冰冰的非人格契约关系与中国人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对中国人来说，每一种情况都有“我例外”，每一个例外都是“下不为例”。　　这就是说，中国的“人治”，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必然，而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情感与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用“博弈论”的话说，“人治”作为一种“制度均衡”，它是由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所规定的“制度需求”与“君主主义”的“制度供给”几千年相互博弈的产物。所以，仅仅依靠打到“君主主义”或“专制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彻底告别“人治”的。法治本质上指的是人们对规则的敬畏。当“墨守成规”还是贬义词和“不近人情”的同义词时，当敬畏的具体“权威主体”变成抽象的“权威主体”时，法治就成了文化空壳，“普世价值”的法治逻辑就缺了“文化内容”。可在西方人和“西化人”眼里，规则以及规则的运行是不以文化为转移的。规则是上帝，规则是普世价值，规则是目的，规则是“绝对命令”，规则就是自身的理由。为了崇高的规则，可以不择守段，可以不惜代价，可以不顾牺牲。这就是不同于中国的“规则情理观”的那个西方的“规则宗教观”：人确立了规则，然后跪在规则面前顶礼膜拜。西方人是“原则主义”，可中国人偏偏是侧重点完全不同的“情理主义”。　　文化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文化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惯性。灵活的规则观强化了犯规行为，犯规行为反过来又强化了灵活的规则观，这就是中国自我稳定的“规则陷阱”。可中国人是如何解决可预测性和确定性、从而解决效率和费用问题的呢？西方的经济发展靠法治、靠“正式规则”或“显规则”，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靠“显规则”之外，同时还靠“潜规则”、“硬规则”以及“软规则”。&&&&“显规则”是由“国家法律”和“法庭权威”所确立的“正式规则”。“潜规则”则来自“按关系、按情况”修改和运用规则的文化心理，是违反或接近违反“显规则”和其他规则的“非正式规则”，即吴思在《潜规则》里所说的获得广泛认可的“合法伤害权”或“隐蔽的秩序”。在“又厚又黑”的“潜规则”世界里，“显规则”只是“纸上谈兵”。&&&&“硬规则”也是中国的特色，它是指在法律和法庭之外起作用的行政权力规则。中国强大的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使得“司法独立”和“法庭权威”完全处于软弱和次要地位（“法制”而非“法治”）。由于“显规则”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就要靠“硬规则”来维系，在“硬规则”不能涉足的领域，亲友关系和帮派关系就通过某种“软规则”来解决信用和奖惩问题。中国的“托人”、“找门路”、“介绍关系”等等，从触犯法律的角度来说是“潜规则”，从信用和互惠的角度来说则是“软规则”（如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潜规则”解决路径问题，“软规则”解决奖惩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显规则”和“硬规则”是“公了”，“软规则”是“私了”。“软规则”就象“软刀子”，在“圈子里”信誉坏了，以后的日子就“不好混”，更别提还有“黑社会”的“软刀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显规则”的立法和司法确实发展迅速，表面上好像“法治”水平大有提高，可问题是，法治并不是制度的建立，而是制度的运行；法治不是制定规则，而是落实规则，是“对规则的敬畏”。同样是产权和契约权的落实，西方靠的是一视同仁的“非人格化”的“显规则”，而中国则主要靠特殊关系下“人格化”的“硬规则”和“软规则”。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主要是“地方经济”和“侨乡经济”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圈内关系和侨属关系在切实地解决“可预测性、确定性、效率和费用问题”。之所以过去的计划经济是“行政性计划经济”，现在的市场经济是“行政性市场经济”，原因就在于经济的运作方式变了，但行政性的“硬规则”没变。“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lvii] 。&&&&“法治发展论”关于“产权-契约权保护”以发展经济的观点还是对的，问题出在“产权-契约权保护”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西方人太注重“正式制度”的作用了。西方人认准了“人性无差异”、认准了“普世价值”，结果就不去看“潜规则”、“硬规则”和“软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动力作用。说到底，西方人在实际上不区别制度和制度运行，不关注具体文化的具体操作，不了解“产权-契约权保护”在中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中国的秘密在于“混乱中的秩序”，正如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确实混乱不堪，但中国的交通却因为有“交通潜规则”而没有瘫痪。所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以下四个判断都是错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是其发展的阻碍；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需要震荡式、全方位的改革；国家主导经济发展很危险；为推动发展必须建立保护产权等正式制度[lviii] 。　　最后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第三个制度层面：“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同“破坏性努力”一样，“分配性努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里所指的非生产性的“分配性努力”，体现在利益集团对政府垄断租金、肥缺职位、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争夺。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垄断领域在缩小，但关键领域（如土地使用和银行业）的垄断租金却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飙升，加上刚讨论过的“硬规则”与“潜规则”的交互作用，当下的“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呈现出“既推动经济发展又阻碍经济发展”的矛盾倾向。&&&&&& 表面上，由于不存在公开的党派和阶层的对抗，中国政府应该能够顾及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不是集团的“特殊利益”。可实际上，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政治经济机会的分布以及这些机会的价值都是不均等的，所谓的“中性政府”[lix] 只是一种名义而不是一种事实。现实中的政府不仅没有“不受利益集团左右”，而且还“长期偏向官僚集团”，即现在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匈牙利政治家吉拉斯说过的垄断了权力、财产和真理的“新阶级”。奥尔森所描述的“泛利集团”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对应的现实，“官僚集团”在自利和利他上绝非是不偏不倚的“泛利”，“硬规则”与“潜规则”都在分配过程中起作用，弱势群体所普遍采用的“按‘闹’分配”原则也已经成了一种“不闹白不闹”的“潜规则”。另外，从一开始的特区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一直是倾斜性和有区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寻租”和“腐败”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因为经济效率既不可能独立于“生产性分配”而存在，也不可能独立于这里的“非生产性分配”而存在，权力问题与公平问题、分配问题与效率问题实际上胶合在一起的。所以，当张五常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时侯，他低估了“多层合约竞争”中的“潜规则”，高估了合约竞争对腐败的抑制作用，这同诺斯在讨论　　“开放机会的政治竞争”时对“竞争使租值下降”的高估是一致的。还是如奥尔森所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开放机会之下的“熊彼特式的动力”，问题在于不同群体的权力地位和规模结构，导致了政治经济竞争在组织、代价、阻力和难度上的不平衡。　　“分配性努力”是“力量的阴暗面”[lx] 。中国目前的“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既推动又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增加投资的途径，往往正是通过好大喜功、中饱私囊、短期行为、妨碍创新和抑制效率的“非生产性分配”的渠道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总是“过热”而不是“疲软”，产能总是过剩而不是不足，还有那些众所皆知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面子工程等等。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限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在整个中国制度结构中的位置。 　　　　　　　　　结论：“中国模式”的前景 &&&&&& 以上对“中国奇迹”的原因分析表明了“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特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中国模式”都是极其独特的，最明显之处表现在“经济发展政治化”的“举国体制”上。所以，“拉美化”或“南非化”的议论都是不着边际的想象，“发展到头”、“经济崩溃”、“政治崩溃”等等更是毫无根据的推测。　　在政治上，“一党立宪制”的确立是消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和中共党内政治斗争、抑制“破坏性努力”的关键制度保证。在经济上，“行政性的市场经济”改善了个人付出与个人收入的“一致性”问题，激发了人们的“生产性努力”，尽管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性”上，“分配性努力”的扩张仍损害着经济效率、自然环境和社会公正。在文化上，“硬规则”和“软规则”有效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潜规则”和“硬规则”依然挤压着“显规则”的运行，“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破得少也立得少，反腐败和反官本位的现代法治建设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本质上是家族式的“国家政权模式”无法应对官本位的“分配性努力”和政治-社会方面的“破坏性努力”的结果。在“一党立宪制”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当今中国，政治-社会方面的“破坏性努力”得到了有效的制度控制，但官本位的“分配性努力”依然走在“奥尔森衰败定律”的轨道上，并且严重地威胁着“一党立宪制”的生存和发展。“一党立宪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家族式的暴力洗牌”的“制度宿命”，但“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化泛滥，却将使现制度“长治于不安”，非彻底的“问责民主”改革不能扭转之（见“中篇”）。当然，由于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西方的民主制也无法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化泛滥；没有一种政权形式能够解决分配问题，如何一种政权形式都不可能脱离利益集团在“分配优势”上的“社会宿命”；正因如此，生产性分配要尽量交给市场制度，非生产性分配则要尽量采用综合的制度治理。换句话说，必须有一种新的非暴力“洗牌机制”来解决“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化泛滥，打破“分配性衰败的逻辑”，“一党立宪制”才能最终“长治久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党立宪”，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模式不可能持续；没有“问责民主”，“一党立宪”则难以深化并获得更加牢靠的社会基础；“一党立宪”和“问责民主”因此是“中国模式”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双重依据。由于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问题，面对的是严酷的人文和自然的“挑战应战”，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走的实际上是一条“有模仿有创新”的路，是在按“边际推移”的原则“摸着石头过河”。“边际推移”就是政府既主动又被动地按轻重缓急和成本阻力、把不同事态和任务“归入中心”或“推向边缘”。&&&&&& 所以，在上述那些制度背景的表面，“中国模式”是集权的、行政的、政绩的、运动式的、稳定优先的、增长-就业倾向的模式，同时又是倾斜的、侵权的、反环境的、缺金融自由化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是高投资、高能耗、高出口、高腐败、低福利、低内需、低环保、低资本效率的“四高四低型增长”。仅就“低环保”而言，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人与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进行博弈的一种风险行为，“责任心弱化”是目前地方政府过分的“冒险行为”的原因，地方政府把眼睛盯在有形、易操作、有垄断暴利和作为投入品的土地上，却滥用着无形、技术要求高和作为排出品的自然环境。根本的问题是自然环境不存在产权，土地有数量的自然限制，而自然环境却不能象土地那样易于进行“征地垄断”，可正是这样，环境保护反而变得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中国出大问题不会是因为中共突然崩溃了，而可能象生态专家们所说，是因为中国的可利用水资源突然枯竭了[lxi] 。　　“中国模式”的发展，必然是政府治理上的“问责民主”的推进，加上“增长模式”的逐步转变。“一党立宪制”的“产权责任心”在中央，地方政府行为由于“产权代理”的“责任心弱化”而呈现“政绩升迁冲动”和“腐败冲动”的双重倾向。“问责民主”的意义在于确立一种公开和制衡的新文化，使硬规则和潜规则“显化”。“问责民主”并不仅仅是为了“治贪”，发展中国家用民主“治贪”并没有想象中的成效，“问责民主”更重要的是平衡“治民”与“治官”的矛盾。随着腐败的进一步扩大，反腐的“投资收益率”也在进一步上升，“反腐投资不足”和“反腐手段不力”的局面都会随着“边际推移”而得到改变。&&&&但是，不能期待未来的20年中国仍有接近年平均10%的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高速增长后规模因素导致的自然回落，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环境因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而出现新的需求不足，中国的内需也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快速启动。即便如此，7.2%的增长就能使中国在20年内GDP翻上两番（从6万亿到24万亿美元），加上人民币的升值，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问题，尽管人均GDP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中国的总量实力会使人民币逐渐变成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甚至国际储存货币，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将进入社会财富巨增的年代，中国毫无疑问仍将是一个机会大国。（注解从略，核心部分原载《领导者》201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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