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 的性质是 A. 资产阶级革命 B. 农民起义 C. 社会主义革命 D. 反帝爱国运动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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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4甘肃兰州中考)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的性质是 ( & )&&&A. 资产阶级革命&&&B. 农民起义&&&C. 社会主义革命&&&D. 反帝爱国运动
3. C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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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初中历史
12.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地论述。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B.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C.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武装斗争的主体是工人阶级&&&D. 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科目：初中历史
一、 选择题1.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这场革命被称为( & )&&&A. 二月革命&&&B. 七月革命&&&C. 十月革命&&&D. 十一月革命
科目：初中历史
1. (2015山东济宁中考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推行了“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美苏战时同盟关系逐渐破裂，两极格局由此形成，形成的标志是( & )&&&A. 华沙条约组织建立&&&B. 马歇尔计划实施&&&C. 杜鲁门主义出台&&&D.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
科目：初中历史
3. 1912年5月，袁世凯下达通令说，“近来乃习尚奢华，贪多斗靡……尚朴素者，多为人嗤”；接着“劝告国民，继自今衣食、日用、冠婚、丧祭诸费，必不可少者，极力从俭；其可少者，一概省之，务期多惜一分物力，即多延一分生命。”下列对该信息的理解正确的是( & ) 。①普通民众的生活已经较为富裕②传统消费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③西方生活方式对国人有一定的影响④政府对民众消费进行强力干预 A. ① ②&&&B. ①④&&&C. ②③&&&D. ②③④
科目：初中历史
10. —份清末衙门堂审记录中记载，“女子严阿苏，现年十六，与梁海相识月之初。……十日，梁遇阿苏于路，因邀同行，为巡士盘获(抓获) 。官：何时与梁相识？严阿苏：在途中相识，我中意他!官：此事汝母知否？严阿苏：此不干母亲事，且母亲亦任我自由择配。……官：(斥梁海) 不凭媒妁之言，居然携少女同游，有伤风化。判将分别收押，听候核办。”这表明当时中国( & ) 。&&&A. 婚姻自由观念蔚然成风&&&B. 传统的纲常礼教开始受到冲击&&&C. 传统婚姻观念根深蒂固&&&D. 民国政府维护传统婚姻
科目：初中历史
1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在亲自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及监督权之余，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等分别委托给政府、法院、检察院，而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则必须对选出的代表、委托的国家机关进行监督。这体现了( & ) 。&&&A. “双重委托，双重监督”的原则&&&B. 直接民主的原则&&&C.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D. 民主代议制形式
科目：初中历史
6.( 2015江苏扬州中考) 某班开展“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的探究活动。下列内容符合这一主题要求的是( & )&&&A. 《共产党宣言》&&&B. 十月革命&&&C. 第二次工业革命&&&D. “北约”“华约”的建立
科目：初中历史
9.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直接打击了美国霸权的是 ( & )&&&A. 印度独立&&&B.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C. 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胜利&&&D. 纳米比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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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现象，过分追求工业发展速度，不惜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公认的标准，现代化进程除经济指标外，至少还包括社会结构、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社会环境、秩序及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一系列综合指标，用单纯经济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已属过时概念。在20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状况如何呢？目前国内外对此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对此略作尝试。世界各国对社会现代化发展提出不同指标体系，其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制定的十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具有一定代表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参照英克尔斯提出的以下六个方面的指标。　　表1　1913年俄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3〕　　数据清楚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每项指标都居末位。　　然而，在俄国现代化道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障碍物--野蛮、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它集中体现了反动的地主农奴主专政，使俄国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工业化发展要求更大国内市场和更多劳动力，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工役制仍要求农民为地主无偿劳动，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主富农采用高利贷手段剥削农民，农民一贫如洗，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国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以至在20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32岁；〔4 〕由于缺乏受教育条件，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5 〕无法为工业革命提供更熟练的技术队伍；为了维护反动专制，沙皇政府限制地方自治机构权力，取缔部分选举权，扼杀一切进步读物，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专制政府种种倒行逆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尖锐矛盾，迟早会引发一场大的风暴。　　2、俄国国内外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十月革命爆发的直接因素。　　20世纪初的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其矛盾尖锐化达到空前的程度。　　阶级矛盾。广大倍受压榨的农民和地主之间、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农村经常发生夺取地主土地、粮食和饲料的农民骚动。根据最近俄统计资料，1907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达197次，1914 年发生1046次。工人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并且从经济罢工发展到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罢工。1910年经济罢工有214次，政治罢工8次，1914年经济罢工迅速上升到1370次，政治罢工达1034次，〔6 〕参加者近十万之众。　　民族矛盾。沙皇政府对待占人口57%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一是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压制少数民族的发展，二是挑动民族纠纷，防止各民族在反抗沙俄统治中团结起来。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芬兰和南高加索地区不断爆发反对沙俄专制的民族斗争，俄国成了众所周知的“各民族监狱”。　　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日益成为外国资本输出场所，外资控制了矿山、铁路、机器制造、银行等重要经济部门，操纵了财政金融部门。在1913年仅偿付外债就达4. 424亿卢布，占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13.7%，〔7 〕俄日益沦为外国资本的原料输出地。继克里米亚战败后，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再遭惨败，俄帝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深刻的社会矛盾激起俄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抗。作为其阶级利益的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成立的各类政党，他们或要求君主立宪，或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法治，迫使沙皇政府变革。除此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1898年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领导下其矛头直指专制政府，直接提出了推翻沙皇专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沙皇政府摇摇欲坠的“上层”已无法继续照原样统治下去。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促使革命爆发的导火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严重失利，俄伤亡和被俘人数达350万之多， 且丧失大片在经济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领土。沙皇的穷兵黩武政策，造成国内经济几近崩溃，军事失利加上经济状况恶化把人民逼上了绝境。仅1916年全国参加罢工者达100万之多，“下层”人民也不愿意照原样生活下去。 革命一触即发。德·阿宁在《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一书中写道：“在革命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感觉到充满大革命的气氛，随时都有发生动乱的可能，然而，这种感觉却不是从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那里显露出来的，而是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右派那里，特别是从保安局的报告中显示出来的……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罗将柯这样一些著名的杜马领袖在革命前夕的讲话中就已提出了警告：国家很快就会发生动乱，必将陷入深渊。”〔8〕　　总之，俄国现代化进程要求冲决以沙皇专制为代表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和旧生产关系，而俄国国内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是这种冲突的具体体现。这就证明那种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少数人搞的阴谋”的论调何等荒谬。至于俄将发生何种变革，是革命、是改良、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再作进一步分析。　　3、能否走斯托雷平的“绿色革命”道路？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虽也承认俄国变革不可避免，但认为当时还存在另一种“绿色革命”的形势，即通过资本主义农场的改良发展道路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走上文明发展之路，然而这个过程却被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破坏了。〔9〕　　“绿色革命”指的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时任沙皇总理大臣的斯托雷平，面对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以破坏俄国传统村社加速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过去的苏联历史著作中，把这些措施一味称之为“反动的”当然过于片面。其改革由于建立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田庄，由于部分农民离开村社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移民政策也有利于西伯利亚的开发。然而斯托雷平的改革整个来说是不成功的：改革目的是维护沙皇专制制度，造就一批忠于沙皇的农场主，其政策必然不敢根本触动沙皇专制的基础--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苦农民在重分土地中遭到极大剥夺。年，农民反抗次数逐年增加，达到一年上千起，就是对斯托雷平的回答。改革指导思想也是形而上学的，把农庄和田庄这种私人土地所有制理想化，似乎非此就不能发展农业生产，甚至不顾区域、气候条件不同强行推广一种生产模式。在整个改革期间， 从村社退出的农户在1909 年达到高潮--579,400户，此后退出的农户数字直线下降。到1916年1 月， 总共才约300万农户退出村社，不及农户总数的1／3， 划出的份地也仅占村社土地面积的22%，〔10〕实际上在革命爆发前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经停滞。可见那种认为如果不是“红色革命”，“绿色革命”也会发展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4、能否停留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阶段？　　近年来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也承认斯托雷平的改良道路行不通，革命不可避免。但如同前苏联总统顾问雅柯夫列夫所说，“如果停留在拥有自由的二月革命，而不将国家推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是否更理智些？”〔11〕当然，他或许不了解历史研究的一条基本准则：只能就已发生的事研究历史，而不能“设想”历史会怎样发生。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1917年2月（俄历）， 在汹涌澎湃的俄国各阶层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浪潮中，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政治大赦，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消民族限制，这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措施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关键是他们能否真正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并能够解决俄国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诸问题呢？　　最初在临时政府居领导地位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12〕4月18日， 临时政府给各盟国发出照会，向他们保证：“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并继续命令前线的军队投入战斗，这就根本违背了早已厌倦战争的俄罗斯人民意愿；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通令采取一切措施直至“调动军队”镇压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动；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监督的要求则置之不理；竭力阻挠实现被压迫民族自治的最起码要求……临时政府的这些行动是由其本性所决定：俄国大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总理李沃夫公爵曾任沙皇治下的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经沙皇批准可参与对前线供应，依靠军事订货大发横财。他们并不想根本改变沙皇的内外政策，“顶多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在不到半年内就经历了4月、6月和7月三次危机， 受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这个临时政府，又何以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下去？　　7 月危机后政权转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手中，〔13〕他们为何又最终失败？首先是思想的局限，认为俄国目前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因而“执政党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首先是立宪民主党”。在行动上处处表现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妥协、退让乃至共同勾结。他们不惜背叛革命，入阁大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以助其渡过危机，执政后又请回了退出内阁的立宪党人。在前线恢复死刑，在后方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查封报纸，逮捕夺取土地的农民，关闭工厂和实行同盟歇业……使民主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第二，他们同样也不能解决俄国社会的迫切问题：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继续帝国主义战争，使经济面临崩溃，饥饿笼罩全国。农民起义和工人大规模罢工浪潮席卷全俄大地，连其自己人也咒骂他们“没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和实行全国渴望的改革；由于这种延续，便使得他们无法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14〕第三，从本质上讲出于俄国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发展的不成熟，因而只有依附大资产阶级，他们“既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又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15〕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群众，群众也最终抛弃了他们。剧变后的俄权威史学机构也指出， 如果说在1917年7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得票率达70%， 在9月的选举中则下降到18%，“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工业中心”。〔16〕怎么“设想”他们能继续资产阶级二月革命？　　5、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　　20世纪初期，俄国大约有50多个党派，其中较大和有影响的党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17〕我们已经分析了前三个党派失利的原因，自然，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重任只能落在布尔什维克党身上。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1 ）有以列宁为首的党的领导。新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分子组成，俄国无产阶级由于其所受的残酷压迫而最富革命性，“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18〕和动摇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并能抓住历史机遇，要求革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如工厂社会化，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使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党为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的策略，确立了工农联盟的政策和从争取革命和平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方针，规划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形式。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2）解决了俄国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俄官兵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宣布俄国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芬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的独立，为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使得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凯歌行进”。3 ）能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与俄国实践结合，并吸收了人类最先进思想和最优秀的科学成就。当时俄国许多革命者曾流亡国外，能详尽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它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了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运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列宁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而是大胆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当年和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激烈争辩而且时至今日史学界仍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列宁的主要思想是：十月革命并不意味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要解决的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由于俄国所处特殊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它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社会主义一些最初步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在于此。〔19〕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回顾这段历史，列宁作了经典性总结：“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20〕“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 ）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2 ）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 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21〕这就是说，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可以而且应当毫不拖延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革命需要解决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而这个工作则是长期的。这就是关于落后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意义。列宁的思想既和那些认为“俄国只能搞资产阶级革命”的右倾思想划清界线，又和认为“俄国当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划清界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些先进理论武装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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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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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尹　彦 　　俄国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布尔什维克的党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过了半年，苏维埃内的多党制宣告结束，一九二二年底，俄国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这两项重大决策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是弊是利？是祸是福？值得反思。 　　 　　一、解散民选立宪会议意味着什么？ 　　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是各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事。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所以，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将召开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党纲。明确提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是这件事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后，才有了希望。日，临时政府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拖延了选举的准备工作，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定于9月17日（30日）召开。8月上旬临时政府决定将选举推迟至11月12日（25日）。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以时间急促为理由的拖延。十月革命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给农民、尽快召开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这三项名义下发动和成功的。列宁多次说：“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并说：“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所以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即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对于这次选举，列宁是肯定的：“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种选举制是最完善的选举制。”这说明列宁对立宪会议的选举制是肯定和满意的。 　　日―14日（25―27日），首都彼得格勒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6号公布了最后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得票42.4万张，6个席位；立宪民主党得票24.7万张，4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得票15.2万张，2个席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1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得票最多。美联社记者问列宁对选举结果有何看法时，列宁说：“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并认为立宪会议定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措施的。“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在答复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时说：“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首都这个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后来加上其他农业地区，情况就不同了，立宪会议选举共得445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党得1060万张，占23.82%，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共得2630万张，占59.10%。列宁在《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分析了总共79个选区中54个选区的投票结果。54个选区在1917年11月份投票的总数是36,262,560张票（下面数字相加为3.622万张票），以下四类党派合起来计算结果是： 　　布尔什维克党　　　　　902万张，占24.90% 　　社会革命党　　　　　　2090万张，占57.71% 　　孟什维克党　　　　　　170万张，占4.69% 　　立宪民主党及其它 　　地主资产阶级政党　　　460万张，占12.70% 　　合计　　　　　　　　　3622万张，占100% 　　这些数字说明布尔什维克只得到近25%的选票。不过列宁分析了各地区的选举结果后说，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在纯农业区，代表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占优势，他们得了62―77%的选票。“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票占45%，社会革命党人得16%；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得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的选票。布尔什维克比后者多一倍多，列宁说这叫“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占压倒优势”。此其一。其二，“我们在全部军队里得到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188.5万张选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79.1万张选票）。但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远的各方面军中，布尔什维克得到压倒多数的选票，“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100万张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42万张选票。” 　　由于总的投票使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少数党。自然其它党必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即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刚得到的政权，岂能拱手让人？对于这一点，列宁在日（27日）作了回答：“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最早版本。布尔什维克党预定于日召开立宪会议，但到会代表不足半数，立宪会议不能如期举行。不过这一天，一些人民自由党人进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遭到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逮捕反革命内战首领”的法令，逮捕了一些人民自由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民自由党事实上被取缔。同时决定立宪会议延至日开幕。12月23日政府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以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他们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性质法令。布尔什维克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也退出了会议。第二天――1月6日（19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自然引起其它党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人民的少数代表，赶走了人民的多数代表”，而且是“用射击驱赶的”。 　　对于上述行动，列宁用1903年普列汉诺夫的话作了解释：“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革命胜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么一天，我们党会反对普选权，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据此接着列宁说：“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不好的议会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因此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苏维埃选举中获胜，自然也就给予以解散。 　　列宁还说：“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党纲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但苏维埃共和国则是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且是能否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革命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其实，革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也有逆潮流的、超前的、性急人的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超理智、极大破坏生产力、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这种“革命利益”是否也要“高于一切”呢？列宁没有说。 　　这些不过是表面上的道理。其背后的硬道理一如列宁上面所言：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大胜。因为军队投票赞成积极拥护和平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分别获得61%、67%、57.5%的选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卫戍部队，即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分别获得79.2%、79.5%的选票。易言之：枪杆子对于解散立宪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二、从多党制到一党政府，再到一党制 　　一党政府不等于一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虽然是多党制中的一种，但并不等于多党制。多党制即代表不同阶级、不同主张，以一两个大党为中心的多党并立的体制。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就经历了多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一党政府，最终走向一党制的。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说：“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可见列宁是肯定当时的多党与多党竞争和各党自由竞争、自由协议的。 　　比起封建君主专制下的朝廷集议，最后由君王“兼听独断”，多党制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各阶级、各阶层有了自己的政党，有了参与政治的组织条件，通过政党竞争表达各自的意愿。最后则完全取决于多数选民的选票。这比起封建朝廷内的帝党、后党、太子党、宦党、朋党与拥兵自重的大臣、军阀暗中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刀光斧影、凭借军队、流血政变，不知要先进多少倍。十九、二十世纪的民主共和国无一例外都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说明不仅社会是多党的，也说明无产阶级也不是一党的。十九和二十世纪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工人政党就说明这一点。月间，列宁在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中就谈到英国“所有的工人政党”――一是工党、二是独立工党、三是英国社会党、四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有许多独立工会。而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也还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党派。列宁认为与孟什维克相类似的各集团还有人民社会党人、统一派、合作社派，以及参加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这已经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多党”了。到了今天，比如印度的共产党就分成三个：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这应该是当代共产党的多党制。二月革命后，苏俄也经过多党制。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由15人组成执委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领导人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及另一位孟什维克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委会，内中又有两名布尔什维克。这岂不就是苏维埃之内的多党制？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设想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前，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纲，但是压根儿也没有设想到一党制。相反日（19日），列宁的《革命的任务》一文还设想了这样一种多党制：即前面所引证的“五保”：“⑴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⑵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⑶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⑷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⑸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分为五点为笔者加）这岂不就是一种和平的理想的苏维埃的多党制？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再加上布尔什维克获得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过半数的选票，自然更有权组织政府，由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愤然退出大会，拒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府，左派社会党人也犹豫了三个月。所以这才有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尽管如此，列宁草拟了许多法案，仍然是肯定多党制的。在日（12月4日），列宁又说：“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当政权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党的手里时，发生了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进行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这说明在“一党政府”早期，列宁还是肯定多党制的。左派社会党人后来参加了政府，但为时不长，只有三个月就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1918年春夏，因强力推行“余粮征集制”与签订屈辱的布勒斯特和约，引发内战爆发，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孟什维克与俄国军队、外国武装干涉力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斗争，招致日整个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被查封。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刺杀德国大使挑起武装叛乱，也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遭禁。这样1918年7月苏维埃内多党制政体实际宣告结束。 　　1918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宣布：苏维埃政权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其实此时的民主、法制正陷入混乱无序中。不过同年10月，孟什维克在承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以及左派与中派社会革命党明确放弃武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任何尝试后，又允许这两个党活动，出版自己的报纸，参加竞选。而到了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所有反对党派及部分军队都参加了。政府此时甚至失去工人阶级剩下最后的那部分人的支持。党面临可能丢掉国家政权的危险，胜过国内战争时的危险，此时不得不：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二，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第三，加紧对其它政党的控制与镇压。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与组织工人骚动，要求取消共产党专政，要求国家政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所以全国展开了逮捕这些党的党员的行动。列宁在日的《论粮食税》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尤其是最早主张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孟什维克。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这才使政权巩固下来。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1922年5月列宁建议在刑法典中“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1922年春，季诺维也夫在十一大作报告，宣布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合法的政党”，有必要“不给我们敌人的政治自由”，1922年俄共十一大把它变成决议。同年十二大代表会议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日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1922年底完成数十万人的驱逐，驱逐与逃亡国外者达二百多万人，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 　　1945年斯大林曾对罗斯福、丘吉尔说：“经验证明，只有一个党才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应该是至理名言。一个党，一呼亿应，亿众一心，对于御敌，对于建设，少了许多牵制，去掉无数麻烦，能迅速集中全国的力量作出令世界震惊的成绩。但是它的弊病也已令世界怵目惊心。沙皇时代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党派在选举中竞争，“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会少得多。”列宁十月革命后说的“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是对选择政党来说的，自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罢免权的另一面是选择权。没有罢免权，没有选择权，没有多党，就等于缺少了异体监督、民意监督、舆论监督……依靠一个党自体的监督，其自我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再加上没有法律的约束（1906年列宁就说过：“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依靠法律的政权。”），剩下的约束力、影响政权力的因素还有哪些呢？最高领导人的失控是否是必然的？这正是需要用力去思索的历史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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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决不会”的思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也曾说过、并重复、警告过：俄国并未作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告别了自己过去的构想，急急匆匆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日（17日）说：“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责成政府“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过这里要补充，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右派、中派等当时是退出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岂能说是“一致”？列宁不仅宣布“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且宣布“我们能够促进革命，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定会完全帮助我们。”事后来看，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的支援上，应该说是一种失误，同时农奴制残余的恶势力有待铲除，土地革命尚待解决，农民的忍饥挨饿，极为贫困，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一如汪洋大海，他们还很难说什么“社会主义”愿望。1917年，在俄国的工人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占总人口不过2%，连贫农、城市半无产者算上，也不过10%左右，何况他们也分左、中、右，依靠他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未免单薄。况且，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军工厂工人反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不亚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就曾力主成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得参加政府。后来又通过“全国政权应归立宪会议”的决议，起码这说明党还有脱离本阶级的可能。再按照党员数量来看，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不足二万人（一说2500人），1917年4月七大会议时发展到8万，8月初发展到24万。当时孟什维克党的党员是19.3万，而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已达100万。所以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国内最大的党。但是这个党分裂为几派，不团结不统一，因而还不能称之为最有力量的党。作为民粹派的卓越继承者，社会革命党极大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农民，而且1917年大城市的杜马选举证明，在大城市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立宪会议的选举，社会革命党得到近58%的选票，超过布尔什维克132%。这半数以上人民的意愿是不能忽而不视的，不能跨越的。 　　同时，仅仅以从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卷中，略选几则注释，说明民心趋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程度： 　　1．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1090名，绝大多数属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人，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864页） 　　2．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各省及军队选出农民代表1115名，社会革命党人537名，孟什维克94名，布尔什维克9名，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14名倾布），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863页） 　　3．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日至25日（11月24―12月8日）于彼得格勒举行。省、县、各方面军、集团军、师、农民委员会代表330名，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关于政权问题，通过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决议，以及平均使用土地权的决议。（896、897页） 　　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重新进行了表决。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大会。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执委会，其中108人（布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81人、其它7人）被选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列宁曾经只字未动地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但是，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布尔什维克党支部、党员远远不如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发展的和平时期召开的近500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是根本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参加单位仅出席了37次省及县代表大会。如果考虑到俄国农民居于大多数，多听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考虑他们赞成什么，拥护什么，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保留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也许会少犯许多错误。列宁自然清楚这一点，但他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如果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联盟的前提是必须同意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即组织贫农委员会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随即退出了政府，以示抗议。内战爆发，外敌入侵。农民为了捍卫刚得到的土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打退了白军与外敌入侵。但是，以下种种又将农民推向了对立面：坚决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粮食专政，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列宁说有时是征收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粮食），严禁私人贸易，取缔私商、关闭市场；不仅把大企业、而且也把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实行最严格的分配原料及产品制度；对一切阶级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统一管理和协调各有关经济部门。这固然有利于战胜军事与政治上的敌人，但卡死了贸易流通，扼制了农民（尤其是善于经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居民供应恶化，投机蔓延。生产力大幅度下降：1920年，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谷物总产量却减少一半，单产减少1/3，棉花产量仅为战前6%，工业品产量相当于1913年的1/7，大工业为1/8，生铁为1/22，日用品极端匮乏。经济危机迅速转变为政治危机，1920年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普遍爆发农民起义，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部、伏尔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一些城市发生工人骚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数千工人罢工，并号召红军战士参加他们的示威，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出现骚动。更典型的是日喀琅施塔得的军队叛乱。这个曾被誉为“红色水兵”“红色喀琅施塔得人”“革命的主力”（十月革命时，除了二万赤卫队之外的主力），竟然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而且他们是以捍卫十月革命原则的名义，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为理由，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这对极左的理论与政策是极大的刺激，使之反省。叛乱虽然被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极其残酷的迅速平息下去，却同样迅速的催生了“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起义、叛乱，使列宁认识到“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承认在四年间犯了很大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在农业方面要指靠‘中农’”，最后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看法根本改变如果限于经济方面，恐怕就缩小了它的意义。新经济政策只涉及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还不可能同时出台，但列宁还是设想到了改革党内的政治体制。局势及党自身的利益使他还不能去彻底考虑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之，列宁还没来得及走完这一步，便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说：“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切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一个阶级。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的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列宁时期的党代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最多不过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还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就算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也丧失了阶级性。其它就是贫农了，总起来也不过占人口30%。而贫农并不是一个先进的代表社会未来的阶级。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代表农民包括贫农阶级的利益。果然，奇迹出现了：小农的“自发势力”，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竟然神奇般地拯救了俄国，使它走出了死路。从饥馑、饿殍遍地、经济崩溃中解脱出来。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想越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行的，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年代末期的农业集体化，又一次越过人民，使苏联又一次长期处于经济匮乏之中。那么，苏联解体以前的党，又是代表哪个阶级呢？这是值得细加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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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何　方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党史》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也有几十次。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竟在十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分成了十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见到的，更是许多人的怅然和沮丧情绪。据说有些领导同志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我虽然只直接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但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条件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现在就根据新的认识对十月革命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同志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提到他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苏联过去的影片。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 　　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所以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于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前者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风雨飘摇、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到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他又在1922年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金雁教授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还介绍了曾是支持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其实是一件冤案。两万六千名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复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就这样，列宁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后来斯大林规定，十月革命不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必须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 　　四，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在经济上，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到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的）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四千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虽然落后，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地位已名列世界第五，现在恐怕掉到第十几位了，主要还是靠地大物博资源多。 　　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个，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五，有没有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修大论战中，我们一再强调“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也就是所有国家必然和必须要走的共同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简单归纳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反对和批判的是赫鲁晓夫“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普世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上引米高扬的讲话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形势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不必经过严重的流血而取得了政权”。第二，二战后产生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苏联在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强加的成分。如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至今仍认为是被占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索赔问题。二是在战后那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些国家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是正确的）胜利后立即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胜利的。第三，恩格斯在百年前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很难用暴动和巷战夺取政权。今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起码是很难界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哪还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灭，更谈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以上所说，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反倒比我们当年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党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何尝不是更接近“三和”“两全”？而且我们现在坚持的专政，也不是以前解释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一些至今仍大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无非是表明他们留恋过去和阻碍历史发展的愿望罢了。 　　六，十月革命与中国。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除此以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共不但以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为建党目标，还受封建专制和游民传统的严重影响，使中国党在自己杀自己人的“肃反”（如打“AB”团）等问题上还走在了苏共的前头。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上，从1955年总量占世界比重4.7%降到1980年的2.5%。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使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总的看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二十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辩证地重新认识，不但应该得到允许，而且还迫切需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我以为我们如果也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在我党领导下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那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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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罩”下：１９２０――３０年代的苏联金　雁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注1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注2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它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注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图书出版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注4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苏共中央当时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的建议，但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想到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注5。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注6从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注7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学者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注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的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肌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 　　注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230页。 　　注2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页、第43卷30页。 　　注3 С?В?Тютюкин，меньшевик 　　страницы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523 　　注4 《自由思想》1992年第1期。 　　注5指俄国历史上叶卡特琳娜女皇外出视察，宠臣波将金在女皇路经之地搞的粉饰天平的假村庄，俄国人讥称“波将金村庄”。 　　注6 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339页。 　　注7 罗?伊?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896页。 　　注8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局1980年，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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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金　雁 　　一、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史学观的确立 　　 　　从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既要为自己的领袖地位提供历史根据，也需要反驳流亡在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斯大林组建了几套班子，但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所预想的效果。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史学领域是个统一体，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扭转史学界“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传统，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阵地。为此，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写出令人放心的历史。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坚持党性原则”的史家。 　　首先是《真理报》上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而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注1。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苏共中央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性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在一切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的“伪善说法”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抵制那种认为“历史应当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傲慢想法。应当明白：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注2 　　这个时期，联共（布）中央除了谴责“资产阶级史学”，还批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作品中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 　　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个政治侨民党，包括列宁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长期流亡国外，几个国内的中委又多在偏远的流放地。施略普尼科夫是沙皇垮台前在俄国政治中心坚持斗争、并参与了二月革命的唯一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时他作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也是该党很少几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1923年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写的《1917年》一书，反响很大。但是此时这本书被指责为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史料――《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施略普尼科夫对这种指责很气愤，回应说：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史料”？你们有吗？注3 　　今天人们都知道《俄国晨报》是孟什维克报纸，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大派。与主要在国外流亡者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的活动主要在国内，尤其在大城市的工会中影响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沙皇倒台后发展迅速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全俄铁总），乃至二月革命后早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由孟什维克控制。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声音主要也是通过《晨报》这类孟什维克出版物发出的。施略普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会活动家并不认同孟什维克的派别立场，并且在与孟什维克争夺对工人影响力方面贡献巨大。但是不仅在反对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乃至比较激进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是盟友，就是在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布、社、孟这三个当时社会上习称的“社会主义党派”与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的对立也常常是主要的政治分野。建立排斥后者而包括前三者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曾经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也赞同的口号。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才被镇压并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施略普尼科夫在讨论二月革命时引用《晨报》是很自然的。慢说该报并非“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传媒，引用其资料也不等于认同其观点。然而奉命批判者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书引用了《晨报》，而且“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还“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这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注4这就足以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书进行封杀了。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新史学”。在它看来，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 　　 　　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谈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国际共运中派别斗争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这样“左”的观点无论如何扯不上“资产阶级的”，当时的尺度下完全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文中讲的事实本来平淡无奇：作为马恩的嫡传弟子考茨基当时在第二国际各党中享有极高的理论权威，作为“中派”领袖他又是左右都要争取的人望，今天打开那一时期的文献，列宁对考茨基的尊敬和盛褒比比皆是。即便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问题上最终决裂后，他也仍然承认考茨基在许多问题（如土地－农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因此本着学术争鸣原则，发表斯卢茨基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不是很出格的现象。 　　但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导火线，令斯大林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谁都可以对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历史指手画脚了吗？因此，斯大林需要借斯卢茨基杀一儆百。1931年10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指责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讲坛”，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给反革命开辟论坛。斯大林以“政治正确”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评头论足，骂他是“啃档案的老鼠”。斯大林宣称：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白俄文人使用的档案史料还少吗？斯大林质问道：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注5尽管谁都知道恰恰是档案中埋藏着大量与公开“宣言”有异的“行动”，但在斯大林这只“猫”的盛怒之下，史学界“啃档案的老鼠”们销声匿迹，人们只能把社论当“行动”了！ 　　然而斯大林借这件事决不仅仅是要刹住历史学家“啃档案”的风气，他还要借此开展一场大清洗。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当时“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整肃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整顿，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进行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把他们说成“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予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注6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注7 　　这场运动过后史学界元气大伤，尤其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把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要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在党中央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词，不允许有个人风格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犯错误”，“可别出什么事”。注8“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从此统治了历史研究。 　　 　　三、搬倒波克洛夫斯基及其“学派”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受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波克罗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权威，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而且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部门，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