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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农民调查》---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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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45 发布在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作者：陈桂棣 春 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总理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总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章 殉道&&&&1 骚动的路营村　　丁作明已经死了，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辞：“你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鸵鸟那样撅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致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账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账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账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账。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颍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沙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一九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账，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账。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账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账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再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账，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账，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再也沉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营村以及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的村民们，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账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账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正厮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　　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嫉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善人，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实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浇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账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煞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哪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做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为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账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账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需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赃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象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账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你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伤了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你，我的裁决已经下了，你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你下了这样的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信不？”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你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之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先后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听到彭志中“加加温”的指令，知道是要给丁作明一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总之，要让被处理者招供认账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后，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感到了一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进军手拎一根桑树棍进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进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进军一听指着丁作明厉声喝道：“在这里嘴硬没你好果子吃！”说着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依然执意不从。　　王进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腰上连遭猛击，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进军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抡着手里的桑树棍。此时的王进军，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进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但他仍然不罢休，抬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进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他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到了地上。王进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你他妈的孬种，干吗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索性找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2 案惊中央　　当清账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毒手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员发泄着愤懑：“你们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进派出所，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着也不喊声“疼”，一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账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芳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账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芳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藩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拥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他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的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致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做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　　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在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娄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者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做“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个什么样子？　　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看到了“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做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有人在搞欺骗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竿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2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辨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进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进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一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人们的想象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见闻，感情竟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甩着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一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就被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感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那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取消、暂缓执行、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项目总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一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进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做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撤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2001年早春二月，我们走进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一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着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一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而且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致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编辑：油菜花开的时节 续：《中国农民调查》第二章 恶人治村《中国农民调查》第四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中国农民调查》第六章 寻找出路《中国农民调查》第七章：天降大任《中国农民调查》第八章：破题《中国农民调查》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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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不忍卒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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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一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到国旗周围，集体下跪！中国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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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59 &&
这本书,我看过的,不错.对了,楼主,你不会是我以前的同事吧,就是搞CTI公司的.名字跟你一个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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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3 &&
问好 路过0朋友---是同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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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向你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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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触禁区 耗时三年只为赚眼泪？　　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　　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陈桂棣说。　　两个作家的震惊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1993年农历大年三十。　　陈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遇到了一名亲戚，“这天人们都回家过年了，可他还拉了一架子车白菜去卖。年三十几乎没人买东西，这车白菜最后只卖了5块钱。用这5块钱，他们一家人买了点肉，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这个年。”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写一部农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国农民调查》完成，这个念头已经整整10年了。”　　1995年，陈桂棣采访淮河污染问题时，在沿河4个省所到之处“满眼都是农民”，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状况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的源头，受益应该最多的农村，依然如此贫困。　　5年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坚定了他想写一部农村题材作品的决心。这年3月1日，妻子吴春桃(笔名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他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盘”，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顾，一般都可以安全生产。但住院要3000块钱，这个农民家庭凑不够这笔钱。他们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100到200元。生产当天，产妇不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惧。”春桃说，她11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伤离开人世，由母亲到城里顶父亲的工作，她才来到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她生产的时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间所说的“产前风”。“如果没有11岁的那次命运偶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话，我的命运肯定和那个农村产妇一样。”　　一天后，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这一天还有两件事让陈桂棣夫妇记忆深刻：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写，还是不写？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2000年国庆，陈桂棣和春桃把半岁的儿子托付给老邻居照看，正式开始采访。　　“原定计划是采访一年，写作一年，结果整整花了3年时间。”　　采访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传。但随着采访越来越深入，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陈桂棣说，在土地改革、大包干和税费改革这三次农村三大改革中，有两次都是安徽农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却给外界留下了灾民、小保姆、农民工的形象，他们最初想用笔把安徽的形象改正过来，当时安徽是全国第一个搞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税费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点。　　税费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农民负担写到位，读者才能知道这项改革的分量。”　　2001年3月，经过半年的采访，陈桂棣和春桃已经跑遍了安徽和临近省份的50多个县市的农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内参上才能写的，能公开写出来吗？”　　这半年采访的内容，成为《中国农民调查》里第一部分的素材，陈桂棣和春桃写完这一部分后，在文章里发问道：“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源源不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了解清楚，就要找专家。”陈桂棣来到了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采访过三农专家温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大批专家后，陈桂棣认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究竟是为什么”。　　“税费改革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中国农业应该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却发觉手中的笔难以落下。“这些，能写吗？这是内参也不能写的东西。”　　三个涉农大案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　　陈桂棣和春桃最后决定，这篇文章不仅要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来写。　　文章开篇讲了3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　　这几个个案也是文章里修改次数最多的地方，“每个都修改了三四遍，从头到尾都要有证据。”“写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把30多万字的人民大学的刑法讲义‘啃’了一遍。”陈桂棣和春桃说。　　讲述完毕农民个体的命运，文章转入理性思考和对策分析，各级官员的名字相继出现。　　这部分一开始，就讲内幕：安徽省老干部陆子修在一次全省减负汇报会上，对几个地市的书记点名“开刀”，会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夸赞陆讲得好，陆子修却“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1998年，朱啊基到南陵县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南陵县和芜湖市领导联手造假，连续4天4夜突击调运1000多吨粮食运到峨岭粮站，最终不仅玷污了总理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亵渎了他对9亿农民的关爱之情，还给总理决策提供了虚假、错误的信息。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有价值。”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陈桂棣和春桃要打几个电话，实地跑三四趟，“文章里每一件事情都有证据。”　　“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人。――日《南方周末》　　《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安徽当地一家报纸把该书带来的反响总结为“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国家一级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在《当代》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很早前，他们的作品就被人总结出4个特点：敢啃硬骨头，真实，准确，激情有力。　　1995年，陈桂棣用108天时间走访了淮河沿岸48座城市，第二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淮河的警告》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及触目惊心的污染数字，并且对污染原因、对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　　《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响，《当代》杂志在合肥市一周内全部脱销。省农业厅领导专门派人到合肥市作协买书，却空手而回。安徽省内的3家报纸总共用了6个整版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地电视台先后制作了3期节目，“最近，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了这本书没有。有一次，会议中间还专门留了一段时间，给与会者用来讨论这部作品。”安徽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合肥市一名副书记书只看了一半就激动难奈，给陈桂棣打电话：“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的血是热的，我这个从政的，血也不是凉的。”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调查》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南方周末》2003年特刊，向他们夫妻“特别致敬”。　　对话　　“我们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勇气　　记者：看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和以往的报告文学很不一样。　　陈桂棣：确实如此。有人看完了说我们“不务正业”――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被我们两个作家给做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农业专家谈农业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掉了，而知识分子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少把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研究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向我征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按这个方案，只能研究出误区，投多少钱都没用。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吸进去，不管什么钱，都会被挪用。有人说我们用文学的语言写了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　　记者：由作家来写“三农”问题，一定很困难吧？　　春桃：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应该有“平民意识，历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来写，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党的农业政策。《中国农民调查》在农民负担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有6万字，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谈，讲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怎么解决农业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代曾经执行的农业政策。这对读者了解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有帮助。　　陈桂棣：大原则是确定的，但修改则非常多。我们碰到过三次困惑，写作和这次改革同步进行，两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确实很多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做了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为是否点官员的名争吵过　　记者：你们统计过被点名的官员人数吗？　　陈桂棣：我们没有准确地计算过。不过有人计算了一下，说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和安徽省5届领导的名字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其他各级官员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人吧。　　春桃：他们很多人还在任，不少还升了官。　　记者：这篇文章一旦发表，这些官员的功过是非就摆在了读者面前，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吗？　　陈桂棣：这么多领导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报告文学里，中国好像没有先例。写作的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还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写，我坚持。报告文学讲的是真实，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读者肯定会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春桃：我觉得这样写风险太大，后果难料。何况文章里的有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都写出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记者：这些朋友在文章发表后责问过你们吗？　　春桃：没有。他们没主动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陈桂棣：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听说我把他说的话写进了文章，还写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认曾经见过我们，对别人说从来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我的上帝！我听到脑子都炸了，这些人都是省级干部！后来过了几周，他看了文章，态度又转了180度，再有人问他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他回答别人，‘就是我说的嘛，除了我，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听到他这么说，我才放下心。　　目前没有压力，在正常工作　　记者：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你们有没有应对的计划。　　陈桂棣：当时我想，如果安徽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找个工作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到现在，并没有压力，我们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们更担心小孩，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农民常常不敢说话　　记者：你们采访这些官员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　　陈桂棣：有时主动提出采访要求，有时通过私人关系，有时候完全是靠运气。有一次到北京采访农业部的一个官员，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记者：是不是采访农民的时候更容易些？　　陈桂棣：我和春桃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对农民充满深情。但是农民常常不敢说话，为了让他们信任我们，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勺，一个屋檐下睡觉。农民还非常敏感，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们。　　下一部书写治淮功过　　记者：很多人看你们这部作品都流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陈桂棣：我接到过一个电话。一名音乐教授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哽咽，问王营村的农民最后有没有赢，没有赢他就不看我们的书了。我说他们赢了，他听完“啪”地就挂了电话。我想，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也许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城市人和决策者，让城市人对农村了解更多，给决策者提供依据。　　记者：你们有没有开始计划下一部作品？　　陈桂棣：下一部，我们想写淮河2000年的历史，重点是治淮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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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话。封帖前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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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案庭审纪实作者和出版社成了被告---原告：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后升任阜阳政协副主席）贴者按：这是一篇终于发出的稿子，而且是借助互联网的平台。《中国商报》记者王和岩参加了本案长达四天的庭审和７月８日的第二次证据交换。她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阜阳受审“扑朔迷离”》是迄今为止有关本案的最有影响的报道。在庭审结束后，她写出本文等待判决结果下达后发表，但日前终于得知不能见报。我本人就本案致阜阳市中级法院的公开信已经脱稿，马上也将贴在这里。多谢大家的关注。　　　　　　　　　　　　　　　　　　　　　&&&&&&&&&&&&&&&&&&&&&&&&&&&&&&&&&&&&&&&&&&&&浦志强　１２月２９日 《中国农民调查》一案庭审纪实 ―― >记者 王和岩7月20日，本报“《中国农民调查》阜阳‘受审’扑朔迷离”一文披露备受关注的安徽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及其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誉侵权案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8月24日至27日，该案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本报记者二赴阜阳进行采访。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有关于该案“将于近期判决”的说法一直时断时续，让静候判决结果的众媒体云里雾里。近日又从安徽传来有关方面正在原告张西德与被告陈桂棣、春桃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调解的消息。《中国农民调查》庭审纪实“他说你的钱又不是我收的，你问我要什么？我说命令是你下的。他骂我，我在他头上拍了两巴掌，他就叫来了公安局长。把我拉到县公安局门口，公安局长当时就打了我两个耳光。下午一点多，他们把我拉到看守所，说：他打县委书记，要严管。结果劳教我三年。”当51岁的残疾人张邵阳痛陈因计划生育“诛连政策” 被乡领导牵走了仅有的一只羊，找县委书记讨说法而被劳教三年的情形时，被告律师哭了，旁听席上的3位农民（一男两女）哭了，记者前面的一位法警，也哭了。这是8月27日记者在《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涉嫌名誉诽谤庭审现场看到的一幕。张邵阳几次提到的“他”就是本案的原告――现任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眼前这场世人瞩目的诉讼源自著名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书中第三章“漫漫上访路”，讲述了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因负担过重屡屡集体上访，以至与地方政府发生激烈冲突，酿成流血的“四?二事件”的全过程。文章在披露上访农民悲惨遭遇的同时，直斥“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农民减负政策”，“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而时任临泉县委书记的张西德，则被认为 “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即四?二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文中内容“严重失实及侮辱，诽谤、贬损原告名誉，丑化原告人格的地方，多达23处。”所以“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经过上级各级领导考核并没有错误的合格干部，决心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为临泉县委、县政府及相关机关讨回公道”。诉状中，张西德还“奉劝陈桂棣、春桃两位作者……不要为了赚钱，为了出风头，不惜编造，夸大事实，把自己的炒作，一时的声誉建立在贬损他人名誉和他人痛苦之上。”诉状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20万元。被告陈桂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愤怒地表示：“如果说我们的书有失实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写的远没有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残酷。实际上白庙镇是一百多农民八次上访，跪了四次国旗，而不是我们写的上访五次，二次跪国旗。”残疾人当庭控诉计生株连政策据书中描写，在10年前张西德主政的临泉县，白庙镇农民负担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上年纯收入的5%。以1995年为例，“高达上年农民纯收入的15.26%，超出三倍以上。”作者认定，“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农民减负政策”、“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而张西德表示，这种说法“严重失实”，很自然，农民负担问题成了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交锋的第一场重头戏。为此，在原告方一口气举出的16份书证中，既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有临泉县委下发的诸多“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紧急通知”以及多次会议记录。被告代理人浦志强律师认为，如果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规定都得到落实，国务院就没有必要三令五申。文件和会议记录，并不能证明减轻了农民负担。”庭辩的另一场重头戏是张在任期间临泉县计划生育工作。原告称陈桂棣文中所写在日到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的不少工作队员“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的对象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至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的描述“无中生有”。原告证人及证言中均表示9月1日那天去王营村“没有任何违纪、违法行为。”被告代理人反驳道，“几位证人身份不是计生委的官员就是干部，作为行动的参与者，他们无法自证其罪。根据当时的省地联合调查报告披露，在田桥乡，工作队员‘行为恶劣，侵权现象严重……’同时证实，日，到王营村的工作队员‘对于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农民，巧立名目罚款，如结婚没生育的妇女及没有结婚的男性村民等。’”至于本文开头所述的残疾人张邵阳的遭遇，正是祸起临泉县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株连行为。据他说，日，在田桥乡的计划生育突击月中，“因邻居超生，乡领导牵走了我家的羊。我又没有超生，凭啥牵我的羊？”张邵阳想不通，几次找乡领导讨说法未果。20多天后，听说张西德要走了，张邵阳就和其他村民一块去找县委书记要羊。接下来的情景就如前面张邵阳所述。劳教期间，张绍阳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凄惨的死去。农妇当庭跪诉冤屈法庭辩论最激烈的是“四二事件”中张西德与临泉地方当局的责任问题。《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漫漫上访路”对其缘起、发生乃至悲性结局有着详尽描述。据了解，从1993年11月起，白庙镇王营村农民多次到临泉县委、县政府反映镇、村两级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但直到次年3月中旬，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激化了干群关系。日晚11时，白庙派出所5名干警及治安队员来到王营村，由于几人说法彼此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被村民误以为是来抓上访代表的遭到围攻殴打，一名干警被扣，两支手枪、15发子弹失踪。书中认为，由于“临泉县委向地委谎报军情”，第二天上午，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临泉县委、政府出动大批公安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由此引发了日74名农民进京在天安门广场跪国旗鸣冤一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对于发生在10年前的“四二事件”，原被告双方和他们的证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说辞和“记忆”。原告张西德表示，解救干警的行动方案是在请示过上级后执行的，不存在书中描写的公安武警“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原告的几位证人――无论是解救干警行动的指挥着当年的县政法委书记还是公安局局长、看守所干警均矢口否认“公安打人”。而来自王营村的村民则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和切肤之痛证实原告证人在“集体撒谎”。有证人证明日那天，“看见大批警察架着机枪，带着钢盔，拖着盾牌，拿着枪，成群结队地进了村。”53岁的王永明是邵营行政村（现归王营村）“四二事件”以前的村委会委员，那天正在垒猪圈的他也被抓走了。“4月3日那天来抓人，我老头也没有上访过，也没犯啥罪，他在大门口站着，3个武警去抓他。他就大喊：‘你抓我干啥？你抓我干啥？’我听见跑了出来，看见我老头一头栽过去，就不吭气了。我到处找不到人抬他上医院。村里人都跑到河南去了。我给我河南的闺女打电话。他们回来才把我老头送到县里抢救。头一天晚上去的，第二天就走了……啊，我老头子没有病！他好好的咋就死了呢？！” 8月27日下午，法庭上王营村村民张秀英提及“四二事件”中被吓死的丈夫，情绪几度失控，大哭不已。整个法庭为之躁动，主审法官阜阳民庭副厅长钱伟光不得不数次提醒证人“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注意法庭秩序”。就在作完证的张秀英准备离开法庭之际，震撼人心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她突然扑倒在地，跪着哭诉道：“法官，你要给我伸冤啊！我的老头子啊！”伏地不起。这时坐在旁听席上的一位农村妇女也跑到证人后面，磕头喊冤，哭诉在“四二事件”中被冤死的丈夫。顿时，法庭上惊讶声、叹息声、咒骂声、抽泣声混杂在一起，久久难以平静。记者身边的一位同行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种场面显然是原告及其代理人没有想到的，为此原告代理人向审判长提出：“我们要求对于这种破坏法庭秩序的情况，审判长应该予以警告。”庭审后，前来参加旁听的王营村村民纷纷上前向记者诉说当年的冤屈。提起10多年前在白庙派出所和临泉看守所的遭遇，不善言辞的村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打。五保户王永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顺手取下嘴里一排假牙：“你看满口的牙都没有了，他们用皮鞋一脚踢上来，血直淌，一口血吐出去，四五颗牙落地。” 另一位村民则挽起裤管让记者看脚裸处至今仍依稀可辨的镣痕：“一进去8斤半的镣子就砸上了，一戴就是5天。出来时让我交36元。说是住宿费、生活费每天6元，还有6元钱的戴镣费。看守说：你让老子伺候你戴镣了。我是借钱出的号。”原上访代表为原告作证在8月26日下午的庭审中，被告律师问原告证人王俊斌：你当时上访代表王营村村民的利益吗？王：你说呢？（众人笑）法官：你正面回答。王：代表。律师：你现在是王营村的党支部书记，你还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吗？王：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法官：正面回答。王：现在我们王营村的群众，都在劳动，是受到个别人的煽动才来的。律师：你在上访时，有没有写过批评张西德的上访材料？王俊斌：那是我们县里的领导指使的。别人写的，我没写过。律师：别人写的材料，你上访时为什么要用呢？你是否同意他们的内容呢？王俊斌：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法官：正面回答。王俊斌：我内心不同意。“轰――”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这个王俊斌，就是《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漫漫上访路”开头提到的因被通缉有家难归的上访代表。当他以昔日的上访对象――张西德的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声称张西德“对我们反映问题的处理是及时的……群众和代表是在受到蒙骗的情况下，一次一次进行上访”时，记者身边几位王营村村民脸上流露出不屑。如今的王俊斌在担任王营村支书的同时，已成了村民们现在的上访对象。王俊斌是原告张西德的证人中仅有的几个农民之一，更多的是现任或原任临泉县官员。而被告陈桂棣的证人则是清一色的农民。令人玩味的是，如同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激烈对峙，分属两个阵营的证人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尽管是在庄严的法庭上，这些官员在作证时常常显得理直气壮、底气十足。8月25日下午，第一个出庭的原告证人临泉县林业局副局长、原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永忠一上法庭就掏出稿子高声念了起来。“怎么像在单位开会作报告？”记者旁边的一位旁听者不禁小声嘀咕。在法官要求脱稿作证后，韩在回答被告律师的询问曾几度语塞，原告席上的张西德忍不住小声提示。而他自己也乘机偷偷翻看手中的稿子，直至被法警收走。在此后第二个原告证人马俊作证时，原告张西德及代理人张杰同样几次以耳语、打手势提醒证人，引发被告律师的抗议，于是法庭将原本放在原告一边的证人席挪到了中间。紧随其后的是临泉县政协副主席、原县政法委书记李品政。背着手步入法庭的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把证人席摆在正中间，不妥。这不是刑事案件的审判。”作证中，李以被告律师笑他、折磨他为由多次发怒，并拒绝回答问题，致使旁听席上笑声四起，法庭秩序一度比较混乱。法官不得不一再提醒“证人，请注意你在法庭上的风度”。李还扬言“作为一个zg老gcd员和中国公民，我将拿起党纪国法的武器，维护合法权益，战斗到最后的胜利。”而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中，张西德擅自走下原告席亲自送水给昔日的部下李品政。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发出一阵惊叹。官员作证张西德“贡献最大”庭审期间，在张西德当庭散发的一份材料中自称：“勤政、廉政、爱民，并为临泉人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因此，不少证人的证言对张西德在临泉期间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而他们大多是张昔日的部下，临泉县大大小小的官员。时任临泉县副检察长王者亮：“张西德在临泉的工作业绩是很突出的，可以说是历届县委书记中对临泉贡献最大的，也是最关心群众疾苦的一位领导干部，是开拓创业型的干部。”而当时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韦刚更是表示：张西德是20年来在临泉工作最为认真、成效最为突出、对临泉贡献最大的一位县委书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官员的证言中大都提到张西德的文辞和个人风采。临泉县政协副主席、原计生委主任朱占林在法庭上表示：“张书记大会上有稿子，小会上有提纲，讲话条理性很强，不会信口开河。《当代》刊登的是不现实的，如果像那样，也不可能当县委书记。”临泉县政协常务副主席，时任临泉县分管计生的副县长刘启龙的证词说：“该同志德才兼备，在计生工作会议上，张西德基本上都是自己组织讲话内容，他脱稿讲话也是很有水平的。”另有临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彭伟、林业局局长等人也做出了类似的证明。就连为张西德作证的一位农民也说：“你们说他像个粗人，他是我们的好书记。”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在出庭和没有出庭的证人中，证言涉及到上述内容的大约有10位。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证人证言连篇累牍提及张西德的文采与个人贡献，其针对的主要是书中这样一段描写――“提到张西德，五短身材，讲话爱挥手……，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有两样。”在张西德看来，这些描写显然是带有侮辱性的，是地地道道的不实之词。“我身高一米六五，怎么说也属中等身材。我是文革前的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从政多年，虽然专业荒废了，但写字、说话是我的强项。”法庭上，张西德愤愤不平地强调。在质证时，被告方对原告证人证言的客观性提出了强烈质疑。浦志强律师在质证中反唇相讥：这些证据像读后感。这些人要么是县委书记的秘书，要么是他的部下，证言中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证人是不可以有倾向性的。所以他们并不是证实自己所看见的事实。被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人陆智敏律师认为：这是证言吗？证人大量发表主观感受、主观感情，证言所具备的客观性从何谈起？记者注意到，在原告提供给法庭的大量证据中，有一份是阜阳市政协办公室出具的。其大意是张西德在政协工作以来，精力一直很充沛，工作热情饱满。但自《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张西德自述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精力不济，影响了政协正常工作的开展，云云。对于这份证据，陆智敏律师直言：“以政府机关的名义出具这样的证据，我进行质证，心情是沉重的。这份证据证明张西德每日睡眠时间减少，那么我要问的是：办公室的人是否和张西德一天到晚在一起？”本案尚未结束8月27日晚9时许，长达四天庭审终于暂时落下帷幕。原被告双方都当庭表示拒绝调解。在此前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原告代理人重申所有诉讼主张。被告陈桂棣、春桃代理人之一雷延平律师在阐述其代理意见时强调：第一，我们认为原告应将县委张书记与张西德本人严格区分。第二，两被告作为有良知和有勇气的作家，探寻“三农”问题的出路及解决办法，为决策者提供真实下情更是他们的使命，其行为不具备违法性。第三、被告对其具体的事实陈述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我国司法解释中所谓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当其适用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诉讼时，应被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错。本案原告张西德不仅是公众人物，而且是掌握社会管理权的政府官员。官员作为特殊职业，他们在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并且对于民众的一些有出入的批评和评价应当有容忍的义务，大众对他们的关心和议论是一个democracy社会必然和正常的现象。原告的名誉权没有受到损害，被告的行为当然也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原告的名誉权决不会因为这场官司而变得崇高起来。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要想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名誉，只有靠努力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的政策，靠三个代表来树立。 被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人陆智敏律师认为：两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是不同行为，不存在共同行为。《当代》杂志社发表该作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作品中的内容与基本事实相符合，作品中也没有侮辱诽谤损害原告名誉权的内容。原告及其代理人也没有向法庭证明作品确有损害原告名誉权的内容，作品虽然对原告进行了批评和谴责，但这种批评和谴责是法律所允许的，同时也是对原告充满善意的，因此，作品的出版和发表均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中国政治和法律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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