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上）
孟子与公孙丑（上）（25）治心与养气
现在有很多年纪大的朋友都会做工夫，其中有学道家的，有学佛家显教的，也有学密宗的，各种各样的工夫都有，真可以说是各路神仙都汇集了。不管学哪一种宗派，修养工夫没有不炼气的。刚才说的佛家止观法门，先叫我们调息，调息和修养有关，什么叫做调息呢？他们把人的呼吸分为三种程度。
最初的叫做“风”。我们普通人呼吸往来会有细微的声音，当然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因为外面车子来来往往的声音太多，我们听不见自己呼吸的声音，如果回家躺在床上，就会听到自己粗呼吸往来的声音，这种呼吸就叫“风”。风动得越厉害，我们心里的思想就越繁杂，越不能宁静。当我们躺在床上失眠的时候，呼吸比较粗；越睡不着，呼吸就越粗。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人，当真正睡着的时候，没有呼吸的往来，一点呼吸都没有，那一下的时间很短促，儿秒钟，那时是真正的休息，真睡着了。等一下，又深深吸一口气。我们注意观察，会发现他的眼珠有些微微的转动，脑神经又开始活动，很可能他的梦境又上演了。据科学研究，我们一般的梦最长不会超过几秒钟，在梦中我们觉得过了好几天，其实只不过是几秒钟而已。
至于第二个程度的呼吸，就叫做“气”，呼吸往来比较细，一点声音都没有，呼吸到了这个程度，还不行。
最高程度的呼吸是“息”，我们平常做工夫，所以不能得定，思想不能静下来，就是因为呼吸还没有到达“息”的地步。所谓“息”，就是老子所谓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境界。当心境到了宁静安详的境界，几乎不起任何杂念，身心一片轻快、安乐时，呼吸是“绵绵若存”，好像有呼吸，又好像没有，所以他说“若存”。那么，他为什么不说“绵绵若绝”呢？如果说“绵绵若绝”就是好像要断了，和“绵绵若存”的观念就两样。所以我们写文章要注意，一字之差往往在观念上就相隔千万里了。
下面一句是“用之不勤”，所谓“用”就是作用，“勤”就是勤快。工夫修养到了“绵绵若存”的时候，就“用之不勤”，这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能揠苗助长，要“直养而无害”，不能用意帮忙他慢或快，必须顺其自然，循序渐进，不可以想法子加工让他快或慢。
修道的人都希望得定，真得定的话，连“息”都停止了。而一般做工夫的人不要说息停止办不到，连到达“息”这个程度都做不到。打起坐来一呼一吸的，拉风箱似的，没有到“气”的程度，当然更谈不上“息”了。这个样子，外气都不能息，怎么能达到《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呢？“静”、“安”没办法做到，更进一步的“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智慧境界就更免谈了。所以，既不能得定，当然也就无法生慧。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些，大家大概可以了解一点如何养气、如何培养浩然之气了。
后来到了唐、宋六七百年间，像西藏所传的密宗也主张炼气，认为成佛的初基方法必须炼气。但是他们不叫炼气，而叫修气、修脉、修明点、修拙火，所谓打通三脉七轮为修行成佛的必须过程。至于现在印度的瑜珈术中修“身瑜珈”的一派，根本完全是讲究炼气。
上面所述，中国的、东方的，扩大范围而言，包括全世界，许多有关谈炼气的学术和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有互相关联之处。
（26）平心静气
中国读书人每每喜谈“养气”，有时还劝人“心平气和，多养气啊!”养气这工夫可真难。我们试看宋末元初方回的一首诗，就知道养气之难了。
万事心空口亦箝 如何感事气犹炎
落花满砚慵磨墨 乳燕归梁急卷帘
诗句妄希敲月贾 郡符深愧钓滩严
千愁万恨都消处 笑指邻楼一酒帘
他第一句诗说“万事心空口亦箝”，本来把万事都看空，把世间一切都看透了，自己把嘴巴也封起来了，对人对事都不再去批评讨论了。“如何感事气犹炎”，可是一碰到什么事情，气就来了。就像讲究养气的人打坐，原来在座上，心平气和挺好的，可是一碰到不对劲的事情，就发怒了。“落花满砚傭磨墨”，这第三句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本来想写写字、作作画的，可是一阵微风过处，落花片片，有几瓣飘飞人窗，刚好掉落在砚池中托身。见到这砚池中落花沾墨,又是一种情思，而打消了写字作画的念头，连墨也懒得去磨了。这就是受了外境的影响而移转了自己的心意，虽然人好像懒了，但还是心、动气浮，几片落花就影响了自己。可见这和孟子说的“持其志，无暴其气”的七字“真言”就不相符合了。
“乳燕归梁急卷帘”，这第四句的写景也颇美：一双筑巢在梁上的燕子生了乳燕，初出窠巢试飞，倦了归来时，帘子挡住了它们的归路，自己又急忙去把帘子拉起来。虽然是一个善意的举动，但到底还是动心了。
第五句“诗句妄希敲月贾”，这是描写作诗的好胜之心，“好胜”也是气动。这句诗中“敲月贾”三字是有典故的。唐时有一个著名诗人贾岛，他有一次作诗，其中有一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又想想其中“推”字不大好，而改为“敲”字，成了“僧敲月下门”。但是究竟用“推”字好，还是“敲”字好呢?决定不下，于是在走路的时候，他边走边反复吟诵，不知不觉就撞了韩愈的驾。那时韩愈是大官，正骑在马上，卫士们当然把贾岛抓来。韩愈一看是个秀才，就问贾岛走路为什么莽莽撞撞的。贾岛说因为我正在一心作诗，所以没有注意到。韩愈听到这个人会作诗，大感兴趣。贾岛说明内容，韩愈大为赞赏，而且主张用“敲”字。于是贾岛的诗名大起，名满长安了。后来把斟酌文字称作“推敲”，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就知道方回这句诗的意思就是作诗时也是求好心切，望胜的心大了。
第六句“郡符深愧钓滩严”，这是坦率说自己养气工夫的不行，遇事仍会动心。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好朋友，光武中兴，刘秀当了皇帝，找严子陵来做官，严子陵不但不去，反而躲到富春江上，穿件蓑衣，戴个斗笠，在江边钓鱼。但是方回接到郡守的任命状就高兴起来，回头一想到严子陵的高风，反而感到惭愧了。
我们记得公孙丑问孟子，假使在齐国当政功成名遂时动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现在方回对一张任命状都动了心，这又是说明养气之难了。以诗论诗，这首诗第五、六两句都不算高明，喜欢用人名来押韵，是学苏东坡的作诗技巧。但苏诗这种技巧，并不足以取法。
最后两句“千愁万恨都消处，笑指邻楼一酒帘”，这是他的结论，最后想想，人生还是不要动气，不必动心。不过他的不动心、不动气，是要靠隔壁那家的酒来帮忙的，这不是要靠酒醉来自我消气吗？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很难研究，因为多半都包含在诗词与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看方回这首题为“春半久雨走笔”的七律，句句都含着哲学思想。
事实上，唐宋以后的士大夫们讲究静坐的、学习吐纳的、做炼气、养气工夫的非常多，我们随便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如唐朝白居易有首诗：
自知气发每因情 情在何由气得平
若问病根深与浅 此身应与病齐生
这完全是他养气工夫的报告，他说自己明明知道气动的时候一定是受了感情的影响，是心动而同时气动。所以在没有修到无心地、尚有我此心时，则必因情而动心，心动就气动，那么气也就没法养得平了。如果要问容易动气的毛病有多大的话，老实说，当你一出生，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动心、动气的毛病就有了。因此他又有一首诗说：
病来道士教调气 老去山僧劝坐禅
孤负春风杨柳曲 去年断酒到今年
一面在修心养气，一面又在动心惹气了，看来蛮好笑的。又如宋朝苏东坡的诗：
析尘妙质本来空 更积微阳一线功
照夜一灯长耿耿 闭门千息自蒙蒙
他说这是一个物理世界，我们予以层层分析，分析到像微尘那么微细，再去层层剖析，到最后，它里面的中心则是空的。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苏东坡所引用的这项佛家理论的真实性。所谓原子、核子、中子等，剖析下去，最后的中心是空的。而这本来的虚空，又因“更积微阳一线功”——这又是我国传统文化《易经》的道理。本来世界就是虚空的，只是因为一点点阳能持续回复的作用而奏功，由虚空产生了万物万有。认识了这一项真理，在晚上一盏孤灯之下打坐，把心念之门关上，千念万虑都摒诸心门之外，于是气息平静，久久都在一种濛濛然的氤氲状态之中，自由自在，舒适安详了。本来苏东坡对佛道两门的学问修养都很喜欢研究，而且也有点实践的小工夫，所以在他的这首诗里，对养气的工夫做得好像较有部进步；但是他在狱中作的诗有“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不免又动心惹气而不安了。
还有陆放翁的词里也说：“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所谓潭是指山中小溪流经之处有一较宽阔的深水聚处，天然有调节溪流水位的作用，在溪流中称为潭，如台湾的日月潭、碧潭、鹭鸶潭等。在河川间则名为湖，面积就更广阔，水也更深，如大陆的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放翁在词中说，养心养气要养到像没有丝毫风吹的潭水，水面上没有一丝涟漪，平静得如同镜子一般，这样一坐下来，就连续数千息。一呼一吸称为一息。平常人打起坐来，心念平静的时候，呼吸是非常缓慢轻微的，甚至好像不在呼吸，而勉强去分辨，一息可能至少要三四秒钟。而在这心如止水的平静之中，一坐可以数千息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陆放翁的“一坐数千息”，是在静坐中做数息观的老实话。
心理专注出入息的次数，便是佛家讲修养方法的专注一缘、系心一缘，也就是与孟子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的原则相同。我们读了陆放翁这些词句，便知道他晚年也讲究养气的工夫，这和他少年时代“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气概虽然同样是使气任性，但此时的数息养气当然不是少年时代壮气凌云一般的粗放了。如果以人生的经历和心情来讲，他写“一坐数千息”的词句应该在他写下面这首《再过沈园时》之后了。
梦断香销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如此论断都是想之当然的事，而放翁毕生的意气却是至死不衰，所以才有下面这首诗表达的临老的庄严壮气。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些虽然都是文学上的气概，但文字、语言与意气之间却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
从这些唐宋文学名人的作品中，可以知道养气之难。这个养气，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与不动心相配合的养气，需要大勇。像文天祥这类的人才可以谈得上正气，所以这也可以说是“难言也”的原因之一。
（27）孟子养气的心法
孟子所说的气，并不是物质世界的气，不是空气的气，即使勉强以空气的气来研究，则要借用佛家的理论作解释了。
佛家对于空气不叫气，叫做风，是四大——地、水、火、风之一。佛家在《楞严经》里提到风大和本体关系为“风性无体，动静不常”，又说“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和孟子说的“则塞于天地之间”，简直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孟子所说的也就是由形而下的气归到形而上的本体，一方面是动态的，一方面是静态的。静态方面，和心念合而为一，心静到极点，气也充满到极点。所以打坐做工夫可以祛病延年，心念空一分，气就多充满一分，心念全空，气则充满了，这就是“浩然之气”。在动态方面，这“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发挥作用出来，就是配合不动心的大勇、大智、大仁。对于仁、义、礼、智、信的真理认清和确定之后，绝不动摇，甚至牺牲生命也绝不改变。假使像方回诗中的“如何感事气犹炎”，碰到事气就动了，那就一点也不到家了。
孟子讲养气的一段，做修养工夫的人要特别注意。孟子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好。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里是孟子汫养气的方法，是解释前面所说的“直养”。怎样直养呢？
我们注意他的第一句话:“必有事焉”，就是心里要有个东西，心中要有所守。如佛家的净土宗，念念在佛，随时随地念中都要有一个佛，这就是“必有事焉”。禅宗的参禅打坐，行、住、坐、卧打成一片，就是“必有事焉”。修心、气这两方面的工夫，要如禅宗大师大慧杲所说的心里有如欠了别人好几百万元，明天不还就要坐牢，心里急得不能人睡，也许你还正在请客，当面有人敬你一杯酒，这杯酒你也喝了，可是你心里所想所念的，还是那几百万的债务怎么办！也好比得相思病的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忘不了情人一样。
我们平常要做到宁静是很难的，我们做修养工夫很难达到定、静。我们看曾子所著的《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知道了“止”的方法才能够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说到这里，下面就没有了，又换个话题讲别的了。那么“得”个什么呢？得“明德”，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明德”就好比顿悟。“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顿悟以后起用，接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讲渐修，由渐修而得了“明德”，顿悟了。我们如果拿禅宗来比喻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由“止”到“定”这步工夫很难，所以孟子告诉我们要“必有事焉”。我们懂了孟子这句话的奥义，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各宗各派修养的方法，譬如念佛、持咒、修气、看光、观想、祈祷等各种法门，实际上都是因为此心不能定，只好想个法子把它拴住，就各人的喜好习惯各自找个东西把自己给拴起来。所以《大学》上说要“知止”，先求“止”，止于一念，止于一个东西。这个原理也就是“必有事焉”，不然心就静不下来。当然也有高明的人，不用求上帝，不用求菩萨，也不念佛，也不念咒子，不必观想，马上能静下来。或者有人说他坐起来很空，但要注意，这并不是真空，只能说是保持一个空灵的境界。但是有个“空”，就是“有”了嘛！有个什么？有个空。这仍然是“必有事焉”。
假定我们只走儒家路线，只跟孔孟学，不涂上后世的宗教色彩，也不加上神秘的气氛，那么此心要如何修养呢？此心要“必有事焉”。怎么个“必有事焉”？我们想要心静下来、气定下来，就是把这一件事始终挂在心上，不要忘了这件事。
可是“必有事焉”还要注意不要去扶正，“勿正”，不要自己去从旁加工。有些人打坐时，一坐下去心里就想，我打坐了，不要吵！就好像一支竖立的杆子，本来是正的，这一“不要吵”的念头一加力，反而歪了。可是，你也不能说完全不理它，如果不理它，就倒下去了。所以孟子的第三个要领是“心勿忘”。一边“勿正”，一边又要“勿忘”，就好比佛家《心经》上的两句话“不增”、“不减”。第四个要领则是“勿助长也”，因为你的心志已经在静、在定、在养气、在养心了，已经有事，不需要另外更加一事。如果另外再想办法去帮助它，反而有害。孟子对于“勿助长也”这个要领，还特别讲了一个故事来作具体说明。
他说宋国有个种田的农夫，在插秧以后，天天到田里去观察，总觉得秧苗长得太慢了。好像我们带小孩，每天看着他，往往感觉不出孩子一天天长大。这个农夫希望自己的秧苗能够很快地长高，便在夜里偷偷地跑到田里，把秧苗一棵棵拔高，忙了一夜，累得昏头昏脑地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因为在田里忙了一夜，帮忙秧苗长高了一些。他的儿子听了，赶快到田里去看，结果秧苗因为被弄得根基不稳，都已经枯萎了。
孟子对这个故事作结论说：天下做修养工夫的人，不这样“揠苗助长”的，没有几个人；也可以说，人人都在那里揠苗助长。
相反的，有人听了养气是这样养法，以为根本不要做工夫了。不做工夫，就和那些认为修养工夫无益而弃置不理的那种人有一样的后果。以种田为例，就好比是插了秧以后不去芟除旁边的杂草。而芟除杂草就像佛家做工夫一样，只能有正念，不能让别的烦恼妄念长起来。
于是对于养气的这段工夫，归纳起来，孟子还是坚守前面那个原则——“直养而无害”。
（28）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
到底怎么直养？我们用禅宗一个故事来作个比拟。
据说五台山下有一个老太婆，是一位居士，她已经悟了道。当时，有些去五台山的禅宗和尚向这位老太婆问去五台山的路径，她老是说:“蓦直去!”现代语就是一直地去！或笔直走！而且只答这一句，其他的话就不讲了。于是有人把这个老太婆的这句话告诉了大禅师赵州和尚，说这个老太婆好像是悟了道。赵州和尚不大相信，自己去了，见到老太婆问：去五台山怎么走？老太婆仍然是“蓦直去”三个字这下子赵州和尚便认为这老太婆真的悟了道。“台山路，蓦直去”成了有名的禅宗公案之一。这个道理，就是孟子的“直养而无害”的大原则。这一段话，不只是养气，而且还是养生的方法。
所有做工夫，不论心性法门或是炼气法门，孟子这个“养”字，用得实在太妙了，好到极点。“养”字很自然，就如养小孩那样养，饿了喂奶，小便了换尿布，就是如此养，孩子自然会长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成的。如果照道家的说法，断绝了外缘来专修，什么事情都不管，也需要十三年。他们有一套计算标准——“百日筑基”，要一百天打基础。“十月怀胎”，初步得止要经过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如孕妇一样，不能乱动乱吃，一切都要小心。然后进入“三年哺乳”的阶段，这就是养。最后还要“九年面壁”，加起来一共是十三年又四十天。如能真的成功，当然是好，但是谈何容易！别说十三年的时间，就是“百日筑基”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很难持续到底。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几个朋友的故事。
有一位老朋友，脾气很暴躁，来台湾以后，我问他脾气好些没有，他说脾气更大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一个办法很简单，你做到的话，包你有用处。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赶快做个气功，把嘴巴一张先吐一门气，再用鼻子吸口气，咽下去，再说要不要发脾气。他照做了，过了一个多月来看我，他说：“嘿！你的话真有效。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我把嘴一张，把气一咽，就没气了。”这是个好办法，当你要发脾气时，你告诉自己停一秒钟，忍一下，忍不住的，你干脆做个气功，嘴一张，呼一口气。那真有气耶！人生气时，硬是有一口气，不是假的。
人一生气，气机就变了，经脉也乱了。我常看年轻人爬楼梯，不过几层，上楼以后就坐那里气喘吁吁的，他因为不懂张嘴吐气这个窍门。爬高时不要闭嘴，嘴巴要微微张开哈气，才不会累。这个秘诀，是当年学武艺时老师传的。爬山时，我们跟不上，在后面拼命跑，看见老师在前面健步如飞的轻功，我们怎么跑也跟不上。老师回过头来说：“张嘴!”嘿！一张嘴果然轻松了。当然，这与真正的养气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养气工夫真做好的话，自然没有妄想，真的会得定，真的会不动心。所以佛家的修持方法中有“调息”的方法，尤其身体衰弱，或者老年人，的确必须注重养气。会养气的话，祛病延年，绝对不成问题；要想腰腿灵便一点，头脑清明一点，养气的确是个好路子。至于养到“浩然之气”，那就要心气合一了，涉及更深一层的道理。孟子在此只告诉我们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倒不是他不肯传我们，因为古人智慧高，“知言”，只要有一个原则，一句话就懂了。对于现在人，无论怎么说，他都不懂。教的人说得清清楚楚的，学的人一边照着做还一边问：这样对不对啊？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这就是“志”不够，没有信心。碰到这种人，我有时候真想学唐朝的赵州和尚说：“喝茶去。”
（29）闲话养气
孟子所提出的这个养气的确有道理，同时也很简单，只看你肯不肯做。有一次，当代的名画家某先生来看我。他每次到台北，都很礼貌地拜访，这是他做人处世的美德，我对他非常敬佩。某先生自幼信佛，吃长斋，一辈子没结婚，现在几十岁了，还是一个人。他规规矩矩，写起信来也是一笔不苟，那些信真可以裱起来，一字一字地欣赏。这一次见面我就问他:“听说你要出国去啊!”他说:“是啊！人家两次要我出去，可是都去不成。”我说:“怎么去不成呢?”他说:“病啦，中风啊!”我说:“咦！中风？中风怎么好得这么快?”他说:“四月间有一天朋友到我家，我坐在客厅里陪客人吃西瓜，吃下去以后啊，就感觉脖子下面这个地方不对，就坐在沙发上不动，静一静。过一下子，一个东西，好像一股气，一麻，就到了舌头，于是半边脸就麻了，不能讲话了。但是手还能动。”他因为没有成家，单身一人，所以平常有位朋友同他住在一起照应他。当时这位朋友一看，马上要去请医生，可是这位先生对他摇摇手，因为来不及了。好在他一辈子搞修养，吃长斋，念佛，所以他说:“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平静，既无忧悲也无恐惧，冤亲平等，清清爽爽，准备就这么走了，心里了无牵挂，反正要走了嘛，心里什么都不管，所以特别宁静安详，一切放下。这么一放下，喔！那个‘麻’就往下消，过了一下子，又会说话了。这个时候看一下时间，事情前后经过大概有两三个钟头。”我说:“对！就是这个样子!”这位先生感慨地说:“唉！这个时候可真是平常修养的一个考验。”
我说:“真的啊！老兄，我还有一个朋友年纪比你大，也是学佛打坐多年，有一天忽然难过得浑身出冷汗，觉得忍不住，要去厕所，往马桶上一坐，屙了半马桶的血，紧接着又要吐，又吐了半痰盂的血。他也是想，好了！这下子要走了。平常学佛做工夫的，这可是个考验啊！看看自己在生死之间是不是有点领悟。这个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内心非常安详、坦然，就坐在马桶上，腿也没盘地做起工夫来了。他心这么一静定下来，什么都不想，结果就不吐了，也不屙了，当时就这么停止了胃出血。”
我说了这件事，就对某先生说:“老兄啊！你不要再跑了，年纪这么一大把，头发也都白了，该放下来，好好专修吧!”他说:“我哪里想跑啊！各方面拉着我去讲课，我把聘书退回去，可是人家硬是又塞回来。”我说:“你一辈子就害在一个‘情’字上，切不断!”他说:“对啊！对啊！我平生最佩服弘一大师了，弘一大师他有把慧剑，可以慧剑斩情丝;我就没有这把慧剑。”我说:“你错了！你也有一把慧剑，你一辈子只背着那一把剑。”他说:“哈！对！对!”我说:“弘一大师有个工夫，他拔剑而起。你老兄呢，拿着剑，就是不忍拉出鞘来。”他说:“就是嘛!”我说:“你啊！号称在家僧，我劝你干脆做个全僧，也不必剃头当和尚，只要心出家就好了嘛，修行主要就是修心。”
说到修心养性，“心”、“气”是一体两面的啊！常常有年轻同学要学这一套，可是年轻人学了这一套没有用，因为道理没有学通，结果都学得愣眉愣眼的，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两眼发直，这不是变成废人了吗？这怎么叫学道呢？！“浩然之气”修炼成了，是充塞于天地之间！而他却变成充塞于愣眉愣眼之间。修心养性的道理真正明白了，是天机活泼泼的，永远是生机蓬勃的。真正懂得了“浩然之气”的道理，生命永远年轻，尽管外表的形态会老，肉体的生命会死，但是此心、此气永远青春祥和，无忧无虑。
这次，我和某先生谈了半天，从他的病情谈到修养问题，我问他:“你现在每天静坐念佛几次啊?”他说:“每天早上一次。”我说:“不够！不够！每天起码要静坐三次。你现在可以把剑拔出来，不要拔了一下又套回去，管他什么人情;过不去是那么回事，过得去也是那么回事。”专志修养是最重要的，也是人生最现实的问题。
我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提出这两件事实，就是说明养气对身体健康是绝对有利的。那么大家一定问我：怎么养气呢？其实很简单，用不着学那些稀奇古怪的气功，只要保持内心平静，不拘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马路上，走路走疲劳了，停下来，做两下养气工夫，精神就来了。怎么做这养气工夫呢？不要用鼻子吸气做气功，马路上灰尘大，空气脏，所以我们在都市千万不要用鼻子呼吸做气功，只要心境宁静，不必用耳朵去听，只要感觉到呼吸的往来就好了。我们本来就有呼吸，不必再用意去练习，或者对呼吸加以控制管理，只要感觉到我们原有的呼吸状况就好。如果感觉到什么地方不顺有阻碍的话，只要思想继续宁静下来，静上一段时间，自然就调和顺畅了。这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再特地做什么工夫。
要说做工夫嘛，初步的办法很简单，你早晨起来深吸一口气，试试两个鼻子通不通气，如果左鼻子不通，就表示身体有问题，尤其是中年朋友们更要当心。如果右鼻子不通的话，身子虽然有问题，不过不要紧。如果感冒，两个鼻子都不通，当然问题就更大了。这里要注意！两个鼻子的学问可大了！
嘿！这也是鼻科吧！（众笑。）再说早晨左鼻子容易通，中午以后呢，右鼻子容易通。所以，从前我们在大陆当军人的时候，没有钟表，不知道几点钟，有些老兵或者乡下的老百姓都懂。如果问：“现在什么时候了?”他们会把鼻子抽一抽，好像闻什么东西似的，然后说：“恐怕中午过了!”嘿！他们这鼻子对时间的敏感好像比猫的眼睛还灵。
怎么鼻子会闻得出时间？后来晓得这个鼻子在一天十二个时辰中，通气的情况各有时间上的不同，所以我们呼吸起来感受也不同。譬如古代点穴功夫，认为每个时辰我们身上穴道的作用都不同。如果和人家打起架来，一边打架，一边就体会一下呼吸，马上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时辰，应该点哪个穴道。鼻子就有这么大的学问！
现在讲一个瑜珈术，你们最好能练单鼻呼吸，尤其是坐办公桌用脑筋的朋友，很伤神的，中午以前最好常练习用左鼻子呼吸，没事的时候你就用手很自然地托住右边面颊，拿食指不着痕迹地堵住右鼻孔，这样子同事们根本不会知道你在搞什么气功。过了中午，反过来多用右鼻子呼吸。我这里只是教你们多用，可不是教你们一直用啊！要不然你们干脆拿棉花球把鼻子一堵，不是更省事吗？这个方法你们不妨试一试，包你们身体健康。这是一般道家、密宗们自认是不传之秘的初步方法。尽管有些人反对这样说出来，但我认为是对人类健康有利的事，用不着守密，应该公开。而且我素来认为既然是可以助人之道，就是天下的公道，不是属于哪个私有的，也不是属于哪一门、哪一派的。道既然是天下的公道，为什么分这个宗、那个教；这个我的、那个你的？这还叫什么宗教？！而且鼻子是人家自己的，你又不能传给人家一个鼻子，你不过告诉人家一个经验罢了，可是许多人真把这些当秘诀了。
你们不要因为我这么轻松地告诉了你，你就不稀奇、不好好去体会。如果能经常这么注意呼吸的话，脾气会变好，心情也会开朗。而且慢慢你能体会得出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什么地方难过，什么地方发胀、发酸，什么地方发麻发痒，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了。这时候一方面找医生，再一方面最好的办法是用鼻子做气功，慢慢把鼻子弄通。注意啊！这可不是孟子的养气，这只是普通的气功，如果说孟子养浩然之气就是这么养法，那真是冤枉了孟子，也冤枉了我。
还有一点要再提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养心养气不一定要盘腿，像大家现在这么坐着就可以。如果说盘腿很有道的话，那就叫“有腿”，不叫“有道”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还有，坐的时候，背脊骨不要靠在椅背上，我们身体背部和椅子中间最好空一点距离，不要靠紧。
养气的工夫，大概就如上面我们所说，当然这些不够详细，不够具体，因为我们现在主题是在研究孟子的学理，下面还有要点要讨论。总而言之，我们要注意，养气就是养心。所以儒、释、道三大家归纳起来，儒家标榜“存心养性”，佛家主张“明心见性”，道家提倡“修心炼性”，都是“心”啊、“性”啊，在“心”、“性”两个字上面换来换去，虽然表达方法不同，实际上目的是一个，都是养心的工夫。
总之，要怎么样去修？只有“养”，这是急不来的事，急进不行，用功太多也不行，会成为揠苗助长的结果。无论儒家、佛家、道家，人世、出世，心性之学也好，气脉之学也好，都是如此。
即使是个人的学问、事业，也是如此，都需要慢慢地培养，那是急不来的。
喝茶去还太客气了,应该是：“吃冰去。”实在是要去冰一冰，已经尽心这么说了，硬是懂不进去，简直是热昏了头嘛！所以我们要对“持其志，无暴其气”多体会、多研究，自然会有心得。
（30）言语相法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这里又谈到“知言”了。我们不要忘记，这还是孟子与公孙丑之间的对话，一直发展下来的自语自解，引发出来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如果把一小段当成一个独立的意思去看，那就支离破碎，无从了解孟子的整个精神及其思想体系了。
中国人有句老话，表示对一个人认识得很清楚、了解得很深刻时，往往说“我把他从小看到大的”，这句俗话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字面上看也很平淡，却包含相当深的哲理。
大家都该看过《红楼梦》，其中有一段描写贾宝玉周岁时依照古老传统的风俗举行抓周。在周岁幼儿的面前放置许多东西，如纸、墨、笔、砚、算盘、剪刀、尺、绳墨、印章、布、胭脂、花粉等，看他伸手去抓什么东西，就可以预测这个孩子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据说这种测验还相当灵验。而贾宝玉当时见到面前这许多东西，一伸手就抓起了胭脂花粉，有人在旁边抢了下来，他还是抓胭脂花粉。后来这位公子哥儿果然在胭脂丛中度过他的青春。
这个故事也就是“从小看到大”的一种说明。幼儿时期的许多习气就是长大后的生活剪影，这也就是现代人所讲“性向”的问题。
不但小孩这样，大人也是如此。诸葛亮在高卧隆中的时候，他就自比管、乐，认为自己的能力才学、可以成就的事功，当不下于管仲和乐毅。而孟子，当公孙丑以管仲、晏婴来比拟他时，则不大同意；孟子引以自比的，是他平生最敬仰的孔子。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个人所效法的是最崇高伟大的圣人，虽然自己不一定成圣，等而次之，也许可以做个贤人。比如有人想成佛，成不了佛时，成一个罗汉也不错。这是勉励一个人敦品立志必要“取法乎上”。所以《孟子》这一段，对于青年人的立志颇有启发，立志就要立大志，做大事。可惜现在的青年们大多数只希望找个好工作，那就只有做帮手的份了。读书人立志做圣贤，如果成不了圣贤，当个教书育人的也行。因为想到公孙丑以管晏比孟子，而孟子大不以为然，所以补充一点感想。
这里公孙丑又问孟子：什么叫做知言？这句话中的“言”字，首先是孟子引用告子的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提出来的。孟子前面曾说告子这种修养学问态度他并不同意，然后才谈到“志”与“气”的修养。于是公孙丑问孟子，这两项中哪一项你比较专长？孟子告诉他：“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对于浩然之气有很多阐述，而对于“我知言”这句话还没有作过详细的解释。所以公孙丑现在抓住了一个插嘴的机会，对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
“知言”，如果照字面上解释，是知道说话，但如果这样依文解义，就错了。这里的言就是理，知言就是懂得道理。也可以把“知”字解释成“智”字，“知言”就是“智言”，对于语言的智慧。我们中国有句谚语：“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孟子又就公孙丑提的这个问题对公孙丑说：听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如何。一般人说话，总不外几种情形，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也曾提及：“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孔子的这几句话，我就不再加解释了，大家自己深加研究，现在只说孟子的话。
孟子这里说：凡是说话有所偏颇的人，他一定有所掩盖，有不清楚之处，所以一听到这偏一边的话，就知道说话的人思想被蒙蔽了，是被利禄之类的欲望或别的什么问题蒙蔽，脑子不明智了。这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换言之，思想有了偏见或成见，他说的话也就有所偏向了。
“淫辞知其所陷”，所谓淫，就是过分、啰唆、多余，有些人说话啰唆，说得过分或太多，就知道这些人有所陷——心理不健全。头脑健全的人说话都很清楚、简洁。比如说，过分夸张的形容，也是“淫辞”的表现。
“邪辞知其所离”，许多人说话不依正理，可是他也有他的一番歪理。世界上歪理千条，正理只有一条。说这种歪理的人，思想就离了谱。同时，这一“离”字也可以说是离间之离，凡是从事挑拨离间者，必有一番歪理。
“遁辞知其所穷”，所谓“遁辞”就是逃避之辞。譬如问某人某事办好没有，他不说办了或没有办，只说这事如何如何，这就是他忘了办这件事，他所说的一大堆如何如何都无非是遁辞而已。说遁辞的，就知道他已无他话可说，理也穷了。大家都有这个情形，自己没有理由、无话可说了，找个话来说，作为逃避，所谓“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认错是需要勇气的，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下意识地找个遁辞来敷衍。
人们说话方面的问题，孟子大致归纳成这四种类型。有人只有一种，有人四种都有，孟子这里所概括的，差不多把所有说话的毛病都包括进去了。
这也是属于相法，看相的方法，言语、心态在鉴人之学上都属于内五行，不是用眼睛看得出来的，但是关系非常重大。当年革命时期，有些革命前辈属于领袖型的人物，当他一开口讲话时，就是领导人的那种气度，条理清楚，干净利落，他一句“就是这样”，语气一出，听话的人好像魂都没有了，就跟他走。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原来反对他的人，一听了他演讲，就转变为信仰他、拥护他。
许多人喜欢辩，辩到最后理穷时，遁辞就来了。其他几种说话态度也是如此，只要听他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以及行为如何。所以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从表面的言语可以推知他的思想理路。有的人说话很清楚，文章写得很糟；有的人文章写得很好，可是说起话来鸡零狗碎。孟子说由这四种言语形态可推想到思想理路，而言语思想又都是由心所生、唯心所造。归结下来，心与言就是心理与言语，关联非常密切。言语是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形态之一，行为也是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形态之一。思想是未经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心里的思想一动，见之于行为，也可以施之于政治。如果思想是不对的、错误的，对于政治上的作为就有害了。这一有害的思想行为透过政治而发挥出来，问题就大了。所以一部法律的确立、一个政策上的措施，如果在事前不想清楚，不作周密慎重的深思熟虑，只顾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不考虑长远的后果，那是终究要出问题的。所以历代政治制度随时要改革，就是因为当初欠缺考虑，发现缺陷时必须再求改革。由此可知思想和言语的重要，也就了解了“知言”的重要。所以孟子最后加重语气说，假使文王、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今天能够复活，对于我这一段话也一定会肯定的。
孟子说到这里，等于对前面谈话所引发出来的许多问题作了一个小结论。不管是修养不动心的养心，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大勇、大智，乃至养气，都要先从理上着手。理路如果不通，做起来就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成就。大家今天听我讲《孟子》也是一样，在事先事后都要拿原书来看一看，再想一想，不要听了半天，回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刚才我问了几个人看书没有，还好上面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四种毛病都没有出现。但是有一点，回答还不够直率，因为问到你们时，咧嘴笑一笑，什么都没有说，这就表示没有看书。假如是真诚爽直的，就拿出能担当错误的勇气来，拿出负责任的勇气来，说“我没有看书”；没有看就是没有看，用不着躲躲闪闪，那就不好了。
（31）学行典型的讨论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是最佩服孔子的，对于孔门弟子他也都相当敬重。他答复公孙丑提出何谓知言的问题，同时又举了四种不同的言语形态为例，指出言语出于思想；不恰当的言语，是由不合理路的思想而来的，是“害于其政”、“害于其事”的。现在公孙丑就举出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的几个人来发问，他们都是孟子平素相当敬重的。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是最会说话的。这“会说话”的意思，也就是指他们两人的头脑清明，理路清楚。这是事实。我们常看到一些思想有条理的人，说起话来层次分明，条理井然有序。有的人说话说了半天，不知道他的主题在哪里，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公孙丑继续又举冉牛、闵子、颜渊三个人，认为他们最讲究德行的实践。孔子曾经认为冉牛可以南面而王，当国家的领袖；闵子则是孝道最好的榜样；颜渊能“不二过”又睿智好学，得到孔子的赞赏。但是他们虽有好的道德行为，却不能用言语文字表达出来，也算是遗憾的事。反之，虽然言语、文字的表达能力好，但是德行不够，也是美中不足。
只有孔子对这些长处兼而有之，他都具备了。用现代语来说，他是提笔能写，放手能做。所谓做，并不是硬做乱做，而是才、德、学三样兼备。但是孔子却还自谦地说“我于辞命，则不能也”，对于说话、写文章还是不行，并不到家。刚才孟老夫子说已经知言，那么，他是否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了呢？
（32）圣人不自是
孟子听了公孙丑这一句问话，首先以斥责的语气来了一声“恶”，好像我们现在的口语“看你这个人，说的什么话”。从前，子贡曾经有一次对孔子说：老师！你就是当代圣人了。孔子就告诉子贡说，对于圣人的境界，我是不敢自居的，不过我这一辈子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求进步，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而对于教化的工作，我则永远不感到疲劳，永远不会灰心，如此而已！
孔子这两件事，老实说我们做不到。“学不厌”也许有一点相似之处；至于“教不倦”，我们做不到，老早就教倦了，一教人气就来了。如果要做圣人，像孔子一样，教人的时候就不可以一教就火气上来，所谓“有教无类”，聪明的人固然要教他，笨人也一样要教他的。
子贡听了孔子自己说只是“学不厌”、“教不倦”，就接下去对孔子说：“学不厌”就是大智啊！“教不倦”就是大仁啊！现在老师你又仁慈，又有大智，这正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老师你当然是当代的圣人了。注意！这段话《论语》上也有记载。
孟子接着对公孙丑说，你听听孔子与子贡这一次的谈话，孔子是真正的圣人，尚且不以圣人自居，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圣人呢？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接着公孙丑又说，我曾经私下听说，子夏、子游、子张他们三个人，各人都学到孔子一部分的长处。至于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学到圣人所有的长处，不过比孔子浅薄得多，火候工夫都未到家。
冉牛等三人偏重德性，子夏等三人则偏重于文学。古代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传述学术思想而言。可不要把古代的“文学”两字用现代文学的含义来理解，那就错了，因为他们三人偏重于传述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孔子去世以后，他们继承孔子的学术，到处讲学。像子夏的学生中就包括了梁惠王的祖父，也就是开创魏国的魏文侯，可见子夏在河西讲学名气相当大。
而冉牛等三人的重德性，也不像现代的观念，说这三个学生不跳舞，不打牌，不打架；假如这样，那不是德性好的要旨，而只是守规矩而已。对于这样的学生，虽然会给他很高的操行分数，而心里也许会认为他太拙了，将来也不一定会成大器。
真正的德性，是很高的涵养。像冉牛，孔子认为在自己的学生当中，只有他足以担当大事；闵子是孝行第一；颜渊是道德第一，都是无可批评的。就好比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中，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迦旃延论议第一，大迦叶头陀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优波离持戒第一，阿难多闻第一，罗喉密行第一，等等。所以说，冉牛政治第一，闵子孝顺第一，颜渊德行第一，这三个人“具体而微”，大体像孔子，不过分量没有那么重。假如德性也可以衡量，那么若孔子的德性有一吨，他们没那么多，也许只有几百斤或几十斤。
说到这里，公孙丑以一个调皮学生的姿态，以嬉皮笑脸的语气再问孟子：“敢问所安?”上面这些人，老师你想学谁呢？是学子夏那样，还是学颜渊那一型呢？这一下，孟子也被他问住了，便说：“姑舍是。”这个“姑”字，是暂且的意思，孟子只好说：暂且不谈这个问题吧！
不过我们读这章书，首先看出孟子不高兴把他和管仲、晏子相比，现在公孙丑又一再提出曾子等孔子的高才生来做比较，一路紧逼过来。这中间公孙丑似乎也看出孟子的一点心事来，便旁敲侧击地间接问话，故意提出“然则夫子既圣矣乎”的双关语。也等于说，那么孟老师你就是当代的圣人啰！可是孟子又立即说：“你这是什么话！”同时举出孔子当年不以圣人自居的故事来，推辞公孙丑送来的这顶高帽子。好了，当年孔子在学生面前不以圣人自居而毕竟是圣人；而今孟子在学生面前也不以圣人自居，同时又说出孔子不自居圣人的故事来。那么孟子自己内心毕竟自比为谁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他口里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又引用孔子不自居圣人的故事，让公孙丑自己去想好了。可是公孙丑也够调皮的，既然老师你不肯明白承认是圣人，那么就降你一级，问你孟老师究竟愿比孔子的哪一个学生吧！这一下，可真把孟子给顶住了。既然内心自认效法孔子，不只是冉牛他们那“具体而微”而已，但又不能自慢地说“我就是圣人”，于是他只有说：“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问题，不去评论这些圣贤的高下吧。”这也可说是孟子的“遁辞”了。
可是公孙丑这个人却又一步一步逼过去，硬是不肯罢休，于是他又来问了。
（33）大哉孔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公孙丑又说，老师既然不愿谈冉牛他们这些人，那么像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连国君都不愿当，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为，所以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他是高士。至于伊尹，就怕没有机会出来做事，他只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负，所以背了一只锅去给商汤做厨师，用他优良的烹饪术获得了商汤的欣赏。后来召见谈话以后，更欣赏他的才华，结果便请他当了宰相。历史上称掌握相权为调和鼎鼐的美词，就是由于伊尹这段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
公孙丑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连续钩出去，又举出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带着探测的意味，想问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师生间的这一段谈话，要特别注意，这个主题涉及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现在许多人学这样、学那样，甚至学出世法，如学佛、学道、学打坐，学了老半天，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问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标，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线。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个目标。或者你说想从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当总经理，这些只是职业，并不是人生观。确定人生观是说做圣人或英雄，或豪杰，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则或为贤妻，为良母，或为女英雄、女圣人，这才是人生观。这一段谈话，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我们再看孟子答复公孙丑，这两个人的道不同，人生观的路线也不相同。伯夷这个人的观念是，不是他认为够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请他，他也不干。他认为值得自己拥护的，值得自己去抬轿子的，他才去干。其次，对于不够理想的社会，不够理想的群众，他也不愿意去领导，不愿意去管事；必须是大时代的整个环境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他才肯贡献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整个时代环境扰扰攘攘，官争于上，民乱于下，他就遗世独立，不看更不管。
至于伊尹则不同，他的观念是“何事非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只要他肯干，就可以去帮助他，改变他。像后世汉高祖与张良君臣之间的情形一样，汉高祖那样粗鲁不文的脾气，当韩信要求汉高祖封他为假王的时候，汉高祖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开口就骂，粗话刚出口，张良偷偷踢了汉高祖一脚，汉高祖就懂了，粗话下面马上接着说：“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照准!”因此无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机。汉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过口来说话，所以张良说我对别人说话，他们都不懂，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一点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帮助他。因为除了刘邦以外，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汉高祖这样的老板虽然不够理想，但张良还是辅助他。所以伊尹说“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只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辅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这样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单位，当主管的可真舒服，这个部下把你的事当他自己的事办，什么都办得好好的，主管乐得清闲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认识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对于领导下面的干部也是一样，不问是什么样的群众，他都照带不误。善于带兵的人就体会到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部队的素质如何，一个好的带兵官，对任何样子的部队他都能带，而且能把部队带好，他自有他的办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长官带领的话，他们照样会发挥出力量来。如果领导人差一点，那么他们还是一群笨人；如果领导人高明，笨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他说“何使非民”，哪里有不能领导的群众呢？对于社会形态，上轨道的也干，不上轨道的也干，这是他处世的原则，等于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则不过是佛家小乘的气象。
随后孟子又提出第三种典型来，就是有机缘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就出来担当大事；轮不到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潜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须速去就速去，不论环境如何都任运自在，这就是孔子。无可无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处之而胜任无怨，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圆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的话。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你看我到底怎么样?”孔子说：“瑚琏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装珍藏起来的贵重祭器瑚琏那样，在国家有重大祭典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拿出来，郑重地放在供桌上。这东西虽然非常贵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这就是瑚琏。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样东西，如果成为一样东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为任何一种形态，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做、应当做，就去做，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子说这三种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对这三种典型的圣人，我都还做不到。不过如果要学的话，我愿意学孔子，当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谈了；也不愿学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愿走伊尹那种“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孙丑又问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种不同的古圣人，可是，老师你怎么又把他们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等级呢？
孟子立即说：不！不！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可是孔子这位圣人与众不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孔子的。孟子这句话，把孔子推崇到极点。
讲到这里，我们暂时搁置一下原文来讨论讨论。
孟子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样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门人。历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过瘾，只有孟子这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捧得最过瘾，也可以说是最诚恳的话。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样，认为他们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家的教化是始终不离“人”本位，而且不去说些超越人本位的话，这是儒家的平实处。
至于历代对孔子的尊称，则推元代的为最高，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为元朝是没有深厚文化基础的蒙古民族政权，在元朝九十年间，政治上有许多过人之处。尤其对于尊孔这件事，做得最好，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就可看出。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体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千古名文，虽然起草人还是汉人，但仍应归功于元朝。历代对孔子的颂赞都没有这么好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两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极致而又恰到好处。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谈宗教，便可说“先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明；后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法”。在东方文化中如佛家，也可以说“先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明；后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法”。我们看所有佛经，都是“佛说，佛说”的；后世儒家著书，也无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说“子曰”就不行。我们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只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语言，否则写文章时则“无以明”。
当然，有的人写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体。像后来有一位道学家常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在黑暗中。他这个话，似乎把孔子以前的历史文化都一笔抹杀了。当时就有一位名叫刘谐的翰林讽刺这位道学家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圣人们整天都要点亮蜡烛来走路。这也挖苦得够缺德了，所以有人评论刘谐这个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这位道学家捧孔子的话过火了，没有孟子说得那么恰当，可是刘谐的讽刺则未免失之敦厚。
刘谐个性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家的时候，坚持要求他的父亲刘巨塘把一个能干的男佣人分配给他，可是他父亲已经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他哥哥了。于是，他父亲开导他说，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样，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你哥哥和分配给你，有什么不一样？何必争呢？后来有一天，他去探他父亲的病，他父亲伸出右手来，要他搔搔痒，他却故意在他父亲的左手上大搔其痒。他父亲说你搔错了，我是右手痒，不是左手痒。他说：你不是说过左右手是一样，没有分别的吗？他对父亲尚且要报复，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34）唐明皇与孔子
至于历代赞叹孔子的诗，也非常之多。在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好的一首，还是唐明皇《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 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 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 当与梦时同
这是唐代诗中最正派规矩的诗。诗就是文章，不同的只是变成可以歌唱出来的韵文。中间抑扬顿挫的平仄安排，就是要求歌唱时有音韵美感。如果平仄的安排不合规矩，就不能用。其次，在这短短几句美妙的辞藻中，还要蕴涵着深远的含义，以发人深省而堪回味为主，其中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意境等，而成为一件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
唐明皇这首诗，第一句“夫子何为者”就很巧妙地提出问题。孔子是古今一致称颂的圣人，又称素王，他是大家的老师，人们都称他为夫子。可是这位大家的老师，他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二句“栖栖一代中”，叙述他一生的情况，也是上句的答案。“栖栖”两个字引用了《论语》的掌故，在《宪问》篇中，一位隐士微生亩曾经问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告诉他:“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意思是我不是到处逞口舌吹牛，只是看见世人的固执不通而以为病，所以想说服大家明白事理而已。
还有一次，孔子到郑国时和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到处找人问，后来一个郑国人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个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的老头子，这郑国人所指的就是孔子。所以“栖栖”就是忙忙碌碌，也就是形容孔子救世心肠之迫切，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经此一解释，就可知道要多读书。这一句诗很简单，只有五个字，可是它包括了有关孔子的这些故事，涵盖了那么多的意义。在那个时代里，孔子一心一意地要救世救人，那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却被人误会是为了逞口舌之利、求瞰饭之地，甚至被人看成没人收养的野狗，这是多么可怜！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孔子丝毫不改变他淑世的初衷，这又是多么伟大！其中的意义和感情、赞叹，都在这寥寥五个字中表达出来了，而且说得温柔敦厚。
第三句“地犹鄹氏邑”，孔子是出生在鄹地，唐明皇是经过鄹地去祭孔子，这是写眼前的即景，看到当场的景物而兴起怀念，崇敬一千多年前这位圣人的“思古之幽情”，表现了一种相当深厚的情怀。
“宅即鲁王宫”，孔子的老家在汉朝的时候被一个被封为鲁恭王的汉高祖的后代准备拆掉，盖他的王宫。在开始要拆房子的时候，他走到里面去视察一番，忽然之间听到弦歌之声，宛如孔子还带着那些弟子在里面读书、弹琴、吟咏。他这下子害怕了，圣人就是圣人，自然就有那股威力和神力。以宗教来说，那是有神灵在保护的，所以他赶快下令停工，不敢再霸占圣人的遗产了。可是，在他已经拆了的一段墙壁里面，发现了古文的经书。据说，这是秦始皇焚书以后再度发掘出来藏在孔府壁中的第一手经文。不过，后人也有怀疑是伪造的。
这两句诗只有十个字，但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真是感慨万千。唐明皇这首诗，是离开了皇帝的本位，完全以诗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感人。像孔子那么伟大的圣人，千年以后，连古迹都被有权力的人擅加摧毁，真是成什么话！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这两句是咏叹孔子的一生。
在《论语o微子》篇中，楚国有一个叫接舆的隐士，是道家人物，看见孔子来了，就装疯卖傻地唱起歌来：“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凰呀！凤凰呀！你来得可不是时候啊！现在这个时代人心不古啦!你现在出来等于跑到荆棘丛中，人家可会把你当做山鸡，捕去杀了吃火锅的啊！过去的不去说了，现在转身还来得及的。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当官可危险得很啊！这是楚狂接舆给孔子的警告。
孔子自己也作过类似的感叹。在《子罕》篇里孔子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孔子感叹当时既不像凤鸟出现时的大舜时代，又不是洛书出来时的伏羲时代，没有明君在上以为辅政，悲叹自己的道不得行于世。孔子在著《春秋》的时候，有人打猎打死了一只怪兽，不知是什么兽，抬来问孔子，他一看是麒麟。据说太平盛世才出麒麟；现在出来，却被打死了。因此他知道世界将更乱，而自己也和麒麟一样快完了。所以孔子“获麟而绝笔”，当时他正在著《春秋》，当他看到麒麟后就不写了。唐明皇用这两句诗来描写孔子一生行道的坎河，也为孔子发出无限的感慨。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这是唐明皇对孔子的祝文。
他说，我现在亲自来看你这前后两进的故宅，并且向你叩首祭奠。“当与梦时同”，是指孔子在快要死的时候，经常梦到周公，而孔子在死前最后一次，是梦见自己在周公祭殿的两楹之间，因此孔子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唐明皇的“当与梦时同”是说，我今天来祭奠离人世久远的你，这种心情和你当年梦到在两楹之间祭拜周公时是同样的沉重。
唐明皇以帝王之尊对孔子作如此之咏叹，也可知道唐明皇的风流蕴藉，还是有他的一套。所以我认为他这首诗不但是唐诗的正宗，而且比一般对孔子的诰文、祭文都要好。虽然没有孟子的“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那么简捷有力，但比其他的诗文实在好得太多。在文学艺术的观点上，他这一首五言律诗，四十个字，表达了那么多的感触，那么多的历史事迹，这就是作诗。一般不懂的人就指作诗为无病呻吟，其实并不是无病，实在是有病！而且还呻吟得有深度。
我们现在说这是古诗，在当时却是白话。今后的白话诗发展如何，“姑舍是”，且不去讨论它。但从这首诗上看，作诗一定要有深度，这里唐明皇一开口就是“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十个字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个落魄的书生或知识分子的身上。今天不得志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吟唱一下这两句诗，那也是很有味道的。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共鸣”。一首诗经过千年以后，其文学价值与境界没有被漫长的时间冲淡，仍能新鲜而强烈地引起共鸣，即可誉之为不朽，当然也可以绝对肯定它是一首好诗了。
还有刚才说过，诗就是韵文的一种。古代的散文，也多少包含韵律的。古文中为什么那么多“之、乎、者、也、然、焉、哉”等语助词？就是在朗诵起来，可以抑、扬、顿、挫，帮助长哦慢咏，并且加重语气，也加深了印象，易于记忆。我认为古代的读书方法比现代好，不但有上述的好处，而且高声吟哦朗诵起来，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可以与书中人打成一片。如读《论语》，有时好像自己就是孔夫子了，在无形之中又是一项德育的潜移默化。而在生理方面，又等于做了深呼吸，练了气功。不像现代人读书那样，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死啃，把知识向脑子里硬塞硬填，强迫脑子死记，这是多么痛苦！今天年轻人近视那么多，和读书方法大有关系。我们幼年时读书，是把知识像唱歌一样唱进脑子里去的，当然那个时代是拉不回来了。
今昔相比，文学的组织方法已大不相同了，现在的语体文和说话一样，如“张三走路快一点”可以用嘴说，也可以写成文字，可是如果像朗诵古文的方法一样朗诵起来，那不是“快一点”而是“十三点”——神经质了。
有一则笑话，一个人口吃，一句话说了半天还说不出来。
可是他唱起歌来，一点也不口吃。有一次他家里失了火，他打电话报警，本来就口吃，现在又加上心急，更对着电话听筒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了。总算他急中生智，想起自己唱起歌来就不会口吃，于是把报火警的话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可是等他把“报警歌”唱完，家里的房子差不多快烧光了，而消防队里接电话的人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哩！
（35）孔子外传
另外，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冯道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镇守同州，大约和现代的省主席或行政专员的地位差不多。那时，当地的孔庙年久失修倒塌，却没有人过问。在他下面有一名专管酒税的科长之流的小官吏，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了，觉得孔庙都弄到如此衰败，太不成话，于是上了一个报告给冯道，要求准许他自己出钱来修复孔庙。冯道收到他的报告，因为是一名小科长递来的，就交给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兼管司法的去办。这位判官的个性也蛮滑稽的，看到冯道交下来的这件公文，于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诗：
槐影参差覆杏坛 儒门子弟尽高官
却教酒户重修庙 觅我惭惶也不难
意思是说，孔夫子教书的地方杏坛四周都长满了荆棘啦，可是口称孔孟之学、自认为是儒家出身的读书人都在高官显贵的位子，只图自己偷享安乐，对于孔老夫子四周的环境卫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个管酒税的小吏去花钱修孔庙，我看了也感到脸红而惶恐，对这份公文我实在很难下笔签具什么意见了。
然后他把这件公文退回到冯道那里，冯道一看这首诗，真的不好意思，脸都羞红了，赶快自己掏腰包出钱来修孔庙。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州的卫士使李谷，相当于现代的警备司令,他到任三个月，依照当时的规定去拜孔庙。当时陈州的夫子庙只有三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简陋得很。由于唐代的帝王们爱好歌剧，出了不少有学问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时都继承这一遗风。唐时陈州一个著名的优伶李花开，看到这孔庙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诗：
破落三间屋 箫条一旅人
不知负何事 生死厄于陈
孔子生前绝粮陈蔡，曾在陈州落难，无饭可吃。而死了以后，在陈州的庙宇又破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孔子对陈州来说，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陈州这个地方的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在这里倒霉。李花开的这首诗也等于是一种民间的舆论，李谷听了以后又惊讶又感叹，于是赶快自掏腰包来修孔庙。
由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成为千古之圣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圣人永远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诚所写《菜根谭》中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我们借用这段话，作为讨论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的结论。
所以说，一个人必须先仔细研究，确定自己的人生观。有许多事业，是一时的成功，短暂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过去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的是千秋事业，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们，除非没有人类，除非太阳不再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千秋事业，就是确定人生价值的问题，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业，抑是一生一代的事业，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前面孟子答复公孙丑，认为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但并不能与孔子等量齐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人比得上的圣人。于是公孙丑这里接着问孟子，那么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三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说：有啊！只要有一百里这么大的领土给他们治理，结果都可以做到富强康乐，使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地前来依附而统一天下。不过，假如叫他们用手段做一件不义的事，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们也一定不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之处了。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孟子在《公孙丑》这篇里，借着和学生的讨论，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内圣”修养方面，他提出养心、养气的要点。“外用”功业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这三种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处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实在值得后人用心体会和效法。至于在文体方面，如果从孟子的时代退回一百年，换成《论语》笔法的话，就要简单多了，几句话就把意思表明出来，不会像孟子这样说了长篇大论。孟子此时，一方面，受了时代文风的影响——时代越向后发展，文章笔法越详尽；时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笔法越简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个人的文学素养好，起承转合，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内养”方面的阐述，《孟子》比《大学》、《中庸》、《论语》都要详细、具体得多。孟子提出养心、养气的方法，导致后世儒家“养心、养气”的学说和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和道家的“炼心、炼气”、佛家的“修心、修气”相互辉映，蔚为大观。“外用”方面，他则列举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万世师表孔子的典范，同时隐喻这条道路的艰难。
难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道”则不足以成圣人；“有圣人之道，无圣人之才”也不足以成圣人。真正的大圣人必须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假如从庄子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道家可以说是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才；而佛家则可以说是有圣人之道，也有圣人之才，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道。才、道两者周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根器”。
在座诸位都有志于学圣人之道，这一点是不错，但是，诸位不妨自己检点一下，是不是具备了圣人之才？这一点，恐怕大家还要多加充实。才、德、学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于“器识之才”的培养，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学”，也就是努力多学来加以弥补。如果才、德俱佳，那么更要“博学”，以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至于能否得其时，那便另当别论了。正如唐杜牧的诗所谓“由来才命两相妨”。
《公孙丑》这半篇的要点就在于此，如果把握了这个关键，那么一路读下，味道就出来了。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孟子》为什么如此记载，为什么如此编排。否则，也和前人一样，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对全篇连贯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门三子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赞言，作为他对孔子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效法孔子，立志于圣人之道。不过这一点孟子并没有讲明，而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这种文章的写法就好比“歇后语”。譬如“瞎子吃汤圆”，歇后语的意思就是“肚里有数”，主要意思在“肚里有数”，但是这句话不说出来，只说“瞎子吃汤圆”。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的话表达对孔子的赞叹，其中隐含的寓意他也没有明说，而要我们自己体会。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宰我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得多。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学生投老师的票，是当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难免。事实不然，我们如果详加研究的话，宰我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公正无私。尧舜固然有圣人之才、圣人之道，可以君临天下，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师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当时很可以一统天下，但是他却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致力于百代千秋的大业。如果更深入研究，这其中还有更多道理，我们在此也是只点到为止。
宰我和子贡这两位同学的观念相同，但是表达的内容、方式有异。子贡在这里称道孔子的伟大，首先举出“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政令、法规等都没有统一，文字、政规等的统一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见其礼而知其政”，随便到各地一看，由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就可以断定那个地区政治设施的成败。
子贡接着说，孔子还有更高明的一着，“闻其乐而知其德”。当时各诸侯国的音乐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地音乐的乐风、韵味都各不相同一样。而孔子能够一听音乐，就知道当地的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有点离谱，好像是学生为老师送出来的一顶高帽子，其实这顶帽子一点也不高。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国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为了成全孝道就离家出走，躲到偏远的南方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当隐士去了。久而久之，这一带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拥戴他为君主，于是就成为后来的吴国。或许由于吴国的开国先祖吴太伯的影响，吴国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风。
又譬如吴季札——吴王夫差的叔祖，也是舍弃王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奇人。《吴太伯世家》里称他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后来他出使各诸侯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随处看一看，就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兴亡得失有个大概的认识，并且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到了齐国，那时正好是晏子辅相，齐国势力相当强大。但是他已洞烛机先，警告晏子齐国不久会发生变乱，劝告晏子及时安排后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为一代名相，接受了吴季札的建议。后来吴季札到了郑、晋等国，又向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总之，他在周游列国之时，各国的君相几乎没有不向他请教的。因此，孔子对他也是非常佩服。
关于他，还有一则千古流传的美谈，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古时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们身上都会佩挂一把宝剑。当吴季札访问到徐国的时候，那个国家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徐君对他身上佩的宝剑非常喜爱，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没有明讲；吴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后来他这趟大使的任务完成了，再过徐国，就准备把这把剑送给徐公，无奈这个时候徐公已经死了。于是吴季札亲自到徐公的坟上，解下宝剑挂在徐公的坟前。随从的人看了说，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吴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时徐公心里想要，而我心里也想给，只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明讲，现在徐公虽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负心，所以我一定要实践自己的许诺。这就是延陵季子的风范。
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介绍奇人轶事，引用这段故事，主要是说明《史记》在《吴太伯世家》里也记载了延陵季子具备“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的才智。现在我们翻开《史记》，看了这段记载，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时代中，看到一个人能够早许多年见人之所未见，预言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兴亡成败，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养！
子贡这里称颂孔子就具备这种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动，他就已经预测出将来的结果，这是何等远大的眼光与过人的见地。所以子贡接着说：“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算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经过多少英雄豪杰的崛起，也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子贡对孔子佩服得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结论就说，自从人类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我们老师这么伟大的人。
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贡应该算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后，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之处很多。子贡当时在国际间也颇负盛名，而且有的是钱，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办法。说句笑话，他是官僚，又是资本家，做什么像什么。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应。例如有关堪舆的书籍记载，孔子死后，他弟子里面很多研究《易经》的，对阴阳、八卦颇有心得，经过会商讨论后，选出一块坟地，最后请子贡来加以裁定。子贡到场一看就说：这块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个小小的皇帝嘛，还可以，我们的老师怎么可以葬在这里。最后由子贡选择了曲阜这块百代帝王师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冷冻，到了汉武帝时，终于时来运转，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圣先师”的声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师。而原先为孔子准备的那块坟地，后来就成为汉高祖的安葬之处。据说是如此。风水之说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论辩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讨论。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独独子贡庐墓六年，在孔子坟墓旁边搭了个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余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这是事实。子贡对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子贡对孔子的赞叹，真是捧得过瘾。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对孔子的赞扬。有若顺着子贡的话说下来，师兄弟两人好像唱双簧似的，有若说“岂惟民哉”，岂止人类如此。有若对子贡的赞叹再来一个引申强调，有若举出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的“凤凰”来作比喻。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认为麒麟就是生长在南洋一带的长颈鹿。我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怀疑的，就好比现代学者把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当成西方的恐龙一样的荒谬。恐龙是恐龙，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龙，西方的恐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龙的子孙。当然，到底有没有龙又另当别论。不过据中国文化的传述，龙生九子，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龙和西方的恐龙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只好说恐龙是中国龙的子孙，而且是个笨子孙。因为中国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的三栖神物，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水里游，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国文化里，麒麟和龙居于同等地位，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我们把它随便比成长颈鹿或恐龙，实在是很成问题，至少我站在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国文化里，麒麟是走兽中最高贵、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方才我们提到过孔子“获麟而叹”的典故了；至于“凤凰”则是百鸟之王，在飞禽当中是最珍贵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凤凰的比喻以后，接着又举“太山”为喻，“太山”就是鲁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泰山。太山并不是中国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国文化里所以占了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它被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沟、小溪流，“类也”，是同类的。麒麟是走兽，阿猫阿狗也是走兽；美丽的凤凰是飞鸟，天天生蛋给我们吃的鸡也是飞鸟；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园里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无边的江海是水流，马路旁的脏水沟也是水流。我们顶礼膜拜的圣人、仙佛是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类。所不同的是，麒麟、凤凰、太山、江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同类中表现得最优异，从平凡中升华、超越，而至于崇高、伟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萃”就是草类，当一片种子撒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了芽，随后长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齐，经过了风吹雨打的锻炼，经过了地利天时的考验，最后硕果仅存，发展成了凌云之干。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效法这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学养，日久功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朝一日，平凡中自会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够学不厌、教不倦地从平凡中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所以有若结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确是没有比我们的老师孔子更伟大的了。有若这句话，比子贡说得更重。
我们看这篇文章，从公孙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说到动心、不动心的修养，一路说下来，说到这里作了结论。究竟这一段话和动心不动心有没有关联呢？绝对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就在于孟子说明了自己“志心于圣人之道，志心于圣人之境”，这两句话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说的。他立志以孔子为榜样，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无闻。所以孟子这里借孔子的修养典范，说明自己“志心”——内养不动心，以及“修身”一-调养浩然之气的原因，以期外用济世救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歇后语，他并没有完全点明。所以我们读书呀，不但自己要多读，还要能透过文字，运用我们的智慧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真正精神，那么就可体会出《孟子》的味道来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在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36）素王的道德榜样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別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诚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的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地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o大雅篇》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
（37）孟子时论
我们还记得孟子曾经对公孙丑说“以齐王，由反手也”，如果要使齐国实行王道，听我的意见去做，齐国称王天下就像把自己的手掌翻过来一样的简单容易。可惜齐宣王和齐湣王都不听这个意见。现在，齐湣王政治暗潮涌动,正欲发动伐燕的不义之战，所以孟子就针对这件事首先阐明王道与霸道的分野。这也等于孟子评论齐湣王不行王道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也成为后世讲政治哲学时的不易原则。在他指出王道与霸道的分野后，又继续申论下去。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里为什么又来一个“孟子曰”，而且为什么在这里把它圈断了呢？作文章讲究文气，前面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一路说下来，如果接着就是“仁则荣，不仁则辱”，一路再连接下去，没有起伏，没有顿挫，没有转折，像一条直线，就会觉得没有味道。像画画也是一样，一弯流水，一条曲径，有时被山峦遮去一段，被浮云罩住一截，于是隐约回旋，就另有一番气象，另有一种风情了。行文到了这里，又来一个“孟子曰”，就是这一类的手法，在文学上，好像是另起一段，重新起头。现代写白话文，也多如此，一节不能太长。现代人的工作繁重，生活紧张，对于太长的文章没有耐心去读，即使文章中需要较长的说明才能在文意上告一段落，也得想办法分成几个小段落，至少在编排形式上要如此截短。
这里孟子说“仁则荣”，荣就是光荣的成功，永远的辉煌，永远见之于文化历史上的荣耀。“不仁则辱”，辱就是耻辱，如果不行仁道的话，就会招来耻辱。这是以历史哲学家的观点所作的一次结论。
但是世上的人谁不喜欢光荣的成就呢？所以孟子说“今恶辱而居不仁”，今是指战国当时的诸侯们厌恶失败，却又不愿推行仁政，走成功的道路。既希望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留一个好名声，但实际上内在居心和外在的行为又与“仁政”背道而驰，只讲究现实眼前的利害，不管什么仁或不仁。这就等于一个人既讨厌潮湿，又偏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