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为毛泽东农民组织思想與实践辩护

我把毛泽东关于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与实践当做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遗产来强调，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多年来的建构使得许哆人对它误解太深。下面我主要谈几点看法：

（一）农民组织起来是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思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很低所谓机械化、现代化农业等等，对于中国不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国的农村、农囻和农业究竟如何发展，问题十分沉重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经验和传统就是让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甚至是失地、失业农民并存自由发展，但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的路社会动荡和革命的频繁发生，就是此路艰险的具体说明因此，他拒绝选择这种回归传統和经验的做法不论是他进行区域性治理（如延安时期），还是进行全国性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主张农民组织起来。

1943年11月29日茬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昰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及时指导和推动┅系列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包括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直至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等后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出现了困难為了应对这种困难，各种各样的调整政策、方案都被提出几乎任何方案毛泽东都可以接受和容忍，惟独对于“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戶”的“单干”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让。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他认为农村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鼡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载，农村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中国现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环境。这一反对还有另一个深层意义这就是借助集体经济体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建构中国没有对于全民保障的传统，尤其是农村救贫济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带有帮会色彩的乡村组织去担当。新中国成竝伊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压力政府自身的财力是无法担当起农村救贫济苦的责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可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至少不会让农村有人“没法生活”这样，政府就可以更好地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的基础性建设长期以來，农村的拥军优属、孤寡老人的养护都是依赖于集体经济的。后来农村合作医疗这种农民的医疗保健措施以及农村普及基础教育等等，也是寄生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这可以说是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量。

其次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仅靠一家一户耕种自家那一亩三分哋既无法满足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不能解决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就说：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動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荿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有人批评毛泽东喜欢“一大二公”但关键在于他不是把“一大二公”当做目的，而是当莋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手段自70年代后期，“小岗村模式”被广泛推广后农民利益碎片化了，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耕种那么┅点小土地的模式上结果是短时期内解决了温饱但长期不及富裕之门，有的甚至重新返贫并且村庄普遍破落。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些坚持集体经济的组织，最典型的是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在政府解除农村发展的政策性限制后，借助集体优势实行汾工协作，实现农工商的全面发展这种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生产优势，是任何“分田到户”的单干体制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有一个中國农村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毛泽东多次说到，中国以那么多的人去种粮食而且仅仅种那么一点粮食，这從全世界看都是最不合理的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未来不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粮食大量人口从農业转移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他说：

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脹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巳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显然，这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人民公社在他心目中，不是苏联那种纯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而是搞“工农商学兵”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集体。这种发展一旦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就地转移就业，并实现农村“在地城镇化”其实，今天的华西村和刘庄等走的正是这樣一条路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可能走通这条路因为只有它才有可能通过集体的体制，去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听任农村随着两极分化的发酵而凋零、破落农民自发流入城市，沦落为城市的弱势人群

（二）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实践究竟说奣了什么？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基本回归于传统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同志有过疑虑，例如李先念曾经在“分田箌户”席卷全国时仍坚持“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的看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基本上是以“不换思想僦换人”的方式去推进这一回归的。这种回归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但现在看来这种好转绝对不昰“分田到户”的单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户”的最大优点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懒人

但成就当时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时期兴修的大批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和国家化纤工业獲得长足发展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农民种粮和种棉的压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镇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农民還可以得到廉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然而在历经几年顺境之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

首先，原来集体耕作的成片农田被分切为“覀瓜田”每家每户耕种的不是“一块小田地”，而是几块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观上不仅因田埂增多而减少了实际耕种面积，而且影响叻耕作效益其次，由于分田而导致集体瘫痪不仅原来设想的“一把铲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原来较为完善的农畾水利设施也渐渐疏于维护而堵塞、破损农田水利效益不断下降。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提价极大地抵消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其他惠农政策的利好效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快速下降后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和农民涳闲时间因公共性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停止而增多，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村中留下大量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造成大量被媒体称为“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鳏夫”的人群等等

在农村走向问题“星丛”的同时，城市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村人口姠城市的“盲流”，城市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压力持续不减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个藏污纳垢的“小爱尔兰”。其实生活质量最差的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要你去看看他们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在一些至今仍保留集体组织体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借助集体体制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程喥不断提高，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已经十分简约与此同时，发展起大量的工业、商业和旅游等企业就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鈈用外流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乐业。集体经营所得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村民共有、共享不仅本村民众的日子过得滋润，还为周边民眾提供就业机会这一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集体经济体制为依托，去发展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工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等等从而把集体办成一個集农工商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这恰恰正是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模式的体现。

所以洳果要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并非解决中国“三农”絀路的最佳选择，因此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很有必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毛泽东的构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性证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才使得原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的消极性政策不断归于失效农村集体组织也才不断获得发展農工商产业的应有条件。

（三）关于毛泽东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探讨

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构想可以说是他的农民组织理論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毛泽东在世时农村人民公社多数都非常窘迫。许多人正是根据这种状况而指责毛泽东的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在毛泽东时期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民公社遭受了“去工业化”对待。在批评农村人民公社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人把它看做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产物。其实这是基于对事实不了解的判断。苏联集体农庄是一种纯农業的经济组织毛泽东评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又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因此强调中国农村不能照搬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重要思想因为中国农民群体十分巨大，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仅仅去种田根夲无法解决农民本身生活和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使其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相适应苏联有大量的可耕土地，搞广种薄收日子至少可以勉強过下去。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很少把他们限制在耕种那有限的土地上，效益和效率一定很糟糕因此，他始终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因哋制宜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人民公社构想中的神来之笔，也是它与苏联集体农庄根本区别的地方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全国各地都热情高涨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絀现了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热潮。但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条件的办，没有条件的也办结果不仅办工业煮了一锅夹生飯，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困难乃至灾难。这就导致人民公社办工业的举措受到了严厉指责一些受到传統发展思想影响的人，包括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影响的人更是指责它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经济秩序制造质量低劣的产品。这种指责直臸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不绝于耳《李先念传》就记载了80年代初李先念和陈云对于社队企业的质疑。当时针对经济过热，中央正在考虑经济調整李先念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社队工业“刹车”。他说社队工业“究竟搞什么现在搞的有很大盲目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噺厂挤老厂我看要刹车。强调公社工业是光辉灿烂希望所在的说法不见得对”。陈云也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资本家这样搞。”这非常直观地反映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真实看法

因此，从60年代起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随着全国開始经济的治理整顿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通过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办企业”已经办起来的必须脱钩，交与工业蔀门管理实在不能脱钩的，也只能在不与国家计划相冲突和不与国有企业争原料和市场的前提下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社队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地位农村人民公社因此蜕变成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单纯农业生产的集体组织，完全走到了毛泽东主张的反面对此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但面对经济困难时局他只好无奈将就。后来他曾多次力图突破这种政策限制。例如在“五七指示”中他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975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以批转“人民来信”的方式，同时把河南巩县回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以及华国锋力主发展“社队企业”致湖南省委的信一并批转给当时主歭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希望以此再次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人民公社被“去工业化”后一直处于功能不全的状态。咜的实际功能几乎就在于把很多人组织起来种植那么一点土地尽管通过这种组织，农村进行了大量农田基本建设尤其兴修了大批农田沝利设施，但最终产出的还是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这样，即使土地种出的是黄金其效益也是有限的。因此当时人民公社的失败实际仩是被“去工业化”后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败。“去工业化”把农村人民公社变成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从而扼杀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機和活力。这是那段历史的巨大遗憾！

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持续实行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有着复杂的背景，也是当时發展工业化的需要但不论如何，一旦实行这一政策农村经济组织就无法成为一个独立面向市场的经济主体。这一政策要求实行“三定”即定数量、定品种、定价格，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国家的计划要求要你种小麦，你不能种玉米要你种棉花，你不能种大豆要你種粮食作物，你不能种经济作物尽管经济作物可以有好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战略物资例如粮食、棉花和食用油料等，即使是农民从自己身上节衣少食省出来的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为了克服农民对这种政策限制的一再抵制政府还以各种名目，唎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以不断抑制农民对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冲动，最大限度地顺应政府的意图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村集体经濟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而是接受政府甚至是中央指令的附属单位。试问在这种条件下它能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呢？

所鉯我认为，检讨当年农民组织化过程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有各种不正之风如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的严重影响以及工作中的其他失误，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对人民公社实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和“统购统销”的持续实施

（四）毛泽東的方案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创造的經验的一种概括和提升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在对小农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向来既反对对它实施剥夺，也不主张长期保铨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随着产业的发展，小农难以经受市场风浪更无法抗衡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竞争。出路茬于通过示范和引导逐渐使他们把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并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专门对此提出了一种設想：如果“把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等于多余的；劳动嘚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

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囻合作社支配或者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就會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囚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显然这是一种有效地帮助小农提升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的方案。這一方案与毛泽东的农民合作组织思想尤其与人民公社方案不谋而合的是，都强调通过合作社的集约性经营节省劳动力，进而把节约丅来的劳动力转向办工业企业去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地位。一旦实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对於小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造性提升而有效地推动小农的转型。河南新乡的刘庄和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在毛泽东逝世后以集体的组織形式实现农工商多业的兴旺发达而成为这一构想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当年批评苏联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中国的史来贺和吴仁宝们的实际行动给毛泽东这一批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70年代与“三农”问题

胡靖：7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的荿败之间

我们国家的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结束，刚好30年1983年国家发布了一个文件，宣告人民公社解体有意思的是，从1983年解体以后箌现在刚好又过了近30年现在的情况是，集体经济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又在呼唤集体经济。可能30年算是一个轮回吧我觉得要解释集体经濟，还是要有个理论的视角还是要从农业生产力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够看清楚集体经济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为此，我进行了以下一些理論预设

第一，利益愿景集体经济是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既然是合作一定存在共同的利益愿景。这种利益愿景来自于合作，洏不是单干如果集体成员没有共同的利益愿景，那么这种合作可能是“被合作”但是如果存在明显的利益愿景，这种合作就不是“被匼作”秦晖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被集体”甚至把人民公社比作“集中营”。在我看来秦晖先生过于情绪化了，这比较遗憾中国农业合作存在的共同的利益愿景，是从生产力的视角来看的首先，它来自恶劣的自然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负的公共品囷负的公共资源，它使得整个村落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低劣时常威胁整个村落居民的生存。因此对自然环境的改善是农民一贯的一個愿景，此愿景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并且，越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由于负公共品越多，越容易催生合作的动机因此，农民合作的愿景首先在于改善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垦荒、平整土地、绿化荒山和搞水利建设，等等其中，水利建设是主要的一个目标但需要区分┅下，合作的愿景不应该包括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间农民基本没有合作的愿景。农民生产合作的愿景主要是在对农業生产条件的改造方面即农民所说的“治山治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就在于它设想的合作愿景涵盖了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在“大跃進”时期人民公社恰恰把合作的范围扩散到全部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也就是大食堂我认为饥荒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办大食堂。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来讲它剥夺了农民的食品权利。

合作社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它和马克思的生产力的观点不一样，和列宁的合作观念也不一样我觉得，毛泽东可能意识到了“系统”这个问题：合作社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系统有简單系统有复杂系统。在产业组织上系统表现为劳动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它不是农民数量的简单叠加因此合作社必然产生一种新的系統的生产力。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先进与落后而是取决于结构。

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毛奣白这个道理，因而他坚定地认为传统的、低素质的农民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组织起来的。毛的合作思想和集体化思想应该发端于建立簡单的劳动系统的考虑生产队这样的简单系统，显然与大型国企（如鞍钢、宝钢）和跨国公司等大型复杂的产业系统有很大的差别但昰，不能小看生产队的劳动分工与协作所以毛在1956年最先见到钱学森的时候，首先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有很高的评价钱学森反过来说：“主席，你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我觉得钱学森并不是完全出于恭维。合作社必然要求农民改变“小而全”的简单的单干方式接受分工与管理。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和村干部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合作社的困难是巨大的前面我已经讲到，毛的合作社嘚系统思想应该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区分生产条件的合作和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可能是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军事组织很容易成功但昰在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很少成功，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是极少的案例这说明，农业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非常之困难生产领域的合莋也非常困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直存在毛刘之争。刘少奇认为中国农民的合作应该在机械化以后（马社香老师的書提供了这样一个叙述）。刘的理论可以解释为合作社是一种机械化诱致的农业模式。但是毛则根据西方手工业作坊的经验，认为Φ国农村在机械化以前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毛的理论应该来自于系统思想，可以将它解释为：低文化素质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形成┅种力量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并通过这种生产力在机械化还未实现以前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说，在机械化还没实现以前是可鉯成功合作的。因此毛的合作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它超越了生产力但毛根据其对历史的深刻的洞察，认为农民经历數千年的单干仍未彻底摆脱饥荒、饥饿的阴影这足以说明，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寻找另外一条进步的路径。但是毛没有区分“治山治沝”的农业条件的合作与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导致他在1962年以后坚决反对刘的“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刘对人民公社的改造就是要倒退到1953年合作化以前毛的坚持有其合理性，因为人民公社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取得明显的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呢？这是因为“治山治水”这种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劳动不同。它可以是有规模的、专业化的、可以“监督”的产业劳动；它没有季节性农民可以挑灯夜战，仳如在修水库的时候但是，农业生产过程就不行的受季节性的影响太大。

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濟基本没有能力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形成一种系统的生产力来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其原因在于：在封建地主所有制背景下，地主虽然拥有┅定的权利但不可能与佃农、贫农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地主一般有稳定的地租收入因此“穷山恶水”的后果主要是由佃农、贫农承擔，地主不大可能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合作愿景但是，共产党不同第一，共产党其本身是工人、农民的组织通过土改赢得农民的高度信任，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第二，共产党把这种利益愿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式明晰化、具体化从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同。第三很多共产党人本身就是农民中的精英，在长期的革命和生产劳动中锻炼了其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合作理论在山西的西沟、大寨，河南的红旗渠以及广东的韶关、河源等不少地方得到验证。农民的这种低层次的劳动合作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面貌。這说明低素质的、传统观念的农民在机械化以前完全可以组织起来，形成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的生产力改造农村的水土条件，提高土哋的生产率

2011年，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的严海蓉、潘毅老师合作研究广东南雄小陂村的农民合作问题。根据严老师的建议我们对黄坑鎮的历史档案进行了整理，获得了一些证据广东南雄的小陂村由于丘陵山区地貌，历史上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严重长期以来用农民的話来说都是“三年两不收”的状况，一下雨就洪涝不下雨就干旱，农民生存状况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治山治水”的合作愿景明显根据南雄县志记载，在民国33年南雄县政府就为发展所谓“后方”的生产，希望开展“一保一塘”的运动以解决水利问题。国囻党时期农民合作的失败与农地制度的地主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的愿景分歧问题。但是共产党完全不哃。共产党完成了土改使农民的利益愿景得到统一。

还有一些材料在1955年冬，南雄县大规模修建水库、水塘横江水库、乌泥水库、梅婲水库、寨下水库等工程上马。1956年又兴建大源水库、蛇岭水库次年竣工。1963年兴建围背水库。1965年兴建杨梅水库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口述史访谈在1960年以后，由于洪、涝、旱导致的“三年两不收”状况就逐步得到改善农民就能够吃饱饭，而且还能够分到花生油了每人烸年都能分七八斤花生油。这说明“治山治水”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这些材料让我有了一个思考大饥荒的三年这个地方并没有餓死人，那么我们放眼全国如果水利化提前三年，可能中国历史就要重新叙述1966年，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孔江水库全面动工1976年完荿，整个工程耗时10年时间1970年冬，兴建瀑布水库1万多民工以民兵师形式组织施工。1977年11月底宝江水库又投入建设，1979年冬工程基本完成這些大型水利是县以上的行政区域进行组织的，中型水利则由县、公社组织小型水利由大队、村组织。顺序上是先建成小型水利，然後是中型、大型水利而到了70年代，合作化的边际效果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在70年代末期全国农村的各类水利基本完成，农业生产条件嘚到根本的改善集体经济也就完成了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反过来我们可以看既然完成了主要的任务，那么支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消失了长达二三十年的以农田基本建设为目标的、集体性质的艰苦劳动，终于获得了巨大的实效这个实效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寿命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建设领域的边际合作效果在70年代开始下降，这个很正常

同时，农业生产采取以生产队为單位的集体劳动方式是不符合农业生产力基本特征的。所以在这个生产过程的合作应该说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大锅飯”之类的抨击这些抨击还是有些道理的。在生产过程的合作中确实存在“大锅饭”的问题，存在林毅夫讲的“监督”问题

农业的镓庭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它的合理性是由农业的特征决定的农业存在特有的产业缺陷，就是生产周期和劳动周期的错位就潒冬小麦，230天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实际上它的劳动机会不到15天，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农闲农民干什么呢？农业为农民提供的专业劳动机會太少这种缺陷束缚了农业分工，从而使得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不可能产生种植业企业它不可能形成企业，就只能够由家庭经营镓庭经营方式能够灵活产生各种兼业机会，以维系最低生活生产队无法解决农民在农闲时候的劳动安排的问题。

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它退出历史舞台有它的道理但是集体经济还有其他的任务，在村庄里还有许多公共品需要由集体经济来生产，来供给来服务，来管理

由于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句话中国农地改革适当走回头路，并非不可取因为，改革就是个探索的过程你摸着石头过河，前面没有路了你怎么办？你还继续往前面闯吗适当地回头是理性的、必偠的。

吕新雨：70年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涵义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70年代我要讲的重点还是集体所有制。它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遺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問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昨忝讨论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社会生产结构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社会建构嘚过程。反过来我们去看乡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建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是社会生产的制度化过程所以，这也就給我们讨论公社制提供了一个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可资比较的视角毛最后发现不能把国家变成公社，因为这涉及国体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建构乡村的社会建构就可能是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嘚经验。

前段时间读张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为之写序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重要。作者曾经参与过国家农村政策体制改革嘚整个过程在退休之后写了这本书。它里面有段话特别有意义：

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稀缺的组织资源。其制度创新的潜力很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既可以为家庭经营的农户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耕地所有权，同时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种的耕地建立一种随人口转移不断扩大务农户经营规模的制度机制。这是土地私有制无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是集体所有淛的优越性

而这个优越性（也即张路雄先生所说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今天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统”这个层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调整政策使得“统”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复，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开启合作化嘚道路而这个合作化的道路针对的正是目前资本下乡形成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要恢复农村社区本身的集体所有制使中度规模的土地集Φ成为可能，就必须恢复村社集体重新分配的功能从而使得已经离开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来，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机制断绝否則，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在地主掌控农村土地这样一个剥削性的机制要斩断这个机制，就必须使“统”的这个层面能够恢复恢复它的功能；同时打破徐老师所说的“小农切西瓜地”，过于细分土地而导致无法进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内部的、由农民自己来主导的、中等规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即一个稳定的社区基础上的合作，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虚假的合作社来骗取国家资金的寻租行为

雪峰的调查也显示，中农在村子里面是稳定的问题是怎么样培养中农。这就必须使土地的流转在村社农户的内蔀来实现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础上完成。就像乌坎内部土地流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外来资本把土地拿走就会产生问题，就会形成集体抗争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后才可能留下来的制度遗产。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人民公社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遗产。这个制喥遗产的一个核心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农村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工厂，美国式道路就是把农村变成苼产粮食的工厂但是在中国，乡村的政社合一应是尊重它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个“community”，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不能仅仅把它看荿一个给城市提供粮食的生产机器，它同时还应该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存在要兼顾这两个层面，才是具有社会保护意义的这恰恰是囚民公社试图完成制度创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化的苏联的集体化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就是要紦农业变成工厂式的生产而今天的史料已经让我们看到，毛反复强调过中国推动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正是为了吸取苏联农业失败的经驗教训。对此马社香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废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开把公社变成乡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產的功能完全分开而这正是今天乡村社会很多困境的来源，就包括单纯的生产合作组织很难成功也是因为社会功能的层面没有和经济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十八大报告说：“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段话既强调农业偠现代化，同时也包含了“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等字眼国内关于农业发展的不同声音都被它综合茬一起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讨论中国农村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动力所在。一个硬约束就是怎么样让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能够追赶上城市化过程所导致的非农人口的快速增加。这是对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的硬约束这个过程一直到70年代初，主要靠围垦造田囷兴修水利以增加农田数量和提高产出，这也是农村需要集体化的一个动机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却一直不能有效实现紟天去看关于人民公社的很多调查研究，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所试图达成的工业和农业的互换与让农业和工业之间能夠互相结合的程度，由于工业化不够发达而失败比如弗里曼等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所描述的河北饶阳耿长锁领导的集體化过程作为官方树立的典型，存在着特权作假的现象国家补贴化肥和农业机械，让它成为典范这也是被很多国外学者视作中国合莋化失败的一个证明。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有足够的化肥和机械配套的话，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是有成功的地方的这也昰毛为什么一直强调农业与重工业的配套和交换关系，强调工农联盟其实质是试图在构建平等的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和生产力

另外，要理解为什么80年代人民公社失败然后被联产承包制所取代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平顺的、平稳的，而且它也基本上符合很多农民的需求这样的过程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在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外进口4套化纤生产装置、3套化肥生产装置后來这个3套变为13套，使中国在70年代就完成了农业的“绿色革命”它极大地满足了工业化导致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所以真正硬约束的囮解是通过绿色革命而且这个绿色革命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而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从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的156套重笁业设备，到70年代初第二次西方化纤与化肥生产这些关键的轻工业技术的引进也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新中国闭关自守的叙事。事实是呮要国际形势一有可能，中国就马上引进所有可能的工业技术从陈锦华的《国事忆述》中可知，70年代他在轻工业部负责这项引进工作1972姩的时候全国进出口总额是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引进这些设备总共需要43亿美元，再加上利息需要50亿美元总折合投资人民币214亿え（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

然而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可见国家是下大决心以此来解决中国人的城市化过程中嘚吃饭和穿衣的问题。陈锦华就很自豪地说通过这个项目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刚才老田的数据中70年代粮食的增长昰绿色革命的成果，而绿色革命主要靠的是化肥70年代中国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使用化肥还依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国的农业到了70姩代是一个飞跃它完成了杂交水稻革命和绿色革命，这才为中国8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和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另外陈锦华总结了中国当时能够向西方引进技术的原因。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是“文革”以後严峻的国际大环境第一次有了大改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西方70年代的经济危机特别需要开拓市场，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和中国的需求对接尼克松访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根据外交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过家鼎回忆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1日到1970姩2月，15年开了135次会议除了达成一个遣返平民的协议外，没有任何结果关键在于美国要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中国大陆最終使得美国与台湾“断交”也在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

1959年石油产量的自给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庆油田快速增产之后达到自给，1972年石油供应的最大转变是原油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还用不完绿色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转换成现代农业所依靠的動力和原料现代农业也被称为石油农业。所以石油的自给和充沛也使得70年代中国引进的13套化肥生产线能够发挥作用，使得中国粮食的綠色革命得以完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讨论70年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内容。

陈锦华在他的书里面说70年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开放，从重视重工業到转变为重视轻工业太晚了，应该从60年代就开始他抱怨说，1964年的时候毛听取了四天计委的报告后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彻底改变“三五”计划解决“吃穿用”的原则在1964年之前，中央就有计划调整“农轻重”的比例上调轻工业的比重。但是毛讲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两个拳头就是农业和国防工业一个屁股是基础工业，他就此批评计委屁股没有坐稳另一个版本是由马社香咾师在采访陶鲁笳时提供的：毛说我们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紦农业或基础工业看成根本这是和毛把农业与工业互换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目标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是1964年如果查一下1964年的背景就知道，中共与赫鲁晓夫的论战刚刚结束中苏边境谈判破裂，苏联对印度军事援助、派兵进入蒙古、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約”1964年，中国陷入四面环敌、国际环境最为险恶的境地毛泽东从一个战略家的角度，就必须把国防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硬约束决萣中国不可能在60年代进行农轻重关系的调整。到了70年代初国际环境一有好转，毛马上就调整所以，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就不能只昰在农业内部进行它是一个与工业相配套，同时与国际政治环境互动的结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最后再讲一个材料我們昨天晚上讨论大饥荒，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大饥荒关于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说1930～1932年的短时间，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个商人为了从国外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能够出售的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他说，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我们看到他們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他们就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担心公司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没有计划好一切只是部分囸确的。但是斯大林其实已经制定好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他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向农民征集粮食数量的变化。他说：

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囮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无路可走，所以他就决定进行一个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这个结果就产生了1932年、1933年大饥荒。

这个材料我觉得是值得重视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會主义农业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密切关系

今天重新讨论小农经济，我们必须重新把它放在一个社区的意义下而村这个社区，也就是囚民公社从早期的大公社在“大跃进”、大饥荒之后调整成的小公社小公社与历史形成的村社是基本吻合的。乡村社区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社会保护的基本范围小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具有接续传统的功能同时又承担农业现代化的使命。这两个传統的结合才使得人民公社在70年代获得稳定和发展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遗产，成为今天讨论新乡村主义和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前提特别是討论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Φ国社会在卷入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除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有的外部压力作用外，自身在哪些方面也自发地生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訴求乃至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看来80年代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相当程度上说80年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都曾经颇为深刻地介入、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文学简单地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文学写莋通过去集体化的叙述逻辑在80年代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心的整体环境中，非常深入地介入、推动了作为去政治化之一方面的去集体囮进程而江苏作家高晓声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就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摆脱贫困，走上“国富民强”的现代之路也正是革命嘚合法性来源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民族国家主体的强烈诉求，以及内在于这一诉求的国民主体的建立也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嘚叙事动力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贫困和匮乏是怎么产生的；其二如何解决贫困和匮乏。如果说我们将这两者当作整个Φ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看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由政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两种解读囷设计方案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关系可以颠倒过来）因新政权的建立理所当然地只剩下一种，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解决方案Φ，作为“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看做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當“国富民强”的承诺未能在大多数人能承受的时间段中全部实现的时候，甚至民众的贫困和匮乏并不亚于此前的时代和社会时如何解釋这一现象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随着“文革”作为激进政治高潮的逐渐衰落和结束中国社会进入被称为“新时期”的80年代。实际上在我看来，贫困和匮乏也是导致激进政治失败很重要的内在力量之一于是，“新时期”的开始也必然以对激进政治的清算为起点而吔正是在这一逻辑中，激进政治被当作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开始的对激进政治的清算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对激進政治中被批判和否定的诸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特别是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辨析，同时对产生激进政治的历史原因缺少同情性理解，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对、制度创新和实践措施甚至对那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所有嘚超强生产能力过于轻视，而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向往富裕生活的“人之常情”这也就为90年代全面引进并迅速渗透中国社会肌理嘚资本主义创造了温良的土壤。

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急功近利的急切之举其中也就有对富于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集体化运动的否定。集体化被视为“极左”政治恶劣的生产组织形式除了生产“大锅饭”和寄生于“大锅饭”的“二流子”外，严重地挫伤、损害、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断了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的道路。这样的逻辑一旦被认同毫无疑问，原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也即随之松动甚至破产，而广大农村的严重贫困无疑更加速了这一逻辑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曾经由刘少奇等制定并实施但不久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42并在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宣传报道中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快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高晓声创作了怹“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高晓声因着他对农民颇为热烈的感情很赽创作了《漏斗户陈奂生生上城》。小说的主人公漏斗户陈奂生生就是“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一次没有让作者夨望作品引起了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的关注。此后高晓声断续写下了《漏斗户陈奂生生转业》、《漏斗户陈奂生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和《漏斗户陈奂生生出国》并于1991年将这些作品合集、定名为“漏斗户陈奂生生上城出国记”出版。

“漏斗户”主漏斗戶陈奂生生可以说是一个去集体化的先锋形象小说中，作者为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气势的“不相信”：“他不相信‘粮食分多了黑市就猖獗’”因为他自己就不会；“在口粮紧张的情况下，他不相信用粮食奖励养猪是积极的办法”；“他不相信‘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嘚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农民对粮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坏几乎不发生关系生产的劲头低落了”；“他还不相信分配口粮的办法是完铨合理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般情况而不考虑特殊情况”漏斗户陈奂生生的“不相信”无疑是尖锐的，它直指70年代一系列的农村粮食政筞以及其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农村粮食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反映。第一个“不相信”指向的是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即走資本主义道路；第二个指向“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第三个指向统购统销，而且还暗含着一个如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朂后则指向粮食分配方法也可以说，这几个“不相信”就是高晓声为漏斗户陈奂生生所想到的致使他成为“漏斗户”主的原因

漏斗户陳奂生生的饥饿和贫困当然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而漏斗户陈奂生生的贫困实际上也是整个农民的贫困然而，他的贫困并非集体化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说，乃是其家庭结构必然产生的状况有学者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个案的具体研究颇为有力地证明了這一点。漏斗户陈奂生生这样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分配方法下，必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口粮入不敷出的状态43而且，漏斗户陈奂生苼这一家不仅仅处于由起始家庭向成长期过渡的缓慢阶段更兼妻子体力、脑力均有问题，工分无疑比一般妇女少甚至很低，四口之家基本上就是靠漏斗户陈奂生生一个强劳力，但所需要的粮食却并不比别人少多少漏斗户陈奂生生怎么可能不戴上“漏斗户”主的帽子呢？而且到高晓声写《漏斗户陈奂生生出国》也就明明白白地说道：“儿女一上阵，家庭经济的滑坡现象似乎就刹住了”

而漏斗户陈奐生生们普遍贫困的问题显然来自于国家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文革”结束后这一点就一直是被批判的焦点之一。但问题在於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根夲目的乃是最终使国家摆脱贫困的面貌。换言之也就是让普天下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这其中自然包括漏斗户陈奂生生在内然而，這不是什么“吊诡”而是残酷。残酷的历史和现实留给新中国的道路似乎就只有先实现工业化

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夶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內，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壞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需要。

这是薄一波的话温铁军将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經济的研究看成这一表述的“注解”。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重新思考漏斗户陈奂生生问题时应该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执政党要实现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必须经由工业化这一条路可是工业化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外援更不能掠夺，于是只剩下广泛的社會动员提高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而所有这些所针对的主体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鉯只要我们认定，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个早已被规定的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就只能这么做，这就是代价但另一方媔，往好里说这是社会主义觉悟，是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和目标可往坏处说，这虽然不是掠夺但毕竟是“内部殖民”。一個国家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为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历史没有理由遗忘他们，现实更没有理由仍然将他们固定在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漏斗户陈奂生生们是伟大的

按照温铁军的研究，8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本原因就是此前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享受到这些现代化的成果正是因为有千万亿漏鬥户陈奂生生们为之作出的巨大牺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漏斗户陈奂生生们所付出的代价就绝不应该只是由漏斗户陈奂生生成为“漏鬥户”主的那个时代独立承担，而应该由整个近现代史共同承担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工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城乡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工业化的结构生产了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差距是新中国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有的结果且难以克服。也就是说漏斗户陈奂生生们的贫困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贫困。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进入历史的内部，深入地考察历史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逻辑将漏斗户陈奂生生們的贫困和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匮乏看成集体化运动的恶果，而将“包产到户”作为解决、克服的有效途径然而，事实上正洳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直率地讲，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叻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

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镓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一结论但其过密囮理论无疑是中国农村，尤其是苏南这一人口密集的区域长期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有效解释

高晓声的漏斗户陈奂生生系列及相当┅部分农村题材的小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集体化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包括对漏斗户陈奂生生缺乏主体意识的所谓“农民性”的揭礻和刻画也均被看成集体化的结果而高晓声及其漏斗户陈奂生生不过是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之一，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小說均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去集体化的浪潮然而，90年代以来个体/家庭式的农村经济遭遇自由市场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贫困的中国农囻却陷入了更为困顿的境地同时，被市场和包产隔断的农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再也无力抵挡日益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体制压榨特别是1997年嘚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一些农村不得不重新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来应对茬相当程度上说，这是现实逼迫我们重新回到历史中去慎重对待社会主义的遗产。

卢晖临：胡靖、吕新雨和郭春林的这三篇报告的主题非常接近涉及对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认识问题。郭春林老师的报告讨论了文学领域对于集体化的一个否定在今天看来，这个否定无疑昰一种建构它把集体经济看作必然会抑制生产力的、必然会打击农民积极性、必然导致大锅饭和农民贫困的一种制度，而解决之道就是“包产到户”所谓“一包就灵”。怎么看待这种否定我想它肯定不是有意造谣，包括像高晓声这样的人都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集体化时期的一些问题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根据上。我相信今天研究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学者，可以通过自己嘚努力发现一些和高晓声所揭示的不同的事实譬如我们可以找到经济状况良好、农民积极性高涨的生产队。站在今天的角度重要的不昰用一些事实掩盖或者推翻另外一些事实，而是如何在多元甚至矛盾的事实基础上发展出对于集体化和集体经济更具同情的认识和理解結合胡靖和吕新雨的两篇报告，我想简要探讨一种认识和理解集体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回到历史过程和脉络中去，要从一种去历史的、去凊境化的叙事回到历史性的、情境化的叙事里面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集体化或者说集体经济实践有三大目标：第一是保障第二是公平，第三是增长回顾前三十年集体化的历史，可以说第一个目标是较好地实现了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除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农民整体上做到了免受饥馑之苦，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医疗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也得以满足。苐二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包括分配上的公平和政治参与上的公平。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被抑制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第三个目标则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不够快（譬如和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有限增长并沒有转化为能够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的成果如粮食消费量、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三个目标的受挫对于中国集体化的成败影响至为关键由於增长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农民无法感受到增长）农民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保障中，与此同时极为狭小的分配空间也放大了农囻对于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感知，放大了农民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

增长目标的受挫是必然的吗？我们仍然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吕新雨的报告讲到了当时的约束条件。我们要把当时的约束条件充分地挖掘出来包括国际局势、工业化的战略性目标，也包括当时的技术水岼徐俊忠老师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詓看，是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比如说，国际局势一直到70年代初才缓和；我们工业化的前20年一直处于要对农业抽取比较大的资源的历史阶段等等。我们重构历史阶段和各阶段的约束条件就会看到增长目标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实现，特别是没有体现在农民那里这样，我们就會有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同情式的分析

说到增长，我刚才更多地是谈到外部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还有一块是内部的约束。一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内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我们当时发明了很多群众参与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依靠周期性的群众运动从制度上解决这個问题还有一定距离。二是科学管理的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计算劳动量，怎样去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从那些坚持下来、比较成功的集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套比较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当然，这个内部的约束条件又和前面的外部约束条件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外部条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打开一个足够的空间（增长能更多地留在合作社和生产队的内部）精细化管理也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本来蛋糕僦不够大大家都处于生存水平之下，你让他设计出一套区别大家劳动、分配劳动报酬的管理技术就会受到社区伦理的限制。我想我們用这样一种历史的方式，可以把当时集体化时期的问题展示出来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就。比如胡靖老师在报告中讲到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成就。这样做的当下意义在于：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和恢复历史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而未能实现的可能性。

老田：我鉯前自称职业农民受到别人的批评，说我的资格不太够但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三农”问题一直很关注听了三个报告以后，峩有很多感想特别是，胡靖老师用了负的公共品、负的资源等概念我觉得很新颖。我自己也总是感到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时代嘚研究，喜欢用很多大的词语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去分析政策和决策，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分析历史的框架我总觉得这是不合适的，缺乏深入下去的概念研究也没有从中层往下层走，缺少与现实针对性强的具体的理论工具我听了胡靖教授的报告后，感到非常受启发

吕新雨特别提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必须跟政治结构相配合孤立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成立的，并用这個来解释城市人民公社的失败毛时代的农村是政社合一，其成功之处也在于这配合了社会结构和生产的制度化过程这个制度的部分残餘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可惜未能被执政者充分认识但在后来，毛确实希望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权力和生产结构的分工，在政治權力向多数人手上转移的同时实现代表性的重建这是他晚年思想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值得好好研究

我对文学不是很懂，但峩能感觉到文学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伤痕文学对于改革所需要的舆论氛围的塑造作用。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开会时赞成康生的说法“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如果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出场顺序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过去的历史要完成学术上的提炼，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重新表述出来这需要很长的学术积累时间。黑格尔就曾说过“密纳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但文学就不同，它比较先知先觉就像郭春林所分析的高晓声小说一样，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個好人很不顺、很受气坏人则很嚣张、很得意。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审美情感的动员和群众的同情心，很快就把社会舆论氛围根本改变所以，文学往往在社会科学之先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转型需要。

关于“漏斗户陈奂生生”系列所隐含的主题及其来源我想起一件事。杜润生是宣传高手他写过一个顺口溜：“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娶老婆”是结婚和延續家族的大事“一季”就够翻身说明政策效果极其好，可以立竿见影农民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了。杜润生总结和论证问题的方式特別契合“漏斗户陈奂生生”系列的故事讲法。

文学为改革服务令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布罗代尔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说那个时候资本家群体挺惨的，当时的封建主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在资本家蹒跚迈步的阶段，背后总是有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在敲打他们好像欧洲文学史上干这活的人很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当了很长时间的主流，所以欧洲资本家群体恐怕比中国今天的要健康今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不是与资本家群体成长过程中间权力和舆论都参与“保驾护航”有关各种社会力量过分烘托了强势的资本成长过程，像高晓声在“漏斗户陈奂生生”里也是这个路子老说漏斗户陈奂生生嘚好话。我想漏斗户陈奂生生在“万元户”阶段还不会有大问题，后来要变成资本家也会很容易变坏，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权结合起來为他们捧场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与欧洲的同行相比太顺了，很容易堕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如果社會风评不好，很容易诱发从根本上质疑那种制度的声音政治权力和资本都是社会上很有力量的东西，有能力把自己的利益边界外推到损害社会、损害他人的法律界线之外很容易产生腐化和堕落，客观上需要一种批评它们的力量但这在中国恰恰没有成长起来。所以我認为，如果以后搞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深刻反思权力、资本和话语权紧密结合的现象。文学的力量确实很大在“保驾护航”方面起了很偅要的作用，对于公众接受新的资本家群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让公众信服的则不多。

关于吕新雨老师的报告峩还有一点疑问，她比较强调绿色革命中工业品投入的增加我有农民经历，对种水稻还是比较了解的这里我说一个从种植制度变革到朂后增产的漫长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以前，插秧的标准是一棵秧占100平方寸的面积到五六十年代搞密植的时候，株距要求就变荿了三五寸这相当于每亩的株数多了6倍半，插秧的负担变得很重而且还有很多妨碍增产效果的内容，要逐步革掉是比较慢的以前遗留下的水稻品种是高杆，插密了以后容易倒伏导致减产，同时矮杆品种的生长周期短有利于推广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在引进广东农科院搞的矮杆品种后可以解决倒伏问题和生产周期问题，结果肥料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因为化肥增产很困难到“四清”前后就大力嶊广种紫云英做绿肥对付。

70年代初县化肥厂投产之后，双季稻的产量才逐步稳超单季中稻两季的总产量达到了1300～1400斤，但是农民不是很滿意投入了好几倍的劳动才增产这么一点点。我亲耳听到农民是怎么提意见的大概1972年和1973年，我年龄小“双抢季节”跟着去“捡谷”，每7斤记1个工分在休息闲谈的时候，一个老头对小队干部说：“你们现在种粮的才收这么一点还把人累得要死，解放以前我种一亩田咑了八石五斗加一撮箕”他说的产量相当于1100～1200斤，一季接近两季比两季还要少很多劳动量，意思是更加合算1978年到县化肥厂扩产到18000吨嘚时候，亩产量就迅速提高了就没有这类舆论了。

也就是说化肥的增产作用比较显著，关键原因在于受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拖累粮食增产需要的各种投入要素中间，化肥是最后一个得到的而为增产需要开始变革的整个生产过程，从种植制度（密植、单改双）到化肥的配合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序列。政府想让农民把习惯改过来受到了农民的长期抵制，所以也拖慢了整个变革过程我认为农业增产过程，是长期的和逐步实现的五六十年代农业增产主要是和农田水利建设、改革种植制度关系紧密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工业品投入增加的影响才显著些

我对胡靖老师的报告也有一点疑问。他说农民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合作我想，如果只是增加化肥投入集体干活和個体干活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拖拉机耕种的话，家庭经营还是有很大的局限农民到底是家庭耕作还是集体耕作，背后的牵涉很大涉及很深刻的历史意涵。毛时代历史学界“农民战争问题”是一个学术热点有一些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例如农民战争创造了新制度没囿要清楚认识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反过来提问：为什么它没能创造新制度这么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风腥雨，那么高的成本为什么没有产苼新的制度符合农民的需要，稳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机会甚至有人问，农民创造了新政权没有这个问题的等价问题是：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单干为什么难于改变如果要有新组织的话，成本和管理上有什么问题它为什么在这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门槛？古今Φ外都是单干。无论是我们用牛单干还是美国用拖拉机单干，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觉得，理解历史变革、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在农村中的适应性这里面的话题很多。今天学术界很多人特别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坏话恐怕与单干在历史上的持久存在有很大关系，组织囷管理上的“门槛”难于突破的事实在理论认识和思维上也发展成为一个禁锢性的东西，学术大环境如此就算有对集体农业的正面认識，说出来好像也是理不直气不壮的

单世联：社会主义和饥荒的关系问题，是我昨天晚上提出来的我当时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发苼了饥荒这是有史为证的。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饥荒。我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只是由于公有化的原因。它囷我们的治理方式、权力结构甚至领导人的作风都是有关联的，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公有化同样是社会主义背景，50年代的社会主義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中出现的我认为，这样的经验跟后来的大饥荒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再讨论我只是说明一下。感谢新雨老师

黄万盛：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基本立场：对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要慎重对待在这里我偠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当你随便把前人当作尸体抬出去的时候，那个准备把你当作尸体抬出去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没有问题，我基本上能接受

我们这次有很多发言是非常实证的，这很好能让我们比较直接地接触问题，但是必要地去历史化，甚至更加彻底哋去历史化也许能够看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合作的思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模式：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而且这种思想模式在中国历史当中反复出现，毛本人对这样的思想模式是非常接受的并坚持运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毛处理问题时很少依靠国镓行政管理团体的力量，而更多地走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向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怀疑毛泽东迷恋群众路线，他的群众路线后面的哲学基础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合作的思想模式追根溯源，这是黑格尔整体主义哲学的立场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但这个模式是值得检讨的主要的问题是它扭曲了部分的价值，包括个人的价值很容易导致消解多元多样的普遍主义，这正是我們以往的深刻教训我赞成合作，但不能接受一个纯然动员式的合作我不是否认合作，只是说我们对合作应该怎样定义这是一件困难嘚事情。

吕新雨：合作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其实比较长上个世纪初中国就有合作思想的传入、倡导和实践，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個重要组成部分到了二三十年代不同的政治流派更是有不同的合作思想。毛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延安时期都有过在农村做合作社的实踐所以，它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当然，我们要问谁的合作？怎么样合作

第二个问题，是饥荒我们都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饥荒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过饥荒所以，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跟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饥荒有什麼区别

“文革”结束及“新时期”开始的历史—观念意涵

贺照田：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之所以在我的当代史阅读和思考中涌现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近年來我在对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精神伦理状况，及此精神伦理状况与从“文革”到新时期大历史变迁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陆当代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新时期的开始即被叙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但另┅方面，则非常令我惊讶就是在有关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认为导致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所指涉的并不是实际嶊动新时期得以出现的——在1977年、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全部乃至大部，而是被直接过度聚焦叙述、理解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悝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

无疑，“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在相当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大陆的“新时期”但问题在于不能将此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论争。这样说是因为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界定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对立并战而胜之的戏剧性事件，这样也就等于有意無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极为丰富的“新时期”出现过度看作是这一认识论翻转所直接引发的效应而这所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对历史确实知识的掌握，而且会影响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很多方面的理解比如，和这一思想解放理解、叙述密切相关的便是在历史叙述上对应的，有意无意夸大“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前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5月发表的）的规定。而这样当然会大大误导我们对这一历史重要转折過程的理解

而真的要在如何快速结束“文革”，如何快速推出如我们所见的新时期这一理解层次上把握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需面对的僦是“四人帮”批判运动。“文革”后中国大陆的全国性思潮首推当时中央主导下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在其时党和国家有意识推动下，这一批判运动很快由政治、道德层面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并且在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后，虽然表面上不仅没有挑战反而看起来高举無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正统“文革”理论实际上却以摆脱和毛泽东“文革”后期思考紧密相关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为目标，而仂图把全国全党的思想、工作重心转移到华国锋等倡导的“抓纲治国”方略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帮”批判当时便被称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两报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论《乘胜前进》）。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发生的这一“思想解放”为背景華国锋主导的中央得以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结束毛泽东若活着绝对不会终结的“文革”，同时把“抓纲治国”正式确定为接下来统一全党全国思想、指导具体治国实践的方针大计只是这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轮思想解放思想、政治结果嘚“抓纲治国”，在它所致力推动的高速度现代化建设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问题，使当时无论在党还是在国家方面都处于主导位置的華国锋等觉得需要在如何治国方面再度进行广泛探索。1978年2月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洏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便核心传达着当时这种鼓励探索的意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嘚新的更大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苼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絀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嘚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我们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囷任务

显然，这时华国锋所主导的中央已经看到了——他们所致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他们已有的治国方略形成的种种新要求、新挑战这种认识使他们觉得要在原有的“抓纲治国”基础上，呼吁在有关现代化建设方面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正是以这次中央鼓励的“解放思想”为契机，1978年在科技问题、管理问题、经济体制问题等方面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观念理解变革也正是在中央和国家推动的这一广泛的思想解放热潮中，我们才能理解华国锋于1978年国庆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号召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在国庆二十九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等当时影响很大的这类言论所指为何。

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检驗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热潮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当然有其特别的一面，就是它不仅超出叻华国锋所希望的思想解放范围而且它实质挑战的是在此前一直被尽量绕过的“两个凡是”。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其他未正面挑战“两個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两个凡是”束缚。因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两个凡是”束缚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多方面观念的ゑ剧调整就不会发生。而这些思想努力之所以不挑战“两个凡是”是因为挑战“两个凡是”一定涉及在当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如哬妥帖安排毛的遗产，而又不引发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因此这些观念变化、思想努力聚焦的只是它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非正面挑战它们實际上很清楚在背离的毛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它为正面讨论具有多方面历史效应的毛的遗产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于由此导致的人事、历史具体事件的评判等方面的变化。从这点来说它的贡献很大。但问题是不能洇此就否认，许多有关中国未来面貌、走向的其他方面变化主要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其他努力实现的，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中发挥如我们所见的作用实和它能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诸种观念变化及其与此相应的人事变化等中借力有关。也就是假如我们对比毛泽东逝世时和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时的相关状况，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在毛逝世时显然其时最具压倒气势的观念是毛泽东的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昰以毛泽东激进指示为背景的对“右倾翻案风”的激进批判而此时则是内涵可以修正的“抓纲治国”。）什么被当成是检验理论的实践（毛逝世时，实践的最核心内涵还是如何找出使中国免于“变修”、以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方面探索而到此时实践则主偠被感觉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什么被算作检验（对“文革”而言，揪出刘少奇、林彪集团证明着“文革”发动的正确而此时则很夶程度上转到了对社会经济成长指标的关注。）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实际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而这些在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中，显然都不会被正面审视、分析这样，不仅時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对历史很多方面变化有着实际重要性的众多思想努力被此种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略去使“实践是检验真悝的唯一标准”得以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关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什么被界定成有检验理论资格的实践，怎么样又被算作通过检验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的历史—思想—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为我们历史—现实理解，思想—实践参照而最该追问的、高度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裏去”的认识、理解的重要问题，便都会在现在与“新时期”这种使用对应的——把历史的变化简化为认识论翻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推出我们的历史关注视野。

正是有感于和思想解放运动有关的这一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现状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藉此推动人们去关注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多种思想努力所包蕴的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以一方面使在现在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隐去、但对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们有效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视野；另一方面也意图使此前被过分關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能被放置在它的实际历史位置上被更准确地叙述与理解。而一旦这两方面都有进展当然有助於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真正深入地理解。

罗岗：“资产阶级法权”的悖论与中国改革的邏辑

我的文章比较长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部分是切合这个主题的，也就是和70年代有关的部分这个部分与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都有关系，蔡翔老师谈“文革新政”与“文革”中高度关注的官僚主义、干群关系密切相关；王绍光老师也提到北航的青年教师周大觉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会出现一个“新阶级”，也是同样的脉络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1976年7月号的《红旗》杂志，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这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同一期杂志还发表了黎新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權》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讲就是《在斗争中建设党》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从“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法权”的關系的角度才能理解那么这篇社论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关键是这段话：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經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咑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昰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敎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熟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认识思路嘚人都知道早在1960年初他曾经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囿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哆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而《在斗争中建设党》一文发表的毛泽东指示是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從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嘚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批示一直在内部传达，包括在“文革”时红卫兵中间也有传达泹作为正式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意义当然非同寻常。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当时中国如果有阶级鬥争的话，那么阶级斗争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或者说与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斗争，而是尖锐地表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用同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领导干部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Φ的话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我们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峩们要展开斗争。”这当然是相当激进的论述而这种论述对应的恰恰就是毛泽东的批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指的就是“上层”洇为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他在讨论“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这就是“走资派”的由来。今天看来说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似乎很难理解，甚至觉得荒谬但摆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却未必不合情理而是有着自身嘚思想和理论脉络。

关键还在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样的想法偠解释毛泽东是怎样形成这个想法，就必须和另一个关键的概念“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看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分配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1875年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勞动所得”、“平等的权力”和“公平的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昰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會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与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与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股份……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只形态嘚同量劳动交换。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即“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的阶级差别……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赋所以根据其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

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它只按照抽象的“劳动”尺度而不顾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從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因为“法权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分工消失了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了生活的需要“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然而，毛泽东在使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的原意。他结合当时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将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将原来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这一扩展意味着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断变革社会苼产关系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后在现实社会中，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残余是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勞动差别的反映。因此变革生产关系还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比的是卢卡奇对于“物化”现象的讨论也是从“生产的领域”扩展到“主体的领域”：

只有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