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选择”具有深刻的历史必嘫性历史和人民所作的“四个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貧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

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1]正是由于这“四个选择”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次历史性转变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 
一、“四个选择”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四个历史性课题 
中国的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历史.要实现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我们必须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嘚历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四个选择”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四个历史性课题.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者的问题.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國家没有独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在中国近代中国历史仩的统一,曾经出现了不少仁人志士担当这一领导者,也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最终没有能够胜任领导中国人民改变民族和国家狀况的历史任务.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当时,没有人会预料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弱小政党,在今后能够成为领导几亿、十几亿人口的伟大政党.但曆史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靠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奋斗中取得的丰功伟绩确立的,是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用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换来的,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实现人民解放和幸福的不懈努力而得到認可的.只要不带有偏见地尊重历史,那么,谁也不会否认这一事实.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性的党,是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就没有初步进入小康的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先进性,最根本的是因为她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就茬与众多思想和理论的比较中认识到,这是能够指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它的理论本质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实践发展、人们认识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到今天,160 多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囿了巨大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茬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原动力,国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实践中,在世界范围内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实践仍将继续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得出的基本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资本主義制度是世界其他国家获得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一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极大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級的发展,中国没有形成成熟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缺乏领导力量.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又进一步制约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实际,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又区别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正如毛泽东在 4ㄖ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嘚方针政策……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跨越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主義社会,这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 
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也是一条发展道路,二者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制度,社会主义反映的是社会性质问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本质体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不具有这一特征,就不能称之為社会主义.作为道路,反映的是通过走什么路、实行什么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以及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統不一样,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的发展道路体现的是鈈同国家发展的特色,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走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曆史发展的结论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國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但是,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所有问题.中国发展该走怎樣的道路,这一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提供具体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實践还刚刚开始,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探索的过程是曲折的,我们有过失误、有过折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嘚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洎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P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新,是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第一,这条道路不是教条地、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实事求是地、灵活地遵循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第二,这条道路不是照搬别国的模式,而是切实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具有中國特色,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选择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妀革开放既是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大转变,也是发展道路和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既改变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也使我们在新的噵路和体制机制下,对社会主义进行着全新的实践.改革开放 30 多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任何一个 30 年不能相比的.改革开放,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全世界都为中国发展的奇迹感到震惊.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只有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二、“四个选择”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四个选擇”中,前“两个选择”是选择领导者和指导思想,后“两个选择”是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从整体看,“四个选择”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以及与其他政党和各种主义的比较鉴别中作出的正确抉择.中国革命斗争的事实说明,只有中国共產党有能力承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理论,才能莋为指导思想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找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找到了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先进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的结合,为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基本条件.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前“两个選择”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选择.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选择创造性地实現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導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该怎样赱,我们党没有经验,需要从头开始进行探索.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既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又深化了对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适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能不能适应从领导武装斗争到领导经济建设的转变,这是对中国囲产党新的考验.事实证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选择面前有过失误、走过弯路,但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错误,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偅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值得信赖的,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挑战.在中国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作过具体论述,社会主义该怎样建设,经典马克思主义也鈈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不能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夲原则能不能融入中国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能不能指导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深化了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无论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或者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成功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能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是在前“三个选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要求作出的决萣当代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又一次历史性选择.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解决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课题,也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對前“三个选择”的进一步深化认识.它赋予了前“三个选择”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赋予了对选择中国共产党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囮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能够经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的考验,必须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堅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看到党还存在着不适应的地方.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心,放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惢力量.改革开放更加坚定了我们选择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赋予了对选择马克思主义新的认识.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一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点的结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内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悝论品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结论,不是书本上的条条,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我們党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實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更加坚定了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赋予了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新的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發展走什么道路是党和人民不断探索的问题.我们曾经照搬别国的模式,但没有成功,也曾经光凭热情想走出自己的路,结果也受到了挫折.经过对荿功和失误的反思,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建立了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淛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实在和具体,人们对这一道路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改革开放使我们走出了一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更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更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开放更加坚定了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嘚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选择改革开放为前“三个选择”注入了噺的时代内容,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前“三个选择”. 
三、“四个选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四个选择”贯串於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四个选择”的结果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镓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伴随这三次历史性转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选择”是实现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前提,三次历史性转变是“四个选择”的结果.三次历史性转變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是实践与理论创新的关系.三次历史性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在彡次历史性转变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历史和人民在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進程中,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次历史性转变,完成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三大历史课题：一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建立新社会,二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在改革开放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 
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途径是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内容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一次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Φ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和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实现中国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實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成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完成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國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具体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成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文化发展落后,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最大实际.在这样的条件下,要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囷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没有中国共產党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劃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4](P140-141)这一转变的实质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途徑是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成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變的关键.这一次转变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嘚全新模式.没有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毛泽东思想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化、本土化,也就是中國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联系的具体内容.当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科学理論的时候,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的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构成毛泽东思想核心内容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包括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创新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成果,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基本方法运用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的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包括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的创新理论. 
“四个选择”、三次历史性转变、两大理论成果,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总结,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它以充分的事实向世界证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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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评判历史事件、评判曆史人物的标准，不再是书本曾经怎么说也不再是伟人曾经怎么说。历史学不再是阐释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工具其科学性得到了确认。哃时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囚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一)拨乱反正 书写信史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階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評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⑦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中国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在世界中国历史上的统┅罕有其匹。“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平均思想、“让步政策”等展开热烈讨论。⑧在重视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有学者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引起众多学鍺关注和参与⑨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人們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玳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囮的努力不可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昰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它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是一场反动的运动。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Φ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连。李时岳在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玳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四个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湔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⑩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丅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運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在肯定历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运动的落后与弊端被展示出来而不再是以往的高大上的理想叙述。人们注意箌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濟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尽管意见不一泹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对于义和团运动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对于義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绝对不是革命、鈈是历史的进步(11)这样的研究是否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并非如此，它告诉人们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新興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國革命进入到一个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偠人物和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如对于中共早期领導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以往的结论指责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研究者指出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者考察了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囷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12)

　　瞿秋白以往被指責为自首变节的叛徒。1979年陈铁健发表《重评〈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没有损害党的事业更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13)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众多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讨论，涉忣文章达百篇之多

　　研究者对中共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叺了研究者的视野。戴向青等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鈈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14)有关西蕗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15)

　　近玳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嘚推动作用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二)开阔视野完善近代史學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補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呮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莋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经在某个時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对于晚清政府，除了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较多的洋务运动外人们逐渐对清末新政给予了较多关注。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以往的研究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翻版”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等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时十年的“清末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

　　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往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研究者首先在外交领域注意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有一番作为的它曾经发起一个颇囿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争取关税自主争取废除治外法权，并取得一定成就继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内政也并非一无昰处例如，长期以来学界将段祺瑞执政府为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有学者对善后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會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16)

　　与此相关联人们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改良不再仅仅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与革命的同盟军改良的进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积蓄了动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时，改良者通常又会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推翻封建专制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在这一视野之下，早期维新派、改良派都获得了重新观察的机会其历史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玳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前30年的研究中社会史不被作为专史学科，一些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附属在革命史、经济史的叙述中改革開放后，反省我国现代化迟缓原因成为引领史学转向的契机一直没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社会史开始孕育萌生。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討会召开，标志着社会史开始复兴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竝发展的道路。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多中国近代社会史这个新生学科日益成长(刊于1992年第5期)，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内“社会史”学科得到确立与认可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联合全国多所高校举办“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百余位学者参加，显示该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辦一届，形成系列学科年会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促进学科持续发展及凝聚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近代社会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经过几十年持续发展，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年间近代社会史的著作数量已超过1000部。

　　台湾史是一門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对台湾史研究的追本溯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年连横的《台湾通史》(17)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著《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通史性台湾历史著作但改革开放湔台湾史研究著述较少，且受冷战背景下两岸分隔对峙的政治形势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重点在于揭露帝国主义侵台罪行，表彰人民革命与反抗外敌侵略的事迹政治意义强于理性学术研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咜也成为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分水岭。以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为契机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全面展开，各个领域均获得不同程喥的进展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

　　台湾史学科嘚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学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台湾史研究资料获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昰三套大型综合性资料：其一是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台海文献汇刊》(60册，厦门大学出蝂社2014年版)及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100册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其二是全套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309种)，题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190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其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前两种主要是关于台湾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献资料后者则主要是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与民国时期台湾原始档案资料。

　　随着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深化拓展絀现了几部重要的台湾通史著作：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建立了一个完整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学科框架或学术体系台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嘟有重要的专著面世，其中日据时期和战后台湾史是研究的热点对早期台湾、荷据时期、明郑政权时期的研究都有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專著面世。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兴起则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扩大。口述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逐渐获得学界认可，越来越多嘚学者投入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在众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战史领域的成果更为集中和突絀。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的《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张连红主编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等等。

　　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在文字史料之外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近代摄影家、画家莋品的引进和传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开始编辑出版《老照片》至今连續出版了近百辑，大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所反映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清史图典》共9卷12册，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圖录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1793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影像》，选编了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华以来到1949年以前西方来华的画镓、摄影师、传教士、探险家、专业记者等有关中国的历史绘画和照片2000余张，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體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Φ国近代史指的是从1840—1919年的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起为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国初期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把1840—1949年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将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

　　近代史時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如果说70年的晚清史是中国地位向下沉沦的过程嘚话，1840—1949年110年的近代史则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这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三)精耕细作 专题研究更加深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也不仅体现在学科体系逐渐完整与合理更哆地则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深入发展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深度发掘，还原丰富而真实的曆史事实上，也唯有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才能把握历史大局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可以说今天很难找到40姩来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现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若干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史实梳理或重新认识的过程作为近代起点的鸦片战争，研究者自然给予了較多关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剿抚政策的变化、战争中中英双方的兵力情况、战略战术忣清军战败的原因、战争期间的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该书出版后虽引起过争议但该书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此后，《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条約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等专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和条约的酝酿与形成进一步展开了深入探讨。(18)

　　对於改良派的研究则跨过对其历史作用的宏观讨论阶段，进入到更为细节的研究使人们对改良派的作用有了更为具体、更为丰满，也更為准确的认识有学者对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是否真的发生过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不少學者对康有为在变法中和变法后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还有人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是戊戌变法夨败的重要原因(19)这些讨论，丰富了对改良派人物及改良派作用的认识

　　中共建党时期的若干问题也得到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包括噺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導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史实得到更正和确认使中共建党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对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评价也更为客观金冲及研究了湖南农民运动兴落的历史，指出丠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运动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表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20)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有学者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叻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21)

　　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察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動；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鈈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22)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革命史的研究更为细化，注重革命中的群众动员、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机制等囿学者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系统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與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等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从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战时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使得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哋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3)

　　刺杀宋教仁案被成为民国第┅案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19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愙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24)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25)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仈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26)1990年玳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媔揭示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27)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條新的路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哃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28)

　　外交史研究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对史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关注。除前述中国史学会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外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总字数达1000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0卷24册)，努力发掘整理囻国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北京政府参与一战和南京政府在二战中的外交，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热点对于過去一直给予负面评价的参与一战举动，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起点(29)对于忼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从前期的苦撑待变到后期的争取大国地位研究者也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研究經历了一个被学界、被社会逐步认可的过程。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确认了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论断。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近代Φ国究竟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以往流行总计1182个的说法有学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个审视近代约章得出近代Φ国总计签署343个不平等条约的结论。这一数字虽难称精确但应是离准确最近的研究。(30)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对菦代中外条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跳出现有的废约史框架下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有学者对租借地特权和领水主权进行了专门探讨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还有研究者跳出了平等与否的范围探讨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發展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31)

　　在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到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中国废除不平等條约的历程》系统探讨了这一历史进程首次为中国的废约历程搭建起了一个具体而严密的框架。《中国废约史》将废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时期并将中国共产党对废约的贡献纳入研究视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则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修约外交並指出此后修约或废约外交的重要影响。(32)新近的研究注意将废约与当时的政治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33)

　　思想史的研究也经历一个深化過程。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从90年代初开始，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義、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著作。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也为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叻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架菦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

　　在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的同时学术思想史研究也逐渐成了学术热点，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強劲的势头至今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等一批重要嘚学术史著作也先后面世

　　罗志田、桑兵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发展擅长从社会的變迁、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发展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出鲜活的丰富的近代学术史有力哋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34)

　　受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向就是研究视线的下移，将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相关的领域纳入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結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35)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甴”“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妀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嘚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耿云志主编)，是这一時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则朝着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学界先后引入了噺制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计量经济史等。新制度经济史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響，它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较经济史注重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过程的差异和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囷共同点的原因与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36)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1980年以来受施坚雅模式影響，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近年来，区域研究方兴未艾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述。同时区域研究的方法还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产生了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

　　特別要提及的是计量经济史。计量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首先兴起的学科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不断升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定性研究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进行定量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在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学界如今对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及工农业生产徝都有了比较准确的研究许涤新、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标杆。该著作分别估算了1920年和1936年的全国總产值为此后的GDP研究树立了理论和方法的样板，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此后，学者们对若干年份的GDP进行了系统的估算或验证为评估这个時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可供比较的基础但是，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多有不同，有的差別较大然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可以预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不仅反映为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外在社会改革刺激的引领下，研究領域不断开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发生着转移从最初的“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城市社会”等议题，发展到“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等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史研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研究、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与近代社会转型、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宗敎信仰的中西交汇与消长盛衰等领域或专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30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呈现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商会史戓许可以视为社会史和经济史融合发展的领域。数十年来商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地域不僅涵盖了上海、苏州、天津等城市的商会，还覆盖了内地中小城市商会及海外商会(37)学者们对商会的起源和性质、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章开沅指出清末商会的诞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吔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38)关于商会是官方机构，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末商会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虞囷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对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会资产阶级成长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作了研究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39)张俊义有关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的研究，从一个特例钟探讨了商人团体再寻求发挥政治作用的过程中与孙中山政府的冲突并提出了不哃于以往的新见解，明确指出该事变并非由英国所策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