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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侦探：麦兜…为你解答.希望采纳】0.0...→→→120--150继续刷半人马或者山羊吧。。到了130多级。。就去刷红飞龙或者黑飞龙。。不怕药费 命中有160左右的话。。可以去刷蜥蜴。。也可以去主峰刷。。150--200每天两场闹钟。。两场扎昆。。一场老头。。然后就继续在主峰那里混吧。。
半人马
当人是打GM啦。。。
火马..还是去组队...这样比较快 去遭破坏的龙之巢穴　　在最下面一层
　　站在从右数第２只的后面一点　　用轻舞正好可以打到２只　　在右面第一只出来的间隙可以打你左面的怪物　　　这样是很快的　　谢谢　　给个满意吧
不能去人马 你121才加嘞几点轻舞 ！ 半人马3.7W血 你打的话很吃力 要不让人带主巢 加多几点轻舞
要不挂低级点的怪 天书就不错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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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 2 Aug 2011 01:53:4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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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穿越开封
□ 薄文军 当威风凛凛的赵家兄弟派出金甲武士将南唐后主李煜夫妻押往开封的时候，显然已经种下了150多年后徽钦二帝五国城坐井观天的宿命。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而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却也总为那些不可一世的人们所漠视。 当一个王朝将另一个王朝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时候，作为胜利者的人们显然没有想到，他们已然成为意识形态上的俘虏。大隋王朝从南陈继承了什么，大宋王朝从南唐又继承了什么，这个结论不证自明。 从国家管理体制的建构和内部制衡角度分析，北宋的统治者是很有灵性的一群。他们从制度上保证了，北宋王朝的权柄始终把握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手中。这是一种幸运，这也是一种不幸。早在1500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了这个问题：“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其实不论是夷狄，还是诸夏，如果皇帝懦弱无能，掌握了权柄又有何用。诸葛亮在西蜀未曾积累起世代公卿的显赫家世，也就没有人骂他是“权臣”。但从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诸葛亮就是西蜀的实际统治者，由他构建起的虚君实相的政治管理格局，其实就是1400多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制”的雏形。而大宋是个没有张子房，也没有诸葛亮的时代；大宋是个不需要张子房，也不需要诸葛亮的时代。大宋王朝的内政外交都是皇帝一手包办的。 为实现那种国泰民安的表面均衡，为了不致大权旁落，赵家皇帝做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正是在他们那种怪异的思维指导下，一杯自酿的苦酒让他们的子子孙孙品尝了整整300多年。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政治上的不思进取，军事上的抱残守缺，文化上的奢靡成风，让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生活在虚无缥缈中。除了少有的几个务实官员能看到社会的弊端，进行了一两场半途而废的改革之外，更多的官员其实都是在混吃等死、得过且过。审视整个的宋朝，让人感觉到的是一种阴差阳错的无奈。 当王安石、苏东坡们勾心斗角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文天祥的就戮、陆秀夫的蹈海。当柳三变、周邦彦们浅吟低唱的时候，当梁山好汉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悲哀。当包拯们拍案而起、整顿吏制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要不了多久，一个陪皇帝踢足球的小混混就会粉墨登场，依靠迎门一脚坐上京城的卫戍司令的宝座。 更令人扼腕的，当孟元老写下《东京梦华录》的时候，当张择端绘就《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笔下的这份奢华，需要杨家将、岳家军们流下多少血汗依旧难以捍卫到底。 北宋是个星光灿烂的文化大繁荣时期，却也是个没有灵魂的时代。官员的艺术造诣与政治建树并不匹配，这是受附庸风雅的皇帝引导，还是受整个社会风气的恶性循环？我们不难找到***。 埋没于地下的开封古城可以作证，流传至今的诗词歌赋可以作证，那是一个缺乏建功立业激情的时代，一个未能从富裕走向富强的时代。
20110802
( Fri, 29 Jul 2011 19:47:3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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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问责”应成为长效机制
□ 薄文军 拿官员的乌纱帽开刀，直捣痛处，武汉“治庸风暴”赢得了满堂喝彩。今年 4月初到6月底，武汉市共问责干部53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5人，给予组织处理464人，司法机关立案查处83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58人。但如火如荼的“治庸风暴”能持续多久？官场慵懒沉疴能否根治？武汉的这剂猛药“疗效”还有待检验。（2011年7月29日大洋网-广州日报） 对碌碌无为的庸官进行问责，这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官员管理制度的进步。曾几何时，我们热衷于那些老好人式的干部，热衷于那些除了廉洁、除了和群再没优点的干部。而在这种品德挂帅的理念指导下，一大批庸官占据了各种重要领导岗位，以无所事事之心，行无所事事之政，影响了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 为官一任，必须造福一方，这是官员的行为底线。戴上那顶乌纱帽，坐在那把椅子上，就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得住那把椅子，那顶帽子，对得不党和人民的信任。官员需要廉洁，但仅仅满足于廉洁，仅仅以廉洁自诩是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的。因为廉洁不过是官德的最底层，是坐标上的零点。做到了廉洁，顶多是站了零起点上，不至于进入负面，但离建功立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离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离人民群众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 正因为如此，我们感觉，对于官员队伍的管理，仅仅对贪污腐败者进行治理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对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者进行处理还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官员都是承担一定历史使命，承担一定社会责任，需要在任期之内完成相关任务的。当今社会，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那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员，本身就存在难以容忍的过失。就需要面对公众的质询、社会的质疑、上级的问责。 不能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科学运筹的官员就不是好官员，不能抓住机遇、恪尽职守、奋发有为的官员就不是好官员，不能立足长远、谋划未来、造福后世的官员就不是好官员。从这层意义上说，不光那些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要被问责，就是那些行动迟缓、效率低下、业绩平平的官员，也该被问责。说白了，就是要让那些守摊子者坐不住，让那些混日子者待不稳，让那些无作为者受惩罚，就是要形成一种你追我赶、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当然，所谓“治庸”绝对不能仅仅限于“风暴”，而要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要多打阵地战、攻坚战，少打运动战、游击战，要普查不要抽查，要统考不要选考。官员队伍管理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让人口服心服就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价值吃尺度和评估体系。对官员任期目标任务的设计要科学合理，对其工作业绩的评估要科学合理，对其决策执行过程中投入产出比的测算要科学合理。 与此同时，还要防止上级领导、考绩部门在抓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颇。要防止在“治庸”过程中的地区主要领导干部好恶失据，主观臆断，将个人感觉凌驾于科学评估之上。
20110729 ( Wed, 27 Jul 2011 23:29:1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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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误读“水浒”还是误读“廉政”？
□ 薄文军 近日，素以“水浒文化”著称的山东省梁山县，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故事情节引入廉政教育基地的做法备受社会关注。从中创出的“水浒***十八招”，更是引发广泛争议。（2011年7月27日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山东省境内，有两大文化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命运轨迹是截然相反的。那就是“儒家文化”和“水浒文化”。一般情况下，每逢社会动荡，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会受到批判，而梁山好汉就会受到推崇。而一但进入太平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就会受到尊重，而梁山好汉就会受到质疑。 就《水浒传》故事情节引入廉政教育基地的做法，梁山县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自成体系的：“基地***篇归纳了《水浒传》所揭露的北宋末年出现的徇私枉法、欺下瞒上、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吏治腐败等社会腐败现象的五大特征，并挖掘总结了‘水浒***十八招’，包括除暴安良、除贪保廉、劫富济贫、勇追贿银、威武不屈、抱打不平、伸张正义、倡树正义、勇于抗争、以身作则等。”但就这一套理论，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多积极反响。因为毕竟《水浒传》的故事大家过于熟悉，毕竟我们曾经因为将水浒故事过于政治化而走过许多弯路。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误读“水浒”，亦不能误读“廉政”。 首先，将“梁山文化”引入廉政教育的做法，有点像拉郎配，因为这两者之间似乎缺乏应有的关联性。所谓廉政，应该是体制内的自律行为，而非来自反体制的其他破坏性力量。依靠没有分寸的破坏性力量促进廉政建设，整个类比体系有点荒诞不经，难以让受教育的官员做到设身处地。而所谓“除暴安良”、“除贪保廉”、“劫富济贫”、“抱打不平”、“勇于抗争”等等，与廉政的目的和要求毫无共同指向。 其次，所谓“劫富济贫”云云，应该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太平盛世，在正常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框架下，是没有人主张“劫富济贫”的。社会分配不公确实是个难以回避的大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形成更加科学的社会资财分配制度，包括形成相对优越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制度，而不是借助非常规手段人为削峰填谷，进行野蛮的剥夺和无端的赠与。 第三，梁山好汉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其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而受到人们的推重。尤其在极“左”时期，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错误地将“反对封建政府的”就理解成“革命的”，因而使宋江方腊们都“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农民起义领袖。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方腊，尤其宋江一伙，既没有如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么起义，李自成起义那样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之类的口号，也没有真正做过什么“劫富济贫”的壮举。他们有的，只是“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劫掠，“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个人享乐，杀死人质、俘虏以彰显江湖义气的残忍。 第四，从正常的价值观念分析，梁山好汉中多的是政府官员，诸如“议员兼老干部后代”柴进，“司法助理”宋江，“***”朱仝、雷横、蔡福、蔡庆、孙新、戴宗、李逵、杨雄、石秀、乐和、施恩等等，都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护伞”。作为中上级军官的呼延灼、徐宁、董平、索超、秦明、黄信、 韩滔、彭圯、孙立等等，竟然能够阵前投敌，根本不值得钦佩。其他更多的则是打家劫舍的山贼、溜门撬锁的惯盗、抢男霸女的流氓、走投无路的逃犯。正直些的晁盖、三阮、鲁智深、公孙胜等等，也是“主动犯法”在先，亡命天涯于后。真正如林冲、武松那样苦大仇深，生生被官府、官员逼上梁山的，寥寥无几。而 被梁山好汉设计逼上梁山的前述多位将领、卢俊义、燕青等等，倒是不在少数。（看完《水浒传》20多年了，人物身份记忆上或许有些出入，见谅）。依靠这样一个群体，又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呢？ 廉政教育是件大事，应该严肃对待，千万别东拉西扯太搞笑了。
20110727 ( Tue, 26 Jul 2011 18:05:2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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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不可：投资数千万刷新城市楼顶
□ 薄文军 7月25日，针对坊间关于南京城区所有屋顶将成片涂色的说法，南京市房产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朱鲜荣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目前南京许多楼宇屋顶的确色彩混杂，现在准备着手进行鼓楼片区的屋顶色彩改造工程，计划的片区是紫峰大厦上往下看目力所及的范围。至于改造办法，希望与平改坡的工程一起推进。（2011年7月26日扬子晚报） 政府投资数千万元改善城市楼顶颜色，这并不像个别市民和媒体所声称的那样“荒唐”。如果工程本身不是被供应商操控立项，而且在采购施工过程中利润空间相对合理，那我们有理由将其归为民生工程。 那种一听工程投资数千万元、上亿元就摇头的人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各级的财政支出状况，是一种空泛的、缺乏背景依托的表态。做个最简单的比较，2010年，中国科学院仅接待费一项，公款开支就达9995.5万元，差4.5万元就是1个亿。与这种纯消费性开支比起来，像南京这样的大都市花三五千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改良城市楼顶的色彩并不算浪费。 而同样是城市建设，以当前的行情，整体***或者更换一盏路灯（含灯杆、灯头、基座、施工等），就需要两三万元。买进移栽一棵不算太名贵的大树或者一块露天观赏石，也需要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更多。而建设一座城市景观桥则需要数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与这些大宗资金投放比较起来，花三五千万元用于市民住宅改造并不算奢侈。 近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步伐很快，一些楼房迅速变旧。而且越是位于市中心位置的建筑，因为其建设较早，设计平平，工艺落后，越是显得零乱老旧。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各地都启动了旧城区改造工程。其中，对使用中的低龄旧楼实行立面刷新，对其楼顶实行“平改坡”，营造城市的“第五立面”，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如果招投标和建设过程中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工程的立项和实施。因为这些毕竟是跟居民生活关系相对密切的。 有市民感觉楼房是个人私有财产，反对实行统一的外墙、楼顶美化的说法和做法是不对的。城市是个整体，所有建筑物、构筑物都必须有统一的规划设计。包括外墙和楼顶的颜色，都需要有科学的规划和布局。楼房的产权确实是我们的，室内一般也可以在不破坏承重墙体的基础上随意装修，而室外的装饰装修我们说了并不算。这就是联体建筑，这就是城市，这就是大局。 说到南京刷新城市楼顶的问题，我感觉既然是属于民生工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适当扩大一下这项工程的施工范围。有关部门急于表态“计划的片区是紫峰大厦上往下看目力所及的范围”，这是令人失望的。丑陋的就是丑陋的，从标志性建筑上能看到的要修，看不到的也要修。因为城市的美观还要能经得住航拍和卫星拍摄的考验。只修眼皮底下的，只修领导看到的，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当然，楼顶刷新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单项工程来对待。既然爬一次楼顶，就要多解决点实际问题。比方说老旧住宅的顶漏和侧漏问题，比方说楼房保温处理问题，比方说一举多得的“平改坡”问题等等。工程建设最应防止那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的错误思想，最应杜绝那种“剪矢留簇”消极做法。 同时，作为民生工程，尤其要统筹使用好财政资金，并确保工程质量。要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切实防止个别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只为开发商、供应商考虑，只为亲戚朋友赚钱考虑的不良倾向。要切实斩断不合理的利益链条，真正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真正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益。 市容市貌也是生产力，旅游城市尤其如此。关于南京市投资数千万刷新城市楼顶的举措，我们乐观其成。
20110726 ( Mon, 25 Jul 2011 18:17:3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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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成本
□ 薄文军 最近，中直部门、国家机关都在纷纷晾晒“三公经费”。目前掌握的情况，去年接待费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达9995.5万元，差4.5万元就是1个亿。其次是国家农业部，达3655.68万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当然，这只是两个相对诚实的部门单位敢于承认的开支。许多部门单位就此公开的数目很小，但大家都不肯相信，被怀疑实行了“消费潜水”或者“转移支付”。当然，这也只是接待费开支，亦即餐饮方面的一项开支，其他的公款旅游、公车消费估计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甚至天文数字。 在思忖“三公”开支如此庞大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家部门单位，一年吃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近亿元，我们大家除了感觉其能吃能喝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人提议让这些部门单位的决策者就此出来负责。而相反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会因为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贪污腐败被双规、被逮捕、被判刑、被双开。对于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们大家咬牙切齿，似乎不判刑就不足以平民愤。而且在大家普遍看来，这里边有个“性质”问题。吃点喝点，吃喝多点吃喝少点，都无所谓，只要没把钱揣腰包里就行。 其实，钱就是钱，国家账面上的钱少了就是少了。不管你是吃了喝了，揣个人腰包了，侵吞了私分了，还是做了一个拍脑袋项目顺水漂走了，都是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性质”，更要看到“数额”。吃点喝点不算毛病，吃喝多了就算毛病。办砸了项目、交了学费，不算毛病，办砸了不该办的项目、交了不该交的学费就是毛病。 同样的道理，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不能容忍，但如果仅仅属于利益分配问题也未必不能容忍。一个部门单位的领导，能赚能花固然不是好事。但比起那些不能赚只能花的领导来，未必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钱要看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与其堂而皇之地挥霍浪费，不如允许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分配机制。 我们的公共财务之所以出现浪费，一些小的贪污腐败之所以出现，从本质上讲其实是跟我们的财务制度不无关系的。不说那种大手笔的接待了，就说你双休日加班，给单位干了半天活儿，需要吃顿工作餐。但是问题来了，你花10元钱吃顿包子、油条，没有正式***，是不能报销的。而如果你去大饭店消费上百元，有了***，就能报销了。作为领导干部，你整天骑自行车上班，不会有一分钱的补贴。可如果你使用公车，不但会有车辆，而且有燃油费、修理费、保险费，还会给你配司机，每年光配套费用就达10万元左右。你有勇气坚持吃包子、油条，坚持骑自行车上班，然后把省下的钱揣进自己腰包吗？要么不敢，要么就是做假账。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将大比小一个道理的。我们现行的财务制度，注定了我们的公务费管理成本会很高，注定了一些人会心理不平衡。加上利益分配问题、单位性质问题、领导带来的经济效益差距问题，这水也便越来越浑了。“宁要十个贪污犯，不要一个大笨蛋。”这不仅仅是句气话，在某种程度上，这里边也存在着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呀！
20110725
( Mon, 25 Jul 2011 17:17:1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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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车体：费解的行为，费解的解释
□ 薄文军 7月24日晚22点43分，铁道部在浙江温州召开甬温线特大事故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答记者问时回应了掩埋车体一事，他表示当时现场抢险情况复杂，“施救人员把车头埋在土里，主要是为了便于抢险。”
（2011年7月24日中国新闻网） 高铁线上发生特大事故，大家都很关注，多问几个“为什么”也是有必要的。施救人员在抢险过程中掩埋车体，确实是一种令人费解的行为。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回应，也应该算作一种令人费解的解释。 “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塘，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他们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这该是铁道部领导非常体贴下属的一种合理化解释吧。但作为一般性的考虑，即便当时环境情况再复杂，也不缺那块铁板、不缺那锹土。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把如此重要的现场实物给毁坏了，即便没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也该属于一种野蛮施工吧。 借用发言人的一句话说，“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我们仍有信心。”对于中国高铁，我们不是“仍有信心”，而是“很有信心”。从国家领导人亲自乘坐动车视察工作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对中国高铁充满了信心。然而，对高铁的人员与管理，我们的信心却不能不打些折扣了。如果不是疏于管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事故。如果没有管理层的盲目乐观，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故。就在此前不久，京沪线高铁因雷雨导致全线停航，19趟列车晚点。有关专家竟然说：“这反而验证了中国高铁在安全技术领域内值得信赖，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才对！”（2011年7月13日人民网）此次甬温线动车晚点相撞，有关部门给出了合理化的解释。救援人员掩埋车体，有关部门同样给出了合理化的解释。一切都是合理的，但事故就在合理的想象当中发生了。 正如大家熟悉的一句俏皮话：“天空那么大，飞机仍然会相撞；海洋那么大，轮船仍然会相撞。”与飞机、轮船比起来，道路交通工具，包括必须走同一趟铁轨的高速列车，出现相撞确实是难免的。而正因为其难免，我们才更要小心，更要加强研究，更要吸取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列车行驶，靠的就是“时间差”，在时间问题上麻痹大意，在涉及时间的问题上自以为是，必然会加大事故发生的概率。 而对事故起因的调查，对今后跟进措施的研究，是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同时展开的。黑匣子的记录很关键，司乘人员的目击与回忆很关键，对列车残骸的分析也很关键。动车哪个部位最脆弱，哪个地方需要改进，这些原本需要做破坏试验才能完成的项目，由于事故的发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资料。被撞坏的车体是应该拉回去做全面检验检测的，那么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活资料”，说埋就给埋了，而且那么理直气壮，这合适吗？科学吗？ 高铁装载的是乘客的身家性命，是公众的幸福生活，是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对社会的责任与承诺。在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应该少些合理化的推断，少些想当然的解释，多些触及心灵的反思，多些实事求是的研究。
20110725
( Thu, 21 Jul 2011 17:59:4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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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减法”
□ 薄文军 年过四十，身在基层，确实应该开始做“减法”了。吃不到的饭可以不吃，赚不到的钱可以不赚，争不到的椅子可以不坐，宠辱不惊，顺其自然，无须再费更多异想天开的努力。 《黄帝内经》一开篇就讲人的生理周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写，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对于许多人来说，四十岁确实是个分水岭，就像一条抛物线的最顶端。不但身体在走下坡路，心理上也已不再年轻，曾经的昂扬士气已经打了折扣，一切也便力不从心。 四十岁之前，很少读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的著作。因为那是一个不服输的年龄，因为那时的意识里自己可以凭借个人奋斗在学业上超越任何同龄人，领先所有年轻人。四十岁之后，开始关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了，感觉有些确实后生可畏。再来检点自己在同一年龄段的业绩，思考为什么会在不经意间被年轻人轻松超越。感觉除了智商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自己一直以来习惯于做“加法”。什么也不肯舍弃，也就不能轻装前进。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在一个相对熟悉的领域，仍不能拉着几辆车齐头并进的。一个身在基层的人习惯于做“加法”，这有其客观原因，因为这样相对安全。就像我们使用着一台配置很低的电脑，随时都有瘫痪的危险，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只能将重要文件重复保存在不同的盘符里。但这是要占用内存的，占内存多了必然影响电脑的速度和效率，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碌碌无为，这当然有职业生涯策划不够科学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底层的悲哀、寒门的悲哀、草根的悲哀。 这是一个人才极大丰富的时代，注定了每个人能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时间是短暂的。古人所谓“四十不惑”只是从阅历的角度来讲的，关注的是昨天的收获，而今人的“四十不惑”则是针对明天来讲的。人到六十岁退休、五十几岁就要内退，后浪推前浪，最终是要谢幕的。“四十犹惑”，情何以堪？ 有舍才有得。到了做“减法”的年龄，放弃许多奢望，摒弃许多诱惑，抛弃许多无奈，也许可以轻装前进了。
20110721
( Tue, 19 Jul 2011 09:46:39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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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年接待费26万元，你信吗？
□ 薄文军 昨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三公经费”账单，其中公务接待费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媒体称，与其他中央部门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接待费相比，住建部堪称节约。 据统计，在已公布“三公经费”的各部门中，去年接待费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达9995.5万元；其次为农业部，达3655.68万元；最低的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仅为5.84万元。（2011年7月19日京华时报） 住建部去年接待费只有26万元，你信吗？ 第一，我不信。因为别说一个全国较大部委机关驻在高消费区北京，就是一个二三线的地级市的住建委或住建局，其一年的餐饮开支也不止26万元。 第二，我相信。因为建设部门吃饭一般是不用自己掏钱的。更多情况是别人接待他们，而不是他们接待别人。与此同时，建设管理部门有着众多的下家，而且其干部职工队伍中藏龙卧虎，有着众多的预算师、评估师、审计师。这样一个人脉资源丰富的权力部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优势团队，自然不会在账目上让自己过于难看。 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比建设部的官员们更能吃。从接近1个亿和26万元的霄壤之别，我们只能猜测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中科院的科学家们真的很能吃，一年几乎吃掉1个亿。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科学家要在中科院吃饭，也不知道这些科学家到底研究了什么，更不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是不是从外星球转运过来的。 第二，中科院的科学家确实讲科学，吃了就是吃了，不会说没吃，更不会弄虚作假。做出这个实在数据，也许就是要给审计部门提供“公平尺”和“公平秤”，防止个别部委让三公消费潜水的。“我们几个知识分子一年都能吃下一个亿，其他部门说吃得少，纯粹扯淡！” 第三，中科院没有下家，没有合适的分支机构可以分散账目，没有更多关系单位、辐射单位，没有更多的人来请客，只能请别人。一句话，“科学家很辛苦，只能自己吃自己。”至于人家给专家组、评审组提供的红包，那属于个人脑力劳动所得，断然不能充公。 第四，实践证明，许多问题单从账面上是根本看不出的，吃喝少的（即便其真的少）未必就清廉，吃喝多的也难说腐败，具体业务、人员数量还是有区别的。 归根结底，这场自说自话的“晒账单”游戏真的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一些社会公认的贪污腐败高发部门竟然成了节俭的楷模，不觉得可笑吗？我们的账目诚信度到底还有多少？我们的审计监察工作诚信度还有多少？ 全国人民都笑了。赶紧收场吧。劳民伤财拿公众开涮，有意义吗？
20110719 ( Fri, 15 Jul 2011 17:30:4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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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支：“盲晒”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 薄文军 这段时间，国家机关晒“三公”开支晒得不亦乐乎。晒就比不晒强，这不言而喻。但话又说回来，这种没有参照、没有背景、没有定位、没有比较、没有评价的“盲晒”，真正意义并不太大。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就拿这些国家机关来说，单纯地晒出谁花了多少钱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因为大家并不知道这些机关到底有多少人、多少分支机构，不知道他们在跟谁打交道，他们的主体业务开支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 单位与单位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单位人多、有的单位人少，有的单位需要天天因公出国，有些单位需要整天派车、派人奔走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有的单位接待就是业务，吃饭就是工作，这些大家也都能理解。把这样一笔复杂的账目，浓缩成几个累计数据，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数据，别说普通公众，就是财会人员听多了也会脑袋疼。 要真有诚意晒“三公”支出，就要把一些重要参考指标一起公布出来。整个机关多少人？主体业务是什么？“三公”开支占总体开支的多大比重？具体单项开支的平均水平如何？最近几年增降幅度如何？跟外国比较如何？最好直接跟上中介机构、审计部门以及相关专家的评估，看哪些开支节俭了？哪些浪费了？哪些钱花得不值？哪些是必须的刚性开支？同时，要将机关与机关之间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基准数据进行有效比较，让公众在一定背景和合理坐标基础上解读这些枯燥的数据。 “盲晒”是消极的。如果不是想逼迫公众主动缴械、放弃监督，就应该努力把这项工作搞得科学一些，平实易懂一些。
20110715
( Wed, 13 Jul 2011 17:37:0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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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前线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5）
□ 薄文军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尽管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版本，被赋予了具体的战争和具体的后方基地。但毫无疑问，在革命战争年代，今东营地区人民同样是用小推车助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在电视连续剧《宣言》中，同样也有生动的描绘。尽管故事没有延伸到解放战争时期，但从那火爆的场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东营地区全境解放后，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热烈场面。 抗日战争时期，清河（渤海）根据地人民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全力以赴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到抗战结束时，***领导下的渤海区已经发展成为西起津浦铁路，东至渤海，北近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5.2万平方公里，辖41个县市，人口近1000万的山东省最大的一个战略区。 解放战争时期，东营地区各县在渤海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努力做好动员参军工作的同时，多次组织轮战营奔赴前线，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当时，老区人民提出的口号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物有物”，“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他们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不惜把节省下的粮食一袋袋、一车车地运往前线。广大支前民工英勇地穿梭在前线，昼夜不停地运送着伤员、粮秣和弹药，有效保证了解放前线的需要，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1946年5月，垦利县组成一支600余人的支前轮战营，由县人武部副部长魏义昌任营长，跟随我主力部队转战青城、高苑、桓台、博兴、张店、周村等地，历时四个月。10月，又组织了一支400余人的轮战营，到蒲台县北镇西北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历时一个月。 1946年9月2日，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宣布成立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1947年1月，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再次作出决定，撤销原支前委员会，重新建立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新成立的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有权支配和调动全省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随后，利津、垦利、广饶县三县也都成立了支前委员会。2月，华东局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体军民，全力以赴，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大举进攻，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从此，支援前线成为解放区党、政、军、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解放区人民在“多节约一尺布一斤粮，就是向山顶多前进一步；多献一元钱一双鞋，等于向蒋军多射一粒子弹”等口号的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 1947年初，为支援山东、华中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发起的鲁南、莱芜战役，广饶县共组织了13个民兵轮战营，加上支前民工共计4.6万余人上前线，承担修路架桥、火线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以及清扫战场等任务。利津县除组织轮战营支援前线外，还从全县调集了200余辆大车，组成运粮大队，为前线运送军粮10余万公斤。垦利县组织了近千人的支前大队，在完成支前任务后，有一部分队员被留下继续跟随部队执行支前任务。这期间，广饶、利津、垦利三个县还捐款7360余万元，送往前线。利津县于这年3月组织近千辆大车，将1.02万公斤面粉、1.6万公斤蔬菜和31万公斤柴草运往前线；4月份，又抽调600名民工，组成一支轮战营，随山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进行战地服务，支援泰蒙战役，后转入梁山一带，配合掩护刘邓大军南下进军大别山区；5月，该县1600名民工组成担架队，到鲁中南麻车站接运伤员转运到惠民等地后方医院，后又从北镇往惠民抢运军毯，三个月后复员时，全队荣立一等功者20人、二等功者40人、三等功者110人。垦利县于这年5月派出一个600人的支前大队随军支前，先后参加了保卫定陶和解放郓城、大汶口、兖州、曹州、嘉祥、汶上的战斗及沙土集、黄土集外围突击战等，行程1500余公里，历时达7个月；7月中旬，又抽调近千人组成一个担架团，到前线服务，50天后胜利返回。 1948年三四月，为了支援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周（村）张（店）、潍县战役，广饶县共在各地设立粮站10处，动用支前民工17.4万个工作日、畜力4.5万个，为前线运输粮食227.3万公斤、柴草69.5万公斤。同时派出参战民兵1000余人、担架团2000余人、民工1600余人、小车800余辆支援前线。垦利县也组织了609人的轮战营，随渤海纵队参加了解放章丘、邹平、昌乐、潍县、安丘的战斗。7月，利津县一支轮战营500人，随山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参加了攻克兖州、济宁的战地服务。同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战役期间，广饶县共选派了1000余名民兵参战，有3800余名民工组成担架团、挑运团支援前线。济南战役结束后，广饶县担架团250人继续随军参战，先后转战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数省，历时达六个月，行程7500余公里。利津、垦利两县分别由840名民工各组织一支轮战营，准备参加济南战役，但未及参战，济南已被解放，这两支轮战营便集结于泰安一带待命，后随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继续向南推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利津县共组织了四个轮战营参加支前；广饶县在一个月内组织大小车辆9100余辆，将180余万公斤粮食全部运送到济南郭店车站装车南下，并组织了一个600余人的小车队上前线从事战地服务。 东营地区的这些民工支前队伍，在战场上表现得都十分英勇顽强，在支前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1947年，在收复汶上县城战斗中，垦利县担架队的一名队员发现后，将一名身负重伤的伤员捆绑在自己的肩上，爬行离开阵地，终于把这名解放军战士抢救下来。1948年4月，广饶县支前轮战营和垦利县永安区担架连共同配合解放军进攻潍县城。在战斗中，民兵队长张福田带领300名民兵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连续冲破敌人的八九道封锁线，还炸毁了敌人两座碉堡。在攻克敌碉堡时，民兵班长王文宾发现一名解放军战士中弹负伤，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机智勇敢地把这名战士抢救下来。 支前民工，在战场上是解放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也和解放军一样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离开一个地方时，做到“五不走”，即房东的水缸不满不走；院子不扫干净不走；借了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不赔偿不走；不向老乡表示感谢不走。他们把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和生产技术带到新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新区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在淮海、渡江战役中，有一个以广饶、博兴两县党员、干部和民工为主体组成的随军常备服务团，支援前线时间长达九个月，跟随人民解放军转战于鲁、皖、苏、浙四省，立下了赫赫战功。1948年10月，按照渤海区第三地委的命令，广饶、博兴两县各出民工1250人、担架500副（两个担架营的编制），组建一个随军常备担架团。为了保证该服务团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第三地委规定，团职干部要报送地委批准，连、营职干部由县委指定，班、排职干部由区委从联防中选拔，每个连务须配备15名到20名***员。服务团的服务期限不定，“部队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团以下设四个营，其中广饶县编制为第三、第四营。11月初，服务团集中到第三地委驻地（桓台县索镇）报到。南下前，为提高服务团的军事素质，第三地委又指派军事干部对该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整训。11月中旬，服务团抵达临沂县城南关，并重新进行了队伍整编，广饶、博兴、临淄、文登四个县的六个营合并为一个团，然后，随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二军开赴郯城以南前线。1949年3月下旬，服务团由合肥移至巢湖以西的陈坝头一带驻防。这时，根据第二十二军党委决定，服务团改称为西湖部队，全团一律改换为军装，脱产干部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所有的待遇与正规部队完全一样。为了做好渡江准备和渡江后充分适应江南多水的自然环境，西湖部队在此加紧进行水田练兵。4月上旬，西湖部队由巢湖开往江北无为、襄安一带待命。21日，发起渡江战役。23日，西湖部队抵达江南繁昌县城。之后，又日夜兼程，经南陵、安吉、德清，至余杭以西作短暂休整。5月6日拂晓，西湖部队奉命赶至杭州城外，然后与野战部队一起浩浩荡荡地从西湖东畔，穿过杭州城。接着，跨过钱塘江，冒雨越过萧山城、绍兴镇，至7日天明渡过曹娥江后，经上虞、余姚，直达慈溪。三天后，再从慈溪出发，经宁波转向镇海。当西湖部队半夜赶到镇海时，镇海已经解放。随后，西湖部队返回宁波，在城南姜山一带就地驻防、训练，准备随军解放舟山群岛。7月初，西湖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因暂停攻打舟山群岛，部队中的所有干部、民工准备返乡复员。至此，由广饶、博兴、临淄等县干部、民工组成的这支随军常备服务团胜利地完成了全部支前任务。在随军支前期间，全团共有5人荣立了一等功、155人荣立二等功、577人荣立三等功、907人荣立四等功。 1949年7月中旬，第二十二军为随军常备服务团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军首长们盛赞服务团为解放江南大地立下了战功，鼓励大家复员后继续搞好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当服务团回到渤海区清河地委（1949年6月由第三地委改称）驻地索镇时，再次受到了地委、行署负责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Wed, 13 Jul 2011 09:05:5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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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参军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4）
□ 薄文军 解放区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是电视连续剧《宣言》结尾的一组镜头。而在渤海区历史上，大参军也是其最为辉煌的时代篇章之一。而在当时人口并不算多的今东营地区（抗战胜利后设有垦利、广饶、利津三县），声势浩大的大参军运动，更是翻身农民响应党的号召、奉献革命事业的一大壮举。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垦区、广北等革命老区作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一直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动参任务。尤其从1945年初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小清河畔、黄河两岸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参军热潮。 1945年春天的大参军运动，是渤海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军运动。它大大加深了军民、军地之间的鱼水情谊，对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年春节前后，根据渤海区党委、军区发出的“扩军、练兵、大反攻”的指示，整个垦区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抗和大参军活动。黄河口两岸到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各村扭着秧歌给军、抗属送年礼，先送“六大光荣”（光荣匾、光荣灯、光荣旗、光荣牌、光荣花、光荣对联），再送过年的白面、猪肉、蔬菜。年初一，各级干部群众集体给军、抗属拜年。参军光荣，抗日光荣，做军抗属光荣，这些观念在垦区深入人心。 在大参军活动中，新入伍的战士披红戴花，欢送子弟兵的群众人山人海。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前线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当时的广北县（抗日战争时期广饶县的小清河以北地区，今分属于东营市东营区和广饶县）共有6个区，227个村庄，9万多人口，然而大参军的号召刚刚发出三天，该县青壮年报名参军就有3145人，其中村干部带头参军398人，一门双英雄121户，一门三英雄8户，一门四英雄1户，一门五英雄1户。该县第九区周家村、商家村（今均属东营区）各成立一个连集体参军入伍，被当地群众自豪地称为“周家连”、“商家连”。全县超额完成了预定1200人的动参任务，受到渤海区党委的通令嘉奖，也得到华东局的表扬。垦利县当时有近10万人口，由于动参宣传工作深入扎实，群众觉悟高，在很短时间内就有1200余名青壮年报名参军，也超额完成了预定800人的应征任务。垦利县武委会主任韩连祯带头报名参军，县、区领导亲自为新战士抬轿、牵马，《大众日报》专门报道了垦利县完成参军任务的消息。刚刚解放不久的利津县，报名参军的人数也超过了1000人。大参军运动还有效推动了各地民兵队伍的迅速壮大，至1945年底，渤海区民兵由原来的3万人猛增到7万人，抗日自卫团也由9万人发展到30万人。 1945年9月，在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奉命挺进东北的情况下，利津、垦利两县遵照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的指示，开展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参军运动。这次参军运动，利津县共有998名青壮年参军入伍，其中有村长11人、农救会长8人、自卫团长27人、青救会长25人、民兵队长25人、村政委员9人。垦利县共有600名干部、青年参军入伍。 全面内战爆发后，东营地区各县按照华东局提出的“争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指示，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1月，再次掀起大参军运动高潮。在这次动员参军期间，广饶、利津、垦利三县都分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拥军拥参活动，组织青年慰问团、带着慰问品上前线慰问主力部队。青年们到部队慰问参观后，更加坚定了“反蒋保田”的信心和决心，“翻身不忘本，参军报党恩”，成为了大参军的积极分子。广饶县这次动员参军运动，共有6850名干部、青年参军入伍。利津县遵照渤海区第四地委的指示，动员1088名青壮年参军入伍，其中南望村80余名青壮年集体参军，拉出一个“光荣连”。垦利县这次共有600余名青壮年参军入伍。 1947年春，广饶县又动员2128名青壮年参军，同时，利津、蒲台、垦利三个县的县大队各有一个中队升级编入主力部队。同年秋，为支援华东野战军作战和准备全国解放战争大反攻，利津县又有712名青年报名参军。垦利县丰国区三天内即有150名青年报名参军，民丰区组成一个125人的“反攻连”集体报名参军，永安、新台子、罗家镇、临河等区也都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时属垦利县的薄家庄组成了100余人的“薄家连”，盖家庄、八里庄、台子庄（今均属利津县盐窝镇）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兵连。广饶县（1945年8月，广北县委、县政府改称广饶县委、县政府，广饶县恢复抗战前所辖区域）北部辛店区的参军模范村周家村、商家村这次又分别有14名、23名青年参军入伍，全区474名参军青年共编为四个连参加了全国大反攻。
1948年冬，为支援淮海战役，东营地区掀起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参军运动，广饶、利津、垦利三个县共有4460余人参军入伍。这年年底，广饶县独立营升级编入主力部队。1949年5月，利津县大队五个中队再次升级编入主力部队。 据统计，仅从1945年9月至1949年上半年，垦利、利津、广饶三县就有1.82万余名干部群众参军入伍。各县的独立营、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多次被升级编入主力部队，其中利津县独立营（县大队）先后五次升级到主力部队，总计约2000余人。这些青年干部战士奔赴前线后，分别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共和国上将张太恒、爆破大王盖希云、爆炸模范董荣吉、“尖刀排”排长张青林等一大批优秀指战员，先后有2000余名干部战士牺牲在解放战争前线。黎明前夕，黄河口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Tue, 12 Jul 2011 12:57:13 +0800 )
Description: 挺进东北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3）
□ 薄文军 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是电视连续剧《宣言》的最后一场戏，也是整个渤海区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全国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的9～10月间。 正如大家所常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希望，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不想与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胜利的果实。他们在胜利的礼炮声中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一面是虚张声势假意和谈，一面却又在费尽心机准备内战。 自1945年8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向华北解放区推进，限制解放区的发展，阻挠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针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于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中央命令“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苏联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第二步，“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20日，***中央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山东分局及各区党委、军区立即在部队和地方干部中进行了政治总动员和思想教育，同时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单从地理位置考虑，山东渤海区是由陆陆赴东北最近的一个战略区。9月下旬，中央军委电令渤海军区：先组建一个独立师（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经热河古北口直接开往东北。渤海军区接到命令后，立即抽调第一军分区一个团、第四军分区一个团（缺一个营）及渤海军区回民支队等部就近在黄骅县集结，组成临时指挥部，王兆湘任指挥，陈德任政治委员，刘贤权任副指挥，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负全面责任，然后由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所属各部队迅速出发，经热河古北口出关挺进东北。 10月初，中央军委又电令不久前刚刚由渤海军区主力部队整编而成的山东野战第七师挺进东北。第七师3个团共计1.1万余人，旋即于河北省盐山县境内集结，在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徐斌州、副师长龙书金的率领下，由陆路向东北地区挺进。在小清河畔、渤海岸边战斗了7年多的传奇将军杨国夫司令员离开了这片革命的热土。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Mon, 11 Jul 2011 12:34:25 +0800 )
Description:
清河记忆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2）
□ 薄文军 电视连续剧《宣言》中多次提到小清河，多次提到小清河以北的牛庄、陈官、垦利等地名。其实，小清河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和清河军区得名的由来。当时许多有名的战斗战役和历史事件，都是围绕小清河展开的。 江、河、淮、济，古称“四渎”。其中的“济”，就是“济水”，分为南北两脉。济水南脉，是一条时隐时现的潜流。南宋时期，伪齐刘豫将其开糟成一条可以行船运输的运河，称为小清河，与北脉大清河（基本为今黄河流路）相呼应。小清河流经今天济南、淄博、滨州、东营、潍坊５市的１８个县、市、区，在寿光市羊角沟汇入渤海。其走势，正好跟今天的济青高速公路、胶济铁路线平行，800多年间一直是济南到渤海的最便捷的水上通道。水运最辉煌的时期，能通行1000吨的大船，并实现了济南到天津的河海联运。直至1997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小清河才彻底停航，随后全河被工业企业所污染。 1939年底，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就清河区巩固发展，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就是以小清河为战略划分线的：第一步，先巩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和以清水泊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第三步，跨过黄河，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位于小清河南部的根据地主要是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和清水泊根据地，小清河以北则是连在一起的广北根据地和垦区根据地等。 革命战争年代，小清河两岸留下过许世友、杨国夫、景晓村、徐斌州、刘其人、袁也烈等一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坚实足迹，涌现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清河军区清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行署专员马晓云、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岳拙园、清西军分区独立团参谋长韩子恒、第三支队独立营营长马天民等一大批革命志士。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三位烈士是同胞三兄弟，山东省长山县沟西庄（今邹平县西董镇）人，都是黑铁山起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1938年1月19日，我黑铁山起义部队就是在邹平城北陶塘口村附近的小清河两岸设伏，一举击沉日军汽艇一艘，击毙包括日军联队长松井山村在内的日军官兵12人，打响了清河平原抗日的第一抢，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昂扬斗志。为开辟今垦利县境内的垦区革命根据地，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山纵三旅）曾几次渡过小清河，在今淄博、滨州、东营、潍坊境内激战数次，消灭了日伪，赶走了顽军，壮大了自己，教育了群众。从济南郊外，到入海口门，小清河见证了我军抗日反顽的丰功伟绩，小清河也记下了日本侵略者在鲁东、鲁北地区的野蛮暴行。 因为小清河正好从广饶县中部穿过，所以便有了广南、广北之说。在日伪军对我小清河以南根据地疯狂进行“分割”、“蚕食”、“扫荡”的严峻形势下，我党以小清河为基本界线，在广饶县北部成立了广北县委、县政府，坚持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小清河成为我军抗击日伪的前沿阵地。小清河北部地区则始终与黄河入海口一带的垦区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作为清河区（1944年1月以后为渤海区）的核心区域，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组织参军等方面发挥着其他根据地难以替代的作用，是我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 广北县党政机关驻地北隋、牛庄一带一度成为我清河区党政军机关驻地。1940年9月，***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将清河区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马千里任参谋处长。第三旅约5000余人，下辖七、八、九三个主力团和一个特务营。10月下旬，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撤消***清河地委，成立***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党委书记。11月，许世友、刘其人、杨国夫、景晓村来到广北，清河区主力部队在北隋、牛庄（今均属东营区牛庄镇）集结，召开整编大会，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建立。清河区党委和三旅总结清河区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作出了边打仗边建设根据地的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大力建设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12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任主任。 广北地区是***渤海区四地委书记、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岳拙园烈士的家乡。岳拙园（1911～1946），又名桃令、朴令，广饶县岳家村（今属东营区牛庄镇）人。1929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青团山东特委作宣传工作，是山东学生运动早期骨干之一。1933年1月，加人中国***，先后在***北平市委宣传部、山东临时团省委工作。同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济南被捕入狱。“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0月宣布释放政治犯。岳拙园获释后，先后任临淄“第三大队”中队指导员、八路军山纵三旅九团政委等职。1941年1月，与团长赵寄舟带领九团解放八大组，为开辟垦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42年2月，任清东军分区政委兼清东独立团政委。1944年，任渤海区五地委书记兼五军分区政委。1945年9月渤海区区划调整，任四地委书记兼四军分区政委。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岳拙园积劳成疾，于1946年5月28日病逝。同年6月1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故乡被命名为“拙园区”。 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革命先辈们在清河原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革命诗篇。仅从1939年到1942年夏季，就粉碎日寇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3次，1943年又冲破日伪军万人以上的大合围3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50次。战斗在清河平原上的人民军队，先后经历大小战斗上千次，取得了斜里巴战斗、三里庄战斗、北隋牛家庄战斗、王文战斗的巨大胜利，攻克了张许、盐窝等190多个敌人据点和碉堡，解放了利津城，歼灭了大批的日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到1944年秋天，以垦区、广北为中心的渤海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抗战胜利就在眼前，人们对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倍加怀念。为了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如实记录那段光辉历史，启迪教育后人，1944年秋，渤海军区开始在广北县政府机关驻地北隋、牛庄一带建设烈士祠，1945年7月竣工。这也是山东省境内建立较早的一座抗战烈士陵园。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曾多次企图破坏它，当地群众誓死保卫，终于使其得以保全。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多次拨款修缮，使其更加整洁美观。每年清明时节，都有大批的干部、群众、学生来这里祭奠烈士英灵，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小清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鲁东、鲁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见证，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近年来，笔者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济南、淄博、滨州、潍坊、东营等城市联合治理小清河，共同开发红色旅游业，尽快恢复小清河航运，打通从渤海湾到济南市区及沿线的便捷水运通道，实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我感觉，不论从辉煌的革命历史，还是从水源条件、沿岸风光、经济发展来看，小清河都完全有条件成为一条具有重要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旅游文化的“红色***”、生态发展的“绿色***”、水运经济“金色***”。 非常希望，《宣言》的热播，能为至今忍辱负重的小清河带来更多福音。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Sun, 10 Jul 2011 17:43:18 +0800 )
Description: 清水泊畔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1）
□ 薄文军 电视剧《宣言》中多次提到清水泊、海泊湖等地名。这一方面是为了展开情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一种特殊纪念与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清水泊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清水泊成为清河区乃至整个山东抗战的一片圣土。 清河区主力部队的最前身，是以1937年12月黑铁山起义部队为主体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1938年6月16日，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该部在邹平县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李人凤带领的临淄县国民革命军冀鲁别动纵队第二梯队第三大队（通称“第三大队”）也奉命编入三支队。第三支队由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郑兴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十、十一团和特务团，约计5000余人。同年12月，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 1938年10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小清河南北区划进行局部调整，将胶济铁路以北划定为清河特委（1939年9月改为清河地委，1940年10月改为清河区党委），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临朐、安丘、益都、昌乐6县划出，新建淄博特委。新的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李文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杨国夫任军事部长，李云鹤任统战部长，刘群任青年部长，刘洪轩任秘书长。1939年5月，景晓村调任清河特委书记。 清河区特委和三支队成立初期，主要活动在邹平、博兴到临淄、益都一带胶济铁路沿线的狭长区域。因为纵深短、腹地小，经常遭受日伪军的联合围剿、蚕食，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难以开展有力的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被称为“一***就能打透的根据地”。1939年3月30日，“太河惨案”发生，护送我党政干部赴鲁南学习的鲍辉、潘建军、吕乙亭等10余名三支队干部战士牺牲在国民党顽军秦启荣部的***口之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7月22日，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桓台县牛王庄战斗中壮烈牺牲。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支年轻的革命军队不能不考虑今后的生存与斗争问题。 1939年12月，作为统一清河党政军群各系统工作的最高机构，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在寿光县央上村（今属东营市广饶县大码头镇）宣布成立，景晓村任书记，杨国夫、徐斌州任委员。根据抗战形势需要和上级指示精神，清河区军政委员会就清河区战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三步走”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先巩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和以清水泊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第三步，跨过黄河，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 建立清水泊抗日根据地，是清河区“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清水泊位于山东省寿光县（今寿光市）北部与广饶县交界处，方圆百里，泊内地形复杂，芦苇杂草丛生，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其东南牛头镇是马保三等领导第八支队起义的地方，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其西北靠近小清河，渡河即可进入广北、垦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命令，第三支队于1939年11月从鲁中山区淄河流域的上庄、池上一带出发，兵分东西两路，北越胶济铁路，回师清河平原。其中东路为第三支队司政机关和基干二营，由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徐斌洲、副司令员李人凤率领，从张店东侧越过铁路，冲破敌人堵截，直插清水泊地区。11月底，东路部队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与景晓村带领的清河地委机关会合。杨国夫向景晓村等传达了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领导徐向前、朱瑞的重要指示，商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巩固扩大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任务。不久，清河地委机关和第三支队继续北上，抵达清水泊地区的郑家埝、牛头镇、央上村一带。 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地区后，为进一步动员全体抗日军民，同时也为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在郑家埝召开了“进一步扩大清水泊地区革命根据地，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万人誓师大会。景晓村、杨国夫等领导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目前的战斗任务，强调了巩固和发展清水泊根据地的重要性。 驻守在寿光县的国民党顽固派、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张景月，对***清河地委和八路军山纵第三支队巩固扩大清水泊根据地采取了抵制态度。张景月当时的总兵力有六个团，共7000余人，势力范围辐射寿光县周边的潍县、昌邑、益都、广饶等各县。他自恃有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作靠山，以正统自居，不断***领导的抗日武装施加压力，制造摩擦。清河地委和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地区后，张景月感到独霸寿光的美梦将要破裂，便经常派出特务队进行袭扰和破坏，企图把清河地委和三支队从清水泊地区挤走。他还暗中派人与日军勾结，多次配合日军袭击根据地内的抗日武装和村庄，并在袁家桥建立了一处据点，作为向根据地进攻的桥头堡。为粉碎张景月部的肆意侵扰和进攻，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于1939年11月下旬发出东征反顽命令。至1940年春，三支队先后拔除了张景月部设在朗家营、王高等地的据点，并攻占了张景月的老巢垒村，迫使张部退守到寿光县南部，八路军一举收复了清水泊周围大片地区。从此，清水泊根据地不断巩固，成为三支队向小清河北进军的重要基地。 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拉网”、“梳篦清剿”、“铁壁合围”、“长途奔袭”等手段，对清水泊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扫荡”，妄图把这块抗日根据地吃掉。1941年7月1日，日军驻张店第六混成旅团山田部队，纠集惠民、广饶、潍县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清水泊根据地。清东地委及寿光县委机关和部队因为及时获取了情报，都赶在日军进入根据地之前跳出了包围圈。日伪军扑空后，又在7月多次“扫荡”清水泊地区，杀害牛头镇抗日群众，烧毁房屋1.3万余间。 1942年，日军加强了这一带的“治安强化运动”，“扫荡”规模不断升级。仅在头10个月，就进行了三次大“扫荡”，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6月9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纠集青岛、潍县、惠民、益都、广饶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运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分五路向清水泊根据地实施“扫荡”。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清河军区指挥机关、寿光县党政机关、军区直属营机炮连、寿光县大队第二中队等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知道杨国夫司令员被包围在码头村，于是扬言要“活捉杨国夫”，情况非常紧急。这时，杨国夫的警卫员王来西急中生智，跨上杨国夫的枣红马，飞奔突围，吸引迷惑敌人。日寇果然上当，急调大队人马追赶而去。趁此机会，杨国夫带部队安全突围。此次战斗，王来西等10人壮烈牺牲，清水泊一带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1942年10月15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蟠井指挥7000余名日伪军，分四路对清水泊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合围“扫荡”。当时驻在清水泊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有：清东军区独立团四个连、直属团一个营驻在常家寨、宋家庄、北河一带；直属团团长郑大林率特务营两个连驻在清水泊南的茅坨一带；广（饶）寿（光）二边大队和直属团一个连驻在央上村；寿光县大队驻在北台头村。敌人到来时，军区直属团团长郑大林带领的两个连和副团长陈乙斋带领的一个连首先发现敌情，迅速转移到外线，寿光县大队也很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剩下的军区独立团四个连、直属团四营教导员王光廷带领的一个连和广（饶）寿（光）二边大队，因判断失误被日伪军团团包围在清水泊根据地内。15日上午11时，敌人开始向撤至李家坞一带的军区独立团发动进攻，独立团指战员们凭借村内的房屋和围墙作掩护，进行顽强抵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至下午2时许，被困的八路军各部队开始分两路组织突围：一路由军区独立团政委岳拙园指挥第一、第五连向西南方向突围，损失最为惨重；另一路由军区独立团团长董友炳带领一个连从东北方向敌人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基本未受大的损失。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在杨庄村的一条胡同里，日军一连用刺刀挑死7人。在官庄、营子村，日军兽性大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青年妇女剥光衣服，肆意摧残后，又逐个杀掉。在这次“扫荡”中，八路军有200名战士和伤病员牺牲，400多名农民群众惨遭杀害。军区独立团政委岳拙园和政治处主任王林负重伤，直属团四营教导员王光廷、广寿二边行政委员会主任燕铭书（燕简斋）、二边大队长李光荣、教导员杨荣等多名党员、干部、战士英勇牺牲。 此次清水泊之战，日伪军200余人被击毙，日军旅团长蟠井身负重伤。随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被调往莱芜山区，但留下的少部分日军和伪暂编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陈云渠部、广饶伪李青山部、临淄伪王砚田部等仍有4000余人。这些敌人又连续对清水泊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持续多日的“清剿”和“扫荡”，并陆续在清水泊周围的牛头镇、王高、马家庄、台头、涿北、南河、码头、央上、桑科、西燕、东刘桥等地增设了近20处据点，在各据点之间都修筑了公路，在小清河渡口、王家道口、高儿港、东北坞等地重修了碉堡。小清河以南根据地形势日趋恶化，除长白山根据地未受明显损失外，清水泊、益寿临广四边、长桓等根据地大部被敌破坏和“蚕食”，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 敌人的“蚕食”破坏，为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巨大困难。清河区在小清河以南的部分党政机关和部队被迫撤到小清河以北的广北和垦区抗日根据地。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Sat, 9 Jul 2011 12:49:34 +0800 )
Description: 英雄无名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10）
□ 薄文军 电视连续剧《宣言》让我们重温了淄河两岸那段血与火的历史。通过这一载体，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因为艺术的需要，更多真实的人物不能以真实身份走进电视剧，我们也无法拿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跟电视剧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但从这部饱蘸革命激情的电视剧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革命历史人物的影子。剧中的***地下党高层干部，后来的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司令员杨耘生，就能唤起我们对两位革命前辈的深切缅怀。 杨耘生这个人物，应该是编导们集中了多位在广饶战斗生活过的革命前辈的个人信息，精心整合塑造而成的。起码从其名字本身，我们会想到广饶籍的***早期党员、革命烈士李耘生，和八路军清河军区（1941年1月起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将军的事迹。他们一个是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一个是抗日杀的骁将。他们都为这方土地，留下了许许多多传奇故事与沉甸甸的回忆。 李耘生（1905～1932），原名李殿龙，山东省广饶县西李村（今属大王镇）人。东营地区早期***员之一，***南京特委书记，雨花台革命烈士。1920年，考入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址益都，即今青州市）。期间，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示威和盘查日货等活动。1923年10月，经王翔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由***一大代表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不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主任。 1925年1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发生后，受团中央指派，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青岛地委书记，积极参加领导青岛、济南等地的群众革命运动。1926年2月，调***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大肆捕杀***人。李耘生征得领导同意，将暴露身份的22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冬，为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中央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1月，被派往武汉，任***武汉口特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李耘生结识了汉口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章蕴，不久两人结为夫妇。章蕴 （1905～1995），湖南长沙人，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顾委委员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李耘生临危受命，于1927年5月担任***武昌市委书记，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在武汉疯狂捕杀***人。危难之际，李耘生按照上级指示，于10月20日组织发动了武昌第一纱厂9000余名工人大罢工。1928年2月，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化名李立章。4月30日，因叛徒王复元告密，被反动当局以“***嫌疑犯”罪名被捕，判刑10个月，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1929年4月出狱后，按照中央党组织指示，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在京沪线上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工作。 1930年下半年，南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2月，李耘生受***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重建市委。化名李涤尘，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以白下区贫儿教养院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进行社会调查，宣传政治形势，发展秘密党员。并在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卫队中秘密培养先进分子，甚至在国民党中央电台机关中也建立起了***党组织。半年多时间里，建立党支部10多个，发展党员近200名，南京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年底，***南京特委成立，李耘生任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工作。先后建立京杭国道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党的特别支部，并组成茅山武装游击队，准备策应党中央组织的南京“兵暴”队伍。 1932年4月，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叛徒出卖，李耘生身份暴露，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百般利诱，酷刑拷打，逼他交出党的秘密。李耘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在狱中，李耘生对被捕的同志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6月8日，无计可施的敌人将李耘生押往雨花台刑场。临刑前，敌人问他：“你有什么遗嘱？”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坚定地对刽子手说：“我的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与你们斗争到底！”随后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杨国夫（1905～1982），安徽省霍邱县人，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28年1月，投身革命事业，在大别山区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5月，加入中国***。1931年初，被选送到红军游击队当战士，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8年6月，杨国夫奉命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山东清河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时，我党在这一地区发动组织的抗日武装已达万人，但是成份比较复杂，一部分政治基础较强的部队又调给了山东省委直接指挥的第四支队。省委指示将留在清河区的部队整编为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同年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郑兴任参谋长。 作为一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优秀指挥员，杨国夫与马耀南司令员并肩战斗，整编扩充革命队伍。先将一部分政治基础较好的队伍编成一个营，继又扩大为一个团。然后又编成了第七、第八、第十团和寿光独立团。在整编过程中，对那些政治上动摇的部队，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现场做争取说服工作。对处在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包围和威胁之下的我党组织起来的分散的部队，杨国夫带领部分基干武装随时给予支援。在这些战斗中，杨国夫打出了威名，成为清河区群众无人不晓，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将军。 1938年初冬，活动在临淄的我山纵三支队第十团，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四个保安旅的三面进攻。危急时刻，杨国夫亲率部队前往支援，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党的部队，巩固了我军的活动区域。当时，敌人对我部队活动的胶济铁路沿线频繁“扫荡”，斗争艰苦，部队得不到休整，处于斗争劣势状态。面对这种局面，杨国夫力主不要骑着铁路打转，要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并与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等一起说服大家，让清河区重心北移的“三步走”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1940年9月，三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杨国夫任副旅长。1941年8月，杨国夫与旅长许世友、参谋处长马千里等率三旅部队进军垦区，打败了长期盘踞垦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武装，收编歼灭了数股土匪武装，解放了垦区全境。从此，我八路军山纵三旅的回旋地区扩大了，与冀鲁边区的交通联系也进一步打通。这个战略转变，对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作用。此间，三旅旅长许世友奉命调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杨国夫代理旅长。随后，清河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清河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1944年1月，经***中央北方局批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两区党委、军区合并，建立了***渤海区党委、八路军渤海军区，杨国夫任渤海军区司令员。 杨国夫是一员猛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过许多硬仗和恶仗。在我清河区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特别是1943年夏、冬两次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和智谋。每次战役开始，他都在干部和战士中反复强调敌情的严重性和我军必胜的信心，要求大家作好思想准备。又会同军区其他领导认真分析敌我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夏季反“蚕食”战役中，敌伪实行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推进的政策。杨国夫认为，敌人虽多，但战线长，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行动不能一致。对此，我军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法，连续打了四个胜仗。同年冬季，又取得了粉碎日伪二十一天大“扫荡”的胜利。1944年8月中旬，杨国夫亲自指挥了解放利津县城的战斗，是为我八路军在山东境内解放的第一个县城。 在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杨国夫奋勇杀敌的事迹，杨司令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故事至今广为传诵。1942年，6月9日，日军第六混成旅团纠集青岛、潍县、惠民、益都、广饶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运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分五路向清水泊根据地实施“扫荡”。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清河军区指挥机关、寿光县党政机关、军区直属营机炮连、寿光县大队第二中队等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知道杨国夫司令员被包围在码头村（今属广饶县大码头镇），于是扬言要“活捉杨国夫”，情况非常紧急。这时，杨国夫的警卫员王来西急中生智，跨上杨国夫的枣红马，飞奔突围，吸引迷惑敌人。日寇果然上当，急调大队人马追赶而去。杨国夫带部队安全突围，王来西为掩护首长和战友们壮烈牺牲。 在革命军队里，杨国夫历任红军营长、团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代理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师长，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副军长。20多年的战斗生涯，使他逐渐锻炼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将领 。 第七师挺进东北时，经船运到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军正在向山海关猛进，意在夺取山海关，掩护其后续部队进占东北。中央军委命令第七师火速增援八路军山海关守军冀热辽军区新编第十九旅，保卫山海关，阻滞国民党向东北进犯。在山海关战斗中，杨国夫指挥第七师和第十九旅数次挫败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的疯狂进攻，坚持半月有余，为主力部队顺利出关争取了宝贵时间。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抓住时机撤出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受到***中央的通令表彰。在1946年夏季保卫四平的战斗中，他指挥4个旅，根据上级命令执行“死守”的任务。后来敌情发生变化，上级决定撤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杨国夫精心指挥，尽力减少部队的损失，胜利完成了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杨国夫历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0年由国务院任命兼任黄、渤海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指挥，1973年兼任山东省海上安全指挥部指挥。1975年8月，任济南军区顾问。杨国夫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被授予一级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获二级八一勋章。 为纪念在清河（渤海）区战斗的日子和那些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杨国夫将军晚年写下了长篇革命历史回忆录《战斗在清河平原上》。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Fri, 8 Jul 2011 23:39:24 +0800 )
Description: 浴火重生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9）
□ 薄文军 电视连续剧《宣言》中广集村的原型——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今属大王镇），是一个英雄的村庄。 在那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这里不仅诞生了山东省最早农村党支部之一的***刘集支部，保存了全国最早中文全译本的《***宣言》，哺育了刘子久、刘良才、刘英才、刘雨辉、刘考文、刘奎文等一大批优秀***员，而且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与英姿。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以抓捕***人为借口，一次次来村里搜捕革命志士，借机向群众敲诈勒索。抗日战争时期，凶残的敌人更是对刘集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和焚烧。让这个饱经风霜的红色村庄一次次血流成河、满目疮痍、变为焦土。据当地一些老年人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对刘集较大的骚扰有13次之多。 1939年1月24日，日军2000余人乘坐汽车，在飞机掩护下由南而来，直扑广饶县城。驻守广饶城内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六旅李寰秋部连夜闻风逃窜。日军占据广饶城后不久，即在原国民党县政府院内修筑起一座内城，作为日军的司令部。驻广饶城的日军指挥官坂田中佐，统辖博兴、寿光、临淄及广饶四县。2月，伪广饶县政府成立，日军委任赵志美为伪县长，另设县政府顾问一名，由日本人狩野担任。随后，日军为扩大伪组织、强化伪政权，先后在广饶县第一、二、三、四、五、七区组建伪区（乡）公所，并在小清河以南占领区的稻庄、大王桥、北庄子、刘堡、范家、后屯、申盟亭、石村、常家寨、东北坞、羊角沟等地设立了据点，很快占据了全县240个村庄，刘集处在了众多敌人据点的包围之中。
1939年夏天，抗日游击队在刘集村处决了两名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力的汉奸。7月18日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刘集采取报复行动，把全村数百名群众驱赶到西北门里，在寨门上架起机关***，准备进行大屠杀。多亏同抗日武装有联系的日军翻译、中李村人李堂林向日军军官求情。敌人才把老人、小孩、妇女放了，把50多名青壮年押进大王据点。途中，有几个村民越墙逃跑，有的在逃跑途中被日军当场被打死。这50多名群众，被关在据点炮楼的地下室内整整3天，既不给吃，也不给喝，经多次交涉营救，才被逐次放回。 1940年3月下旬的一天，汉奸队突然把刘集村包围，学着日军的样子先把几百名老百姓驱赶到一块，然后把青壮年挑出100余人押解去田家庄，满满地关了一楼。结果关了半个多月，每人每天收伙食费两元大洋，村中送了两车面粉去以后才把人放回。民兵刘九恩因此前审讯过一名汉奸，恰巧被那名汉奸认出来，被咬住不放，未能获释，最终被残酷杀害。 1941年1月18日拂晓，广饶、临淄、益都3县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突然将刘集村包围，驻在村内的广饶县大队第一中队、清东独立团一个排、益北县大队和“四边”县委、县政府及益北行署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共200余人，除一小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被敌人围困在村内。突围中，广饶县第四大队第一中队队长王品三等50余人壮烈牺牲。日伪军进村后逢人就杀、遇房就烧、见财就抢，全村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敌人将群众集中在村西北角的一处场院里，四周架起机***，杀气腾腾地要群众指出谁是***、八路军。见所有的群众都默不作声，伪军便开始从人群中向外拉人，当场打死群众2人，并将掳走的10余名干部、群众带到西李庄杀害，是为“刘集惨案”。这次惨案中，共有79人党员、干部、战士及群众遇害，刘集自卫团团长刘景敏光荣牺牲。同时有500余间房屋被毁，80余头大牲畜被杀被伤。 1945年1月27日，驻广饶的日军在伪区长刘舜卿带领下，又来刘集村一带“扫荡”，先是抢了刘集村，又去抢刘堡村。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自卫团预先设下埋伏，当敌人满载抢劫的物资经过刘集回县城时，八路军战士突然开火，当场击毙日兵1名，击伤数名，日伪军仓皇退回高卜纸据点。敌人吃了亏，第二天就来刘集村拿老百姓出气，一进村就烧杀、抢劫。29日，敌人又来烧了一天，全村300余户人家的房屋，几乎焚烧殆尽，是为“火烧刘集村”。期间，1名游击队战士牺牲、2名农民遇难。 同一时期，在刘集周边村庄，日伪的暴行接力不断，许多村子几乎到了被杀光、烧光的程度。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刘集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他们站起身来，掩埋好战友和亲人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而最终，胜利是属于包括刘集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 而今，刘集支部旧址即刘良才烈士故居已修缮如旧。成为东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为依托，广饶县大王镇还修建了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开辟了红色文化展览馆，建成了仿真地道、4D电影放映室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刘集支部旧址参观考察，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营日报社编辑、理论评论部主任，***地方史研究学者，有党史类著作《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印象垦利》等出版发行）
( Fri, 8 Jul 2011 11:01:53 +0800 )
Description:
保家卫国
——电视连续剧《宣言》背后的故事（8）
□ 薄文军 从电视连续剧《宣言》中的广南支队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影子，更能看到刘集村民兵组织保家卫国、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作为我党在广饶县及今东营地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第九支队先后两次与周边地区其他革命军队融合，最终融入八路军主力部队。而刘集民兵却长期坚守在这片热土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广饶县刘集村（今属大王镇）就建有***领导的农民武装。这是刘集农民为争取翻身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作斗争建立起来的一支不脱产的农民武装。为便于隐蔽斗争，这一武装组织最初是以“红***会”的名目出现的。“红***会”是当时山东农村的一种公开组织，名义上是为了看庄护院，防止土匪到村内劫掠绑票，所以地主们也很赞成，国民党当局也不太在意。正是利用了这一保护色，刘集村白皮红心的“红***会”赖以生存。从电视剧《宣言》中，我们也能体会到早期农民武装的这一特点。***广饶县委书记刘良才当时担任刘集村“红***会”副会长。 据一些见证过这段历史的老同志生前回忆，因为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很多，“红***会”没有现成的武器，规定凡报名参加者都要自备武器。一干会众便纷纷请铁匠按照自己的想法打制红缨***头和鬼头刀，也有购买粉条***（一种土造的单响简易手***）的，最差的也要有一根梢棒。村里还购买了数杆抬***（一种装黑药的轻型土炮），两门牛腿炮和转花子炮（一种可作扇形射击的中型土炮）。 正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1928年的“觅汉增资”和“吃坡”斗争。1929年，配合吕家王镇的农民斗争，在三孔桥消灭国民党广饶县政府驻大王公安局保安队。1930年11月5日，在韩家桥庙会上开展了“砸木行”斗争。通过这些革命斗争，刘集村农民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切切实实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刘良才被捕牺牲后，广饶县白色恐怖更加残酷，刘集村的武装斗争形势转入低潮。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兴起。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刘集群众很快组织起新的革命武装——刘集村自卫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最早负责组建刘集村自卫团的是刘汉民。他青年时期加入国民党，给广饶县的辛亥革命人士邓天一当过护卫，在旧军队中当过营长，在县警备队里当过队长。刘汉民身材魁梧，作战勇敢，因身先士卒剿灭土匪而在鲁北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于他为人耿直，看不惯国民党政府和警备队的作风，后来愤然辞职回乡务农。日军进入鲁北后，驻广饶县的许多杂牌队伍都想请刘汉民出山，他一概托词身体有病而拒绝。1938年10月，***清河特委在临淄县苇子河召开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壮大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刘汉民应邀参加会议，并欣然参加了***领导的地方武装，被任命为刘集村自卫团长。1940年1月，上级为培养干部，调刘汉民到军区后方驻地八大组受训。之后，他被分配到滨海大队任副大队长。后又回到“四边县”，在四边大队当军需主任。刘汉民离任后，刘景敏担任刘集自卫团团长。 刘集自卫团在党的领导下，对日伪军和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9年1月，日军占领广饶城后，于当年春节前夕派一个日军中队30余人（不是电视剧中所说的700多人），到距刘集只有3华里的大王桥安插了据点。日伪军强迫各村派人去据点听差，成立汉奸维持会，要求当地老百姓接受他们派伕、派款、派粮，还要听他们宣传“王道乐土”、“大东亚新秩序”、“共荣圈”。面对这种形势，刘集村自卫团一方面加紧巩固扩大武装力量，一方面积极配合党组织在群众中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在学校和儿童中教唱抗战歌曲。敌人也知道，刘集是***的红色堡垒，经常到村里骚扰。起初，自卫团手中没有像样的武器，敌人来了只有跑，以躲避敌人的锋芒。刘集群众更是每天晚饭后便都牵着牲畜、背着包袱，到邻近的刘家、邓家、刘堡、中李、西李、大王等村睡觉。 为保存革命实力，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指示各村成立“两面政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