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第三课日本的大化改新（共33张PPT）&&人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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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第三课日本的大化改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向周边地区传播，形成了中华文明圈。而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一衣带水。相对落后的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不断积极吸收中华文明，促进自身发展。中华文明圈在我国古代，起先称日本为“倭”，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日本”就是“日出之国”的意思。至唐代，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日本”一词即源于此。一般认为，日本国名正式使用始于7世纪。日本的由来“日出之国”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古代日本形势图6世纪，日本出现统治危机奈良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3世纪中叶，日本中部兴起一个叫大和的古代国家。5世纪，大和国统一日本。1世纪5世纪前3世纪前21世纪夏朝建立大和统一日本秦朝统一中国日本出现早期国家落后于中国大化改新前的日本：大化改新1.原因：2.时间：3.推行者：4.内容：5.作用：国内出现统治危机公元646年善于模仿的民族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圣德太子材料一：大化前夕，上自王族，下至豪强，不但占领“国县山海林野池田”，贫民百姓无立足之地，大批劳动力成为王族、豪族等有势之家的私有民。豪族之间互相争战，自立为强，并且藐视大王和朝廷，自己修筑宫殿、园陵，进调赋税时，首先满足自己，然后再向朝廷进调。材料二：607年,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前后共派遣隋使4次，派遣唐使19次结合材料一、二，分析日本大化改新的背景。大化改新前的日本：（内因：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政局混乱，皇权旁落。皇室与改革派强烈渴望改变落后面貌。）（外因：大唐王朝高度繁荣，制度先进）日本西来公元6－7世纪，中国结束了分裂局面，统一强大且体制完备的国家隋朝和唐朝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607年，日本第一次向隋朝派遣使者，开启了长达300年向中国学习的历程，其中以遣唐使次数最多，最具代表性。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比较落后，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出使中国非常危险，时常葬身大海。但日本为了吸收先进文化，促进自身的发展，不畏艰险，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派遣使节，这也体现了日本刻苦好学的品质。徐福东渡一、遣隋使和遣唐使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留学生大化改新经济方面：推行公地公民制度，将全国土地和人口收归国有；仿唐朝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政治方面：确立完备的国家政治体制，实行二官八省制，地方受中央控制；制定各种律令，用法律的形式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定下来；利用神话传说确立了天皇的最高地位。法律方面：701年，参照中国律令制度，编订了第一部律令法典《大宝律令》作为治国基础。改革内容比较1：与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比较，你获得什么信息？646年（大化二年），日本统治者进行“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改革内容大部分是对中国隋唐政治经济的模仿将大化改新措施与中国隋唐政策仔细比较，你能有什么发现？利：贵族势力遭受打击，成为依靠“律令”实行统治的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得繁荣奠定了基础。弊：国家分配田地逐步遭到破坏，豪强贵族建立自己的庄园。武士力量不断状大，地位越来越高，形成特殊的武士阶层。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武士道武士道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精神。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さむらい；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ぶし）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腹切はらきり、切腹せっぷく）自杀日本大化改新后的一段时期被称为“唐风时代”，为什么？从现代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看，你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与自己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民族吗？试举例说明。P42探究活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圆、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奈良（平城京）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和摹写。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两幅图中的日本钱币和唐朝的钱币，有什么相同之处?大化改新日本文字是在中国汉字的基础上改造出来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的和服与妇女的发式都与唐朝相似。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代仕女图日本仕女图日本的茶道源于……郭沫若：“唐风洋溢奈良城”日本京都与唐都长安唐都长安材料一：大化改新大量吸取了唐代的文化制度，但是日本没有建立宦官制度，也没有吸收中国传统的“易姓革命”的思想。材料二：日本在7-8世纪利用汉字创造了本国的字母假名思考：1.当时文化落后的日本对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抱什么态度和方法？2.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你认为可以从日本身上学到哪些东西？以史鉴今：启示：1、我们应该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发展自己2、适时改革，大胆创新。3、作为青少年要树立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强大的责任感。感悟与反思隋唐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而全面的，日本更是极力推崇和效仿中华文明。日本的“拿来主义”可谓颇有成效，可是现在我们这泱泱大国却无法再以高姿态去对待这“弹丸之地”了，而日本也没有丝毫感谢这个“恩人”。强大就是道理。那么正处于劣势的我们应该有日本的学习精神，仿效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更好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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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六七世纪时，日本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大贵族奴隶主势力强大，政局混乱，改革势在必行。7世纪中期，改革派发动宫廷政变成功，新上台执政的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大化改新开始了。内容：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田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入取赋税。意义：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王艳菊&&中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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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翠平&&教师
张杰&&学生
李泽&&学生日本大化改新前后对隋唐文化的吸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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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化改新前后对隋唐文化的吸收52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日本大化改新背景：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内容：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影响；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评价：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遣唐使（途径）：；唐朝建立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第一页内容） 日本大化改新背景：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６４５年，因此年为大化元年，故名。５９３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实行的推古天皇改革，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削弱了氏姓贵族奴隶主的保守势力。但改革没有触动部民制，更未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氏专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排斥改革势力，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另立天皇。６４０年，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留学３０多年的高向玄理、留学僧南渊请安归国（此前僧F已于６３２年归国），他们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内容： 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 ”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J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 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彩飨抡偌撼济耸模疤旄驳卦兀鄣牢ㄒ弧薄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F“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七色十三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十九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影响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评价：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遣唐使（途径）：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姓氏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了新的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大化4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等人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在军事方面,大化2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防人制”。京师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三年一轮带。在宗教方面,佛教的引入,使日本民众的信仰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日本八百万神灵以后,又引渡了一大批佛教神灵。鉴真东渡,给日本的佛教界带来了律宗。其后,空海、最澄入唐留学归来,创建了天台宗和真言宗。为日本的宗教添加了新的元素。在文学方面,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便是由汉字书写而成。《日本书记》的出典,也多来自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淮南子》、《金光明最胜五经》、《高僧传》等古书。以及后来的汉诗和歌,甚至于后来的《源氏物语》,现代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深重 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包含各类专业文献、文学作品欣赏、生活休闲娱乐、行业资料、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中学教育、专业论文、高等教育、日本大化改新前后对隋唐文化的吸收52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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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摘　要: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提要: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关键词:日本早期国家　官制　邪马台国　倭五王　冠位制
　　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元前3世纪的弥生时代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萌芽,从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列岛大部地区的大和国,则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以公元7世纪中叶的大化改新为转折点,日本逐步引进大陆的律令制度,开始向古代国家过渡,而与此同时也宣告了日本早期国家的终结。
　　作为日本早期国家政治统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制,也是随着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而诞生和不断发展的,本文拟通过弥生时代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代的官制、推古朝时期的冠位制等3个方面对于日本早期国家官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弥生时代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
　　公元前3世纪,日本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的原始绳文时代迈进了以铁制工具和水稻种植为主的弥生时代。弥生时代上迄公元前3世纪,下至公元3世纪。弥生一词得名于公元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V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此陶壶后来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由于当时农耕技术迅速发展、水利灌溉工程兴建及大范围生产组织的需要,在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农业共同体,《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即如实反映了此一时期日本列岛的发展状况,其中百余国的概念是根据当时中国人的视角来定义的,实际称为百余个地区性农业共同体更为妥当一些。
　　当时日本的各个农业聚落群,由于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共同体利益与部落首领扩大自己家族利益的需求,不断通过战争和通婚等各种方式相互兼并,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地区性农业部落联盟。“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这如实反映了当时日本各地区性农业部落联盟之间所爆发的兼并战争的状况。其中接受大陆文化最前沿的西日本地区,特别是北九州地区的诸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尤为激烈。长期的兼并战争导致了局部统一,最终形成了更大的地区性部落联盟,即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中所记载的邪马台国。史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卑弥呼被共立为王这一事实反映了倭人社会在陷入深刻的内部危机时,对一种超越各地区部族社会之上的、能够在新的基础之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权威及地区性统一王权的希求”。虽然当时日本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从共立女子为王,可以看出其残留的浓厚母系氏族社会色彩和原始部落联盟选举制特征。而卑弥呼之所以被共立为王,最重要的是她能事鬼道,鬼道“是在弥生时代倭人社会固有的巫术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道教的信仰内容而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宗教”。卑弥呼在作为巫女的同时掌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卑弥呼女王出于王权统治的需要,必然要加强统治体制,官制的产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当时的邪马台国联盟,存在3种类型的“官吏”。其一是邪马台国以外的28个小国内部的“官吏”。除伊都国有4个等级,即在王之下有3级“官吏”,分别是尔支,泄漠觚、柄渠觚,其他小国,计有对马国、末卢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一支国等,只有两个等级。以对马国为例,“其大官日卑狗,副日卑奴母离”。由卑弥呼女王直接统辖的有两种“官吏”。一是邪马台国国内的“官吏”,分为4个等级,即伊支马、弥马升、弥马获支、奴佳L。这4种“官吏”的具体职能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中没有明确记载,据笔者推测,这些所谓的“官吏”和邪马台国以外的28个小国内部的“官吏”一样,应是原始氏族社会中推选出来管理本部落或者联盟内部事务的社会管理人员,带有浓厚的原始性色彩,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官吏的涵义。二是邪马台国为了加强对于各小国的控制而派遣的“大倭”、“大率”、“大夫”3种“官职”。关于“大倭”的职权,史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其职责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各个小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大率”的基本职责是“检察诸国”,住所“常治伊都国”,其性质类似中国汉魏时期的刺史一职。“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合如刺史。王遣有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遣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以下从监督地区和监督内容两方面来具体分析“大率”的具体职责。从监督地区来看,女王国以北包括对马国、末卢国、奴国、不弥国、投马国、一支国和伊都国等7个位于西日本地区的小国。这些小国在邪马台国联盟建立之前,曾与中国大陆有过外交关系。如,其中的奴国王曾于公元57年向后汉光武帝朝贡,并被光武帝授予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而且,“由于这些小国的国王们分别牢固地掌握着对国内的统治权,并且潜在着与带方郡及朝鲜半岛上的诸小国交往的可能性”,诸小国的王对作为宗主国的邪马台还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还未转化为卑弥呼女王的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当时朝鲜半岛南部诸韩国中的弁辰二国“出铁,韩、溅、倭皆从取之。诸市具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另,“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分属带方”。由上引史料可做如下推论:其一,可推定弁辰二国之铁由带方郡控制,并向带方郡提供铁资源;其二,铁在当时韩、溅、倭各国之间的交易中充当了实物货币的作用;其三,倭国如其他诸韩国和溅一样,其铁资源主要来自于弁辰二国,要取得铁资源,必须要附属于掌握铁资源的带方郡,而女王国以北各小国位于弁辰二国的铁资源流入日本的必经之路,因此卑弥呼女王势必要对诸小国加以控制。从“大率”所监督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检查女王国以北各小国和掌管倭国与中国大陆的文书来往这两项外交事务。“这样看来,卑弥呼女王在这一地区特置大率的目的,是要垄断该地区同大陆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从而保证来自大陆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归女王政权所有”。“大夫”是女王派往中国的使节,从其担负的职责来看,应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吏。
　　综上所述,卑弥呼女王与各小国之间还不是直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机构的隶属关系,各小国只是在外交上通过邪马台国统一与大陆展开交流,而在自己国内各自拥有对于所属部落成员的支配权,具
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从种种现象可以推测出,邪马台国还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只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共同体,但已处于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的过渡阶段。从邪马台国国内的“官吏”和诸小国内部“官吏”的名称来看,实际上多是人名的译音,属于原始氏族社会中推选出来管理本部落或者联盟内部事务的社会管理人员,带有诸多原始色彩,很难归入官吏的范畴。而女王为了加强对于各小国的控制而派遣的“大倭”、“大率”、“大夫”3种“官职”,则带有原始官吏的色彩,由于其统治权力来源于女王,故只对女王负责。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
　　二、倭五王时代的官制
　　位于畿内地区的大和国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通过武力征服以及宗教权威,很快超过了处于北九州地区的邪马台国,经过长期的远征,一般认为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从九州到关东的日本列岛大部地区,日本早期国家由此形成。
　　进入公元5世纪后,出现了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倭五王,即倭五王时代。倭五王是指赞、珍、济、兴、武,日本学者多将此5王分别比作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5位天皇。
　　在内政方面,倭五王通过氏姓制度来巩固大和国的统治秩序。氏姓制度是随着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而逐步形成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中所记载的邪马台国中的“大人”、“下户”、奴婢三者之间的尊卑关系,邪马台国与其他诸小国之间的统属关系,已经蕴含了氏姓制度的萌芽。在倭王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各地被征服的地方豪族以氏族集团的形式来奉仕倭王。氏族简称为氏,它是由有力族长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所组成的一种政治集团,如由居住地而得名的苏我氏、葛城氏,来源于职业名的中臣氏、忌部氏,源于祖先名的久米氏。氏的普通成员称为氏人。氏的首领称为氏上,负责对内主持氏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本氏与他氏和朝廷交涉。氏上代表其所在的氏族集团在国家统治机构中负责具体政务,并且以世袭的形式从事某一职业,以此表示臣服于倭王,如大伴氏、物部氏、久米氏等主持军事,中臣氏、忌部氏主持祭祀,苏我氏主持财政。倭王对这些氏的首领即上文所提到的氏上赐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大和国在发展中为加强对于氏族集团的控治和区分贵贱,借鉴新罗按照血统确定身份、官阶的骨品制,制定了独有的等级姓制。赐姓的依据是出身世系和地位、职务的高低。受封的氏上史称氏姓贵族,有代表性的姓有臣、连、君、直、首等。臣姓一般赐予中央贵族中的有权势者,如苏我臣、葛城臣,以及历史悠久的地方大豪族,如吉备臣;连姓赐予中央贵族中负责特殊事务者,如大伴连、物部连、中臣连;君姓赐予地方大豪族,如筑紫君;直姓一般为普通地方豪族和归化人,如倭汉直、河内直;首姓则赐予地方小豪族和部民首领。其中,臣、连姓贵族的地位最为显贵,之后又从中演变出最有权势者称为大臣、大连,具有大臣、大连姓者,地位仅次于天皇,掌握朝廷大权。
　　氏所体现的是身世、职业,而姓则标志着身份尊卑和等级高下,二者合一就构成了倭国所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一氏姓制度。这种氏姓制度形成于公元5世纪前期的倭五王时代,它作为大和国政治统治的基础,在不破坏原有氏族组织结构的前提下,使承认大和国统治地位的氏族集团通过被纳入氏姓制度框架之内而获得荣誉和利益。氏姓制度内部等级森严,以氏定姓,贵者愈贵,贱者愈贱,各守其份,不可逾越。如果效忠天皇也可以升为高姓,升其职,触怒天皇则可能被夺姓、贬职。
　　由于当时日本文献中有关倭五王时代的国家机构与官吏设置的资料并不多,故只能依靠现有的考古资料进行推测。上述氏上以世袭的形式从事某一职业,比如大伴氏、物部氏、久米氏主持军事,中臣氏、忌部氏主持祭祀,苏我氏主持财政等,其职务本身已具有浓厚的早期国家官制色彩,这也许就是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人制”。“人制”的概念最初由日本学者直木孝次郎提出,并由吉村武彦加以深化、发展。其名称源于1978年发掘出土的琦玉县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杖刀人首”和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上记载的“典曹人”。琦玉县稻荷山古坟的铁剑铭文记录了倭王武“杖刀人首”的家世和功绩。所谓“杖刀人”是指大王的近卫军、扈从部队,属于一种武官;“首”即头领的意思。从铁剑铭文中的“世为杖刀人首”一语看,这种职务出自特定的地方豪族,极有可能是是久米氏,该氏“作为其集团首领和大王的近卫军首领,于公元471年辛亥之时作为‘佐治天下’之臣”。来定期奉事大王,而且自己提供装备。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主要记载了以下4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刀制作于倭王武统治时期的某年八月;二是管理此刀制作事务的“典曹人”、制作工匠及铭文书写者的姓名:三是制作此刀的工具和原料;四是载明拥有此刀者可以长寿。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典曹人”一职。“典曹人”中的“典曹”一词源于中国,“典”是主管、掌管之意,“曹”是专门从事某种特定事务的官衙,曹官在中国是属于具有某些技术特长的事务性官职。从大刀铭文中“典曹人”负责管理大刀制作事务来推测,应是属于专门掌管冶炼方面的一种曹官。这种“典曹人”也应是属于某一氏族集团,但因史料缺乏,无法推断其氏族集团名称。“杖刀人首”和“典曹人”的职务名称的共同特点是在职称名后面加上人字,即“某某职称+人”,这种职务名称也出现于《日本书纪?雄略纪》,如其中出现的养鸟人、典马人等。这些在大王身边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和大王之间结成一种上下附属关系。琦玉县属于东国,而熊本县属于西国,不难看出各地的地方首长轮番辅佐倭王的传统。“这种以xx人的形式表记仕奉职务的制度是全国性的,可称之为人制。五世纪的政治统治是通过由通过人制与倭国王结成仕奉关系的中央和地方的豪族(地方首长)进行的。”“人制”是用汉语表记的,也许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同时期的新罗也存在这种“某某职称+人”的职务名称,这种“人制”在以后的日本古代官僚制体系中也有残留,如舍人。总之,“某某职称+人”和倭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统治秩序,“人制”的职务特征是世袭性的,某一职务出自某一特定的氏族集团,但由于这种“人制”作为一种没有古代法律制度约束的官制,是通过与倭王的个人依附关系而形成的,也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国家官吏选拔制度,故缺乏一种制度化的法律体系作为其保障。
　　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基于正统理论,倭五王先后多次遣使朝贡于南朝,寻求册封,自称爵号,并要求南朝除正。“使持节、都督诸国军事、大将军、倭国王”等爵号本身显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南朝授予倭五王爵位,一方面是把倭五王纳入自身的册封体系,另一方面也企望通过册封体现自己的正统化以及通过倭五王来牵制北朝。倭五王遣使寻求册封,一方面为了加强对于朝鲜半岛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国内统治的合法化。“中国周边诸国与中国皇帝结成册封关系,对于其本国来说不仅仅具有对外意义,而且也与其本国统治密切相关,即不仅自身,连自己的臣僚也要求假授除正其将军、太守的名号,通过接受具有中国式的官职和爵位,由此形
成了以自身为核心的统治秩序”。
　　“府官制”源于“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中的司马与“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的开府仪同三司两职。司马一职,在周朝时即已存在,“周时司马为夏官,掌邦政……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汉时有大司马和司马的区别,大司马为朝廷重臣,而司马则是朝廷诸臣府中的具体事务官,“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自东晋南渡之后,凡诸公均可自己设立官府,“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无定员”。“自车骑以下为刺史又都督及仪同三司者,置官如领兵;但云都督不仅同三司者,不置从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由于倭五王从中国南朝受封的官职是属于车骑将军以下的将军号和都督号,故可以设置的府官计有“长史一人、仓曹掾一人、户曹属一人、东阁祭酒一人、西阁祭酒一人、司马一人、功曹一人、主簿一人、舍人二人、乡属二人,令史、参军无定员”。
　　“从《宋书?百官志》的‘长史、从事中郎主吏、司马主将’记载来看,大和国的使者曹达应是负责军事的官员”。m倭五王时期,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两者之间爆发过多次战争。宋顺帝升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文中,明确记载了两国之间的长期积怨:“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日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门间),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从中不难看出,倭王武遣使寻求册封的外交性目的,即通过取得南朝的册封,以求在外交上与高句丽相抗衡。受封的爵号本身带有明显军事色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倭王寻求册封的军事性目的。另外,“倭王所要求的‘都督管区’包括高句丽王统治区域以南可以征发人员和物资的所有地区,是希望取得集中统一指挥朝鲜半岛南部全部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以与高句丽王相对抗”。因此,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军事形势来看,“大和国根据中国南朝的册封制,相应地建立都督、将军府是非常有可能的”。“司马是赞通过从宋除授其安东将军而设置的将军府中的府官。”公元438年,倭王珍通过假授制又要求除正倭隋等13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倭隋是王族,是被派遣于北九州的将军,倭王珍授予自己下属的假授和除正的称号绝不是名义上的,徒具形式,而是作为倭王珍王权的地方附属政策的一环而推行的”。公元451年,倭王济又要求除所上23人军、郡。“这种将军和太守,是为了实现倭王权对于地方的统治政策而设置的官吏……倭国引进太守称号,是基于高句丽的先例,仿习中国的地方制度,在济王权对于日本列岛进行征服的背景之下,与派遣于地方的将军一同,将中国式的官职名称假授臣服的地方豪族。”到了公元478年,武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说明“武已经使自己成为了权力的中心,集聚了中央畿内地区的豪族群体,形成了自身所独特的身份统治秩序……以王权组成成员所构成的僚属制一府官制的统治秩序为核心,倭国社会逐渐向作为新型国家的组成部分的官位(官职)的前提的多元性位阶体系迈进”。以上倭王所假授、除正授予将军和太守号的诸人即是由倭王赐姓的大小氏姓贵族,而授予将军和太守的依据则来源于其氏族血统和氏姓高低。
　　由于目前日本国内相关原始史料缺乏,这种“府官制”在倭国内是否真正实施,还有待于考察,但从当时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以及倭王要求南朝除正的“使持节、都督诸国军事、大将军、倭国王”等爵号来看,当时倭王权的合法性需要中国南朝政府任命,其本身的权威需要中国承认,是确凿无疑的,也许“府官制”是倭王在对南朝遣使朝贡、寻求册封时借用的一种中国式的官制名称。
　　总而言之,倭五王时期的官制从总体上说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姓制度,尤其是其中的氏族血统,是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这种状态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
　　三、推古朝时期的冠位制
　　“氏姓制度所遗存的氏族血缘关系,具有顽强的保守性、排他性和离心性,并且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日趋强化。”。在经济上,氏姓贵族仗势兼并土地,各置己民,恣情驱使,以至爆发武装叛乱。其中最典型的是发生在公元527年筑紫国国造磐井的叛乱。在政治上,大臣、大连占据枢要,垄断朝政,甚至随意废立、杀害天皇,其中以苏我氏和物部氏两大氏族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结果在崇峻天皇元年(587年),两大氏族之间爆发了武力冲突,物部守屋为苏我马子所诛杀,苏我马子独揽大权,并于推古天皇元年(592年),弑杀崇峻大王,不久,推荐自己的外甥女、敏达大王的王后炊屋姬为王,是为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二年(593年),推古天皇立厩户丰聪耳皇子(即世称的圣德太子)为皇太子,“录摄政,以万机悉委焉”。由此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抑制氏姓贵族的权力和加强皇权。圣德太子生于厩户,“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壮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并悉达矣。父天皇爱之,令居宫南上殿。故称其名谓上宫丰聪耳太子”。从中可以看出圣德太子兼通佛学与儒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进行改革的思想渊源。圣德太子所推行的在官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施了冠位制。推古天皇十一年(602年)“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并十二阶,并以当色施缝之。顶撮摁如囊,而著缘焉。唯元日著髻华”。。冠位体现了不同官员之间的等级,是用衣服的颜色加以区分。推古天皇十二年(603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赐冠位于诸臣,各有差”。这标志着冠位制度正式开始实行。在此之后,圣德太子又对冠位制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如推古天皇十九年(610年)夏五月五日,“诸臣服色皆随冠色各著髻华。则大德、小德并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大礼以下用鸟尾”。这就更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大德、小德与大仁、小仁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为金色图案,另一则为豹尾图案。而大仁、小仁与大礼以下之间也存在着区别,一为兽图案,一为鸟图案。从冠位的名称可以看出受到儒家影响很深,带有浓厚的教化色彩。从表面上看,冠位制的实施不过是用不同颜色的服饰表示不同的官阶,是一种感官性的标志,但从深层次上则可以看出它是对于氏姓贵族世袭权力的否定,其目的是由不能世袭的冠位来体现身份高低。冠位由于员无定数,且无职权,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官职,而只是授予贵族的荣爵。但是由于授予冠位的大权掌握在天皇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助于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制度的形成。正因如此,冠位制“在授予官人个人官位形成序列化方面,作为位阶制的起点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不过,这种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没有三位以上的冠位,大臣的紫冠位于冠位体系之外。在授予阶层上虽然涉及到国连伴造国造,但赐予对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地域上说,只是限于畿内及周边地区,并没有在全国得到普遍实施”。
　　综上所述,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位阶制的雏形。
　　(责任编辑:周颂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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