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国学(GuoXue)主题:|中国藏书文化| 第一讲：中国古代官府藏书第一讲：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整体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下面从古代官府藏书开始，分别予以概述之。&&&&一、官府藏书的由来与发展&&&&以皇家藏书为主的官府藏书体系滥觞于商周，成型于汉代，发展于隋唐及宋代，鼎盛于明清。&&&&以往讲藏书的起源多从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讲起，其实，发掘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成批甲骨和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周原甲骨可视为后世国家图书档案馆的雏形，这里多次发现成千上万片甲骨分门别类地堆积在一起，说明是有意收藏。而且在甲骨旁曾发现蜷曲侧置的人骨架，据考古学者考证，此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官藏的管理人员。&&&&在中华远古时代，距今约3年前，就有了文籍和收藏活动。据《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自文籍、图画产生，便出现收藏，是为中国藏书史之发端。&&&&西周至战国是官府藏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藏书处所先后有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府库、室、秘室等称呼。掌管藏书的史官也细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职务，反映了周朝官府藏书管理机构的规模和分工细化。而且许多诸侯国也都设立了藏书之府，各置史官书事记言，其目的是为了在诸侯列国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争夺霸权。在古代藏书事业上打破了以往只有中央朝廷一统天下的单一官府藏书形式，而且在地方上也有了闾府、册府等官藏。地方官藏的出现，对于促进春秋战国之际学术下移，私人著述繁荣，百家争鸣及私家藏书的出现都有着直接关系。&&&&秦代藏书，可追溯到统一六国以前的春秋初年，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就“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史记？秦本记》）。这是在诸侯国中设史最早的记载。&&&&缪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同上）。可是孝公时，秦国就出现了对先古典籍是尊崇还是抵制的争论。旧奴隶主贵族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的复古主张。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则提出“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同上）的进化论观点。后者得到孝公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有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书厄，这也证明秦始皇焚书是有其家传渊源的，还算不上创举。&&&&昭襄王时，秦国又开始搜藏典籍，包括《诗》、《书》等，但他与三晋等国不同的并不是“慕仁义而弱乱”，而是“不慕而治强”，藏书的目的不是崇儒，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尊严更强盛。&&&&秦王政掌权后先将天下诸侯六国之书搜集到咸阳，宰相吕不韦使门客，利用藏书，编出《吕氏春秋》，也曾轰动一时，但在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九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大争论，其结果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焚书”、“禁书”事件。当时是为了打击复古思潮，但客观上却使秦国长期积累的、统一六国搜集而来的图书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焚书也未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秦朝仅存十五年，即说明文化专制不可能长久。&&&&据《史记》等古书记载，秦王朝藏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周室。为以后各代创立各种类型的国家藏书处所以直接启示，但从中国藏书事业发展史的角度上分析，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值得反思和记取的教训：一是平定六国，收集了大批图书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组织学者、博士整理这些藏书，这是该做的事，却没有做；二是“焚书坑儒禁学”，这些本来是不该做的事，然而却雷励风行地去做了。这两件大错对中国文化和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直到汉代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西汉在藏书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并为其后历朝继承和仿效，最终演化为藏书制度。&&&&一是建立国家藏书处，收藏管理图书。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唯有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萧何具有远见卓识，他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了大功。担任相国后，他主持修建了未央宫，在皇宫北面盖了两座藏书楼，名为石渠阁，天禄阁。后来“石渠”、“天禄”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如清乾隆时着录内府所藏书画，为《石渠宝笈》，干清宫东昭仁殿专藏宫中珍本、善本，赐名“天禄琳琅”，所编书目称《天禄琳琅书目》。“金匮石室”之制也源于西汉。&&&&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访书、征书，力图使国家藏书齐全完备。汉惠帝时就废除了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书令，开始“大收篇籍”，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书积如丘山”。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命礼宾官陈农为使到各地征集图书，此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官藏不仅限于皇宫大内，规模十分可观，据汉成帝时刘向父子校定的数字，有132269卷（篇），加上不同写本和残本多达33090卷。&&&&三是选派专人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编制国家藏书目录。在汉武帝下达征书令后，不少藏在山洞、墙壁和地窑中的竹木简书被发掘出来，但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窜乱、伪造者自不可免，对它们进行一次全面校理已势在必行，汉初张良、韩信就整理兵法等军事书籍。成帝河平三年（公元昆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被委任为皇室藏书的主要负责人，他率领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分别负责整理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古籍，校仇讹文脱简、条别篇章，写成定本，定着目次。刘向及其子刘歆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前者是整理藏书所写的提要，后者是前者的节本）。&&&&此后，历代皇家藏书在更替、继承中续有发展，形成各自特色。如隋代皇家秘阁按图书内容分库管理，炀帝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厢建造书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魏晋以来的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此外还在东都内道设立了佛道典籍专藏。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这个数字及上述设立专藏的做法都是空前的。&&&&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开元十二年，玄宗在东都设置了丽正书院，次年改为集贤殿书院，不仅设置了较完善的职官机构，在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十分可观，可惜安史之乱使唐代官藏由极盛而剧衰。唐代宗等以千钱购一卷书，也无法再现盛唐官藏的景象。&&&&宋代官藏以崇文院规模最大，此外还有太清楼及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等六阁。馆阁职位是优秀的贤俊方可充任。洪迈曾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容斋随笔》）。六阁之大学士也是一种荣誉极高的头衔。宋代馆阁藏书，允许政府高级官僚、殿试科举考生等借阅流通，为公私著述提供参考，在印刷术业已发达的情况下，也为政府刻书提供了校印底本。&&&&明代开国之初，官府藏书增加迅猛，在编修《永乐大典》时也发挥不小的作用。至明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数量已达古代官藏之顶峰。但中后期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甚至典司者监守自盗，至使精善本散失严重。&&&&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注重“文治”，为编纂多种大部头典籍，屡次搜访民间遗书。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建七阁，南北分设，使官府藏书在建筑、组织、管理等方面更加规范和完善。清末京师图书馆及江南图书馆等的建立标志着官府藏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转型，古代藏书楼的终结与更生亦同时完成。&&&&二、各代官府藏书之探微&&&&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识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早期文献形式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石器、玉器、掌鳎踔磷畛醯闹衲炯螂埂㈢滩取？&&&&商朝储藏典籍处所为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掌管早期图书档案之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保存史实为重。&&&&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以“龟室”贮藏，到了近现代人们大量发掘，史家称之为“殷墟甲骨”。&&&&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周朝藏书处所为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史、胥、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制、军事事务、法律条文、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私人藏书重点。&&&&春秋（前770—前476年）&&&&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齐、郑、卫、赵、楚、魏、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记》&&&&春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禁书令。&&&&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秦代（前221——前206年）&&&&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石室、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诸内容为主。&&&&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户籍、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盟书由史官分掌，《诗》、《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因方士侯生、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前206年（秦二世三年）&&&&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 十月 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西汉（前206—25年）&&&&高祖时（前206—前195年）&&&&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前93年（太始四年）&&&&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前73年（本始元年）&&&&文不识家富藏书，尝给予匡衡图籍以助其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葛洪《西京杂记》）&&&&前66年（地节四年）&&&&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前32—前7年（成帝时）&&&&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领校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其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另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东汉（25—220年）&&&&25—57年（光武帝时）&&&&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后汉书》&&&&58—75年（永平间）&&&&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58—75年（明帝时）&&&&建兰台、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宣明、鸿都等藏书，命班固、傅毅等典掌。&&&&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是为政府收藏佛经之最早记录。&&&&62年（永平五年）&&&&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傅毅、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67年（永平十年）&&&&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76—88年（章帝时）&&&&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107—122年（安帝时）&&&&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159年（延熹二年）&&&&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170年（建宁三年）&&&&蔡邕是年拜郎中，校书东观。&&&&175年（熹平四年）&&&&蔡邕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190年（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192年（初平三年）&&&&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秘书丞。其中秘书令充中书之任而兼管图书秘籍。&&&&曹操搜采东汉官府遗书，藏于三阁，以建立魏国官藏体系。&&&&蔡邕之女蔡文姬应曹操请求，“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蔡文姬传》&&&&三国（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崇文馆设为魏国藏书处。魏兰台（即外台）所藏书籍由御史典掌。&&&&郑默主管曹魏皇家藏书，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藏书目录《魏中经簿》，记载魏国一朝藏书情况，从此国家藏书朱紫有别。&&&&220年（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即位，设中书令典尚书奏事；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中书与秘书分开。置秘书监、秘书左、右丞、秘书郎中官职。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事务；后又设秘书校书郎，专掌校勘残缺，正定脱误之事。&&&&魏文帝曹丕诏令修茸因遭董卓之变而受损毁的熹平石经。又命秘书监王象等学者，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分门别类，重加排列，编成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庋藏于秘阁。并从此开官修大书之先河。&&&&221—263年（蜀汉）&&&&刘备称帝后，鸠合典籍，依汉制建“东观”以藏书。又设秘书令、秘书郎、秘书吏诸官掌管秘府藏书。任用王崇补东观，郤正为秘书郎&&&&222—280年（孙吴）&&&&孙权称王，建都南京。亦仿汉制设“东观”，为国家藏书之所。&&&&240—248年（魏正始间）&&&&洛阳太学刻立“正始石经”。所刻三体经书有《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石经分刻于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宽96厘米。&&&&西晋（265－316年）&&&&265—275年（泰始间），国家此时有藏书29945卷。&&&&晋沿袭汉魏旧制，以秘阁为内阁，以兰台为外台，加崇文院，同为政府藏书处所。&&&&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书？职官志》）。并“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晋起居注》）。&&&&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有凉州刺史张寔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274年（泰始十年）&&&&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晋官府藏书。历时数年，至太康间年间完成。荀勖先后复核、检对图籍10万余卷，据此编制出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全书正文14卷，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分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仅录书名、卷数、撰人及简略说明，为我国第一部四部体系分类目录。今佚。&&&&279年（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简出土。共计装载数10车，约10余万字。因全为竹书，地在汲郡，故史称“汲冢竹书”。晋武帝司马炎命将全部竹简运至京师，收于秘阁庋藏。武帝时下令整理“汲冢竹书”。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晳等参与此事。后于晋惠帝时，再次进行整理，终得史料价值极高之《竹书纪年》。&&&&280年（太康元年）&&&&晋六路大军直取吴都建邺，王浚、司马★入“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其后悉数运至洛阳庋藏。《晋书》&&&&281年（太康二年）&&&&置“石渠阁”，储藏官府藏书。&&&&290—312年（惠帝、怀帝时）&&&&惠怀之乱[惠帝时（290—306）有八王之乱；怀帝时（307—312）有刘聪陷洛阳之灾]使西晋秘阁所藏29000余卷尽毁无余。《隋书？经籍志》载：“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291年（元康元年）&&&&惠帝“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唐六典？秘书省》）。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成一独立政府机构。&&&&292年（元康二年）&&&&惠帝下诏，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由是秘书省不仅典掌图书专籍，且从事著作之务。&&&&311年（永嘉五年）&&&&匈奴首领刘聪攻入洛阳，焚烧都城，魏晋官府藏书化为乌有。&&&&东晋（317—420年）&&&&317年（建武元年）&&&&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后，为兴学治国，诏令各地官民，征集图书。东晋国家藏书处为“秘阁”。因藏书量骤减，官府仅此一处庋藏典籍。&&&&为积聚图籍，政府向私人藏书家借抄图书，充实秘阁所藏。张尚文、殷允、郗俭之、桓石秀等众多藏书，均被借去誊抄，故使秘阁藏书稍有增加。&&&&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书，编纂出东晋国家藏书目录《四部书目》，又称《晋元帝书目》。著录图书仅3014卷。然其确定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即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以为永制。&&&&375年（宁康三年）&&&&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将士皆诵儒学。尚书郎王佩犯禁读谶，苻坚斩之，学谶者遂绝。&&&&386—534年（北魏）&&&&北魏辟秘阁、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说明此时开始出现专门的“建楼藏书”行为。&&&&386年（太元十一年）&&&&北魏登国元年 道武帝问博士李先何以收集书籍，增益学问。李先答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魏书？李先传》）。于是道武帝颁制天下，经籍稍聚。&&&&391年（太元十六年）&&&&徐广奉孝武帝之命校书。其检校秘阁四部藏书，共计36000卷（包括复本）。&&&&393年（太元十八年）&&&&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中书郎张敝、太子后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403年（元兴二年）&&&&桓玄代晋自立称楚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不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亦宣告结束，图书进入纸写本时期。&&&&417年（义熙十三年）&&&&刘裕入长安，平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隋书？牛弘传》）&&&&南北朝（420—589年）&&&&420年（刘宋永初元年）&&&&刘裕代晋自立为宋（史称刘宋），收东晋官府全部藏书。&&&&因典籍有限，刘宋承袭东晋之制，将四部图书仍藏于秘阁之内。&&&&423—479年（刘宋景平元年—刘宋末年）&&&&刘宋置秘书监1人，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书处增置“玄”、“史”二馆。&&&&殷淳为秘书郎，校理秘阁藏书。并撰写四部书目（《南史》作《四部书大目》），共40卷。后协助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淳出力最多。&&&&426年（刘宋元嘉三年）&&&&文帝命秘书监谢灵运统领，整理秘阁图书，补足阙文。其后于后废帝元徽年间，由王俭负责，再行整理秘阁藏书。&&&&431年（刘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是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共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近世姚名达认为谢灵运为殷淳误。）&&&&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魏献文帝天安间，秘书郎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从之。“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470年（泰始六年）&&&&刘宋朝廷设“总明馆”，移置部分官府藏书，并征学士以充之，下设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473年（刘宋元徽元年）&&&&后废帝命王俭等人，再行整理秘阁藏书。王俭由此主持撰成刘宋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4卷，共著录图书2020帙、15074卷。&&&&478年（刘宋升明二年）&&&&王俭撰成《七志》30卷，进呈皇帝。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道经、佛经9大类。&&&&479—502年（南齐）&&&&南齐仍设置“秘阁”，以储藏四部图籍。管理书籍官员，也秉承刘宋体制。&&&&483—493年（南齐武帝时）&&&&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8010卷，较之刘宋时书目增加3000余卷。&&&&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南齐武帝废总明观，并诏“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俭奉旨从秘阁中选择善本，与总明观原藏四部书合为一处，同纳入家府。王俭家遂成为齐朝最高学府与学术典籍庋藏之地。&&&&495年（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于是年诏求天下遗书。凡“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编制《魏缺书目录》至南朝借书，致使中国北方典籍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书郎，校理国家藏书。&&&&500年（景明元年）&&&&北魏秘书丞卢昶编成《甲乙新录》（此处“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统藏书目录。&&&&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奏议，“求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获准后，由其统领进行了北魏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书整理工作。惠蔚见新旧典籍混杂，首尾不全，呈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并编出《缺书目录》1卷，以便收求补足。&&&&501—502年（南齐中兴年间）&&&&南齐末年，秘阁经籍因兵火延烧，大都遗散。&&&&502—557年（梁朝时）&&&&梁朝藏书处除“秘阁”之外，增设文德殿、华林园、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撰起居注。此时梁东宫藏书已达3万卷。&&&&502—519年（梁天监间）&&&&梁武帝登基后，下诏向民间求书。“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梁书？王泰传》）&&&&武帝为保存典籍，防止书厄，决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监初年，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其后，于天监二年（503）抄甲部书籍，天监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图书。&&&&秘书监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图籍。曾在文德殿内列藏群书，共23106卷，又将佛教典籍专藏于“华林园”。&&&&武帝应秘书丞王泰之请求，准其校定缮写官府藏书，进行典籍整理。&&&&503年（梁天监二年）&&&&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刘孝标、殷均、贺纵等人参与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阁藏书焕然一新。&&&&505年（梁天监四年）&&&&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于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孔子祛、贺琛等学者赴馆讲学。武帝也曾亲临学馆讲经、听讲，大开建康学风，为一时佳话。&&&&510年（梁天监九年、北魏永平三年）&&&&北魏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526年（梁普通七年）&&&&阮孝绪约于是时编成《七录》12卷。此目体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法，分为内外2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44521卷。阮孝绪所编《七录》，在外篇中专设“佛法录”一类，分为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部，共收录各类佛典2410种、2595帙、5400卷。&&&&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间）&&&&北魏尔朱荣之乱，官府经籍大多散落民间。&&&&530年（北魏永安三年）&&&&孝庄帝诏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领儒学之士校理秘阁图书。是为北魏最后一次整理藏书。&&&&531年（梁中大通三年）&&&&萧统卒。其为梁武帝萧衍之长子，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梁朝国家图书馆）。建藏书楼名“文选楼”，召诸名士讨论坟籍，获称“高斋十学士”。根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选》30卷，选秦至梁代诗文700余篇，分为37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537年（梁大同三年）&&&&侯景兵火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均遭损毁。&&&&539年（西魏大统五年）&&&&文帝命寇俊选置令史，抄集经籍。致使四部群书，稍得周备。&&&&548年（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550—577年（北齐天保元年—承光元年）&&&&秘府（即秘阁）、文林馆、麟趾殿为北齐政府藏书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馆主要储藏史部、集部图书，麟趾殿则为官藏校雠之地。&&&&北齐秘书省典司经籍。设监、丞各1人，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又领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552—554年（梁元帝时）&&&&梁元帝萧绎于江陵校订图书，命学者周弘正、彭僧朗、颜之推、宗怀正、王孝纯、殷不害、王固、周确等详加整理校对，拟将藏书分为正御、副御、重杂3本。 梁元帝喜聚书，曾于《金楼子？聚书篇》中记其藏书经过，其中一部分佛藏得自郢州头陀寺昙智法师、招提寺琰法师，亦曾于荆州长沙寺经藏中抄回4部。&&&&552年（梁承圣元年）&&&&梁元帝入金陵，将文德殿及其他公私藏书7万余卷运归江陵。加之40年所积藏7万卷，江陵官府藏书达14万余卷，超过历代前朝。&&&&554年（梁承圣三年）&&&&萧詧引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恐数十年积累典籍为敌所虏，乃“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问其故，曰：“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隋书？经籍志》）。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局，仅得书卷4000余。&&&&557—589年（陈朝）&&&&陈朝设秘阁、德教殿、承香殿、文德殿、寿安殿庋藏官府典籍。陈秘书省设置与梁相同。置监、丞各1人，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集注起居。所谓“陈承梁，皆循其制官”。&&&&陈朝编撰国家书目有四：《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557—581年（北周）&&&&北周官府藏书之所仅麟趾殿一处。至保定初年（561），国家藏书约8000余卷。及灭亡之时，也不过15000卷。&&&&与此同时，北周禁佛、道二教，经籍大多被焚，流传者甚少。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废斥佛教，毁佛经、佛像，罢沙门、道士，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577年（陈太建九年）&&&&北周建德六年，周武帝灭北齐，收北齐图书加上旧本才至5千。&&&&隋（589—618年）&&&&581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581—600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二十年）&&&&隋开皇间，有御书单本15000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书？牛弘传》）&&&&583年（陈至德元年）&&&&隋开皇三年三月，秘书监牛弘向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其中提出，图书典籍，代有兴废，一旦治平，必有兴集。明君应顺时际会，广开献书之路。&&&&牛弘于《请开献书之路表》中，系统总结历代书籍散佚毁失，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即：秦灭六国蠹下焚书之令为第一厄；西汉重聚及王莽兵乱而失为第二厄；东汉复积及献帝迁都而散为第三厄；魏晋谨守及永嘉之乱又复散失为第四厄；南朝旋又收集及末年萧绎自焚于外城为第五厄。&&&&隋文帝采纳牛弘建议，下诏征求遗书，借书抄录。“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由此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民间藏书纷纷呈献朝廷（隋），并获奖赏。&&&&584年（陈至德二年）隋开皇四年&&&&杨广（即后隋炀帝）于晋王王邸中设“宝台经藏”，储存佛教经典。史称经藏共分四藏，有经卷10万轴。正藏自藏，次藏以下，分送各大寺院庋藏。&&&&牛弘整理皇家藏书，并编制《开皇四年四部目录》。&&&&589—604（开皇九年—仁寿四年）&&&&隋灭陈朝，“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书？经籍志》）。&&&&命牛弘召集善书法者，在秘书省对陈朝官藏典籍补残续缺，分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充实隋初官藏秘书内外三阁，总数达3万余卷。由此为隋朝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隋官府藏书在秘阁，即秘书省。其沿袭前朝旧制，设有秘书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录事2人，领著作、太史二曹。&&&&文帝令于寺院与秘阁内庋藏佛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隋书？经籍志》&&&&589年（开皇九年）&&&&文帝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593年（开皇十三年）&&&&诏禁民间修撰国史。“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记》）。二月，隋文帝大禁谶纬，下诏称：“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二月，帝敕书，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陆深《河汾燕闲录》）&&&&597年（开皇十七年）&&&&秘书丞许善心主持隋政府藏书整理工作，是年“奏遣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对隋国家藏书进行第二次整理。仿阮孝绪《七录》，以家藏典籍为基础，更著新目为《七林》。是为一部较完备的私家目录，该目已佚。（《隋书？许善心传》）&&&&605—617年（炀帝大业间）&&&&史称“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恰。”（《旧唐书？经籍志》）此时官府藏书地除秘阁外，增加观文殿、修文殿、嘉则殿三处。&&&&炀帝为发展官府典藏，倡导大肆抄书。“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且“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是时制成新书凡三十一部，总一万七千余卷，入观文殿宝厨”（《大业杂记》）。&&&&炀帝于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体系。“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购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书？经籍志》）&&&&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共计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期政府藏书最高记录。后炀帝令秘书监柳★校订、整理藏书，除去重复煨杂，得正御本37000余卷，均纳于东都修文殿。柳氏据此编成《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又另写50副本，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炀帝设立官府专藏。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自魏以来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隋书？经籍志》）。&&&&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成为我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与藏书机构。自此确立了以国子监藏书为主体的中央官学藏书体系。其沿袭1300余年，地位仅次于皇室藏书和中央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加紧禁绝谶纬之书。“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许多纬书因此失传，所剩仅《易纬》而已。&&&&607年（大业三年）&&&&炀帝改制，设秘书省（五省之一）、国子监（五监之一）掌管藏、校、抄图书事宜。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改为正五品。又增设儒林郎10人、文林郎20人，校书郎由10名增至40名，楷书郎增至20人，专掌抄写御书。至此秘书省由原38人增至120人。其后改称秘书监、秘书少监为秘书令、秘书少令。&&&&616年（大业十一年）&&&&炀帝携大批官藏图书及珍贵文物逃向江都，途中损失惨重。&&&&618年（义宁二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禁宫，江都所藏图籍焚毁殆尽。&&&&唐（618—907年）&&&&618—626年（武德间）&&&&唐承隋制，以西京秘书省和东都秘书省二处掌管国家图籍，并收储官府藏书。秘书省设秘书监、丞各1人，秘书少监2人，分别管理日常事务。又下设秘书郎4人，掌四库图书；校书郎8人，掌校雠典籍，刊正文字；正字4人，掌订正文字讹谬。另有典书、主事、亭长、掌固、楷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职吏多人。秘书省所藏书有正、副本之别，正本专作保藏，亦称“镇库本”，副本供应官员等人使用。&&&&618年（武德元年）&&&&“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8万卷，重复相糅。”（《新唐书？艺文志》）&&&&621年（武德四年）&&&&高祖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修文馆，掌校正图籍。&&&&622年（武德五年）&&&&高祖李渊平王世充后，将隋东都洛阳嘉则殿之图籍和古迹收为唐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沂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底（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隋书？经籍志》）&&&&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高祖应允，数年之间，群书略备。&&&&624年（武德七年）&&&&唐“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其秘书省“掌邦国图书经籍之事”。（《旧唐书？职官志》）。&&&&627—649年（贞观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任职秘书监。《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于内库，以宫人掌之。”&&&&627年（贞观元年）三月&&&&太宗将修文馆改为“弘文馆”。置馆学士，掌校正图籍事宜；又设详正学士、校书郎等官职，负责校理图书，刊正谬误；立楷书手、拓书手、笔匠、熟纸匠、装潢匠等职，专事校订、缮写。&&&&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本。”并于殿旁建立弘文馆，选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并于馆内设置检校馆务之馆主。（《唐会要》）&&&&颜师古拜中书侍郎，晋秘书少监，分管国家藏书。受诏于秘书省考证文字，官藏中古书伪谬，多由其手写订正。&&&&628年（贞观二年）&&&&魏征出任秘书监，主掌国家藏书。又奏请学者校集四部群书，置雠正30员，书工百员整理典籍。于是，“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迁秘书监后，集中整理隋代遗书。“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629年（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创立史馆。“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史馆之职，“掌修国史……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职官志》）。后订立“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级官府须按时缴送相关典籍材料等。&&&&635年（贞观九年）&&&&四川遂宁县建“张九宗书院”。为唐代最早之私人创办的书院，比官府所设集贤殿书院还早90年。&&&&636年（贞观十年）&&&&魏征、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纪传部分，后于显庆元年（656）全书告成，合称《五代史志》。其中有《隋书？经籍志》4卷，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638年（贞观十二年）&&&&颜师古继魏征、虞世南之后，任秘书监职。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设太子学馆，名“崇贤馆”，隶属东宫。该馆“掌东宫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新唐书？百官志》）。&&&&太子藏书所为“司经局”，亦为东宫属官。《唐六典》载，是局有洗马二人，“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对秘书省藏书再次进行整理。诏曰“东台侍郎赵仁本，兰台侍郎李怀俨，东台舍人张文瓘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676—678年（仪凤间）&&&&因崇贤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图书。又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684年（嗣圣元年）&&&&朝廷严令“两京四库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复，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旧唐书》）&&&&702年（长安二年）&&&&为避太子李贤讳，“崇贤馆”更名“崇文馆”。（《新唐书？百官志》）&&&&709年（景龙三年）六月&&&&中宗“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旧唐书？中宗本纪》），并“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括图籍”。（《唐会要》卷35）&&&&710—711年（景云间）&&&&睿宗李旦效仿中宗故事，继续搜括图籍。（《唐会要？经籍》）&&&&713—741年（开元间）&&&&据《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引《龙城录》称，玄宗时，“文籍最备，所藏至七万卷，学士张悦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诏令征集民间图书。共收集到图书3600部，51852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大大超过前代，充实了政府藏书。&&&&715年（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旧唐书？经籍志》）。怀素建议：“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著，续俭《七志》，以藏秘府”（《新唐书？马怀素传》）。玄宗欣然应允，由马怀素总其责，封为秘书监兼修图书使。召集国子监博士尹知章等20余人分部撰次，秘书丞殷承业等刊正文字，又借民间异本传录，藏书整理工作遂大规模开展。后经过近40年收集、校订、编目，唐代官藏达到极盛。&&&&717—721年（开元五年—九年）&&&&《开元群书四部录》修成。先是由马怀素与褚无量整理四部藏书。因马怀素不通目录之学，直至逝世尚无头绪，后由元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717年（开元五年）&&&&十二月 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玄宗从之。于是专设搜访异书史一职，四处访求逸书，广收异本。&&&&“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旧唐书？职官志》&&&&718年（开元六年）&&&&玄宗于京都创设“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丽正殿书院”。置学士等职，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后于开元十三年（725）改名为集贤殿书院。&&&&719年（开元七年）&&&&九月，玄宗下诏整理丽正院藏书。诏曰：“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唐会要？经籍》）&&&&马怀素上书言称：“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玄宗采纳此建议，命马怀素任秘书监，总领此事。&&&&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至四部书成，玄宗令百官到乾元殿东廊观看，无不骇其广。&&&&723年（开元十一年）&&&&是年于京师大明宫光顺门外，次年于东都明福门外，正式建成“丽正修书院”。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125960卷。其本有正有副，以益州麻纸书写，轴带帙签，以不同颜色区分。经库：镶白牙轴，黄缥（帛）带，红牙签；史库：镶青牙轴，白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725年（开元十三年）&&&&四月，诏张说等人宴于集仙殿，玄宗以贤才聚集一堂之意，遂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院事，设有学士知院事、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待制官、留院官、文学直、知检讨官等。后藏书增至8万余卷，所谓“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玉海》卷52）。&&&&730年（开元十八年）&&&&十月，集贤院清理所藏六朝时代旧本书和贞观至咸亨年间之写本书，置库珍藏。计四库书总数达80080卷，其中经库13752卷，史库26820卷，子库21548卷，集库17960卷。所藏除本朝新书外，还有梁、陈、齐、周及隋代遗书。后经开元二十四年（736）减省，到天宝三年（744）六月仅存54642卷。至天宝十四年（755），又续写16843卷。&&&&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幸东都，及还西京，命“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于东都。”（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谓，“凡三套复本者留下一套”）。其余则运往西京，贮于大明宫及兴庆宫两集贤院之分院。&&&&744年（天宝三年）&&&&六月，造《见在库书目》（即藏书登录簿）。计经库7776卷，史库14859卷，子库16277卷，集库15720卷，共54642卷。&&&&748年（天宝七年）&&&&玄宗诏求道书于天下。诏曰：“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传学，将弘至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闻政之余，亲加寻阅。既刊讹谬，爰正简编，必有阐扬，以崇劝道。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传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混元圣纪》卷9）&&&&755—763年（天宝十四年—广德元年）&&&&安史之乱使长安以及洛阳数次遭殃，官藏图籍受到空前损失，是为唐代官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旧唐书？经籍志》云：“乾元旧籍，亡散殆尽。”&&&&757年（至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列奏：“国史一百零六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指安禄山、史思明）焚烧。……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收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委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尺。”（《唐会要？修国史》）&&&&760—762年（上元间）&&&&朝廷收道书6000余卷，至大历十四年（779），经道士申甫四处搜访，于京师缮写，增至7000卷。&&&&827—836年（太和元年—开成元年）&&&&文宗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修成《四库搜访图书目》1卷。开成初年，四部书稍备，至56476卷，分藏于12库。&&&&827年（太和元年）&&&&宰相领祭酒郑覃，奏请依“熹平石经”故事，镂石太学，为万世法。诏准。于是郑覃推选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正文字，至开成四年（839）刻成“唐石经”，亦称“开成石经”。839年（开成四年）冬，“唐石经”刻成，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9经，加《孝经》、《论语》、《尔雅》为12经，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计114石，650252字。&&&&833年（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复定石经字体。同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加以《孝经》、《论语》、《尔雅》，共12经，199卷，字样40卷。&&&&836年（开成元年）&&&&政府藏书几经征访扩充，大为恢复，达56476卷。&&&&因郑覃侍讲禁中，常言经籍丧失惨重，于是文宗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846年（会昌六年）&&&&大诗人兼藏书家白居易卒。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洛阳家中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尝以自藏为基础，编撰类书《白氏六帖》30卷，另辑《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白香山集》。为妥善保存自己作品，结集多次，抄成复本，分藏多处，“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白氏集后记》），遂使其文流传百世。&&&&880—881年（广明元年—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先后占领洛阳、长安，唐宫庭、官府藏书多损于兵火。《旧唐书？经籍志》&&&&888年（文德元年）&&&&昭宗尝下令征集图书，但实力所限，难有成就。迁都洛阳时，原存18000卷藏书，又损其大半，几经战乱后，平时载籍，世莫能闻。《旧唐书？经籍志》&&&&891年（大顺二年）&&&&历经多年战乱，朝廷新旧道经所藏，只余3000卷。（杜光庭《太上黄录斋仪》卷52）&&&&五代十国（907—960年）&&&&911年（后梁乾化元年）&&&&前蜀（永平元年）蜀主王建造新宫，集四部书于其中。王锴上《兴用教奏》书，劝导兴文聚书，蜀主遂建文思殿以藏书，选名儒专掌其事。&&&&916—1125年（后梁贞明二年—北宋宣和七年）&&&&辽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宜。秘书监下设秘书郎、秘书正字等。又置昭文馆，设昭文馆直学士。&&&&916年（后梁贞明二年）&&&&前蜀（通正元年）建“文思殿”，命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实之。&&&&923年（后唐同光元年）&&&&二月 庄宗下诏访书，并命所司立等第酬奖献书者。随后再次下诏云：“进纳四百卷已（以）下，三百卷已（以）上，皆成部佚，不至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926—929年（后唐天成间）&&&&遣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往蜀地收集图籍。&&&&明宗诏令“精选通儒校订三馆图书”。（《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926年（契丹天显元年）&&&&耶律倍让皇位于弟耶律德光，被封“东丹王”。又于医巫闾山绝顶建“望海堂”以储藏书，其后，突欲徙居辽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命王继迅起书楼于西宫，号为“西楼”，藏书至万卷。继而回医巫闾山，将“西楼”藏书大部分移入“望海堂”。派人至中原购置新书，增至万余卷。复于“望海堂”不远处建筑 “桃花洞”，置藏书用房数十间。其影响日隆，收藏丰富，成为北方藏书最富之所。&&&&929年（后唐天成四年）&&&&是年三月，明宗遣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败阵，奔马回府，纵火焚烧府库，使平生所聚3万卷图籍书画，尽化为灰烬。&&&&930年（后唐长兴元年）&&&&辽天显五年 后唐明宗遣人跨海持书秘召原辽太子耶律倍（耶律）。突欲遂“载书浮海而去”。后突欲被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所携图书散佚。&&&&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后唐设专职进书官。据《册府元龟》载，是年诏进书官刘常为郑州荥阳令，单骧为唐州司法参军。“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明宗允之，委派宰相冯道主之事。&&&&吴越王钱镠卒，亦为五代著名藏书家。其重视典籍收藏，统治期间使吴越官府藏书大增。钱镠后代子孙亦博雅诗文，爱好典籍，多为后世藏书家、文学家、书法家。如其子钱传瑛聚书数千卷；其孙钱惟治（字世和）、钱惟演（字希圣）亦各聚法帖图书万余卷，且多异本。&&&&938—941（后晋天福三年—七年）&&&&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金华子杂编》）&&&&南唐高皇帝李昇命修建“礼贤院”，聚书万卷，致六经皆备，诸史条集。&&&&938—965年（后晋天福三年—宋乾德三年）&&&&“蜀石经”刻成。为蜀相毋昭裔捐俸所成，共10经，立于成都学宫。其中《孝经》、《论语》、《尔雅》刻于广政七年，《周易》刻于十四年，《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1至17卷均在蜀时刻成。以开成石经楷体字书写，并增入古注。&&&&941年（后晋天福六年）&&&&赵莹上奏云：“自李朝丧乱迄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复，今之书符，百无二三，请下敕命购求。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历朝纂述，卷帙实繁，若不统而论之，何彰文雅之盛！请下秘书省，自唐以来古今典籍，经史子集原撰人名氏，四部大数，报馆以凭撰述经籍志”。并建议凡有诣阙进纳者，量其文武才能，特行简拔，不限资序。&&&&946年（后晋开运三年）&&&&辽会同九年 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尽收后晋藏书北运。&&&&948—950年（后汉乾祐间）&&&&礼部侍郎司徒诩请开献书之路。谓曰：“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之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令下罕有应者。&&&&据《续贞元释教录》载，此前南唐官藏佛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共1076部、5048卷、481帙。后又增入释恒安访得《贞元录》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它经典，均“写录施行，敕下所司永编藏”，计140部、413卷、43帙。总计达1216部、5461卷、524帙。&&&&951—960年（后周）&&&&崇文馆设为后周藏书处。&&&&宋太祖赵匡胤初为周将时，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闻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尝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柴荣以史馆书籍尚少，诏求遗书，校勘典籍。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诏曰：“其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据见在书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误，仍于逐卷后署校勘官姓名，宜令馆司逐月具功课申中书门下。”聚而又校，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957年（显德五年）&&&&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残军于紫金山，将破城时，皇帝李璟尽焚宫中万卷藏书。&&&&宋、辽、夏、金（960—1279年）&&&&北宋（960——1126年）&&&&960—1021年（建隆—天禧间）&&&&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府藏书达36280卷（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志》）。另据《宋史？艺文志》载，三朝崇文院三馆秘阁已有正副本藏书8万余卷，除去重复，计3327部、39142卷。&&&&960—975年（太祖时）&&&&三馆其时仅有藏书12000卷。&&&&960年（建隆元年）&&&&一月 宋太祖赵匡胤沿袭前朝，置昭文、集贤、史馆三馆，有书万余卷。仍由秘书省掌管图籍。（《宋史？职官志》）。&&&&秘书省藏书建立帐簿登记制度，人员入库须有牌照。省内还常置校勘官，以校理书籍。&&&&二月 为避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庙讳，将自唐沿袭而来之“弘文馆“改为“昭文馆“。&&&&963年（乾德元年）&&&&二月 太祖平荆南，尽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965年（乾德三年）&&&&五月 太祖赵匡胤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后蜀图书、法物。至开宝八年（975），收后蜀图书13000卷还，图籍付史馆收藏。&&&&966年（乾德四年）&&&&闰八月 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年三礼涉弼、三传彭千、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赐科名。”（《资治通鉴长编》卷7）&&&&968—976年（开宝间）&&&&国家有藏书8万卷。（《玉海》）&&&&968年（开宝元年）&&&&史馆编成《史馆新定目录》4卷，后征书即以史馆之有无为标准。（《玉海》卷52）&&&&971年（开宝四年）&&&&二月 南汉（大保十四年）刘鋹出降宋朝之前，其臣下龚澄枢等纵火焚宫殿府库，图籍皆尽。&&&&太祖遣高品内侍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是为我国第一部木刻官版大藏经，即《开宝藏》（亦称“《蜀藏》”）。全藏共13万块版片，运回汴京（今开封）后，贮于印经院，供印经颁赐之用。&&&&975年（开宝八年）&&&&十一月 南唐后主李煜宫中图书万卷，钟繇、王羲之墨迹尤多。是时太祖赵匡胤平南唐，城将陷，后主对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及城陷，黄氏果将所有图籍烧毁。&&&&十二月初三日 太祖赵匡胤令太子洗马吕黾祥至金陵接收南唐图书。次年春，收其图书2万余卷，悉送史馆收藏。&&&&976—997年（太宗时）&&&&太宗赵光义命徐铉、王禹偁搜求校正道书。得3737卷，缮写成书，贮于大内后苑太清宫。（《宋三朝国史志》）&&&&978年（太平兴国三年）&&&&二月 于左昇龙门东北车辂院旧址，建成三馆新址。太宗诏“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遂成北宋中央政府之藏书机构。院既成，尽迁西馆（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即后废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共8万卷，皆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此时三馆藏书分正、副二本，合计为4600余卷。&&&&三月 吴越王钱弘俶降宋。八月，其子钱惟治将所有图籍和财产交知杭州范旻，图书其后充入三馆。&&&&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建太清楼，用以藏书。楼在禁中后花园内，所藏以御书墨迹，秘籍善本，及利用三馆秘阁藏书复制的四部图籍为主。皆以黄绫装裱，世称“太清本”。&&&&五月 太宗平定北汉，攻入太原。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后尽充官府藏书。&&&&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 诏求医书。诏曰：“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视卷数多少，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献医书，补翰林学士。以此得医书甚多。&&&&十二月 诏访钟繇墨迹。“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演（演当为“治”字之误）献钟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迹凡七轴；秘书监钱昱又献钟繇、羲之墨迹八轴。”（《会要辑稿？崇儒四》）&&&&984年（太平兴国九年）&&&&正月 太宗谓侍臣云：“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乃诏求遗书曰：“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麟台故事？书籍》）。于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986年（雍熙二年）&&&&太宗为建藏搜访道经，命将天台山桐柏宫所藏道经调至余杭抄录。&&&&988年（端拱元年）&&&&五月 诏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监、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分三馆（即昭文、史馆、集贤）藏书万余卷（其中真本书籍万余卷，天文、方术之书3012卷，图画140轴），藏于其中，与三馆合称四馆。&&&&990年（淳化元年）&&&&诏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文献通考》卷56）&&&&992年（淳化三年）&&&&五月 诏增修秘阁，八月阁之建筑修成。此前秘阁藏书置于偏厅庑内。建成后，太宗亲题阁名，亲制赞文及篆额，立于阁前。后秘阁与崇文院三馆等统称为“馆阁”。&&&&九月 太宗幸新秘阁。登阁观群书齐整，赐随从及直馆阁酒。后又召诸将宴饮，纵观群书，意在使武臣知文儒之盛。&&&&993年（淳化四年）&&&&“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玉海》卷14）&&&&994年（淳化五年）&&&&六月 帝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太宗草书5轴藏于秘阁，并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秘阁学士前往观览。&&&&七月 “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麟台故事？校雠》）&&&&995年（至道元年）&&&&六月 诏命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于官者，价从优，如不愿进纳者，则遣能书吏就其所在借书抄写，即时归还，并赐给太宗皇帝手迹拓本。由是收集古书60余卷，名画45轴，古琴9张，王羲之、怀素等墨迹8本，皆藏于秘阁。&&&&998—1022年（真宗时）&&&&《宋史？艺文志》记载：“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而玉宸殿、四门殿各有藏书万余卷。”&&&&真宗时多次向民间征集遗书，充实官府所藏。其尝对大臣言说：“国家搜图书，其数渐广。臣庶家有聚书者，朕皆令借其目录，以参校内府及馆阁所有，其阙少者，借本抄填之，迩来所得甚多。非时平无事，安能及此也。”（《麟台故事？书籍》）&&&&998年（咸平元年）&&&&诏朱昂、杜镐、刘承珪等整比三馆秘阁书籍，著为《三馆秘阁书目》。&&&&1000年（咸平三年）&&&&二月 诏藏《太宗御集》30卷于秘阁，并录别本于三馆庋藏。&&&&十月 “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至咸平五年（1002）“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麟台故事？校雠》）&&&&《咸平馆阁书目》编制完成。&&&&1001年（咸平四年）&&&&九月 命邢昺、李维等重校《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7经疏义，凡165卷，之后模印颁行。赐给全国各州、县学及书院各1部。&&&&十月 真宗阅太清楼书目，见其缺书甚多，于是下诏购馆阁逸书。（《麟台故事？书籍》）&&&&1002年（咸平五年）&&&&诏令刘均、聂震等对太清楼部分舛误之书进行校勘，并编制《太清楼书目》。&&&&1004年（景德元年）&&&&为纪念太宗而建龙图阁，取龙马负图之意。阁中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亦有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包括缮写三馆所藏四部书复本有3万卷之多，分为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保管。又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职管理藏书。龙图阁计有太宗御制御书及文集共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75卷，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太清楼书目》4卷编制完成。&&&&1005年（景德三年）&&&&五月 真宗以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大多错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重加编次，提取精要，依类分之，成《乾坤宝典》417卷。真宗作序藏于秘阁。&&&&五月 真宗阅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于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校对，经史未有印版者，皆令刊刻。&&&&1007年（景德四年）&&&&三月 太清楼藏有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934卷轴，四部群书33725卷。&&&&五月 诏分内藏西库之地以广秘阁。&&&&编成《龙图阁书目》7卷，《玉宸殿书目》4卷。&&&&年（大中祥符间）&&&&先后有19人献书朝廷，得书10754卷。&&&&《龙图阁书目》7卷撰成，录阁藏图书34575卷，瑞物347件。（《玉海》卷163）&&&&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真宗诏命司徒王钦若领校道经，编制道经目录。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编成新的道经目录，真宗亲为制序，赐名《宝文统录》。此经目用过去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共计4359卷，比之宋初《道藏》增加622卷。&&&&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真宗问书籍之事，向敏中答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九月 馆臣请求将真宗皇帝诗文集藏于秘阁。次年四月，又以《新集御制文颂歌诗》15卷藏于秘阁。天禧初年，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120卷。&&&&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间 荣王元俨宫失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处，使三馆秘阁藏书所剩无几。真宗遂诏令以重金求书，并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一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人领之，募笔工200人，借太清楼藏本补写重抄，复得书17600卷。&&&&五月 翰林院学士陈彭年建议，于右掖门外建崇文院（内院仍在宫中），别置三馆书库，缺误之书，借太清楼本补写。其抄写书籍、雕造印板、餐宿等均在外院。帝从之。&&&&荣王宫失火之后，将崇文院临时迁入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秘阁作为内院原地保留，而三馆迁出，致使崇文院一分为二。（《麟台故事？省舍》）&&&&十二月 命枢密使王钦若为都大提举，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副，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于是出太清楼书，抄写校勘秘阁书籍12000卷。又募人以书籍卖于官。&&&&“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玉海》卷164）&&&&诏征集民间藏书，凡献书500卷以上者优其赐。“于是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麟台故事？书籍》）&&&&真宗因周式办学得力，赐书籍及“岳麓书院”匾额，书楼也因此改名“御书阁”以志纪念。&&&&1017年（天禧元年）&&&&八月 提举校勘书籍所奏：“学究刘溥、俟帷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诏甄录”（《麟台故事？书籍》）。此时三馆秘阁及殿阁藏书，尤以太清楼最全。&&&&1020年（天禧四年）&&&&天章阁始建，位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次年落成。“中兴后，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于天章阁”（《宋史？职官志》）。该阁还收藏宋历代帝王画像等物。后天圣八年（1030）置待制，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藏书也由直学士掌管。仁宗时，曾多次召群臣至天章阁观书、议事。&&&&1021年（天禧五年）&&&&辽太平元年，圣宗获得宋刻《开宝藏》，善加保管，并因此引发了辽圣宗补缀缺漏，雕刻《契丹藏》的壮举。&&&&年（仁宗、英宗时）&&&&仁宗、英宗两朝增加藏书1472部，8446卷。加之原有藏书，合计为4799部，47588卷。&&&&1025年（天圣三年）&&&&四月 诏将三馆补写17600卷图书藏于太清楼。&&&&六月 因所校勘太清楼藏书出现错误，馆阁校勘官陈从易、聂冠卿、李昭遘三人，分别受到降职或罢免处分。&&&&1029年（天圣七年）&&&&十二月，西夏太宗德明遣使献马70匹，乞赐《大藏经》1部。宋帝从之。建国之后，又多次向宋朝求得大藏经多部。&&&&1031年（天圣九年）&&&&十一月 迁“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于左昇龙门外，又增募书吏，专事补辑。&&&&1034年（景祐元年）&&&&西夏太宗德明向宋朝献马50匹，复求《大藏经》一部，宋帝赐之。&&&&闰六月 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等人编四库书。后在此基础上，编出经、史、子、集图书共20791卷，修成《崇文总目》66卷、叙录1卷。&&&&九月 “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半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麟台故事？校雠》）&&&&1036年（景祐三年）&&&&五月 诏谕购求馆阁遗书。&&&&仁宗亲临崇文院，“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麟台故事？校雠》）。于是在崇文院大宴群臣，以表庆贺，并授余靖为秘阁校理，王洙为史馆检讨，赐张观、李淑、宋郊等人器币有差。&&&&年（庆历元年—嘉祐六年）&&&&“嘉祐石经”刻成，立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子监内，史称“北宋国子监石经”。仿唐石经分为六列，每列34行，篆1行，隶1行，每行10字。&&&&1041年（庆历元年）&&&&诏将寿昌殿改为宝文阁，意为“宝书为训”，并开始贮藏图书。&&&&十二月 《崇文总目》修成。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上新修崇文院（实为三馆及秘阁四处藏书）书目66卷，分书为四部45类，著录宋朝官府藏书3445种、30669卷。帝赐名《崇文总目》，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录。&&&&1047年（庆历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于兴庆府（今银川）内修建“高台寺”，以贮藏宋赐《大藏经》。此后，延请回鹘僧人，将大藏经译成西夏文字流传。&&&&1051年（皇祐二年）&&&&西夏垂圣元年，为贮藏宋《大藏经》，于都城兴庆府（今银川）修建“承天寺”。&&&&1051年（皇祐三年）&&&&仁宗诏令拓印青铜文字，存于秘阁。&&&&1054年（至和元年）&&&&十二月 直秘阁司马光上《古文孝经》，诏送秘阁。&&&&辽重熙二十三年，兴宗建“乾文阁”，为辽中央政府藏书之府。其官员设置，略同崇文馆建制。&&&&年（嘉祐间）&&&&三馆秘阁收藏单本书达到39163卷，较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失火前最高藏量已略有增加。其抄本书16000卷，刻印本为4700卷，仅及抄本四分之一强。&&&&1059年（嘉祐四年）&&&&二月 帝命置馆阁编定书籍馆，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参加编校，二年后升迁馆职。有缺随时递补。&&&&迁崇文院于禁宫城中，以内藏库十三间为三馆馆舍。&&&&1060年（嘉祐五年）&&&&八月 诏求遗书。曰：“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仅才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书令，访募异本，补辑渐至。景祐中，尝召儒臣校定篇目，讹谬重复，并从删去。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以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一应中外士庶之家，并许上馆阁所阙书，每卷支绢壹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安排。”（《麟台故事？书籍》）&&&&1061年（嘉祐六年）&&&&十二月 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仍诏两制（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详阅所献遗书，择可取者，令编校官复校，写充定本。&&&&朝廷编《嘉祐搜访阙书目》1卷，以便搜访遗书。&&&&1062年（嘉祐七年）&&&&西夏国王毅宗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以建书阁藏之。又进马50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宋太宗诏赐《九经》，还其马。&&&&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并设局办理。&&&&1063年（嘉祐八年）&&&&四月 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于“宝文阁”，并命宰臣王圭撰记立石以为纪念。&&&&1064年（治平元年）&&&&十月 辽清宁十年，禁止民间私自刊印文字。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先是“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宋朝所辖之地）者，法皆死。”其后复行此禁。&&&&十一月 辽因乾文阁经籍多缺，道宗遂下诏求书、刻书，充实阁藏。又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遗书，命儒臣校仇整理。&&&&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 神宗即位。始为宝文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与龙图阁同。将英宗御书藏于阁中。&&&&年（熙宁元年—靖康元年）&&&&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增加藏书1906部，26289卷。合计为6705部，73877卷。&&&&年（神宗时）&&&&神宗熙宁年间（），收得官民献书共440部、6939卷。&&&&1068年（熙宁元年）&&&&神宗以英宗御书附于收藏仁宗御书、御集之“宝文阁“内。并开始设立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恩赐如龙图阁。&&&&1072年（熙宁五年）&&&&西夏惠宗秉常最后一次向宋朝求书。此后西夏地区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再未向宋朝求书。&&&&1082年（元丰五年）&&&&诏将崇文院并入“秘书省”，掌藏书与编校之事，崇文院之名从此取消，三馆秘阁复在秘书省领导之下。&&&&废置昭文馆、集贤院，并撤消直馆、直院之官；秘阁隶属于秘书省；成立著作局，将史馆并入著作局。&&&&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改显谟阁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职。&&&&1102年（崇宁元年）&&&&徽宗诏命搜访道教遗经。就书艺局由道士校定，使原《道藏》增至5387卷，比之《大宋天宫宝藏》多出822卷。&&&&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 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湖山野录》等印板，皆焚毁”。&&&&五月 秘阁写成图书2082部，未写1213部，及缺卷289部。徽宗令限期缮录完成。&&&&1108年（大观二年）&&&&建“徽猷阁”，收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1110年（大观四年）&&&&朝廷令禁传小报。言称：“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宋会要辑稿》165册）&&&&年（政和间）&&&&徽宗复诏天下搜访道书，设经局，命道士刘元道等重加校定道藏图书。其先后搜访道书5387卷，仍循《大宋天宫宝藏》例，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约于政和六、七年（）间送往福州闽县九仙山之天宁万寿观。令福州黄裳鸠工镂版，印竣经版送京师（今开封），名为《万寿道藏》。是藏为我国最早刻印之道教经书总集。&&&&皇城内新作明堂于城之东隅，迁左藏库于天汉桥之东北，又度地于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为秘书省。房舍未建成，再迁秘书省于西府之空地。&&&&1114年（政和四年）&&&&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古画共33149册（轴）。&&&&秘书省奏：“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徽宗遂下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麟台故事？书籍》）。且令书籍出入书库，设立检查制度。&&&&八月三十日 徽宗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蛊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宋会要辑稿》165册）&&&&年（金朝时）&&&&金朝中央政府藏书机构仿照辽国、宋朝之制，设置秘书监，储藏和管理官府藏书。秘书监内，又设有著作局、笔砚局、书画局、司天台，分掌藏书等各项事务。&&&&金朝藏书之绝大部分，来源于战灭辽国和北宋时，所收得两国累世庋藏的大量图书。少部分则为金各地刻印的图籍。&&&&金朝弘文书院与集贤书院、礼部、詹事院司经局等机构也都各有藏书，并设官管理。国子监所属之太学亦辟藏书处。&&&&1121年（宣和三年）&&&&秘书省新舍建成，位在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朱碧辉煌，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麟台故事？省舍》）。&&&&金太祖天辅五年，金灭辽前夕，太祖完颜阿骨打训令部下：“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1122年（宣和四年）&&&&馆阁藏书已达6705部，73877卷。是为北宋国家藏书最高记录。&&&&置“补辑校正文籍所”，对馆阁藏书进行整理，募工缮写。所抄之书，一式三本，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徽宗从密州赵子昼奏，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王安石著作。并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宋会要辑稿》166册）&&&&诏令郡县搜访遗书。诏曰：“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1123年（宣和五年）&&&&响应上年征访遗书诏令，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书221卷，李东进书162卷。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则补迪功郎。&&&&1125年（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金兵全灭辽国（辽保大五年），尽收辽国家藏书。&&&&官府收王阐、张宿等家藏书，用三馆秘阁书目核对所无者，共658部，2417卷。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尽掳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后宋朝援军云集京师，金兵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南宋（1127——1279年）&&&&年（高宗时）&&&&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书，致国家藏书达44486卷。&&&&1127年（建炎元年）&&&&四月 金掳宋徽宗、钦宗及皇室大批图书文物北去之后，与南宋议和，又提出索取三馆秘阁图书以赎徽、钦二帝。南宋朝廷遣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当可、寺丞邓素押运佛经道经书版；校书郎刘才、邵博宿，国子监主薄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人押监书印版及馆中书籍送至金廷。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版”（《靖康要录》卷15）。故北宋皇室、国子监、三馆秘阁累世所藏图书经籍书版，几乎全归金朝所有。&&&&金灭辽国和北宋后，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大量刻印图书，使平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刻书中心。“金刊本，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尚书注疏》20卷）。金朝还设立“译经所”，大量翻译汉文书籍，并将之刻印行世。&&&&1129年（建炎三年）&&&&因战乱动荡，暂罢秘书省。&&&&年（绍兴间）&&&&秘书省搜访所得图籍，有数可查者25000多卷。此外还有前代及当代书法家、画家墨迹、图画近30轴，碑刻近300本。&&&&“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1131年（绍兴元年）&&&&高宗复置秘书省，随后移跸临安。秘书省下仍设知杂案、经籍案、祝版案、太史案等诸案。其中经籍案掌行秘阁图籍，并朝廷检阅典故及御前取降图画、书籍等。&&&&高宗下诏征集民间遗书，大开献书之路，称有献书者必予以重赏。可谓“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三月十八日，进士何克忠上《太祖皇帝实录》、《国朝宝训》、《名臣列传》。六月十六日，故金吾上将军张懋妻王氏以家藏六朝《实录》、《会要》、《国史志》等书来上。诏付秘书省。（《南宋馆阁录？储藏》）&&&&七月 秘书少监程俱撰成《麟台故事》呈进。是书系统记述北宋秘书省三馆秘阁藏书之历史沿革、建制、职能、藏书、馆职与编校图书等实况，分12门，约25000余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关于古代“图书馆”之专著。&&&&1132年（绍兴二年）&&&&秘书省迁至临安油车巷东法惠寺，藏书之所仅有房屋三间，内中藏书数量也很少。然南宋时期秘书省，在政府各机构中的地位较之北宋却更为显赫，不仅掌管邦国经籍职能，而且还兼掌管祭祀祝版职能，&&&&诏令分经、史、子、集四库校勘整理馆阁藏书。并规定：“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内有损坏、脱落、大段错谬、不堪批凿者，许将别本参考，重行补写。”（《中兴馆阁录？储藏》）&&&&诏平江府（今苏州）守臣购买贺铸家所鬻书，以充实三馆。贺铸聚书2万余卷，手自校仇过半，无一字误。藏书处名为“企鸿轩”、“升平地”。是年二月，其子贺廪又献书5000卷于朝廷，高宗尽收之，并诏吏部任贺廪临平江府粮料院。&&&&1133年（绍兴三年）&&&&劝谕天圣寺、报本寺、开元寺等处献纳祖宗御书。&&&&年（绍兴五年—淳熙四年）&&&&“绍兴御书石经”刻成。先后刻有《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礼记》中之《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5篇。刻石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今存残石86块于杭州。（《玉海》）&&&&1135年（绍兴五年）&&&&兵部尚书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建议：“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行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给纸墨工价偿之。”（《续资治通鉴》卷109）。&&&&六月 “大理评事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被加封官职；太常少卿曾旼也献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南宋馆阁录？储藏》）&&&&僧宝月是年献兵书39种。&&&&1136年（绍兴六年）&&&&史馆修撰范冲与秘书少监吴表臣共同参定图书校勘条例――校雠式，为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早确定的、较为完整的校勘条例。&&&&1140年（绍兴十年）&&&&建“敷文阁”，以藏徽宗圣制。&&&&叶梦得尝于官署内西北隅建“紬书阁”，专藏公家之书，以便官员公余前去寻检、阅读，并备有目录，尤如今日公共图书馆。&&&&1143年（绍兴十三年）&&&&十二月 高宗诏令由两浙转运司负责，在临安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之地重建秘书省。次年新省建成，于六月二十二日迁入。（《南宋馆阁录？省舍》）&&&&重建秘阁之时，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