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的定义

《三体》第一部,贯穿小说的明线,是主流人类社会侦破地球三体组织背叛地球之罪,逐渐使三体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三体危机的直接起因,是叶文洁借助太阳向太空发射信息,亲身经历的丑恶使她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因此,三体危机就是人类因为“文革”受到的惩罚。那时候,包括叶文洁在内的人类还远远没有认识到黑暗森林状态,都是根据自己对生存的理解,来思考生死善恶。这一部的实质问题是,如何来面对普遍的人性之恶。

▍叶文洁的理论及内在矛盾

叶文洁和她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还不仅体现在这个黑暗森林的死局上。她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死局。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亲人,使她最初感受到人类之恶,但她在投入新的理想之后,却也无情地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对杨卫宁的无情,与绍琳对叶哲泰的无情,何其相似!唯一的区别是,绍琳为的是个人的利益,叶文洁为的是一个新的理想。她为新的理想投入的激情,乃至对它天真的幻想,与她的妹妹叶文雪也如出一辙。更不用说她所带来的这场运动,又激发出多少人类之恶!

这场运动带来的最大牺牲,大概要算叶文洁的女儿杨冬之死了。叶文洁应该没有主动告诉杨冬她的发现,更没有吸收她进入地球三体组织,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观察,却很难不让杨冬知道,所以说:“我对冬冬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她太早接触了那些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Ⅰ.52)但她仍然非常注意把女儿往回拉,警告她不要轻易进入那个世界。但杨冬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各种空灵的理论,“那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能支撑她活下去了(Ⅰ.53)。叶文洁也许始终不知道杨冬偷看了她的资料,但她应该清楚,杨冬之死与自己有莫大的干系。除了自己的教育对杨冬性格的影响之外,地球三体组织“扰乱研究者的思想”(Ⅰ.206)的计划,是包括杨冬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自杀的直接原因——无论杨冬是被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伤害的,这个事实都太恐怖了。无论如何,杨冬都是继杨卫宁之后,叶文洁理想主义的又一个牺牲品。如果说,杨卫宁之死还有些偶然,对于杨冬之死,叶文洁难辞其咎。

当叶文洁知道自己的理想主义已经彻底破灭,她也应该立刻想到了杨卫宁和杨冬的死,这不再是为了伟大事业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而是为一个荒谬的理想付出的巨大代价,使叶文洁与她所憎恨的那些恶人没什么两样。

当她用尽最后的生命爬上红岸时,叶文洁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红岸基地遗址已经不再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而是她为之奋斗了多半生的荒谬理想的开端。这里,还有杨卫宁和雷志成的墓地,记录着她自己的罪。爬上红岸这个行为,或许就是人类难得能有的“道德自觉”和“忏悔”,叶文洁经过这么多年,才比她所鄙视的那些人,多走出了这一步。但对于她对人类犯下的巨大罪行,叶文洁是无力忏悔的,因为,她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后的落日。

直到小说的第二部,我们才知道,叶文洁的忏悔还不止这些。在“走向她那最后的聚会”(Ⅱ.6)之前,叶文洁在杨冬墓前将黑暗森林理论最关键的部分告诉了罗辑,从而为人类最终战胜三体入侵,奠定了非常宝贵的理论基石。这个重要的细节提示我们,叶文洁虽然到最后才向自己承认其理想的内在问题,但就像许多口头上拒绝认错的人一样,她的内心早已涌动着深深的不安。

但就像三体人一样,叶文洁应该知道,掌握了黑暗森林的基本原理,人类就可以抓住三体人的命门,因而,本来以消灭人类暴政为目标的叶文洁,在这一刻,面对死去的女儿,不仅对那场聚会的结局没有把握,对地球三体运动的使命也已经产生了怀疑,尽管可能只是无意识的。

在叶文洁遥望人类的落日的时候,她也把目光投向了齐家屯,那个曾经让她获得家的感觉的东北小村庄。她没能在三体文明找到战胜人性之恶的道德,唯一能暂时化解人性之恶的,是这个小村庄,但她在报复全人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也一并报复了。叶文洁超越黑暗森林的努力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她将三体危机带到了地球上,也将地球带进了更加无边的黑暗森林。但也是叶文洁留下了克服这场危机的线索。她倔强地相信,能有什么东西克服人性之恶,黑暗森林应该有个边界,尽管她不知道这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和伊文斯的方案是截然不同的。伊文斯对世界的审判是彻底的,他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对待人性之恶,三体文明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三体世界究竟与人类有什么不同,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只想毁灭人类,美好的天堂仅仅存在于他的心里,或者说,仅仅存在于对人类世界的毁灭行为中——人类之恶,其实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哪个人、哪种行为的恶,他并不想拯救哪种具体的生命,只想毁灭充满了恶的生命。这种态度看似极端,却是一种更简单、也更容易理解的解决方案。在无处可逃的黑暗森林中,除了对它的彻底否定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像叶文洁那样,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条拯救的道路,不仅是最终不可能的,甚至会使自己难免沾染上这充塞天地的罪恶。

黑暗森林中的生命是深不见底的,如果说有更多的维度,似乎也只是有更复杂的罪恶,有更多种罪恶的可能性。叶文洁小心翼翼地潜入到人性深处,虽然触手可及无处不恶,但黑暗森林中也曾闪过微茫的光芒,那就是齐家屯的点点灯火。既然有那样的村庄,既然有那样的温暖,又怎么能说黑暗森林中都是暗无天日的呢?这应当就是叶文洁不肯赞同伊文斯的根本理由。尽管齐家屯这弱小的光芒不足以战胜四周无处不在的黑暗,这却决定了叶文洁不会采取彻底毁灭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文明。生活中又何尝没有更多的光芒?杨卫宁的爱、与杨冬的相濡以沫、学生们的感恩、孩子们的天真,这是黑暗森林中不时闪出的一些亮光,叶文洁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但这些亮光,就像潜藏在黑炭下的火星,虽然几乎无处不在,但很难形成燎原之势。叶文洁刚刚捕捉到一点点火星,瞬间就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这使她非常无助。就在这时候,她得到了三体人的回复,于是幻想着三体人能够帮她带来熊熊大火,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但没想到的是,三体人却是带着更加无边的黑暗而来的。

▍生活的尝试,生命的尊严

在三体危机带来的恐慌中,只有一个人真正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那就是史强。在小说第一、第二部中都有重要表现的史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形象。他在小说开头的形象是:“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Ⅰ.1)

但这个一开始让汪淼非常厌恶的警察,很快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这个外表粗俗的家伙,眼睛跟刀子一样。”(Ⅰ.6)史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与地球三体组织的斗争中,他却是个决定性的人物:是他在地球三体组织的聚会时成功地将对方一网打尽,也是他想出了有效策略,杀死伊文斯,而又能截获“审判者”号上的三体信息。这两次行动使地球三体组织遭到重创。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被突如其来的危机吓傻了的时候,只有史强还保持着生活的常识。他根本不去仰望星空,根本不考虑那些所谓终极的哲学问题,他关心的是买房子、孩子上学,以及一个又一个案子,他真正的看家本领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Ⅰ.97)能把这些表面上无关的事串在一起,除了天才的想象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常识感,即常伟思看重的“经验”。正是靠了这种常识感,史强对事情的判断不仅远远超过汪淼、丁仪这些专家学者,更成为叶文洁和伊文斯的真正克星。

这也正是叶文洁和伊文斯最缺的东西。他们关心的是抽象的生命、形而上的善恶、作为集合名词的人类,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甚至以刻意远离日常生活为荣。无论红岸基地、“审判者”号,还是充满终极问题的哲学著作,都距离生活极其遥远。本来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淼,在倒计时面前也完全乱了方寸。而叶文洁虽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也并不甘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她对杨冬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教给她日常生活。她之所以觉得在齐家屯的那几天最温暖,是因为她暂时被拉回了日常生活。多年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伊文斯,与日常生活近在咫尺,却根本无兴趣进入。要不然,为什么大兴安岭的小村庄充满了温暖,黄土高原上的村民就都成了魔鬼呢?日常生活,便是那黑炭下的火星,其实无处不在,完全可以燎原,但是,火星必然会烧出黑炭来,没有独立存在的火星。在叶文洁和伊文斯那抽象的概念中,善恶永远对立,他们试图从人类的生活中消灭恶,保留善,就如同消灭身体保留灵魂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个古老的命题本就充满了争议。人们诉诸的理由往往是,多少人在作恶,多少人在行善,这样争论下去,这个问题永无答案。然而,在更深的世界文明传统中,叶文洁的这种人性论是非常靠不住的。伊文斯之所以认为人性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多少动物被杀害,多少物种在灭绝,而是因为一个更深刻的理由:人类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不可能接受物种共产主义,一句话,人没有上帝那么好,所以就是恶的,这就像黑暗森林一样,无可反驳。所以,人类应该遭到灭种的惩罚。但史强诉诸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智慧:生之谓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就是生命的深度展开。只有尊重生命本身,珍视日常生活,才谈得上善恶问题。谁也无法否认浩劫中的作恶,谁也无法认可物种灭绝的正当,但因为这些恶行就去随意杀人,甚至灭绝人类,本身就是最大的恶。而人性的力量,也正在生命本身。

当汪淼和丁仪陷入极度绝望中的时候,史强带着他们到华北平原去看铺天盖地的蝗虫,告诉他们:“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Ⅰ.296)虫子不可能被真正战胜,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技术,而就在于生命本身的力量。于是,“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Ⅰ.297)。史强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但他懂得生活,这就是他的一切力量之所在。

史强不会去问那些有关善恶的哲学问题,因为在生活本身面前,善、恶都只是概念。二百多年之后,罗辑对史强讲清楚了善恶的问题:“下面要定义两个概念:文明间的善意和恶意。善和恶这类字眼放到科学中是不严谨的,所以需要对它们的定义加以限制:善意就是指不主动攻击和消灭其他文明,恶意则相反。”(Ⅱ.443)最早发现黑暗森林理论的叶文洁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她天真地认为三体文明一定更善良,因为经历过太多恶的她,也把善抽象化了,伊文斯更是如此。但罗辑明白,生命才是第一级的概念,善、恶并不是。生命为了保存自己而攻击其他生命,虽然是恶的,却也是生命的必然要求;生命不需要攻击其他生命也可以活下去,从而不发动攻击,那就是善的。但若生命在面临威胁时仍然不攻击,甚至邀请其他生命来攻击自己,那就是愚蠢了,因为如果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就根本谈不上真善美。而地球三体组织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因而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是邪恶的背叛,比叶文洁和伊文斯所经历过的所有恶都更罪恶。黑暗森林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的需要会使生命必然攻击其他生命。但地球上的人类通过社会和政治制度,使人们之间不必相互攻击也能生存下去,并且认为不相互攻击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黑暗森林中最大的奇迹。叶文洁和伊文斯都是出于这种理所当然,而无法容忍人类当中一些没有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做的人,并对他们充满了愤慨。

竟然有这么多地球人“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Ⅰ.239),这一点本身就是文明过于发达的一个结果,因为文明的自我修正能力,是在道德观念相当牢固的文明中才能产生的。正如但丁在地狱中的各种罪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闪光之处,地球三体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背叛运动,恰恰证明了地球文明的尊严。当然,这种尊严会阻碍人类去认识黑暗森林,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黑暗森林,就是由生命最低的维度构成的社会。人类沉在深度文明中过久,以致不能看到生命那最简单的现实。最早接触外星人的叶文洁花了大半辈子才认识到,要找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的罗辑,来传承她的宇宙社会学,但史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层次。从深度文明中浮到表面上,获得生命的常识感,会使人类有更明晰的理性和力量,但只有深入文明当中,才能有更丰富的生活。这两个方面,都是文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比孟子小70多岁。孟子死时,荀子才10多岁,还是个儿童呢。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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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shu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荀子的性恶论的思想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后世今天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1-7]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世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所谓富有,代表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跟财富,而贫穷与之相反。暴露意味着你把“恶”的想法付诸行动。当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违背道德或法律的事情时候,这种主观意愿支配下的恶行就暴露了我们的“人性之恶”。一个物质富有的环境,会给作恶提供更丰富的土壤和养分。具体理由如下:

第1、富有的情况下,人们作恶的能力更大。物质的富裕意味着富人手中掌握着丰厚的资源,人脉更广,能力更强,相对于穷人,这些资源给富人提供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条件,富人行事更加方便。其实人都有一些不光彩的欲望,而富人跟穷人的区别在于,富人得益于他手头掌握的资源,有些欲望富人可以实现,但穷人实现不了;所以富人可以做的恶更多,作恶的机会也更大。就比如说,同样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富人可以在饭桌上享受珍稀动物而穷人却不能 。所以,充足的资源所带来的能力也就是人性之恶生长最肥沃的土壤。

第2、富有的时候,人们作恶的动机更大。人做恶的动机往往来源于过度膨胀的欲望,但是欲望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无法比较两个群体之间欲望的大小。所以,要比较谁更有做恶的动机,比较制衡欲望膨胀的因素。富裕的资源给富人提供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条件,所以富人能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条件来掩盖自己的恶行,避免恶行的曝光从而逃避法律和道德的惩罚。所以富人行恶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制约富人欲望膨胀的因素更少,使得富人的作恶动机更强。但反观穷人,由于资源的缺乏,他们难以像富人一样规避作恶的风险,所以穷人作恶后受到制约的几率更大,制约穷人欲望膨胀的因素更多。所以说,富裕的物质环境滋长了人作恶的动机,也给人性之恶的滋生提供了养分。

第三、除了富人作恶的能力更强,动机更大以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在于,富人本身在社会中属于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社会上大部分的物质资源和话语权,当他们开始罔顾道德和法律,践踏人性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的我们无法跟他们抗衡,就会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失衡。所以,富人之恶更应该为我们所警惕,更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而我方今天强调富有更容易暴露人性之恶的原因也在于此。

人性,其实就是人类活在这个自然中,对一切最基本的想法,人性的本质与善恶无关,但要是加上现在的道德评论的话,人性就是恶的,我们对自然的需求,按现在而言,我们对自然的需求已经超出了我们本来所需要的,就已经将恶深化了,我们有时候说人,你灭绝人性,这其实是不准确的,灭绝的只是善的一方面,人性天生就带有恶的,而善是人经过后天的培养所获得的能力,灭绝人性的人只是将恶深化。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想做一件事,我不假思索的就去做了,我想得到一样东西,在不伤害自己的直接利益的基础上,我想方设法都要得到。所以,人性是有很多劣根性的,当然人性也有好的一方面,当他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他就不会再过多的索求,所以保持人性本质的人是幼稚而无知的,尽管这种人不存在。我认为人性本质和动物生存本质是很相像的,毕竟是进化过来的嘛。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忽视了自己本来的需求,所以这就是矛盾的,如果既遵循道家的顺其自然,你就遵循人类本性,遵循发展原则,就忽视人类本性,尽管这本性对现在基本上没有作用,但是这真理,依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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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恶名词解释:战国时荀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与孟子主张的人性善相对立。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天生具有“好利”、“嫉恶”、“好声色”等不好的情欲。人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他说名词解释:“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荀子·性恶篇》)因此,主张用教育的办法去改变人性,使之向善。

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的出生环境很重要,教育也很重要,人其实开始是很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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