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小说系列评之五：
试看《创业史》中梁生宝如何周旋在性诱惑的女人丛中
《创业史》当年的评价显然被高估了。
并不是小说里的合作化运动走向了沉寂，而实在是因为作者的叙述语言本身的亏欠与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柳青的语言并不是民族化的，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农村的素描。作者的叙事风格，也偏离中国的传统文学特点，这一点上，他与浩然的语言风格就有着强烈的反差。
柳青在表述的人物时，没有采用后来在浩然那里相当的成熟的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而是采用了欧洲小说所习用的大段大段心理描写，用作者代言着人物的心理，这使得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览无余，也缺乏乡村小说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动作性的白描描写。最显著的柳青承继的欧化小说特征，就是他对人物的描写，很少是一气呵成的，而不断地另起开头，表述人物的行为与心理进展。他的语言感觉就像是黄土高原一个个互不粘合、各自为政的土坷垃。他的语言，就像陕西的土地一样，缺乏水分与粘性，缺乏酣畅与淋漓，所以看起来，相当的不舒服。
我们不妨随便地从《创业史》第二部摘一段作者对人物的外部描写：“姚士杰并不答话。她匆匆穿上衣裳。他赤脚下地，踏拉上鞋。他端去玻璃罩石油灯，开了平柜的锁。他怒气冲冲翻着柜子里头的东西。这个强霸惯了的男人！他引起婆娘的不安。她在枕头上仰起头来。（31页，第二章）”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断地用句号隔离着人物的动作，使人物的本来应该连续的动作，变得支离破碎，极不完整，而且作者还用“引起婆娘的不安”一语道破地交待出人物的心态，让描写缺乏含蓄与隐蔽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浩然《金光大道》中对人物动作的描写：他冲到村西头地方歪嘴子的旧宅院“高台阶”下边的大槐树跟前停住，不用梯子不用板凳，两手抱着树干，两只大鞋一甩，“噌噌噌”，几下子就爬到老杈中间去。他住上一骑，摘下挂在那儿的马粪纸糊成的喇叭，刚要喊，又停住，伸手从树顶上扳了一根干枝子，绝成一节一节，攥在手里，两只眼睛挺神秘地眯着，朝街东口张望。（第54页，文革期间版）
在这一段里，两个句号分成了两个句子，只出现两个“他”，而其它的动作都是如水一般贯穿一脉的。这样的语言的生动性，自然就很轻易地把柳青的干结的呆板的语言给比较下去了。
柳青在小说里描写重复，累赘，没有递进感，看不出人物的神情递进状态。71页中，我们看看他在写到郭世富脸红的部分的时候，竟然在三处都用了脸红，人物情态是多种多样的，脸红的状态也只能出现一次，不可能持续地连续地出现脸红。作者先写道：“郭世富的脸唰地红了。……”接下来，郭振山说了他几句，“几句话说得郭世富满脸通红，惭愧地低下了戴毡帽的头。过了一阵，郭世富重抬起头来，红着脸说：……”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的忖度情态非常有限，不得不用重复的形态来予以修辞。
柳青在小说里，常常直接把人物的心理交待出来了，用了一些只有在知识分子圈中才能理解与熟知的词语：如“用理智的力量，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282页）、“第六感觉”（63页）”、“潜伏着危险”（281页）、“他的阶级自尊心立刻克服了他对自己讲话能力的自卑心”（188页），用这类的欧化风格的句型来对不识一字的农民进行心理解析，符不符合农民的心理状态？这实在是令人怀疑的，觉得完全是作者在为农民代言。
为什么柳青在农村蹲了那么多年的点，但却没有灵动地掌握农民的语言，而采取一种农民的语言方式，表达农民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谜。
我们只能说，这是柳青在感知能力方面的差异与语言天赋上面的缺陷。
相比较而言，浩然的优势与长处，就在于他能够彻底地采用民间的农民的语言与思维方式框架他的小说，他可以在他的小说里纳入最流行的政治主题，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小说里的来自于农民的语言与修辞框架，这使得浩然的意义相当的深远与永恒。
《创业史》第一部里，尚能看到作者的语言的柔韧处与修长处，到了第二部里，作者的语言已经变得难以卒读，更为干巴乏味，几乎没有什么灵性的心理描述了，完全被一种枯燥无味的概念化的教条所统制。第一部里的用生硬的语言表述出的那一份细腻，在第二部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本来我们还对作者没有写完四部小说会感到一种遗憾，但看到作者在第二部里显现出的拙劣的叙事功能与人物刻划能力来看，即使柳青写完了预计的四部长篇，但是，我们很难相信后面还能保持住与第一部那样的相当的水平与质量。从这一点引申开去，我们会发现，中国作家的极快的衰败速度，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几乎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都呈现出一泻千里的下坠速度。吴强在《红日》中，语言相当地有味道，也很有筋力，具备着一种雄浑的力道，但到了《堡垒》中，却变得非常小家子气，纤细琐碎。梁斌的《红旗谱》中的语言尚富有弹力，人物紧凑，但后二部续篇，却罗里罗嗦，放纵失控。曲波《林海雪原》当初曾经让老舍都自愧写不出来，但曲波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语言却看不到有什么灵性，少有反响，滑入到通俗小说的行列。为什么会这样？好像中国的作家在一个政治的模式框架里，总是能把他们最好的一面，给榨取出来，一旦离开了一个开立好的主题先行的表单，他们立刻失去了张力，土崩瓦解。《创业史》第二部如果不是借助于第一部的巨大反响，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人有兴趣读下去的。它很多的情节，都描述枯燥乏味的开会、讨论这些大而化之的主题，使小说成为了后继乏力的第一部的剩余素材的垃圾堆放所。
《创业史》的主线与合作化小说的基本框架完全一致，表现的是入社与自由单干的矛盾。富农是小说里的主要敌对势力，贫农则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其中郭振山为代表的党内势力，则是小说里的另一条矛盾主力。其实这样的构架，浩然在《金光大道》里重新进行了一番演绎，而且在情节设置上基本也雷同。比如，高大泉对应梁生宝，张金发对应郭振山，冯少怀对应郭世富，梁生宝因为听从了国家的号召，获得了国家赐予的资源，即可以上山挣取入社的资本，而同样的是，高大泉在缺少资本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国家赐予的到北京车站打杂工的有利机缘，获得了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可见，在一个政权体系下，自上而下的号召，总是配置相应的资源，从而完成理念的推动工作，这也是合作化运动所陈述的一个极其有利的好处，但这个好处，是通过资源倾斜获得的，是否能算合作化本身的优势，是让人心生疑窦的。
这样的小说主题意旨是被上级文件所规定的，因此，也缺乏什么新鲜的意趣，倒是细化到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作者赋予了这些大主题以自己的解读流程。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倒可以另眼看到《创业史》里的另一种有趣的被潜藏着的肉欲的隐情。
我们不妨从梁生宝的情欲取向说起。
可以说，任何英雄人物除了在政治上具有坚定不移的品性之外，他在生理上也是相当强悍的。这也是强人总是三妻四妾的原因，而同样的最高君王的强悍的象征也愿意通过三宫六院来予以凸显。
围绕着梁生宝的身边，云集着小说里几乎是所有的年轻的女人。浪漫的如改霞、端庄的如刘淑良、邪恶如翠娥、寂寞如素芳、可怜如童养媳妇，都成为衬托梁生宝形象的种种烟霞与浮尘。
先看看那个在小说里几乎没有直面描写的童养媳。童养媳的来源是哪里的？这是用生宝的妹妹秀兰换来的，“老汉实践诺言，把小闺女订亲出去，拿她的财礼给宝娃买下个童养媳妇——一个穷佃户的十一岁闺女”。童养媳妇患了痨病，在解放前夕死去。按小说的笔法，生宝的心中从没有这个可怜的女孩，至多只是认为她是一个可怜人。倒是梁三老汉对这个视着女儿的女孩，一直心有愧意，在小说里曾经描写到他在心情苦闷的时候，到媳妇的坟上痛哭一场，然而就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心态的表露，却在小说里被置于乡民的讥嘲之中。小说里写到有梁三的侄儿笑话他，说梁三老汉“你公公哭媳妇，给一姓梁的丢人哩！”（282页）
这种外人之口，尚能容忍，但柳青竟然在小说中，称梁三老汉“不顾体统地哭出声音来了。”
为什么要用“不顾体统”这个词？有什么不顾体统？作为中性的作者界定词语“不顾体统”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心目中潜藏着极为强烈的封建意识，认为公公哭媳妇是与体统有悖的。
可以看出，柳青小说的人文精神实际上相对薄弱的，对弱者的同情，作者所确立的基调，离中国的旧小说并不过度遥远。
奇怪的是，一个编辑出身的名叫周天的人写的一本长达四百多页的“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几乎像脂砚斋那般对“红楼梦”加以“大手笔”的逐节逐节的点评，却把小说写到梁三老汉哭媳妇的段落，读出了“喜剧成份”，并将这一段的技术分析的标题就确定为“论喜剧因素”。文中胡说八道地评点道：“从梁三老汉上坟哭死去的儿媳妇开始，喜剧性因素就悄悄地出现了。公公哭儿媳妇，这件事有些反常。有一种关于喜剧的理论说，反常产生笑。”
不知道这有什么反常。小说里说的明白，“你小子不知道俺的童养媳妇，和闺女一样亲吗？”
看样子作者是把认为反常的人，都视同无知的“小子”的，而现在真的出现了一个名叫周天的竟能在别人痛哭的时候读出“喜剧因素”的无知的“小子”。
在周天的这本评论书中，继续变本加厉地胡说八道：“这种喜剧性因素对作者自己的侵染，甚至影响了叙述的语言：‘梁三老汉终于代表生宝去上童养媳妇的坟了。’这‘代表’二字，正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中从人物身上浸染过来的幽默。”
柳青可能缺乏丰润的人道主义柔情，但他还不至于在悲伤中解读出“喜剧因素”，而这个周天的胡说八道者，却把柳青彻底地置于麻木主义的深渊中了。拍马屁失控之后，往往会达到丑化被拍者的意外效果。
这个童养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人的悲剧。悲剧的制造者，就是梁三老汉。一个悲剧，是童养媳妇郁郁寡欢，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另一个悲剧，就是用来换亲的梁三老汉的女儿秀兰。秀兰嫁给了姓杨的人，实际上，她与那个童养媳妇一样，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爱的选择的权利。童养媳妇脆弱的生命，无法抵挡这种灵魂的创伤，过早地毁灭了肉体，而秀兰是顽强的，她却为这个同样没有爱的基础的爱情，培植了一种爱情的最伟大的祭礼。实际上，秀兰后来嫁给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阶级。因为秀兰的未婚夫后来成了一个志愿军战士，这样秀兰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虽然她没有见过自己的变相出卖给的夫婿，后来见过面后，看到的是未婚夫被燃烧弹烧毁的面容，但是，当秀兰知道自己的对象是一个“最可爱的人”的时候，肉体的单个个体不存在了，她知道对方是一隶属于一个光荣的可爱的团队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用女人的方式，作出了她的奉献。
值得一提的是，把柳青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的浩然在《金光大道》第四部中，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秀兰的爱情情节。小说中那个最可爱的女孩周丽平，也像秀兰一样，执着地坚守着她的在朝鲜战场上受了重伤、并被截肢的男友春河。
这一点上，秀兰与她的哥哥都有着相似的成份，只不过分别从男人与女人的角度，为这个国家的国家意志，奉献出力所能及的奉献。男人去奉献为国家劳动的主题，女人去体现奉献爱情的主题。而秀兰的那种主动前往夫家，安慰未婚夫的婆婆，则是在小说中的一种悲怆的情调里完成的。柳青也知道秀兰前去所作出的一种牺牲，但作者是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表现这种无爱的痛苦的，小说里这样描写秀兰“在一霎时间，闺女的羞耻心，完全控制了她。”其实她的何尝是羞耻心？最主要的实际上是对这个婚姻的不由自主的被动选择。梁三老汉立刻对她的犹豫作出了威胁；“不听话，老子打你。”母亲在女儿走向那个骨子里是一场悲剧的婚姻中的时候，默默地为女儿梳头，小说里几乎是以一种生离死别的笔调表现着母亲送女儿的悲剧性场面：“妈给秀兰梳头的时候，眼泪从她皱纹包围的眼眶里，流了出来。”而改霞对秀兰的不幸有着更为直截的感触，把秀兰的这时候的感受归纳为“朋友的失意”。为什么爱情不是幸福，而是失意？正是因为小说里设定的这一个源自于换亲、而之后夫婿又变相地毁容这样的对女人来说决定着一辈子的伤痛。这对女人来说是一个何等的打击。但是，柳青却把这场不公正的婚姻，放在为国奉献的主题之下，化解了这种奉献之后的情感与肉体上的痛苦，对这种婚姻的不公正的前因，却不作任何的反思与解释。秀兰的奉献主题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错误。在这样的主题压倒一切的叙事潮流下，梁生宝似乎从没有对妹妹的婚姻作过人道的、人性的、亲情的关注。似乎梁生宝从来没有这个妹妹，在秀兰面临着痛苦的抉择的时候，梁生宝从来没有给予她亲情上的慰藉，没有帮助秀兰去反思她的这场爱情其实与他自己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小说在这里拒绝了任何的感情上的蝴蝶效应，好像梁生宝从来没有顾及过这种隐秘的亲情关系，这也是《创业史》里留下的不正常的人物反映的种种累积性遗存。
《创业史》里的坏女人李翠娥，可以说是风情万钟。她心目中只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现任的丈夫白占魁，一个是富农姚士杰。这个女人的心态，在小说里作者有着清晰的描述，说她崇拜强人，那么，按她的这种爱憎标准，白占魁与姚士杰算是强人了。白的强人体现在哪里？也许体现在他作为一个兵痞与二流子的无所不为，不择手段吧。这个女人与梁生宝自然没有关系，但奇怪的是，小说在“题叙”部分里，梁三老汉却曾经担心过梁生宝为什么不顾自己的童养媳妇，而经常跑出去，是和李翠娥有勾搭。小说里这样写道：“老汉在生宝晚上出去的时候，偷偷的跟在远远的后边，注意他是不是往名声不好的女人翠娥草棚屋钻。”这是唯一的一句暗示着这个女人与梁生宝发生的关系。而奇怪的地方正在这里，这种猜测竟然是来自于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