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大家在暑期之前做好复习铺垫，跨考教育政治教研室喻攀老师编写了“2016考研政治之马原·春季复习模块系列”，希望同学们通过简要、高效地复习，能够对考研政治马原科目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哲学基本问题”，顾名思义就是在哲学中至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至关重要、贯穿始终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学习完今天的“2016考研政治之马原·春季复习模块系列(2)”的内容，大家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是基本的问题了。　　其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即意识)和存在(即物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理解这一简要表述，重点在于“关系”二字。在整个马原学科中，关系都可以用“对立统一”四个字来形容，“对立统一”就是既对立又统一，且不用深层去理解何为对立，何为统一(系列后期会有专门的模块进行学习)，至少我们能把握到关系一定有两个方面。　　其二，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②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第一性”的问题，要么是物质要么是意识，显然在第一性问题上，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此是对立;但意识能不能反映物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就是二者之间联系的问题，此是统一。　　其三，根据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根据同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可以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种立场。但是，要特别提醒同学们的是，唯物主义不等于可知论，唯心主义不等于不可知论，二者划分标准不一，自然无法一一对应。　　这一点，在掌握“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上也同样适用。唯物主义不等于辩证法，唯心主义不等于形而上学，因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划分的标准是对于“世界怎么存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凑巧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立场，也是可知论立场，同时也是辩证法立场。知道了这一点，再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之处就容易多了。　　其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名称表述上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确马克思主义实现的“两个统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前一个很好理解，后一个其实也不难。我们在“2016考研政治之马原·春季复习模块系列(1)”中已经学习到马克思主义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唯物史观。事实上，所谓唯物史观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从未出现，所以马克思主义之前虽然有唯物主义，但严格来说，只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并没有解释历史问题上的物质性，因而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以上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相关考点。在今天学习的最后，喻攀老师(@跨考喻攀)向同学们解释一下“基本”二字。唯物论中主观能动性(意识层面)与客观规律性(物质层面)、辩证法中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唯物史观中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细分模块中的这些基本概念的背后实质，无一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

作者简介：张小龙，男，1989年生，甘肃通渭人，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云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现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为了让当时的人们理解和洞察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的内在实质而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政治文献和历史文献。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释这两个文献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政治著作和历史著作来加以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两个文献的深度解读。正是由于对它们的解读更多的是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从而缺少了哲学维度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在马克思的一些文本之中，政治、历史和哲学从来都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它们被看作政治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的同时，更应该被看作哲学著作。在积极倡导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学术语境中，仔细地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从历史本质规律的视角来展开的关于“活生生的时事”之丰富内涵的论述，无疑会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中通过对当时法国的具体政治历史事件的分析，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基于唯物史观深刻分析具体政治事件的精彩画卷。在此过程中真正实现了政治维度、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的内在统一。学习与借鉴马克思在上述分析中所呈现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我们今天在当下实践语境中推进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样对透视当今发生的世界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活生生的时事”展现出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恩格斯在1885年为《雾月十八日》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恩格斯在这里赞誉马克思的同时概括出从全部历史进程中叙述其内在联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此时把唯物史观这一哲学维度运用于政治事件思考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方法论。那么，马克思分析“活生生的时事”的具体哲学方法是什么呢?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及：“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马克思在此处所提到的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方法，其实也是他本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分析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政治形式是历史运动的“外表”或者说表现形式，而只有在社会生活的深处才隐藏着历史的本质内涵，而这恰恰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获取的。马克思在此时的一些具体文本中又是如何展开对政治形式的外表及存在于社会生活深处的历史本质进行论述的呢?首先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来看，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互相矛盾的事实。 “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马克思看到波拿巴发动政变以后，所有人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真正去理解它。也就是说，在一般人那里，他们仅仅把这次革命或者政变看作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并没有将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式的外表。如果真正要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历史运动的深层去，那么，仅仅阅读《雾月十八日》还不够的，必须跟《法兰西阶级斗争》对照起来阅读。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侧重于谈论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会导致波拿巴的独裁，而在《雾月十八日》中详细阐述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发生过程。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分析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工业繁荣。虽然经济因素并不是他叙述的主线，但是它们在背后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时事”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然后再反过来，从存在于社会生活深处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出发来看清楚呈现在外表层面的政治斗争的实质。从表面上看，不管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还是《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描述政治事件的变化过程，从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到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再到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马克思都详细地描述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变迁。但仔细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不只是停留在对这些政治事件进行描述的层面上，而是不时地从唯物史观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理论层面出发，来更为深刻地解读上述这些政治事件变迁的缘由，使读者对这些政治运动过程有一个科学的、全面地把握。譬如，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谈到二月革命后法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时说：“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马克思在此没有仅仅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失误的角度来解读二月革命后工人的状况问题，而是从现有生产关系状况的角度来加以深入理解。再如，在谈到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而是更为深入地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关系的角度来全面地加以说明，“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活生生的时事”的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与内涵被马克思清晰地解读出来了，从而实现了政治维度与哲学维度的内在统一。二、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历史偶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活生生的时事”的一个表现特征就在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历史不仅存在着起决定作用的一般规律或者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存在着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偶然性，这样才能消除历史解读中的神秘主义。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揭示历史进程中客观规律性，即致力于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对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问题还尚未进行详细的阐述。应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是他首次较为详细地论述历史偶然性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偶然性或者是与历史必然性密切联系一起的偶然性。英国学者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做出过历史学意义上的论述：“可以把马克思对历史偶然性的解释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偶然性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速’或‘延迟’,但言外之意又不能彻底改变事件的进程。其次，一种偶然性为另一种偶然性所补足，因此，最终偶然性自我抵消。再次，个人性格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偶然性。”卡尔在此对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思想的总结和概括是正确的。卡尔指出：“我坦白承认，我认为这种理论既难以让人满意，又难以让人信服。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当今被那些喜欢强调偶然性之重要的人大大夸张了。但是，说偶然性的存在仅仅是加速或延迟，而不是改变，这是玩弄文字游戏。”卡尔无法站到马克思的那种唯物史观的哲学维度上，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原因，更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是历史维度与哲学维度相统一的结果。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是如何具体地论述历史偶然性的。首先，历史偶然性对历史进程具有加速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作为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加速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二月革命加速了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二是六月革命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此，马克思看到不同的阶层对二月革命的反应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把二月革命看作是一次平淡无奇的偶然事件，而对人民群众来看，这次革命对旧社会的统治具有巨大的冲击作用，特别是它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马克思显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偶然的二月革命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的。那么，它推动历史的结果如何呢?马克思认为，它事实上并不像人民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是“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当时的法国人民对偶然的二月革命看得过于乐观，以至于错误地看待它的历史意义。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作为偶然性的事件并不是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的进程。马克思认为，六月革命也是一次偶然事件，它同样对历史进程有着一定的加速作用。“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5天”。从革命爆发的种种条件中，马克思看到工人们在没有领袖和统一计划的情况下偶然发动了六月革命，更是在缺少物资装备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他看来，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来说，六月革命的加速意义远大于二月革命。只是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它既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又加速了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革命阶级。“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六月革命打破了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共同分享二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幻想，摆脱掉旧革命传统的束缚，使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次，历史中的偶然性彼此相连，一个偶然性事件为另一个偶然性事件所补足。在马克思看来，六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六月革命的条件和准备，反过来，六月革命则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指出：“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是一场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尽管他在这里把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进行了对比论述，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出这两次偶然的革命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二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处于缓和状态，而到六月革命中这一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历史并不是毫无内在关联的政治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各种偶然事件彼此联系的有机集合，从而在历史本质层面中由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折射出历史的内在规律。马克思通过阐明六月革命补足了二月革命中未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冲突而揭示了这两次革命之间的历史必然性。最后，革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的具体特征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偶然性。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二月革命还是六月革命，其领导阶级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特性。二月革命从表面上看根本就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而六月革命虽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当时的无产阶级只是在资产阶级的逼迫下仓促地领导了这次革命。在谈到二月革命时，马克思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场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的二月革命，产生了作为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产物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只是因为在这个临时政府中人数占多数，所以才成了二月革命的事实上的代言人。这的确体现出了足够的历史偶然性。但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由法国生产关系的现状所决定的。“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对于六月革命，马克思指出：“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巴黎无产阶级仓促发动的六月革命的确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偶然性，但另一方面又从法国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说明了这一点，即通过指出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来深刻地阐明六月革命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会问，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都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吗?事实并非如此。在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中，它们表面上都是偶然事件，而实质上，它们是当时法国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推动的必然结果。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发展不充分，各种矛盾交替更迭，从二月革命时期的金融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到六月革命时期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再从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到资产阶级与波拿巴及波拿巴派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48年的法国革命是由内在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进程，从而展现出了“活生生的时事”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活生生的时事”的偶然性为历史进程开辟了道路，却背后隐含着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必然性。归根结底，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所剖析的“活生生的时事”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看似偶然事件背后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活生生的时事”的偶然性与“活生生的时事”的历史必然性是辩证统一的，更实现了历史维度与哲学维度的有机统一。三、 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历史情势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始终灵活运用唯物史观的哲学原理并且把它具体化到法国的“活生生的时事”之中，从而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国情相结合所表现出的历史情势，以此来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以上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所分析的不管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是波拿巴政变的发生史，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波拿巴政变。从这两个文本中我们能看到造成波拿巴政变的历史情势，就像马克思所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历史中真正存在着的情势(有的文本中翻译成“形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在‘活的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表征是历史情势，因为情势是从上层建筑中介入矛盾关系最重要的契机”。的确如此，历史情势不同于上层建筑，也不同于物质生活条件，也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但它无疑存在于历史当中，而且与其他要素联系一起共同展现“活生生的时事”。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多次使用情势(德语中的“Situation”)概念。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文本中的具体所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与法国国情相结合的形势。对于“Situation”一词，我们只要对国内不同的翻译版本稍作考究一下便可以得知，旧的版本使用最多的是情势(如1961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而最近的翻译版本较多的则是形势(譬如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63页、第166页、第186页第204页等六处)。尽管汉语中在不同的语境中翻译出现了不同的词汇，但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因而在此我们就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对待。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过程中看到了当时法国存在着的三种历史情势：首先，法国社会的外部状况作为一种历史情势。马克思认为，这种历史情势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法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对法国工商业造成的情势，二是法国革命对其他国家的革命造成的情势。当马克思阐述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时，他指出：“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与1847年的英国工商业危机作为一个外部的因素影响了法国革命的进程，它们造成的情势加速了法国的革命进程。法国外部发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情势，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运动：一是导致法国国内的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并且影响到了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这导致它们联合起来反对金融贵族的统治；二是法国资产阶级借助工商业危机的情势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进而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马克思还看到法国的二月革命本身也作为一种情势影响着其他国家的革命，“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其次，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历史情势，推进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进而成为波拿巴政变的一个因素。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总结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历史，梳理出了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二月革命开始，资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与金融贵族作斗争，最后金融贵族作出了让步，从而促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在二月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最后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失败，无产阶级被排除出国家政权。马克思在批评尚加尔涅和各个党派时指出：“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当时法国政界的一些所谓的伟大人物，还是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党派，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的情势或者形势中都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到了立宪共和国时期，波拿巴联合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接下来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最终的结果是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马克思指出：“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在法国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当各个阶级斗的你死我活的时候，波拿巴顺着这种情势最终窃取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革命的形势也是历史情势之一。马克思看到，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形成了当时法国特有的一种革命情势。“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他又接着指出：“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在马克思看来，由于革命情势的影响，使得其他具有革命性质的党派和阶级逐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当然，尽管无产阶级随着革命情势的好转把其他各阶级联合了起来，但还远远达不到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开始阶段。因此，法国的革命形势造成这样一种情势，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走向了没落，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以上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与当时法国国情相结合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时事”的三种历史情势或形势，是导致波拿巴政变的重要因素，也对其他阶级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显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资产阶级来看，历史情势使资产阶级革命走向下降路线而无力掌握统治权；从无产阶级来看，历史情势推动着它们逐渐走向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阶级；从波拿巴个人来看，他是法国历史情势的最大受益者，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法国长达20多年之久。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这些情势既不同于历史必然性，也不同于历史偶然性，而是介乎于这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活生生的时事”,共同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法国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不再像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样停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的描述，而是剖析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在具体文本之中实现了政治维度、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内在统一。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运用从政治事件的外在形式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关系深处的科学方式，分析出“活生生的时事”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经济物质条件，同时揭示出对政治事件有着加速或延迟作用的偶然性和情势等因素。这是马克思区别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譬如雨果和蒲鲁东等)对这段政治事件的描述的地方，马克思不仅是为了把这段政治事件史描述清楚，而且还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这段政治事件发展过程分析透彻，并以此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因此，《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既是政治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也就是恩格斯所称赞的天才著作。立足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解读和剖析“活生生的时事”之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坚持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而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把《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解读成单纯的政治学著作，并说它们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转移理论阵地即从历史观向政治学转移的结果，这种解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上述学者的这种解读既抛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立场，又抛弃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尤其忽视了马克思在政治实践领域中所展现出的从政治形式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的具体方法，而只是从纯粹的政治维度来把握“活生生的时事”显然有不足之处。因此，在批判与回应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过程中，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之中，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这是解读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所体现出的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从现实维度来讲，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与当时法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撰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活的历史事件”的深层结构和外在表现，是透视当今世界历史事件的科学方法论的典范之作。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两个文本在现实中应有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更要看到当下分析“活的历史事件”的哲学价值。在认识当今世界的“活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解读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些事件，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并且与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以马克思的方法论透视世界历史事件，才能科学地把握当今“活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规律。舍此立场，对当代政治历史事件的解读要么陷入神秘主义的历史迷雾之中，要么陷入对历史偶然性的崇拜之中，从而都无法真正看到当代“活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偶然性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在当下唯物史观的实践语境之中更要体现出应有的重要的、宝贵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论文出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杨耕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等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等著作12部；先后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
　　图为马克思和他的著作。资料图片
　　图为《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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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马克思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谓无人不知。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最容易引起争议、最折磨耐心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在哪里？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深入而广泛，遍及世界主要国家。从历史上来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逝世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持久、深入、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在这种种争论中，马克思的形象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以辨认一样。“熟知并非真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这片思想的园地沐浴在“新唯物主义”明媚的阳光之中，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这就是，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首先就要把握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当明白，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正是资本的存在及其支配一切的权利，导致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而这种异化在无产阶级身上得到集中体现。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应该做什么？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的“迫切任务”是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从而“为历史服务”。但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宇宙“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成为一种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样一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抽象的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困境。在我看来，以往的哲学家是人在“地上”，心在“天上”，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存在”或“初始物质”，即使把目光转向人间，关注的也只是抽象的人的命运。与此不同，马克思是人在“地上”，心在人间。马克思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唯我主义者，他人在“地上”，当然能看到“天上”，但他关注的是“地上”。用中国古诗词来说，就是“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什么？思考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给予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给予深切的关注。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哲学应当做什么？或者说，哲学的职能是什么？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了两句非常形象的话：一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二是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既然哲学是“头脑”，那么，“头脑”必须清醒；“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聚着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样，马克思就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变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即使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异化了，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了，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异化，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现存世界的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存世界是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世界，这个世界就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因此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换句话说，人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的。问题在于，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现存世界的状况如何，现实的人的状态就如何。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首先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把本体看作是某种超历史的本体或非历史的本体，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本体看作是历史中的本体或实践中的本体，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而改变世界。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矛盾关系的理论反思。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在我看来，承认自然物质的“优先性”，这只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它并未构成新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确认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的存在和现存世界的基础和本体，这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唯物”之所在。“实践”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和建构原则，而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共同的主要缺点，就是不理解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本体论意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理论特征，而且是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这样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目的与手段、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限定与超越、必然与自由等等矛盾关系。这是一种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成为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遥遥相对。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活动不同于自然运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中的一切活动、一切事件都是人做的，而人是在利益驱使下、在思想指导下进行社会活动的。一次地震可以毁灭一座城市，毁灭众多人口，一场战争也可以毁灭一座城市，毁灭众多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地震的背后没有思想、没有利益，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背后是思想，是利益，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犹如横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的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开始探讨社会历史时，几乎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以往的哲学家不理解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从根本上说，社会就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同自然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统一体。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社会生活的本质。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个理论特征。
　　我把前面讲的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特征。其中，实践唯物主义是本质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特征都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引申出来的，是这一本质特征必然展开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表现。我们应当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作为两个分支、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同一个领域，也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两个理论特征。
　　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不同称谓。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备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一生只使用过一次“实践唯物主义”而认为这一概念不成熟，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这一概念，我们也不能因为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有许多局限性而“废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及其特征
　　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本质特征之后，我还要讲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及其特征。这同样是涉及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本质特征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极为关注哲学的批判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而且这种批判要同对现实的批判、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的批判锋芒所指，就是现存事物，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其目标就是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称为“批判的世界观了”，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实践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了。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把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批判进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当从哲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不仅与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而且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意识形态批判，都应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正是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化的形式，以致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关系。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更重要的是，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有机体制，这种有机体制向总体发展的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这就是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一言以蔽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真正的主体和灵魂。
　　我讲了这么多，实际上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是通过商品拜物教批判、货币拜物教批判和资本拜物教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从而把本体论和人间的苦难与幸福结合起来了，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统一。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表述过这样一种见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产生。阿尔都塞的这一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反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而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资本批判，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我看来，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关联、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由此，我想到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因而过时了。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仅仅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时髦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走马灯一样更换本身就说明有问题。我们都知道阿基米德定律创立的时间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能违背这条定律。如果违背了阿基米德定律，造出的船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无论形式多么豪华，无论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航行，如航行必沉无疑。一门学科、一种学说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关键不在于它创立的时间，而在于它是否发现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它所提出的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是否具有“本质性的维度”。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20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改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使不同国度的学者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洛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人们的目光。讲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诗人臧克家的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分享到：
(责编：实习生、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