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14时34分46秒，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提交了最后一篇稿件，随后不久，5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黑色外套仍然搭在转椅背上。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他对新闻的极度热爱，他对文字的极致追求，影响了许多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成长。敏锐背后，亦有温情。资助山区学子、慰问同事父母、关怀弱势群体……他永远把做人放在做事之前。

　　理想之光莹莹闪耀。12月10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记者的样子——听听讲讲徐勇的故事”座谈会在杭州举行，与会代表讲述了徐勇同志的先进事迹，深情缅怀，真情礼赞。

　　↑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讲述徐勇同志的先进事迹。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

　　他生前的新华社同事来了，浙江新闻界的同行来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师生代表也来了……

　　会场座无虚席，也格外安静。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只为用心感受——徐勇，一个记者的样子。

　　11月20日，徐勇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享年56岁。他走后，各类缅怀文章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在网络和社会上引发热议和哀悼。上千人自发前往八宝山，排队在寒风中等着见他最后一面。

　　12月10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记者的样子——听听讲讲徐勇的故事”座谈会在杭州举行。从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讲述“慈溪妈妈的故事”开始，人们领略到了一位优秀新闻人的风采，以及他温暖无私的大爱。

　　“五星红旗、白色球鞋、细细长长的天线……徐勇教会我们，做新闻，不煽情，细节和白描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党琦说，徐勇生前指导驻外记者采写特稿中的这些细节，多年后依旧鲜活。

　　在党琦的印象中，徐勇对新闻充满激情，他身上有种力量，总能感召和激励身边人。“2005年湖南新邵‘5·31’特大山洪暴发，我第一次采访重大突发事件。在新邵，我走一路，他就教了一路。”她说，通过电话和短信，徐勇一路教她怎么写灾区见闻，怎么写记者手记。

　　在徐勇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专稿人”成长成材，走向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最前线。

　　“肯干比能干更重要”，这是徐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以社为家，任劳任怨，为新闻战线树立了敬业奉献的职业标杆。“以党性论，他是一名忠诚战士；以新闻业务论，他是一名优秀行家；以职业精神论，他如一只春蚕。”新华社浙江分社副社长、总编辑沈锡权说。

　　故事还有很多，从一个个分享的片段中，徐勇的形象愈发立体和饱满。台下的听众中，有人悄悄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一只茶杯、一首歌曲、一批特稿……徐勇与浙江也颇有渊源。他的祖籍是萧山，杭州是他妻子的家乡，而他与浙江的新闻人和新闻事业也有着多年情谊。

　　10多年前，扩版后的钱江晚报增设《天下》版块，每天有6个至8个版的国际新闻。那么多高质量的版面，依靠的就是徐勇带领的专特稿团队；

　　2004年12月起，钱江晚报推出新闻人物周刊，创刊号的封面文章《格林斯潘：美元时代的终结者》，就是徐勇亲笔撰写的；

　　2005年11月，钱江晚报国际新闻编辑屠悦结束在徐勇身边实习，得到一只写满专特稿同事祝福的杯子。杯柄那一行，是徐勇所写：拟专发钱江晚报；

　　今年11月21日，也即徐勇离开的第二天，他提前寄给钱江晚报时事新闻部副主任何黎的新年礼物——一本《故宫日历》“穿越”时空来到杭州……

　　何黎和徐勇已经相识15年。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9月24日徐勇来浙报集团调研。“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10多年前，每天和徐勇打电话商量选题，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累’，但为了读者，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现场，何黎几度哽咽。

　　“不要跟着外媒跑，要有自己的观点……”浙报集团副总编辑邓崴回忆起在钱江晚报时事新闻部时与徐勇一起奋斗的难忘日子，“用自己的行动去做好国际时事报道，用自己的行动去更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我想这是我们对徐勇最好的怀念。”

　　“虽然未曾谋面，仿佛早就相识。”浙江广电集团新蓝网总编辑沈芸讲述了团队在徐勇精神的激励下，通宵创作新媒体H5《徐勇，你好。徐勇，再见》的过程。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现场不少新闻人表示，他们要学习徐勇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笔头记录社会、用思考实现创新、用本领书写时代的精神。

　　对徐勇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今天在这里分享徐勇的事迹，不是要认识他这个人，而是认识他身上的精神。”座谈会后，凌朔告诉记者。

　　“我会为梦想挺身而出，那是我个人信仰的象征。我们不会说再见，我明白该怎样才会不朽。”英文歌曲《不朽》的旋律在会场回荡。这是徐勇最后一次离杭时，分享给浙江新闻人的一首他喜爱的歌曲。

　　正如歌词所写，“我们不会说再见”。（记者 沈吟）

　　记者徐勇，谢谢你的光与热

　　徐勇对浙江有着深深的感情。这里不仅是他妻子的家乡，更有许多徐勇的老朋友。

　　在他走后的一周内，我接到各种电话几百个，微信问题几百条。乃至于，自认为熟悉徐勇的我，也开始思考，究竟是为什么，我身边的这个人走后，让上千人自发去八宝山，排队在寒风中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让几十篇悼念他的文章，瞬间在网络上产生10万+的影响力；让许许多多不认识他的人，愿意去重新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故事。

　　我想用徐勇对我说得最多的八个字，作为对他一生的评述，那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今年4月的一天，徐勇在上海，给浙江慈溪的一位母亲发去微信。微信里写道：“妈妈，我是徐勇。我在上海，突然有种冲动，想来慈溪看看宝宝。”几个小时后，他已经坐在从上海到慈溪的长途客车。那天下午，他与那位“妈妈”一起去幼儿园接宝宝，他给宝宝买了衣服，逗宝宝玩，然后又返回上海，临走时还留了6000元给宝宝。这段故事，是这位慈溪的“妈妈”在得知徐勇去世后含泪写下的，否则不会有人知道。这位“妈妈”其实是宝宝的外婆，宝宝的妈妈原来也新华社记者，前几年刚刚产下宝宝，就因为抑郁症去世了。此后，徐勇一有机会就去慈溪，看望那位英年早逝的记者留下的孩子与老母亲。

　　其实，徐勇帮过的人很多。这些年，他没少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同事，而他的帮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赞助，更多是内心真诚的关怀。

　　2013年7月6日，韩国韩亚航空一架波音777飞机从仁川机场起飞，在飞抵美国旧金山机场时发生空难，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307人，包括141名中国公民。其中，3名浙江籍学生在空难中遇难。

　　徐勇，当时常驻旧金山，是距离新闻现场最近的中国记者。在完成初步的消息报道后，徐勇给我打电话说，下一步我的采访焦点要转移，你们不要跟随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做稿子。后来几天，他围绕中国受伤乘客特别是受伤学生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涉及伤员救治、人员安置、后续处置，特别是争取权益。他本人则连续多日与学生们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抚慰与疏导。

　　他在一篇稿件中写到，中国乘客的活动受限，空难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山西学生两个团组、浙江学生一个团组活动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他发现一些乘客受伤期间并未得到航空运营商方面的照顾甚至探望。他发现，韩亚航空并未按照宣称的那样设立电话 “中文热线”。他发现，一名眼镜损坏的乘客甚至被要求在摄像镜头前用英文说 “韩亚航空为我配眼镜……”这些犀利的中国视角的报道，西方媒体丝毫没有涉及。他的报道有力推动了空难后续处置，却也让徐勇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但他说：“我们不去做，谁做？”

　　2016年10月28日，徐勇发表了一篇971字的短文，名为《追随船长郭川》，纪念几天前横渡太平洋失联的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郭川。

　　文章发表前10天，徐勇在旧金山送郭川远行，向青岛进发。作为记者，他记录下郭川出发时的几乎所有细节，文章通篇短句，没有修饰与形容词，悲怆而雄壮，却没有一个“我”字。而作为一个男儿，徐勇在文字内埋设情感，记者的悲痛之心溢于言表。徐勇在写给我的一段微信中说：文章中提到，“21时30分，郭川借助卫星电话，拨通项目总监的手机，首次通报航行状况，包括初次进餐内容：方便面、鸡蛋。”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鸡蛋，是徐勇在旧金山的宿舍中为郭川做好的几十个茶叶蛋。

　　徐勇就是这样一名记者，用爱，浸入式地去采访，采访事件的核心，采访人物的内心。在他的新闻世界里,他从来不是旁观者。

　　徐勇这个人，永远把做人放在做事之前。这凝聚了他的新闻梦想和理想。

　　为提高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视野，他自费买来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领域书籍，刻录各国国情介绍等光盘赠予年轻人。

　　还记得2001年我写第一篇国际特稿时，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第二天早上7时交稿给徐勇，他冷冷地当众给了我一句话：拿回去重写。我们很多人就是在他这种常年的魔鬼式训练中培养和锻造出来的，并且一直在培养和锻造。

　　11月20日他走后，当晚的专特稿值班室，哭声一片，大家知道，没有人再来为他们改稿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打磨一字一句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辩论为什么要避免用被动句，为什么要避免用长句，为什么要少用形容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徐勇严格地改稿，不留情面地批评，看似是高调地做业务，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教大家学会做人，学会做新闻，然后学会做新闻人。

　　徐勇，在新华社工作34年，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功成不必在我的高洁志向，从未改变、从未动摇、也从未离去。他是记者的优秀代表，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坚守舆论阵地、认真履职尽责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学习的做人榜样。对我辈而言，徐勇留下的财富太多太多。正如他写张纯如，不曾离去，不舍离去，从未离去。

　　（据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现场发言整理，有删节）

　　一位记者为何引发如此热议和真诚悼念？值得深思。

　　徐勇对新闻事业的激情，如火炬般感染着年轻同行。网络文章《明灯——悼徐勇》中这样写道：“徐勇，是哪怕死了也仍然热血沸腾的人。他要传递的，必不是哀伤，而是新闻人的精神光芒。”我们纪念徐勇，除了他的渊博、品味和风骨，更有他对新闻理想的坚守，他胸中燃烧着赤热的家国情怀。

　　徐勇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锤炼工作能力。今天，我们还能再做一行、爱一行吗？还能安于寂寞吗？从这个角度讲，徐勇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关于徐勇的讨论能够跨出媒体圈的原因。

　　徐勇向来用心做事，从始至终都有良好作风。他对文字有“洁癖”、“吹毛求疵”。比如，读到稿中“匿名消息人士”云云，徐勇请记者思考：真是匿名人士么？

　　虽当严冬，犹如夏花。在这个传统媒体面临变革的年代，我们尤需徐勇。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心中就产生定力，就有温暖，就注入更多继续前行的勇气。

　　徐勇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树立了增强“四力”的典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当像徐勇一样，用毕生的奋斗和激情，点燃一盏新闻理想的明灯，烛照这个社会，温暖别人。

　　看着自助区十几款小巧精致的甜点，7岁的陈欣然小朋友犹豫了一会，夹出了一块奶油草莓蛋糕。吃完蛋糕，正准备离开餐厅时，她收到了服务员送来的毛绒玩具。

　　“送‘光盘’的小朋友毛绒玩具，可以鼓励他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福州海瀛湾佰翔度假酒店中餐厅经理柯丽婷说，针对不同的人群，餐饮业从业者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提倡节约，除了点餐时的提醒和引导，还要有正面的激励。

　　在福州市长乐区，海瀛湾等多家度假酒店都在推出餐饮节约的创新举措。近日，长乐区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已检查中小餐饮服务单位1868家次，发放文明餐桌桌贴20000张，“文明餐桌指示牌”3000多面，切实引导商家和消费者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记者走访了解到，提醒顾客按需点餐、倡导使用公筷公勺、餐后打包等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已渐成餐饮业常态化工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也已成为旅游度假区的新风尚。

　　“以前聚餐总觉得打包‘没面子’，但现在主动打包才是‘有素质’。大家都用公筷公勺，吃着也觉得更安心。”从福州市区开车到长乐鹤上镇锦至山庄度假的周女士说。

　　“倡导厉行节约的工作要做实做细。”长乐区漳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说，无论是小吃店还是大酒店，不管是酒店高管还是点菜员，都要提高反对浪费的意识，积极引导消费者节约粮食。

　　除了消费者层面的引导，厨师也从源头做好规划。“把菜品做精致了，让客人吃得好，浪费就少了。”锦至山庄的厨师长雷文华说，餐厅会根据客人的人数，男女与年龄比例制定菜价和菜量。“以吃鱼为例，经过估算，一般一位客人只能吃一两半的鱼，那十位客人的餐桌就没必要做两斤以上的大鱼。” 

　　李舸（中国摄协主席）

　　以陈昌谦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摄影工作者，在中国摄影发展的进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做好摄影工作和摄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向陈昌谦等老一辈摄影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与祖国共命运的家国情怀，自觉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旗帜，用实际行动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热实践中去。学习他们不畏艰难困苦、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与老一辈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也是渺小的。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摄影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摄影人不断的传承开拓创新。学习他们服务人民、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不为浮名所惑、不为物欲所累，用文化的品格、道德的力量、人格的魅力赢得人民的赞誉、赢得社会的尊重，矢志不渝、勇担重任。要牢固树立执著奋斗、珍爱事业、潜心摄影艺术的敬业精神，树立高远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中国摄协一直延续着陈昌谦等老一辈摄影组织工作者的扎实作风，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不断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强化引领作用、延伸联络手臂、增强服务本领、加强沟通能力，团结引导广大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们在王府井举办了“百年·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影像大展”；围绕脱贫攻坚主题，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等。接下来，我们还将举办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第18届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14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等品牌活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国文艺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将继承和弘扬老一辈摄影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发现和培养摄影界优秀人才，努力推出更多记录历史、反映时代、深入生活、歌颂人民的优秀摄影作品。为实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摄影人的一份力。

　　佟树珩（《大众摄影》杂志社原主编）

　　我带来了几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1963年4月，当时刚刚举办过一个全国三八妇女节女摄影家的展览，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专门与参加展览的女记者和摄影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合影。昌谦同志就站在最后一排。那时候他虽然没有调入中国摄协，但是那时他已经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了。第二张是他到了协会后，在1982年举办的一次下半年影赛中，弯下腰来认真评选专题参赛作品《在平凡的岗位上》。第三张是在《大众摄影》创刊40年座谈会上，我给陈昌谦拍的特写。第四张是《大众摄影》创刊40年举办纪念会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摄影名家上台抽奖，只要是《大众摄影》的活动，他依然很关心，而且积极参加。第五张是《大众摄影》举办的一次少年儿童摄影比赛颁奖后的大合影，足见昌谦同志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摄影工作。第六张是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请他写一篇文章，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在新华社工作前后的故事。第七张是2009年“口述摄影史”项目正式启动了，他非常激动。可见，他对摄影的方方面面都非常重视。

　　吴常云（《中国摄影》杂志社原主编）

　　我1984年到协会，当时在《中国摄影》杂志社，但是只是普通编辑，跟领导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昌谦老师虽然很严肃，但对人很宽厚，几乎没见他对下属发过脾气。我真正跟昌谦老师有过一次接触是2007年《中国摄影报》创办20周年时。当时昌谦老师已经退休在家了，我去了他家里一趟，邀请他参加相关活动。他挺高兴的。他对我到《中国摄影报》的工作做了一些询问，并且很痛快地答应了。昌谦老师家里非常简朴，没有装修，光线很暗。我知道，在协会每次对灾区等的捐款中，他都捐得特别多。他把自己的所得献出来，为党为国家，自己的生活却非常朴素。昌谦老师的高贵品质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

　　陈申（中国摄影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金秋时节开这个座谈会，时间选得非常好。昌谦同志为协会、为摄影界种下的棵棵大树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编《中国摄影史》这项工作一直是昌谦同志主抓的工作。1980年，他让我加入写作组，于是有了很多与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写作过程中，昌谦同志一直为我们服务。后来这本书于1986年出版，书的主编和编著者都没有写他的名字，说明他非常大公无私。昌谦同志不专门从事摄影创作，但他为什么能把协会的各个方面抓得这么好？他对摄影界有一点了解，但又不是非常了解。他的工作方法非常好，一个是开座谈会，当时摄影界组织了许多座谈会；一个是依靠群众。他的作风很朴素，平时骑个自行车，大多是不苟言笑的，但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很开心。他在协会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他前往旧金山见到了美国著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带回来亚当斯所著的一批书，并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摄影函授学院、 《中国摄影报》等都是昌谦同志当时栽下的大树。

　　林涛（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我觉得这个座谈会意义非凡。一是纪念我们的老领导，二是用摄影界的光荣和传统激励现在的年轻人。我和昌谦同志的关系主要有两层，一层是工作关系，一层是邻居关系。从协会的事业发展来说，昌谦老师作为摄影工作组织者，做了四件大事：《大众摄影》复刊、创办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创办《摄影报》、提议创办“金像奖”。工作上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工作非常扎实，有的放矢，工作严肃认真，工作做好了开怀大笑。昌谦同志离休后，依然对协会的工作很关心，时常把我叫过去跟他说说协会最近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一到周六、日一大早就出去，下午才回来。当时我还纳闷，老先生难道有什么秘密？后来才知道，他经常去期刊市场看看，还没等收到协会寄给他的《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等的时候，他已经都读过了。他常找我聊天，并评价当期的报纸和杂志，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

　　耿海（中国摄协退休员工）

　　首先我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摄影专业班的同学对昌谦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因为是他创办了中国专业摄影教育，才使得我们这批人能够进大学读书，为我们今后从事摄影工作奠定了基础。我想回忆一下创办《摄影报》的情况。1987年，我们开会，讨论如何办《摄影报》。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校对、版式到联系印刷厂等各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亲自一个一个辅导出来的。我们每个人要当编辑，组稿、写稿，还要画版。从我们那会儿的不会、不懂，到今天的《中国摄影报》的发展，他都贡献很大。最后我想说，昌谦老师是承上启下开创摄影繁荣兴旺局面的引路人。

　　高琴（中国摄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我是1983年8月到协会工作的，当时是小字辈。经常听老领导们讲起昌谦老师。我印象很深的是两件事：大家评价他是协会的“老黄牛”，他的奉献和努力工作为协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是他几乎都不拿稿费，他的稿费成为了编辑部的“公用经费” 。我和他真正有接触是他离休后。2009年，我们启动了“口述摄影史”项目，当时请昌谦老师等老编辑、老先生们为这本书审稿。我虽然主持这项工作，但是我心里没底，非常担心文字不准确。审完之后，我心里特别不踏实，就想知道昌谦老师是什么意见。当时昌谦老师表示没有意见，我的心里就踏实了。他就像是定盘星一样。我在整理一些资料时，再次感受到了昌谦老师在职期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感触很深的还有他对摄影教育的重视和推动。他的摄影教育理念非常先进。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第一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都是踩在前辈的肩膀上的，感谢他这样的前辈对摄影事业的付出；第二是铭记前辈克己奉公、不求名利的精神，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前行的动力。

　　徐艳娟（《中国摄影》杂志社主编）

　　昌谦老师1990年离休，我是1992年到中国摄协的。虽没有共同工作过，但回想起来当时协会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仍时常见到他，关于他的一些“故事”也常听老编辑们谈起。谈到对昌谦老师的印象，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反差。反差之一是他的严肃刻板。昌谦老师身材高大，总是一袭深色中山装，背微驼，话很少，不苟言笑。但印象中又未见过他发火或者对谁说重话。相反，他处理问题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反差之二是他的简朴自律。据说离休时报社为他配的椅子他还要自己付钱带走。但一己之外，他又特别慷慨。曾听同仁讲，一次《摄影报》因停电差点拖期，他知道后马上表示要自己出钱为报社买一台发电机。反差之三是昌谦老师的平实。为了这次研讨会，我特意翻看《中国摄影》杂志，并没有看到关于他更多的记述。但他的人生阅历又是极为丰富的。这些反差集中在昌谦老师身上，已经为我们刻画出了那一代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就是克己奉公。

　　柴选（中国摄影报社副总编辑）

　　从20多岁的小伙子到迈进中年群体，在中国摄协工作了18年的我，与陈昌谦先生近距离的接触只有3次：第一次是作为创办人的他出席《中国摄影报》创刊20周年纪念会，第二次是赴他家中就一篇稿件的问题进行请教与沟通，第三次是作为媒体记者报道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告别厅的特别简朴的告别仪式。昌谦老师领导创办了《摄影报》并担任顾问，一直关心呵护着这个新生媒体的成长，他低调简朴的作风，为人作嫁衣的贡献，谦虚谨慎的品德，正直坦荡的人格，都是我们安身立命、学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昌谦老师在出席《中国摄影报》创刊20周年纪念会时，曾写了一首诗：“二十寒暑勤耕耘，绿树百枝渐成荫。亲历始知创业难，饮水不忘掘井人。”如果我们把这首昌谦老师的自作诗用到他自己身上，用到他和战友们开创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摄影事业发展上，不正是最恰当的写照么？

　　张希红（北京摄影函授学院院长）

　　1983年，陈老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培养摄影艺术人才的高等教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摄影专科（学制两年），在为摄影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为创立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奠定了实践和学术基础。1984年，经中国文联批准，中国摄协开办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这是中国摄影界的一件大事。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由陈老参与创办。当时他作为中国摄协副主席，兼任学院的教务委员会主任，参与到学院的建设中去，为学院的发展夯实了最初的地基。从学院建立开始，协会的老前辈们就建立了教材、课程、师资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并在全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教育分支机构。陈老还深入教学第一线，指导教学并讲课。陈老对摄影教育有着宏观的把握。我们要学习的是以陈老为代表的老一辈摄影人和摄影教育工作者那种不怕困难、敢于实践的拓荒牛精神，我们要勇于创新、开拓思路、扩大格局、敢想敢干，接好函授学院发展和摄影教育发展的接力棒。

　　杨恩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本人与陈昌谦同志私交不多，几乎只有工作来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有幸在他主管的部门出任摄影函授学院教师、《大众摄影》编委和全国影展等评委。前后30多年里他的身教言传，却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中国摄影事业的繁荣，我们习惯地首先想到摄影师出作品、理论家创观念。其实，这不能缺少摄影事业家的组织和推动。中国摄协恢复生机、发展壮大，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以陈昌谦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摄影工作者的热情指导和积极推动。他不仅是位称职的好领导，而且是懂行的摄影事业家。今天我们来追思昌谦同志，除了要表达对他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和继承他的高尚情操和领导才华，以及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

　　卫元理（新华社社史研究室原主任、高级编辑）

　　今年是中国摄协原副主席、杰出的摄影机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昌谦同志百年诞辰。大家聚会一堂，回顾这位1939年入党的革命前辈勤劳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陈昌谦同志曾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他曾是我的领导，他是革命前辈，政治和业务经验丰富。他看上去神态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上却要求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笔头很硬，审阅稿件、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可以说这种严谨的性格和作风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但他又是宽厚的，关心和扶持年轻人，视年轻人为新生力量。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作为老干部，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和优良作风，忠诚进取，无私奉献，敢于担当，岗位几经变动，服从党的分配，心系国家，无怨无悔。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宋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陈昌谦同志本身就是一名杰出的摄影组织工作者和摄影活动家，更是一位集教学、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于一身的学者型摄影教育家。即使1990年离休后，他仍然发挥余热，坚持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鼓与呼，并积极鼓励推动一切有利于摄影发展的事业，在1996年，为适应时代要求，与北京电影学院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联合创立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可以说，没有这些前辈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摄影学院。陈昌谦同志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有独立见解的、为摄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摄影艺术家，他从不顾惜自己、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摄影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优秀人格、品质，努力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断提高摄影艺术品格，善于从实践中提炼主题，从审美需要中获取灵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以优秀作品凝聚正能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刘铁生（解放军画报社原副社长）

　　陈昌谦，平素寡言少语，逻辑思维极强，言必一锤定音。1996年，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40年》，陈任主任委员，为文稿事，择京郊一乡镇，那里偏僻，宁静。余与陈平时很少对白。涉及文章时，陈老条理明晰，多启发式，促人多思，长点悟性。乡镇数日，与乡镇领导见面曾有寒暄，仅绰绰数语，伴有清茶一杯。而后，每日三餐皆素食也。交付伙食费用时，陈老过问，一分一角明细，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古人云，廉生威，公生明，风范陈昌谦也。

　　陈晓千（陈昌谦女儿）

　　我父亲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富强的时代，他为之奋斗一生。父亲一生豁达乐观。

　　改革开放后，他焕发青春，精力充沛，工作格外忙碌。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常看到他接特著名摄影家、摄影爱好者。他任《大众摄影》主编时，曾有一年发行量达30多万份。摄影函授学院建立、《摄影报》成立，他是全力以赴。我这个局外人都明显感觉到，摄影事业从渐有起色到大众化蓬勃发展。父亲一生酷爱读书，能做到见解与时俱进,至晚年不保守、不墨守成规。父亲乐善好施， “文革”后平反补发了6000元工资，其中3000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后来他和我母亲持续多年，每年捐助3000元给希望工程。家里抽屉里一大摞受捐小朋友的信。父亲临别时，向几处图书馆捐赠了2000多本书。既无私又激情如火的品格成就了他精彩的一生，也给我们晚辈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