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语文教育
周朝于公元前841年立国后，同时分封了十二个诸侯国。周朝建立了完整的教育制度，语文教育也有了一整套规矩。十二个诸侯国也是遵循着这套规矩进行语文教育的。关于这些规矩，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些规矩，在周王朝势力鼎盛的时候，是能得到很好执行的。那时是“学在官府”，政令以及教育的法令能正常贯彻。
      但这种大一统的局面才维持了七十多年，到了公元前770年，戎族攻破西周王都，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之下。周平王仓皇逃走，迁都洛邑，周朝名存实亡。史学家把这这称为之前的周朝称为西周，把迁都后的周朝称为东周。 
      从那时候开始，到公元前221年，这将近有五百年。这个时期，在中国，叫春秋战国时期。
第一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带来语文教育的繁荣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势力削弱了，对诸侯国只能维持形式上的共主的地位，统一的国家被削弱了，在文化教育上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开始出现了私学。但这现象也带来了文化教育的繁荣，语文教育也开始出现了繁荣的现象。
    到了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到来。战国时期，周王朝更是名存实亡。诸侯公开争霸，战事连年。但在诸侯争霸的同时，也开展了人才的争夺战。人才的需要也促进了各家各派从事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于是在文化教育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语文教育也就在这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出现了百花斗艳的繁荣景象。
第一节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新景象 
        我们在阅读中国教育史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撰书人爱引用《左传》里的一句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八个字最能反映东周当时教育的状况。
    然而，这是怎么的景象呢？让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吧。
    春秋时期，“官学”形同虚设。《诗经》中有一首诗叫《子衿》，描写了官学里学生不来上课，到处游逛，跑到城头上东张西望、而教师则坐在教室里等待学生无奈而寂寞地等待着学生，埋怨学生无心向学的情景：
      到了春秋时期，这些“官学”就更是剩下个空壳了。《左传》中曾提到一所“官学”性质的“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乡校已经只剩下个空壳了，里面既没教师，也没学生，这里早就没有教学活动了；人们跑到乡校里随意游逛，聚在一起议论一下当官的是非长短，
      教师跑到哪里去了呢？《论语·微子》中就细致地描述了宫廷学者纷纷离开宫廷的情景：名叫挚的太师去了齐国，名叫干的乐师去了楚国，名叫缭的乐师去了蔡国，名叫缺的乐师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到了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到了汉水附近，年轻的乐师阿阳和击磬的阿襄也跑到海边去了。②
    这些四散奔跑、离开宫廷的乐师和学者，其实都是有天子的官，是有固定官职的教师，负担着教化的任务，其中说不定就有负责教导“国子”（皇公贵族的子弟）礼乐诗书的语文教师呢！现在“官学”倒了，这些教师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教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得生活，于是就在民间到处办起了“私学”，或投奔“私学”当教师去了，这就是所谓“学在四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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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不我往，子宁不嗣音？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② 《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国君、相国、以及地方霸主，都大量养“士”。如齐桓公供养的“士”有八十人，他杀一头牛，自己只留下一盘肉，其他都分给他供养的“士”吃了。可见养士之多；就算是相国之类的大官也养士，鲁国的相国季孙氏门下的孔子门徒就数以十计。到了战国，秦穆公、魏文候、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以及卿相：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还有秦国的首相吕不韦，都因养士而著名，往往养士以千计。由于这些“士”是受人供养的，所以，这些“士”还有一个不太雅的名字，曰“食客”。
“食客”们给养起来，衣食无忧、过着悠闲的生活。因此，这行业可吃香了。想干这一行的人可不少。
      当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士也如此。当问题出现时，你是应该拼命的。理论上，这些人都是“死士”，有句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士”是都应该死心踏地为主人服务的。
“士”有“武士”，有“文士”。 “武士”要用自己的武功，当主人家的保镖，看家护院，保家卫国；“文士”呢，则为主人家舞文弄墨、辩长护短。找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说，
   这里打算多说说“文士”这份工。
      文士想成为雇主愿意“养”的“食客”，其实也不容易，从语文素质方面看，他必须有一定的本钱。否则，他就得像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南郭先生一样，不被齐宣王“炒鱿鱼”，也会被齐湣王“炒鱿鱼”的。
这些本钱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满腹经纶、知识丰富；并且要文笔和口才都了得。就是说，他们肚里得有诗书礼乐这些东西。并且光有还不行，还得会掉书包。一旦被主人看上，他就得在安邦定国、出使交涉、会同谈判等时候掉书包，并且要掉得恰到好处，掉得滴水不漏。正如孔夫子所说，即使你把三百首诗篇都背得烂熟，但要你去办政事，你做不成；要你出使外国，你又不懂得用这些诗篇应对，有个屁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何以为？——意译，用了脏话，冒犯夫子了！）
      文笔使得，这是必然的了，文士也好，秀才也好，就算是现在的秘书也好，都是要代首长写文章的，文笔不好，首长也不愿意在你写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啊！
        至于口才要得，那是最受用的，与人 “会同”，必有交锋。如果你的口才不了得，当首长被人问哑了无从对答的时候，你不懂得补救，不懂得反击，首长可就得受辱了。
正因为如此，这些食客以及那些想当食客的人都是十分重视我们今天所说的语文学习，务必使自己在应对手段、辩论技巧、察颜观色、文章写作、书信往来等等语文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否则，不被录用会难受，被录用了不懂应对面子也不好。——好受还是难受只是面子问题，脸红一下就过去了；如果因此给“炒鱿鱼”，那可是个丢饭碗、饿肚皮的大问题呢！
       因此，过去皇家贵族的“国子”们学的东西，他们都应该能懂；在应对手段、辩论技巧、察颜观色、文章写作、书信往来等等语文技巧方面，也必须要有过人着处。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饭碗。难怪他们都这么重视语文学习，千方百计寻师求学，力求掌握一技之长了。
私学之间的争夺战 
    想当“士”的人要学《诗》，要学诗书礼乐。这是一种社会需要。
    可是在哪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呢？“官学”没有了，就算有，也不一定能适应这些社会需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它的教学内容有些“专业不对口”，拿来教那些“时刻准备着”当朝执政的“国子”还可以，拿来教其他的人就不行了。此外，就算还有“官学”，本来就不是“国子”的人也没资格去读。
    适应这种人想读书的“社会需要”，于是，各地的“私学”就像野地蘑菇那样多而杂地冒出来了。

       其实，那些想当食客的人不必担心找不到学校，担心的倒是哪一间才能学到真正的诗书礼乐，才不至于受到那些“骗钱”的“学店”的诈骗。
       那时候的私学，没有“教育厅”给你划定谁是“重点示范高中”，谁是“一般普通高中”，学生怎样选学校那是你自己的事；“私学”要招生？ “电脑派位”是不可能的，你自己想办法去招就是了。
      这边厢鲁国的孔子说，我这里只收一束腊肉就可以入学了，我是“有教无类”，谁有腊肉我收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那边厢郑国的邓析说，我是明码实价，你想学深一点，给我一件衣服；如果你学浅些，给我一条牛头短裤就可以。——这是第一战役：“价格战”。由于学费都不算贵，很难分出胜负。
第二战役是“正宗”与“邪门”之战。多数人会说，到山东去吧，那儿是邹国、鲁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所谓“搢绅先生”，就是那些受过“六艺”教育的旧贵族，还有在公学里的教书先生，现在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后，就离开了国都，流落到各个诸侯国，办起了“私学”，靠出卖知识糊口；其中到山东的最多，因为那里特别尊重旧传统，在那里找口饭吃容易些。他们到了山东，也就给山东的“私学”增添了筹码。
    孔子不是“搢绅先生”，但他的诗书礼乐学得相当到家，因此他也敢打“传统牌”，声言自己教的是正宗，是得到了正牌老字号的秘级，校长还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下面再说）！——他的招牌很响，于是，先后有三千人进过他的私校！成了“私学”中的大户。
“邪门”的也不怕你打“正宗”牌，他们不是“科班出身”，就打出“实用牌”来应对。你正宗有什么了不起，懂得用才是最实际的。我教的是口才，是犀利的文笔，是实用的语文技巧。例如郑国的邓析就说，我教你打官司！什么“雄辩术”“诡辩术”我都能教，保证教得你口如利剑，舌如弹簧：理由充分时你就雄辩，理由不充分时你就诡辩，反正打得赢官司才是最实际的。于是，邓析也享有盛名，跟他学打官司的人多不胜数，弄得郑国大乱，统治者大感头痛。
参加这场大战的，还有孔子的一个同乡，叫少正卯，他居然和顶顶有名的孔夫子面对面地打擂台，你孔子办学，我也办学。你以“传统正宗”作号召，他以“博学善辩”招徕学生，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甚至把孔子的学生也吸引过去了。孔子反击，进行教学改革，三次争回了生源，学堂曾经有过三次“爆棚”的记录，但少正卯也不甘示弱，继续挖孔子的学生，弄得孔子的学堂三次门可罗雀，只剩下一个忠实门徒颜渊陪着他。（王充《论衡》：“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
第二节  稷下学宫中活跃的语文教育活动 
稷下学宫是齐国“招致贤人”的场所 
        战国时期的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的稷门（也就是西门）外，有一个大道康庄、高门大屋的地方，那就是“稷下学宫”。
    在中国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稷下学宫”可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在战国时期，它是东方世界一所高等学府，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名牌大学了。这可不是徒有虚名的“学店”，而是一个“既有大门，也有大师”的地方。
大师荟萃，是齐王好“养士”的必然结果。齐王想称霸，于是就大量收罗四方名士，目的是“招致贤人”，“得士而治之”。就是说，他想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统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稷下学宫就是他为“招致贤人”而设立的场所。对四方名士，齐王是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的，于是，儒家孟轲、荀况，道家彭蒙、尹文来了，法家慎到、田骈来了，名家田巴、兒说来了，阴阳家邹衍、邹奭来了，连什么家也不是，但却很了得的淳于髡、鲁众连也来了。
　　在众多名士中，要挑选谁才好呢？齐王想出了好办法，让他们打擂台！让各家各派登坛讲学，登台辩论，我坐在下面看，找到好的，我请他做“稷下先生”，更好的，我请他挂个“上大夫”的头衔；就算没有合意的，我取各家所长，也长知识啊！——这是齐王的想法。
　　那些四方名士也有他们的想法。他们之所以喜欢在齐王面前议论、辩论（“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是想以此影响齐王的决策（“以干世主”）。
主人有需要，食客也有需要，于是稷下就成了大辩论的场所了。
稷下成了大辩论的场所 
　　各家各派，登台亮相，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论者说，保全身体健康，治国平天下，教人育士，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应该顺其自然，都应该“体道”，要符合“大道”“天道”——即事物万物的自然规律；
　　驳者说，一味崇拜自然，服从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做自然的奴仆，应该“制天命而用之”。
　　论者说，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生理属性就是“人性”（“生之谓性”），人性是天生的，教人应该顺其自然，教育不应改变人的自然本性；
　　驳者说，那人之性和牛之性就没什么区别了，人性是社会化的，因此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教人，使人性符合社会的需要。
　　论者说，效果才是重要的，动机如何倒不是重要的，因而教育要使人们懂得利害得失，懂得“趋利避害”；
　　驳者说：这是重利轻义，做人应该重义轻利，教育就是要诱发人的善端，否则后果将会是社会道德沦亡。
　　不举例了。他们说的大道理大都有政治目的，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在辩论中表现的语文技巧，是他们在辩论中擦出的思维的亮光。
　　在辩论中他们或立论，或驳论，或以事实支撑论点，或以事实一点击破，或比喻论证、或类比论证、或以因果论证证实自己论点的正确，或以归谬法推论对方论点的错误。略举一两例：
　　慎子为了论证做事情要符合自然的法则，以治水为例，作了比喻论证：要治水，有时得筑堤坝，把水拦住；有时得浚通河流，防止淤塞：九洲四海的人们治水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不是只从大禹那里学来的，而是从河流的自然规律那里学来的；就算是大禹吧，他能治水，也是从河流的自然规律那里学会的啊！
　　孟子认为，贤人为了坚持道德的完善，可以不顾社会效果。淳于髡反驳：“难怪鲁缪公时，人们公认的贤人公仪子在那里掌政、子柳、子思在那里为臣，但鲁国的国力却大大削弱了。看来，有贤德的人是不一定有益于国家的。”孟子对淳于髡的驳难毫不示弱，回应说：“虞国，因为不用贤人百里奚就灭亡了，秦穆公因为用了他就成了霸主。不用贤人就会亡国，连想削弱也不可能了呢！”……两人引用事实指出对方的谬误，你来我往，碰撞出火花来了。
    不再举例了。但我们从语文教师的角度看，上面这些例子，也是综合运用语文技能的典型例子。稷下不但是政治的辩论场，也是语文技能的竞技场。事实上，中国的语文、中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样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得到了发展的。
稷下也是语文教学的活课堂 
　　在论辩与说服的过程中，学者们发展展示了他们的语言技巧。以寓言助说理的方法，就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还是以淳于髡为例吧，他为了使抽象的议论形象化，就使用了“隐语”的技巧，以寓言作“暗比”：齐宣王耽于淫乐、废弃朝政，不思振作，淳于髡在劝教齐宣王时就说：“国中有大鸟，止于王之庭，不飞又不鸣。”意思是清楚不过了，就是说“大王你好久不务正业了！”宣王也醒悟了，在他的反面激励之下竟然立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就振作起来了。
　　如果作为学生，处身于这个辩论与说服的现场，肯定会收益匪浅。
　　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吧，许多各地的私学校长，把学生也带到稷下来。大概他们在想，齐王大方得很，包吃包住，带学生来见习，既可省钱又省粮，何乐不为？如果我登台亮相，学生可以为我当粉丝；我不亮相时，学生也可以到一些顶级大师的课堂和辩论场去观摩，这可是一种很好的语文学习呢！
    大家都知道，登坛演讲，舌如弹簧；对质辩论，唇枪舌剑：这些都是高级语文的高级技巧，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在我们中国，学习这些技巧，可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种传统做法呢。还好，演讲、辩论，现在已经成了中学生学习的内容了。

稷下学宫《弟子规》探趣

     “稷下学宫”是大师荟萃的地方。在那儿，精彩的演出有的是。难怪许多私学校长要带学生来游学了。

当然，得此先机的首先是齐国学生。齐国利用这个先机办起了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它不光是吸收名师，也招收学生，还为学生提供食宿，让学生方便向四方来的大师学习。为此，齐国找来本国著名学者管子担任校长，管子为管理好学生，为学生订立了“学生守则”，不过在当时不这样叫，它叫《弟子规》。这个《弟子规》，也许是我国最有趣的一个学生守则呢！

“研究生院”的教师就是那些“稷下先生”。那是齐王从众多的食客中挑选出来的。被选为“稷下先生”，就由国家养起来了，让他带研究生。当他选定研究生后，就带着研究生回到国家分配给他的小别墅去。研究生教室看来就在这些“稷下先生”的家里。那时的大师大概还没进化到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那么能耐，一个人可以带几十个研究生，他们只能带几个，要不，那个小别墅就住不下了！

     “三同者”，大概大家都亲历过，或者听说过，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只不过“同”的对象和内容有些不同罢了。

同的对象当然和我们这辈人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和“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及其后代不一样，他们是和“稷下先生”——也就是研究生导师三同。但内容却大同小异。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要抢着烧灶、挑水、浇园子，表示你接受教育的自觉；稷下学宫的学生和“稷下先生”三同，也要起床就打扫房间院子、吃饭时要给老师盛饭、老师睡觉要给老师铺好床铺，……。你和贫下中农三同烧灶挑水是你自觉的行动，但稷下书院才不管你自觉不自觉，这是你一定要做的，《弟子规》里明文规定着呢。看：

     “年轻人要记住，夜里要晚点睡，早上要早点起，打扫好院子房间才好去洗脸漱口……”（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

     “先生吃完一碗饭要盛饭，先生面前盘子里的食物不多或者吃完了，你就要注意到，别忘了为先生盛饭添菜。如果有两位先生吃饭，你就要看哪位年纪大一点，先给年老点的服务，再给没那么老的服务（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

     “先生要睡觉了，弟子要起来侍奉；为先生铺好床，摆好枕头，还要请问先生脚朝哪个方向。这个问题要在你为先生第一次铺床时就问清楚，并且要记住，第二次就不好再问了。（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疋何止。俶纴则请，有常则否。）”

      但是，说到“劳动”，毕竟和与贫下中农同劳动有所不同，在“稷下先生”家宅中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

      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这个学生守则不单是定出了道德行为的规范，还为学生定出了“学则”，并且摆在《弟子规》的开头，这是学习行为的规范，看来这个“研究生院”确实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

      “温恭自虚”——要学习，首先应该“温恭自虚”，只有态度温恭，抱着虚心求学的心去学，才能听得下去讲，看得下去。这是常识。

     “所受是极”——凡是听来的、读来的东西，应该深求其本原，刨根问底，真正弄个明白。这是管仲教学生要有深入研究的精神。

“见善从之，闻义则服”——从上面的叙说中，大家已经知道，在稷下听辩论的机会是很多的，校方也提倡学生之间开展辩论。这一条“见善从之，闻义则服”对参与辩论尤其重要，学习中的辩论是友好的辩论，“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是君子的态度。输了，被人说服了，就不要“死鸡撑饭盖”（广东土话，意思是蒸熟的鸡鸡脚挺直把饭锅的盖子也撑开了，歇后的意思是“死撑”）了。

     “朝益暮习，小心翼翼。”——白天学到的东西晚上要细心地复习，惟恐有遗漏。这是复习的原则。

     “若有所疑，奉手问之。”——这是告诉学生要敢于发问。当然，与此相关的是善于质疑。懂得提出问题是学习的重要技巧。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距离学习取得成功就不远了。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义）”——先生睡觉以后，学生不应立即就睡觉去，应该找学友去讨论功课，通过互相讨论切磋，使各自对学问的要义都能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这是讨论切磋的原则和目的。

      听课、辩论、复习、讨论、切磋，这也是现在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两千多年前稷下学宫早就用到了。不过，现在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就用了。这也能算是历史的进步的一个反映吧！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文学（现代意义的文学，不是文献之学）得到发展的时期。除了在周朝已流行的民歌集《诗》继续流行，并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引用外，还出现了历史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左传》就是历史文学杰出的代表作；此外，学派在教学与宣传自己的学派主张时，为了深入浅出地向学生或信众阐释自己的主张，也往往运用文学的形式，如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去谈“道”的，孟子、荀子在谈自己的主张时，文学形式的故事往往成为引出论述观点的一个引子；到了庄子，故事的运用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上天入地，纵横十万里，浮想联翩，浪漫逍遥，形成了他自己命之为“寓言”的文学形式；到了战国晚期，南方的“楚辞”兴起，形成了一种与北方风格的民歌不一样的诗歌形式。
    这些种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本身就是为教学服务的。在学者利用这些作品进行教学的时候，就自然成就了当时的文学教育。这是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应该好好记一笔的。

《诗》的文学教育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诗》仍然是“畅销书”，如果那时候有 “畅销书派行榜”的话，《诗》一定是一本排列榜首的书。
       为什么那么畅销呢？是因为它与当今的“富豪成功秘级”之类的书籍一样，是一本在社会上，特别是想从政谋出路的“莘莘学子”步入从政之路的“必读书”。
因为，对《诗》是否熟悉，是否能灵活运用，是那时的人走从政之路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有幸当了个“食客”，你在参与“会同”（陪同国君参与外交活动）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得掉书袋引用《诗》中的诗句，那你就显得太“土包”，太没文化了。对《诗》的领会程度和运用水平，正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的反映。且看孔夫子对他的儿子说的一段话吧：“孔鲤啊，你不学《诗》不行啊，不学《诗》，就像站在一堵墙前面，眼睛给墙挡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啊！” 孔子教儿子可谓苦口婆心了。但恐怕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不学《诗》，恐怕你想当个“食客”也没门路啊！——从这段话中，就足以反映当时的人对学《诗》的迫切要求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诗》就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私学以及后来各国的公学的教科书；以《诗》为中心的文学教育，也因而得以在春秋战国各国中广泛进行。
《道德经》的文学教育 
        老子的年龄比孔子早，进行教育活动的年代也比孔子早。《道德经》是老子留世的著作，只有五千字，人称“老子五千言”。
        《道德经》是一本言简意赅的著作。无论是从哲学、文学或教育的角度看，都是一本有价值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剖析《道德经》。
    关于《道德经》的文学性质，评论颇多。摘录一些如下：
    ——应该把《道德经》定位为《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文学史中一部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力作。
        ——“《道德经》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更具有完整性的意义，或可称之为诗之诗。从诗学的观点重新解读《道德经》，我们也许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把思与诗如此聚密结合的语言表达形式。”
         ——“《道德经》的内容是说‘道’，但老子为‘道’命名的语言表述方式，却充满了诗的意味和情调。是作品中一种源于古老观念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生命神秘感和宇宙神秘感，把诗中的意味与情调酿造出来的。”
——《道德经》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可以说的，但说出来了，就不是那恒常的“道”了；“名”是可以表白的，但表白出来了，就不是那恒常的“名”了。）这是老子要向读者（或学生）阐述“道”是什么而说的话。“道”其实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东西，是一种难于言表的现象。但老子却用诗歌的语言，把超乎形象的“道”显示在人们的面前，“道”也就有了他的可感性。他那生动可感的形象的语言，成了超乎形象的事物的有效载体。
——老子正言若反。如《道德经》十四章为了说明道的超验性，老子采取了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不是什么的方法，如“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与之相搏，却无法捉摸它）……其上不皦（许多东西的上面是明亮的，但它的上面却不明亮）……其下不昧（许多东西的下面是阴暗的，但它的下面却不阴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老子》在这里通过对道的可感性的否定，利用人们的否定经验说明了道的超验性。
——意象性言说，又是陈述的一大特点。如《道德经》第五章为了说明“道”虽虚而无形、却生化不已、取用不竭的道理，他用风箱虽空，但随着往复拉动，却能不断生风（“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来比喻，使超乎形象的“道”得到了形象的说明。有学者对老子用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运用明喻、博喻、隐喻来说明事理，并且不拘一格，形式灵活，风格多变，“有时如江河尽泻，一气贯通，有时又像逆流回旋，顿挫抑扬；有时若短兵相接，锋芒毕露，有时又含蓄不露，回味无穷”，“这些活泼动人、丰富多姿的比喻，给《老子》增添了艺术光彩，增强了感人的力量。”
——老子博用修辞。《道德经》中，老子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修辞格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有学者指出：《老子》中的排比句数量之多，格式之齐备，形式之灵活，运用之巧妙，都是很明显的。“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老子》还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对偶句以整齐的句式有机地错置在各章中，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启迪无穷。”
    综上所述，《道德经》的确是文艺作品，至少是文艺性很强的哲学著作，这是合乎情理的说法。

再谈谈《道德经》的教育性。首先论及老子《道德经》的教育性的是鲁迅先生。他在《汉文学史纲》第三篇《老庄》中指出：《道德经》“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他认为这部著作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这么一说，《道德经》的教育功能就突显出来了。诵读传记是常用的教育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

    尽管《道德经》中没有老子与学生的对话，没有留下文学教学场面的具体描写，但是，这篇文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老子的后学孔子，就必然会产生文学教育的效果。

《左传》的文学教育价值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个盲眼史官左丘明所作，是左氏一本对孔子的《春秋》作解释的著作，所以也叫《左氏春秋传》。《左传》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作者翔实记述史事发展，特别是有关战争的记叙，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郩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都有翔实生动的叙述。
    作者善于叙事，讲究谋篇布局，章法严谨；又善於刻畫人物，通过人物言行的描述，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去表现人物的性格；还充分注意了语言技巧，重視記錄辭令；此外，他还注意构思布局。总之，他调动了多种多样的形象化手段去记叙历史，因而使得《左传》成了一本很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是中国历史文学的创始之作。

《左传》能描写如此生动的原因，看来与材料来源有关。看来他所记载的，并不完全出于史官的记录，很多出自当时已在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历史故事。由于流传的历史故事免不了虚构的成分，因而《左传》中的记载看来也有不少虚构之处。当然《左传》的写作是要依附历史的，但看来作者也极力把历史事件写得更加趣味化以满足读者，这就使得《左传》具有了某些文学创作的特点。

例如在《郩之战》中，作者以蹇叔哭师、弦高犒师、文赢释囚、秦伯悔过等小故事，把秦晋郩之战这一历史事件有声有色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又如《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也极富文学性：重耳经过卫国时向乡野农夫乞食；在齐国喝醉酒被人强行带走；在曹国时有人看见他裸浴；在秦国时得罪怀赢而自行请罪……如此等等故事情节的安排，写出了一个落魄公子既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但也写出了他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人物性格在故事情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画。其中在秦国时得罪怀赢而自行请罪一节的描写尤为精彩：怀赢是秦穆公的女儿，此时是已嫁重耳为妻。她捧着浇水器侍奉重耳洗手，重耳洗完手习惯地把湿手挥了一下，怀赢以为这是看不起她的表现，发火了：“秦国与晋国是相互匹敌的国家，你怎能这样侮辱我呢！”此时，重耳正要求秦国帮助他在晋国夺回政权，哪敢得罪怀瀛，立刻道歉请罪。这一个情节文字虽短，但把两人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后来的小说细节描写的特点。

        在我们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出现比较迟，但从《左传》描述的许多情节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小说的文学描写手法的萌芽了。这为后来的小说与戏剧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左传》无疑也是用于教育的。战国晚期的荀子在教弟子《春秋》时，《左传》就是教本。由于《左传》本身具有的文学特点，这就必然会给教学带来了文学教育的因素。事实上，《左传》是开创了历史文学的先河的，后来的《战国策》及《史记》的记叙方法，都受到它的影响。而这正是《左传》的文学教育功能对后世人的历史文学写作有所影响的反映。

《庄子》的文学教育     人们都说庄子是文学家。它的著作《庄子》，虽然是论“道”的哲学著作，但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其中最能反映其文学性的，是其中的寓言。有人统计，《庄子》里的寓言多达二百则。这些寓言，备受人们称道。
    寓言的运用，古亦有之，这在《左传》《孟子》中就可找到不少的例子。但是，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最多寓言，并且给寓言正名的，当推战国时的庄子。

        庄子认为，借他人他事的叙述描写，把自己的思想主张寄寓其中，那就是寓言。这个“他人”，可以是完全虚构的人物，甚至是动植物；这个“他事”，也可以是完全虚构的故事。

为什么有话不直说，而是要借助于他人他物呢？庄子在《寓言》中说：“父亲不便替自己的儿子做媒，因为父亲称赞儿子，不如别人称赞更起作用。运用假托，并不是父亲不直言之罪过，而是因为世人妄作猜疑的罪过。”他认为，就是因为世人一般都沉迷私欲，不明大道，和他们讲端庄严正的道理，那是白费工夫。但运用寓言，别人就容易接受。由此可见，采用寓言说道理，是庄子透辟地分析了世态人情后的高明举动。

         事实上，庄子首先应该是哲学家，也可以说是美学家。但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以及美学艺术观点，几乎都是通过富有文学特色的的寓言形式进行形象的表述与论证的。

          影子的影子问影子：“你先前低着头而现在又抬起头，先前束着头发而现在又披散着头发，先前是坐着现在又站起来，先前来回走动而现在又静止不动，你为什么这样变来变去呢？”

影子说，“自然而然地运动罢了，哪里值得大惊小怪地问呢？我虽然俯仰行止的运动变化，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如蝉蜕蛇蜕的皮壳，有点像蝉、蛇，但实际上又不是真的。有火光和太阳光，我就集中显明；遇到阴暗与黑夜，我就消失了。形体是我所依赖的，尚且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对于无所依赖的天道我更是不知其所以然了。有形之物来了，我便随它到来；有形之物去了，我便随它离开；有形之物运动，我也便随着它运动。一切运动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你们又有什么好问的呢？”

同样是影子，庄子在另一个场合却用来说明清静无为的道理：

有这么一个人，他害怕自己的影子，讨厌自己的足迹，总想避开它而跑掉，可是迈步越多踏下的足迹就越多，跑得越快越是影不离身。他还以为跑得太慢，于是加速跑个不停，结果精疲力竭而死，他不懂得到阴暗的地方影子就会消失，出于静止状态便可足迹绝灭。这样的人真是太愚昧无知了。

《庄子》中，关于庄子本人的教育活动的记叙很少，但从教育的角度去看《庄子》，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庄子为教学而写下的讲义，或者是他和他的学生记下的笔记。它实际上是一本教本。庄子本人在向学生讲学时，特别是讲述到这些寓言故事时，已经是在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了。有学者论证，《庄子》中除《内篇》外，其余的《外篇》与《杂篇》很多是庄子的弟子或其他人撰写的，但从写作风格看，《外篇》和《杂篇》与《内篇》竟是如此相似，由此可见，庄子对弟子的文学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或者说，《庄子》的文学风格，在当时，对其他人的影响就已经很深了。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战国时代楚国人。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以诗人的名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和《天问》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理想，也描述了他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以及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苦闷。《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
屈原创作的诗体，称“楚辞”，又称“楚词”。因其代表作是《离骚》，所以也称“骚体”。这是他在学习楚地（今两湖一带）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诗体。 楚地的民歌是南方民歌的典型代表，风格与北方民歌不同，屈原创造的这种诗体又与民间的“楚辞”有很大区别，比作为民歌的“楚辞”更为文雅。它虽然也采取民歌中诗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的特点，但诗歌却多为长篇，打破了民歌只有几句的特点；并且，民歌可以歌唱，屈原创造的新诗体，主要用于阅读与朗诵，是不太适宜歌唱的。这就开创了只用于于阅读与朗诵的范畴的诗歌创作的先河，文学给春秋战国的诗歌带来了新鲜的面貌。
    史书上还没有说屈原参与教育活动，但却有宋玉是他的学生的的记载。宋玉也是春秋楚国的著名诗人，他所写的《九辩》也是传世名作。从这篇诗作看，他是得到屈原的真传的。看来，屈原虽然没有开馆授徒的记录，但他还是有对个别求教者进行个别传授的，并且传授的内容主要就是文学：而宋玉就是他进行文学教育的成果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