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军侵华大屠杀，我们遗漏了什么_国际先驱导报_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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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军侵华大屠杀，我们遗漏了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
　　12月13日，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纪念可能更有国际性——就在两个月前，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从中华民族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大屠杀。我们需要铭记和纪念的惨案也不止这一个。据权威统计，经多方甄别筛选，日军侵华期间制造的“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至少有173个。　　自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间，日军在不断侵略中国内地的同时，伴随的往往是血洗城乡、残杀平民，制造累累惨案。和南京大屠杀一样，这些惨案在二战后更是极少被提及。　　今天，我们重整七十多年前的记忆，不仅是为了打捞那段苦难的历史，更是希望以此告慰无辜逝去的生命，并提醒仍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狡辩的日本右翼势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企图粉饰侵略暴行和篡改历史的图谋永远都不会得逞
南京大屠杀并非个案，“日军一次性屠杀800人以上”达173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忠杰 发自北京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如今，人们将再次掀开那页野蛮和惨痛的历史，为遇难者将烛光点起。祭奠之余，世人还应知道，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大屠杀。11年调研，揭开更多惨案真相　　从2004年开始，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等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大规模调研。历时11年，先后60万人参加。成果汇编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共300本，已从201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　　这项调研工程的目的，是更加系统、详尽地记录当年的历史灾难，更加充分、有力地揭露日本侵略的罪行。调研坚持用事实说话，用证人证言说话，用历史的真相说话。调查初期不完全统计，各地共查阅历史档案文献资料162万多卷、各种图书报刊20多万种，收集、拍摄照片8万多张，采访证人、知情人149万多人，收集证言证词125万多份，形成专题报告4962份。　　在调查中，各地都发现和整理了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焚烧、轰炸、抢掠财产、使用生化武器、强征劳工、残害妇女等大量反人类、反和平、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发现和梳理出一大批日军制造的惨案，以及有关惨案的资料和证据。　　如湖北宜昌市一位被聘参加调研工作的70多岁老同志，在寻访中听说有块石碑刻有被日军杀害的受害人姓名，便找人将石碑挖出并用水冲洗，然后冒着酷热，汗流浃背地用两天时间将遇难者的人名一一抄下。经计算，共有427位，使当地发生的有关惨案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又如南京市建邺区委党史办调研人员听到村民反映：1937年12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沙洲圩及附近地区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为防止尸体腐烂引发疫病，当地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拖运到殷山矶的山坳中集中埋葬。由于尸体数量多，把山坳填成了一个小山坡。调查人员和有关专家随后多次考察论证，确认这座高约五米，直径约十米的“大坟”，是一处埋有100多名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丛葬地。殷山矶丛葬地遂成为南京市发现的第五个呈原始实态形状的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　　为了更加集中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们决定将全国的各种重大惨案集中起来，编纂成《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作为调研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从2008年开始，各地对所有调研成果进行梳理、排查，按统一标准，选取其中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进行复查、复核、考证，然后对这些惨案进行统一编纂。　　各地党史部门和调研人员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查清了这些惨案的很多事实和细节，根据档案资料、历史记载、以往研究、实地考察、证人证言等，写出每一个惨案的“概述”，详尽记叙惨案发生的完整过程，对重要事实说明出处（原始记载）和依据，并做了严谨的分析考证。有的还组织了入户调查。编纂中，尽可能补充新的资料，如证人证言、照片等等。令人震颤的“173个重大惨案”　　统一编成的《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共12册，约500万字。时间跨度从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收录的惨案，以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为限。对同一地点的多个惨案，视具体情况，或单列，或归为一个惨案。　　经多方甄别筛选，我们收录的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有173个。　　173，还不是最终的数字。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矿山、要塞、集中营、细菌战实验场、无人区等制造的惨案，因持续时间较长，伤亡人数是“累计”，而不是“一次性800人以上”，均未收录到本书中。各地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惨案的资料或线索，但因还需要考证和搜集资料，暂时也未收录在内。　　但是，不要说173这个巨大数目，哪怕阅览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惨案，都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震颤了！　　第一个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重大惨案，是1932年的辽宁“平顶山惨案”。这年9月16日，就在各地日伪机关庆祝“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警察署和宪兵队，为报复民众自卫军对日伪的袭击，经过精心策划，出动190多人开往平顶山镇，以诱骗和强制办法，把全镇民众集中和包围起来。随后开始焚烧房屋，并突然用机枪、步枪和手枪等，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火。扫射达一小时之久，3000多名无辜同胞全部倒在血泊中，整个屠场成为一片血海。　　日军将要撤走时，发现有人呼救，于是又补充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这次不是扫射，而是用刺刀，逐个猛刺。发现有人活着，就再补上第二刀、第三刀。发现有人怒骂，就加力猛刺，直刺到身体稀烂。　　两轮屠杀，持续了3个小时，杀害3000多人，只有三四十人逃出。有一位叫李凤琴的，全家21人，被打死了20人。大屠杀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国联也给予谴责，但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使这场大屠杀成为日军在华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起点。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反人类的登峰造极之举。但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侵略者就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路杀到了南京。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用飞机、大炮滥施轰炸，仅南京路外滩、大世界、南京路先施公司三次惨案，就造成4398名无辜平民伤亡。在宝山罗泾、松江等地也制造了一系列惨案。随后，日军对苏州狂轰滥炸，占领后则杀戮奸淫，造成至少9550名平民伤亡，其中死亡7456人。地处锡沪公路的常熟，在沦陷前后，伤亡8331人，流离失所的难民达63.8万人。无锡沦陷前后，被杀民众14150人。城区全部被毁街坊20个，部分被毁37个。农村全部被毁村庄102个，部分被毁92个。日军占领常州前后，仅在城区就杀害4732人。西门外原私立常州中学处，日军将大批平民押至一个大坑边跪下，举刀砍杀，头先滚下坑，再把躯干踢下坑去。解放后在此地搞基建时，多次挖出一堆堆尸骨。千年古城镇江从12月8日至月底，被日军屠杀者达万人以上，被毁房屋3万余间。城区原有住户43691户、216803人，大屠杀后，至1938年仅剩35418人。　　抗战时期最后一个重大惨案，发生在日的海南乐会互助乡。日本行将败亡，一日军翻译出逃向中方投诚，日军遂疯狂报复，将出逃地区的三个村落包围起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杀人放火，共杀害平民900多人。有的村庄惨遭灭顶之灾，从此不复存在。　　将173个重大惨案稍作统计，可以发现，其范围遍布22个省份，即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过日军制造的重大惨案。数量最多的是湖南，为24个。其次是河北19个，江西18个，江苏17个，河南12个，山西11个，湖北10个。惨案的形式，有的是屠城，占领某个城市后进行大规模杀戮、奸淫、抢劫财物、烧毁房屋；有的是有预谋地集中包围和杀害大批无辜平民，并力图斩尽杀绝；有的是在一定区域内连续多日制造多个惨案，从而形成很大的屠杀规模；有的是通过飞机轰炸或大炮轰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建筑物损毁；有的是占领前的轰炸与占领后的杀戮相结合；有的是对占领后未能固守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大批无辜平民杀害后撤退……无论何种方式，都表现得极其残酷，毫无人性。屠城是日军侵略中国一贯行径　　经过调查、收录、编纂的173个重大惨案，都建立在档案资料和证人证言的基础上，再加以严格的核查和甄别。每一个都附上了一批证明材料。除此之外在编写过程中还特别要求，不许用文学语言撰写，只能用白描的方式，将惨案的来龙去脉、全部过程，客观地记载下来。不许有任何夸大，一律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资料说话。　　目前收录的173个惨案还不是全部。但仅从这“173”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是一个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已。所有173个惨案充分证明，制造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偶然的个案。对占领地区实行屠城，是日军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和行径。我们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不要局限在一个南京大屠杀上。日本右翼势力也别以为除了南京大屠杀日军就无罪可言、无责可担。　　这173个重大惨案，有的是故意放纵士兵所为，多数是日军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下有计划地进行。当惨案被揭露后，无论日本军方还是日本政府，都竭力掩盖事实，甚至倒打一耙。即使遭到中方抗议和世界谴责，也从不调查事实和追究当事人。因此，对这种大屠杀，日本政府和军队必须负首要责任。　　这些重大惨案，集中表明了侵略者的野蛮性、残酷性、疯狂性，表明了日本军队长期灌输的盲目忠君和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些罪行不仅是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践踏，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这些重大惨案，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以这三大罪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是正义的，不可改变的。　　这至少173个重大惨案，集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每每看到这些令人震颤的历史事实，想到那些死难人员的冤魂亡灵，我们都禁不住心灵颤抖、潸然泪下。这样的灾难决不能重复，因此也不能忘记，更不能否认！“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从历史中获取教益要从承认事实开始，连确凿的历史事实都不愿承认，怎能真正获取教益？怎能保证不会再犯？（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主编）日军侵华大屠杀之“广德惨案”：两度沦陷 2.4万人惨遭杀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汤阳 发自合肥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如今，人们将再次掀开那页野蛮和惨痛的历史，为遇难者将烛光点起。祭奠之余，世人还应知道，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大屠杀。　　在安徽省抗战历史上，有一座皖南小城，不仅见证了侵华日军的凶残暴虐，也铭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她就是扼守苏浙皖三省要冲的小城广德。1937年11月，这里曾经打响了安徽抗战的第一枪。　　据《广德县革命斗争史专题资料》记载，广德县当时作为芜杭、芜沪公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建有一座军用机场，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南大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德便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　　同年11月23日，日军第十八师团（牛岛师团）约4000兵力，侵入浙江嘉兴、长兴等地，随后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与安徽广德交界的泗安镇进犯。在广德和泗安交界处的界牌“大松林”一带，守军国民党145师师长饶国华率部与敌激战多日，击毁敌军军车近30辆。当时新闻报道称：“此役战事之激烈，为我军退出淞沪以后所仅见。”　　因装备低劣、伤亡惨重，加之所属一个团擅自撤退，最终145师防线全线溃败，官兵大部牺牲，师长饶国华在留下“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无恨”的遗书后，自戕殉国。日下午，广德第一次沦陷。　　日军占领广德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淫掠。　　“鬼子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奸，然后用树棒捅下身至死。走不了、跑不动的老人、残疾人，被关在房子里烧死，我们这一带我认识的就有13人被杀。”村民张海山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那一年他18岁。据他回忆，那次日军在广德烧杀一个多月，遇难同胞的尸体几乎随处可见。　　在当地的史料中，记者见到了一连串这样的记载：山关村，先后被日机炸死、杀死和烧死100多人，姓沈的兄弟俩，被鬼子活活剥皮，其状惨不忍睹；城北门口塘，日军命令解除武装的士兵和男女老幼约200人，在场地上集中后，用机枪全部射杀；誓节渡红应村，日军强令六七个老奶奶脱光衣服在地上学狗爬，并举枪瞄准她们练习打靶，四五个老人当场殒命……　　日，日军向芜湖等地继续进犯。撤离广德前，日寇纵火焚城，将县城20多里内的村庄几乎全部烧光，持续十几天的大火，共烧毁房屋数万间，广德全城仅剩零星小屋108间。　　然而，日军对广德的荼毒并未停止。　　日，日军数百人由芜湖、宣城等地向东入侵，广德城二度沦陷。　　中共广德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桐汭风云》刊载：21日，日军在骆家大村打死平民几十人，一个姓阮的理发匠，老婆和5个孩子都被敌人打死，自己死里逃生，含泪将6个亲人埋藏；24日，邱村前路村一条叫螺蛳沟的小山沟里，躲着五六十个逃难的百姓，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步枪向沟里扫射，当场打死47人……　　民国26年（1937年）广德全县共有人口178435人，而两年之后的民国28年（1939年），全县人口减少到158230人。据统计，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约有平民24000多人死于日寇屠杀……安徽广德县志里如是记载着这个县城曾经遭受的苦难历史。　　为查证“广德惨案”详情，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会同广德县党史办在2008年至2014年间，专门抽调市县两级党史部门业务骨干为课题组成员，成立了“广德惨案”专题调查组，深入全县9个乡镇的6个社区和127个行政村，走访400位75岁以上的老人和知情者，征集口述资料610份。　　“虽然由于间隔时间太长，走访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挽救这些即将湮灭的记忆，让后人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广德县党史办主任谢斌如是说。日军侵华大屠杀之黔南事变：撤退前的疯狂杀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春惠 发自贵阳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如今，人们将再次掀开那页野蛮和惨痛的历史，为遇难者将烛光点起。祭奠之余，世人还应知道，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大屠杀。　　1944年底，日军沿黔桂铁路入侵贵州，并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造成黔南地区空前灾难，史称“黔南事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作战。　　应《国际先驱导报》之约，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明近日向记者述说了这段历史：　　1944年秋季，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进入后期，日军从广西南丹、思恩、宜北兵分几路发动了向贵州的进攻。11月18日南丹失守后，一支日军向北进逼贵州省独山县，11月30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位于独山县城南端的麻尾，继续北犯。当晚9时，国军91师搜索部队与沿黔桂公路北犯的一支日军先头部队发生激战，之后向黑石关阵地退守。　　此时，数万难民忍饥挨饿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黔桂公路向黑石关方向奔逃，日军先头部队趁黑夜混入难民流。随着日军的枪声渐近，驻守在黑石关阵地的驻军与日军展开了枪战，难民进退两难，只得听天由命，许多难民被打死、踩死。枪战持续了约1小时后，日军占领了黑石关，继续沿黔桂公路北犯，一路上见到掉队的国军士兵就杀，碰着难民就打。　　12月1日下午，日军走山路向独山县城行进，于12月2日侵入独山县城，由于驻军已提前逃跑，独山县城当日沦陷。同日沦陷的还有三都、荔波等县。　　独山县沦陷后日军继续北犯深河。深河两岸峭壁密布，地势险要，深河上方的深河桥是独山县通往北岸的必经之地。12月2日，盟军美军命令炸掉独山县唯一通往北岸的深河桥，截断了日军向西南腹地进犯的唯一通道。　　因日军入侵独山兵力不到4千人，时值初冬，给养不足、衣不御寒，加之贵阳、马场坪一带国军已有数个军的兵力，日军深感孤军深入的危险。　　12月2日晚，日军军部向入侵日军下达撤退命令。接到命令后，日军加紧掳掠、到处拉夫、奸淫妇女，放火烧城，粮秣仓库、桐油库、汽油库等爆炸声不绝，独山变成一片火海。12月4日晚日军相继撤退，并将所住房屋焚烧，沿途敌骑所至，杀人放火，庐舍为墟。　　日军退走后，从独山上司到黑石关不足5公里的公路两旁，留下难民尸体千具；不足三平方公里的独山县城废墟下，横躺竖卧着829具尸体；从县城到深河桥十公里路上，千余具尸体倒卧路旁。据统计，独山县境内伤亡民众达19800多人，1.6万余房屋被烧毁炸毁，直接损失361亿（1944年法币）。　　12月10日日军全部退出贵州省境。从11月26日起到12月10日短短的半月时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黔南地区空前的灾难，这一历史事件称为“黔南事变”。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所到的独山、三都、荔波、都匀等地，被日军直接杀害的军民1988人，民众伤亡达2万6千余人，2万余栋民房毁于日军炮火和纵火之中。　　“黔南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由相持转为对我方有利的一面，中国军队逐渐收复失地，捷报频传。独山也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后一个沦陷的县城。日军侵华大屠杀之“晋城惨案”：无辜民众“过五关”被折磨而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王菲菲 发自太原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如今，人们将再次掀开那页野蛮和惨痛的历史，为遇难者将烛光点起。祭奠之余，世人还应知道，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南京大屠杀。　　晋城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雄踞太行山麓，扼守山西南大门。抗战时期，日军于1938年2月至4月、1938年7月至8月、1939年7月至8月，分别在晋城城乡制造了屠杀无辜百姓2500余人、5000余人、12000余人的大惨案。两年时间在同一地区接连制造了三起大屠杀事件，死亡人数之多，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残忍的本性。　　日，日军占领晋城后，在距县城西北18.5公里的峪南村，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峪南事件。　　这一天，日军由阳城经晋城的周村、东沟向晋城县城进犯，峪南村的游击小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回村动员老、幼、妇女向村西的沟中隐蔽疏散，并带领全村青壮年准备迎击日军进犯。上午8时，游击队和日军交火约1个小时，因日军来势凶猛，且武器装备精良，游击队只好边打边退。　　日军进村后，发现村里空空无人，最后在村西上溪沟的一个洞内，将该村70余名群众层层包围，并用机枪疯狂扫射，无辜百姓几乎全部死在日军的枪弹之下，只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在这次事件中幸免于难。　　日下午，国民党军24军部之冀察游击队队长缑冠文率部从町店进入晋城阳城县城，突袭正在城西西池河边饮马休息的日军，致日军死伤若干。第二日晚，这股日军纠集驻周村据点之敌，穷凶极恶向阳城县城进行报复性大屠杀。　　日军在东坡头用重炮轰开东城门，随即全副武装直闯城内，四处搜寻，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杀，将部分被抓群众驱赶到开福寺、东王殿、城隍庙、旧盐店、西坛上等处，或戮死或集体烧死；躲避在城内十多个地洞的百姓，被日军架起柴火或施放毒气弹烧死或窒死。南关四角院外一口深井内填满了死尸……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屋内院落，广场店铺，到处血流成河，尸骸遍地，惨不忍睹。一夜之间，县城700余名百姓被残杀，许多房产焚毁殆尽。　　“日军每次侵略晋城，必先出动飞机轰炸县城以及沿途所经村镇，狂轰滥炸持续数日，有时达十余天，最长时间达2个月之久，使得不少居民被炸死，建筑物被炸毁。”晋城市党史办相关负责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日军所到之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经常以搜查“中国兵”为名，闯入民宅，用枪威胁男子通通出去，肆意对妇女进行奸污。当时被日寇抓住的中国人，都要遭受非人的折磨，要“过五关”：第一关，几个日本兵围住一个人，用皮带抽打；第二关，几个人把被抓者摔来摔去；第三关，用烧红的火柱在人身上烫；第四关，把人吊起来，翻来覆去抽打；第五关，把人捆绑在板凳上用冷水朝嘴鼻内冲灌，最后再将人拖入日寇宪兵队的监狱。大多数人都被折磨而死。南京大屠杀记忆：走出边缘化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经盛鸿 发自南京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2015年初，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中东进行国事访问的间隙参观了这座纪念馆，并献了花，“我今天认识到，歧视和仇恨会让人残忍到何种地步。这场浩劫不能再发生。”他说。9年前，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曾来到过这里。　　为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却从未见过现任日本首相的身影？事实上，追溯起来，到这里访问的其他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也不是很多。而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悲剧，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以色列的受害史那样深深走进世界记忆？为什么它在国际社会上的认知度，还不如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心中的疑问。在日本曾是舆论禁忌　　战后数十年，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在日本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　　在日本，南京大屠杀被重新提出来是在1967年。这年，日本进步人士新岛良友在访问南京后，首次发表了几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之后，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编著了《近代战史之谜》，其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南京大屠杀事件。　　从1971年6月开始，《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本多胜一访问中国，对遭受日军暴行的地区和幸存者进行了采访，收集了许多档案资料和照片，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之旅》，并在《朝日新闻》连载，里面10次提到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注意。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10年内重印了26次，成为长期畅销书。　　以洞富雄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在1984年组成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开始具体调查南京大屠杀事件。洞富雄教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作《南京事件》和两卷《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出版。至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引起了日本广大国民的重视。　　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吉田裕等所代表的学界群体，被人称为“大屠杀派”或“肯定派”。他们的研究成果显著，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派。　　但与“肯定派”相比较，由右翼人士组成的“否定派”，或称“虚构派”、“幻想派”，则在日本的人数更多且影响更大。他们妄称，南京大屠杀乃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别有用心的“虚构”，是一种“幻想”。1978年，日本右翼人士更把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人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请进东京的靖国神社，供人朝拜。缓慢复苏的中国记忆　　1949年后的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宣传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虽然早在1938年，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与延安的《新中华报》等，就曾多次揭露了南京大屠杀。但在1949年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阶级斗争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产生日益严重的制约。中国学术界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　　我与许多在“文革”前后到南京读大学的学生，数年就读期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要史事竟浑然无知。　　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期间，我曾问过来自世界不同国度的留学生，他们也几乎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无所知。　　记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宣传来说，1982年是一个节点。　　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公然把“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将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日军“占领南京”，“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删掉了原教材中“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等段落。日本右翼势力的无耻言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抗议。　　从1982年开始，在中国，尤其在南京，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1983年11月，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日，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从边缘回归世界记忆　　随着对南京大屠杀介绍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美国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上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使美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心，他们甚至把日本的经济突进称之为“日本猛击”或第二次珍珠港袭击。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美国和西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出版热潮突然兴起。　　从那一年起，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论著迅速涌现。有资料汇编，有史学和档案综述，也有按争论议题编辑的论文集，以及翻译的日本论著等。其中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论文集《南京1937年：记忆和治愈》——通过收集1997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南京1937研讨会”上宣读的各篇论文，阐述了围绕南京大屠杀一些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而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的《日本的战争记忆：失忆症或隐瞒？》则向读者介绍了日本人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辩论过程，以及跟日本战争有关的一些争议。　　最引人注意的要数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它让西方人知晓南京大屠杀，让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加入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队伍中来，他们通过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和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及各种观点和争论，把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国际化——它渐渐成了一个跨国和多国的研究课题。虽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人数、日本政府和裕仁天皇的责任、南京惨案的起因等问题上，各国历史学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除了少数日本修正学派，他们大都同意南京事件是一次大屠杀。　　然而，尽管历史研究正在走向国际化，但相比另外两起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的影响则很微弱。我和我的老师与同事多次到海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多年中没有一次是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会议。　　2001年冬，我偕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老人，应日本“铭心会”邀请，到日本宣讲南京大屠杀历史。会场内的听众对我们的介绍与讲解感到惊讶，而会场外，由右翼势力组织的数量更多的人群摇旗呐喊，声嘶力竭，声势盖过了我们。这使我感到非常气愤，也非常忧虑。　　值得庆幸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在回归到国人甚至世界人民的记忆中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有一块颀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遇难者300000”，起初只有3种文字介绍，如今已经发展到了11种。而就在两个月前，南京大屠杀档案也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段历史也开始真正地走进世界记忆。（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
“这段苦难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专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名誉馆长朱成山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蒋芳 发自南京 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修订版）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简明版）》（英文版、日文版）在国家公祭网上线。　　一年前，南京出版社曾在首次国家公祭活动前夕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三册，分别为《血火记忆》（小学版）、《历史真相》（初中版）、《警示思考》（高中版），并作为教材首次进入了江苏全省中小学课堂。目前，经过修订的小学版、初中版读本已经发到江苏全省学生手中。　　与此同时，烛光祭、世界和平法会、国际和平集会、专题史事展等等纪念活动有的正在进行，有的正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在那场浩劫过去78年之后，南京大屠杀终于真正回归到公众的视野，尤其是在其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后，这段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开始慢慢进入世界记忆。而在此之前，它几乎一直是被消失或者遗忘的。“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名誉馆长朱成山如是感慨。　　从被遗忘的浩劫，到重回国际视野，中国作出了哪些努力？如今纪念与研究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意义何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近日再次专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名誉馆长朱成山。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然而相比于其他两大惨案，南京大屠杀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人所知。　　“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国际舆论缄默的后果是什么？每当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发生争执时，日本右翼的错误行径得不到应有的谴责，战后的和平秩序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朱成山说。　　通过研究他发现，虽然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身处南京的外籍人士和外国媒体记者为当年真相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及东西方阵营的长期对峙，南京大屠杀历史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遗忘。　　“南京大屠杀历史国际认知甚少的现状，是我国抗战历史不为西方社会接受的一个缩影。欧美学界一些人对中国的抗战贡献要么根本不了解，要么不屑一顾。”他说。　　本报记者调查也了解到，欧美各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显示，美国特别强调二战中“本国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重塑”；英国重点着眼二战中重要人物、事件对英国的冲击；澳大利亚、加拿大对盟军占领日本、本国军队贡献等内容“浓墨重彩”，而对日本入侵中国“一笔带过”。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英文版《被遗忘的浩劫》面世，这场浩劫才重新回归西方公众视野。　　朱成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日。那天，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张纯如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到朱成山的办公室，寻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帮助。　　这是朱成山第一次知道张纯如的计划：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并在美国出版。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当时张纯如27岁）但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女青年，朱成山既为她的勇气感到高兴，又不禁担心：她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此后张纯如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朱成山的信任，并为她在南京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协助。　　“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朱成山说。　　不仅是张纯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京乃至全国已经有一批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挖掘、整理、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1985年建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文物已从当初的100多件扩充到15.8万件，其中文物3.2万余件。纪念馆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办到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并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日韩等国学者一道编撰出版了正确引导青少年学生的历史读本《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近几年，在国家的推动和朱成山等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南京大屠杀历史被国际社会遗忘的现实也引起了少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关于二战，世界亏欠中国”的研究成果，称“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人类共同的记忆　　“二战胜利已经70年，南京大屠杀发生也已经过去78年，申遗成功证明，这段苦难的记忆不仅仅属于南京、属于中华民族，而是需要全人类普遍警惕、传承的历史记忆。”朱成山说。　　自担任纪念馆馆长以来，设立国家公祭日和推动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是朱成山的夙愿，“公祭、申遗，都是国际化的纪念方式，我也是在海外亲眼看到他国是如何纪念战争中死去的民众，如何保留战争记忆的，才萌生了这些想法。”　　1994年8月，朱成山与幸存者夏淑琴受日本民间团体邀请赴日，向日本公众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在广岛和长崎，朱成山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对当年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集会最大规模超过10万人，首相、各大党领袖、议会议长等核心人物都参加，首相还发表简短讲话。　　万分感慨的朱成山回国后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行动起来。那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57周年祭日，南京各界第一次在纪念馆举行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　　“同为世界三大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分别在1979年和1996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唯独南京大屠杀未被列入其中。”朱成山说，遗憾的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在战后即得到保护相比，南京大屠杀相关遗迹的保存还显得不足。　　直到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卡门女士到馆参观后郑重建议，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他顿时打开了视野，找到了方向。 　　朱成山认为，一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始终将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部分史实作为美化侵略战争的突破口，并一再篡改教科书中相关内容。这一切绝非偶然，“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意味着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已经达成共识。今后日本右翼的相关言论可以休矣。”从宏观到微观，走国际化之路　　2001年，“永不忘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赴美展”在美国旧金山圣玛丽诺大教堂举办。开幕式上，旧金山市市长布朗等当地政要、旧金山湾区侨界和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成员等300多人出席。　　“只有当人们充分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全部史实，今后才有可能避免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并创造持久的世界和平。”布朗市长在致辞中如是说，他当时还指出，南京大屠杀其实就是6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恐怖事件。为此，他还举起拳头说：永不忘却！永不忘却！永不忘却！　　朱成山告诉记者，那次美国展及系列活动，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举行的，当时距离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仅三个月。“展览由于顺应了人类共同渴望和平的主题，采用了西方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选择了较好的对外宣传时机，故而在旧金山市以至北美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着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视野，朱成山认为，不仅要到海外办展，更应当在海外办馆。“有关犹太大屠杀的纪念馆在以色列、波兰奥斯维辛之外，有许多国家设有分馆，进行常态化的展览。未来关于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主题纪念馆也已在筹划当中。”　　他曾多次到访与犹太大屠杀相关的主题纪念馆，有一个深切的感受，“犹太大屠杀的展览之所以触动人心，就是因为他们对个人受难史、对家族受难史的关注。”这些年来，在纪念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及国内其他一些高校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在对这段历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绩，但是在微观史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我们将进一步拓宽眼界，遵循国际史学界的通行做法，加强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初步计划从受害者、加害者、外籍证人三个方面细化，如受害者方面，我们准备遴选出300户家庭，从家庭成员组成、每位成员受害经历、对家庭造成的损失等多个方面，将战争创伤更加具象化，让人能够感同身受。”朱成山说。他们每年都诵读遇难者名字，以色列人如何铭记大屠杀受害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范小林 发自耶路撒冷 2015年，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这一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在去年，为祭奠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中国以立法的形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切，都在见证着昔日那场惨绝人寰的、一度被忘却的大屠杀正一步步走进“世界记忆”。　　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悲剧，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以色列的受害史那样深深走进世界记忆？为什么它在国际社会上的认知度，还不如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这恐怕不是一个人心中的疑问。　　上个月底，13名头发斑白的老奶奶聚集在以色列海法，在化妆师的精心打理下参加一个特殊的比赛——第三届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选美比赛。　　她们都已年过八旬，步履蹒跚地走上红毯，有的还拄着拐杖。在舞台上，这些年老的幸存者讲述着曾经经历的苦难往事。“可能我会向所有以色列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全球所有犹太人都会来到以色列，所有人都会，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而且无所畏惧。”最终摘得桂冠的83岁参赛者丽塔·伯科维茨说。担任评判的一位德国人表示，不少参赛者因为战争痛失童年岁月，这场比赛让她们重拾欢乐，同时通过诉说往事治愈心理创伤。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以色列人民以各种方式，包括探寻大屠杀遗迹、建立纪念馆、设置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以及学校教育等，来纪念那场悲剧，并将战争的创伤逐渐镌刻在民族甚至世界记忆之中。到波兰去！大屠杀纪念之旅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墙”，那是10楼和11楼之间的一面矮墙，“违反集中营纪律”的犹太人都是在这道墙下被德国纳粹行刑的。如今，那里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您保持肃静，不要打扰死难者的宁静”。　　2014年10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这里来了数十名以色列犹太青年，他们聚集在墙边，点燃一根根蜡烛。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这些以色列青年要在这里逐一读出自己家族每一个在70年前大屠杀中遇难成员的名字。　　达娜·卡尔尼是来自以色列的一名17岁半的高中生。她正在参加为期8天的学校组织的大屠杀教育之旅，200多名跟她一样来自特拉维夫的高中生在波兰参观了二战时期关押犹太人的两座死亡营、三座集中营和两个犹太隔离区。一名大屠杀幸存者陪同着这些高中生，给他们当领队，在每一站为他们讲解自己当年的经历：从他出生的犹太人隔离区，到他最后幸存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次旅行让大屠杀变成可以触摸的真实存在，”卡尔尼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去年在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大屠杀的历史，我们要记住很多具体内容，这对我来说挺难的。”她解释说：“但当我们去特雷布林卡参观时，我一下子感受到了我祖父辈们的痛苦。我的家族有80个成员死于大屠杀，但老人们无法告诉我们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当我站在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时，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童年，那么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　　二战结束70年后，大屠杀教育依然在以色列社会占据着中心地位。以色列高中生都要参加去波兰的大屠杀纪念之旅，每年参加这一活动的青年人人数都在上升，2014年约有3万名以色列学生参加了这样的旅行，教育部曾估计2015年参加这一旅行的高中生人数将增加15％。　　这种前往大屠杀发生地的旅行活动，不仅是以色列教育部旨在将大屠杀历史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教育工具，也是为了在这些高中生毕业后即将服兵役之前，提振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以色列政府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大屠杀纪念之旅的参加者说他们感受到更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自豪感。92％的参加者说，他们通过这个旅行，坚定了犹太人必须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信念。　　卡尔尼回忆说，波兰之旅的整个过程中，犹太人的集体回忆被反复强调。一名领队一直在不停强调说，对犹太民族的生存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和建立以色列国有多么重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领队带头唱起了《以色列万岁》这首歌。　　不仅高中生，任何年龄层任何身份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参加大屠杀纪念之旅。吉泽尔·塞科维茨是一名年近九旬的大屠杀幸存者，同时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和大屠杀之旅项目领队。有一次她曾陪同一批以军军官前往奥斯维辛接受大屠杀教育，“那是一次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因为这群人不是婴儿，他们经历过战争，在战争中失去过朋友和兄弟，但他们仍像我带去的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无法遏制自己的情绪。”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屠杀教育从婴儿抓起　　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屠杀教育成为所有以色列高中的强制性教育，即便在主要由阿拉伯学生构成的高中里也不例外。　　2014年，以色列教育部将这一强制教育的规模扩大，根据教育部长沙伊·皮龙颁布的命令，所有公立教育机构从幼儿园起都必须在各个年级开展大屠杀教育。幼儿园老师为此接受特别培训，这样他们才能根据幼儿园小朋友的年龄特点来进行教育。　　这一命令刚公布时，曾引起以色列社会的一些批评之声。批评者认为大屠杀内容过于残暴血腥，不适合幼儿学习。故此，以色列教育部社会和人文司司长艾丽拉兹·克劳斯对记者说，教育部针对幼儿园儿童，编纂了适合小朋友年龄的教学材料，以小故事的形式，重点告诉孩子们犹太民族经历苦难后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生活。而针对高年级学生，教学材料则会不断加入更多翔实的史料，同时注意避免过于血腥、暴力的资料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资料中。　　“以色列大屠杀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在公共教育系统，致力于讲述大屠杀所代表的违背普世价值观的故事，以及犹太人试图在这里建立以色列国的努力。”克劳斯举例说，教育部甚至为刚学走路的婴儿设计了一套大屠杀教育图片，名为“穿过记忆的长廊”。这套教材是根据一名住在犹太人隔离区的父亲，试图用图画的形式为他经历着隔离区严酷生活的儿子描绘外面的世界所设计的。庄重纪念仪式年年如此　　战后，幸存的犹太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在二战中死难的600万同胞。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这一纪念日与每年1月27日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不同，它是以色列特有的纪念日。　　按照犹太教的规定，从当天的日落到第二天的日出为一天。一般在头一天晚上，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将出席位于耶路撒冷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一年一度的大屠杀遇难者纪念仪式。当天，以色列全国公共场所降半旗，全国一起默哀，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死难者，以色列各地的商店、餐馆和娱乐场所关门停业，电视娱乐节目停止播出，所有电视台和电台节目只报道相关纪念活动。　　第二天上午，两分钟的防空警报响彻以色列各地，司机下车，行人止步，为大屠杀遇难者默哀两分钟。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将会再度前往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并在议会与政府官员、议员和大屠杀幸存者一起参加名为“每人都有一个名字”的纪念活动。参加活动者会大声读出遇难者的名字，以铭记历史、告慰亡灵。　　每年如此。　　日，以色列国会通过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法，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据此法随后建立。60多年来，大屠杀纪念馆认真履行着大屠杀纪念法规定的工作：负责把人民自发的、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统筹到一个大框架下；表彰在受纳粹压迫期间勇敢抗争的民族英雄；开展大屠杀历史教育；等等。而在纪念馆众多工作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收集、证实并出版幸存者及相关历史见证者的证言证词。与国际合作影响海外受众　　随着时间逝去，幸存者也将渐渐离去。据大屠杀纪念馆国际学术研讨部主任艾福然·凯介绍，自建馆以来，大屠杀纪念馆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幸存者、见证者，包括屠杀者的证言证词。纪念馆有专门的团队跟踪联系这些幸存者，生活在海外的幸存者可以把证言邮寄给纪念馆，纪念馆也会派出工作组去采访、录像。　　大屠杀纪念馆在其网站上展示大量经数字化处理的照片、影像和文字资料，此外，纪念馆还通过巡展与各国大屠杀历史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并为他们提供科研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截至目前，大屠杀纪念馆已在全球至少15个国家以10种语言举办过巡展。纪念馆还为以色列不同年龄的学生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材料，并为外国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提供教案。　　大屠杀纪念馆里还有一所大屠杀研究国际学校，这个学校的数百名工作人员开发了许多教学工具，用来培训国外的教育者，通过他们教育和影响世界各地不同层面的受众，从青年到公共意见领袖。学校还与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合作，定期举办大屠杀研究和教育培训班。　　大屠杀教育根植于以色列人心中。正如克劳斯所说：“大屠杀教育是我们犹太民族身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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