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图)
来源：中国甘肃网
原标题：揭秘“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 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图）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
新疆马兰基地
　　揭秘“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 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图）
　　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这三个地名，但也仅仅是“听说”而已，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中，这三个地方经常出现，但却很难找到有关此三地的详细信息。
　　为什么这三个地方那么神秘呢？这要从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说起。
　　“两弹一星”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搞原子弹、导弹，发射卫星，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可以说，原子弹、导弹、卫星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业技术和现场试验的高度结合。也就是说，光掌握了科学原理不行，能造出来也还不能算成功，只有在实践中真刀真枪地使用了，实践证明它是管用的，那才能真正说明咱们的原子弹、导弹、卫星是成功的，否则就不能算成功。
　　那么，怎样来检验我们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呢？答案就是要真刀真枪地试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哪里试验？核武器的威力和破坏力是极其巨大的，当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护卫，在浩淼大洋上进行了核试验，苏联则在人烟稀薄的西伯利亚进行了核试验。而新中国海上力量薄弱，不可能在海上进行核试验，首次核试验又不可能在地下搞，那就只能像苏联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搞了。于是，寻找并建造能够进行核试验的场地，就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死亡之海”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基地
　　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正式上马、加紧进行之后，关于原子弹、导弹基地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导弹基地的建设主要由陈士榘负责，但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陈士榘和几名苏联专家率领一支队伍到甘肃敦煌以西地区勘察原子弹试验场(又称原子弹靶场)。1958年下半年，他们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跋涉和勘察，根据苏联专家意见，最后定在敦煌以西地区：核爆心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左右，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TNT当量。
　　与此同时，聂荣臻正在北京考虑组建核试验基地领导班子，副总参谋长陈赓推荐了精干细心、工于谋划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聂荣臻接受这一建议，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负责敦煌原子弹试验靶场的建设。
　　张蕴钰奉命来到敦煌，经过调研，他认为敦煌不合适搞原子弹靶场，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离敦煌石窟太近，只有130公里。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继续向西，到新疆罗布泊搞靶场建设。张蕴钰立即回到北京，把看到的和自己的想法报给了老上司陈赓。陈赓听后认为，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要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领着张蕴钰等专程向聂荣臻汇报情况。
　　说来也凑巧，就在中国将帅们重新考虑原子弹靶场选址时，苏联方面来信了。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在信中表示，敦煌地区不适合建原子弹靶场，建议将靶场建设移至新疆罗布泊地区。
　　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而去，向罗布泊疾驰而去。12月28日，张蕴钰一行抵达罗布泊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里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罗布泊北部是天山博格达峰，南部是阿尔金山，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简直就是两道天然的屏障，东部是土山和丘陵，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常年刮西风，而且下风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没有人烟，也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将这么一个地方建设成核试验基地，真可谓天造地设。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核试验基地建设。因当地生长一种名叫“马兰”的小花儿，美丽而且生命力顽强，核试验基地又称“马兰基地”。
　　金银滩：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基地
　　搞原子弹，不仅要有试验基地，还要有研究、制造基地，而且这个研制基地也必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呢？
　　首先是为了保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保密工作尤为强调，搞原子弹研制免不了要进行各种试验，一搞试验，动静就比较大，保密就是一个大问题。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需要的验证性试验工作，都是在北京郊外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后来，长城脚下已无法满足大型的爆轰试验，不得不外迁。
　　其次是组装原子弹的需要。第一颗原子弹，按照外电的说法，就是一个“爆炸装置”，总的来说体积比较大，其核心部件――浓缩铀块，是在甘肃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的，其他数以万计的零部件都是在全国各地生产的，但只有把这些部件组合起来，才是原子弹。这样，就必须有一个组装原子弹的地点，而且这个组装地点还不能太小，出于保密和安全需要，原子弹装配地点就只能选择比较偏远的地方。
　　再次是进行原子弹爆轰试验的需要。原子弹正式组装之前，需要进行原理性试验，也就是说，除了原子弹不装铀核材料之外，其他的所有部件(包括烈性炸药)都必须装配好，进行引爆试验，以检验原子弹的各种性能指标是否合格。要知道，即便是不装铀核材料，这个准原子弹仍有巨大的威力，因此，必须有足够大的场地以供模拟仿真试验之用。
　　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选点。最初倾向于甘肃张掖，但又认为与兰州铀浓缩厂太近，不利于战备。正在踌躇之际，1958年3月，青海省第一书记高峰建议，青海金银滩四面环山，人烟稀少，水源丰富，是个好地方，建议把核研制基地放在那里。经过勘测，金银滩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1958年底，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来自全国的数万建设大军，陆续开进草原。
　　金银滩的建设同样是异常艰苦的。为适应高原气候条件，基地警卫人员主要从本地招收入伍。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在草原上兜了三天三夜，给人以走了很远的感觉。很多士兵退伍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就在家乡当兵！
　　受“大跃进”的影响，直到1963年，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建设仍然很不理想，二机部决定，核武器研究院不能等基地全部建好再搬过去，必须立即搬过去，许多实验工作赶紧做起来。1963年秋，核武器研究院整体搬迁至青海金银滩基地。在那里，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模拟仿真试验；同时，在那里完成原子弹的总装。
　　酒泉：地处内蒙古的导弹试验基地
　　尽管中国的导弹事业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之际――1956年10月起步，但在中国大地上打响的第一颗导弹却是苏联制造的。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两枚地对空P2导弹，一颗供钱学森领导的第五研究院解剖仿制，另一颗供酒泉导弹试验基地用于测试，目的在于检验这个基地的各项建设是否过关。
　　这个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就是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很多人知道神舟系列飞船是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的，却鲜有人知道，这里曾是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发源地。
　　1956年秋，在导弹研制启动的同时，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尤其是1957年10月《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以后，建设导弹试验场迫在眉睫，因为要检验我们研制的导弹是否合格，就必须经过一次次的发射试验。
　　抗美援助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就在打算建设导弹试验场的时候，志愿军第20兵团将要从朝鲜撤回来。于是，聂荣臻指示，志愿军20兵团过去底子好，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就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聂荣臻为什么让第20兵团整建制的直接从国外回来就去建设导弹发射场呢？可能的原因，一是有利于保密，导弹发射场的建设无疑是绝密的，而且工程量大，所需建设者众多，如果从全国各地选调部队和人员前去建设，自然不利于保密。另外，整建制地拉过去搞建设，也有利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1957年冬，成立了以苏联的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专家组与炮兵司令陈锡联、20兵团司令孙继先等一起，选中了内蒙古的额济纳地区。
　　日，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而不是甘肃省酒泉地区。2012年夏，笔者到内蒙古旅游，参观了新建的内蒙古博物馆。有意思的是，内蒙古博物馆专门设有酒泉航天城的巨大展厅，讲解员在解说这一展厅时，特意强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内蒙古而不是在甘肃。
　　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计数万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建设导弹试验基地。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广大官兵的作业方式是极为原始的，主要是靠铁锹、麻袋、竹筐、铁锤等笨重的劳动工具，完全靠广大官兵的体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以至于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在视察建设工地时认为，像中国这种原始的作业方式，建成导弹发射基地至少需要15年。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要命的中国军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导弹试验基地。
　　因为导弹研究基地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的代号也叫“20基地”。基地建设那几年，正值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是“东风”。所以导弹试验基地又叫“东风基地”。
　　1965年，中国的卫星事业重新上马。在研制第一颗卫星的同时，卫星观测站的勘察、建设也必须跟上。然而，“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中科院全乱套了，卫星观测站的建设也没人管了，这让聂荣臻非常着急。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聂荣臻让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担起了中国第一颗卫星观测站建设的重任。就这样，酒泉基地开始介入中国的卫星事业。
　　特殊年代如何建设三大基地
　　酒泉、罗布泊、金银滩三大基地的建设都是在1958年开始的。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最早启动建设，是在1958年3月；紧接着当年年底，开始建设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在1958年年底确定，1959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
　　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既是这三大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大跃进”让整个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不可避免，三大基地建设也是雪上加霜。
　　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建设，国防科委本想让张蕴钰的部队撤到无锡休整，被张蕴钰拒绝了。据说，张蕴钰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无锡能打原子弹吗？
　　罗布泊的官兵们自力更生，吃榆树皮和草根挺过了难关。张蕴钰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官兵们说：“刚来的时候，树枝被我们砍了，细的编筐子用，粗的做扁担使，现在连皮都被我们扒了，填我们的肚子。你们都记住这些树，今后谁也不许再动它们，活着长在这儿，死了、倒了就让它躺在这儿。”
　　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建设也同样艰难。这里工程量很大，其中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实验楼、发电厂、宿舍区、机加工车间、高炮部队阵地等。仅仅从一个基地建设就可以看出，搞原子弹是多么不容易。
　　真实反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
　　由总装备部专业作家陈怀国、陶纯联合编剧的《国家命运》，是第一部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两弹一星”事业的纪实性大制作，谢钢、刘劲、胡亚捷、王超联袂主演。曾执导过《大秦帝国》、《越王勾践》、《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延艺倾情导演，金牌制片人李功达和著名军旅制片人刘翔担纲总制片人。该剧讲述了朝鲜战争结束后，有感于美国先进武器在战场上对我志愿军造成的巨大伤害，为彻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核威慑，以钱学森、钱三强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党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先后完成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等一系列伟大壮举，真实还原了那一段可歌可泣、辉煌卓越的珍贵历史。
　　谈到《国家命运》的创作初衷，陶纯顿时打开了话匣子，“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取得的标志性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荣耀，令全世界为之赞叹，它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到现在它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但是，很多年来，由于保密的原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很多故事，都一直埋藏着，近年也出了一些这类题材的作品，有纪实文学，也有影视作品，但是，编造现象很普遍，错误很多，误导了读者和观众。我和陈怀国长期在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而总装的前身国防科工委下属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新疆核试验基地，被认为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掌握大量的素材，因此我们决定合作，写一部全面真实反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作品，也是创作这部剧的初衷。”
　　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
　　“甘肃人民当年为了支援&两弹一星&，做出了重大的奉献。现在人们大都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就是以酒泉命名的，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陶纯告诉记者，剧本创作期间，他和陈怀国先后赴四川、甘肃、青海、新疆、湖南、陕西等六省区，对当年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老领导、老专家和科技人员等300余人进行了深入采访，查阅历史档案两千多万字，历时三年，数易其稿。“我记得去甘肃采访是在2008年，站在巨大的足有五个足球场大的厂房里，回望悠悠岁月，真是感慨万千。厂里的同志对当年做出重要贡献的王承书等科学家和王介福、王中蕃等厂领导如数家珍，讲了不少他们的感人故事，这些人物都在《国家命运》中有所展现。”
　　敦煌莫高窟险遭“劫难”
　　很多观众都知道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在罗布泊，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的试验场苏联专家选定的竟是敦煌。
　　陶纯给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时核试验场、导弹靶场的选场，是彭德怀、聂荣臻两位元帅领导的，主要依靠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专家开始时决定将核试验场定在敦煌附近。核试验场选址有问题，主要是离莫高窟太近，这可是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一搞核试验，会逐步把它毁掉的;不仅如此，当时的选址地质松软，高空风会把核爆炸后产生的大量烟尘带往人口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也不可行。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当时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他第一次前往敦煌附近的场址，就发现有问题，回到北京找聂荣臻汇报后，决定勘察人员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寻找新的场址，后来就把核试验场定在了如今的马兰。”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 / 作者：黄庆桥，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甘肃网-兰州晨报 (原标题：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敦煌莫高窟险遭“劫难” / 记者：平丽艳)
(责任编辑：郑江 UN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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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核试验基地
发布日期： 11:25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周扬
　　马兰惊雷
——揭秘中国核试验基地(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是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者——授勋两天后的7月30日，亲友为他庆祝了百岁寿辰。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
　　他的名字，与中国核试验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的这座基地，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马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座数十年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包括程开甲在内，前前后后曾经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马兰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数十年里，极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
　　但是，“马兰人”的功勋，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现在，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我们能够讲述一下“马兰人”和马兰基地的故事了。
　　从敦煌到罗布泊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
　　而在被确定为核试验基地之前，这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其实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早已闻名于世的敦煌。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
　　日，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这一天，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
　　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但实际执行中，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几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来到这里，此人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在鸣沙山下，彭德怀秘密接见了这支队伍的两个负责人：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当时就笑了，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中央军委当年4月决定组建两支队伍：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这两支队伍里的很多干部都来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学校的政治委员，张志善是副校长，接到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张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队。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部队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张蕴钰。
　　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练成长，从普通一兵直至军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打出威名时，军参谋长正是张蕴钰。归国后，张蕴钰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在对靶场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后，张蕴钰恼了。
　　现为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大校军衔的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访了数位“马兰人”，也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张蕴钰曾跟他详细说起过这段往事。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马上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书面上报。说来也巧，中央同时接到了苏联一位专家的来信。原来，苏联专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说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
　　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扎根荒原
　　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中苏关系破裂，是这段波折最重要的导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聂荣臻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聂荣臻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
　　当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常勇他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时水供应不上，基地的人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
　　马兰基地的情况从1962年开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大大振奋了马兰基地的人们，也是对“下马”之说最有力的驳斥。
　　基地缺少车辆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设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轨。
　　负责两弹工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别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叫做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起始叫做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专委全面负责两弹工程。
　　两年的时间爆炸一颗原子弹，任务相当紧迫，全国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作为这场大会战最前沿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虽然厂区的道路、通讯工程、气象站、军用机场等基本设施建设已陆续完成，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年10月10日，钱三强在国防科委大楼里向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时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立即着手研究立项。”
　　也就是说，基地此时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术的专业队伍。
　　在那次会上，钱三强反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程开甲。
　　最初的攻关
　　1946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青年学者。
　　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埋头于实验室、课堂和图书馆，同学们叫他“波克”，而他的房东太太不无恶意地给这个不善交际的东方人起了个绰号：“奶油棒冰”。
　　这个青年学者真正的名字叫程开甲。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了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开甲购买了研究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1950年8月，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开甲改变专业，参与到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的创建中，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体物理学》一书。同年，程开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长，参加原子弹的研制，从那时起，他和马兰基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程开甲来到国防科委大楼，出席张爱萍召开的办公会议。在会上，张爱萍告诉程开甲，钱三强推荐他来挂帅，进行核试验靶场的技术准备工作。
　　程开甲没有丝毫犹豫，他说：“现在需要人，需要有几间房办公，配置几台急用的仪器，建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我们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会议商议的结果是，中央立即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后称21所)。
　　在钱三强的推荐下，吕敏、陆祖荫、忻贤杰三个人来到21所报到。最初，他们和程开甲一起，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办公。
　　“核试验是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实验，涉及的学科内容非常广泛，而最初的时候，我们对核试验无论从理论还是技术上，所知几乎是空白。”马国惠说。
　　事实上，由于苏联的技术封锁，当时仅有的信息只有撤出前苏联专家片段的谈话，以及1958年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开发表的《冲击波》一书。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难的，此时，21所的第二批人员到来了。中央从大学和二机部等单位选调了20名技术骨干到研究所开展工作。
　　本报作者 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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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