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珲,笔名宕子,湖南邵东人氏,1972年生。业医十年,后弃医从文,师从谭邦和先生从事元明清文学之研究。常以继承“五.四”传统,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时人多非笑之。然命运多舛,学剑学书,皆无所成。一日读梁任公诗：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感慨系之,咄咄呼天,发为《屠龙歌》之狂吟,其词曰：十年深山里,练得屠龙技。一朝出山来,应教天下惊。半生秋雨江湖中,长铗挂壁日日空自作铜吼。昨夜梦陶潜,殷勤留我饮。谓我何太痴,对月起舞为我长歌归去来：“世上元无龙,何用尔营营!” 十年深山里，练得屠龙技。一朝出山来，应教天下惊。
( Mon, 1 Aug 2011 17:20:36 +0800 )
Description: 赫拉克利特云：“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管是否愿意，人类总是生活在不停的时空流变之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者说，一个名叫“不一样”的时间与空间。
今年深圳大运会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精彩”，意即大运将为深圳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我相信，对于这一点，深圳的市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将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一些感触罢。
然而，大运对我的生活却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我依旧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困了就睡觉，冲动了就***——在这个大家都渴望奇迹并正在着手创造奇迹的时代，我只能做一个平庸的人。何况，我一向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类似于一种叫“长颈鹿”的动物——据说由于脖子太长，导致它的大脑与四肢之间沟通起来有点信息滞后，所以星期一打湿了脚，星期六才能感觉得到。虽然来到这世界上已将近
年，但对我来说，时空似乎凝固了，每一天都象开天辟地的第一天一样——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去的——我似乎患上了“时空脱敏症”，完全失去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能力。
或许，“太阳底下无新事”更适合用来描述我的生存状态。我从小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快乐原则”一意孤行，做什么事都完全是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为此，我没少吃过亏，却总是秉性难移——这实在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喜欢将自己比喻成一个在沙滩上玩游戏的小孩——用沙子建造了一座想像中的城堡，然后再自己将它推倒，重新建造另一座城堡。我总是沉浸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现实的或想像中的游戏之中无法自拔。为此，我常常自我安慰——“不为无益之事，何消有涯之生？”
一切被世人视为颓废、荒诞的人与事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时常分不清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区别。《金刚经》云，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混沌，或者说“糊涂”成了我生活中的常态。我知道，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我也知道，大运来了，地铁开通了，路面变宽了，街道变漂亮了，但对于一个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如当前网络的流行语所说的那样——“神马都是浮云”。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浮士德博士最后还是喊出那句给他带来死亡与得救的“
你真美
请停一停
！”——我的时空也停滞了。
( Mon, 1 Aug 2011 09:47:29 +0800 )
Description: 一年一度的
“七夕节”（
）又快到了，今年湖南卫视关注的竟然是“裸婚”的话题，并且打算邀请现场百对裸婚情侣集体宣誓，号召“以无房有爱为荣，以有房无爱为耻；以无车有爱为荣，以有车无爱为耻；以纯洁浪漫为荣，以贪慕虚荣为耻；以责任成家为荣，以放纵无度为耻……”向爱情、婚姻物质化、功利化的现象高声宣战。
西谚云，“爱比死更坚强”，尽管当代中国社会盛行“拜金主义”，我仍然相信——为了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确实有不少坚持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者愿意选择“裸婚”。但在我，却并不看好，也不提倡“裸婚”——虽然，我自己也曾经是“裸婚”族。
我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的打拼。我的父母并非不疼爱自己的儿子，但他们把我抚养到这么大，又送我读了大学，已是很不容易了。大学毕业后，该轮到自己回报父母的时候了，哪里还敢“啃老”。反正，我结婚的时候，确实是一贫如洗——房子自然是没有，至于车子，则连想都不敢想。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应该办个婚宴，请亲戚朋友吃个饭。由于身无分文，我当时并没有通知朋友，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办了五桌酒席——就算这样，五桌酒席的钱也全是借的，而且在当天，母亲就把亲戚们送来的礼金凑在一起，将钱给还了。
我那时的工资只有
多块钱，而且父亲已经退休，除了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家里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那时，弟弟正在读书，我是家中的长子，所需的费用自然应该由我来承担。有一次父亲从我这拿走了一笔钱，家里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害得我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茄子——并非我们爱吃茄子，只是因为茄子便宜，所以我每次就买一大堆。当然，这些事情父母并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和他们说，而且他们每次要多少钱，我都会如数拿出来，从来就不会拒绝。
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的清贫，倒还是可以忍受的——至少，只要有一份工作，还不至于饿肚子。何况，简单清淡已经成了城市人所提倡的健康的饮食习惯——所以，到了现在，我的经济条件与当日相比，虽然已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饮食方面，却是逐渐地向清贫的日子回归——我越来越不想沾大鱼大肉了，更愿意简简单单地吃点青菜豆腐。其实，对于穷人来说，最难堪的却是社会的歧视。在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小县城，周围的人们不但很功利，而且很势利——“笑贫不笑娼”在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里，是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贫穷，不但意味着能力的欠缺，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过失。那些年，因贫穷而备尝的屈辱和艰辛，足以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对人生的任何苦难或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歧视，都淡然处之，不以为意。
我至今都不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使我平安地度过了那充满屈辱和艰辛的十年时光——但我知道，那绝对不是爱情的力量；而且，我并非一个坚强的人——至多，我只能算一个感觉迟钝的人。或许，我最大的力量即在于——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世界对我怎么样。贫穷和屈辱的生活会使一个人的心逐渐变得坚硬和麻木。在我，爱情也许是一件虚幻的奢侈品，而且，我并不相信爱情——虽然我很愿意相信世界上确实有爱情这种东西，但现实生活和过早的哲学训练却告诉我，爱情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圣和不可或缺。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我只能老实地回答说：“不知道！”虽然我也曾经有过为某女子失眠、痛苦和犯傻的经历，而且以后仍然还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但我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事实上，在我结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裸婚”的概念，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的问题。至少，在我就是这样的。当然，对我来说，也不是因为纯洁而崇高的爱情而选择了“裸婚”——或许，仅仅只是因为我对于生活并没有过高的要求罢。我既不以金钱为荣，也不以裸婚为耻；同样，我也既不以金钱为耻，且不以裸婚为荣。我只是个俗人，执著于世俗的生活——既不贬低物质生活，也不抬高精神生活，相反也是一样。
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里有一首诗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烟酱醋茶。”对于那些追求浪漫的人们来说，“裸婚”确实是一件浪漫十足的事儿；但是，婚后的现实却足以使婚前的浪漫黯然失色——如果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或缺乏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的能力，难免不会生出很多婚前意想不到的矛盾来，甚至最终导致婚姻的破裂；因此，在选择是否“裸婚”时，还是慎重点为好。
人呀，有时往往很纠结——尽管并不相信爱情，然而，我却仍然认为真爱是美好的。鲁迅先生说，“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一个人值得你“没命的去爱他”，确实也不枉此生了，“裸婚”一下自然无妨——但这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儿呀。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湖南卫视提出“裸婚誓言”过于理想，尤其在这个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变得如此地贫瘠的现时代，这一“八荣八耻”的誓言未必就“体现了绝大多数适婚青年们的真实心声”——当然，这或许正是该理想主义的爱情宣言的价值所在也未可知。 ( Wed, 6 Jul 2011 20:38:47 +0800 )
Description: 名人或明星被某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事儿经常见诸国内外的报端，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近日，张曼玉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据说是旨在表扬这位银幕女神
年来在演艺事业上的杰出成就。
毕竟所授予的仅仅只是荣誉博士学位，而不是博士学位――只是对被授予者的声望或成就的某种认同，而并非对其学识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授予名人或明星荣誉博士学位无可厚非。在张曼玉之前，
刘德华、成龙、曾志伟、周润发、汪明荃、
王家卫、吴宇森、李安、金庸、
张铁林、
张艺谋、姜昆等人都曾被国内外某名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在很大程度上，授予名人或明星荣誉博士学位是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社会活动。与其盲目地以各种想当然的理由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倒不如深入地分析与理解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仪式既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与符号权力
资本的交换仪式，又是一种参与仪式双方的文化与符号权力
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作为参与这一仪式的主动方，即大学，通过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一象征性、仪式性的行为，赋予了接受学位的一方某种文化与符号权力，同时确证――或者说生产与再生产――了自身的文化与符号权力。因此，对大学来说，这种仪式既是一种“神化他人（名人或明星）”的仪式，更是一种 “自我神化”的仪式。
而作为参与这一仪式的被动方，即名人或明星，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则意味着社会对其声望或成就的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生产与再生产其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与符号资本；而通过接受这一象征性、仪式性的行为，名人或明星在确认授予方的权力或权威的同时使其文化与符号资本得到了增殖。
在此意义上，大学授予名人或明星荣誉博士学位其实是一种互利共赢的“祭神仪式”，通过这一仪式，双方所拥有的文化与符号权力
资本都得到了巩固和增殖。说得更通俗一点，即双方彼此利用，各取所需，彼此为对方做了一个大广告――由此带来的权力或声望，不管对于大学还是名人或明星，都是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本。至少，这比某些人或某集团花纳税人的钱往往自己脸上贴金要高尚得多，也高明得多。
如此而已，何足怪哉！
( Tue, 7 Jun 2011 10:24:32 +0800 )
Description: 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是通过现实的人类实践而得到传承和发展的。
号称有
平方公里之大的中华大地，曾经孕育出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虽在走着下坡路，但就像大海之有潮起潮落一般，文化的低潮往往只是暂时的，未必没有向高潮涨上去的机会——因为，与以往曾经出现过的涨落一样，随着社会文化的潮流起伏的国人一方面与世界的文化潮流互相激荡，一方面也与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着不间断的对话与交流。只要这种与世界文化及自身传统的交流仍在持续，就算这种文明或文化暂时处于低谷，总会有复兴和崛起的机会。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种耗散结构，它的活力和生命即在于不间断地与“他者”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这个“他者”可以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某种异文化或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只要一种文明或文化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仍在，或没有遭到某种强大外力的毁灭性破坏，该文明或文化就不至于消亡。
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人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换言之，和不确定性的遭遇是人类的宿命——而文明或文化则是一种人类用以应对其所遭遇的不确定性的创造物。由于人类前一刻不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而前一刻有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方法到了下一刻未必仍然管用，因此，人类总是不断地调整其应对策略，同时也就总是生活在文化的生产及再生产之中。
另一方面，前人或前一刻的经验对后人或后一刻应对新的不确定性也未必没有价值——通过将前人或前一刻的经验整合进新的情境之中，旧有的文明或文化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总是在创新中得到继承与发展的。
文明或文化的流变往往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即一种不停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语境的过程。但是，它的这种适应力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外界环境的突变远远超出了其能适应的范围，将对该文明或文化产生巨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伤害。
当某种文明或文化得到持续的资源投入，并由其具有创造性的核心——人群或地域——向四周扩散时，因此而释放的巨大人类创造力和活力将结出意想不到的硕果。然而，如果某种强大的力量阻断了这一进程，投入的不足和传播的不畅亦将斲丧该文明或文化的生机，甚至导致它的消亡。
据我的观察与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已处于严重丧失生机，甚至濒临消亡的边缘。中国传统文化虽产生于农耕时代，但却未必不能通过其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逐渐适应和融入现代工业文明。遗憾的是，这一与现代工业文明磨合的进程被某种人为的力量粗暴地给中断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传统社会的基础，即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宗法制乡村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疑、倾轧和不信任，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方式以及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正常的对话与交流——被拦腰截断了。此外，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即所谓的“破四旧”令大量传统文化的载体或物化形态遭到的巨大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很多都被迫害致死，或因身心遭受巨大的伤害而丧失了创造能力——这无异于切断了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文革之后，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加快与世界的接轨与融合，同是也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政府所推行的是带着强烈的“去中国化”色彩的西式教育，传统文化至少在教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持续的资源投入。如此一来，一方面造成了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隔膜，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精华，也不能很好地消化和吸收。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在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制造了一个“东非大裂谷”，即一个巨大的文化断层，而要修补这一断层，则需要数代有良知的中国人付出持续而艰辛的努力。
文明或文化的传承需要物质性的载体，而物质生活的变迁则是所有文明或文化中变化最快速、最频繁、最活跃的部分。就拿端午节来说，在吃粽子，
，挂菖蒲、蒿草、
，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传统习俗中，有些部分已经变得与现代人——尤其是城市人——的生活不太协调了；是故，端午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需要开发新的物质载体，承担新的文化功能，并被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不能不说，湖南卫视以梦想为主题，以诗歌为核心内容的“端午赋”诗歌晚会便是国人为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融入现代文明，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有益尝试和全面探索。
此次端午晚会采用了国内罕见的
全息投影技术，以
舞美营造出的云蒸霞蔚、天马奔腾的意境，实现了诗歌与高科技效果的完美结合，给观众带来了某种不一样的震撼。
电视行业竞争如此激烈，收视率高于一切，作为纯文学的诗歌举步维艰的当下，
湖南卫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推出这台
“端午赋”诗歌晚会，所彰显的不仅仅是媒体的责任，更是湖南人为了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敢为天下先的巨大勇气。
古人云，“曲高和寡”。然而，湖南卫视却将“阳春白雪”的内容以如此先锋、时尚、唯美、绚丽的视觉形式给呈现了出来――我相信，即便是“下里巴人”，也会为其所吸引，并沉浸在它所营造的神奇意境之中罢。
在此意义上，
湖南卫视的“端午赋”诗歌晚会可以被视为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具有典范性的标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这一当代中国人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当不无借鉴意义罢。
( Wed, 1 Jun 2011 10:09:33 +0800 )
Description: 不管前面是祸是福，人们总是急匆匆地从现在奔向未来，很少有人放慢脚步，去仔细思量现在的行为将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个乌托邦，而未来便是这所有乌托邦的代称。对于神秘而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总是认为只要到了“未来”，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其实，未所表征的往往只过是我们对过去或现在的不满罢了。
因为从小受着各种宣传机器的灌输，我一直憧憬着“
年”，觉得只要一跨过“
年”这个时间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从此就会变得和天堂一样。可等到“
年”真的到来了，却又发现理想中的它却是那么地平淡无奇，没有任何新意。
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变得如此地幼稚，如此地主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像一个巫师，总认为自己的某种行为会产生某种预期的结果，或使这个世界产生某种预期的变化。有人说，“精神可以变物质”，似乎美好的愿望就像童话里的魔杖，可以无中生有地给变出你所希望的一切，可现实的结果往往却如海涅所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由于在教育系统混饭吃，时常耳闻目睹很多教师——甚至是所谓的优秀教师——的言行，发现身边的大部分教师原来是“美好的愿望可以改变一切”这种信念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一切美好的愿望往往都拥有自我合理化的魔法：
有人让学生拜孔子，读《弟子规》，不停地向小学生灌输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以为这些神圣的玩意所具有的魔法可以为学生带来一个每一位家长或每一位教师所期待的不一样的人生。在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巫术光环的笼罩下，学生一切好的变化都被看作是这一群“精神巫师”们所施展的“白色魔法”的成果，而一切不好的变化都被看成是学生不遵循魔法的指引所导致的恶果。
有人希望广大的小学生们“能读会写”，于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即电脑与网络引入了语文教学。这一群可爱的“精神巫师”们向外界宣称，他们的学生几岁时就可以写多少字的文章。但文章的好坏是由字数决定的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那些诗人们所写下的二三十个字能流传千古，而当代中国那些所谓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们却有可能一个字都流传不下去？对小学生而言，能读固然重要，会写也同样重要吗？就算“能读会写”都很重要，那么，应该读什么，写什么，怎么读，怎么写呢？遗憾的是，几乎没人提出或回答过这种问题，而这一群巫师与他们进行的实验却在媒体上成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我的儿子就曾经充当过这种教育实验的“小白鼠”——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要他分析“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并且要求我给他买王立群的《秦始皇》。另外一次，老师又要求他去购买和阅读毕淑敏的那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散文。在进行这个著名的教育实验时，很多老师都将那些像公文一样，充满了假大空的字眼和思想的文章当成范文推荐给学生——它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也是最可怕的后果便是，使儿童过早地***化。
我还看到——很多老师只要自认为自己的某种言行将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后果，就会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将之强加在学生的身上，而不管学生是否愿意或是否喜欢。既缺少对自身的反思，又缺少对学生的了解，甚至对自己所教内容也缺乏基本常识，却拥有满腔的热情与良好的愿望——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图景呀！在这些有着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称呼——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精神巫师”们的统治下，一代一代中国人满怀着对老师们的感恩度过了他们无欢的童年，走进了他们枯燥乏味、没有生命活力、缺乏创造力的成年生活。
然而，湖南卫视
“和未来有约”六一晚会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对待儿童与未来的视角。在这个着眼于当下的舞台上，没有板着脸孔的教训，也没有酸不拉叽的国学，没有一切***世界自以为是的武断和专横，有的只是
快乐、奇妙、梦幻、尖叫和感动——
“放肆玩”、“放肆叫”、“放肆爱”，这种快乐很久以来就已经远离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教育与社会语境似乎与快乐有不共戴天之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尽千般手段，万般办法去压抑和剥夺所有的人——尤其是儿童——对于快乐的追求。
古人曾倡导“寓教于乐”，并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有些人却认为，快乐令人堕落，会侵蚀和腐化人的灵魂，甚至将快乐与“庸俗、低俗、媚俗”三者划等号。其实，知识与快乐二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双伤——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贵的需要，人类也只有生活在快乐之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创造性。如法国作家贡斯当所言，
“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因此，对快乐的剥夺所剥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幸福感，更是对他或她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的剥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对儿童的快乐的剥夺无异于不但剥夺了儿童的未来，更剥夺了这个社会或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一向逢人就说，最好不要读大陆作家与大陆学者
年后写的书或文章，包括我自己的――因为这些人是在一个与快乐有仇的环境中长大的，不但在知识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其心理更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然而，我们却不可不看湖南卫视的“和未来有约”——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并追求快乐当下的快乐，而一切以牺牲当下和当下的快乐为代价的教育必将受到“未来”的惩罚，即连“未来”本身都将被牺牲掉。 ( Sun, 29 May 2011 15:53:28 +0800 )
Description: 《淮南子》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随着年岁日长，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也跟着增长；加之昔日的理想与抱负均已一个一个地破灭，一切原来以为很坚实的东西都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近年来，我很有些颓唐，时常为虚无与荒诞的感觉所缠绕而不能自拔。
裴多斐“希望”之歌云，“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
她就弃掉你。”这与我当下的心境很是相合。人到中年，身未老而心已灰，不能说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然虽明知其过于消极而不可取，却又无法强迫自己更乐观、更积极一点，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然而，在这以前，我同样也有过燃烧的青春——“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我曾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当一名数学家，并且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就在这一世故的成年人看来有点可笑、有点狂妄的理想的支撑下，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十来岁的孩子，在初中阶段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能解常微分与偏微分方程，并能读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这个孩子整天都沉浸在思考的乐趣之中，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可以连续一个月废寝忘食地去思考、推算。他用过的草稿纸有好多麻袋，他做了十来本厚厚的数学笔记，甚至还将陈景润的《初等数论》整本地抄了下来。
后来，某一天，这个孩子突然觉得数学家一张纸，一支笔的生活太枯燥——他想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他想当记者或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尝遍世上甜酸苦辣的一切滋味。当时，他已经是高二的学生，很快就要考大学了，但他对读大学却毫无兴趣——他太天真，正好那时读了叶永烈的《人才成败纵横谈》，里面所讲的全是那些自学成才的名人们的故事，他对自己说：“就算不读大学，我照样能够自学成才！”他本来就一直游离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在学习上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因此，整个高三期间，他完全是在背唐诗中度过的——这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只考了一个专科学校，并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从此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和沉沦了十年，尝遍了人世间的种种苦辛。
在参加工作十年之后，我——也就是那个孩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卖掉了家里唯一还值点钱的房子，举家迁往武汉，到华中师范大学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那时，我儿子已经
岁了，而我的妻子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在我所居住的小县城和所工作的单位，大多数人一有空闲就忙于打牌或搓麻将，而我则是一个异类。这十年来，我手不释卷地读书，无法融入同事们的圈子，同时也被他们视为不通人情世故的“怪物”而倍受排挤。说起我的考研，其实很功利——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只是想捞个***，通过读研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做出这个功利的选择，因为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三年里，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更重要的是，我在我的导师谭邦和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比知识更重要且让我终身受益的东西——即先生处事的公正与待人的真诚。
谭邦和
先生对学生非常好，他知道我卖掉房子，带着家属来武汉读研，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非常照顾我，时常安排一些能挣钱的事给我做。有一年元旦，他还硬塞给我一千元钱，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我儿子那时已到了读幼儿园高年级的年龄，但幼儿园学费太高，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负担不起，只好让他读小学。可华师附小是武汉一等一的小学，而我则只不过是华师一名在读的研究生，我儿子怎么进得去呢！谭邦和先生那时正好还是文学院的副院长，为了帮我，他“以权谋私”了一回——替我开了个***明，说文学院决定让我留校，而小孩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希望学校能酌情解决。当时，我还花钱在街头做了假的出生证明与户籍材料，就这样，我儿子顺利地进了华师附小读书（正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一直都对那些论文抄袭或***造假的国人们充满了同情——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道德有多败坏，他们的弄虚作假往往只不过为生活或生存环境所迫罢了。）毕业那年，我到深圳找工作，谭邦和先生特意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其中的一封就是给我师叔熊贤君先生的——在熊贤君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并从此在深圳扎下了根。
与过去的十来年相比，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现在却早已经被生活消磨得没有了梦想，没有了追求——整天俗务缠身，生活也失去了方向。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作为一个曾经有梦想，而现在已经从梦里醒来的人，我所面临的却正是这种“无路可走”的困境——虽然仍然还在挣扎，在追寻，却无法让自己相信还能有脱困的那一天。相比较起来，我倒觉得过去那物质生活贫困的十来年倒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不管在如何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少年人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这是一个社会的幸福感、活力与创造力不竭的源泉，也是社会发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我——或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虽然已经破灭了，或看不到实现的希望，但只要中国的少年人还有梦想，中国的社会也就还有希望。
上面只不过是我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的一点雪泥鸿爪，展示的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少年人从梦想萌芽到梦想幻灭的零碎生活片断。在我看来，无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还是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而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梦想幻灭的悲剧绝对不能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演。
“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
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行吟泽畔，以生命书写了这一描绘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的千古绝唱。端午将临，欣闻湖南卫视届时将推出一台以“重燃当代中国人之理想，打造全民诗歌时代”为宗旨的“端午赋”晚会，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然而，湖南卫视的宗旨固然好，但光凭湖南卫视唐吉诃德式的努力，是完全不足以担当起“重燃当代中国人之理想”这一沉重的社会责任的——为了替我们的下一代营造一个能让他们实现自身梦想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不再从小生活在谎言、欺骗、庸俗、无聊、暴力与黑暗之中，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在某时某刻有意或无意地做了压抑和扼杀个人梦想或社会梦想的同谋。
尽管上一代人的理想行将破灭或已经破灭，但只要这个社会仍不放弃对于理想的追寻和对于自身的反思，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会蓦然发现，理想之花早已经开遍了我们和他们生活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 Thu, 5 May 2011 01:20:41 +0800 )
Description: 由中国青年报社、湖南卫视、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打造的
“2011
***礼
在湖南卫视播出。作为送给
岁青年学子的
成长盛典
，今年的晚会以
为主题，由
相信自己
相信爱情
相信奋斗
相信祖国
相信未来
五大板块组成，并邀请了包括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在内的上千名青年学生来到晚会现场。
在这个道德缺失，信任危机弥漫和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时代，湖南卫视不失时机地推出这台以
为主题的晚会，犹如一副“清凉剂”，确实能引发一部分尚有良知的国人的深思。由此，也可见出湖南卫视用心之良苦——一方面，它敏锐地把握了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焦虑，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该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最后也将死于中国的普通人，我自然希望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也希望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我愿意如湖南卫视所倡导的那样——选择相信；然而，如苏格拉底所言，“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作为一个思想者，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我更愿意选择怀疑，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如此。
***礼是一种过渡仪式，它意味着年轻而鲜活的人类个体从一个生命阶段向另一个生命阶段的跃迁——通过这一文化仪式，正在跨越某种生命阶段的个体参与者将获得新的社会身份认同与社会角色认同。
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意味着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获得这种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心理变迁的角度而言，所需要的恰恰并不是盲目地相信，而是有选择性地相信或不相信。换言之，即是理性地怀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你以怀疑的眼光来打量和追问周围的一切时，当你的思想变得更具反思性时，即意味着心理上的成年。
怀疑一切固然很累，但相信一切则很可怕。信任是一种降低人际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的社会机制，固然是可欲的，但无数的历史事实却已经证明了——盲目地信任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社会灾难。年轻人的活力固然值得羡慕，然而，我却最怕看到青年因盲信而产生的狂热——这在某种社会语境里虽然可以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但在更多情况下，却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尤其在咱中国，后者的可能性往往更大。
怀疑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是人类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精神生命和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力量之源。有怀疑，方有追问和探索；有不懈的追问和探索，方有创造、有彻悟、有人类文明的进步。相信和怀疑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缺少的则恰恰是这两种力量，以至于既不能有效地相信，也做不到合理地怀疑——他们所有的往往只不过是盲信或拒绝相信一切罢了。
信任危机并非理性地怀疑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盲信的亲生子女。盲信者在最终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欺骗之中，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相信一切。怀疑者则不然，他质疑、他追问、他探究，经过省察和考证，他有选择地相信所遭遇到的一切——正是这种怀疑、追问和探究的行动，增加了大大小小的骗子手的犯罪成本，有效地抑制了各种形式的欺骗行为，最终产生的社会效果恰恰是各种值得信任的人和事的增多，而不是普遍弥漫的社会信任危机。
以上便是信任与怀疑的辩证法。我所寄望于国人——尤其广大中国青年——的是，以理性地怀疑的精神创造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空间，而非要么盲信某些值得或不值得相信的人和事，要么拒绝相信一切值得或不值得相信的人和事，后二者都是思想贫弱和缺乏行动能力的表现。
如梁任公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总之，作为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广大青少年公民要有选择地相信，更要理性地怀疑——唯有如此，才是救治当下笼罩着中国的信任危机，建设和重建可欲的道德契约与人际和谐之不二法门。 ( Sun, 1 May 2011 10:44:00 +0800 )
Description: 有两种人，我一贯避之唯恐不及：一曰小资，一曰女才子，而尤其不愿与之为伍的则是有小资情调的女才子。然而，不幸的是，小资虽未必是女才子，但女才子往往却一定会是小资。如此说来，女才子比小资更可怕。
小资与女才子都是一种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物种。我倒并不认为自恋有什么不好，只要是人，难免都有点儿自恋。不过，小资与女才子的自恋却似一座无形的监牢，将自己与外界凡有损他们自恋的一切事物给隔离开来——他们就像古希腊神话里顾影自怜的那喀索斯，沉迷于
自己水中的倒影而不能自拔，甚至终其一生都走不出来。
《读者》类“心灵鸡汤”风格的杂志是中国小资们的圣经，而方文山的歌词、于丹的《论语心得》、周国平或余秋雨的散文之类的则是中国
女才子们的最爱——矫揉造作、故做深沉、华而不实、无病呻吟是这类文字共同的特点。当然，小资与女才子们也未必不“喜欢”真正的杰作——如被冠以“世界名蓍”的作品和中国的古诗词。在咱这块神奇的土地，被西方世界视为“天书”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度竟成了畅销书，这和小资们“矮人看戏何曾见，尽凭他人说短长”式的飘浮不定的爱好不无关系——遗憾的是，乔伊斯的天才究竟还是不能在小资们的心里引起共鸣，《尤利西斯》后来终于成了书店里的滞销货，以至于不得不打折低价出售。
小资与女才子们往往“多才多艺”——总之，一切风雅或时髦，且能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或高人一等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爱好。然而，以他们的天赋，往往不可能精通任何一种他们喜欢或装作喜欢的才艺，或将之从形而下的“器”发展到形而上的“道”的层面。由于真正的大家往往并非他们的智力所能理解，他们往往将自恋投射到那些足以证明自身趣味之合理性的——如方文山和余秋雨之流——知名度很大，其实却是草包一个的所谓“文化名人”身上。只要有人竟敢对他们所推崇的这些人略表不敬，他们必摩拳擦掌，群情激奋，甚至拿出泼妇骂街的劲头对批评者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正是我要避开他们的重要原因：惹不起，总算还是躲得起吧。
或许有人会说，“男才子”的自我感觉往往也同样地良好，其自恋程度往往一点不亚于“
女才子”，为什么单单地挑出
女才子”来说事呢？——不可否认，这种质疑确实不无道理。
如此地贬低
女才子，倒并非由于我是一个如叔本华似的“憎女者”，而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男权社会”里，处于弱势的女子往往更容易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在文化艺术和生活品味上——的自恋来获得相对稳定的个人优越感和自我认同。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的台词里说：“原来咬文嚼字的气息不仅毒害了巴黎，也传布到了外省；并且这两个女人吸进去的毒气还真不少呢。她们的为人，一言以蔽之，是又要咬文嚼字又要卖弄风情。”——由于社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在男女两性间分配的极端不公，生活于“男权社会”中的女子获得个人成就感所必需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欠缺往往使得她们更容易受到诸如此类的精神“毒气”的不良影响。
出于对所谓的
女才子”的厌恶，再加上我几乎不读
年后中国作家或中国学者写的任何文字，有“才女”之称的陆蓓容似乎很难进入我的视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微博上看到朋友对陆蓓容《更与何人说》的介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禁不住在当当网搜索出了这本书，并在线阅读了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即《年年年尾接年头》，当时即惊异于她文笔的成熟与老练，并认为其随笔足以与钟叔河及止庵二人一决高下。
凡对散文有深入研究或了解的人都知道，随笔被称为“老年人的文体”，是散文中最难写也最见功力的文章门类。陆蓓容小小年纪，能写成这样，实在也是难能可贵——在她之前，我确实从未在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中见过有如此功力者。然而，拿到中华书局的编辑李忠良兄快递过来的书之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将整本书通读了一遍，则发现自己当初对陆蓓容的评价还是过于草率
与钟叔河，她还是差得太远。此无他，毕竟年纪太小，生活阅历、学识学力与思想深度尚嫌不足，下笔为文之时，难免捉襟见肘，剑拔***张——其一，在很多地方过于用力，缺少从容之气度；其二，在行文转折之处，往往略显笨拙和生硬；其三，因内外功夫尚未到家，凡发议论之处大多空泛无力，给人一种“隔”的感觉。尽管如此，仍不能不说，陆蓓容是当代中国难得一见的真正的才女——用武侠小说上的术语来说，她所修习的是“上乘内功”，只是在火候方面尚有所欠缺罢了，假以时日，前途将不可限量。
子曰，“辞达而己矣”。文章的最高境界 “辞达”二字既足以尽之。语言通过遮蔽自身而凸显自身——好的语言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它往往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是不自觉地直接进入它背后的意义世界，即禅宗所谓“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然而，咱中国虽人口众多，当下能领悟这种上层“内功心法”的却鲜有其人。
《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见真如来。”凡小家子气的写作者，往往喜欢在色、音、声三者之上做文章——使用大量不必要的装饰性文字，且自认为那就是所谓的“文采”，其实却是步入了魔道。与大多数文章大家一样，陆蓓容的文字走的则是平实的路子，而且受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就算她目前对文采之三昧的领悟尚不能与大家比肩，至少走的也还是正道。
现如今正是“大雅久不作”的时代，而且“黄钟废弃，
瓦釜雷鸣”
——在当下中国这种浮躁、庸俗而浅薄的小资趣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平实的文章风格将注定被边缘化，并不被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就算她的书因成功的营销而卖得很火，也并不表示当代中国社会就真正接受和理解了她，《尤利西斯》在中国的畅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没有被生活于其中的平庸氛围所感染既是陆蓓容的幸运，也将是她的不幸——在此意义上，“更与何人说”这个书名将成为陆蓓容及其作品之命运的带有谶言意味的注脚。 《更與何人說》陆蓓容著 中华书局 2011
版 定价 25.00
( Wed, 20 Apr 2011 00:20:20 +0800 )
Description: 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谣言的国度
因为中国的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难得有长久太平的时候，人们不管身处乱世还是太平之世，总是缺少安全感，是故才会生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感慨来。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也曾将中国的历史诠释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卡普费雷所言，“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
美国社会学家
·布塔尼认为，“流言是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它起源于重要的事情而公众又缺乏充分的信息，于是需要用集体的智慧对之寻求并做出解释。”质言之，即“谣言 ＝（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谣言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但社会发展到了现时代，功能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
互联网
的出现却并未能消灭谣言，相反却成了孳生谣言的温床。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并未降低大众对信息的饥渴（问题的重要性），却刺激了大众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流增加
而不是减少
了大众搜索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真实信息的成本，这一现状与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对称一起，共同造成了事实的模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被谣言所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我们抓住
·布塔尼对于谣言的定义，即“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中的“议论”两个字，可以发现除了“信息不透明”之外，谣言在中国社会特别繁盛的另一个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
既中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如何讲理”，所以，在日常的“议论”中，往往会滋生出大量的谣言来。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
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关于这个问题，殷海光先生曾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一向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原则
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
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却很难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
包括很多“时评人”
在“议论”某件事或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①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②在还未真正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匆忙地进入解释阶段；③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其实就是谣言。然而，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虽说如此，国人
包括很多“时评人”
所制造的这种谣言却往往似是而非，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完全足以把社会舆论的水给搅浑，从而产生混淆视听的社会效果。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如果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
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事实是立论的基础，而逻辑则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的框架。可咱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却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就算给他们
经过确证的事实，他们也可能得出一个
错误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曾排列了中国人昏乱思想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至今，
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包括时评界
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
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
的评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现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无他
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讲道理，也更懂得讲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还说：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
），假（
falsity
），以及对（
validity
），错（
invalidity
）。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①诉诸经验事实；②诉诸逻辑推论；③诉诸传统；④诉诸权威；⑤诉诸教条；⑥诉诸风俗习惯；⑦诉诸暴力；⑧诉诸情感；⑨诉诸立场；⑩诉诸利害关系；⑾诉诸多数
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⑿诉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①到②并作一类，叫做
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
类。他说，“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
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
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
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
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简言之，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卡普费雷云，“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持久混乱”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
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降低谣言对社会的破坏性效果，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 ( Mon, 18 Apr 2011 22:57:14 +0800 )
Description: 第一次去香港，最让我感到惊异的就是香港的“旧”，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不和深圳的城中村差不多吗？凡去过香港的人一般都知道，香港
很多地方
如旺角一带
的房子显得非常“旧”，道路也很狭窄，似乎与其国际性大都会的地位非常不相称。
按照中国内地政府某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发展逻辑”，恐怕香港的大部分房子都要被列入应该拆迁改造之列——“否则，一切发展免谈”。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香港的房子虽旧，却并没有妨碍它的发展——它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有目共睹。
那么，香港的发展究竟靠的是什么呢？思索再三，最后，我得出结论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强拆，才是香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仅仅就等于房子的新旧或道路的宽窄，在很大程度上，软环境与软件比硬环境与硬件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更为重要——尊重私有财产和人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软环境，没有这个，恐怕真真才会“一切发展免谈”。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而在大部分国家发展缓慢，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少数国家，拥有非常完善的所有权制度，其公民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获得了法律上意义的明确的所有权表述，不但受到法律的很好保护，而且可以自由流通，或转化为资本用于生产过程。换言之，对公民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正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秘密所在，而“强拆”则恰恰就是对公民私有产权的粗暴践踏——在此意义上，“强拆”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破坏，只要有“强拆”，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何况，发展仅仅只是手段，终极目标是生活于其中的公民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如果为了所谓的“发展”就可以不尊重——甚至以暴力的手段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基本人权，要这种“发展”又有何用呢？
基于以上的观念，我倒并不反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改造
只要这种拆迁改造是建立在对公民私有产权的充分尊重和保护之上，而且确实有利于某个城市或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并给生活于其中的公民带来快乐和幸福。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由好友陈文定主编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便是《南方都市报》那群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新闻人，对近
年来深圳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的忠实纪录。从书中的案例来看，在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中，相对于其他城市，“强拆”事件倒确实不多。但是，城市化进程是否就是意味着要消灭城中村，而消灭城中村后是否一定会带来城市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则表示怀疑。
此外，没有“强拆”的拆迁改造，虽然尊重了被拆者的私有产权，但如果这种巨大的公共投资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则无疑是对广大纳税人最基本的公民权力的侵犯。而且，城中村的消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城市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生活成本，但一个城市的发展其实却离不开这些基础性的人群
他们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必将引起整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这对生活于其中的市民来说，只怕确实并非是一件好事。在一定程度上，这相当于整个城市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买了单。
总之，我并不认为没有城中村的未来就是可欲的，对于象我这种生活在深圳的普通市民来说，没有城中村的未来或许只是一场噩梦。可未来毕竟是未来，非我辈凡人所能预测，到了未来的某一天，我在这里所说的
不管对还是不对
都已经尘埃落定，未来的人们翻开这本《未来没有城中村》时，或许会记起我曾经说过的某些话。 《未来没有城中村》：
月出版
主编：陈文定 ( Sun, 17 Apr 2011 15:36:25 +0800 )
Description: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
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
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
），假（
falsity
），以及对（
validity
），错（
in validity
）。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①诉诸经验事实；②诉诸逻辑推论；③诉诸传统；④诉诸权威；⑤诉诸教条；⑥诉诸风俗习惯；⑦诉诸暴力；⑧诉诸情感；⑨诉诸立场；⑩诉诸利害关系；⑾诉诸多数
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⑿诉诸人身。”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①到②并作一类，叫做
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
类。他说，“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
类，那末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可开放，任随大家批评，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
类，那么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不是开放的，不是任随大家批评的，不是交付经验事实来检证折，或逻辑核校的。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
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
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
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
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
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对于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殷海光先生论证得相当清楚，即在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
说得通俗一点，无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但实践起来却未必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就拿“摆事实，讲道理”来说吧，似乎人人都懂，但往往一张嘴，一动笔，我们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时一直都奉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为圭臬，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
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
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
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
“时评人”写的评论，可却难得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
如果评论者或辩论的对手也遵循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就算在事实上有出入或在逻辑上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包括很多
“时评人”
在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
①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②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与其说是
“辩论”，倒不如说是谣言更为妥当。
尽管如此，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
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并不表示他们所说的就没有任何依据。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
他们可以诉诸传统、诉诸权威、诉诸教条、诉诸风俗习惯、诉诸暴力、诉诸情感、诉诸立场、诉诸利害关系、诉诸多数或诉诸人身攻击，只要这些玩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标签贴的行为合法化。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
因为，
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有些人也“摆事实”，却同样还是一样地不讲道理或不懂讲道理
因为就算他们摆出的事实
地准确，可这事实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东一榔头，西一耙头”，一个问题还没论述清楚，马上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排列出了这些人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炮声么？怕听***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虽然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至今，
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包括时评界
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
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
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
的评论版，并因此而被业内视为“知名评论家”，而那些真正
“摆事实，讲道理”的作品，却处于这种与谣言无异的言论的重重包围之中，大大地削弱了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
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 ( Sun, 3 Apr 2011 22:06:35 +0800 )
Description: －－就学而优与富士康纠纷事件对郑渝川先生的最后一次回应 就在昨天（
日）下午，我接到了郑渝川先生的***
他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因为我在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用同一个笔名
表示要和我探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问题。在提及自己的文章《
》的标题可能不太妥当之后，他认为我
一文中的后两段写得有点过火了，而我则在***中指出了他《
》一文中逻辑上的混乱和几乎所有立论都缺乏事实与逻辑的支撑。郑渝川先生表示，他又就我的文章写了回应文章，我可以就此再进行回应。
《该怎么看学而优与富士康的逼迁风波》就是郑渝川先生后来所写的回应文章。不可否认，他这篇文章里确实比以前写的两篇学而优题材的评论显得稍微理性了一点，但仍然还是没多大长进
依旧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简直不知所云。
》的一样，郑渝川先生首先就用了同样的暗示手法，看似轻描淡写地说我读了他的文章后“动怒”了
人一动怒，自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难免就是非理性的
这两个字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呀，象打太极一样，一下子就将我的所有回应的合理性都给消解于无形了。
我确实有点“动怒”了
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可能象耶稣一样，人家打了你的左脸，还微笑着送上自己的右脸。我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有人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一定得抽回来，而且会比对手更狠
不管人家是否会用“绅士风度”之类的大帽子来压我，如我在
里所说的，我讨厌并且会毫不理会一切被人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如果有人在我身上泼了脏水，难道还不许我“动怒”么？何况对手用的还是含沙射影，躲躲闪闪，不敢正面交锋的鬼蜮伎俩。郑渝川先生在向了泼了脏水后，自己却在一旁悠闲自
得地笑我
“动怒”了，暗示我“有失风度”，无异于再一次在我的身上泼了脏水
这正是那些经常鼓吹神圣与崇高的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大人们惯用的伎俩。
就在暗示我“动怒”的这同一篇文章里，郑渝川先生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的“金元”
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撇清”，强调自己“没有说”，只是质疑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确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而且所有这些的文章都老老实实地用了全国唯一的笔名
“宕子”，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我写这些文章却并非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可能出于巧合”
明明是想说我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巧合，而是拿了富士康的“金元”，却偏要拐弯抹角地说出来，累不累呀
我几乎每次都是特意地选这种材料来作文章的，而且从不考虑别人是否会说我收了某某单位或某某人的“金元”，也不躲躲藏藏地为自己穿上马甲。正因为这样，郑渝川先生才有机会指实我“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
看来，我的智商真是远不如郑渝川先生，甚至简直就是弱智，在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
而且到了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罕见”程度
关于富士康的评论文章呢？看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是我无法回避的。首先，我得声明，我以后可能还会写，绝对不会因郑渝川先生或任何人怀疑我收受了富士康的“金元”而不写，而且还要署上“宕子”的大名。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了，其实很简单
我讨厌一切被大家视为神圣或崇高的玩意儿。
年至今，我写过的评论也有上千篇了
而且都发在网上，有心的读者不妨翻出来看看
对于“
神圣”与“崇高”的反抗与厌恶几乎贯穿了我所有的文章，甚至就连不知逻辑为何物的郑渝川先生都看出了我“许多文章也有类似逻辑和主题”。我
在《我们的孩子缺少“孝”的教育吗？》反对“孝”的教育，按照
郑渝川先生之流的简单逻辑，我岂不就是不认父母、十恶不赦的“不孝之子”了么？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对周作人先生表示了敬意，虽然不可能收受他的“金元”，岂不是自甘堕落，将自己等同于汉奸么？我在《妙龄少女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残忍？》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
位年青女孩杀人的原因，岂不是又在为杀人犯开脱罪责？我在《为考试立法是在开历史倒车》强烈反对为考试立法，岂不是反对法治？在全国的舆论都一边倒地谴责“范跑跑”时，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而且一连就此写了
篇文章声援他，公然宣称《宁选“范跑跑”，不要“郭跳跳”》，莫不是“范跑跑”又给我送了多少“金元”？莫不是我竟然弱智到不知道这种言论将会给我带来多少唾沫与板砖？此外，我还在多篇文章中为***开脱，并且公然说，在现今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中，如果自己真当官的话，也一定会是***，因为我在金钱、美色等诱惑之下的自制力实在是有限得很
我只是个凡人，如王尔德所说的，“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同样，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富士康题材的评论，并非因为我是“深圳本地媒体和国内财经大报的社论评论员”
虽然我确实住在深圳
恰恰正是由于咱中国那些宣扬“神圣”与“崇高”的“正人君子”太多的缘故。每一次与富士康有关的新闻出来后，这些“正人君子”们总是会以“神圣”与“崇高”的名义，在缺乏足够的事实与逻辑支撑的情况下，将事件无限地上纲上线，而我，就是要故意让这些神圣的代言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免得他们的“神圣事物”夺走了我的精神生命赖以生存的“人”的空气。
不可否认，如郑渝川先生所言，“神圣使命也好、崇高也好，一般情况下都是强者塑造”，但他却没有看到这个命题的另一面，即这种“神圣”与“崇高”其实往往得到了弱者自觉的认同与维护
而且只有这样，强者的“秩序、地位和权势”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正是弱者对于强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织就了一张将自己束缚于其中且牢不可破的无形之网
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所说的“无物之阵”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
。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在这种强大的“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命运注定是“老衰，寿终”，甚至背上种种恶名，最终的胜利者则是“无物之物”。要改良中国的社会，必须要破解这一强大的“无物之阵”
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一代一代“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的“这样的战士”毕生的努力。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要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所以，“这样的战士”的投***并不瞄准标示着对手心脏位置所在的“护心镜”，而是“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自然，这样一来，战士也就 “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最后“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但战士却依然“举起了投***”。
按照郑渝川先生之流简单得可怕的二元逻辑，这个世界是由诸如“强－弱”、“阴－阳”之类的所谓“对立统一”的玩意构成的。在学而优与富士康的纠纷中，郑渝川先生将富士康定义为“强”，将学而优定义为“弱”
这是他所有立论的依据。在我看来，强弱却似乎并没有那么好定义。不错，就象郑渝川先生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比喻一样，在形态上，富士康确实比学而优大得多，是巨人歌利亚，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看似弱小的大卫
可见，“牛屎大了不肥田”，形态上的大小往往是假象。其实，恰恰因为形体上的大，在几乎所有的新闻事件中，富士康在舆论上都是属于“弱”的一方，因为几乎所有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人或潜意识的“正人君子”，都站在富士康的对立面，群起而攻之。而且，在当代中国这种非理性的社会文化语境里，一被套上“强者”的帽子，也就等于拥有了“强者”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为富不仁呀，以强凌弱呀，等等，给了如郑渝川先生之流的“正人君子”们以口实。
在指出我“动怒了”和“发表过很多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文章”，并再一次暗示我拿了富士康的“金元”之后，郑渝川先生又指出我“全部观点倾向于富士康”，甚至“表扬和捍卫富士康”，所以“持论不够客观公正”
但是，他仍然还是和上一篇文章一样，只是简单地给我贴了个标签，戴了个帽子，并没有指出我哪篇文章的那个观点是“倾向于富士康”，是怎么“表扬和捍卫富士康”的，为什么“持论不够客观公正”？看来，这种捕风捉影的说“张家好，李家歹”的长舌妇伎俩也就是自命为“客观公正”的郑渝川先生之流的客观公正了。
接下来，郑渝川先生说，“不过话说回来了，关于企业或个人干预媒体、操纵舆论，学而优没有这个能力，此前也并无媒体曝出类似丑闻。”我感到奇怪的是，郑渝川先生怎么就这么肯定地说学而优没有这个能力呢？众所周知，学而优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文化学术书店，也是人文社科经管类图书在广东市场的最佳代理商，拥有运营
家零售店（其中自营品牌零售书店
家）、三家批发公司，是一个集批发与零售为一体的连锁型企业
难道只有富士康才有能力使用“金元”手段收买说客，学而优就没有能力用“金元”要郑渝川先生帮她写文章么？难道写了很多文章才是“金元”收买的，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就一定与“金元”无关么？这么急急地断定学而优的低能，是不是贼喊捉贼，先发制人，要为自己收过什么不该收的东西掩饰呢？何况，学而优此前没有曝出类似丑闻，就能证明学而优从未有过或这次也没有用“金元”收买郑渝川先生么？
接着，郑渝川先生表示，要和我讨论一个“务虚”的问题。说实话，郑渝川先生虽然费力地说了一大堆，我仍然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是想在此奉劝郑渝川先生，在和我“务虚”之前，自己先去“务实”一下，先把句子写通了，逻辑理顺了再说
我是地球人，不懂火星人的语言和逻辑，如果要和我“务虚”，还是用地球人的方式和我说话吧，因为我根本没有兴趣去学习火星人语言和逻辑。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懂了郑渝川先生所写火星文的一部分。郑渝川先生提到，“一般情况下，弱者即便占据道义、其诉求合乎法律原则，在与强者的博弈中还是处于下风，缺乏足够的博弈能力、自救能力。”（我虽然不知道“占据道义”是什么意思，还是能猜得出来他说的是“合乎道义”的意思。）我不得不承认，郑渝川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社会现实中确实很常见，但这并不就能赋予弱者在“博弈（利益冲突）中提出规则之外的诉求”的权力，也不表示“弱者的越界诉求”就是合理的；或者，从反面说，就可以证明对于“弱者的越界诉求”的批判就是非正义的。在法律或正义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强者或弱者之分。如果现实中确实存在郑渝川先生提到的那种情况，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鼓励“弱者的越界诉求”，采取一种“策略逆反”的抵制方式，而是应该坚守法律与正义本身，用法律与正义本身的力量来与强大的社会不公对抗。强者的“越界诉求”固然不合理，“弱者的越界诉求”同样不合理，如果以“弱者的越界诉求”去对抗强者的“越界诉求”，只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并使弱者遭受更大的伤害。至于富士康在员工
连跳所采取的一系列改进举措，恐怕并非“弱者的越界诉求”
倒逼所致，也并非如郑渝川先生这种逻辑混乱、句子都写不通的所谓“时评人”制造的非理性的舆论压力所致，而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郑渝川先生这时回到了“话题辩论环节”
在郑渝川先生看来，这叫辩论，可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大人与刚学会说话的小孩的对话
与一个屁事不懂、不讲道理的小孩，你能够和他对等地辩论吗？郑渝川先生提出：“媒体报道此事是否对富士康不公？”为了表示自己并非“空口无凭”，郑渝川先生简单地转述了几家媒体的报道内容，当然，与他得出 “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 的结论不利的所有方面全部省略了，一个字都没有提及
这种可笑的把戏连傻瓜都会玩
谁是谁非，通读了报道全文之后自然就明白了，还是交给有心的读者诸君自己去判断吧。
我确实在文章中说到富士康对学而优的三次发函中说及的“采取强制措施清场”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而且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这并非理解能力低下、喜欢想当然的郑渝川先生强加给我的“‘宕子’却认为富士康已经三次发出告知通知，就有权‘采取强制措施清场’”
读者诸君不妨去查看我的原文，看里面是否有这种说法。妥与不妥的标准是在于
由谁出面来“清场”，富士康说要“采取强制措施清场”，却并没有说不要经过“法律程序，由法定部门来开展”，由自己动手。而且，富士康确实也没有自己动手“清场”，只是采取“断水断电，并不再允许书店管理人员进入园区”的迂回手法让学而优自己知难而退
你赖在别人家里不走，人家不把你的东西扔出去已经算是遵纪守法了，难道还得好吃好喝地供着你，保证你的水电供应么？尽管如此，我仍在文章中指出，“或许，这种做法确实有些不妥的地方，因此对学而优造成的损失，同样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赔偿
但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孰是孰非，还得视双方签订
的具体合同条款而定。因此，我觉得，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时候，大家在媒体上喋喋不休地争论谁对谁错，或声援谁，或谴责谁，其实是一件相当可笑和相当无聊的事。倒不如建议学而优与富士康在媒体上公布双方当时签订的合同文本，如此一来，谁违反了合同的某条某款，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不就一清二楚了么？”
行文至此，我算是回答了郑渝川先生提出的全部问题。在此，我郑重声明：从此以后，不再回应郑渝川先生提出的任何问题或任何质疑，就算他再向我泼脏水，也不再回应
因为，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辩论”，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只适合于地位与能力对等的双方，对于一个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的人，你能与他讲理么？当然，如果郑渝川先生某一天具备了最基本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并愿意以事实与道理来支撑他的言论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相关链接： ( Sat, 2 Apr 2011 14:15:23 +0800 )
Description:
“颠倒黑白”与“混淆视听”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其实，我并不喜欢这顶帽子，也一向不把自己看作什么“时评人”。我写的评论，只是因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实在令人窒息，有时不免要说上两句，让自己透透气。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令我感到窒息，让我觉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神的天堂
但天堂离我辈凡人实在太遥远，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写文章的时候，也以一个平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我写评论时都坚持一个原则，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
依靠事实与逻辑来表达自己就某件事情的看法，绝不说任何超越事实与逻辑的过头话。
作为“时评人”，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只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古人曾说过，“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我从来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来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我尤其讨厌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崇高招牌沽名钓誉的人。
前几天，因看不惯一位叫
郑渝川的
“时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崇高作派”，写了一篇
》的文章，批评了他对弱者非理性的同情
虽说看不惯，仍然还是就事论事，没有掺杂半点人身攻击
很快便在网上看到了他题为《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回应。老实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题目，一方面暗示了我在“为富士康说话”，一方面又给我戴上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帽子，这种躲躲闪闪的鬼蜮伎俩与某些媒体在报道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时使用的诸如“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词汇如出一辙。
给我扣上
“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两顶大帽子将我“污名化”以后，自然，我说的任何话在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命的郑渝川先生
甚至读者诸君
的眼里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不值得一
驳。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罢，
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并没有立即对我文章中的论点进行正面回应，而是翻出了我以往写的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以证明我一直在“颠倒黑白”，真可谓用心良苦呀！
郑渝川先生首先提到我
月写的一篇文章，同样没有就我该文章中的论点进行任何正面回应，马上又给我加上了一顶“自己可以以通篇的联想、推理来表达评价，却不许别人依据新闻媒体已经将背景介绍得很清楚的事件拿来评论”的帽子
人往往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所以古代的哲人才会在德尔菲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人哟，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读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这么霸道，看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位郑渝川先生，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自己。
给我送完第三顶帽子以后，郑渝川先生指出，报道富士康与学而优事件的媒体有五家，在列举了五家媒体的名称和报道日期之后，郑渝川先生居然由此推断出了“从这五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根本谈不上‘宕子’所言的‘（媒体报道）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它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陈定方（学而优创办人、总经理）的抗争，花了大量的版面强调书店的文化意义’”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它竟然能由任意的论据得出任何推理人想要的结论。我的文章似乎也没有那么难懂，只要有一点新闻学常识甚至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词汇与版面的大小意味着什么
不过，既然我已经被郑渝川先生定位为“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了，自然我所说的肯定都是“黑”的，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肯定都是“白”的。
郑渝川
先生认为我“凭空赋予了富士康对租户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我也没想到自己什么时候竟有这么大的权力了。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富士康和学而优之争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富士康的单方面终止合同未必就是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违背契约精神”和“不讲商业信用”，因为几乎所有的合同上都有合同终止的条款，如果按这些条款来终止合同，恰恰正是对“契约精神”和“商业信用”的尊重
如果郑渝川先生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不妨去请教一下身边的律师朋友。我在文章中也根本没有说过“在学而优没有接受富士康的补偿、其他地方选择的情况下，富士康可以单方面清场”，而是说，这种事情在民事纠纷中很常见，两方因利益而相争，哪里会有双方在所有的时候都能保持理性的，如果学而优因富士康的清场行为而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诉诸法律。至于说到富士康已经“三次发出告知通知”，却并非我“认为”的，而是学而优的经理陈定方自己在《学而优书店与富士康争议始末》一文中提到的，我在文章中引用了相关的段落
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郑渝川先生却象睁眼瞎子般地视而不见，不知这算不算“颠倒黑白”，但至少，应该也算得上是 “混淆视听”吧。
通过上面的推理，
郑渝川
先生现在得出了结论，即
“这是多么令人齿冷的一种解释啊！”接下来，
郑渝川
先生又故技重施，玩起来了“声东击西”的把戏，又翻出了我的两篇旧文，指出我在《
》中“通过其独特的推导逻辑认为，死者（自杀员工孙丹勇）生前并未被殴打”，而在
中则“在法院尚未判决、事实尚未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大篇幅的倾向于富士康、批评比亚迪的感叹”
在此，我不想再反驳，读者诸君只要在网上找出我的原文来看一看，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说过不尊重事实的过头话也就一目了然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不得不佩服郑渝川先生这种指鹿为马，混淆视听的强大的自由联想与逻辑推理的能力。
年来，我写评论的时间已经有
年了，总共大约写过上千篇评论，我不讳言曾经写过
以富士康为题材的评论。我相信，全国
写过富士康题材的 “时评人”恐怕远不止是我一个罢，难道这些人都是
富士康的金元聘请的说客么？郑渝川先生这次也以学而优为题材写了两篇评论，难道就象他自己所说的
收了学而优的金元么？
对于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我不敢存有任何奢望
只是要求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于我每篇文章里的列举的事实与由此而推导出的论点进行正面的回应，指出我哪句话没有事实的支撑，哪句话逻辑混乱，哪些地方站不住脚，而不是象《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这篇文章一样，胡乱地给我贴标签，戴帽子。如果真是这样，平凡如我辈，敢不虚心洗耳恭听郑渝川先生的谆谆教诲！否则，我恐怕也只能不客气地送他三个字：“乱放屁！” 相关链接：
( Thu, 31 Mar 2011 09:56:05 +0800 )
Description: 近日，学而忧与富士康之间的合同纠纷在各大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
与以往一样，这次舆论几乎又一边倒地将同情给予了弱者，而强矛头对准了强者，根本不顾其中的是非曲直。咱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具有同情心的人群，可因为这样，却也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没有理性的人群。
有论者将学而优与富士康之间的博弈比作看似弱小的大卫和貌似强大的巨人歌利亚之间的战斗，并声称“一个柔弱勇敢的人只要坚持自己的诉求，正义和公平不会缺席，强势强大的另一方将成为失败者。”诸如此类的论调确实非常煽情，却也不能不说是非常地不理性。作为评论人，只能凭事实说话，有几分事实，就只能说几分话。试问，在记者的调查并不充分和法律的仲裁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凭什么就一口咬定弱者就是正义的，而强者就一定是非正义的呢？
其实，学而优与富士康之间的合同纠纷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
如果不是富士康树大招风，我相信没有任何媒体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纠纷感兴趣的。而且，各大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使用了诸如“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词汇，同时又将学而优的总经理陈定方提升到了文化人的高度
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他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陈定方的抗争，花了大量的版面强调书店的文化意义，指出“书店不仅仅是一门生意，陈定方做不到纯粹的在商言商。而相较商业白纸黑字冷冰冰的契约关系，学而优与富士康青年工人之间心灵的契约更让陈定方看重。”以上这种解读方式非常切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迎合了大部分读者对于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刻板印象，确实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然而，大多数人的认同却未必一定是正确的，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非理性的群体认同，包括毫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心，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不可否认，富士康确实是单方面提前终止了与学而忧的租赁合同，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如某些评论人所说的，富士康违背了契约精神或不守商业信用呢？其实倒也未必。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合同，都会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会有终止合同的条款。一般来说，合同上会写明，如果需要提前终止合同，应提前一定的时间告知对方，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违约方必须赔偿因违约而给对方造成的合理损失。如果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不成，可以诉诸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仲裁，即寻求法律解决。尽管相对学而优来说，富士康确实很强大，但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面前，二者是平等的。学而优固然有自己的权益诉求，富士康同样也有，二者无高下之分，不能说弱势者的权益诉求一定就是正义的，而强势者的权益诉求一定就是非正义的
在双方的纠纷中，富士康不但按合同的要求履行了告知义务，而且承诺“可以按合同规定进行补偿，并提供了另外几处地方供学而优书店选择”，既然这样，我们不能说富士康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违背了契约精神。事实上，在陈定方自己的陈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富士康确实是履行过告知义务的
“分别于
日发函至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并限令学而优于
日前必须撤场，否则，采取强制措施清场”
而且了承诺了将赔偿学而优的损失，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富士康真要“以大欺小”，三个月之前早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清场”了，何必等到三个月之后呢？至于说到“富士康声称给予提前解约赔偿，但至今未付分文，没有任何具体赔偿方案”
试想，这个赔偿方案照理应该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能由富士康单方面说了算么？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富士康怎么支付解约赔偿。既然双方协商未果，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诉诸法律。
一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