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周要点
殷剑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投资只是手段。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可怜的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消费倾向，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其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啊。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这里有三种分法：第一，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第三，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最难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所以，中国居民“没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首先是要让居民部门拥有财产。在资产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财产收入的方法之二是改善居民的财产结构。更加直接和迫切的途径是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总之，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乃至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因为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体制性掣肘。在三年疫情之后，随着就业的提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居民消费当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不能对之期待太高。在体制缺陷没有根除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从全球经济走势看中国的风险与机遇
2023年欧美面临衰退和滞胀。全球经济走弱一方面是受疫情影响，另外一方面还是它固有的原因。我可能有些悲观，认为全球经济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好不了。90年代中国开始崛起，占全球份额大幅提升。2008年以后我国GDP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3，有时甚至达到50%，所以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增量明显超过美国。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之后，还有谁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答案是没有了。那为什么过去增长速度会这么快，不断地有活力？实际上还是通过科技进步或者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终结，那么接下来是逆全球化吗？不是。接下来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即美国重建朋友圈，并希望把中国剔除在外。我把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高震荡时代归结为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第二个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全球总财富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这个难题难以解决。全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一种结构，但难度非常大。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投资的主体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中低收入阶层获得的社会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很少，那么消费自然就不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矛盾所在。相对来讲，美国还是具有自身的优势，它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长期压力。预期美联储2023年一季度可能还会加息两次，缩表可能还会继续。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恶化的概率不大。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地位对其经济的支持还是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资源调配能力还是比较强。我觉得中国的长期压力在内需，短期压力在外需。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我们GDP很大一部分是靠投资拉动，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因为有高储蓄率、高投资率，GDP增长就是快。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要扩内需，促消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到2030年就会步入超老龄化，德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用了36年时间，而中国估计只需要9年时间。因此我们将面临需求显著下降的问题。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非常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1/4，也就是3.5亿，这部分人在今后十年将陆续全部退休，那就意味着今后吃饭的人多了，干活人少了，国家财政支出会大幅上升。现在政府采取大规模的逆周期政策来刺激经济，估计2022年的GDP增速也就是3%左右，与年初提出的目标5.5%相差很大。再说一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现在来看，2023年的出口压力也比较大了，能够保持零增长左右就不错了。2023年如果疫情好转，希望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可能要在2023年二季度以后才能体现出来。总体来看，扩内需难度很大。我们期待疫情早日好转，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反弹，可以让2023年的消费增速加快。我提的建议就是发消费券，如果能够发1.5万亿元消费券，大概可以拉动消费增长10%以上。因为消费的乘数效应要远远高于投资效应。因此，我估计2023年财政政策会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以上。最后讲讲机会在哪里。既然是分化的时代，那就是要抓住分化过程中的成长性行业的机会。总体来讲，我觉得居民的资产配置会发生一个转向，即从过去的房地产走到金融资产。如果要配置权益类资产，那具体配置哪一类，哪些有投资价值？我觉得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成长板块，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另外一方面，就是配置低估值资产，尤其2023年的重心可能是在国企改革这一块。我国A股市场，尤其港股市场，目前在全球都是相对低估值水平。因此，2023年我相对比较看好港股。
二、 经济前瞻
赵伟（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疫后消费修复的三大误区
误区一：消费低迷，主因预防性储蓄增多？以居民收支推算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储蓄增多只是结果，不能以结果推结果，消费支出下降超过收入，或更多缘于消费场景的约束。所谓预防性储蓄是个“伪命题”，2022年居民储蓄加快增长更多缘于购房等投资减少，消费支出下降的影响次之。误区二：储蓄多消费弹性大，储蓄少弹性小？消费受储蓄的影响或被高估，尤其是如果储蓄增多核心不在于消费下降，就不能反过来说储蓄多消费弹性就大。
高收入人群消费受储蓄影响较小、受场景约束较大；而低收入人群消费受收入约束较强、收入改善带来的提振或更显著。误区三：社零等同于居民消费？姑且不论居民储蓄和消费关系，以居民储蓄变化来推算对社零提振也存在偏误，社零并不等同于居民消费。相较于居民消费，社会集团消费对社零拖累更大、受场景约束较强，伴随场景修复，其修复的弹性或大于总体。
余向荣（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外贸能否抵御全球衰退的冲击？
外需可能是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变数。过去几个月出口增速明显下滑，已见颓势。在中国三大出口目的地中，2023年仅有东盟经济增长有望略微改善。同时，地缘政治对贸易的冲击还在发酵。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华芯片制裁的后续影响。外部因素不确定，但可以说中国出口部门自身韧劲依然足。这种韧劲至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度融合、多元化的贸易网络，“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2022年对美出口剧烈下滑，但是对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强劲增长，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发挥贸易创造效应。二是完整复杂、多元化的产品结构。2022年，汽车和新能源产业链以及与户外活动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抵消了电子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放缓。这些积极因素还在。在政策层面，笔者有一个观察：中国在解决工业供给侧问题上要比提振需求（尤其消费）更加有力，得心应手。第一，政策导致的供应链损伤基本得到修复。第二，中国产业竞争力仍在。第三，产业链向外迁移在延续，但短期内不会加速。简而言之，对于出口，笔者对需求端不确定性的担忧要多过供应端条件。中国出口部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依然处于有利地位，而外需走向不可控。当然，对外部门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产品出口的回落。综合看，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应是比较确定的了。同时，出境游在疫情放开后恢复将显著放大跨境服务贸易逆差。毕竟，在疫情前旅游逆差一度占服务逆差80%之多。
汪涛（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把脉疫情发展与经济增长；12月宏观数据前瞻
12月中国疫情感染人数激增，不过各地区疫情进程参差不一。我们认为国内日均感染人数或已于12月底或者1月初期达峰，4-6周后多数地区或将基本走出本轮新冠疫情高峰冲击。12月瑞银中国工业及投资指数下行1个百分点至同比下跌8%（月度），主要由于整车货运流量和粗钢生产走弱，抵消了房地产销售跌幅小幅收窄和汽车销售增速改善。我们估计12月即将公布的宏观数据将表明经济增长动能走弱，其中工业生产（同比增长1.5%）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下跌6.4%）走弱，而房地产销售和出口（同比下跌8.5%）依旧乏力。信贷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0.2-0.3个百分点。CPI和PPI可能均有所走强。我们预计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大幅放缓至2%左右。尽管中国已经在快速退出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但我们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活动可能仍保持低迷。2023年二季度开始，GDP同比增速或大幅反弹，同时政策支持有望加码，推动2023全年GDP同比增速上行至4.9%。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休养，而后生息
这个新年，承载着三年来太多的憧憬。经济仍在探底，但政策暖风渐起，疫情、地产等困扰经济的关键变量已有变化。然而，作为社会的微观基础，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显著受损。其一端连接消费，一端连接生产，关乎整体经济的正常化。国际来看，着力于财政补贴家庭且明显降息的经济体，其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甚至有的还改善。此外，疫情持续时间越长，资产负债表的损耗自然也越大。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受损程度相对大于欧美。资产负债表受损对于后续居民行为的常态化有着重要影响。
展望新年，防疫优化后最为关键的第一波疫情峰值终将过去，生活场景打开有助于消费阶段性回暖。但参考疫后亚洲经济体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艰难历程，剔除基数效应后，下半年我国消费动力可能有所趋缓。类似地，居民购房意愿的恢复也将是缓慢过程，尽管政策仍将不断加码。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鼓励消费的措施可以有哪些？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发放消费券是政府促进消费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具有保障民生的功能。同时，可以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在促消费的同时推广数字人民币。对于高端消费，疫情后我国奢侈品消费中在境内购买的比例显著上升。为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促进境内高端消费，可以通过修订消费税课征对象和发展免税购物店的方式降低高端商品的境内外价差，减少国内消费外溢。对于优化个税征收，可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这样有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减轻居民纳税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消费。对于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政策，将主要从放宽限购条件、税费减免、降低贷款门槛展开。限购政策方面，各地或将进一步放开限购，重点二线城市以及一线城市或将采取以家庭成员人数、家庭住房面积等标准认定购买二套房或多套房的资格。税费减免方面，2023年各地政府或在增值税和契税方面给予更多的改善性需求支持政策。贷款政策方面，预计2023年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利率将延续2022年的下降趋势，同时有更多的城市调整执行首套房贷款首付的认定标准，以贷款结清情况、家庭人员数量、家庭居住面积等标准划定是否属于改善性需求，对符合标准的购房者给予首套房或接近首套房的贷款政策。
殷剑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投资只是手段。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可怜的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消费倾向，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其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啊。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这里有三种分法：第一，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第三，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最难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所以，中国居民“没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首先是要让居民部门拥有财产。在资产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财产收入的方法之二是改善居民的财产结构。更加直接和迫切的途径是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总之，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乃至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因为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体制性掣肘。在三年疫情之后，随着就业的提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居民消费当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不能对之期待太高。在体制缺陷没有根除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林采宜（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老龄化是人类无法逆转的必然宿命
近50年，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由60岁增长至73岁，同时出生率由3.1%下滑至1.7%，目前，全球65岁以上人群占比达9.6%。在寿命持续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之下，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是地球人共同的宿命。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目前高达12.41%，大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于育龄人口基数的减少、新时代的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抚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因此，中国社会由老龄化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已是不可避免。由于年轻人口既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消费力，人口老龄化必然从供求两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
赵建（西泽研究院创始院长）：不要让民企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现在有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民营企业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尤其是好的民营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比较稀缺的资源。企业都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一个现代经济就是以现代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在微观基础上就是以现代企业为根基。民营企业是最符合企业的本质的，组织和调动要素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大疫三年，“三重压力”的板子主要打在了民营企业身上，这个从国企和民企的利润分化上就能看出来。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并非疫情因素，也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民营企业家的长期预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民企要发展，民企企业家信心真正改观，我觉得根本上是要改善中国经济生态的土壤，否则再努力劳作也长不出合适的庄稼。1，市场化。2，法治化。3，国际化。4，治理现代化。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企业中长贷“顺风举帆”——2022年12月金融数据点评
社融同比少增，低于市场预期。新增社融的支撑在于表内人民币信贷投放偏强，且表外融资压降力度趋缓。经济下行压力偏大、资管新规过渡期基本结束后，金融监管的力度或有实质缓和。新增社融的拖累主要是直接融资同比缩量，受到政府债发行节奏错位、债券市场理财赎回冲击、股票市场震荡调整等因素影响；外币贷款更大幅度净偿还，也有一定拖累。人民币贷款创历史同期新高。信贷的支撑因素在于企业中长期贷款表现强劲，拖累因素则是居民中长期贷款、居民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偏弱。M1、M2增速同步下行。M1增速较M2增速更快下行，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现金流压力偏大，直接体现在M1的变化中。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偏弱，储蓄规模抬升，仅计入M2口径。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企业中长期贷款的主要抓手仍是基建、制造业及房地产领域。
黄文涛（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曙光已现，中长期信贷延续好转——12月金融数据点评
社融整体回落。中长期贷款表现亮眼。首先是企业方面延续前期的恢复态势。其次是居民方面信贷回落幅度减小，其中有基数效应也有地产信心恢复的因素。债券发行，包括企业债和政府债大幅拖累社融，主要是发行节奏和利率抬升取消发行的影响。表外融资对社融的拖累明显减弱。存款M2增速同比11.8%（前值12.4%），有所下降，主因年末财政支出发力和理财等非银赎回。在社融数据公布后，债券市场出现明显波动，与极低社融增速不匹配的是，债券市场利率出现明显的中枢抬升。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中国经济可实现5％以上增长
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局面，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和房地产走弱是两个最大的超预期冲击，全年GDP实际增速和目标增速（5.5％左右）存在一定差距。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预计2023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将达到5％，甚至更高。2023年，海外经济衰退风险逐渐加大，通胀可能加速回落，美联储或由加息转为降息。中国经济将从“外循环”转向依赖“内循环”，政策空间或逐步打开。出口放缓是2023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压力来源。但2023年中国经济仍有诸多支撑：第一，低基数效应。第二，中国防疫政策优化，使得经济向常态化回归所需的时间较短。第三，消费作为稳定中国经济“压舱石”的功能有望更好发挥。首先，经济回归常态后，近年中国家庭部门的一部分预防性储蓄将转化为消费，尤其是交通和餐饮等消费。其次，装修装潢、家具家电等需求将带动地产后周期消费回暖。最后，消费成为2023年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意味着大概率将出台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向特定群体发放较大规模的消费券等。第四，政策支持下，固定资产投资延续韧性。首先，基建投资维持高增。其次，核心是要“保交楼”，2023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拖累将弱于2022年。最后，政策驱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需求持续释放。据我们测算，货币、财政和产业等政策，拉动202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23年政策的影响幅度将更大。制造业中超过八成是民营企业，改善预期有助于提振他们的投资意愿。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从全球经济走势看中国的风险与机遇
2023年欧美面临衰退和滞胀。全球经济走弱一方面是受疫情影响，另外一方面还是它固有的原因。我可能有些悲观，认为全球经济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好不了。90年代中国开始崛起，占全球份额大幅提升。2008年以后我国GDP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3，有时甚至达到50%，所以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增量明显超过美国。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之后，还有谁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答案是没有了。那为什么过去增长速度会这么快，不断地有活力？实际上还是通过科技进步或者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终结，那么接下来是逆全球化吗？不是。接下来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即美国重建朋友圈，并希望把中国剔除在外。我把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高震荡时代归结为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第二个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全球总财富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这个难题难以解决。全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一种结构，但难度非常大。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投资的主体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中低收入阶层获得的社会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很少，那么消费自然就不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矛盾所在。相对来讲，美国还是具有自身的优势，它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长期压力。预期美联储2023年一季度可能还会加息两次，缩表可能还会继续。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恶化的概率不大。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地位对其经济的支持还是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资源调配能力还是比较强。我觉得中国的长期压力在内需，短期压力在外需。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我们GDP很大一部分是靠投资拉动，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因为有高储蓄率、高投资率，GDP增长就是快。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要扩内需，促消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到2030年就会步入超老龄化，德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用了36年时间，而中国估计只需要9年时间。因此我们将面临需求显著下降的问题。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非常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1/4，也就是3.5亿，这部分人在今后十年将陆续全部退休，那就意味着今后吃饭的人多了，干活人少了，国家财政支出会大幅上升。现在政府采取大规模的逆周期政策来刺激经济，估计2022年的GDP增速也就是3%左右，与年初提出的目标5.5%相差很大。再说一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现在来看，2023年的出口压力也比较大了，能够保持零增长左右就不错了。2023年如果疫情好转，希望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可能要在2023年二季度以后才能体现出来。总体来看，扩内需难度很大。我们期待疫情早日好转，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反弹，可以让2023年的消费增速加快。我提的建议就是发消费券，如果能够发1.5万亿元消费券，大概可以拉动消费增长10%以上。因为消费的乘数效应要远远高于投资效应。因此，我估计2023年财政政策会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以上。最后讲讲机会在哪里。既然是分化的时代，那就是要抓住分化过程中的成长性行业的机会。总体来讲，我觉得居民的资产配置会发生一个转向，即从过去的房地产走到金融资产。如果要配置权益类资产，那具体配置哪一类，哪些有投资价值？我觉得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成长板块，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另外一方面，就是配置低估值资产，尤其2023年的重心可能是在国企改革这一块。我国A股市场，尤其港股市场，目前在全球都是相对低估值水平。因此，2023年我相对比较看好港股。
三、 投资策略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有望成为价值投资大年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2023年开年A股市场就出现了连续收阳，大盘实现了五连阳，港股更是走出了犀利上涨的走势。2023年十大预言包括了经济、政策、股市等方方面面，我为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十大预言背后的逻辑，为大家新的一年的投资带来参考。第一，欧美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逐步回落，美联储3月份后将结束本轮加息周期。第二，随着疫情管控措施出现实质性优化，我国消费生产活动恢复正常，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GDP超过5%。第三，更多居民财富通过买基金或者直接开户入市为A股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第四，更多支持房地产行业政策出台，将有效化解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逐步回暖。第五，我国货币政策会继续宽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增长是央行重要的政策目标。第六，财政政策方面会更加积极，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政策会陆续出台。第七，我国资本市场将出现分化，行业轮动加快，看好消费、新能源和科技互联网三大方向龙头股。第八，价值投资成为最主流的投资理念，白龙马股出现恢复性上涨，再次成为资金配置的重点。第九，港股通南向开通人民币交易，A股、港股联动增强，会吸引更多国际资金配置。第十，A股和港股出现结构性牛市行情，赚钱效应提升，大盘趋势反转，震荡上行，基于经济面的复苏、政策面的支持以及资金面的流入，A股和港股将出现结构性牛市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明显提升，大家在2022年遭受的损失有可能在2023年找回来，并且进一步获得一定回报，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大家一定要保持信心和耐心，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通过配置好股票、好基金来抓住这轮结构性牛市的机会。
李湛（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 2022年得失回顾及2023年投资展望
展望2023年，国内防疫政策进一步调整优化，同时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发力，有望推动2023年经济增速向5-5.5%的潜在增速水平回归。2023年上半年的国内大环境是经济向好、稳增长政策延续发力、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即增长向好叠加利率平稳，市场有望演绎以估值修复为主的震荡向上行情。但目前看来，还不具备全面牛市的条件。2023下半年大环境是国内经济继续稳中向好，然而稳增长政策可能逐步退出、通胀风险逐步显现，流动性可能有所收紧，即增长向好叠加利率上行，市场预计在盈利改善和流动性收紧中以震荡格局为主。从全年来看，经济向好叠加利率上行趋势，可关注金融风格和消费风格机会，低配周期风格；而成长风格可考虑把握上半年流动性相对充裕情况下的估值修复行情。2023年以美国经济陷入温和衰退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启转向为分界点，分为上下半场来把握。（1）上半场：可以考虑优先配置国内资产优于海外资产。国内权益方面，建议围绕政策发力点进行配置，重点放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防疫政策调整上。总结来说，一方面密切关注政策端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趋势性机会。另一方面，防疫政策虽然有所优化，但国内确诊人数难免面临高峰，可关注医药生物涉及新冠相关的疫苗、医疗设备等板块。（2）下半场：下半场海外资产吸引力有所提升，但国内资产同样向好，全球范围内权益依然优于商品，债券吸引力有所反弹但仍需谨慎。可关注原油、黄金、铜等国际大宗品反弹机会，以及2023年四季度美股反弹机会。国内权益或可围绕经济复苏进行配置，重点放在消费复苏与地产景气企稳上。相信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惠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
四、 货币和经济政策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全球经济：滞胀下半场
2022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进一步弱化，但在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下，滞胀却接踵而至。展望2023年，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的作用持续显现，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通胀有望明显缓和，全球经济可能步入滞胀的下半场。在此背景下，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走向衰退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而外需回落将对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内循环”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一方面，2023年中国出口市场占有率的优势有望延续，但货币紧缩和去库存开启所带来的外需收缩，将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主要压力。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重置的可能性，会给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潜在压力。尤其是，防疫政策的演变、欧美发达经济体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诉求提升、关键领域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等因素，均可能会给国内供应链带来潜在压力。而随着“内循环”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接近终点，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望逐步打开。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市场博弈通胀——下半年美联储会降息吗？
美国的这轮通胀持续时间很长了，而且幅度也超过大家的预期。美国及欧盟等经济体的高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补贴而非货币放水。对通胀的判断一定要细化到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美国的通胀呈现这样一种特征，从一开始的商品价格推动，到房价推动，再到劳动力价格推动，现在这三种推动通胀的方式都在减弱。首先看商品。实际上从中国对美出口的数据看，2022年3季度对美出口总额下降了27%，反映出美国内需的大幅下降。其次，看美国居民储蓄变化。美国个人储蓄到了2022年7月，降至9323亿美元，已经比疫情前的2019年都要低。第三，看房地产价格或新开工套数。美国房地产市场在不断加息下也明显降温，新屋开工数已出现明显回调。基于上述三点分析，美国通胀见顶回落应该没有争议，但是否会显著回落，尚存在争议。从美国经济而言，虽然下行是确定的，但发生硬着落的概率似乎不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2023年是中国经济的复苏之年。2023年中国扩内需的因素可能会对美国的“外需”有一定提振作用。从逻辑上讲，既然美联储开启此轮加息周期是滞后于通胀率变化的，那么，结束此轮加息周期可能也是滞后的。换一个角度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倾向：拜登似乎更在意打压通胀而非稳增长。通胀水平是一个总统能否连任的最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估计美联储今年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加息方面，可能会相对审慎，如二月份加息25个基点，同时传递仍将继续加息的信号，以稳定市场预期。
一周新闻热点20230109-0115
最新疫情追踪
中国疾控中心：目前XBB在国内尚未形成大范围流行
1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表示：我国新冠病毒变异株监测数据显示，采样日期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12日，我国本土仅监测到1例XBB感染病例。就输入病例而言，采样日期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12日，已监测到33例XBB及其亚分支输入病例，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因此，从输入病例的监测情况看，我国面临XBB及其亚分支持续输入的风险，出现本土关联病例风险较大，但目前XBB在国内尚未形成大范围流行。
房地产新闻一览
住建部：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 让服务事项更加好办易办
1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意见，明确要求到2025年，全国住房公积金要基本形成数字化发展新模式，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办事标准，让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更加好办易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到2025年，全国住房公积金要基本形成全系统业务协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线上服务、全链条智能监管的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简单说，就是数据资源体系和平台支撑体系更加健全，数字化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模式、监管新局面、安全新防线等初步形成，数字化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智慧住房公积金发展取得新突破。届时，住房公积金将实现同一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央行、银保监会：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1月10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落实金融支持稳增长有关工作。会议明确，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实施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划，聚焦专注主业、合规经营、资质良好、具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房企，开展“资产激活”“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四项行动，综合施策改善优质房企经营性和融资性现金流，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
央行邹澜：12月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为4.26%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去年9月末，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了通知，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四季度阶段性放宽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政策出台后，一些城市政府积极作出相应调整，带动了新发放房贷利率有所降低。12月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全国平均为4.26%，和去年12月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这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次新调整的政策主要是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在前期政策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上，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根据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动态调整允许阶段性放宽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下限的城市范围，形成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金融部门将完善针对30家试点房企的“三线四档”规则记者日前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有关部门起草了《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划行动方案》。近年来，我国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先后推出重点房企“三线四档”规则试点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等制度。行动方案明确，合理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过渡期，同时完善针对30家试点房企的“三线四档”规则，在保持规则整体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完善部分参数设置。
多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
提高贷款额度成“标配”今年以来，多地发布公积金新政策。除此之外，存量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于今年起重新定价。近期，多地银行已经陆续下调存量首套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近期，多地积极出台政策提振楼市，而提高贷款额度成了“标配”。除提高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外，部分城市明确公积金第二次贷款不再设置时间间隔要求。业内表示，“放宽公积金贷款条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措施，是当前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楼市需求端改善、引导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的重要举措之一。因城施策基调下，2023年不同线级城市在放松公积金贷款政策方面均有一定空间。”
“第三支箭”落地月余涉房并购大单持续涌现 2023年或成房地产行业并购重组大年
自2022年11月28日“第三支箭”落地以来，出险房企积极利用定增红利筹资自救，稳健型房企着力并购优质资产，重拾此前搁置的重组计划。业内预计，2023年房地产行业并购重组将进一步加速。多位专家表示，此前受制于资金、负债率等条件限制，行业收并购进程缓慢。自2022年11月份以来，支持房企融资的政策频繁出台且快速落地，部分稳健型房企不再持观望态度，加快启动并购重组方案。同时，部分出险房企抓住机会加快资产处置、提升资金回笼速度。预计2023年行业有望迎来并购重组大年。
济南三孩家庭买首套房公积金可贷100万
济南日前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对按照国家政策生育二孩的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提高至60万元，两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提高至90万元；生育三孩的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提高至60万元，两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提高至100万元。在济南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二孩及以上家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
丹东公积金二次贷款不再设置时间间隔要求
1月10日，丹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该细则将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最新细则中对贷款业务等政策做出调整，贷款条件取消“已结清前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为改善条件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申请时间与前次贷款结清时间需间隔12个月以上”政策要求；即第一次公积金贷款结清后，申请第二次公积金贷款不再有时间间隔要求。（观点网）
大连：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00万元
大连市近日印发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意见的公告，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为2023年1月6日至2月6日。在实施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方面，《征求意见稿》显示，在大连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单人或双人最高贷款额度在当期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提高20万元，取消贷款额度“不超过借款人贷款申请时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的15倍”限制。这也意味着，新政落地后，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00万元。
武汉推行二手房“带押过户”
据“武汉发布”消息，1月10日，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和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推行二手房“带押过户”深化登记金融协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今后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卖方不需要先归还原有房贷就可以完成过户登记，买方可带抵押过户获取金融贷款。
绍兴：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至100万元
据浙江省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住房公积金“惠民生、促共富”十条举措》的通知。新政显示，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支持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上调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即三区及诸暨市单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上调至70万元，双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80万元上调至100万元；嵊州市、新昌县单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35万元上调至50万元，双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上调至80万元。
2023财政预算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31884元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网站9日发布通知，公布2023财政预算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下限。其中明确，2023财政预算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1884元；月缴存基数下限为2320元。2023财政预算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5%-12%，单位可自主选择。
基金新闻一览
新年资金热捧ETF 聪明钱“抄底”半导体 2023年首周，不少ETF受到资金热捧，基金份额大幅增加。数据显示，截至1月8日晚，在首周交易期间，近三成ETF迎来份额净增长。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主题成为份额增长的主力军。
备战新年投资，公募基金调研忙
新年伊始，公募基金紧抓经济复苏行情。基于对2023年市场有望迎来底部回升的整体预判，基金经理积极备战新年投资，密集调研上市公司。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公募基金新年以来调研上市公司的次数达到1829次，涉及上市公司119家。从行业分布来看，公募基金调研热度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医药生物等行业。
基金经理离任数量创新高
2022年，公募基金产品数量突破万只，基金经理总人数突破3000人。与此同时，权益类基金2022年业绩表现创下近十年第二差的纪录，这样的业绩表现或许也加剧了基金经理的职位波动。Wind数据显示，2022年基金公司和资管机构新聘基金经理总人数687人，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达到325人，离职人数超过2021年的323人，基金经理离职的数字继2021年后再次刷新历史数据。
可转债基金产品开年以来领涨债基
2023年开年以来，随着权益市场的持续回暖，可转债市场也迎来了“春季躁动”行情，主要指数日均成交额超481亿元，可转债基金产品年初以来收益也悉数“回血”，且领涨债基产品。多位业内人士对此表示，年初以来股市反弹上涨是带动可转债市场上行的主要原因。当前，由于流动性维持偏宽松局面，权益市场环境偏正面，预期年内转债市场机会将大于风险，且上涨行情或将延续。(中国基金报)
定增市场持续回暖 公募参与热情高涨
截至1月10日，2023年已有十余家公募基金公司相继披露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根据行业分类，公募基金参与定增个股覆盖了发电设备、餐饮旅游、食品、文化传媒、航天军工、化肥农药、建筑、家用电器、航空与物流等行业。数据显示，以定向发行股份登记完成日为基准，2022年公募基金参与定增的资金总额约为1166.23亿元，参与定增总次数为714次，相较于2021年1100.29亿元、2020年678.45亿元的规模，2022年公募基金参与定增资金规模再创新高。
世界黄金协会：2022年全球实物黄金ETF持仓量减少110吨
世界黄金协会消息，2022年，全球实物黄金ETF持仓量共减少110吨（流出约合30亿美元），较2021年同比减少3%。2022年前四个月，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黄金ETF需求激增，而后随着激进的加息举措成为主流，全球黄金ETF又平稳流出，回吐了此前的大幅流入。截至2022年底，全球黄金ETF持仓为3473吨（约合2030亿美元）。
经济新闻一览
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监管统计管理办法》
据中国银保监会网站9日消息，为加强银行业保险业监管统计管理，规范监管统计行为，提升监管统计质效，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银行保险监管统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一是明确归口管理要求。《办法》明确监管统计工作归口管理要求，对监管统计管理机构归口管理部门职责作出界定，对银行保险机构归口管理部门职责予以明确，同时列明各相关主体职责边界。二是明确数据质量责任。为督促银行保险机构重视数据质量，《办法》明确提出银行保险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对监管统计数据质量承担最终责任。三是强调数据安全保护。根据2021年9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规定，《办法》在职责范围、统计资料管理制度、监督检查中增加了涉及数据安全保护的监管内容，明确提出监管统计工作有关保密要求。四是对接数据治理要求。充分吸收近年来中国银保监会对银行保险机构数据治理的监管要求，《办法》明确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将本单位监管统计工作纳入数据治理范畴。五是重视数据价值实现。为引导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充分挖掘发挥监管统计资料价值，《办法》明确提出监管统计数据分析应用相关要求，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充分运用数据分析手段，开展数据分析和挖掘应用，充分发挥监管统计资料价值。
央行、银保监会：各主要银行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 适度靠前发力
1月10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落实金融支持稳增长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各主要银行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适度靠前发力，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有力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要加强跟踪监测，及时跟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配套融资，延续发挥好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合力，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要继续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完善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常态化支持机制。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优惠政策，加力支持小微市场主体恢复发展。当前还要全力支持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保供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
商务部、央行：便利各类跨境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鼓励银行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通知要求，便利各类跨境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推动银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结算服务；鼓励银行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积极创新产品服务，更好满足企业跨境人民币投融资需求；因企施策，增强优质企业、首办户、中小微企业等主体获得感，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等发挥带动作用；依托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开放平台，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结合企业需求提供交易撮合、财务规划、风险管理等业务支持，强化保险保障，完善跨境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发挥相关资金、基金等引导作用；开展多样化宣传培训，促进银企对接，扩大政策受益面。
银保监会：积极稳妥推进城商行、农信社风险化解
稳步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1月13日，银保监会以视频形式召开2023年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促进金融与房地产正常循环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金融十六条”措施，“因城施策”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在加快推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商行、农信社风险化解，稳步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鼓励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在积极推动信托等非银机构聚焦主业转型发展方面，引导信托公司发展本源业务，持续拆解“类信贷”影子银行。加快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在有效应对信用风险集中反弹方面，督促银行机构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国家统计局：2022年CPI同比上涨2%
2022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城市上涨1.8%，农村上涨1.8%；食品价格上涨4.8%，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消费品价格上涨2.6%，服务价格上涨0.6%。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城市持平，农村下降0.2%；食品价格上涨0.5%，非食品价格下降0.2%；消费品价格下降0.1%，服务价格上涨0.1%。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
中国12月PPI同比下降0.7% 前值下降1.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7%，环比下降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3%，环比下降0.4%。2022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4.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6.1%。
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突破40万亿元 海关总署13日发布，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人民币关口，在2021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截至2022年11月底地方国企资产总额达205.5万亿元 国资委12日消息，截至2022年11月底，地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05.5万亿元，同比增长10.1%。1—11月，实现营业收入33.7万亿元，同比增长8.1％。
两部门：2023年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1月9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财政部网站）
央行：202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2.01万亿元
央行初步统计，202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6689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91万亿元，同比多增9746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5254亿元，同比多减6969亿元；委托贷款增加3579亿元，同比多增5275亿元；信托贷款减少6003亿元，同比少减1.41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3411亿元，同比少减1505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05万亿元，同比少1.24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7.12万亿元，同比多1074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18万亿元，同比少376亿元。1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05万亿元。
央行：2022年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4万亿元，同比多增266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8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8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75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7.0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0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06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2.96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254亿元。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4万亿元，同比多增2665亿元。
中国信通院：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企业共141880家 比上年增长19.94% 1月10日，中国信通院发布国内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情况报告。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企业共141880家
(其中5732家企业同时持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省通信管理局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比上年增长19.94%，其中工业和信息化部许可的跨地区企业30856家，各省 (区、市) 通信管理局许可的本地企业合计116756家，分别比上年增长15.08%和20.86%。
17部门：到2030年知识产权服务行业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17部门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知识产权服务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持续扩大，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规模以上机构超过2000家，行业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知识产权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150万人，执业专利代理师超过5万人，诉讼型人才超过8000人，建设一批融入产业、服务创新、辐射全国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全国首个算力产业专项政策发布，成都拟每年发不超1000万元算力券
12日上午，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组织召开新闻通气会，对近日印发的《成都市围绕超算智算加快算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成都市建设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点专项政策》进行解读宣介。《算力政策措施》提及，建立以“算力券”为核心的算力中心运营统筹结算分担机制，结合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算力券”有效监管。每年发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用于支持算力中介服务机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创客、科研机构、高校等使用国家超算成都中心、成都智算中心算力资源。
世界银行下调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1.7% 世界银行10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7%，较去年6月预测下调1.3个百分点，为近30年来第三低水平。
经合组织地区2022年11月通胀率降至10.3%
当地时间1月10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2022年11月，经合组织地区通胀率下降至10.3%。在38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25个国家在10月至11月期间通胀水平同比下降。但智利、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瑞典的通膨率有所上升。另外，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土耳其在这一时间段内通胀率最高，均超过20%。
瑞士央行预计2022年亏损1320亿瑞郎
当地时间1月9日，瑞士央行在官网发布公告称，根据初步计算该行在2022财年亏损1320亿瑞郎（约合1430亿美元），创下瑞士央行115年历史上最大规模年度亏损纪录。这相当于瑞士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此前的纪录是2015年，当时瑞郎与欧元汇率脱钩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造成了230亿法郎的损失。分项指标中，1310亿法郎损失来自其外汇市场，去年因美联储激进加息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加上投资者纷纷涌向传统避险工具瑞郎推高汇率，造成了瑞士央行资产组合的巨额浮亏。黄金成为了仅有的亮点，去年贡献了4亿瑞郎的盈利。
欧元区家庭储蓄率连续6个季度下降 当地时间1月11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三季度，欧元区家庭储蓄率为13.2%，继2021年一季度达到21.5%以来连续6个季度下降。数据指出，家庭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消费支出上涨幅度高于可支配收入涨幅。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降至6.42% 为三周来首次下降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三周来首次回落，温和提振了再融资活动。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BA)。(彭博)
央行称蚂蚁集团等14家平台企业整改基本完成中国央行相关负责人13日在京出席新闻发布会时透露，2020年11月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指导督促蚂蚁集团等14家大型平台企业的一些突出问题扎实开展整改，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常态化监管框架也已初步形成。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和规范并重，继续推动剩余少数平台企业的整改，善始善终，完成整改工作。此外，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股债汇新闻一览
证监会修订《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
1月13日，证监会修订《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主要修订内容为：一是规定证监会基于审慎监管原则对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实施差异化监管。二是放管结合，促进私募股权资管业务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对私募股权资管计划分期缴付、扩募、费用列支、组合投资等规制进行一系列优化，适应私募股权资管业务投早、投小等业务特点，同时强调防范“明股实债”等违规行为。三是适当提升产品投资运作灵活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包括完善集合资管计划人数限制规定、允许最近两期均为A类AA级的期货公司投资场外衍生品等非标资产等。四是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安排。包括完善私募资管计划负债杠杆比例限制，加强逆回购交易管理，强化关联交易规制等。
证监会发布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自2023年2月28日起施行。《办法》从六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明确经纪业务内涵。将证券经纪业务定义为“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接受投资者委托开立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办理清算交收等经营性活动”，从事上述部分或全部业务环节，均属于开展证券经纪业务；强调经纪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属业务，未经证监会核准持牌展业构成违规。二是加强客户行为管理。要求证券公司严格履行客户管理职责，切实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客户适当性管理、账户使用实名制等工作。三是优化业务管理流程。要求证券公司严格落实交易管理职责，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控，并加强出租交易单元管理。四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要求证券公司应当将交易佣金与印花税等其它税费分开列示，保护投资者知情权；为投资者转户、销户提供便利，不得违反规定限制投资者转户、销户。五是强化内部合规风控。要求证券公司进一步加强分支机构管理、人员管理、业务管控、信息系统建设等，强化证券公司内部管控责任，防范经纪业务风险。六是严格行政监管问责。要求证券公司及相关人员严格落实监管要求，违反规定的将依法从严采取措施。
深交所：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
深交所发布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2022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需包括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扣除后营业收入等项目的披露。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及时组织人员合理制定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审议、披露程序，明确重要时间节点及工作计划，确保于2022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披露年度报告。（证券时报）
工信部：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支持
据工信部网站14日消息，工信部近日印发《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力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支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北京证券交易所实行“专人对接、即报即审”机制，加快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进程。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创新。
菜籽油、菜籽粕、花生期货和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菜籽油、菜籽粕、花生期货和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这标志着我国油脂油料期货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对外开放。截至目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共上市31个期货和期权品种，有菜籽油等7个品种为境内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期货市场目前共有23个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
俄央行13日起恢复外汇交易
俄罗斯中央银行11日宣布，将从13日开始恢复在国内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俄央行网站当天发布通告说，为尽可能减少汇率波动，俄央行将在每个月的每个交易日“均匀”买入或卖出外汇。俄财政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将依据联邦预算中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情况决定买入还是卖出流动资产。财政部表示，买卖流动资产旨在提高国内经济稳定性，并降低能源市场动荡对俄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影响。俄央行去年1月24日宣布，为提高货币政策可预测性和减少金融市场波动，暂停在国内市场购买外汇。
2022年创业板新增上市公司150家IPO融资近1800亿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成效持续巩固，新增上市公司150家，IPO融资1796.37亿元。截至2023年1月9日，创业板上市公司达到1232家，总市值超11万亿元，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公司合计市值占比超过70%。深市主板方面，2022年，深市主板新增上市公司40家，IPO融资318.81亿元。
年内已有87家A股公司认购理财产品 合计金额超百亿元
根据Wind数据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截至1月10日，已有87家A股上市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合计持有153个理财产品，认购金额达136.7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均是上市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具体来看，其中结构性存款认购金额达108.7亿元，占比超79%，是最受青睐的理财产品。此外，还有银行理财产品被认购6.39亿元，证券公司理财被认购6.05亿元，暂无投资公司理财或信托理财产品被认购。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配置结构性存款主要是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日本外汇储备余额同比减少量创最大减幅
据日本TBS新闻11日报道，日本财务省当天发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12276亿美元，相较于2021年12月末减少1782亿美元，减幅为12.7%，是自2000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减幅。报道称，外汇余额大幅减少的原因是日本2022年实施了24年来首次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以及美国提高利率，导致日本所持美国国债市价评估额减少等。
恒生指数两个多月来涨幅超40%
近期，港股市场业绩表现颇受瞩目。Wind数据显示，恒生指数已经从2022年10月31日的14687.02点上涨至2023年1月9日的21388.34点，涨幅超过40%。随着港股市场反弹，不少投资港股的基金产品业绩表现亮眼。基金机构表示，经过近两年的大幅下跌，港股市场估值具有吸引力。但是，在港股迅猛的反弹行情中，投资者仍需理性看待阶段上涨行情，短期不宜追高。证报)
分类市场观点20230109-0115
房地产
平安证券：
一、美国地产周期快速切换。2020-2021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在新冠疫情冲击后快速复苏，并进一步演化为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最盛的“地产繁荣”。本轮地产繁荣是短周期（新冠疫情后的政策刺激）与长周期（次贷危机后的库存周期）交织的结果。2022年以来，美联储大力度紧缩后，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住房销量、市场景气等指标降温程度堪比2007-08年次贷危机时期。展望2023年，预计美国房市延续降温，但空间或有限。海外主流机构预计，2023年美国房价或从2022年峰值下降5-10%。我们估算，2023年长期贷款利率均值或较2022年上行1个百分点，继而或使2023年美国成屋销售下降7.5%，营建许可下降10%，成屋中间价下降5%。
二、美国地产金融风险可控。1）房价上涨合理。首先，横向比较，美国房价涨幅并未明显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其次，纵向比较，经CPI调整后的美国房价涨幅低于次贷危机前水平，房价房租比短期摸高不足以构成风险信号。再次，美国住房自有率与房屋空置率较低，房价上涨更有实际需求支撑。2）风险敞口有限。从居民资产端看，美国居民杠杆率和家庭资产负债率均处低位，居民资产端对地产的风险敞口较小。从银行资产端看，当前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及拖欠率均处于历史低位，银行面临的相关流动性风险较小。3）政策保驾护航。全球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下，美联储预防和应对地产危机的工具更加充足。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默许本轮MBS缩表持续慢于计划，或也是出于管控地产风险的考虑。美国房地产相关财政支持政策仍有余力，有望进一步托底地产“软着陆”。
三、美国地产降温影响有限。1）经济增长：美国地产降温对GDP增长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住宅投资，预计2023年住房投资（-16%）拖累美国GDP增速0.75个百分点，住房服务消费有望保持小幅正增长。房价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或相对有限。2）就业：地产降温对美国就业市场冲击较小，因房地产相关行业吸纳就业人数有限，且已实现“充分就业”。3）通胀：
地产降温最终将有助于美国通胀降温，即使租金变动存在滞后性。预计2023年上半年美国CPI住房租金分项环比增速平均保持在0.5-0.6%高位，下半年有望回落至0.4%以下。4）货币政策：地产降温对经济和就业的负面冲击有限，且有助于遏制通胀，所以或不会干扰美联储紧缩的政策立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地产降温使美联储有信心在2023上半年停止加息。5）资产：历史上，美国房价下跌时期通常出现“地产股弱、债强、美元弱”的组合。然而，2023年美国房价下跌或难立刻驱动货币政策转松，继而可能呈现“地产股先弱后强、债不强、美元不弱”的特殊局面。
华泰证券：
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疫情推升需求、经济重启、及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的共同推动下，全球房价快速拉升，上涨速度和幅度为数十年之最，但约在去年年中，海外地产周期出现下行拐点。地产周期走到哪儿了？地产周期走势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几何？何时地产下行周期对增长的拖累显现，对通胀的推升退潮、从而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制约下降？由于美国地产周期与全球地产周期基本同步，本文通过解析美国地产周期走势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地产周期缘何降温？
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房地产快速拉升，2022年年中各国房地产周期普遍见顶。美国地产价格指数于去年7月见顶，其同比增速于2022年3月见顶于20.8%，至同年11月回落至9.2%。从资产定价角度看，利率上升及收入增长预期回落压低地产价格。从供需角度分析，利率上升、房贷负担能力下行以及远程办公减少制约需求，而新屋库存回升推升供给，导致房地产价格出现回落。
地产周期可能在2023年延续下行趋势
据我们的预测模型，美国房价同比增速在2023年将延续下行趋势，2023年4季度房价相对2022年3季度的高点回落4%左右，2024年底最大下跌幅度将达到7.6%。具体看，房贷利率领先房地产价格约2-3个季度，新屋可供销售月数领先房价2个季度，两者均指示房地产价格将在2023年上半年进一步回落。但由于居民和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较为健康，相关金融风险大体可控。
地产下行周期拖累总需求增长
地产下行周期将继续在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拖累海外2023年经济增长，加剧衰退风险。美国为例，一方面，地产投资可能延续负增长态势（截至22Q3的四个季度占GDP比重 3.4%），另一方面，地产周期下行将继续拖累家具、家电、建筑材料以及机动车等地产产业链消费（截至22Q3的四个季度占GDP
19%）。历史经验也显示，房地产周期下行是经济陷入衰退的有效先行指标之一。
地产周期降温将在2023下半年产生平抑通胀的效果
基准情形下，地产周期逆转对房价将在2023下半年开始传导至CPI居住分项。历史经验显示，房价和新签约租金分别领先CPI居住分项14和12个月，预示CPI居住分项可能在今年2季度后见顶。然而，仍要警惕中国经济重启对大宗商品和制造业价格的影响，以及美国劳工价格增长粘性对通胀的支撑。
对宏观政策影响
综合看，地产市场降温拖累经济增长并降低通胀压力，将会在未来形成联储未来立场“中性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然而，由于租金下降明显滞后房价周期、且其他部门（尤其劳工价格）通胀粘性仍高，地产降温对增长拖累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方有政策调整的窗口。具体看，我们预计美国劳工市场重返供需平衡、工资增长回落至趋势水平可能仍需3-4个季度的时间（参见《美国劳工荒何时缓解》，2023/01/02），因此联储可能在2023年4季度前都不具备开始考虑政策宽松的条件。
债市
中泰证券：
·转债主要受权益市场影响，相对抗跌。1、2月，由于权益市场反弹无力，市场情绪悲观，转债补跌；3月以后，俄乌局势动荡、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叠加上海等地疫情扰动经济，转债市场继续跟随权益市场深度下行；4
月底，权益市场和转债市场双双触底反弹，转债市场资金流入增加，成交额放大；7月到8月中旬，股市震荡，转债市场表现优于权益市场；2022年8月下旬-10月上旬，市场再度回调，转债随权益市场一路下行，转债估值被动抬升；11月债市波动引发赎回潮，触发“负反馈”链条，受债市下跌及产品赎回的抛售压力影响，转债市场在正股反弹时下跌。年末随疫情防控政策逐步宽松，经济复苏预期不断提升，债券市场进入震荡期。截至2022年12月30日，万得全A年内累计收益率为-18.49%，而中证转债指数仅下跌10.29%，跌幅远小于权益市场。反观债券市场，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年内累计收益率为-0.52%，收益显著优于转债及权益市场。
·关注打新收益与交易条款博弈获利机会。2022年发行了2128亿元可转债，发行规模较前一年下降24.75%，发行数量同比增加了21只可转债，其中新增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是电力设备、基础化工、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汽车。统计2022年12月30日之前上市的145只具有有效数据的可转债的收益情况，发行日至上市日的打新收益率平均为0.0074%，无转债出现破发情况。银行是上市规模最多的行业，在今年助力经济复苏和企业发展的前提下，银行需要为企业发展多方面让利，补充资金链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结合低市净率与低市盈率的优势，银行实现了较高的转债打新收益率。
·权益市场风险释放相对充分，2023年利率或将中枢抬升，预计转债估值将温和压缩。权益市场历了1-4月和8-10月两次下跌后已接近2015年以来的相对低位，截至2022年12月30日，万得全A
PE（TTM）为17.35倍，处于05年以来的33%分位。整体货币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动，且理财产品净值化政策带来的大规模自由资金将重新进行资产配置选择，预计2023年利率稳中有升。由于转债估值压缩时点和幅度与债券市场表现相关性并不明显，因此未来权益市场变动更加值得关注。
·2023年行业怎么选？1）重点关注政策支持下的地产产业链及银行板块。2022年我国房地产政策实现了实质性的放松，地产链上游钢铁、水泥等原材料行业、中游建筑和轻工制造装饰行业以及下游的家用电器行业发展都会受到政策推动；2）科技国产替代成为发展主流，军工、半导体与信创迎发展机遇；3）随着疫情感染高峰期的过去，疫情管控优化政策将会给出行重新带来便利，带动当地消费提升，重点关注可选消费类型的个券标的；4）新能源板块持续景气，绿色经济下光伏、风电与储能前景依旧广阔。2022下半年硅料价格下调，硅料瓶颈得到一定缓解，下游组件厂商或迎来发展转折点。风电方面，大型化风电设备成为趋势，较高的招标量以及海运费用下调和运力紧张状况缓解，给2023年的风电装机量水平带来保障。储能方面，当前国内风电、光伏基地的建设，带动了锂电储能需求增长，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数据预测，
2023年中国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将达180GWh，同比增长44%。同时，“俄乌冲突”揭开的能源危机序幕以及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全球户用储能平均需求增速超过60%，海外市场潜力巨大。
·关注双低转债，构建稳定底仓。拥有低转债价格和低转股溢价率的可转债一直是高性价比的选择，通过统计截止2023年1月6号的现存转债所对应的月平均转债价格和转股溢价率，筛选出同时满足前1/4分位点转债价格和1/2分位点的转股溢价率债券，共得到23只转债。所得转债包括纺织服饰、商贸零售等消费行业，以及建筑材料、建筑装饰、轻工制造与银行等金融地产链行业，可结合上述行业方向分析进行投资。
平安证券：
本轮地产信用应该是慢修复的状态
在金融数据发布后的《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中可以看到，仍然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帮助存续的优质房企改善资产负债表。我们认为地产政策的措辞仍然较为克制，强调平稳有序，目标是支持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过渡。开发商一端，不论是银行的实际授信额度、还是政策引导，都强调“优质房企”，信用、融资情况有所改善的，可能主要是前二十余家头部房企；居民这一端，资产负债表还没修复，本月居民存款-贷款这个数据仍然在陡峭攀升，未来一季度有购房意愿的人群占比由22年三季度的17.1%下滑至16.0%，下滑幅度未有衰减；从因城施政看，只有房价和房屋销售连续三个月恶化的地区进一步打开了首付比例和首套房贷的限制，受益范围有限。
银行间流动性恶化，货币政策护航仍有必要
从流动性的角度，12月银行间流动性恶化。12月社融-M2小幅回升了0.2个百分点。在理财赎回持续发酵的压力下，12月R007均值较11月提升40.25BP。进入2023年，尽管R001已顺利回落至1.0%上下的极低位置，但R007仍然偏高，多次突破2.0%的政策利率水平。
由于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货币流通不畅，企业部门缺负债，只能依靠总量货币政策。从不同部门的存款行为看，居民部门净存款高增，企业部门净存款大幅流出，政府和非银部门基本符合季节性的水平。居民超额储蓄，主要因疫情冲击之下资产负债表受损，消费意愿、投资意愿均大幅下降，储蓄倾向大幅抬升。这些储蓄没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和消费，造成了企业部门、非银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缺乏负债：22年12月-23年1月银行同业存单提价、票据转贴现利率上行，企业净存款大幅流出，信用债融资断崖下行。疫后，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超额储蓄的上升来源于政府补贴和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的薪资上涨，即便如此，第二轮和第三轮补贴的调查问卷也显示只有20%的超额储蓄用于消费和买房。而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超额储蓄很难主动回流至消费和投资。
货币政策落地的节奏面临不确定性，市场只能顺势而为座谈会中强调的信贷靠前发力，一季度央行大概率会有降息或降准等流动性工具的使用，但节奏具有不确定性。1月是近几年常见的货币政策投放时点，市场对此也抱有期待。若有政策落地，市场大概率会快速交易而后止盈离场。但观察2017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收紧的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前瞻性，放松的政策则需要看到更多信号。例如2022年的降息降准操作，均未发生在市场预期的时间点。如果1月货币宽松未落地，月中央行通过MLF超量续作应对春节期间的流动性需求，2月假期结束、复工开始后，配合其他政策发力形成政策合力。此时节前流动性将保持平稳，但操作窗口有限，市场大概率选择节后博弈货币政策。待货币操作落地之后，按照目前的政策部署，各项宽信用的结构性政策会接续发力，如无疫情扰动，债券市场大概率会进入逆风状态。
股市
国信证券：
全球主要指数估值对比。横向对比全球股票市场方面，德国DAX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市盈率倍数处在较高水平。相较之下，沪深300指数与恒生指数市盈率较低，估值水平处于较低位置。截止至2022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在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中，沪深300指数市盈率（整体法）为11.3倍，标普500市盈率为20.1倍，道琼斯工业为20.7倍，法国CAC40市盈率为13.9倍，德国DAX市盈率为31.4倍，恒生指数为9.7倍，日经225市盈率为18.8倍。
A股整体估值中位数大幅下降。从A股整体估值水平来看，A股整体估值中位数大幅下降。截止至2022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全部A股市盈率（TTM）中位数为31.7倍（剔除负值，下同），前值为33.2倍。当前估值水平处于自2000年以来的18%历史分位数附近，前值为25%，整体估值水平处历史偏低水平，低于2000年至2022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整体历史中枢42.19倍的位置。根据我们统计的数据，全部A股市盈率（TTM）中位数的阶段性高点是在2020年8月的46.6倍的位置。
主要指数估值与分化程度对比。截止至2022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全部A股、非金融A股、创业板、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指数市盈率中位数（TTM）分别为31.7倍、32.2倍、37.9倍、19.7倍、24.1倍和30.3倍，位于历史分位数的18%、19%、14%、18%、17%和17%位置。
基金重仓股：TOP100-TOP400估值均跑赢大盘指数。
行业估值：从行业内部的市盈率中位数来看，市盈率偏低者占多数，行业市盈率中位数大于50的仅3个，而行业市盈率中位数小于30的占16个，数量分布扎堆低位。目前社会服务行业在我们统计自2000年1月4日以来的市盈率数据中居行业市盈率第一，同时社会服务行业历史分位数居行业市盈率历史中位数分位数第一。
赛道估值：17个热门赛道估值低于历史中枢。从赛道内部的市盈率中位数来看，市盈率偏高者占少数，行业市盈率中位数大于50的仅占1个，而行业市盈率中位数小于30的占7个，目前医疗服务在市盈率估值中位数中居全赛道市盈率第一，而储能指数历史分位数居赛道股市盈率历史中位数分位数第一。截止至2022年12月最后1个交易日收盘，从A股各赛道股市盈率中位数及其历史分位数散点图来看，17个赛道市盈率中位数历史分位数低于50%，11个赛道市盈率中位数历史分位数低于20%。
安信证券：
往后看，A股春季躁动的空间和节奏如何把握？我们从春季躁动历史规律层面和安信策略—A股“躁动”指数的实战应用层面出发，可以得到以下核心结论：
·安信策略——A股“躁动”指数通过计算60日新高与60日新低股票数量的差值占比，刻画市场赚钱效应，从而反映出投资者情绪和交易结构。
·在实战应用层面，A股“躁动”指数在由负值区间上穿0轴较大概率是行情的启动信号，我们在1月6日关注到这一现象已经出现。
·随着行情不断演绎，在大级别的上涨行情中往往会出现“躁动”指数与大盘在高位出现背离的现象，即大盘仍在上涨而全市场赚钱效应回落。这个信号意味着市场交易结构的异常和交易行为的过度拥挤，后续市场往往失去上行动力并逐步转向下跌，“躁动”指数见顶领先于市场见顶10个交易日左右。
·从2010年至今的春季躁动行情来看，A股“躁动”指数在春季躁动期间的高点大多出现在20%-40%的区间，中位数为27.02%，而从“躁动”指数上穿0轴发出启动信号，到“躁动”指数见顶大约经历20-40个交易日左右。而除去牛市级别的上涨行情外，A股春季躁动的指数空间在15%左右。
同时，从基本面视角上看，在疫情优化之后当前经济适应性企稳迹象也已经出现，近期我们跟踪的建信高金多资产宏观因子中的增长因子出现探底回升。
此外，从交易视角上看，历史上春季躁动从酝酿到上涨往往会经历一个先缩量后放量的过程。除2021年并未出现明显缩量外，各年份在春季躁动行情启动前1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额，相比启动前2个月的平均成交额，会缩量20%左右（平均值为17%），大盘呈现缩量蓄势的特征。而在行情启动后，成交量会迅速放大，行情启动后1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额，相比启动前1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额，会放大25%左右。在启动后的1个月，成交额会进一步放大，平均放量比例会上升至35%。如果我们以1月3日作为春季躁动启动的时点，其启动前缩量比例达到23%，启动后放量比例为25%，基本与历史平均水平接近，由此当前市场符合春季躁动启动的特征。
对于结构轮动，春季躁动的一般规律是“价值搭台、成长唱戏”。对于后续成长和价值后续空间的判断，我们认为本质上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空间和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上涨空间的对比。
·对于这段价值的上涨，我们观察到从人民币汇率和沪深300的波动规律来看，两者近年来保持着较高的相关性。2022年10月底人民币汇率见到7.3的高位开始升值至6.8%，沪深300自底部已经上涨12.41%，此前的汇率平台在6.7%左右。同时，在人民币升值驱动下本周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200.19亿元，环比上周增加171.17亿元。自2022年11月初市场触底反弹以来，在11月/12月北向分别大幅净流入650亿和300亿，加上本周流入的200亿，去年11月以来北向净回流已超过1150亿。
·对于近期A股成长的反弹，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的上涨，我们认为这与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在新起点之后关于平台企业的认知变化紧密相关（鼓励数字经济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事实上，11月以来金龙指数开始出现迅速反弹，当前指数点位7615点附近。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在新起点之后纳斯达克金龙指数和创业板指、科创50整体表现非常同步。金龙指最高位是在2021年初的20893点，上一个平台价格在8500-9000点附近。
总结而言，我们的观察是：2023年春季躁动或已提前开启，我们此前说的“冬日里的小阳春”开启兑现，过程中我们偏向以消费（含地产链）为代表的价值和以安全（含信创、数字经济和国产替代）为代表的科技成长，分别呼应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强调的核心资产投资和产业主题投资。
（报告出品方/作者：信达证券，张润毅）
1.碳纤维——材料“黑金”，行业壁垒高、产品附加值大
1.1 碳纤维刚柔并济，下游应用广泛
材料发展史与人类发展史紧密相连，而新材料更是推动人类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强大动力。材料 通常被定义为用来制作有用物件的物质，人类对材料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直接决定了社会形态与人类生活水平。在
当代，材料、能源和信息已经成为构成社会文明和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而其中材料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 础和技术先导。
纵观整个材料发展史，以时间为维度可将其归纳为石器/青铜器/铁器/钢铁/硅/新材料这六个发展时期。其中，随 着 20 世纪下半叶新技术革命的开启，新材料已然成为各高新技术领域发展的助推器，例如计算机技术依赖于半 导体材料的工业化生产，宇航工业则需要大量高温高强度结构材料与之配套，而现代光纤通信更是以低消耗的光 导纤维为基石。
碳纤维被誉为 21 世纪新材料之王，是材料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碳纤维（Carbon Fiber，简称 CF）是一种含 碳量高于 90%的无机纤维。由有机纤维（粘胶基、沥青基、聚丙烯腈基纤维等）在高温环境下裂解碳化形成碳主
链机构而制得。作为新一代增强纤维，碳纤维具有出色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既具有碳材料固有的本性特征， 又兼备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装备、交通运输、体育休闲等领域：
质量轻：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战略性新材料，碳纤维密度与镁和铍基本相当，不到钢的 1/4，采用碳纤维复 合材料作为结构件材料可使结构质量减轻 30%-40%。
高强度、高模量：碳纤维的比强度比钢高 5 倍，比铝合金高 4 倍；比模量则是其他结构材料的 1.3-12.3 倍。
膨胀系数小：大多数碳纤维在室温下的热膨胀系数为负数，在 200-400℃时为 0，在小于 1000℃时仅为 1.5 ×10-6 /K，不易因工作温度高而膨胀变形。
耐化学腐蚀性好：碳纤维纯碳含量高，而碳又是最稳定的化学元素之一，导致其在酸、碱环境中表现均十分稳定，可制成各类化学防腐制品。
抗疲劳能力强：碳纤维结构稳定，据高分子网统计，其复合材料经应力疲劳数百万次循环试验后，强度保留 率仍有 60%，而钢材为 40%，铝材为 30%，玻璃钢则只有 20%-25%。
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碳纤维基础上的再次强化。虽然碳纤维可单独使用并发挥特定功能，然而其终究属于脆性材 料，只有与基体材料结合形成碳纤维复合材料，才能更好地发挥力学性能，承载更多负荷。
碳纤维可按照原丝类型、制造方法、性能等不同维度分类：
按原丝类型分类：聚丙烯腈（PAN）基、沥青基（各向同性、中间相）；粘胶基（纤维素基、人造丝基）。其 中，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占据主流地位，产量占碳纤维总量的 90%以上，粘胶基碳纤维还不足 1%。
按照制造条件和方法分类：碳纤维（800-1600℃）、石墨纤维（2000-3000℃）、活性碳纤维、气相生长碳纤 维。
按力学性能可分为通用型和高性能型：通用型碳纤维强度在 1000MPa、模量在 100GPa 左右；高性能型又 分为高强型（强度 2000MPa、模量 250GPa）和高模型（模量 300GPa 以上），其中强度大于 4000MPa 的 又称为超高强型，模量大于 450GPa 的称为超高模型。
按丝束大小可分为小丝束和大丝束：小丝束碳纤维初期以 1K、3K、6K 为主，逐渐发展为 12K 和 24K，主 要应用于航空航天、体育休闲等领域。通常将 48K 以上碳纤维称为大丝束碳纤维，包括 48K、60K、80K 等， 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
拉伸强度和拉伸模量是衡量碳纤维性能最主要的两大指标。以此为依据，我国 2011 年颁布了《聚丙烯腈（PAN） 基碳纤维国家标准（GB/T26752-2011）》。同时，由于日本东丽在全球碳纤维行业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国内厂商 大多也同步采用日本东丽的分类标准作为参考。
1.2 高壁垒带来高附加值，提升工艺、实现批量化生产可显著降本增效
1.2.1 行业技术壁垒高，原丝生产是核心，碳化氧化是关键
碳纤维生产流程复杂，对设备和技术要求极高。各环节精度、温度和时间的控制都将极大影响最终成品质量。聚 丙烯腈碳纤维因制备流程相对简单、生产成本低、三废处便捷等特点成为现阶段应用领域最广、产量最高的碳纤
维。其主要原料丙烷可从原油中制得，聚丙烯腈碳纤维产业链包含从一次能源到终端应用的完整制造过程。
从原油中制得丙烷后，丙烷经选择性催化脱氢(PDH)可得到丙烯；
丙烯经氨氧化后得到丙烯腈，丙烯腈聚合和纺丝之后得到聚丙烯腈（PAN）原丝;
聚丙烯腈经过预氧化、低温和高温碳化后得到碳纤维，并可制成碳纤维织物和碳纤维预浸料，用于生产碳纤 维复合材料；
碳纤维经与树脂、陶瓷等材料结合，形成碳纤维复合材料，最后由各种成型工艺得到下游应用需要的最终产 品；
原丝质量、性能水平直接决定了碳纤维的最终性能。因此，提高纺丝液的质量，优化原丝成型的各项因素成为制 备高品质碳纤维的关键节点。
据《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研究》描述，纺丝工艺主要包括三大类：湿法纺丝、干法纺丝和干湿法纺丝。 目前，国内外生产聚丙烯腈原丝的工艺主要采用湿法纺丝和干湿法纺丝，其中湿法纺丝的应用最为广泛。
湿法纺丝首先将纺丝液从喷丝孔挤出，纺丝液以细流的形态进入到凝固浴中。聚丙烯腈纺丝液的成丝机理是：纺 丝液中与凝固浴中 DMSO（二甲基亚砜）的浓度存在较大差距，而凝固浴和聚丙烯腈溶液中水的浓度也存在巨 大差距。在以上两种浓度差的相互作用下，液体之间开始双向扩散，通过传质、传热、相平衡移动等过程最终凝 结成原丝。
原丝生产中 DMSO 残余量、纤度、单丝强度，模量，伸长率、含油率、沸水收缩率成为影响原丝质量的关键因素。以 DMSO 残余量为例，其对原丝表观性状、截面状态、最终碳纤维产品的 CV 值等均有影响，DMSO 残余 量越低，产品的性能越高。生产中主要通过水洗的方式去除
DMSO，因而如何控制水洗温度、时间、脱盐水用量 和水洗循量等因素就成为重要的环节。
高质量的聚丙烯腈原丝应具有以下特征：高密度、高结晶度、适当的强度、圆形截面、较少的物理缺陷，同时具 有光滑的表面和均匀致密的皮芯结构。
碳化、氧化环节温度控制是关键。碳化氧化是原丝制作成碳纤维最终产品的必备环节，该环节需对温度的精度、 范围进行准确控制，否则将显著影响碳纤维产品的拉伸强度，甚至造成断丝现象：
预氧化(200-300℃)：预氧化环节通过在氧化性气氛中施加一定张力，对 PAN 原丝进行缓慢温和的氧化，在 PAN 直链的基础上形成大量环装结构，从而达到可以耐受更高温度处理的目的。
碳化(最高温度不低于 1000℃)：碳化过程需在惰性气氛中进行。碳化初期 PAN 直链断裂，开始进行交联反 应；随着温度逐渐上升，热分解反应开始，释放出大量小分子气体，石墨结构开始形成；温度进一步上升后， 碳元素含量迅速提高，碳纤维开始成型。
石墨化(处理温度 2000℃以上)：石墨化并非碳纤维制作必备过程，为可选环节。若期望碳纤维拥有高弹性模 量，则需进行石墨化；若期望碳纤维获得高强度，则无需进行石墨化。石墨化环节中，高温使纤维内部形成 发达的石墨网面结构，通过牵伸对结构进行整化从而得到最终产品。
高技术壁垒赋予下游产品高附加值，航空复材价格较原丝翻 200 倍。由于碳纤维制备难度高，工艺复杂，因此 其产品越往下游附加值越高，尤其是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端碳纤维复材，因下游客户对其可靠性、稳定性要 求十分严苛，产品价格也较普通碳纤维呈几何倍数增长。
据江苏恒神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统计，同一品种原丝、碳纤维、预浸料、民用复材、汽车复材和航空复 材每公斤价格分别约为 40 元、180 元、600 元、不到 1000 元、3000 元和 8000 元，每经一级深加工产品价格 都将实现飞跃，航空复材价格较原丝更是翻了 200 倍。
1.2.2 碳纤维生产成本高，提高工艺、批量化生产均为降本良策
碳纤维生产成本较高，是新兴材料，更是“贵族”材料。可设计性较强的碳纤维属于新兴材料，但较高的原丝生 产成本、环保投入及生产运输费用为其贴上了“贵族材料”的标签。据《碳纤维产业化发展及成本分析》论述， 较高质量的 PAN 原丝投入与碳纤维产出比约 2.2:1，较低质量的原丝与碳纤维产出比约
2.5:1，叠加聚合、喷丝、 碳化氧化等过程对环境、综合技术等要求较高，进一步导致碳纤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制造费用通常占碳纤维生产总成本的 70%以上。根据中简科技、光威复材公司年报，其碳纤维生产成本主要由 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构成，2016-2019 年上述两公司碳纤维产品制造费用占其成本均在 70%以上，成为生 产过程中的主要开支。
以生产流程为维度，聚合、纺丝和碳化氧化是其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
聚合：该阶段主要包括由原料和生产物资消耗构成的直接生产成本、由纯化与输送原料、聚合、过滤／输送原液、回收单体／溶剂等成本构成的生产过程成本，以及由蒸汽、电力、水、配套设施运维等成本构成的综 合生产成本。
纺丝：生产成本集中在过滤／ 输送聚合液、纺丝、净化等。产业链中，原丝一般在碳纤维成本中占比 51%。
碳化氧化过程：成本主要集中在处理所需原材料（包括上浆剂、电、氮气、循环水）、配套设施运维、车间 洁净化，及炭化废气处理等成本。
提高纺丝、碳化氧化等环节工艺可显著降低成本。具体方法包括：
1）采用干喷湿法代替传统湿法纺丝：干喷湿纺为纺丝液从喷丝孔出来后先经过干段空气层或氮气层后才进入凝 固液中进行凝固的工艺技术。对比传统湿法纺丝，该方法可将纺丝速度从每分钟 100 米提高至 300 米，并使固 含量提高至 22%以上。据《PAN
基碳纤维生产成本分析及控制措施》表述，新纺丝工艺的使用可在降低碳纤维 原丝成本（降低 75%）的同时提高产量(2-8 倍左右)。
2）采用新技术缩短预氧化时间：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研发的等离子体预氧化法可使预氧化 时间缩短至 25-35 分钟（一般需要 80~120 分钟），该方法可使能耗下降 75%，生产成本降低 20%，并适用于所
有规格的碳纤维生产。此外，采用流态化加热、热辊接触式干燥等新技术均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3）更换炭化炉材料、提高碳化环节热利用率：美国哈泊公司生产的炭化炉使用绝缘或耐火材料替代传统水冷却 操作，持续降低设备的热量损失；此外，据《PAN 基碳纤维制备成本构成分析及其控制探讨》表述，采取余热多 级利用等新技术可有效降低设备能耗，使碳纤维每吨成本降低 9500 元。
提升产量可带来规模效应，有效降低碳纤维生产成本。据《碳纤维产业化发展及成本分析》统计，原丝和碳纤维 的产能和生产成本呈反比关系。随着产能的扩大，原丝和碳纤维产线直接生产成本的增幅显著小于单耗成本、固 定资产折旧和流动费用等成本的降幅，千吨级碳纤维产线每年成本较百吨级产线下降 18%。
1.3 我国碳纤维产业方兴未艾，潜力巨大
技术创新助推碳纤维性能提升，国产化替代是行业不变“旋律”。我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便开始 PAN 基碳 纤维研究，历经半个世纪发展，现阶段虽仍与国外有显著差距但已可自主制备以 T700、T800、M55J 等为代表 的一系列高端碳纤维，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成绩斐然。
纵观国内碳纤维发展史，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
举国体制，从无到有（1962-1982）：该阶段我国碳纤维研究刚起步，国家高度重视碳纤维研发工作，PAN 基 碳纤维研制课题组、高分子复合材料物理研究室相继成立，建成 PAN 原丝试制能力约 50 吨/年，碳纤维长 丝试制能力 1.5-2.0 吨/年，解决了碳纤维从无到有的问题。
尝试引进，于困难中摸索（1983-1990）：该时期国家科委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承诺将给予资金支持，但 由于碳纤维技术涉及国防等领域，叠加“巴黎统筹条约”的限制，引进过程举步维艰，经多次谈判考察，我 国最终以 450 万美元从英国 RK 公司购入生产能力 100 吨（12K）
/年的碳化设备，但运行效率较低。
“停滞”的十年（1990-2000）：由于碳纤维生产的复杂性和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国家虽积极组织各研究 单位合力攻关但关键技术依旧难以突破，该时期只有吉化公司、吉林碳素厂和北京化工学院在维持小批量供 货，其他研发单位陆续退出该领域。
“大干快上”，碳纤维迎来建设浪潮（2000-2010）：在师昌绪院士的动员和国家大力支持下，科技部决定设 立碳纤维专项，并成立专家组，将碳纤维列入 863 计划新材料领域。此外，大量民间资本的涌入也催生出一 批碳纤维生产企业，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统计，2000-2010
年，拥有碳纤维项目的科 研院所和生产单位达 40 家以上，投资规模超过 300 亿元，全世界碳纤维设备制造厂也迎来了中国盛宴。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2010 年至今）：前期虽有众多碳纤维生产企业但大多未掌握核心技术，叠加碳纤维生 产制造投入大、建设周期久等特点，部分企业难以存活，行业开始经历“洗牌”，企业数量缩减至 10 余家。
此外，该时期优质企业迎来春天：光威集团与中简科技成功上市，中复神鹰扭亏为盈，吉林化纤成为国内原丝龙头，行业实现了 T700 级碳纤维批量化生产和 T800 级碳纤维、M40J 石墨纤维的工程化制备，突破 T1000 级碳纤维、M50J、M55J、M60J 石墨纤维实验室制备技术，具备开展下一代纤维研发的基础。
政策扶持加快研发与产业化进程，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碳纤维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我国政府从 70 年代即开 始大力支持国产碳纤维的发展，由张爱萍将军组织召开的“7511”会议奠定了国家扶持国产碳纤维发展的基础， 而
“863”计划更是在政策层面为碳纤维国产化替代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五年 计划，国家强力支持了国产碳纤维的技术攻关、工程产业化和应用牵引，使国产碳纤维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我们认为，碳纤维作为新材料的“无冕之王”，今后将进一步受到国家政策的长期扶持，行业环境有望不断改善， 为技术突破、产品性能升级的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2、师夷长技，详解美、日碳纤维崛起之路
2.1 正视与国外差距，是短板亦是上升空间
技术创新、政策扶持、应用升级是驱动碳纤维产业发展的三大动力。通过归纳梳理碳纤维生产流程与产业链我们 将产业发展逻辑总结为四点：
1）大量研发投入促进核心技术突破，迅速提高碳纤维性能与竞争力，加快产品升级换代；
2）高端产品满足并进一步培育下游需求，应用端不断向高端领域延展，实现需求的“质”“量”齐升；
3）旺盛且持久的订单显著提升企业业绩，改善其现金流，并吸引优质资本持续注入；
4）政策倾斜叠加现金流充沛，企业将投入更多研发资源并扩大生产规模，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以上述产业发展逻辑作为框架，现阶段我国碳纤维产业在核心技术装备、产品性能、生产成本与规模等方面较美、 日仍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碳纤维研制、应用等基础科学问题尚未探明，高端碳纤维及其复材较国外仍有代差。我国碳纤维研究虽起步 早，但由于早期缺乏腈纶等纤维制品的工业生产基础，叠加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导致我国在碳纤维工艺、成分、 结构、性能等技术领域仍有认知盲点。
据《中国高性能碳纤维产业的创新发展》论述，国外航空航天等领域已经大规模应用以 T800 级碳纤维为主要增 强体的第 2 代先进复合材料，而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第 1 代先进复合材料扩大应用阶段，T800 级碳纤维的工程化 应用尚处研制阶段。中国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代差。
2）产业化工艺与装备核心技术仍未有本质突破，导致企业有产能无销量，进口依赖严重。现阶段国产碳纤维仍 以小丝束产品为主，高质量、大丝束、低成本、大规模碳纤维工业化生产技术尚未突破，而国外已开始将大丝束 低成本与小丝束高质量碳纤维工业化生产技术融合，提升碳纤维品质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
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统计，2019 年我国碳纤维需求约 3.8 万吨，其中进口量占 68%；此 外，2019 年我国碳纤维运行产能为 2.6 万吨而销量仅为 1.2 万吨，销量/产能比仅为 34%（国际通常在 65%-85%）。
我们认为，碳纤维产业化程度不高一方面归因于前述基础科学未完全探明，另一方面则由于企业与科研院所尚未 建立有效合作机制导致“产”与“研”相分离。此外，因装备国产化不足、对引进装备二次改造能力弱，只能使 工艺去迎合装备条件，从而失去以工艺为核心的产业化准则，进一步导致产品质量稳定性差、产能释放率低。
3）性能不足、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导致下游“不会用”、“用不好”问题突出，未对需求升级形成有效牵引。据 《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统计，2019 年国内来自体育休闲领域的碳纤维需求占比达 37%，而航 空航天高端需求占比仅为 4%，反观全球航空航天领域高端碳纤维需求占比则高达
23%。
我们认为，我国碳纤维下游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大多数企业未形成碳纤维生产的全流程覆盖，产业 链各环节较为分散，导致企业缺乏对碳纤维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下游应用的集成能力，最终使得下游应用难以升级， 未对需求产生持续的拉动作用。
2.2 他山之石：技术创先机、政策育土壤、应用拓市场
碳纤维始于美国，兴于日本，产业整合、应用场景不断扩大是现阶段行业发展主题：
碳纤维始于白炽灯发光体，日本、英国率先开始 PAN 基碳纤维研发。1879 年爱迪生发明了以碳纤维为发光 体的白炽灯并于美国取得初步成功，但随后因被钨丝取代而陷入沉寂。
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争霸期间，美国为研发大型火箭和人造卫星以及全面提升飞机性能，急需新型结构材 料和耐烧蚀材料，碳纤维又重新出现在材料科学舞台。
1959 年，日本大阪工业试验所近藤昭男博士发明 PAN 基碳纤维制备技术，随后 60 年代日、英率先开始 PAN 基碳纤维技术攻关，而同时期美国还在攻克粘胶基技术，导致其 PAN 基碳纤维研究起步较晚。
1970-1990 年，碳纤维工程化、工业化技术先后被攻克，产品逐渐系列化，应用场景取得重大突破。20 世 纪 70 年代，日、美、英开始频繁技术合作，美国从英国获得碳化技术并与日本东丽、东邦和三菱展开技术 转让，随后美国与日本于 1972
年制得碳纤维高尔夫球杆和鱼竿，风靡全球。同时期，碳纤维复材实现了于 航空航天（军、民用）结构件上的工程化应用，并率先在军机上实现批量化生产，成为碳纤维腾飞的基石。
跨入 80 年代，世界碳纤维单产线产能突破千吨/年，东丽产品谱系日益丰富（T300、T800、T1000、M60J），以 波音、空客为代表的民用航空对碳纤维需求萌芽，1982 年 T300 率先于 B757、B767 及航天飞机上得到应用。 然而，英国由于缺乏应用支撑开始以转让技术为主，将技术分别转让给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
1990-2000 年，碳纤维迎并购浪潮，美、日地位进一步稳固，寡头局面初步形成。该时期各大碳纤维厂商开 始抢占市场份额，美国赫氏并购了美国赫拉克勒斯的碳纤维产业；美国石油巨头阿莫科整合了大部分美国的 碳纤维资源，不仅包括美国联碳公司还有东邦与美国塞兰尼斯公司合作的碳纤维资产(2001
年变更为氰特 CYTEC）。德国石墨巨头西格里收购了英国考陶尔兹留下的 RK carbon，至此碳纤维拓荒者——英国考陶尔 兹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 21 世纪，碳纤维产业整合仍在继续，下游应用向风电、汽车等新兴领域加速延展。进入 21 世纪，行 业整合仍在延续，SGL
从阿尔笛处拉收购了合资碳纤维的股份、日本东邦收购了美国福塔菲尔碳纤维、日本东丽收购了卓尔泰克；与此同时航空航天、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碳纤维应用急剧扩大，号称碳纤维飞机 的 B787 和 A350 于 2011 年和 2014 年完成首架交付，2010 年宝马与西格里合资建碳纤维厂试图彻底实现 电动汽车轻量化，由于拉挤板成功应用于叶片梁帽，风电巨头维斯塔斯对碳纤维需求空前增长。
以史为镜，我们认为技术革新、政策护航与应用拓展是世界碳纤维发展的最核心变量：
技术驱动产品性能升级，是碳纤维发展的第一动力。美、日在碳纤维发展初期便已意识到核心技术工艺是实 现性能提升的基础，随后便纷纷进行战略布局，直到现阶段依然在大力推动碳纤维材料的研发。以日本为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PAN 基碳纤维技术攻关后，其每间隔 5-10
年便会推陈出新，实现技术与产品性能 的全面升级。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较早实现了产业联盟，成员覆盖了完整的碳纤维产业链，如新构造材料技术研究联盟 （ISMA），其共有 39 个成员，37 家为企业，1 家为国立研究所，剩余 1 家为国立大学。通过产、学、研的 深度结合，日本在碳纤维中间材料技术、成型技术、连接技术与回收技术领域均实现了重大突破，成为世界 碳纤维强国。
政策为研发单位、企业保驾护航，为碳纤维发展提供优质土壤。20 世纪以来，美、日均在政策层面推波助 澜，促进碳纤维产业的发展。如日本在包括“能源基本计划”、“经济成长战略大纲”和“京都议定书”等多 项基本政策中都将碳纤维作为重点推进项目，在政策支持下，日本碳纤维行业得以更有效集中各方资源，推
动产业共性问题的解决。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 2006 年启动了先进结构纤维项目，美国能源 部 2014 年也为多个碳纤维项目提供了高达 1130 万美元的资助。
企业层面，美、日亦提供政策“方便”以不断优化行业环境。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碳纤维公司大多采 用外部治理模式，但由于碳纤维材料的特殊性其发展往往受到别国技术的制约，美国国内公司一度濒临倒闭。 1988 年美国国防部推出了以碳纤维等关键材料本土化为核心的国家战略，指出碳纤维等国防工业关键材料 必须自给自足，从而帮助国内碳纤维企业走出了困境。
应用领域持续拓宽是行业发展的“永动机”。碳纤维最初被用于白炽灯灯丝，而后由于美、苏军事争霸，碳 纤维开始在军用航空航天领域发光发热，成为武器装备的减重利器。此后，随着 PAN 基碳纤维技术的突破、 叠加产能提升带来的规模效应，碳纤维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碳纤维开始在民用航空、体育休闲等领域大放异
彩。现阶段，以风力发电、压力容器、新能源汽车等新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轻量化需求旺盛，成为碳纤维行业 发展的新驱动。我们认为，应用领域的持续拓宽一方面将倒逼碳纤维产业化、工程化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 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的涌入，为行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2.3 航空为先——东丽与赫氏的腾飞之路
2.3.1 日本东丽：积淀 50 余年，航空布局终迎开花结果
15 年增长 5 倍，东丽碳纤维业务规模突破 2300 亿日元。2019 年东丽碳纤维业务收入 2369 亿日元，同比增长 9.7%，实现营业利润 210 亿日元，营业利润率为 8.9%。2004-2019 年，东丽碳纤维业务收入 CAGR 达 12%。
洞悉材料价值，“超长期”战略成就全球碳纤维龙头：日本东丽公司 1926 年创立之初仅是一家人造丝制造公司， 随后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丰富自身产品体系，在深谙各类材发展价值的前提下陆续研发了合成纤维，树脂、薄膜等 尖端材料，并将产品推广至全球，成为世界材料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头羊”。
纵观东丽碳纤维业务发展史，我们将其成功因素总结为三点：
1）提前洞悉碳纤维潜在应用价值，并维持高研发 投入，为公司未来厚积薄发奠定基础；
2）乘航空发展之风，率先实现高端碳纤维批量化、规模化生产，同时在 全球范围内积极扩充产能，不断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3）以航空为基，横向布局风力发电、汽车等高端民用领 域，真正实现多点开花。
从体育休闲领域切入碳纤维市场，实现工业化生产。东丽 1961 年启动碳纤维研发，1971 年开始生产。公 司早期试图进军航空碳纤维领域，但彼时欧美主要公司都聚焦该市场，订单竞争激烈，尚属小公司的东丽无
法进入。于是公司另辟蹊径，通过开发鱼竿、球杆等体育用品，实现碳纤维的商业化应用和工业化生产。
乘航空之风，铸行业巨头：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石油价格飙升，民航公司急需轻量化增强材料以减少机身 重量，1975 年和 1987 年，东丽碳纤维分别应用于波音 737 的辅助承重结构和空客 A320 的主承力部件中。 据波音公司“高拉伸强度和弹性条件下较铝轻 30%”的需求，东丽开发出
T800 等高端碳纤维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起陆续用于波音 767、777、787 及空客 A350 上。航空需求的爆发加速东丽千吨产线的构建和万吨产 量的释放，公司实现由前期亏损至稳定盈利的转变。
产能扩张叠加横向布局，碳纤维生产体系持续完善：
1）为应对航空等领域碳纤维需求的攀升，东丽一直致力于全球布局以实现产需匹配。1972 年东丽在爱媛 工厂新设月产 6 万吨的生产设备，并通过 UCC 公司构建美国市场的售渠道；1982 年设立 Soficar 公司， 该公司 1985 年于西班牙设立工厂投产；1992 年于西雅图市郊成立
TCA 公司，1997 年在美国迪凯特成 立 CFA 公司并建设工厂。东丽由此确立了横跨日本、欧洲和美国 3 大地区的全球运营体制。2012 东丽 决定年产量增加 6000 吨，集团年产量扩大至 2.71 万吨，2014 和 2015 年也分别实现了增产。
2）东丽亦利用自身技术与市场优势拓展高端民用领域，稳固全球碳纤维龙头地位。汽车方面，2010 年， 东丽与德国 Daimler 公司签订了汽车零部件碳纤维复材共同开发合同；此外，丰田与本田分别于 2014 和 2016 年发布了氢燃料汽车，车身均采用了东丽碳纤维材料；风电方面，东丽 2014
年收购了 Zoltek公司，发力以风电涡轮机叶片为主要用途的大丝束领域。
2.3.2 美国赫氏：深耕复材应用，打造美国航空航天碳纤维标杆
碳纤维复材为主要收入来源，盈利能力持续增长。赫氏是美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商和复合材料供应商，2019 年 赫氏总营收 23.6 亿美元，其中碳纤维复材收入为 18.6 亿美元，占比近 80%；2006-2019 年赫氏碳纤维复材营 业利润由 1.2 亿美元上升至 4.1 亿美元，CAGR 达
10%，营业利润率由 15%上升至 22%，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航空航天占比超 85%，民用领域强势崛起。赫氏自身将其整体业务分为商业航空航天、军用航空航天及工业用 品三类，2005-2019 年其航空航天板块业务（军用+民用）占比由 72%上升至 87%，商业航空航天占比由 49% 上升至 68%，增幅显著。
与东丽多元化的材料业务不同，赫氏聚焦复合材料应用 70 余年，公司发展史亦是美国航空航天历史的缩影：
发展初期便致力于复材研发，扎根航空航天。赫氏成立于 1946 年，1953 年其产品便用于复合材料制造的 第一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在 1961 年经历了军费削减导致的销售下滑后，1965 年美越战争重新推动公司蜂 窝结构复合材料业务发展。1993 年由于经营问题，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多方筹资筹得
5000 万美元后于 1995 年 2 月摆脱破产保护。
通过收购切入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领域，公司获得“二次生命”。1996 年赫氏收购 Ciba-Geigy 和 Hercule 的复合材料业务，获取了关键的航空产品生产资格和碳纤维生产能力，为后续承接多项军民航空、航天业务 打下基础。
洛马、波音、空客等军民机项目纷至沓来，赫氏进入稳定盈利期。民品方面，空客 A380、A320、H160 直升机、波音 787 Dreamliner、747-8 等机型均采用了赫氏碳纤维复合材料；军品方面，赫氏为 F35、V-22（鱼 鹰）倾斜旋翼飞机、UH60M 黑影、AH-64
阿帕奇、A400M 军事运输机、大黄蜂战机等军机提供碳纤维复合 材料；此外，赫氏也参与了多项美国国家空探索计划如阿波罗登月、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制等，如正是航空航 天领域业务的不断增长，使得赫氏稳坐美国碳纤维及其复材制造商龙头地位。
总结东丽、赫氏的发展可再次得出：
1）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懈的应用实践为碳纤维制造企业发展的基石；
2）航空航天是碳纤维制造的试金石，批量化生产带来的规模效应是企业蜕变的关键；
3）后期高端民用领域的横向扩张是保持业务常青的良药。
3.全球市场极速扩张，国内航空航天需求潜力巨大
3.1 国际市场：航空航天占据主导，风电叶片增速强劲
2019 年全球碳纤维需求首次突破 10 万吨。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测算，2019 年全球碳纤维 需求总量达 10.4 万吨，同比增长 12%，金额达到 28.7 亿美元，同比增幅 11.6%。2008-2019 年全球碳纤维需 求量 CAGR 为 10%。
这是全球碳纤维发展 60 余年来需求量首次突破 10 万吨大关，其直接反映了碳纤维下游需求的持续扩张。随着 各国对碳纤维投入加大，核心技术将不断突破，当绝大部分核心技术被掌握后，下一个 10 万吨需求增长的用时 间将急剧缩短，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预测，2025 年全球碳纤维需求量将达到 20 万吨，2030 年将达到 40-50 万吨。
航空航天依旧稳占碳纤维需求主体地位。2019 年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需求量 2.35 万吨，同比增长 12%，占总 需求量的 23%。由于航空航天高端碳纤维单价较高，因此该领域 2019 年需求金额达到 14.1 亿美元，占需求总 金额的 49%。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披露，2019 年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需求的增加主要来源 于波音 787 和空客 A350 产能的扩张。
5 年翻 4 倍，风电叶片需求增速强劲。据赛奥碳纤维技术统计，2014-2019 年全球来自风电叶片领域的碳纤维需 求由 0.6 万吨上升至 2.55 万吨，CAGR 达 33.6%，增速强劲。2019 年来自风电叶片领域的碳纤维需求占总量的
25%，然而由于该领域碳纤维单价较低，对总体金额贡献不显著，仅占总需求价值量的 12%。
其他领域碳纤维需求增速稳定。据《2019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统计，2019 年汽车、压力容器、混配 模成型、建筑补强、电子电气等领域碳纤维需求与总需求量协同增长，同比增速维持在 12%左右。其中，体育休 闲领域需求增速较慢，每年维持 4-5%左右的增幅。
3.2 国内市场：航空航天占比不足，体育休闲、风电叶片为需求主要来源
我国碳纤维需求 12 年增长近 5 倍。据赛奥碳纤维技术统计，2008-2019 年我国碳纤维需求量已经由 0.8 万吨上 升至 3.8 万吨，占全球总需求量的 36%，CAGR 达 15%，超过全球平均增速。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碳纤维需 求总量将达到 11.9 万吨。
风电叶片、体育休闲领域为主要需求来源，航空航天需求严重不足：
2019 年风电叶片高增长拉动行业整体需求。2019 年我国风电叶片碳纤维需求量为 1.38 万吨，同比增长达 72.5%，占总需求量的 36.5%。其中，国产碳纤维约 1000 吨，相较 2018 年的完全进口，迈出了国产替代 的第一步。
体育休闲领域为国内碳纤维需求最大来源。2019 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体育休闲领域碳纤维需求合计 1.4 万 吨，同比增幅 4%，占总需求量高达 37%，2014-2019 年体育休闲领域一直是我国碳纤维需求最大来源。
航空航天占比仅为 3.7%，较世界平均水平差距显著。2019 年我国航空航天碳纤维需求 1400 吨，较 2018 年上升 400 吨。2014-2019 年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需求占比维持在 2%-4%，较世界平均的 22%-24% （2014 年为 29%）差距显著。
3.3 碳纤维为航空航天必备新材料，未来增量需求有望破万吨
3.3.1 碳纤维正推动航空航天迈入轻量化时代
当前，由于碳纤维性能的不断提高和基体树脂增韧性技术的突破，碳纤维复合材料正逐步取代传统金属材料被广 泛应用于航空制造业中，特别是高强中模、大伸长碳纤维，能够显著提高冲击后的压缩强度和耐热/湿性，成为飞 机结构材料的不二之选。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1）应用在受力不大或非承力构件阶段(如舵面、口盖等)；
2）应用在次承力或承力较大构件阶段(如机翼等)；
3）应用在主承力构件或复杂受力构件阶段 (如机身、中央翼 盒)等；
世界范围内各类型军用飞机均大量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战斗机：先进机型碳纤维复材占比正逐步提升，据《碳纤维及石墨纤维》统计，美国 F-14A 的复合材料仅占 1%，到英国生产的战机“台风”EP2000 时复合材料含量已达 40%。
直升机：理论上 1kg 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代替 3kg 的铝合金，对于直升机而言，碳纤维不仅具有高比强度和 比模量，且具有优异的阻尼特性，即不易起振，起振后能迅速吸收动能并停止下来，这可降低飞行载荷在直 升机悬翼上产生的交变动值。此外，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突出的耐疲劳性，静强度与疲劳强度比为
0.6-0.7， 而玻璃纤维仅为 0.3，芳纶纤维为 0.5。
以 MBB 公司研制的 BK117 直升机为例，该机型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高达 75%，于使用复合材料的构件， 平均减重 33%，平均零件数目减少 79%。同时，我国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直-9 型直升机复合材料 用量也超过了 60%，该机不仅武装了驻港部队，而且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举行的反恐演练。
耐热+减重，碳纤维助力火箭、导弹飞得更高，打得更远。在 2000℃以上高温环境中碳材料是唯一强度不降的物 质，且军用碳纤维可在 3 000℃以上环境保持稳定，耐温性远超钛金属及其合金，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火箭的助推
器、防护罩、发动机罩和导弹壳体、发射筒等结构。此外，碳纤维复合材料亦可减轻火箭和导弹的质量，加大其 射程，提高落点精度。
以导弹为例，据《碳纤维及石墨纤维》表述，美国、日本、法国的固体发动机壳体主要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美 国 MK 型、SICBM 型、三叉戟Ⅰ型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鼻锥和发动机喷管喉衬都采用了 3D C-CFRP（以碳纤维 3 向编织物为胚体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卫兵型、SPI 型反弹道导弹鼻锥采用了 3D C-CFRP，民兵Ⅲ鼻锥也采用了 细编穿刺 C-C 复合材料。MX
弹道导弹第三级发动机喷管及三叉戟 II 型(D-5)的第一、二级发动机喷管都采用了 C-CFRP。美国“北极星”、“战斧”、三叉戟 II 型(Trident-II，D-5)导弹的固体发动机壳体采用了 CFRP。法国 M51 导弹的一级发动机外壳由碳纤维复合材料编织而成。
碳纤维可为民用航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据《碳纤维及石墨纤维》描述，利用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替代钢或者铝 减重效率可达 20%-40%，对客机而言，减重可有效节省燃油、 提高航程和净载能力，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早期 A310、B757 和 B767 上，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仅为 4%-7%，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碳纤维复合材料逐 渐作为次承力构件和主承力构件应用在客机上，其质量占比也开始逐步提升。至 A380 时，复合材料占比达到 25%，具体应用于客机主承力结构部件如主翼、尾翼、机体、中央翼盒、压力隔壁等和次承力结构部件如辅助翼、
方向舵及客机内饰材料等，开创了先进复合材料在大型客机上大规模应用的先河。
在最新的 B787 和 A350 机身上，复合材料的用量达到 50%以上，有更多部件使用碳纤维，例如机头、尾翼、机 翼蒙皮等，使碳纤维需求量极大提升。
3.3.2 装备升级放量、民航需求爬坡，碳纤维新增需求破万吨
我国军机总数仅为美国四分之一，高端战机占比不足，军机迭代迫在眉睫。据《World Airforces 2020》统计， 2019 年我国军机总量为 3210 架，虽位列世界第三但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以歼-7、歼-8 为代表的二 代战斗机仍是主力，占比达到 58%，四代机占比仅为
1%，而美军现役已无二代战斗机，其三、四代机型占比分 别为 87%和 13%。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军机升级换代将是大势所趋。
经我们测算，未来军机碳纤维复合材料需求规模将超过 300 亿元：
我国军机单机重量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含量同步提升，放量后将产生乘数效应。据《复合材料在航空战机上的 应用》表述，以歼击机为例，我国歼-7 空重 5.3 吨，碳纤维复材含量约 2%，新一代战机空重 17 吨，碳纤 维复合材料含量约
25-30%，相比老旧机型，新机型单机重量与碳纤维复材含量均显著提升，未来将产生乘 数效应支撑碳纤维需求增长。
军机迭代将新增 8210 吨碳纤维需求，市场规模达到 328 亿元。
主要假设：
1）军机持续迭代，新机型不断亮相；
2）据《先进战斗机结构选材与制造工艺需求分析》内容，将军 机结构系数设为 31%-34%。
3）军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成材率大约为 70%。
国产 C919、ARJ21 订单不断增加，支撑民用碳纤维复材市场未来需求。国产大型客机 C919 于 2008 年启动研 制，2017 年成功首飞并计划在 2021 年取得适航证。此外，国产 ARJ21 新支线飞机投入运营后销量也保持良好。
据中国之声 2020 年 5 月披露，C919 当前累计客户 28 家，订单总数已有 815 架；商飞亦收到来自 22 家客户合 计 596 架 ARJ21-700 飞机订单。经测算，当前国产客机在手订单兑现将产生 1383 吨碳纤维复材需求，市场规 模超过 55 亿元。
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39 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预测，为满足运量增长和替换 退役飞机需求，至 2039 年中国客机机队规模将达 8854 架，其中因运量需求而新增的客机 5208 架，替换退役 客机 2368 架，剩余 1278 架为存量客机，市场价值超万亿美元。我们判断，未来以 C919、ARJ21 为代表的国 产民用飞机订单将继续增长，进一步提振碳纤维下游需求。
4.高端民用多点开花，国产替代迎成长风口
4.1 风力发电将成碳纤维行业新驱动
碳纤维可有效降低风电叶片重量，促进风力发电向大功率方向发展。风力发电系统主要由发电机、叶片、塔架和 控制系统组成。其中，复合材料叶片是发电机的核心部件之一，叶片成本约占发电机系统成本的 18%-22%。由
于风力发电机的电能与叶片长度成正比，故此为提高发电功率需要增加叶片长度，叶片重量也随之增加，为更好 地平衡叶片重量与长度，碳纤维复合材料成为风电叶片的理想选择。
5 年翻 4 倍，风电叶片碳纤维需求增速强劲。据赛奥碳纤维技术统计，2014-2019 年全球来自风电叶片领域的碳 纤维需求由 0.6 万吨上升至 2.55 万吨，CAGR 达 33.6%，增速强劲。2019 年来自风电叶片领域的碳纤维需求占 总量的
25%，然而由于该领域碳纤维单价较低，对总体金额贡献不显著，仅占总需求价值量的 12%。
风力发电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中国为全球重要市场。据 GWEC 发布的《全球风电发展报告 2019》统计，2019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60.4GW，同比增长 19%；2019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 650GW，同比增 长 10%，2001-2019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4GW 上升至 651GW，CAGR 达 20%，规模增速显著。
国家层面，2019 年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五的是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和西班牙，合计占全球的 70%。就累计 装机而言，中国、美国、德国、印度和西班牙位列第一至第五，合计占全球的 72%。
我国陆上与海上新增装机规模均位列世界第一：
2019 年，全球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54.2GW， 同比增长 17% ；累计装机规模迈过 600GW 这一新的 里程碑，达到 621GW。其中，我国陆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为 23.8GW，占全球比重 44%，累计并网容量达 到 230GW。
2019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6GW，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其中，我国的新增规模达到 创纪录的 2.3GW，居全球第一。英国的新增规模接近 1.8GW，依然是全球重要的海上风电市场。德国的新 增规模超过 1.1GW，居全球第三。
据 GWEC 预测，2020-2024 年，全球有望新增 355GW 风电装机，年均增长接近 71GW，CAGR 将达到 4%。 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规模将从 6GW 增至 15GW，其在全球年度风电新增装机中的占比相应由 10%提高至 20%。
就中国市场而言，由于存量项目需赶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并入电网，以拿到核准电价，故此 2020 年有望成 为中国陆上风电市场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从 2021 年开始，中国陆上风电市场发展主要受平价上网项目驱 动，继续引领世界风电市场。
我们判断中国风电行业的蓬发展将成为碳纤维市场有力驱动器，促进民用碳纤维需求走高。
4.2 碳纤维，引领新能源汽车材料革命
未来已来，碳纤维助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轻量化蜕变。据新能源汽车网测算，在同样续航里程下，电动汽车重量比 传统汽车重 200-300kg 甚至更多。因此为保证电动汽车有较好续航里程和可承受成本，电动汽车车身须减重 50% 以上。在所有轻量化材料中，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唯一能在钢质零部件基础上减重
50-60%却能够提供同等强度的 先进材料。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车身轻量化：碳纤维密度小，较低碳钢结构减重 50%，较镁/铝合金结构减重 30%；
颠覆生产流程：模压和粘结工艺代替冲压和焊接，节约生产线及模、夹具的投入；
集成度高，造型自由：可设计性强，可实现流线型曲面成本低，可减少零部件种类和工装投入；
提升汽车安全性：汽车轻量化后中心下降，提升操作稳定性，碰撞吸能能力为钢的 6-7 倍，铝的 3-4 倍；
提升汽车舒适性：更高的振动阻尼，对汽车整体降噪效果提升显著，舒适性更加。
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预测，2026-2030 年，我国将实现整车比 2016 年减重 35%，将重点发展镁合金和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实现碳纤维复合材料混合车身及碳纤维零部件的大范围 应用。
除车身减重外，碳纤维亦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箱体。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能量供给的核心零部件，其性 能直接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性能表现。其对材料有高强度、轻量化和优良的耐腐蚀性要求；碳纤维在这 3 方面具有
极大优势，其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同时还具有优良的耐蚀性和阻燃性，因此能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同时， 做到动力电池箱的轻量化。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强劲，未来将成为碳纤维下游市场的中流砥柱。据中汽协和工信部统计，2014-2019 年 我国新能源车年产量由 8.4 万辆上升至 124.2 万辆，CAGR 为 71.4%，2019 年产销量略下滑主要因行业补贴退 坡。
我们认为，伴随着 2020 年汽车减重 10%，2025 年减重 20%，2030 年减重达到 30%目标的临近，以及新能源 汽车出货量的持续提升，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运用范围与运用比例将会继续扩大，使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的碳纤维轻量化新能源汽车市场，引领全球碳纤维产业的未来。
4.3 我国碳纤维进口替代特征初显，未来可期
我国碳纤维国产化率为 32%，进口部分主要依赖日本、中国台湾。据《碳纤维产业释放良机 2019》阐述，2019 年我国 3.8 万吨碳纤维需求中进口量为 2.6 万吨，同比增长 68%；国产供应量为 1.2 万吨，同比增长 33%，国 产化率达 31.5%。
以传统大小丝束市场来分，我国小丝束市场容量约 1.8 万吨，其中国产约 0.7 万吨；大丝束市场容量约 1.4 万吨， 其中国产 0.1 万吨；另有接近 0.5 万吨左右国产碳纤维横跨两个市场。
目前我国国产碳纤维供应量已连续两年增幅超过 30%，体现出国有碳纤维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巨大提升， 预计在 2025 年左右，我国碳纤维国产量将超越进口量。
2019 年大陆从日本进口碳纤维 0.8 万吨，占总需求的 20.3%；从中国台湾进口碳纤维 0.6 万吨，占总需求的 15.0%， 中国台湾与日本成为除大陆本土以外的碳纤维最大供应地。
4.4 国内供给格局：高端聚焦技术创新，低端发力降本增效
4.4.1 高端品供应商屈指可数，核心企业强者恒强
产品性能决定核心竞争力，先发优势持续积累最终形成卡位优势。对于航空航天等高端市场，产品性能是首要因 素，据中简科技招股书表述，现阶段我国从事碳纤维材料研制及生产的单位近百家，但能够生产符合航空航天标
准的高性能碳纤维企业屈指可数，大量企业集中在体育休闲领域，绝大多数碳纤维厂家仍处在亏损状态。随着市 场经济优胜劣汰，碳纤维行业将面临洗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必将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目前国内能够生产高端碳纤维的厂商主要有中简科技、光威复材、江苏恒神及中复神鹰，其中中简科技和光威复 材更是高端碳纤维赛道领跑者。我们认为，中简科技与光威复材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较早切入高端碳纤维领域形成先发优势：
1）中简科技 2008 年为承担科技部“863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工程 化”重点项目而成立，随后便扎根高端碳纤维的研发与工程化制备，在国产化替代的理念下产品不断填补国 内相关领域空白；
2）光威复材 2002 年便开始碳纤维研发，承担两项 863 碳纤维专项的同时于 2008 年建 成国内首条千吨级碳纤维产线，成为国内首家实现碳纤维工程化的企业。
强大的科研能力与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拓宽企业护城河：
1）中简科技实控人均为业内顶尖专家，董事长杨 永岗与总经理温月芳均来自我国最早从事新型碳材料研发的机构——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2013- 2019 年研发投入 6 年增长近 3 倍，授权专利总数超 20 项；
2）光威复材深耕碳纤维研发近 20 年，期间作 为行业龙头主持了两项碳纤维国家标准的制定，产品覆盖了 T300/T700/T800/M40J 等一些列高端碳纤维， 且拥有核心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是目前国内生产品种最全、技术最先进、产业链最完整的碳纤维行业龙头 企业之一。
与下游客户形成稳定供求关系，成为特种领域核心供应商：中简科技 T700 级和光威复材 T300 级碳纤维已 被批量化用于我国航空航天领域，成为特种领域核心供应商；由于特种领域对材料质量及稳定性要求极高， 故此一旦对应型号定型批产，供应关系和材料价格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平稳。
航空航天领域竞争格局趋于稳定，核心供应商强者恒强。当前航空航天领域核心供应商主要为中简科技、光威复 材和中航高科，其中中航高科主要提供预浸料、蜂窝及航空复合材料，为中简科技和光威复材下游企业。我们认 为，今后航空航天领域竞争格局将企稳，头部企业行业地位将进一步稳固：
1）航空航天领域国外对我国实行技术与产品封锁政策，叠加新材料核心技术国产化趋势的持续演绎，头部企业 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
2）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对产品性能要求严苛，而国内仅有中简科技、光威复材等少数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可生产 出满足要求的材料，不可替代性不断增强；
3）头部上市企业相较其竞争对手可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时政策资源也必然将向头部有追赶国际巨头 潜力的公司倾斜，领跑者将获得更多卡位优势。
4.4.2 传统市场直面国际巨头竞争，降本增效是关键
美、日几乎垄断全球碳纤维市场，国内传统领域面临极大竞争压力。据《碳纤维产业释放良机 2019》统计，2019 年全球碳纤维运行产能约为 15.5 万吨，其中日本碳纤维产能约为 2.9 万吨，占全球产能的 18.8%；美国产能约 为 3.7 万吨，占全球产能的 24.1%。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国，日本东丽、日本东邦和日本三菱丽阳拥有全球丙烯腈基碳纤维 50%以上市场 份额，掌握世界顶尖碳纤维生产技术，产品的质与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美国是继日本之后掌握碳纤维生产 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丙烯腈基碳纤维消费国，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1/3。
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统计，在小丝束碳纤维市场，日本企业所占全球产能的 49%；在大丝束碳纤维市场上， 美国企业所占全球产能的 89%。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由于美、日在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日本东丽、美国赫氏这类老牌企业由于产线折旧 等方面压力较小，成本端亦存在极大优势，导致国内企业面临巨头价格打压、产品倾销，生存空间紧张。
国内企业主要通过扩充产能提升规模效应以应对激烈的竞争。无论是传统民用市场（包含航空航天），还是具有 大规模需求潜力的市场，如风电、汽车、轨道交通等，价格和性价比始终是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由此催生出各具商业价值的碳纤维品种。2019
年来，企业纷纷宣布扩产计划，我们预计产能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释放，中国碳 纤维有望真正走进低成本时代。
低成本与高性能协调统一是产业未来进步方向，也是国内企业赶超良机。低成本是不同性能碳纤维均需要的基础 技术：
1）对于高端产品而言，当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性问题后，降低生产与获得成本将成为行业下一阶 段的主题；
2）对于传统民用市场，低成本技术更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存活的关键。
此外，据《碳纤维产业释放良机 2019》表述，在碳纤维生产过程中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可以实现并存，目 前，国际上的干喷湿法的速度已经高达 600-700 米/分钟，国内也达到了 500 米/分钟，速度地提升会带来成本的 降低，但并不影响纤维的高性能；同理，对于湿纺工艺，东丽公司对卓尔泰克的原丝生产线提速一倍，国内的一 些企业也可以实现 250-300
米/分钟的速度，对碳纤维的性能无不良影响，反而促进了性能的提升。我们认为， 未来国内碳纤维产业必然会在降低成本与提高性能方面同步发力，依次实现低端领域低成本、高端领域低成本与低端领域高性能低成本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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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层避责现象的滋生蔓延, 给公共治理造成了系统性冲击。通过“结构—风险—行为”分析框架解释基层避责的内在逻辑, 发现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现实结构安排不仅无法有效抵御和化解外部系统性风险, 还成为内部非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 导致基层行政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风险陡增时, 采取组合策略规避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
具体表现为事前纵向策略、事前横向策略、事后纵向策略和事后横向策略。实践证明, 避责行为导致了基层政府创新缺失、权威流失、被动回应等严重后果, 并引发链式反应, 阻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 重新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亟需持续深化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 构建危机管理和风险动态防控机制, 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动态平衡。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通过规范权力运行、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重大措施, 实现了反腐倡廉的常态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为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切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然而, 在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
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同时,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尤其是基层避责现象逐渐萌生, 进入了具体的行政过程领域, 表现为适度遵从和谨慎反抗的混合产物。在一定自由裁量权空间内, 基层行政人员象征性地遵从上级安排, 却选择性地执行命令, 以期满足上级要求的最低标准。与此同时, 他们力图巧妙地避免直接与上级权威形成公开对抗,
在表达懈怠意愿时规避了正面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无组织的集体行动。相较于以往经济绩效导向的积极创新, 现阶段基层行政人员更倾向采取审慎的中立态度, 以风险最小化的避责行为来应对日益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总体来看, 这种消极行为的客观形成与滋生蔓延, 给基层治理造成了系统性冲击。
从历史上看, 避责现象是人类政府过程中的一种古老现象, 在不同时代以不同表现形式而存在, 并引起了决策者的高度关注。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 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针对“遇到责任互相推诿,
遇到权利互相争夺”、“忙于请示报告, 批转文件”等现象提出过明确批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类似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就新华社一篇题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 明确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 看似新表现, 实则老问题”。从西方经验来看, 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提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自由和法治等诸多原则,
通过权力制约奠定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时至今日, 西方国家仍通过选举政治、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等方法, 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 旨在实现政府的“可问责性”。然而, 在制约权力的同时, 这些国家经常出现“否决政治”问题, 政党间的避责现象严重, 决策失灵和管理低效并存, 导致政治衰败和发展受限。在一些欧洲国家, 经济危机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紧张, 但社会福利需求却刚性增长,
从而出现福利政策陷阱, 同样诱致了政府避责的大规模频发。
要探究避责现象持续存在的根源, 必须回归到政府制度设计中, 透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基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需要, 人类社会必然要成立政府。而在保障政府规范有序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中, 权责配置是最基础性的重要安排之一。显然, 作为政府权责配置的理想状态, 权责一致通过明确的标准授予权力, 匹配相应责任, 有助于形成稳定的行政心理预期和行为准则。但是囿于现实的复杂性,
政治过程中行政责任的人民性与专业性、发展性与规制性、进步性与自利性、整体性与碎片化之间存在着客观张力, 导致权力与责任之间很难实现绝对平衡, 权责分立成为常态。权责分立客观上重塑和放大了各类风险, 直接影响个体的成本—收益计算, 诱发避责行为。由此可见, 我国当前基层避责现象的出现, 既有历史延续过程中的老问题, 又有现代化过程中的新表现,
同样与发展条件、环境约束和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当前, 中国正处于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 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不仅需要全局性的政治责任保障, 更需要变革性的创新动力。然而, 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以僵化的行为应对组织内外挑战, 甚至直接以消极被动态度规避组织创新的现象, 客观损害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所急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 如何充分激发基层政府活力、凝聚发展力量,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共识性问题。应该说, 以全面考察基层避责现象为出发点, 重点讨论政府制度安排对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影响, 以权责分立结构下风险扩散作为核心解释机制, 深入分析基层避责行为的表现形式、发生机制、负面后果及可修复性方案等, 进而提出启动相关制度改革、重新激发基层创新活力的对策建议, 必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一、避责行为的研究基础和组织学分析框架
(一) 基层避责的概念界定
本文所讨论的基层避责, 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 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 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 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中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县、市、区和乡、镇两级政府, 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
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 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 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 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 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 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 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 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 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 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二) 已有研究文献述评
对避责行为的研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令人振奋的新领域, 相关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当前对个体绩效衰减的认识和理解。一般认为, 避责行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制度学派学者肯特·韦弗 (Kent Weaver) , 并在凯瑟琳·麦格劳 (Kathleen Mcgraw) 、保罗·皮尔森 (Paul Pierson) 、克里斯多夫·胡德 (Christopher Hood)
等学者的推动下, 从心理预期、福利政策、政党政治等视角不断加以拓展和深化, 形成了如下学理共识:其一, 避责行为普遍存在于政府行政过程中, 与科层制反功能和官僚人格密切相关;其二, 在政治选举中, 选民消极偏向的心理转变占据主导作用, 极大影响了个体对负面事件的感知程度, 政府官员为获取选票或连任, 在推行不受公众欢迎的政策时, 更偏向于采取避责策略减少民众指责;其三,
伴随现代化阶段风险社会的开启, 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开启, 在风险不对称的情况下, 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避责行为成为重要议题;其四, 避责行为是一个博弈过程, 政府官员会根据民众舆论压力的大小程度开启连续动态的策略选择。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认为, 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趋势。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个体、组织和社会体系中的现象, 避责行为与微观层面的动机、中观层面的激励和宏观层面的调控紧密相连。从微观层面来看, 个体的动机与目标、局限与偏见、心理与选择是影响行为的关键要素。近年来, 行为经济学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
强调有限私利、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对个体行为的塑造。政治心理学则注重解释政治行为的原因、后果和发展趋势。两者均发现, 在同样程度下负面性质的事件对个体心理过程的影响比正面性质的事件更为强烈, 心理契约的动态变化使得个体追求由效用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 而这构成了避责行为的心理基础。从中观层面来看, 个体行为来源于对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程度的反馈。在完全契约情况下,
人员激励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在不完全契约情况下, 由于无法通过事前契约消除不确定性, 缔约双方谈判力的相对差异则产生了不同的博弈结果。因此, 在多委托多任务模型下的非竞争性环境中, 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是导致避责行为的重要原因。从宏观层面来看, 组织及个体均受到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各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潜移默化地形塑了行为。例如,
在一些跌入福利陷阱的国家中, 宏观经济紧缩导致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降低, 但公众的福利依赖和新增需求却呈刚性。在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关系中, 曾经奉行“从摇篮到坟墓”福利政策的国家普遍出现了大范围的政府避责现象。同时, 从政府内部的制度调整来看, 当问责力度加大时, 官员出于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 会将规避风险作为最佳策略选择。
总体来看, 避责行为尽管受到了普遍关注, 但已有研究散落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 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在概念界定上, 避责行为常以不作为、懒政等词汇出现在经验事实描述中, 尚缺乏严谨、规范的学术界定。在变量操作化上, 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导致当前缺乏统一、科学的测量指标, 造成避责成为了无所不包的行为化描述。在行为主体上,
国外研究受限于三权分立和两官分途的制度前提, 更多聚焦政务官在选举政治、决策制定等政治过程中存在的避责行为, 忽略了大多数事务官群体的相关行为。在解释机制上, 由于避责行为具有多样性、动态性、适应性和可调节性特征, 用单边线性关系来透析是不全面的。显然, 要把避责研究带回到不同政治体制、组织基础和制度文化环境中, 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调适和修正。
(三) 组织学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结构—风险—行为”的组织学分析框架来解释基层避责的内在逻辑。一方面, 作为政府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 权责结构是厘清避责行为内在逻辑的切入口, 因为组织内部的权责配置会影响并引导具体行为;另一方面, 行为的产生还受到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塑造, 将权责结构下的风险中介效应纳入分析框架, 更能触及驱动行为的核心机制 (见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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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避责行为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1. 权责分立结构是分析的起点。
组织内部的权责配置是一种正式规则安排, 即通过明确或隐含的标准、规章和预期有效调节个体行为, 以“控制—服从”的方式渗透进组织管理的方方面面, 实行激励和控制, 进而用稳定的运作化解组织内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理想类型的权责配置模式包含了四个要点:其一, 有权必有责, 二者的触发机制协调统一, 治理目标定位清晰, 可分解到部门和个人;其二,
权力和责任的配置过程是一致的, 组织体系结构完整, 具有高度统筹能力、合作能力和执行能力;其三, 权责边界范围明确, 包括组织内部分工界限及与外部环境的界限;其四, 权责的动态演变是同时进行的, 保证二者在变动环境下仍高度对应。权责一致常被视为理论上制度安排的最优目标, 以确定性和规范性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正如在经典组织理论中,
组织常被视为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凝聚力的实体, 即建立在法理性基础上的科层制拥有等级分明的正式结构, 组织成员在特定目标及清晰权责配置下高效执行命令, 有效开展各项行动。
本文中的权责分立, 是指基层权责配置在理想类型与现实情境之间的差距, 即基层政府现实制度安排中权力与责任在触发机制、配置过程、边界范围和动态演变等方面出现分散、孤立和不匹配, 进而在实际行政过程中表现出的权责不对称状态。权力是落实责任的工具, 责任是对权力的控制。“有权必有责, 权责相一致”理念, 强调政府要合法合理地开展行政行为, 并具有可问责性。然而,
现实具有高度复杂性, 非人格化组织的理论预设难以简单适用于具体行政实践, 当对效率的追求占据主要位置时, 组织就会寻找替代性机制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 权力政治和责任伦理之间难以实现绝对平衡, 权责分立成为事实上的存在。应当承认, 从现实出发的权责不对称状态, 往往是组织对特定环境高度适应的结果, 具有灵活性的权责配置是行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运行机制,
并且是被默许或形成共识的。然而, 这种权责不对称难以避免制度间断性的问题, 损害制度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普遍性。
2. 风险是连接结构和行为的中介。
随着社会发展和急剧变迁,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范畴, 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风险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再建构作用日益显著, 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扰动力量。从来源上讲, 当前政府面临的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指由政府无法预计和难以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全局性风险,
是由宏观环境和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危机或挑战。此类风险往往由共同因素引发, 并且在不同行业和机构之间转移和扩散, 具有难以限时消散的特性。非系统性风险指由政府管理主体或组织自身原因产生的风险, 主要源于微观因素的影响, 是一种可控、偶发、独立的风险形式, 常见于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影响和彼此转化的。
风险的逐渐积累会对个体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注意到,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风险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风险的理解, 即个体认知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一定调适。保罗·斯洛维克 (Paul Slovic) 指出, 人们在心理决策过程中面对风险时会呈现出不同的观念和态度, 包括风险偏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在经济学研究中, 丹尼尔·伯努利
(Daniel Bernoulli) 在效用函数中用自然对数 (ln) 的数学解释提出了风险厌恶的解释。此后,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和约翰·普拉特 (John Pratt) 建立了风险厌恶理论, 并在前景理论的修正下不断完善。尼克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 观察到社会复杂性程度的不断增加, 进而提出信任是简化这种复杂结构的方式,
有助于减少社会风险。
3. 结构和风险共同塑造着行为。
结构、风险和行为三者之间的互动,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链条。组织结构和程序性规范被视为解决风险冲突的有力措施, 这也是经典组织理论反复强调依赖规则建立金字塔式权责结构的原因所在。但在组织建立起来并正式投入运行后, 决策、管理、协调、控制等过程中的偏误同样会造成各种风险。本文的核心解释逻辑是:权责结构是抵御风险的工具性选择,
但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现实安排不仅无法有效抵御和化解外部系统性风险, 还成为了内部非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 这导致基层行政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风险陡增的情况下, 采取诸多避责策略, 以减少因风险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
整体来看, 通过政府制度安排中权责分立的思路来解释日益增多的基层避责行为, 不仅是一个理解基层治理的新视角, 更重要的是将权责配置视为一个制度框架, 有助于剖析避责行为演变的进阶过程, 进而回答避责是如何在基层政府中产生、集聚与传导的。
二、基层权责分立的现实状态与避责行为的产生
(一) 当前基层权责分立的现实状态
1978年以来, 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实践进程有效释放了基层活力, 由此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央通过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的同时, 通过建立问责机制实现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和控制, 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但从现实情境来看, 当前基层政府权力与责任在多方面均呈现出分立状态, 客观导致了基层治理中出现诸多困境。
1. 触发机制:任务导向和结果导向。
权力分配与组织结构密不可分。从规范性文件来看, 我国基层政府受到党委、人大、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指导, 呈现出多任务多委托的模式, 根据各项任务的难易程度和缓急情况进行权力配置。在现实中, 上级经常通过“中心工作”来对基层政府进行干预。中心工作一般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紧急性的任务安排, 具体体现为:一是点多面广, 从全国部署的学习教育活动到乡镇发展的攻坚项目等,
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在内的各种阶段性任务;二是运动式治理, 中心工作常被称为“一把手工程”或“帽子工程”, 借助部门联动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集合多部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以达成短期绩效目标;三是指标管理, 中心工作在严格的时间进度安排下, 将总体目标逐一分解为硬性指标, 往往采取“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来推动落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开始引入了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在基层, 目标责任制包括了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整体责任和各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 内容涵盖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社会事务、信访维稳等各项工作, 通过逐条考核的打分制来落实责任。而基层工作直接面向一线, 行政行为的不良后果比较容易被感知和捕捉, 尤其在收到信访举报和发生责任事故时,
会直接触发相应的问责。由此可见, 基层权力配置是任务导向的, 在常态化工作中追求确定性;而从问责的触发机制来看, 责任配置则是结果导向的, 存在一定随机性。
2. 配置过程:
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规则。在自上而下管控的意义上, 规则可以作为国家有序形塑基层政府行为的工具。为维系基层政府的运作, 国家通过设立各种规则来对不同机构、不同职位进行协调和约束。从规则的性质来看, 国家对基层政府的管理可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半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指那些具有极强外部合法性、通过正式命令或指令发布的规则, 以公开的方式来执行, 具有普遍适用的约束力,
如正式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条例等。与此相对应, 非正式规则不具备外部合法性, 是组织内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行为准则, 如价值理念、习惯传统等。半正式规则介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 是指那些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 却在正式权威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限传播且具有有限适用性的制度。
正式规则的影响力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 是规范权力配置和组织行为的基础, 但并不意味着它对组织达到完全绝对的控制。在正式规则之外, 权力配置存在大量非正式、半正式规则的原因在于:正式制度本身的问题, 如存在空白或模糊地带、规则冲突、衔接不畅等;行政过程对效率的追求, 如需要打破常规、突破已有规则程序的约束来化解矛盾、达成目标等。然而,
责任配置过程则是以正式规则为基准的。在基层治理实践中,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往往遭遇各种因素的扰动, 难以完全自洽。虽不时有关于“良性违法”的讨论, 但在问责过程中仍坚持正式规则至上的原则, 难免出现与事实不相符的追责, 造成了问责的选择性和结果导向表征。
3. 边界范围:
有限权力和无限责任。我国长期秉持简政放权原则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但落实到基层则出现了“事权下沉、实权上移”的现实问题。基层政府事权过多而实权萎缩的特征体现在:一是有限财权。税费改革后, 基层政府财政自主性减弱, 大多依赖上级财政拨款, 通过申请专项资金和项目制管理的方式获取资金, 基层财政匮乏和债务累积同时发生。二是有限执法权。处于基层的乡镇一级政府只有监管权而无执法权,
但往往被以委托行政执法形式或综合行政执法的基层创新模式赋予了执法任务。三是有限裁量权。为杜绝人为因素干扰, 基层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呈现出缩减趋势, 但裁量权的过度压缩会导致行政过程无弹性空间, 出现无法灵活执行政策或命令的情况。四是有限调控权。在承接多部门任务委托过程中, 基层政府由于缺乏必要的调控工具, 难以有效协调任务、资源、利益配置。
与此同时, 行业管理和属地管理的现实矛盾, 实际上打破了“谁主管、谁负责”的问责逻辑。基层政府往往不仅承接了行业部门以属地管理名义下移的事项和责任, 而且扩大了责任边界。当前, 基层承担的责任类型包括:一是政治责任, 需要对党委、人大和上级政府负责并落实各项政策, 承担因未能履行职责而产生的谴责和制裁;二是行政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行政行为负责,
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和专业领域内接受行政纪律的规制;三是法律责任, 即在行政过程中接受法律处罚的相关责任;四是道德责任, 即行政主体承担因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产生的责任。除了直接责任之外, 还存在为他人行为负责的连带责任, 等等。
4. 动态演变:
制度紧缩和具有政治功能的问责。作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扎紧制度笼子、约束“任性的权力”是必然选择。为此, 基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也逐渐向正式化、规范化的制度回归, 出现了制度紧缩的趋势。在理论上,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不断产生并逐渐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 而当前基层出现的制度紧缩实质上是制度增量匮乏、存量不适的结果。在既有条件下,
只注重推动从粗放管理的非正式规则和半正式规则向严格规范的正式规则转换, 但忽视了正式规则不适合基层实际、缺乏操作性的现实困境, 导致过去长期作为适应性替代机制的非正式规则和半正式规则大量退出, 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较多缝隙, 无法涵盖实际行政过程的方方面面, 难以达到新的制度均衡。
作为负面激励的一种形式, 问责旨在对行政人员错误动机和越轨行为进行弱化和制止, 本质上是组织惩罚的表现形式。当前, 问责实践隐含了关于政治功能运作的策略选择:一是示范效应。长期以来, 在庞大的基层政府系统中, 中枢管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客观存在, 基层出现的问题又往往是多因素造成的, 但为保证体制的稳定和赏罚标准的一致,
只有通过惩罚力度和惩罚范围的组合来形成威慑力。二是舆论应对。信息化的技术交互特性改变了传播模式, 基层政府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处置不当、用人失察等问题, 容易引发井喷式的舆论关注与传播, 而问责是政府化解外部压力的策略之一。三是执纪功能。纪检监察系统有机嵌入地方具体工作和行政事务中,
通过“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违反“八项规定”情况、重点督查项目、信访举报线索等方面对基层进行责任追究。四是任务传导。上级运用惩罚权推进基层落实各项工作, 导致问责具有工具化属性, 成为激励机制的负向替代措施。如近期西安、济南、安庆等地陆续出台《脱贫攻坚工作问责暂行办法》, 旨在以强力问责倒逼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权责分立无法有效抵御和化解外部系统性风险, 并成为了内部非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
上述权责不对称的配置结构和运行特征, 构成了结构塑造行为的内在机理, 而风险是勾连两者的重要中介。也就是说, 权责分立重塑和放大了风险, 而基层避责正是在不同维度风险下作出的行为选择。在风险逐渐聚集、爆发的情况下, 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结构未能有效识别、评估、分散和消解各类外部系统性风险, 并且无法抵挡其向内部非系统性风险的转换, 使得风险呈现出由外向内的渗透。
1. 从经济减速到财政风险。目前,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伴随GDP基数的增大和更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 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性下降是必然趋势。2001年到2011年, 中国GDP增长率年均为10.4%;而2012年到2015年, 中国GDP增长率年均为7.43%;2016年, 中国GDP增长率下降至6.7%。同样,
工业经济在连年高速增长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速下滑趋势。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 2015年和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6.1%和6.0%, 相较于2010年的增长率分别下降了9.6和9.7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财政收入增长趋势随之下降, 而福利、民生开支又具有刚性,
因此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基层政府中忽隐忽现的财政赤字又会进一步引起债务危机, 尤其是县和乡镇政府更是面临着多样化、区域性的财政风险。
2. 从社会矛盾到维稳风险。改革开放客观带来了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调整和价值观念的高度分化, 不可避免诱致某些社会矛盾的激增与爆发。当前, 尤其是劳资纠纷、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社会安全、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的社会矛盾, 越来越趋于群体化和对抗化。政府职能和权力扩张的同时也承担了过多社会责任, 面对社会利益诉求的爆炸式增长,
基层政府在现有权责结构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维稳风险。如在涉及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大面积征用土地的投资建设项目, 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成片开发项目等情况下, 群体性和对抗性的利益诉求倒逼基层政府采取非常规方式短期内调动大量资源, 通过运动式治理方法来解决问题。
3. 从互联网发展到信息风险。截至2017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人, 网站总数高达506万个。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指数级增长的信息和便捷的交互模式, 由此产生的网络舆情为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 考验着基层政府处理信息风险的能力。作为社会现象的虚拟投影,
网络舆情事件极易在网络快速发酵中吸引众多关注, 而网络中大量充斥的虚假谣言和人身攻击弱化了事件的真实性, 客观上增加了基层政府研判和应对舆情的难度。
4. 从全球化到不可抗力风险。运输工具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加快了现代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也推动人们在金融贸易、资本投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方面的互动。全球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 人员、信息、货物和服务的多边流动也裹挟了大量不确定性, 使得无法预见的变动在多米诺效应下演化为无法避免的风险,
进而成为不可抗力风险。如公共卫生疫情、恐怖主义、跨国移民、资金外逃等, 对传统政府管理形成了新的挑战。
在面对风险时, 基层政府权责分立的结构陷于一种双重困境之中, 即在受到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同时, 也源源不断产生内部非系统性风险。这里的症结在于, 组织结构为其成员制造了缺乏安全感的环境, 使得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充斥行政过程, 既削弱了权责体系对基层的约束, 又使得权责分立的结构对行政过程产生了干扰和影响, 引起一系列内部风险。
1.法律风险。公共权力的行使秉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 尤其是基层常见的违章建筑查处和农村土地确权等工作中, 涉及法律意义上的可诉性, 而在权责分立结构下的现实行政过程常常面临四个方面的法律风险:一是, 因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明确、不一致或存在两种以上理解, 导致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二是, 一些基层组织在正式法律中虽然没有执法权,
但根据上级安排承担委托执法工作, 致使本级相关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支持;三是, 法律法规滞后于基层实践的发展, 经过程序进行集体研究、民主决策, 按照红头文件或会议纪要履行职责, 致使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四是, 在改革创新特别是推动关系发展大局的重点工作时, 存在打破常规、突破既有法律规定的现象。
2.行政风险。基层政府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配备不足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覆盖, 出现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进而产生行政风险, 尤其是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方面的风险。在面对任务艰巨而管理复杂的各项工作时, 当前一条重要的治理逻辑是, 通过强有力的问责体系和各项机制来推进政府及其部门或个人主体责任的落实,
使得点多面广的所有责任都落到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身上。与此同时, 政府承担的监督责任也不断被强化,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或社会组织应当自我担当的责任, 致使基层政府面临的各类风险无限放大。
3.协调风险。公共政策执行需要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有效参与, 为了应对跨部门协调问题, 政府内部常采用建立临时领导小组和划定“牵头部门、配合部门”的方式, 来平衡部门间的利益和分工, 促进正式和非正式意见交换。但由于此类方式的行政成本过高, 主要适用于重要工作的开展或重大政策的落实, 并以自上而下“高位推动”的非制度化驱动方式为特征,
无法涵盖日常庞杂的跨部门合作, 因此在常态管理中经常出现相互推诿、责任不清、政令不畅等协调风险。
4.考评风险。基层政府需要承接自上而下的任务分解和各类考核, 在当前压力型体制所采用的绩效管理方法中, 考核目的、考核工具、结果运用等方面都会与权责分立的结构互相叠加, 引发新的风险。各类考核评比的泛化, 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应对负担, 造成工作错位、目标替代、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 各类考核目标相互矛盾的情况较为常见,
导致基层无所适从、顾此失彼。为了突出某项工作的重要性而大量使用“一票否决”, 实际上弱化了基层工作的优先顺序。
5. 道德风险。此类风险是指为不完全承担责任, 基层部门或个体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他者利益的情况。道德风险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 源于信息非对称和制度不完备所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从不同主体来看, 无论是部门还是个体道德风险, 都使得组织内的信用体系遭到破坏, 日益泛滥的利己主义极大地削弱了基层的公共服务精神。
(三) 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及其对行为的塑造
在行为经济学中, 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用前景理论描述了个体基于风险预期或概率进行的决策行为, 认为个体行为起源于相对参考点下的判断, 并且是依据对潜在而非最终损失和收益的评估。这说明, 个体行为的产生的确与其对风险的感知紧密相连。在权责分立结构下,
基层政府面临着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的风险, 风险的特殊属性诱发了不同的心理感知, 从而塑造出不同类型的避责行为。
1. 风险的不确定性。
风险估计主要包含了主观估计和客观估计两种模式, 由此衍生出概率树、蒙特卡洛模拟法等方法。在风险预测的传统研究中 (如金融、商业、保险等领域) , 大多是从高斯模型出发构建各种状态发生的概率密度函数, 该种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遇到最大的质疑是没有考虑到意外峰值或断裂的情况, 即极端情况或意外情况没有被充分重视。对于基层政府来说,
风险事件在确定时间内发生的频率及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难以估计, 避责行为的产生也源于这种不确定状态, 是面临不确定性时开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行为选择。同时, 风险的不确定性引发了累积效应。在短时期内, 某些风险产生的影响可能不明显因而被忽视, 但在跨时间和空间的累积下, 这种效应呈指数倍增长, 在乘数的加速作用下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突发、多发状况,
基层人员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之一是缩减自由裁量权, 减少行政活动范围, 规避潜在的责任承担。
2. 风险的不平等性。
风险的普遍存在和深度渗透, 使得基层政府内所有成员均会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具有差异性的。嵌套在权责结构中的风险, 在不同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和群体间存在严重的分布不对称。从层级来看, 风险在上下级政府间配置的不平等主要源于权力差异。在不同情境下, 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都可能成为风险定义者和风险承担者。风险定义者有强烈意愿将风险转移,
并且有能力采取避责策略将责任传导至他人;风险承担者不仅被排除在潜在收益之外, 还受到责任风险对其职位安全或利益带来的损伤, 进而导致避责成为其化解危机的最佳选择。从部门来看, 风险在部门间的分布差异主要基于职能分工的不同。一些涉及监管、执法等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具有较高的安全隐患和潜在风险, 而涉及综合管理、内部服务的部门面临的风险则相对较少。从群体来看,
人员编制的不同造成工作人员在选拔任用、绩效考评、薪酬管理等人事管理制度方面有所区别, 面临风险时也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且, 基层非正式庇护关系的大量存在, 更是加剧了个体间风险分配的差异。
3. 风险的扩散性。
信息时代下虚拟社会的兴起, 颠覆了人们对传统交流模式的感受和运用, 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空间和压缩的时间下, 虚拟网络中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对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影响。风险不仅具有突发性, 特别是舆论焦点事件具有公共性和争议性的讨论, 极易形成网络燎原之势, 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具有流动性, 风险因素的某一方面经常可能引发其他相关因素的联动,
产生辐射效应。风险突发性与流动性的绞结, 使得基层政府“转化”为风险共同体的可能性大增, 即失范的行政行为面临网络监督、舆情渲染和发酵, 不仅会引发未来的强力问责, 还会引起对既往问题的全盘起底, 二者叠加导致基层必然面临着更大力度的惩罚。
在权责分立的既有结构下, 基层政府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程度持续加深, 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扩散性更为突出, 基层人员面临着不均等的机会和结果, 便合乎逻辑地成为了不良后果的最终承担者。因此, 权责分立带来的风险陡增, 客观上挤压了行政个体在政府过程中追求价值的空间, 造成自发的避责行为逐渐汇聚成为普遍存在的行为现象, 基层避责也就逐渐成为一种“无组织的集体行动”。
三、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和负面效应
(一) 基层避责行为的两个维度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 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 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 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 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 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 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 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 (见图2) 。
图2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1. 时间序列维度。
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 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 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 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 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 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
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2. 传导方向维度。
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 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其中, 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 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一方面, 在层级权威下, 下级依附于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开展行政活动, 故在此逻辑下, 上级很有可能将责任和风险传导至下级管理者;另一方面,
下级同样可运用信息优势和技术手段将责任和风险向上级传导, 在有关任务安排、资源配置、权责分担等方面与上级进行博弈。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 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一方面, 在政府组织内部, 各部门有职责上的差异, 工作人员有职位分工的区别, 故在同一层面的横向关系中包括了合作与竞争关系;另一方面,
政府对社会和市场进行管理服务, 占有主导地位的政府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与各种社会组织、市场主体进行博弈、合作。
(二)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 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 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类型一:事前纵向策略。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其中, 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有:限制议程, 减少行政活动以规避犯错的可能;下放任务, 将行政事务下沉至下属人员或部门以减少潜在风险;形式化, 以各类指示、会议、发文、检查强力部署和落实工作, 缺乏实质性指导意见。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有:忙而不动,
基层人员往往表面上遵从指令, 实则毫无进展, 用工作的忙碌来掩盖未落实的真实情况;纳入常规, 当有重要任务和紧急事项必须完成时, 将其纳入繁文缛节中, 用制度、规则和程序等应对上级指令和催促, 将其淹没在日常行政过程中;请示汇报, 事无巨细均向上请示报告, 要求上级给予明确批示, 将责任上移;表面应付, 敷衍应对上级指示, 执行力不强, 形式主义兴起。
类型二:事前横向策略。主要包括组织内的避责策略和组织外的避责策略。其中, 组织内的避责策略有:集体决策, 由多人共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 模糊个体角色;齐抓共管, 多方共同协调管理, 将压力和风险分摊到集体中。组织外的避责策略有:合同外包, 政府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 以此减少因服务失败受到的质疑;委托行政,
将有关行政职权或事项委托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缩减管理行为;多方参与, 将组织外的不必要主体纳入管理角色中, 分散潜在责任。
类型三:事后纵向策略。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其中, 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有:回应滞后, 缺乏信息汇集、分析、预警机制, 缓慢处置和被动回应;推卸责任, 当出现不良后果时, 运用权力将责任推卸至下级承担;找替罪羊, 在追责过程中相互推诿, 层层向下转移责任,
让权力链条末端的人员承担处罚。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有:隐藏信息, 运用专业优势对信息进行封锁、隐藏或选择性上报, 并采取技术手段处理网络舆情;转移视线, 制造新的危机和议题转移上级关注焦点, 弱化那些执行困难、具有追责风险的任务;模糊因果, 在面临上级追责时, 模糊前因后果的关系, 对自身行为进行正当性辩护, 企图蒙混过关;动用关系网, 借助非正式关系网络, 寻求上级庇护,
宽容已有过错;寻找借口, 将工作失误归咎于其他主客观原因, 掩饰自身错误。
类型四:事后横向策略。主要包括组织内的避责策略和组织外的避责策略。其中, 组织内的避责策略有:推诿扯皮, 出现行政失误, 尤其涉及舆论批评、举报投诉的事项时, 将责任推卸至同级其他部门;责任共担, 模糊横向部门间的分工界限, 采取共同担当的策略化解责任。组织外的避责策略有:支付赔款, 行政过程中对他人或组织造成伤害时,
通过支付较多赔款来避免投诉、举报或上访;舆论控制, 忽视舆情传播规律, 采取僵化、一刀切式的措施管制信息。
上述避责策略的类型划分, 展示了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面对工作困境时所采取的“行动方案”, 这与赫希曼提出的准退出有类似之处。当组织出现绩效衰退时, 其成员可通过隶属于政治领域的呼吁和经济领域的退出来进行回应。当呼吁策略无效时, 退出策略就开始占据行为的主要方面, 其中不仅包含了非正式抵抗的准退出, 还存在离开组织的全退出选择。从基层现实状况来看, 在已有的避责策略下,
基层工作人员虽身处不同岗位, 但采取消极行动规避风险, 都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绩效, 属于一种典型的准退出策略选择。
(三) 基层避责的负面效应和链式反应
实践证明, 个体行为模式都有不可避免的绩效衰减倾向。相较于市场体系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矫正机制, 尽管规模庞大的政府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是绩效的持续下降同样会产生诸多问题。当前, 如果放任基层避责行为蔓延和泛化, 将产生难以预料的非预期后果, 引发一系列链式反应, 阻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避责行为的滋生和蔓延, 导致了基层改革缺乏带动良性发展的创新力量。
在当前中国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 基层政府也面临矛盾叠加、风险陡增的严峻挑战, 以创新来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无疑是驱动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 基层避责行为带来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举措替代和创新能力下降, 已成为制约创新动能转换的主要障碍。首先, 内在动力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基层避责带来的首要冲击即是主观意志的懈怠,
导致无论是对外行使职能还是内部管理服务上均消极应对。其次, 创新在内容上可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避责风气蔓延下, 基层创新都集中于技术层面, 过度偏好风险低、投入小、见效快的领域, 导致技术创新中同质性项目增多, 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一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因为风险和投入巨大变得越来越罕见。最后, 长期以来单向投入型的创新模式没有充分重视基层能力建设,
导致基层无法形成一套具有自适应性、内涵式发展的创新模式。在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中, 资金和人力投入受限就成为基层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
2. 避责行为的滋生和蔓延, 导致了自上而下的权威流失、管控效力弱化。
基层避责在对政府绩效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 更直接影响着政府层级管理体制的运行, 这主要表现为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方面。从周期性来看, 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逐渐走向僵化的阶段, 信息失真和行动缓慢等降低了其适应环境的灵活性, 机构不顺畅、职责不清晰、利益难协调等问题的出现, 带来了自上而下的调节困难。从结构性来看, 战略层面的目标和愿景无法得到有效的政策支持,
基层在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时仍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贯彻落实上, 而不注重可行方法、实际效果和长远影响。为解决此类问题, 上级不得不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对下级施压和纠偏。但运动式治理反过来会影响常规工作的有序开展, 产生新的治理困境。长此以往, 上级对基层的实质性影响力将逐渐耗散, 管控弱化, 难以产生有力指导和刚性约束。
3. 避责行为的滋生和蔓延, 导致了基层政府一线退缩、被动应对外界需求。
作为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 基层政府积极回应外界需求、主动调试政策导向, 是保证整个国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但是, 当避责行为大范围产生时, 基层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 被动回应外界需求, 致使政府职能失效、运作失灵。首当其冲的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缺乏自觉有力的调节, 无法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入经济新常态后,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业务性指标, 其重要性逐渐下降,
而其他政治性任务的压力巨增。在此态势下, 基层工作人员大幅减少经济领域的风险决策, 踌躇不前、等待观望上级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在必须承担的职责上, 更多地选择“走流程、按规则办事”的方式以规避创新风险。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传统政府治理模式, 在虚拟社会不断衍生新诉求的同时, 开放式信息发布平台和被动式推送机制等极大地降低了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成本,
审查、筛选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导致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在此过程中, 公众的态度、观点、意见、情绪均会通过网络无限放大。面对错综复杂的舆情环境和网络传播的社会压力, 基层政府原本缺乏必要的应对资源、能力和手段, 在越来越具有政治功能的问责压力下, 就更容易出现一线退缩、一线卸责、消极回避等行为。
结论与讨论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充分激发人力资本的内生动力, 是新时代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式之一。特别是面对当前避责行为逐渐蔓延的形势, 有效借助多层次、系统化的改革调动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是意义重大。为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本文研究发现, 基层避责行为的滋生和蔓延, 主要受到政府权责分立结构下各类风险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 基层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邀功和避责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比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慢作为、懒政和怠政等问题日益引起高度关注, 基层行政人员履职尽责、积极作为仍然是主流。当前, 对于基层避责行为导致的绩效衰退,
是完全可以进行调节和修复的。纵然相关制度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要通过顶层设计提出系统方案, 聚焦问题症结出台得力措施, 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等改革原则, 就一定能够迅速扭转局面, 为基层干事创业再造良好氛围,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首先, 聚焦基层权责结构, 持续深化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任务数量和工作难度都有很大增长, 迫切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和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为此, 要启动系统化的地方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 进一步厘清权责关系, 逐步实现从清单梳理到现实运用的转变。确保权责对称,
真正解决基层政府职能异化、工作泛化、主业弱化等问题。“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 突破‘中梗阻’, 防止不作为”。在配置权力、明确职责的过程中, “推动治理重心下移, 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使基层有人有权有物, 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同时, 由于各地区的差异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制度可规定的范围,
故应根据不同地区、部门的具体情况, 在划清纪律红线的基础上, 鼓励创新探索, 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性, 着力打造弹性组织和学习型组织, 使基层政府具有高度统筹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和应变执行能力。
其次, 应对基层多重风险, 构建危机管理和风险动态防控机制。在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 基层治理面临多重风险交织的考验, 亟需从风险存量和风险增量等维度进行管控。一方面, 改革开放在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动力的同时, 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
如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频发等。需要精准梳理其中隐藏的风险点, 对高、中风险进行重点监控, 根据风险特点设置科学、动态的防范机制和措施。另一方面, 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和信息技术革命在激发新活力的同时, 又带来了指数级增长的风险。尤其涉及数据安全、行为监管、技术控制、生态环境等方面, 需要增强基层政府应对新型风险的专业能力,
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综合风险联动管理机制。总体来看, “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 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 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 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 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
最后, 完善人事激励制度, 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动态平衡。任何发展都取决于调动人力资本的潜在价值。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 组织在显性人力资本和隐性人力资本中的投入会迅速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人力资本也具有能动性, 个体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会激发物质资本的生产力, 在推动事业发展的同时增进组织核心竞争力。因此, 持续提升基层行政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
通过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引领作用, 强化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 是当前基层政府面临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最佳措施。同时, 要不断完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 给予公职人员更多正面引导, 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尤其要在落实责任过程中, 实现奖惩的动态平衡, 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激励保障体系。针对基层行政过程中的难点, 要予以政策上的倾向性支持,
切实解决基层人才梯队断层、生活工作化、高负荷运转等诸多现实问题。
微信公众号：电子政务智库
注释：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倪星 王锐
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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