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间俗称“过年”，是老银川汉族人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节中有节，庆祝最为隆重。
汉族人过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是日称为“小年”。从此日开始，人们忙着张罗过年：清理打扫住宅卫生，称之“扫尘”；腊月最后一天（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俗称大年三十，是家家户户最忙碌的一年。这一天糊新窗纸，贴窗花，贴门神、对联，贴财神、灶神，贴年画等。傍晚，燃放烟花爆竹，设香案烧香敬神，祭拜祖宗。之后，全家人围坐一桌开始吃“年夜饭”，又称“团圆饭”。大年三十晚上称为“除夕”。入夜，家家户户门首悬挂灯笼，不时燃放鞭炮，以示辞旧迎新。人们彻夜不眠，谓之“守岁”或“熬年”，在家中包饺子或进行一些自娱自乐活动。黎明还要“接神”。正月初一日称为大年初一，早晨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老人给小孩散“压岁钱”。初二、初三，人们走亲访友，喜气融融。
从大年初一至初四，家家户户将除扫的尘土、垃圾堆积于门后，初五拂晓送到十字路口或大路上，谓之“送穷土”，早饭吃饺子，谓之“填穷坑”。是日，人们轻易不出门，以防“把穷坑踏开”。初六日是“六六大顺”的吉祥日，出远门走亲戚。初七日为人七日，取“人齐”之谙音。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入夜，家家悬挂灯笼，街市张灯结彩。从十三日到十五日的几天里，民间举办灯会和社火，有扭秧歌、舞狮子、跑旱船、踩高跷等活动，场面热闹壮观。正月二十三日，家家门前点燃柴火堆，将食盐撒入火中“噼啪”作响，男女老少从火堆上跳过数次，谓之“燎疳”，意为燎去“秽气”，驱魔除灾，图万事吉利。火燃尽后，由一人将灰烬用铁锹扬上天空，谓之“扬花”，一派“火树银花”的景象。过罢二十三，“过年”才算结束。
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
明清以来，老银川汉人服饰习惯以“衣布褐，冬羊裘”为主，殷实人家“多袭纨绔，女服竟鲜饰”。民国时期，老银川汉人服饰多取自当地所产的皮毛，以及外地输入的布匹、绸缎、呢绒等。一般人家仅能穿着粗糙的“老布”（土布）。
宁夏气候秋冬严寒，老银川汉人御寒衣物多为偏襟，又称“大襟”，即棉袄、棉袍、夹袄等，衣物左襟宽大重叠右襟之上，纽扣在右腋下侧旁。夏季多着蓝、白色布料或绸料单衣，冬季多着羊皮裘。年轻妇女喜着大红大绿色衣物，年长妇女则穿着蓝色或黑色的素色衣服。老银川汉人受满族人影响，富绅常戴“瓜皮壳”圆帽，一般百姓则戴毡帽、皮帽、布帽等，戴帽主要以避风挡寒为目的。中老年妇女常用手帕（黑色透孔如纱巾状长条巾）包裹头部，民间男女一般都穿手工制作的布鞋，青年妇女在过节日、走亲戚时，才穿绣花鞋。
解放后，老银川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步提高，汉族的衣着服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民的衣着服饰一般是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学习，使的银川有了“小上海”之称。无论是制衣原料还是成衣式样，都在不断追逐时兴潮流，款式要新颖，质地要考究，蝙蝠衫、西装、夹克、牛仔服、毛衣套装等等，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银川地处引黄灌区腹地，自然条件优越，稻香鱼肥，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解放前，老银川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饮食简单，不尚奢华，以稻米、麦面为主，兼食糜谷、荞麦、高粱等杂粮。肉食常以猪肉、羊肉、牛肉为主，并有鸡、鸭、鱼等，也食骆驼、驴、马等大牲畜肉。民间面食花样繁多，常以擀长面、揪面片、连锅面为多，擀长面有荤有素，又有“臊子面”和“酸汤面”之分。擀长面最能体现老银川汉族妇女做饭技艺，人们常以“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似莲花，捞到碗里赛牡丹”来赞誉心灵手巧的姑娘、媳妇做擀长面的技艺。
老银川面食还有蒸馍、烙饼、炸油饼、炸油果、炸馓子、蒸包子、煮水饺等。米饭做法单纯，常以干饭为多，也有煮黏饭和熬粥。富裕人家可伴有几样菜肴，穷人往往只能以“老咸菜”或野菜下饭。丁香肘子又称燎毛肘子，是银川的特色风味食品。其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软烂适口，味道醇厚，是银川市同福居大酒家的一道传统名菜。每道工序的操作十分精细，加上选料讲究，调料中的丁香浓郁袭人，风味独特，深受顾客欢迎。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旧时婚嫁程序比较繁杂。两姓结亲，先由男家父母央媒向女家提亲，得女家父母应允，谓之“吐口话”。媒妁既通，男家备礼品一份，由媒人带礼品到女家索要女方生辰八字（庚帖），谓之“开婚”。男家得女方庚帖后，再和男方庚帖一齐交由阴阳先生推算八字是否相合，谓之“合婚”。之后，由媒人两家通说，择日由男方送一信物到女家，即为“订婚”，“订”即意味“定”，两家亲事就算定了下来。继之由媒人通说商定日期，由男方家长偕同媒人到女家，讨价还价地议定彩礼多少元、衣裳多少套、首饰多少头，以及手镯、戒指、化妆品等。男家筹措就绪之后，经媒人和双方协商议定日期，男方备酒、肉及四色食品、八样干果，连同衣物、彩礼一起送到女家，名曰“抬礼”，又谓“过大礼”。之后，男方请阴阳先生选择成亲的“黄道吉日”，写成帖子，备一份礼物一同送往女家，叫做“送日子”。娶亲办婚事时男女双方都要大宴宾客，谓之“过红事”。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婚嫁仪式上传承了旧婚礼程序中一些喜庆健康的习俗，形成了和其他地区基本相同的婚嫁礼仪方式和习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婚礼也越来越隆重，就连迎亲也早已不用车马或轿子，而是若干辆高级小汽车排成长龙，气派非凡。
老银川汉族老人去世后，丧葬礼仪极为隆重，在老人年迈或病重时，家人就提前置棺木和寿衣。始丧，子女或派人到亲戚家报丧，有地位、声名的人要发讣文。老人去世，子女即被称为“孝子”。老人亡故后停尸一般为三天、五天或七天，富豪人家若遇冬月，也有停灵时间长达十余日甚至一月之久的。汉族葬礼从古多用佛事，停灵期间，雇请和尚或道士设法坛做道场，念经超度亡灵，称之为“水陆道场”。请和尚、道士数或三、或六、或十二，富豪人家有多至二十四者。念经天数或三昼夜、或五昼夜、或七昼夜……富豪人家有七七四十九昼夜者。安葬是丧葬礼仪中至为重要的环节，先请阴阳风水先生选择茔地，要求极高，一定要所谓“吉地”。
丧葬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宴宾客，称作“过白事”，一般是在出殡的前一天举行，也有出殡前二至三天大宴宾客。宴客时，孝子必至席前磕头礼拜致谢后，客人再行开席。全部丧葬礼仪完成后，孝子尚需每七天上坟烧纸祭奠一次，称作烧“七七”纸。第五个七日，即“五七”时，由女儿购置花篮，上坟时烧掉。第七个七日叫“尽七”，即“七七”完结之意。烧过最后一次纸。以后还有百日、周年、两年、三年等忌日，均要祭奠。也有的人家在这些日子再次请和尚、道士做道场，过“白事”，除以上祭祀活动外，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传统的祭祀节日，都要为亡人烧纸，进行悼念。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大力提倡丧葬从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散居全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省的为最多。老银川的满族人在与当地回族、汉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衣、食、住、行、语言、文化、信仰等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与回、汉风俗习惯相融合。
但由于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保其皇权永存，推行地域禁封政策，不许满汉通婚，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老银川的满族人在服饰、饮食上还保留着许多满族遗风。
老银川的满族的重要节日与汉族差不多，有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中秋节等。庆祝方式也基本相同。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供灶糖，给灶君贴“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对联和“一家之主”的横幅。满族的灶君不同于汉族。年“三十”家里活都做完后，把神接回来，烧香叩头，祭仪完毕，接着就蘸着蒜泥、醋等调味吃煮饽饽（饺子），称之为“蘸年”。年初一吃煮素饽饽（素菜饺子），到万圣公朝圣，就是拜历代皇帝，接着拜关帝、孔圣。年初二吃肉馅饽饽，祭“财神”，煮两个白皮鸡蛋，一块白皮肉，烙三张白面饼，烧香表，行三拜九叩礼，祈求泽福。这天亲友互相拜年祝福。初三祭“文昌”。从接神开始一直到“初五”不准扫地，不准向外泼水，直到“初五”才能泼水扫地，叫“破五”。初五“小添仓”，吃满族喜欢的火锅。初七“回魂”，意为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时，人的灵魂随着上天，检查一年的功过，到“初七”这天夜里才回来。这天晚上吃馄饨，还有细粉丝，说是把魂拉回来。初八“顺星”，这天晚上给家里供的各种神供灯，主神九盏大的纸灯，一般的神是五盏灯。家里男人每岁一盏纸灯，都是黄表纸糊成，白纸搓灯捻用香燃，“黑天明火照君安”，别是一番情景。正月十五“龙灯节”，吃酸菜火锅、元宵，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上庙拜神。至此，新年结束。
二月二是“龙抬头”，家家户户吃春饼，喝雄黄酒。清明扫墓祭祖，庆祝春光回大地。三月三祭娘娘。四月八祭城隍。五月五端阳节，祭屈原，家家户户门首插菖蒲、艾叶，小孩带香包，驱邪扶正。六月六祭关帝君。七月十五是“鬼节”，烧纸祭祖。八月十五中秋节，吃月饼、水果、祭月。九月九是重阳节，吃油炸糕，登高远眺，取“年年登高，步步直上”之意。十月一日送寒衣，吃麻腐，为死鬼烧化纸钱，安慰亡灵。十一月“冬至”吃头脑（粉汤），官府这一天是处斩罪犯的日子，民间清晨在大街上或门前大路上燃篝火，人们从篝火上跳过去，祛邪化吉。腊月初八是腊八节，家家吃用豆类杂粮煮的腊八粥，预祝来年丰收。
满族服饰原来具有防御寒冷、便于骑射的特点，入关以后经不断发展与改进，衣着分为官服和便服，穿戴皆有典制，男女官衣袍褂因品级而各有不同。无论官服还是便服，凡袍必有带，鼻烟壶褡裢、旱烟荷包常挂在腰间束带上。
民国以来，老银川的满族人服饰日趋汉化，但妇女穿旗袍的习惯不仅仍得以保留，并在汉人中间得到流行。
老银川的满族人喜吃面食，麦子、玉米、高粱、糜子等粮食皆加工为面粉，他们把馒头、豆子、饼子等统称为“饽饽”。面食饽饽种类很多，有豆面饽饽、搓条饽饽、苏叶饽饽、牛舌饽饽等，也有与朝鲜族传统食品相似的糕类食品，如用黄米做的打糕、馓糕、淋浆糕、豆沙糕、油炸糕等。此外，老银川的满族人喜欢吃饺子、水团子等。
火锅是满族传统的小吃。老银川的满族人吃火锅是先将酸菜、圆蘑、虾仁、粉条放入锅中，再将切薄的猪、羊肉放入，煮开后加入作料。汤鲜肉嫩，热乎可口。老银川的满族的菜肴以肉食为主，其中主要是猪、羊肉，烧、烤、炖、煮、炒，做法很多。老银川的满族民众喜欢饮酒。
老银川的满族特别重视礼节。过去，平时见长辈行“打干”礼，男子曲右膝，右手沿膝下垂；妇女双手扶膝下蹲。平辈亲友相见，不分男女行抱腰接面大礼。老银川的满族以西为上，室内西炕不得随便坐人和堆放杂物。最主要的禁忌是不打狗、杀狗，不吃狗肉，不用狗皮制品；忌讳戴狗皮帽或狗皮套袖的客人。
老银川的满族人受汉族的影响，对佛教、道教、天地、城隍等也都信奉。满族人原本是马上民族，把马看做万物之圣，故以神祭之。老银川有很多“关帝庙”，一般人称为“老爷庙”。老银川的满族人每遇难解之事，都去“老爷庙”里烧香磕头，抽签问卜，老爷庙里香火鼎盛，对关帝的虔诚崇信超过任何神灵。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庙会，唱戏热闹。
老银川的满族人隆重的祭祀活动莫过于祭祖。纪念祖先的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家谱的，族人都记录在家谱世系上，生用红笔写，死去用黑笔描；一种是有祖宗代和祖宗板的。祖宗板两块供在住房的西墙上，板上粘有用满文写的挂签，上面放4个长方形的面香盒，内装檀香面，祭宗时点薰。祭祖时，在院中上房左侧（即东北方向）立一不上油漆的白木杆，叫“唆啦”（满语，神杆之意），此杆神圣至极，如果踩着它映在地上的影子，就是亵渎神灵。没有专用杆子的人家就以3个枝杈的柳树杆代替。祭祀的仪式是由老尖（满语，家长）率领，立好神杆，再把供在西墙上祖宗板上的祖宗袋（黄布袋）打开，里面有拴着“迷魂锁”的绳子拉到院里的杆上，然后再挂出祖宗先辈的“影”（即画像），全族人等相随叩拜，行三跪九叩大礼。
老银川的满族人主张晚婚，多在20岁以后才谈婚姻大事。过早谈婚姻会为同族中人所耻笑。满族婚嫁不看属相，不讲彩礼，但讲究赔嫁妆。过去满族婚嫁很讲究门当户对，如小牛录家的姑娘嫁给大牛录家称为“高攀”，大牛录家的姑娘嫁到小牛录家称为“屈就”。
当青年男女到了婚配之年，男方父母物色好门当户对的闺女，就请一人到女家提出求婚之意，称为“探口气”。女方不同意就以“孩子还小，以后再说”等语来推辞；若同意就说“商量”。媒人以后就要多去几趟，女方没意见就定日子给“口话”。男方买上礼品、点心由媒人送到女方家，女方家请人写好“生辰庚帖”交媒人送到男方家里“恭喜”合婚。亲事就算定下来。
接下来就是追节，追节是满族婚俗中比较重要的环节。每到端阳节、中秋节、过年等一些重要节日，男方买上鸡蛋、酒肉、点心、脂粉、花等礼品到女方家看望，叫做“追节礼”。娶亲之前男方要与女方“订日子”。男方要送4件单、棉、皮、夹衣裳和化妆品，数必成双，外贴红纸，并有二两银子作为“开锁钱”，双方父母协定完婚的日期，女方将祖宗袋中的红布条（哈达）给男方家中，这是“开锁”礼。满族女方不收彩礼，反而要陪嫁妆，在出嫁前两天，男方将新房收拾干净，女方在婚前一天请人将妆奁衣箱、衣柜、桌椅、衣物、器皿抬上，请吹鼓手吹上唢呐送嫁奁到婆家。所以老银川的满族人总有“养儿满堂红，养女一场空”的感慨。
娶亲时，由男方到女方迎娶新娘。出发前由一男童在新房敲几声锣，称为“响房”。然后男童押轿（也叫“压轿”），打上灯笼火把，吹鼓手吹吹打打到女家门前。时间一般选择夜间子时。在女方家门前燃放鞭炮，家里给姑娘打扮。必须让娶亲人在门外等半个时辰。男方要从门缝递入红包，叫“开门钱”。女方将门打开迎娶亲人进门，入坐饮喜酒，吃喜面。之后，新娘穿上“娶亲人”带来的红袄红裤，手捧宝瓶、“子孙饽饽”，头上顶盖头，由女方亲人二人搀扶上轿。由“送亲人”陪同直到男方家。男方门前有两位迎亲人伺立门前迎候。新人到门前要把门关上，叫“磨新人的性格”，再从门缝送上红包“开门钱”。新娘从由轿门铺入喜堂的红毡上走进，脚不能沾地，叫“沾红福”。门槛上放一个马鞍，新娘要从马鞍上踩过，这叫平平安安。然后新郎、新娘面北同跪“拜堂”先“拜天地”，再拜公婆亲友，之后夫妻对拜。新郎手里要拿一用红纸缠好的秤杆把妇女盖头挑下，称作“挑盖头”。同进洞房，在炕上对面打坐称为“坐帐”。饮交杯酒，互相传递啃吃“子孙饽饽”。然后梳奁打扮，旧时头戴凤冠，身穿霞披礼服，今时均为婚礼服。准备下床接待客人，叫“下地”。由“迎亲人”“送亲人”陪同，和新郎一同至宴席桌前向客人敬酒致礼。夜至，新娘夫妇对坐炕上，炕中扣一个铜脸盆，各吃一碗由娘家拿来、婆家做好的刀切长面，取“共同长寿”之意。
第二天清早新娘起床后，先给公婆装烟倒茶，侍立左右，称为“立规矩”，第三天择双日新人“回门”，临行时婆婆安顿“早点回来”。新郎也由人陪同到岳丈家，向岳父母、亲戚长者叩头认亲。女家设宴款待新郎及亲友。新郎、新娘日落前返回，婚嫁活动便告结束，进入正常生活。
老银川的满族旗人丧葬习俗逐渐接受了汉人葬礼，习俗改为土葬。但遇有痨疾、怀孕妇女、上吊、自刎、服毒等非正常死亡者，仍用火葬。老银川的满族对年老长辈死后的丧葬之礼颇为重视，有非常严肃认真的丧葬仪程。满族的丧葬习俗中诸如念经、上祭、送丧、埋葬等事，大致与汉族丧葬习俗相同，只是满族不披麻，不拿“丧棒”，不写“冥巾”，不点主，不立神主牌位。
袖珍《事宜》记载银川新满城
在银川文物管理所珍藏着一本32开35页3294个字、用毛笔楷书抄写的《事宜》一书。这本图书是20世纪80年代银川市文物管理所在征集文物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捐献出来的。书中记载着清政府在银川修建新满城及八旗官兵、人丁丁额、官兵应支俸饷等详细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后人研究新满城（今新城）八旗子弟和居民的生计问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是当今宁夏最小的一本珍品藏书。
银川旗人的来历及新旧满城变迁
1644年，清朝统一全国。为了巩固封建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八旗官兵的生计问题成了满清政府的头等大事。于是，满清政府先后调遣大批八旗官兵和随军家属驻防全国各军事重镇、交通要道和边防要塞。
宁夏地处西部边塞要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康熙十五（1677）年，满清政府首次派往宁夏驻防的八旗官兵有3472人。八旗官兵进驻宁夏银川，在北门原满春乡处圈地建造官房。
清康熙三十六（1698）年，清圣祖玄烨亲率大军征讨噶尔丹叛乱，驻守宁夏银川满城时，亲自检阅了八旗前锋黑龙江官兵，谕旨“将宁夏所圈民房9000余间悉数还给老百姓”，使原房主迁回故居，深得民心。清雍正年间，清政府又派一员大将苏丹再次驻防宁夏。当时驻防的八旗官兵每三年换防一次，清乾隆初年，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官兵改为永久性驻防，满人随着清政府的军事驻防制度的改变便长期居住宁夏。这一举措，解决了八旗子弟和随军家属、居民稳定的生产、生活及人丁繁衍等问题。
据手抄史料《事宜》记载：“宁夏满营自雍正三年由京移驻在汉城（原银川满春乡处）东北二里有余”。这就是最早建于宁夏银川的满城，后被人称为旧满城。据研究清朝的专家考证，旧满城的建成时间有几种说法。《乾隆宁夏府志》卷五记载：“满城旧的府城外东北，雍正元年筑。”《朔方道志》卷四记载：“清雍正元年，旗兵驻防宁夏，于宁夏郡城外东北五里筑城曰满城。”依据志书记载满城为雍正元年始建，而《事宜》却记载着“八旗官兵是由京移驻宁夏银川”而建立旧满城。这几种记载旧满城建立时间版本不同，有待后人深入研究。
关于旧满城成为废墟一事，《事宜》一书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地震的时间为“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并介绍了旧满城遭受地震灾害后的情况。当时宁夏驻防八旗官兵将领阿鲁，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将地震情况陈述地十分具体：“二十四日戌时地震，官兵房屋尽皆塌坍。压死人丁，不能悉记，所存男妇，沿街奔走。”这次地震，使建成仅有13年的旧满城毁为废墟。后经阿鲁将军奏请，清政府命令兵部侍郎班第到宁救灾。据《事宜》记载，班第到宁后，上奏“移建满城……另择高燥地基，再建新满城，以图久远。”清政府拨款，批准修筑新满城。新满城建在今银川新城，四方形，为兵营建筑，住房按八旗牛录分布：正白、镶白旗住东门两侧；正蓝、镶蓝旗住南门两侧；正红、镶红旗住西门两侧；正黄、镶黄旗住北门两侧。
《事宜》记载，当时满城的八旗男丁每三年编审一次，在编审各旗分到男丁时，各佐领将其中已成丁者，分别编入男丁册内；而老弱病残、幼丁是否编入丁册内，在清朝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标准都不相同。有以年满十五为丁者，有以年满十六为丁者，又有以身高五尺为丁者。虽然划分男丁的标准不同，但在编审之年，凡编入八旗男丁册者，均算作成年男丁，相当于现在18岁者为成年人。《事宜》还记载：“新满城设将军一位，副都统一位，协领五员，佐领十九员，世袭骑都尉三员，防御二十四员，出营防御二员；骁骑校二十四员，世袭恩骑尉二员；八品笔帖式一员，八品笔帖式文官二员；领催秀署前锋校，领催、前锋共计328员。另有马甲1872名，炮手16名，弓箭铁匠头目6名，匠役60名，步甲584名，养育兵600名。”详细记载了满城八旗官兵共有3550人。
从手抄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满城八旗人的生活来源，完全是依靠朝廷安排的。他们的住房，大到将军，小到炮手、六甲兵丁，均可分配到，只不过是按照森严的八旗制度，依官职不同所得多寡不同。八旗官佐，从将军到笔帖式，其所享受的俸禄有“俸银”“俸米”“家口米”“马匹及马料”四种，其中又因职权、品级不同，在俸实录目上有所增减，在数量上也有很大差别。如将军每年共支银2598两、俸米90石，而位至八品的笔帖式每年支银仅21两1钱1分4厘。将军的银两项目有“养廉银”“俸银”“衙役工食银”“门炮火药银”“心红、纸张银”“俸米”“家品米”七项开支。而一个笔帖式文官仅有“俸银”“俸米”“家口米”“马匹草料”四项，且后两项的折银数目也是很少的。“马甲每名月支饷银二两”“炮手每名月支饷银二两”“弓箭铁匠头目每月支饷银一两，加上家口米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折银三钱七分五厘，以上一岁共支银一十六两五钱。”由此可见，八旗制度下的分配制是很不平等的。
满城八旗人，官靠俸银，兵靠粮饷，虽然不平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马甲的粮饷能养五口之家，养育兵也能养一人。对老弱幼妇、告退甲兵、进京会试也另有补贴。这就是清政府解决满城居民生计的一种恩养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居民的生计问题，但却使一些八旗子弟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剽悍勇猛、勇冠三军的凶猛，一个个变成了纨绔子弟。由于满城八旗子弟的生活环境大多仅限于新满城之中，他们远离东北家乡和生活优越的北京，又不从事农业耕作，一旦粮饷不足，生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清政府恩养旗人的政策就不能根本彻底地解决满城居民的生计问题。
《事宜》记载了新满城居民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中，齐心协力把满族百姓组织起来，提高战斗力，在“牛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制度最基层的单位是以“牛录”为单位，即使人口增加也不添旗，基层单位也不变动。为适应人丁变化的情况，只将中间单位——甲喇（即参领）的数目加以调整，每旗的参领数目可以增加到八九十个。旗民在各级额真统辖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满族壮丁都有出征作战的义务。因此，这时的满清政府对义务的负担和权利的分配都以旗为单位。他们在战争中得到的土地、人口、钱财、牲畜同样按八份平分，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清政府历来的习惯。
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统治者夺取了政权。在这种民族大举迁徙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八旗人的生计问题尤为突出。平均分配的方法已无法解决这种困难，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方法，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建立起适合八旗子弟生活的制度。清朝统治者一向认为：“八旗为本朝根本，国家莫有要于此者。”八旗的情况如何，会直接影响清王朝统治。所以清朝统治者在解决八旗人生活来源上下过不小的工夫，花过不少的本钱。如直隶、晋、鲁、川、陕、宁等省，用暴力手段圈占当地居民的土地，以分配给满旗兵丁。同时，各省一些驻防城市还建立了只有八旗居住的满城。雍正二年，针对八旗人口不断增长的实际情况，雍正皇帝建立了养育兵制度，即增加人丁丁额，按每旗的丁额数目发放银两。八旗的俸饷制度从此便逐步建立起来，这就是八旗恩养政策的产生背景。
《宁夏民国日报》创办始末
1929年1月宁夏建省后，在民国宁夏省历史上，先后办过《宁夏醒报》《宁夏民国日报》《扫荡简报》《贺兰日报》。其中，《宁夏民国日报》是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为了加强对宁夏人民的舆论统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宁夏省党部主办，于1936年在省城银川创刊，到1949年9月宁夏银川解放前夕停刊，历时14年，是民国宁夏省历史上办报时间最长的一张报纸。
当年供职于《宁夏民国日报》的记者，今年90岁，唯一健在的老报人董万鹏讲述了《宁夏民国日报》办报过程和他当记者的人生经历。
中央通讯社新闻稿件的复制品
1941年，23岁的董万鹏怀揣对记者职业的憧憬，应考《宁夏民国日报》，先做报纸校对，再做资料员，后干记者工作，他亲历了在《宁夏民国日报》近9年的风风雨雨。
董万鹏回忆说，报社最早的办公地址在原五一餐厅位置，后又搬到省政府靠西旁边，几年后，又搬到今《宁夏日报》社旧址。《宁夏民国日报》创刊的报头6个字，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竖笔题写。报纸是对开四版，版面是横竖排组版，天天出报，一版刊登国际通讯；二版刊登国内通讯；三版刊登本土地方新闻，但社会新闻很少，一年偶尔刊登几篇男女间的桃色绯闻，很少有溜门撬锁、翻墙揭瓦、偷鸡摸狗的社会新闻；四版是广告，刊登一些通行证丢失或者是声明作废之类的小广告。报纸印刷全部用的是土纸，纸质粗糙色黄，铅字、油墨质量差。过去印刷设备落后，报纸是双面印刷，模糊不清，字迹难辨。对开单面印刷。内容单调、质量粗劣，个人订户很少，大部分订户是马鸿逵军政机关、各部门、团体单位订阅，还有一小部分订户就是在省城银川做生意的“八大商号”老板和跑流通的小商小贩们。商人们订报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看报了解全国各地商品信息、价格等。报纸每日发行量大约1000份，遇有重大事件时最多也就印过1500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拨给报社经费约1000元，主要用于职工发工资和日常办公开支。
由于办报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又由于省政府各部门拖欠报款，报社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194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报社拨了几吨进口白纸。报社领导研究后，认为报纸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内容枯燥，用再好的纸张也是浪费，于是派人到南京办了手续，在上海把纸高价卖出，变现后一部分当作办报经费，另一部分给职工发了工资。当时《宁夏民国日报》的办公条件和新闻内容，根本不能与现代媒体的办公条件及丰富的内容相比，那时报纸的新闻基本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闻稿件的复制品。
%邮寄《郭沫若诗集》惹事端
董万鹏当了数年的《宁夏民国日报》编辑记者，有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天，董万鹏值夜班，看到宁朔县（青铜峡市）的一位通信员写了一篇本县一对男女苟欢奸夫杀人的消息，于是董万鹏就把这条消息编发了，消息见报后，有人把报纸拿给马鸿逵，马鸿逵一看，叫来宁夏省稽查处处长程福刚问：“你看看报纸，宁朔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去查查是怎么回事？”程福刚回答说：“报纸是在胡说，根本没有那种事”。程福刚回到稽查处，立即打电话到报社，让张荣绶社长和董万鹏到稽查处（宁夏省稽查处在今银川第一幼儿园位置），程福刚暴跳如雷地说：“报纸刊登宁朔县奸夫杀人消息，就是说我管理的社会治安不好，是谁让你随便刊登这种消息的？让我在马主席面前丢了面子。”听着程福刚的训斥，张荣绶连忙道（歉）赔不是，程福刚发完脾气后扬长而去。随后，张荣绶和董万鹏莫名其妙地在稽查处被拘留了两天。
年轻发奋好学的董万鹏喜欢读书学习，当记者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重庆书局三联书店邮寄《郭沫若诗集》，于是，董万鹏按地址汇去8角钱，书款汇去两个多月仍不见书到，董万鹏焦急万分。不料，有一天，宁夏省邮电稽查所来电话通知说让他来一趟，董万鹏高兴地想可能是书寄来了。董万鹏到了稽查所还没开口，稽查所所长劈头盖脸地说，“你小子胆子真够大，竟敢邮寄共产党的书籍。”董万鹏说“郭沫若诗集》是年轻人最爱看的书，为什么不能看？”稽查所所长说：“今天这件事遇见了我，如果让稽查处查到，非让你进大狱不可。”说完把书递给了董万鹏，嘱咐说：“回去后悄悄看，不要再惹事。”董万鹏深情地说，那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宁夏民国日报》四易社长
《宁夏民国日报》第一任社长是李作栋，他是马鸿逵部队军务处的一个少将军务处长，妻弟王义任总编辑，实际编辑工作由罗雪樵负责。
由于罗雪樵不是国民党员，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明确了《宁夏民国日报》由宁夏省党部领导。省党部任命特派员陈克中接任社长，省党部监察委员张荣绶任总编辑。又过了几个月，张荣绶任社长。张荣绶担任《宁夏民国日报》社长时间最长，任职12年。1947年解放军从盐池战略撤退，马鸿逵进入盐池后，借此大造舆论，指示报社要在头版头条用特号大字刊登“取得重大战绩”的消息，张荣绶仅用普通字作了报道。省政府秘书长翦东道看到消息后，立即报告马鸿逵指控张荣绶有通共嫌疑。马鸿逵大发雷霆，指令少将军法处处长张铣一将张荣绶关押严办，后来经过张荣绶的家属和朋友的多方营救，终将张荣绶救出。
1942年《宁夏民国日报》一度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辖报社。1948年7月，报社又转归民国宁夏省政府管理，马鸿逵的秘书主任张慎微任社长。当时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忙于调兵遣将，应付战局，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报社经济拮据，张慎微看到报纸难以办下去，便向省政府提出辞职。
1949年3月，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将正在省城师范学校教书的罗雪樵调任社长，罗雪樵在社长任上仅20多天，罗雪樵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好，就因转载了《甘肃民国日报》一篇关于西北战事的消息，惹怒了省政府代主席马敦静，罗雪樵遂被撤职。
1949年9月宁夏银川解放，《宁夏民国日报》停刊，新《宁夏日报》诞生。原报社的领导、编辑记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让他们留下来继续发挥特长，成为新《宁夏日报》的编辑记者。
创办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老银川的“八大商号”久负盛名，是山西人在老银川创办最有影响的商号，老银川人称它们为“银川八大家”。“八大商号”是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汇川、广发隆货栈、福新店、永盛福店。
敬义泰商号是山西万泉县阎景镇敬义泰商号的号，初创时资金约1000两银子，后发展到年收入20万两。附设敬义酱园，在天津设有敬盛永货栈。
天成西商号是山西交城县天元恒皮货庄的股东郭、丁、沈三家投资创办，初创时资金4000块银元，在盐池、内蒙古鄂托克旗设有分号，自养骆驼、牛、羊，民国初年年收入20多万银元。
隆泰裕商号为山西省临县荆姓创办，初创资金约1000块银元。兴旺时年收入十八九万银元。在阿拉善旗养有骆驼、牛、羊。
合盛恒商号为山西省临晋县荆姓创办，同治末年迁到老银川，主要经营日用百货，后来发展成为拥有股金1.2万两银子，岁收入12万两银子的富商号，在中卫、平罗、黄渠桥均有分号。
百汇川商号为山西省平遥县雷泽霖创办，初创资金是3000两银子。民国以后，资金达30多万银元，附设万元汇分号以酿酒零售为主。后改为德丰隆商号。
“八大商号”在外进货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山西省本乡本土进货，货物全是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土布、土线、火柴、铁锅、铁铲等土货，约占进货的七成以上。另一是从天津进货，货物主要是细布、蜡烛、利华牌肥皂、铁钉、铁丝、搪瓷盆、袜子等约占三成。此外，还从天津购进海味之类，称之为“海菜”。运货路线，先从山西省的平遥、汾阳、离石至军渡，过黄河入陕西境内，经吴堡西行至绥德，再由此北上到米脂、榆林，再向西南进横山、靖边、安边、定边入宁夏的盐池，再由横城渡黄河到达老银川。
“八大商号”的运货交通工具是，天成西、隆泰裕、广发隆3家用的是自家饲养的骆驼和骡、马驮运，其他5家都是雇用专营运输的脚行。从平遥到老银川约20多天。由天津进货的路线是先由天津脚行运至包头，再由包头水运或陆运至银川。
“八大商号”的采购员长年住在天津采购商品，从天津选购一些洋货，主要是布匹，像华达呢、礼服呢、花哔叽、德国缎等，还有荷兰的白糖、德国的方块冰糖、各种化妆品、自行车、怀表、座钟、卷烟等。“八大商号”除从山西、天津进货外，还在老银川的周边地区收购羊毛、枸杞、甘草、发菜等土特产品，运至天津后出售给广东、港澳商人和天津洋行。
“八大商号”除敬义泰、天成西、百川汇3家商号支撑到解放后，其余5家先后在20世纪30年代末倒闭。
老字号“天成西”的兴衰
旧宁夏省城“晋商八大家”之一的天成西商号是乾隆年间创办的，有300多年的历史，老银川人一说起天成西都赞不绝口，它曾为旧宁夏省城银川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天成西的所在位置在今鼓楼北侧（银川口腔医院处）。
1941年由山西平遥来到银川投靠天成西做伙计、现已80岁的赵士功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天成西百年的兴盛与衰败。
“天成西商号”创始于明末清初，是山西省交城县天元恒皮货庄的东家郭、丁、沈三家投资入股来到银川开办的。开办的时候就有雄厚的资金，批发兼零售，经营呢绒、绸缎、棉花、小五金、颜料、纸张、海味、糖茶、烟酒、煤油、火柴、蜡烛、针线、香水、香皂、钟表、自行车等，还收购烟土、二毛羊皮、羊毛、驼毛、驼绒、山羊绒、枸杞、发菜、甘草等宁夏的土特产品。天成西有伙计17人，房屋100多间。1911年至1933年，天成西进入兴旺时期，每年收入多达20多万银元。
天成西进货不会让伙计跟随，一般都由内部管事的人押运。他们对学徒、伙计是很挑剔的，如果被介绍来的伙计为人不老实又不是会做生意的人，他们一概不用，更不会让伙计跟班运货。赵士功老人想起自己当年做伙计时，每天早起晚睡，包揽商铺里所有零星杂务，还要伺候商号大掌柜的生活起居，每天的工作十分繁重，稍不如意还遭掌柜的辱骂。在天成西做伙计有个规矩：第一年伙计不准和生意打交道；第二年开始管理伙食杂务；第三年有点文化的伙计才能向账房先生学习账目，文化水平低的请师兄指导认货和卖货；期满3年的，经过东家、掌柜评议认可的才可以出师跟随掌柜跑生意。天成西对招收伙计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在很多城市都有天成西的生意，不能有半点疏忽，而且天成西在包头、天津、上海、西安、兰州、武汉、郑州等地都设立了庄点，相当于现在的公司驻外办事处，各个庄点为商号采购异地货物和推销宁夏土特产品。天成西多数是从山西太谷进货，由自家养的骆驼作为运输工具，经过内蒙古，到了包头把货卸掉，再用火车运到天津销售，回来时再将运集包头的货物驮回宁夏销售；或者是经过石嘴山、临河等地到达包头，租船户的木船运货（因夏天骆驼下场放牧），由横城黄河渡口出发，顺水行舟，将土特产品运到包头，再将采购的货物逆水行舟运回宁夏银川。
天成西的生意在银川之所以能做大，离不开掌柜的全面管理。山西人从古至今会做买卖，擅长老乡抱团经营，排斥外地人加盟。天成西的东家非常懂得做生意“以人为本”的哲学道理，上至掌柜下至账房先生，都对工作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有自己的一套经商本领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东家平时不过问经营状况，掌柜的受东家的委托处理店中琐事，对伙计有雇佣和辞退的权力。
天成西对伙计的规定也很严格。在营业时间里，接待顾客要精力集中，对顾客有问必答，不能与顾客发生争执；规定伙计在店内住宿，不准夜不归宿，不准带家属或亲朋进店居住，严禁伙计在外吃喝嫖赌抽。违规伙计轻则训斥，重则解雇。伙计如果工作认真并能遵守店规，又为天成西的经营作出成绩者，掌柜的可以随时给伙计增加工资，年终盘点时还送红包。那时银川电话通讯工具不发达，天成西的掌柜只能用书信和电报的方式和天津、北京、西安等地的分号进行联系，收集市场价格信息，掌柜的根据各地的信息进行市场分析，而后指挥各地分号采购异地货物，推销宁夏产品。由于天成西信息灵通，操纵市场得心应手，外省商品一到银川就会销售一空。
天成西很重视商号信誉，要求各地分号在进货时坚持按期付款，不拖欠不赖账。销售宁夏商品时以质取胜，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商品紧俏时不漫天要价，公平交易。天成西在内部管理上也有自己的独到方式：规定商号每年年终盘点一次，3年一次总决算；在进货时，各地分号必须详细登记商品的名称、特点、质量、数量和采购时的价格等，然后商号的负责人共同清点验收，相互监督，以防各个经营环节出现漏洞。
天成西的流动资金不受官方控制，每天的营业额都由自己保管，日积月累增加资本积累；掌柜的从不以权谋私，乱花商号的一块大洋。由于掌柜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商号多少年从未发生过伙计小偷小摸行为，成为民风一景。因此，天成西商号在旧银川市民中口碑皆好，生意兴隆，顾客盈门。
天成西从明末清初到1948年倒闭，300多年一路走来历经艰辛万苦。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绥远、包头等地相继沦陷，天成西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由于战争不得不撤回宁夏银川，天成西的市场顿时萎缩。同时宁夏也面临日本的侵略威胁，宁夏与包头的水陆和陆路交通阻塞，货源断绝，宁夏的土特产品出不去，外地的商品进不来，天成西的生意一落千丈。而马鸿逵名下的富宁公司有官僚资本和军队的优势，从而控制了宁夏土特产品收购和外销的权利。马鸿逵还以抗战为名抓兵派款，增加税收，致使商号承受沉重的负担；加之全国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社会购买力逐渐下降。面对现状，天成西大掌柜的力图振兴商号，遂改道西安、兰州进货，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马鸿逵多年来官僚资本的掠夺，银川老百姓又处在战争动乱中，已经民穷财尽，从此天成西的营业一蹶不振。为了改变天成西的经营现状，股东们开会将天成西改为“乾元吉”商号，留在原址继续经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商品物价普遍下跌，天成西商号只好舍弃利润减价抛售存货。不久天成西的大掌柜年老体衰，返回山西老家休养，于是就把经营工作交由白掌柜管理。白掌柜当了天成西的当家人后，并没有把商号经营好，而是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和军政要员的家里行贿送礼，吃喝玩乐；远在山西的大掌柜得知此事后，来到银川召开股东会撤掉了白掌柜，股东们选出史掌柜接管商号业务。史掌柜为人正直但不善交际，商号拒绝了一切礼尚往来和应酬接待。马鸿逵的警察四分局大小警员，过去每月都能从天成西混个吃喝，史掌柜掌门后一概不认这些歪风邪气，警察四分局一看沾不上便宜，就以抓兵派款为由刁难史掌柜。史掌柜忍气吞声，几年内商号就被迫雇兵150多人，每雇一兵，花500银元～1000银元不等，仅雇兵总额就达7.5万银元，至于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更是不计其数。此时，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人祸，天成西几乎把多年来积累的资金全部消耗殆尽，入不敷出，退股的、讨债的络绎不绝。
天成西这个百年商号于1948年从老银川淡出市场。
民国初年仅有1.9万人口的老银川城，有大小商号300多家。据《宁夏考察记》载：“宁夏在未建省前，皮毛商业极旺，其他百货极少，交易活跃。手工业最有成绩者为栽绒地毯，花纹精美，远近驰名，老银川时以烟土输出为最多，年约300万两，价值245万元，发菜每年出口5万公斤，价值5万余元。输入物以布匹为大宗，烟草次之，粮食与绸缎、呢绒、化妆品等居同等地位，百姓购买力虽属薄弱，但出口皮毛销路极旺，商家颇获厚利。”
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给老银川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老银川的商贸日趋活跃。
20世纪20年代，老银川城八大商号的资本有250万银元；中商户40余家，有资本150余万银元；还有小商户30余家，共有资本30余万银元，私营商铺栉比。1933年3月，马鸿逵任民国宁夏省主席，以其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逐步垄断了宁夏的工商业。抗日战争时期，马鸿逵变本加厉大发国难财。
据宁夏省政府统计资料，1941年底比抗战前的1937年1月物价总指数提高了24.8倍，其中日用品提高了35.4倍，布匹提高了33.5倍，曾经繁荣一时的老银川城，城乡商贸冷冷清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闻名遐迩的“八大商号”几乎全部倒闭。
老银川城的商贸形式主要有城里的店
铺坐堂经营和乡镇的集市交易，还有走村串户挑担的“货郎”等商贸形式。集市贸易在农村市场有很重要的地位。集市贸易除在老银川城内进行交易外，还有农村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每隔三日、五日，赶集进行农畜产品交易，城里的商贩也前往摆摊设点，出售日杂、百货，并收购农畜产品、中草药材等。
老银川城时农贸集市以庙会形式最为典型。如每年的清明节城隍庙庙会、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关帝庙庙会、农历六月六日的西塔（承天寺）庙会、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北塔（海宝塔）庙会、农历九月初九的玉皇阁庙会，此外，岳王庙、娘娘庙、红圣庙等均有庙会。每逢各寺庙会，四方商贩蜂拥而至，搭起帐篷和临时房舍，摆摊设点经销布匹百货，四乡八里的农民纷至沓来出售农畜产品，赶庙会者争相购买所需物品。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北塔举办庙会的日期，会期少则十天八天，多则半月。庙会历年都很热闹。
据记载，1942年举办的庙会规模最大，会期半个月。每当庙会，各地佛教徒都要到这里参加佛事活动，对此称为“盂兰盆会”，香火之盛属宁夏地区之冠。四面八方的商贩也赶到庙会做生意。远至内蒙古阿拉善旗和鄂托克旗的牧民都来骡马市上交易。北塔（海宝塔）塔院山门两侧划地为肆，随处张幕，竞相贸易。其中卖吃喝的居多，地方小吃应有尽有。就连银川城内盛名的“同福居”“会芒春”“东泰居”等餐馆，也不放弃赶会做生意的机会，到此招揽顾客。还有算卦、看相、取痣、剃头、耍猴、套圈、卖泥鸡、卖面人、吹糖人、打拳卖艺、摆摊卖药的，等等。
老银川商人自成行帮，有盐帮、茶帮、典当行、斗行、牲畜行（牙行），所谓“人不亲行亲”。有的则以籍贯“联合在一起”，如老银川时有山西帮、陕西帮、冀、鲁、豫帮，称谓“乡亲帮”。各帮均有商团组织，如在老银川就成立了“山西会馆”“陕西会馆”“徽州会馆”“太平会馆”等。每家会馆在正堂都敬有关公塑像，每年农历5月13日，各家会馆都请戏班子唱戏，各商号的东家和经理都来祭祀，招财进宝，视关公为财神爷。
会馆立有会规会约，设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由若干人组成。经费由会员和外地商人进货抽2%的担头税解决，用来迎来送往，摊派政府下达的差役、捐款、捐粮，处理商界纠纷等。
蒋介石第一次来省城银川
旧时银川没有正规飞机场。1934年10月17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视察西北农村实业”，在张学良、胡宗南的陪同下乘“福特”飞机在兰州停留两天。蒋介石执政后还没有来过西北边陲宁夏，这次有机会视察西北宁夏，并会晤马鸿逵，这是蒋介石一直以来的最大心愿。当时宁夏没有军用机场，这下可难坏了马鸿逵。为了使蒋介石的飞机能安全降落旧银川，马鸿逵早在几天前，布置下属在“东校场”平整出了一条800米长、10米宽的临时黄土跑道。
视察完兰州农村实业工作后，1934年10月19日，蒋介石与随行人员乘“福特”机飞抵宁夏省城银川。当日下午2时半，飞机准时降落在东校场。马鸿逵、马鸿宾一身戎装，亲率宁夏省的军政要员到东校场迎接。蒋介石下飞机后在停机坪前和马鸿逵的军政要员一一握手，省城银川最有名的“宝珍照相馆”摄影师章万宝用一架天津产的“沙克提”照相机，为蒋介石和马鸿逵的军政要员拍摄了合影。
%随后，蒋介石一行在马鸿逵、马鸿宾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旧银川的城市状况，然后回到马公馆的“将军第”，听取马鸿逵对宁夏农村实业的工作汇报。
蒋介石鼓励马鸿逵说：“宁夏紧邻黄河，农业灌溉条件好，一定要治理好宁夏的农业。”简短的工作汇报结束后，马鸿逵在公馆设宴款待了蒋介石一行。在频频举杯互祝问候中，蒋介石对马鸿逵主政宁夏后的工作表示满意。
招待会结束后，蒋介石一行于当日下午5时徐，在马鸿逵、马鸿宾的护送下来到东校场。蒋介石一行在东校场乘“福特”机起飞。飞机在省城银川盘旋一圈后，渐渐远去，飞抵西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省城银川。
老银川人大都记得，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到端午节这一天，西马营（今中山公园）里，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中山公园旧名叫西马营，宁夏过去是边塞地区，清朝军队擅长骑兵，骑兵每到一地都要有驻扎骑兵的兵营，清朝军队在老银川城西北角选了一块养马的地方，时间一久，人们便把此地称为西马营。民国以后，西马营不再养马。1929年，吉鸿昌主政宁夏后，改建为中山公园。
庹蓉生老人小时曾随家人逛西马营，庆贺端午节时看到年轻男女如何去抢香包的。他说，端午节这一天，抢香包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当时，西马营简陋落后，除了有茂盛的树木外，没有游乐设施、荷花、温室、会场、曲拱桥等。西马营如同现在的集市庙会，人潮如涌，凉皮、凉面、炒粉、粽子、凉糕、豆糖、皮糖、瓜子等各种商贩的小食品摆满了西马营，耍猴、卖艺的戏班子也都赶来凑热闹，叫卖声、吆喝声、唱戏声此起彼伏，表达了老银川人对节日吉祥的欢庆喜悦。
过去，男女青年娱乐少，工作、生活圈子小，也就期望能在过节时逛逛西马营开开眼界，尤其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有的女青年和女中学生们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们在工作之余或在放学后在家悄悄制作香包。有很多女青年、女中学生为了表达爱，把香包当作定情物，憧憬着能让“白马王子”抢到自己的香包，她们找来图画、图案模仿缝制香包，香包内用棉花和药房买来的香料填充，有桃形、动物形、粽子形、元宝形等样式，再用丝绸缝制，配以各色丝线线穗，精致漂亮、香味持久，随风飘曳，煞是好看。在制作香包过程中，她们还互相切磋技艺，互赠交换。到了端午节那天，大家都把香包拿出来挂在胸前，在父母的陪伴下，一家人又说又笑来到西马营。抢香包的场面非常热闹，男青年只要看到靓女胸前挂着香包，便心头一热，即刻就去抢女青年的香包，这时女青年羞羞答答，护着香包，又捂又跑来到小树林，男青年先夸奖几句赞美靓女的香包，说香包如何如何好看，靓女一眼相准了，就半遮半掩期待着男青年上手。男青年抢到了香包，就婉转细问靓女家在银川的地址，而后，香包就算定情物。男青年主动相约，日后相见。被看不上眼的男青年，靓女就紧捂着心爱的香包不让被抢去，以示表达，我没有看上你，你不要再追抢了。
%端午节抢香包的民间传统习俗，在老银川沿袭了几十年，现在老银川许多家庭的老夫老妻，都是当年在西马营端午节抢香包后，相识、相知、相爱，最终成为眷属的。1957年，老银川民间端午节抢香包节日活动在反右政治运动中，戛然终止。
日本飞机三次轰炸老银川
年近九旬的霍纯锡老人，1917年出生在老银川，1938年在宁夏中学（今银川一中的前身，现在银川保健院处）读高中。他18岁就在学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宁夏抗日救国的进步学生，他对日本飞机当年一次袭扰老银川，空投一件封闭式的金属箱和日本飞机三次轰炸老银川的惨剧历历在目，有着深刻的记忆和难忘的波涛。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第一次飞抵老银川是在1937年秋冬的一天，一架日本飞机在老银川城上空盘旋一圈后，空投一件金属封闭箱后便呼啸而去，马鸿逵的守城部队检查金属封闭箱后立即送入马鸿逵的府上。马鸿逵打开一看，原来金属箱里面装的是日本人劝马鸿逵投降的劝降信，马鸿逵勃然大怒，但为掩人耳目，他问部下金属箱是何物，被问的人怕引来横祸，就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金属箱里是何物”。
1938年9月的一天，上午和下午一架日本飞机两次轰炸了老银川。上午9时左右，一架日本飞机从北面飞来，盘旋一圈后，在老银川文化东街扔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马鸿逵部军需处一名中校科长，名叫张仕恒，另外还炸死几个市民，顿时老银川城陷入极度恐慌和混乱之中。当日下午4时许，日本飞机又从北方飞来，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日本飞机机翼上的日本国徽。
日本飞机飞到文化街口的“中山公园”上空时，投下了几枚炸弹，炸弹的爆炸声使人撕心裂肺。宁夏中学的学生四处奔逃，宁夏中学初三学生征克俄被炸死，张凤娥被炸伤，已被编入教导团的学生王佐才也被炸死，宁夏中学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民国宁夏省教育厅当晚立即决定，学校停课，宁夏中学学生全部放假回家，霍纯锡也随家人疏散到远郊农村去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日本飞机轰炸老银川最惨的一次是1939年的2月间。当老银川人还沉浸在春节的节庆之中时，突然有一天，12架日本飞机从东面俯冲直扑老银川。当时老银川民宅全是平房，没有高楼，日本飞机飞得很低，只听炸弹轰、轰爆炸，机枪子弹嗒、嗒、嗒见人就扫。那时，马鸿逵的城防部队还没有空袭警报系统，只有鼓楼上的铜钟在为老百姓报警，当人们听到钟声后，日本人的飞机就已在老银川城狂轰滥炸，当时老银川城的东西大街和新华街平房被炸毁，到处是残垣断壁和瓦砾，有数百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或者被机枪打死，死尸成堆。最惨的是老银川城西塔北边的地政局。地政局大门口有一处老银川最大的防空洞，防空洞上面覆盖着木板和黄土，日本飞机一颗炸弹恰巧落在洞中爆炸，使得洞内100多人血肉横飞。
这就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袭扰、三次轰炸老银川的真实悲惨经过。
曾思玉率六十四军解放银川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住着一位叱咤风云的老将军。50多年前，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为解放宁夏首战彭阳任山河，歼226灭马鸿逵部5000多人，为进军西北、解放宁夏打通了南大门。如今，还有300多名六十四军的烈士英魂长眠在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
1999年9月，自治区庆祝宁夏解放50周年，当年的老军长为烈士陵园书写了缅怀碑文，他就是原六十四军军长，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老将军。
1911年3月，曾思玉出生在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名曾世裕。1920年，家乡遭虫灾，生活困难，曾世裕辍学在家。
1924年，曾世裕在信丰城里的杂货店当学徒。沉重的生活，炼就了他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为以后戎马生涯，战胜千难万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中共信丰县党支部成立。1928年3月，曾世裕参加了信丰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失败后，曾世裕参加了县苏维埃赤卫军，带领5名赤卫队员在游州城西一带打游击。
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由广东南雄向信丰进发，攻克信丰县城，曾世裕找到了红军，成了机枪连的战士，后被安排在赤卫军信丰独立团二中队任小队长。8月，陈毅率领的红二十二军到达信丰，恰巧信丰暴动副总指挥黄达在二十二军六十四师任政委，曾世裕找到了黄达，被安排在红六十四师第二大队通信班任副班长。10月4日，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曾世裕参加了数十万军民庆祝吉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曾世裕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后经黄达介绍，曾世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曾世裕到江西“瑞金青年学校”学习，并将自己的名字“世裕”改成“思玉”，意思为思红军、思国家，立志为中国革命的决心像玉一样洁白。
1931年4月，曾思玉被分配到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政治处任宣传队分队长。同年11月，曾思玉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第一〇八团二连政治委员。二连是一〇八团的一把尖刀，行军作战经常打头阵。在泰宁的一次战斗中，曾思玉主动请战，经十几分钟激战，歼敌60余名，消灭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卢绍帮部队的一个连，初露锋芒，表现出机智聪明、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
1949年1月，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同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华北之敌全部肃清，曾思玉率六十四军随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加入到解放大西北的金戈铁马洪流之中。6月12日，曾思玉率六十四军由山西平遥出发，7月下旬，进入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开始陇东战略追击。
六盘山地区是回族聚居的地方。他要求全军指挥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宁夏回民的风俗习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8月2日，曾思玉率领六十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一举取得任山河战斗的胜利，占领了固原城，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任山河战斗，是六十四军进军宁夏打的第一仗，共毙敌1450人，俘敌1345人，加上多日追歼，共歼敌5000余人。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2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向宁夏进军，曾思玉所率六十四军为右路。9月12日，该军第一九〇师占领了同心城。9月14日，占领中宁县城。9月19日，曾思玉与国民党宁夏兵团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放协定》上签字，国民党八十一军正式宣布起义。马鸿宾部第八十一军的起义，进一步孤立、分化和打击了马鸿逵的势力。但宁夏兵团马敦静拒绝和平，顽固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决定以武力解决。曾思玉率六十四军，三天四夜激战金积、灵武，以排山倒海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第一二八军、保安第一师和第三师。敌第十一军、贺兰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
在这种情况下，宁夏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于9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协议》。同时，曾思玉军长急令解放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于当日连夜进驻银川。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率一个加强营为先遣队，于深夜11时冒雨抵达银川，迅速控制了老银川鼓楼等制高点，占领了西花园飞机场，银川解放。9月24日上午，曾思玉率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直属队入城。
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主力部队进驻银川，之后，便奉命将银川防务移交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十九兵团于10月上旬从银川出发，回师秦陇。
曾思玉将军精神矍铄，96岁的老人眼不花，耳不聋，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来喝一碗稀饭，就一小碟咸菜，午饭和晚饭都以清淡素食为主，每顿饭喝一小瓶山西陈醋，这对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非常好。
谈起长寿秘诀，曾思玉开怀大笑：“心境豁达，与世无争，这就是我的长寿秘诀。”曾思玉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作品苍劲有力，屡屡在全军老干部书法大赛中获奖。老将军说起当年解放银川，岁月往事历历在目，解放前的旧银川破烂不堪，土城、土墙、土马路、土房屋，印象当中最高的建筑物就是银川城的钟鼓楼。
自从1949年曾思玉率部离开银川，以后50多年再没有机会去银川。他说，有机会一定来看看美丽的“塞上江南”新银川。
难忘的解放银川入城仪式
今年85岁的原沈阳军区副司令、旅大警备区司令张怀瑞居住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1949年9月23日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五七二团团长的张怀瑞奉命率领一个团的兵力，先行顶着风雨挺进银川，连夜接管了被马鸿逵统治17年的这座千年古城。
张怀瑞深情地回忆解放银川近60的往事。他说，1949年9月23日，和平解决宁夏事宜协议签字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部就接到各处报告，说国民党马鸿逵部河西的贺兰军和十一军已经溃散，到处抢劫，乱打枪炮，无法控制，就连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也不得不跑到吴忠堡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要求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命令六十四军提前挺进银川。
六十四军以一九一师的某团为先头部队，连夜冒雨由永宁仁存渡口渡过黄河，进入银川维持秩序。
记者唐志军与张怀瑞合影（2006年摄）
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总部和大部队浩浩荡荡进驻银川市，受到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当日，军管会发布包括九项规定的“解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人民政权的政策、纪律，并将军管会的组成成员向全省人民公布。“解字第一号”布告受到全市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我党我军政策的感召和广大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国民党马鸿逵部的散兵游勇纷纷投诚登记，社会秩序日趋安定。贺兰山下、黄河之滨的宁夏省城银川解放了，银川——这颗塞上明珠，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原准备在10月1日这一天，同时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庆祝宁夏省解放和入城仪式，但由于当时银川市秋雨绵绵，不能如期举行，因而推迟到10月7日。
解放军部队在西门今银川警备区（原马鸿逵五姨太办的慈幼院）的大院子里集结待命，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正式开始。入城部队由军乐队方队、司号兵方队、20辆坦克方队、马拉榴弹山炮方队、骡子驮的排击炮方队，轻、重机枪方队、铁把子冲锋枪方队、木把子冲锋枪方队、骑兵方队和8个步兵方队组成。走在入城部队最前面的是军乐队方队，在《解放军进行曲》雄壮嘹亮的乐曲中，受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迈着坚实的步伐从解放西街一路走来，穿过鼓楼现在的楼门洞，到今中山北街羊肉街口位置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宁夏省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省委其他领导，还有宁夏宗教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兴高采烈，站在银川鼓楼上检阅入城部队，向战士们挥手致意。银川市2万多市民早已知道这一喜讯，雨过天晴后，把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市民们早早站在解放东西大街两边夹道热烈欢迎解放军。宗教界人士高举写有“解放军是穆友”“共产党是回民救星”等大幅标语。场面非常热烈。
1949年10月7日，中午1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结束，部队战士集中在东门的空地上休息吃饭，紧接着当日下午一时，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两万多人，又在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宁夏解放。大会主席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银川市军管会主任杨得志、宁夏省省委书记潘自力、银川市军管会副主席马鸿宾、伊斯兰教教主马震武等人组成。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礼炮声中缓缓升起时，市民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庆祝大会上，杨得志司令员、潘自力书记和马震武等讲了话。他们强调宁夏回汉蒙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和人民的新宁夏。会上，宁夏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献锦旗和鲜花。大会一致通过了给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贺电和致敬电。
1949年10月7日晚上九时，银川市各界人民群众云集新华街原“云亭纪念堂”前面的广场上庆祝银川解放。银川人民载歌载舞，有踩高跷的、耍把戏的、划旱船的、唱歌跳舞的。那时银川只有一家发电能力很小的电灯公司，新华街仅有几盏路灯，灯光微弱。广场上灯光不足，银川市民们就把芦苇湖中的秸秆捆成火把。当时没有鞭炮和礼花，为了营造夜景的欢乐气氛，宁夏修枪所的工人从工厂搬来风箱，支口大锅炼生铁，铁水炼红后，倒入做好的跷板小铁包里。晚会组织者让围观的市民退后围成大圈，几个操作工人齐心协力把跷板一头往下一挑，另一头跷板盛有铁水的小铁包顿时腾空而起十多米高。红红的铁水划亮新华街的夜空，宛如梨花盛开。银川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喜庆和幸福的气氛之中。
1949年10月18日，经西北局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宁夏省委成立，省委书记为潘自力。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省人民政府主席为潘自力。5年后，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将甘肃省、宁夏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
宁夏省的建制撤销后，原宁夏省的河东回族自治区和蒙古自治区的组织、机构不变，银川市划为一个专区，建立专区一级行政机构。同年6月下旬至7月中下旬，在专门召开的贯彻中央决定的宁夏省人民政府第48次行政会议和中共宁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会后，两地领导分别部署了交接工作。
1954年6月22日，宁夏省委召开会议研究，提出了银川专区负责干部的配备意见。原宁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大均为银川专区地委书记，白国明、高益、信宁、赵民先为副书记。原宁夏军区副司令曹又参为银川专区专员，张兴、雷启霖、杨正喜、纳长麒为副专员。银川专区划归甘肃省管辖，成立银川专区和中共银川地委，银川市仍保留市级建制，划归银川专区和银川地委领导。1954年9月1日，宁夏省建制正式撤销。银川地委办公地点在原宁夏省人民政府大院（今解放西街怡园位置），银川专区办公地点在原银川师范院内。
经济发展一度滞后的银川专区
今年88岁的纳长麒，是银川专区成立时唯一健在的副专员，回首往事，纳长麒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
银川解放后，银川市人民政府全力重建和恢复银川市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开始银川市进入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期。在这期间，银川市委、市政府根据宁夏省人民政府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目标，也制订了全市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正当要落实这些计划目标时，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成为甘肃省管辖的一个专区。因此，银川市的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目标就此中止实施，银川市也就没有了省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川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银川市的城市建设和市政建设。全市没有一座高楼大厦，工业只有新建的一座银川毛纺织厂。到1958年宁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前，银川城还没有一条沥青路，那时全市有25万人口，社会生产总值7824万元，工业产值927万元，农业产值5404万元。
自治区成立银川专区撤销
1958年2月11日，银川专区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当时，全国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说大话、说假话、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成风。“大跃进”高潮中，中共甘肃省委第二次党代表大召开，银川专区地委书记梁大均，银川专区专员曹又参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彻底粉碎孙殿才（时任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陈成义（时任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梁大均、曹又参“右派反党集团”，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梁大均、曹又参被定为所谓“反党集团”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甘肃省风调雨顺，农业取得了较好成绩，于是，有人就搞浮夸风，要把来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定为54.5亿公斤，并说甘肃省已经变成了全国的余粮省，甘肃省给银川专区定的粮食增产目标是7800万公斤。梁大均、曹又参根据银川专区农业的实际情况，只能认定7000万公斤。同时，梁大均、曹又参坚决反对“吹牛”作风，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被定为自治区首府，银川专区撤销。1963年5月、7月，甘肃省委为“孙、陈、梁、曹反党集团”冤案进行甄别平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肃省委为他们彻底平凡。
新旧宁夏省政府“地址”的故事
银川市解放西街怡园位置，是民国宁夏省政府旧址。旧址院落还有十几间解放后省政府重新改建的砖混房。如今，这十几间房屋被建筑工地蚕食着。自治区政协委员对民国宁夏省政府旧址非常关注，提出了保护利用银川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这处旧址，从1929年1月民国宁夏省政府建省起，民国宁夏省政府、解放后的宁夏省政府、银川专署、1958年成立后的自治区人民政府都在此办公。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治区人民政府各大厅局才从旧址陆续搬出。
%这里曾决定了宁夏许多重大事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重要决策。
解放前的民国宁夏省政府
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将甘肃省管辖的宁夏道和青海道从该省划出，分别设立宁夏省和青海省，并将阿拉善、额济纳两个蒙古旗和磴口县一并划归宁夏省管辖。1928年10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设置宁夏省。11月1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门致中、邵遇芝、扈天魁、魏鸿发、李世军、马福寿、白云梯等7人为省政府委员。省政府设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秘书处等机构。民政厅长邵遇芝、财政厅长扈天魁、建设厅长魏鸿发、教育厅长李世军、秘书长赵雪田、省会公安局长祝国瑞、省榷运局长王鸿烈、省烟亩罚款处长蒋犁、省高等法院院长王芝庭和西北银行宁夏省支行行长李自箴。
按照民国政府当时的传统，重大活动都要在新年举行，因此，民国宁夏省正式建立的时间确定为1929年1月1日。这期间，省政府还没有正式办公地点。于是，省政府决定整修原朔方道署为省政府办公场所，拆除了满城部分城墙，砖石、木料用于在今银川解放西街怡园处修建省政府办公场所。房屋全是砖包墙式建筑，院内有套院、花园，廊檐式的建筑结构，还建有一座能容纳千人左右的木制两层小礼堂。礼堂没有条椅，各厅局官员开会全是站着的。省政府四周全是用土围墙围起来的，西到现在的珠市巷，北到现在的文化街（沙湖宾馆处），东到现在的进宁北街。这里最早是明代宁夏都察院、宁夏理刑厅衙署，清朝时改为甘肃省分巡宁夏道的道台衙门办公旧址。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宁夏道改为朔方道，衙署仍在此处办公。1929年1月1日，门致中带领省政府的主要成员，在新建的民国宁夏省政府礼堂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新建的宁夏省下辖九县二旗，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金积县、灵武县、盐池县、镇戎县、磴口县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土地面积17.6万平方公里，人口60余万，包括回、汉、蒙、满等民族。
1929年4月，甘肃河州的马仲英率万余军队从河西走廊穿越腾格里大沙漠，沿北草地抵达阿拉善旗定远营，在蒙军的带领下，于4月12日直扑宁夏省城。门致中在省政府指挥迎战，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省城很快被马部攻占。5月上旬，吉鸿昌率部与门致中部汇合，两军合力，几战交锋，终于赶走了马仲英，收复了宁夏省城。战事结束后，门致中辞去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一职。随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吉鸿昌担任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后，仍在省政府原址办公。
吉鸿昌上任的第一件事是
约法三章，在省城鼓楼贴出告示，以示民众。不准破坏农民的庄稼，不许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保持铁军的纪律；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军队士兵不准进清真寺，不能在回民居住的地方吃猪肉；回汉团结是久安之本，老百姓有意见可直接找省主席。他还身着回民服装，到回民家中或清真寺与回民促膝谈心，体察民情，广大回族群众亲昵地称他为“吉回回”。
1929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5周年，吉鸿昌在省政府召开会议，决定隆重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把每周礼拜一定为总理纪念周活动日，同时，把西马营公园亲自定名为“中山公园”。吉鸿昌成为民国宁夏第二任省主席后，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山公园”建成后，成为宁夏第一家园林场所，我党地下工作者曾先后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发展党员。后来，第三任民国宁夏省主席马鸿宾在此办公；1933年，马鸿逵成为第四任民国宁夏省主席，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前，他都在此处办公。
1949年，宁夏解放后，为了加快政权建设工作步伐，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代行其职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宁夏省人民政府，任命潘自力为政府主席。12月23日，宁夏省政府宣告成立，潘自力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指出宁夏解放后面临的5项主要任务：深入清匪肃特，巩固社会秩序；摧毁保甲制度，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恢复发展生产，广泛厉行节约；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觉悟；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宁夏。成立后的省人民政府仍在原民国宁夏省政府办公。
1950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心系宁夏，时刻关怀宁夏各族人民的生活，他偕同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农林部副部长蔡子伟等一行13人乘专机抵达银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副主席邢肇棠等各厅、处负责干部50多人前往新城机场欢迎。彭德怀下飞机后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在省主席潘自力的陪同下在省政府招待所休息。次日下午，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省政府礼堂举行千人欢迎大会。会上，潘自力主席代表宁夏党政军致欢迎词，他说：“彭总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宁夏。现在西北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今后，我们将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彭总领导下，团结宁夏各族人民，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新宁夏！”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决定撤销宁夏省建制，将宁夏省、甘肃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7月，宁夏省人民政府第四十八次行政会议和中共宁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省政府礼堂举行，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并与甘肃省部署了交接工作。同年7月23日至28日，宁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政府礼堂举行。
鉴于中央已决定撤销宁夏省建制，所以这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只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宁夏省代表依法成为新的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这次会议没有进行选举，宁夏省领导人任期至省建制撤销时终止。会议听取并讨论省人民政府主席邢肇棠所作的《宁夏省人民政府五年来工作基本总结》，以及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景林所作的《关于宁夏、甘肃两省合并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同年9月27日，宁夏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宁夏省建制撤销，合并为新的甘肃省，宁夏省人民政府自即日起停止行使职权。
宁夏省建制撤销后，银川划为甘肃省的一个行政专区，银川专署的办公地便在原宁夏省政府办公，专员为曹又参。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原宁夏省政府礼堂召开，大会选举刘格平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马玉槐在会议上致开幕词，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汪锋在大会上讲话，刘格平作了题为《苦战三年，改变宁夏面貌》的工作报告，吴生秀作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财政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委员。
由此，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自治区政府的各大厅局机关仍在此处办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治区政府成为造反派的重灾区，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政府围墙，政府院内的一些设施和建筑被造反派破坏。后来，自治区政府的各大厅局机关陆续从这里搬出，民国宁夏省政府旧址渐渐被人淡忘。
旧银川城只有东西中正路（今解放东西大街）、中山南北路、南北王元大街（今民族南北街）等几条交通主路。老百姓走在大街上是“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东西中正路是当时旧银川城最长的一条黄土路。
1933年，马鸿逵就任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同年，蒋介石来宁。为了迎接蒋介石，马鸿逵下令整修东西中正路。于是，通令各警察分局责令保甲长挨家挨户收钱雇人整修街道。拉来黄土胶泥，拌上石灰，从监狱押来犯人，分为几组。犯人们身背麻绳、拉着几百斤重的石磙，头顶烈日，来回碾压胶泥。
经过整修，东西中正路修缮平整，马鸿逵很是满意。为了使东西中正路干净整洁，马鸿逵下令，让坐落在东西中正路的几百号店铺和民居，每间隔20米就要制作一个供盛水、洒街、压尘的水桶，这个水桶，由各岗段街警负责管理，美其名曰：“太平水桶”。马鸿逵寓意银川城太平无事。每到烈日炎炎或刮风时，各分局警察都拿着喇叭沿街叫喊：“洒水了！洒水了！”店铺的伙计们和邻街的老百姓就纷纷拿着舀子洒水压尘。遇到天热风大，一桶水根本不够，商家店铺只有花钱买水或挑水来应付差事。
东西中正路修好后，为马鸿逵上下班提供了方便。马鸿逵的官邸在“将军第”（今信义市场处），每天到省政府办公（现怡园处）都要经过这条路。马鸿逵身材肥胖，坐不成汽车，每天坐着敞篷马车出入，左右有十数名持枪骑车的卫兵保护。
%有一天，马鸿逵坐着马车上班，马车刚从鼓楼洞穿过。突然，从柳树巷方向窜出来一个60来岁的老头，拦住马车，手捧着一张状纸，跪在路中，冲着马车磕头喊冤：“小民有冤，请马主席做主。”马车前边开路的十几个骑自行车的卫兵立即跳下车，扑了过去。站在马车旁边的4个持枪卫兵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以为有歹徒行刺，立即把马鸿逵围了起来。
马鸿逵醒过神来，问卫兵：“发生什么事了？”卫兵们拿过老头的状纸，递给了马鸿逵。马鸿逵一看，是状告宁夏垦殖局总办王敏悟欺男霸女之事。原来是王敏悟利用职权把老头的小老婆强行霸占，马鸿逵听后，摆摆手扬长而去。后来，王敏悟在垦殖局以清丈土地为名贪污受贿，被马鸿逵革职。马鸿逵审问王敏悟时，戏骂道：“皇上‘嫖风’是龙戏凤，平民‘嫖风’是奸情。”王敏悟答道：“士可杀，而不可辱！”马鸿逵听罢：“阿扎羞辱你，又奈我何！”于是喝令左右卫兵，将王敏悟拉到垦殖局附近西塔城墙下枪决。
旧时，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昼夜的交替，逐步形成各种计时方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是一种最常用的等时法：全天分为12个时段，每2小时一个时段，从23：00～1：00开始循环计时，人们依据这种计时方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旧银川城经济落后，人口仅有2万多，没有产业工人，大多数手工业作坊的小生产者和马鸿逵的军政人员是看天估摸时间上下班的，老百姓也靠看天掐算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城里没有公共钟表供大家对时。时间长了，工作、生活作息极不方便。晋商八大家的生意最兴盛的时候，八大家的老板通过天津市场把“劳力士”等国际名表带入老银川城销售。戴手表和揣怀表的人都是达官贵人，老百姓只能望尘莫及，没有“表”的概念。
马鸿逵执政宁夏期间，有一块自己心爱的“怀表”，每天上下班、安排工作都形影不离地戴着它。有一段时间，在省政府上班的军政人员迟到早退现象屡见不鲜，那时通讯设备落后，马鸿逵有事时总是找不到人。有一次，一名科员中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正好赶上马鸿逵叫他送一份急件，却怎么也找不到此人，气得马鸿逵火冒三丈，大骂：“阿扎要你有何用，让你知道厉害！”下午，马鸿逵就通知将此人拉到军法处（今虹桥酒店处），4名军警拉胳膊拽腿一顿板子，直打得此人皮开肉绽。从此以后，省政府大院再没有人敢迟到早退，大家只能等到马鸿逵走了，才敢放心下班回家。还有一次，马鸿逵晚上看戏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在家睡觉没去上班。等到中午下班时，大家还没看到马鸿逵出来，因为没有表，以为还没有到下班时间，谁也不敢走，直闹得省政府大院啼笑皆非。
马鸿逵治理军政人员纪律散漫现象治标不治本，于是，有人向马鸿逵提出建议：每天中午12点钟，由警察总局派人，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点放“晌午炮”供大家对时，午炮一响，大家就知道是中午12点了，就可以杜绝迟到早退现象。马鸿逵听后觉得很好，随即命令警察总局办好“晌午炮”一事，地点选在旧银川小南门附近的草滩中（即现在的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东）。
“晌午炮”由铁板做底座，焊有直径15厘米、70厘米高的炮筒，炮筒装有火药，待中午12时整，操作人员就将导火索插入炮筒内点燃，“嗵”的一声，整个旧银川城的人都能听到，人们便知道这是中午12点了。下班的下班，回家的回家，马鸿逵由此也就解决了省政府大院工作人员中午下班的难题了。
旧银川城的大街上（今新华街有两家妓院，一家是“平康里”（现新华购物中心处），一家在七贞观庙宇附近（现新华百货大楼处）。进入妓院逍遥快活的大多数都是些军政人员和有钱人，普通百姓时常能听到一些从妓院里传出的风流韵事。
1946年秋天，旧银川城发生了一起让老百姓经常在街头巷尾议论的桃色新闻：在省政府银行上班的一名职员，30多岁，每月收入不菲，经常光顾“平康里”。此人娶有一貌美娇妻，引得许多男人垂涎三尺，好不羡慕。妻子无所事事，每天逛街看戏打发日子。闻知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时间久了，便难耐寂寞，红杏出墙。一日，妻子到“觉民学社”看戏。恰与丈夫单位的男同事相邻而坐，彼此面熟，便攀谈起来。散戏后，两人相伴而行，相见恨晚，漫步在昏暗的新华街头。一来二去，两人亲密无间，便有了床笫之事。
一次，他们在城外幽会，被在便衣队任职的小叔子看见。小叔子眼看着嫂子和别的男人谈情说爱，一路尾随跟踪到嫂子家里。几次跟踪便掌握了他们的幽会时间，随后把嫂子和他人通奸的事告诉了哥哥。哥哥听后勃然大怒，让弟弟叫几个便衣特务帮助捉奸。一天晚上，当这一双男女正在偷欢时，被早在暗中监视的便衣弟弟和帮手们捉奸在床。
特务们将事先准备好的两根30多厘米长的“洋蜡”，当着其嫂子的面，将情夫按倒在床上，暴打一顿。然后残忍地将洋蜡塞进情夫的肛门里，并将洋蜡点燃，还让该男子坐下。那男子疼得叫声不断，提着裤子挣扎着跑了出去。特务们看到男子狼狈的样子开怀大笑。那男子因伤势严重，久治不愈，不久就死去了。
从此，坊间老百姓只要听说有人拈花惹草，就会戏说：“怎么，你也想坐洋蜡？”于是，“坐洋蜡”也就成了当时老银川城老百姓茶余饭后戏说偷情的代名词。后来，马鸿逵听说此事后非常难堪，又闻知不少军政人员也常去“平康里”，马鸿逵不想他的军政人员因为绯闻惹出事端，伤风败俗，有辱颜面，随即下令取缔“平康里”和七贞观庙宇附近的所有妓院。从此，老银川城也就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妓院的城市。
民国初年，大小军阀不断光顾省城银川，各路商人富豪也都纷纷长途跋涉“走西口”来到省城银川城做生意。随着外地人的增多，给沉寂的省城银川增色添彩，但同时也把妓院开到了省城老银川。
1917年，新到任的宁夏知县余鼎铭，看到老银川城社会像一潭死水，经济萧条落后，少有税收和来钱的渠道，城市没有生气。知县余鼎铭便想出了通过开办妓院来增加县衙税收的路子。主意拿定，余鼎铭便在老银川最繁华的大街“七真观”庙宇附近（今新华百货大楼位置）买了几十间民居，进行了简单装修，门头挂上红灯笼，招人揽客，起名“江苏书寓”。于是，银川城繁华大街上一个有档次的妓院便开张营业了。
几年后，又有老鸨看到开妓院有利可图，就先后在“七真观”附近一座大四合院又开了两家妓院。人贩子们把京、沪、杭一带穷乡僻壤的300多名良家妇女拐骗到旧银川，按年龄、身段卖给这些妓院。“江苏书寓”“萃华班”为一等妓院，“平康里”为二等妓院，“大乐院”为三等妓院。光顾妓院的嫖客络绎不绝。
妓院的红火使得周围的小商小贩多了起来，一些商人看中了大街上的黄金地段，纷纷投资置业。一时间，大街上一到夜晚，热闹非凡。转眼到了1937年，大街上开办的妓院已达10多家。那时银川没有一家正规医院，尤其是西医消炎之药更是少有，加上没有避孕措施和防治条件，嫖客和妓女一旦染上性病，就只能抓上几付中药或者让江湖郎中写个偏方治一治，但治标不治根。妓女患上性病就被赶出妓院，沦为乞丐，最后不治身亡。
1938年春，马鸿逵看到省城银川妓院猖獗，有伤社会道德民风，便下令让警察局关闭大街上的所有妓院；警察局通知各妓院老鸨，在一定时间内由各老鸨带队，看管好妓女听候处理。警察局宣布：接马主席命令，近年来，大街上妓院林立，各老鸨争买民女为娼，强制接客，备加虐待。从即日起省政府宣布禁娼，各妓院一律解散，各院老鸨统由警察局暂为看管，各妓女立刻改邪从良。至此，盛行旧银川30多年的公开妓院被取缔。
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得天独厚。历史上重灌轻排，地下水位高，随便掘地一两米便可见水。自治区成立前，老银川高楼大厦少，没有自来水，人们大多生活在土坯平房的四合院子里，步行从今解放东街走到解放西街，就可看到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院子里有口井。一口井能够周围100多户邻居几百口人饮用。那时，吃水不要钱，人们下班后先提水后做饭，去早了井水清澈透亮，去晚了，井水浑浊有沙。因此，生活在老银川的人，为吃水家家户户都备有高1米左右盛水的大缸，一家四五口人就能吃上几天。
过去，银川城有两口井，井大水深，水味甘甜，最有名气。一口是坐落在城西，是今新华西街展览馆十字路口东北角位置的西府井；一口是坐落在城东高台寺位置的高台寺井。城西的居民多数吃西府井的水，城东的居民多数吃高台寺井的水。这就是50多年前，老银川居民饮水的真实写照。
老银川时，市政建设没有专业打井队伍和技术力量，机井更是无从谈起，要打出十多米的深井，就要选择院子大，出行方便，周围居民多的位置来打井。打井是要花钱的，于是，每家每户出钱雇人来打井。没有脚手架，全凭镐刨锹挖。先在地面上挖掘出直径3米左右的大坑，再逐渐由小到大，形成井口小，井底大的圆形状。挖到井深4～5米时，用绳索把人吊送下去轮换着继续挖，直到出水。之后，用砖和水泥从井底紧贴井壁砌到地面井口，井口再用方形石块或大青砖砌一个圆口井台。这种井水水质有些苦涩，只能洗涮或勉强饮用。由于深井少，城西、城东居民的饮用水主要来源于西府井、高台寺井这两口井。
1958年，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和银川市人民政府从改变和提高城市供水面貌，关心银川市人民长期饮用井水出发，决定成立银川市自来水公司。随后投资在银川东门兴建了银川市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小型自来水站（当时叫水管会）。由于当时供水能力差，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用水需求，水站采取卖水票按时按点供水。每天供水时间一到，人们提着大小水桶排队买水。那时井水虽多，但有条件的家庭还是要选用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那时供水是买方市场，便催生出挑担卖水职业。于是，银川自来水站、西府井、高台寺井周围，聚集了很多卖水人，谁家要水只要打个招呼，卖水人就会挑着水桶走街串巷把水送到家里，每挑一角钱。
%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家庭用水量也在上升，挑担卖水辛苦费时，也赚不上多少钱，卖水人穷则思变，把水桶换成了汽油桶。汽油桶平卧在胶轮架子车上拉水叫卖，汽油桶后留一个出水口，出水口没有水龙头，接一截轮胎内胎当水管，不放水时，胶管叠扎，绝不会漏水，放水时内胎对准水桶，一趟下来能赚几元钱，老张，老张，挑水一大缸今年60多岁的庹蓉生老人，小时候家住银川东门，是喝高台寺井水长大的，在他孩儿时，邻居老张是一位卖水人。当时卖水人老张40多岁，满脸皱纹。老人还记得童年时和小伙伴一起跟在老张身后，又蹦又跳，“老张，老张，挑水一大缸”的往事。卖水人老张那身着便服，微微佝偻的背影让人不能忘却。老张孩子多，生活困难，靠卖水赚钱，养家糊口。他乐观豪爽，大嗓门，爱讲笑话，走到哪儿，都引来一片笑声。他为人忠厚，大人小孩都喜欢他，大人称他老张，小孩子也笑着叫他老张，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