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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的悲剧意义
公元1688年，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定稿，次年上演。10年之后，公元1699年，孔尚任《桃花扇》问世，再次引起轰动，“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⑴p5，以致出现演出时“岁无虚日”的盛况。戏曲界的“南洪北孔”美名随之出现，《长生殿》和《桃花扇》也就恰如黄昏最亮丽的两朵霞云，长夜最亮丽的双子星座，熠熠辉映着中国古典传奇剧坛。
《桃花扇》以其反映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及艺术的感染力，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各方面巨大的反响，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许多明代故臣遗老，看了《桃花扇》的演出，重新勾起了亡国之痛，当时有“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分玉茗堂”之称⑵p226，意思是说《桃花扇》所达到的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可与洪升的《长生殿》及汤显祖的剧作相比美。京城许多剧团都争先恐后地上演，“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⑶p28。由于其时仅以抄本流传，许多人竞相传抄，以致有纸贵之誉。直到作者去世后，在观看《桃花扇》时仍有泣下者，可见这部作品在当日感人之深，影响之大。
一、《桃花扇》的爱情悲剧
从悲剧层面讲，侯、李之爱是因为外部因素酿成悲剧。戏剧源自希腊，本有所谓“悲剧”的系统，而亚里士多德《诗学》首先对当时悲剧下一定义，乃成为后世对戏剧的基本定义。亚氏说道：悲剧为对于一个动作之模拟，其动作为严肃，且具一定之长度与自身之完整；在语言上，系以快适之词，并分别插入各种之装饰；为表演而非叙述之形式；时而引发哀怜与恐惧之情绪，从而使这种情绪得到发散。悲剧均容含六个要素，以确立悲剧之性质。此六要素为：故事或情节、性格语法、思想、场面及旋律。悲剧之第一要素，亦可谓为悲剧之生命与灵魂，是乃情节；第二要素为性格；第三要素为思想。参照中国戏剧，可知传统戏剧较少予人恐惧的感觉，更多的是哀怨凄凉的感觉，所反映的多是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怨恨，多能带来鼓舞和同情的效果，如《桃花扇》中我们能受史可法、李香君高尚行为的感染，因此也对他们的受难感到不平和同情，所以会对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恶有恶报也不禁击掌称快。
毫无疑问，侯、李的爱情是一个悲剧，而与《长生殿》相比，侯、李的爱情是悲到极致的。概括地说，《长生殿》写的是爱情酿成国难，其爱情悲剧是作茧自缚、恶果自食性质的；而《桃花扇》写的是国难淹没了爱情，其爱情悲剧基本上是被动无奈的。唐玄宗与杨贵妃，固然是甜美爱情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但同时也是贪情误国、致乱致衰的罪魁祸首；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施爱者自己在一天复一天地为自己无限珍惜的爱情挖掘坟墓，并亲手把它埋葬。《桃花扇》却不同。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感情始于消遣式的名士风流，经《却奁》这次大是大非的考验，李香君的鲜明爱憎与高洁人格教育并感动了侯，从而使她们在共同的政治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真正的爱情。但由于阮大铖的陷害，侯方域不得不避祸出走，使他们天各一方，苦苦思恋。等到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在栖霞山重逢的时候，又由于张道士的一声断喝，便为“大义”所迫，斩断了苦苦追求、久久期待的“花月情根”，双双入道。《桃花扇》所写悲剧的性质，属于“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是以牺牲爱情来追故国而全大义。而具体说来，侯、李之爱是一个维护和捍卫的过程。与《西厢记》、《牡丹亭》男女主人公先由灵的沟通再到肉的结合从而完满相反，侯、李之爱本身并无矛盾，从开始结合起就有了灵（政治态度）与肉（梳拢）的基础，处于十分和谐的平衡状态，其间权奸的破坏（如田仰逼娶香君、阮大铖挟怨欲置侯于死地），对其爱情来说，只是考验，侯、李则是抗拒权奸的破坏，达到捍卫和维护。马士英、阮大铖势败，侯、李重逢，换来的不是姻缘重续，而是入道修真，情缘割断，这恰与侯、李之爱要附丽政治有关。它“牺牲了恋情的现实性和整合性，换来了兴亡之感的现实性和整合性”⑷p36。
我们可以说，侯、李之爱则如一枝春花，开放时已是艳丽之极，后经风暴摧折，归于衰败。这种爱情的挽歌，始终回荡在《桃花扇》里。且听张瑶星道士在栖霞山白云观里对侯、李二人的一声断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入道》）⑸p257危巢之下，岂有完卵?国亡家破，又何来爱情美满?正如《入道》总批云：“悟道，非悟道也，亡国之痛也。”⑹p260侯、李爱情信物和象征体的桃花扇，作为结构之“珠”，使每出戏气韵贯通。白纱宫扇变为血点桃花扇的过程，既是侯、李之爱由萌而坚的过程，也是南明政权由成立而走向腐败的过程诗扇撕裂掷地，侯、李双双入道，表面上是侯、李爱情的幻灭，骨子里却是沉郁的兴亡感喟。
李香君的形象在《桃花扇》中是光彩夺目的。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大大地丰富了《桃花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从职业身份观之，她不过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开心果”而已。然而，职业的低下并不等于人格的低贱；“位卑未敢忘忧国”。她是秦淮河上著名的歌妓，多才多艺，美丽聪明，嫉恶如仇，有着坚贞的节操和强烈的反抗性。她处于被压迫、受蹂躏的卑贱地位，身世飘零，孤苦无依，因此产生了要求摆脱这种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憧憬着幸福生活的未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是以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生活的共同认识为基础的。但是，李香君的勇敢，崇尚气节，是非分明等都远非侯方域所能及。她知道嫁妆是阮大铖所送，就毅然拔去簪子，脱去罗裙，把满头珠翠丢弃一地，坚决退回嫁妆。当她听到侯方域见利忘义要为阮大铖分解，就挺身而出，正言规谏侯方域。表明了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刚直的品质。她对阮大铖之流是嫉恶如仇的，对侯方域所表示的动摇，她也并不姑息，而能责之以大义。这不仅使侯方域免于失节辱名，从而成了他的知音与“畏友”，也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从此，李香君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激流之中，阮大铖老羞成怒，向马士英诬告侯方域修书劝左良玉不可兴无名之师是有意牵引左良玉进京，迫使侯方域辞院出走。侯方域在与李香君诀别时仍留恋燕尔新婚，难分难舍。而李香君尽管预感到“离合悲欢分一瞬，后会期无凭准”（《辞院》）⑺p87，但她还是“且将恨忍”，并对侯方域的留恋儿女私情加以规劝，这就揭示了李香君既柔情如水又侠骨冰霜的性格。李香君自侯方域离开之后就立志守节，寸步不下楼，当阮大铖的同党田仰遣媒欲以三百两银子来觅她做妾时，她宁拼一死，决不屈从。她认为侯方域的定情诗像红丝一样把她俩紧紧地栓在一起，果断地抵制这种无耻的利诱和收买。公开声称“不愿入朱门”，坚决维护作为人的尊严和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李香君的反抗，不仅是为本身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同时也是对奸臣邪党的迫害的抗争。他这种不屈服于淫威的刚烈行为，不但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而且大大地挫折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借此进行报复的卑鄙企图。在《寄扇》中，杨龙友就着扇上的斑斑血迹，添些枝叶，李香君以桃花的飘零比喻自己的身世和命运。在媚香楼中，李香君孤身只影，妆楼独闭，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给侯方域的寄送桃花扇上，表现了香君的伤感、痛苦、深情与期待。邪恶的势力对李香君的不断迫害，反而使她的性格在斗争中愈来愈坚强，并把她对爱情的坚贞与对邪恶势力的迫害的斗争统一起来了。当马士英、阮大铖一次饮酒赏雪，拉李香君去歌唱侑酒时，她顿时义愤填膺，就乘唱曲的机会，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公开宣称自己站在东林、复社一边。她理直气壮地痛骂道：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骂筵》⑻p163李香君的这番痛骂，弄得马、阮之流丑态毕露。马、阮一怒之下，下令把她按倒在雪中，但她仍然昂扬地唱道：“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⑼p164”一个风尘女子，面对着生命的危险，仗义执言，显得如此大义凛然。在她的心目中，个人的恩怨已退到第二位了，国家的安危却引起她深重的忧虑，这是难能可贵的。李香君是“娼女之贱”，马、阮是“丞相之尊”，妓女骂丞相的场面，出现在戏曲史上，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李香君这样义无返顾地积极参与了一般女子所不敢过问的政治斗争，使她在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放射出独特的光芒。后来李香君终于被迫选入内廷当歌妓去了。不久，清兵逼近南京，她在混乱中出逃，幸遇苏昆生领她到栖霞山寻找侯方域。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与侯方域久别重逢拿着那柄“鲜血满扇开红桃”的“桃花扇”，各叙分离后的相思之苦，但在张瑶星道士的指点下，领悟到“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入道》）⑽p256。最后跟着卞玉京到北海之北修真学道去了。李香君选择了隐遁的道路，并非出于对道家的虔诚，看破了红尘，而是愤慨于现实社会的黑暗，深感国破家亡的悲痛，是理想破灭的最后归趋。
二、《桃花扇》的政治悲剧
《桃花扇》继承和借鉴了明代梁辰鱼《浣纱记》以来情政结合的历史剧传统。以爱情离合为表象，而着意于探索大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小引》）⑾p1。《桃花扇》是以明崇祯十六年到南明福王二年（公元）这段历史为题材而写成的一部戏剧。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清兵入关，中原易主，明王朝只剩下南中国的半壁江山。这年五月，风阳总督马士英勾结四镇，拥立明王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做了皇帝，建立了南明王朝，年号弘光。南明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清军即渡河南下，列镇不战而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福王也被清兵俘虏。南明小朝廷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矛盾是主要的，其次是南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再次是南明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以与桃花扇直接相关的侯、李悲欢离合之情为主要线索，把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地表现出来，进而展现了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悲剧。孔尚任为了指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在剧中着力揭露了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描绘了四镇军阀的专横跋扈，满腔愤恨的鞭挞了弘光小朝廷一些权奸群丑的祸国殃民罪行。当福王在南京即位的时候，南明王朝仍占有太行山以西，长江中下游和两广、云贵广大地区，而且人民同仇敌忾，抗清要求相当强烈，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驱逐清兵，收复北京，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南明王朝为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所把持。福王朱由崧又不图振作，只知欢歌醉舞，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当清兵南下警报频传，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他在兴宁宫担心的不是兵弱粮少，而是〈燕子笺〉不能赶在灯节前演出。真是“蛤蟆天子本无愁”。薰风殿两旁悬的那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⑿p167，正是弘光这个昏君生活的真实写照。而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却狼狈为奸，把一个腐败透顶的福王朱由崧捧上了皇帝的宝座，作为自己攫取军国大权的政治资本，正像马士英所表白的：“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⒀p102他们乘机浑水摸鱼，卖官鬻爵，征歌选舞，醉生梦死，过着靡烂的生活。在政治上则操纵朝政，倒行逆施，大兴党祸，到处捉拿东林、复社文人。当左良玉从武昌东下讨伐时，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把防御清兵南下的黄得功等三镇调去截击左兵，作出了“宁扣北兵之马，勿试南贼之刀”的决定，为清兵大举渡江开了方便之门。从作者的创作思想上来看，正是通过这些反面形象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南明的锦绣江山是怎样断送在这班“昏君乱相”和“跋扈将军”的手里，深刻的反映了南明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正如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所说：“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议”。国事至此，岂得不亡！⒁p181《桃花扇》以其独特风姿，丰满了中国古典传奇剧坛。构建了整个中国戏曲的文化品格。⒂p45《桃花扇》集中展示了南明小王朝的一派衰象：弘光帝昏庸无能，沉溺声色；奸佞专权，倒行逆施；藩镇内讧，同室操戈；中流砥柱如史可法者，孤掌难鸣，徒呼奈何。剧作者在用形象说明：这是一个毫无生气、毫无希望的王朝，其最终的覆亡正是历史的必然!《桃花扇》把针刺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指出他们无可挽回的腐败乃是导乱致亡的根源。《桃花扇》从三个方面印证着南明小朝廷绝无“中兴”之望：权奸当道，携私废公；良臣见弃，孤掌难鸣；皇帝昏聩，一味声色。马士英以迎立福王之功，专擅朝政，与臭名昭著的阮大铖狼狈为奸，火中取栗；在战略上奉行“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反动方针，调兵布将，专防左良玉，北面江防空虚，给清兵留下广阔的南侵大道。而作为南京门户的江北四镇的主将们，则是“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争位》)⒃p122那么，作为当时的“中兴之主”又是何等模样呢?在《选优》一场戏中，阮大铖问他何以“慵游倦耍”?这位皇帝的回答是，一不怕“流贼南犯”，二不愁“兵弱粮少”，三不为“正宫未立”，四不为“叛臣”造逆、谋立潞王，而只为了“点缀太平”的《燕子笺》的“脚色尚未选定”，怕误了元宵节的演出，“故此日夜踌躇，饮膳俱减耳”。这就是驾着一叶破舟、还梦想着驶向“中兴”的“舵手”!“中兴”之谓，岂不是南其辕而北辙的痴人说梦么?孔尚任将历史题材加以概括、提炼，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哲学思考融入艺术形象，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以收震聋发聩、警钟长鸣之效。从这种情的变异和破坏中，我们不会不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剧感和兴亡感，产生一种无法自已的悲怆感。面对南明大半江山、雄兵百万（明有200万军队，而入关清兵仅10余万）却一载而亡的“如戏”局面，历来引起后人深深的思考。由这南明的气数之尽，推演明三百年气数之尽，不自觉地透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气数。考察南明这段“如戏”的历史，我们亦较易看到几个无以解决的历史悲剧命题。其一是立嗣之争。在福、潞、桂三藩之中，终于“有七不可立”的福王得立，为南朝灭亡预伏了祸根。其二是正邪之辨。在南明主要表现为复社文人与魏阉余孽间的斗争。东林、复社文人素以“清议”著称，赢得世人钦敬，又岂能放弃立身根基?阮大铖辈悔过无成，屡遭羞辱（如《哄丁》、《借戏》等出），索性倒行逆施，报仇后快，岂虑国家安危?这一切也都在情理之中。其三则是君昏臣暗，小人当道，忠而见斥，导致了儒家理想的幻灭。正如郭英德所说：“明清文学家对历史演变中兴亡交替的反思，始终围绕着对历史兴亡和社会治乱的根源的追寻求索，并表现出立足于现实而反省历史的自觉精神。”⒄p322孔尚任的《桃花扇》所体现出来的悖论，是一种哲理层次上的悲剧意蕴，从而更加深刻地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综上所述，《桃花扇》在明清文人传奇的三大时代主题中，将政治批判、人性探索和历史反思这三者纠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桃花扇》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十分准确地反映了清初广大知识阶层复杂的心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个人恩怨离合来表现国家兴亡盛衰并作沉痛的反思。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很强调华夷之分，清军入关、明王朝的彻底覆灭，使民族斗争高于朝廷内部的忠奸、党派斗争，华夷之分这一问题大为强化。如清初顾炎武将亡国与亡天下加以区分，显然也是认同这种思想，将外族统治看得远比改朝换代严重。明王朝的终结，满族统治的建立，使广大汉族知识阶层在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外，又多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文化危机。在当时，这是一种比生命的存亡更为重要的选择。满族统治的结果显然使不少人的信仰之塔崩塌，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所依归、不知归宿的艰难境地，对旧朝的哀悼怀念，对新朝的陌生恐惧，对个人前途的迷茫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兴亡之叹、幻灭之感。时代的大变革使广大汉族知识阶层迅速分化，一部分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积极为复辟旧朝而奔波，一部分如钱谦益等，虽在新朝身居高位，却很快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更多的人成为新朝的顺民，但内心充满焦虑和不安。但无论他们作出什么选择，时代的巨大变迁都迫使他们深思，穷流溯源，寻找答案，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反思和感伤两大主题。《桃花扇》正是体现遗民心态，表现这一时代主题的绝好样本。孔尚任虽未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但相距时间比较近。在他的师友中有不少颇具气节的故老遗民，孔尚任喜欢结交那些“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无疑，这些人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他生活的时代，变乱引起的震动远没有消除，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氛围。历史的机遇与个人的才华相结合，使他以不朽的名剧成为清初众多遗民的代言人，表现了上述主题。
结合具体作品来看，《桃花扇》中政治、军事斗争场面的描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冷静的思考和反思。它们都写到了忠奸斗争，奸臣误国招致灾祸，这几乎是一种共识。但作品没有仅此而止，它们更进一步作了深层的揭示。侯方域是戏中的主人公，是才子，社会的主流人物，风流倜傥，但在变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惊慌失措。这种描写有作者的失望和无奈的情绪在里面。相对这些在国破家亡的巨变中被动、无能的上层人物，这部作品刻画了一些忠义兼备的下层人物，如《桃花扇》中的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显得更为冷静和坚定。这种两类人物社会地位与社会责任的倒置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因而也更有思想深度。个人爱情生活的描写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这种情感交织着迷茫和失落，表现为浓重的感伤情调。在《桃花扇》中，没有《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轻喜剧基调，而是充满沉重的身世之感。《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破镜重圆，但生活的苦难与国家的沦亡使他们深感人生的虚幻和迷茫，只有皈依佛门，超脱尘世。可见，空前的巨变使人手足无措，孔尚任也不能为他笔下的主人公找到理想的归宿。特别是《桃花扇》中侯方域结局的修改很耐人寻味。按说该剧基本依据史实，可是孔尚任偏偏没有如实写出侯方域的降清，他让侯方域与李香君最终相聚，但又出人意料地让两人双双出家修道。从全剧的描写来看，孔尚任的创作主旨不在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写出个人在社会大动荡中的升沉与决择。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局安排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最后出家一样，极具悲剧意蕴，很有感染力，在故老遗民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作者是儒家思想开创者与代表人物孔子的后裔，以他这样的身份来创作这种题材的戏曲，并作这样的剧情安排，颇具象征意义。从艺术角度来讲，侯方域、李香君结局的安排一改过去生旦团圆的惯例，这亦算是一种成功的创新与尝试。在《桃花扇》中，反思与感伤不是分别表现的，而是相互融合，反思是痛定思痛，感伤是思之忧伤。政治题材和爱情题材的融合突出了个人安危与国家存亡的关系，突出了社会动荡中的个人命运。从某种角度讲，爱情描写表现了个人情感生活的选择，忠奸斗争描写表现了个人政治立场的定位，民族矛盾描写表现了个人的文化取向，因而政治、爱情题材的融合对人性的揭示更为全面深刻。
康熙读罢此书乃掩卷而叹：“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⒅p103《桃花扇》散发着“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愁情，它总结南明灭亡的教训，反映朝廷内部的矛盾，具鲜丽的时代色彩。因此本书虽以侯、李的爱情为主轴，实际上却是虚笔，作者用全书三分之二篇幅，所全力着墨的正是一页弘光兴衰痛史，所以侯、李的爱情也因为政权的覆灭而遂被时代所埋葬，《入道》中张道士撕裂桃花扇而痛斥侯、李，因此侯、李抛弃儿女私情，入道修真。现实中的南明王朝的兴亡史，对于戏剧《桃花扇》的观者读者而言，其悲剧性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它写出一个短命王朝的倏兴述灭，正如苏昆生在《余韵》所唱：“眼看它他起高楼，眼看他燕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国破家亡，任谁都会心酸。孔尚任在著作此书的年代，正逢清朝康熙盛世，之所以作为一部悲剧传奇，是追求情理的真实而非人生的真，透过戏曲的虚构反衬出人生如实的意义，戏曲上的虚也就转化而成艺术真实，所以“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的《桃花扇》也就是这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观点下的一部杰作了！⒆p236
⑴⑸⑹⑺⑻⑽⑾⒀王季思、苏寰中校注《桃花扇》[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⑵⒃孔尚任《桃花扇本末》[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⒂胡雪冈《孔尚任和桃花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⑿袁世硕：《孔尚任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年4月出版.
⒄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⑼许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M]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⒆王运熙主编：《清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⒅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M]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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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为什么说《桃花扇·余韵》在全剧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_百度知道
为什么说《桃花扇·余韵》在全剧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题，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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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传奇四十出，如算上开头“试一出”，中间的“闺廿出”、“加二十一出”以及最后的“续四十出”(即《余韵》)，实际上共四十四出。作为结局的《余韵》，既是对全剧的一个总结，又是作者思想感情一个淋漓尽致的抒发。　　孔尚任通过渔樵山野的明末艺人苏昆生、柳敬亭之口，表达了沉痛的家国兴亡之感。当时康熙时期，大明朝覆亡未久，许多遗老犹在，《桃花扇》传奇，特别是《余韵》中的幻灭、感伤意绪，是很容易扇起人们心中的余痛和悲哀的。　　《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即作者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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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六支曲子集中笔墨写景，一气贯穿，层层铺叙描述，层层蓄势，最后则水到渠成，猛然迸发，动人心魄。前六支曲子主要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末一支曲子则直抒胸臆。（完成板书并总结抒情方法。）　　曲词欣赏　　[北新水令]一曲，“山松野草带花桃”，描写苏昆生肩挑柴草、信步走来的形象，点出他在南明灭亡后隐居山林的樵夫身份。“猛抬头株陵重到”，“猛抬头”三字不仅可以使人想见苏昆生心怀亡国之痛、低头沉思的情形，而且陡然一转，表现了他的感情的急剧变化，使人仿佛看到他突然发现“袜陵重到”的情态。“重到”的“重”字，提起全篇，表明了南明灭亡之前和灭亡之后、往昔和今日的时间界限，引出苏昆生目睹的南明灭亡之后南京的凄凉景象，定下了全篇今非昔比、怀旧伤今的写景抒情基调。“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写的是苏昆生“重到”南京后第一眼看到的景象。这里一连用“残”、“废”、“瘦”、“空”四个词作修饰语。以“残”修饰“军”，使人想见败军溃逃的情形，这是虚写，是因“废垒”这一眼前实景而引起的联想；“残军”与“瘦马”也是虚实相对，前者为眼前之未见，后者为眼前之所见；昔日用于战争的“垒”“壕”，如今已“废”“空”，又衬之以卧在空荡荡的城壕中的瘦弱之马，更显凄凉。“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本应是游人如织、笑语喧哗的古城，如今却是只剩“萧条”，夕阳古道上，连个人影也见不着。这些描写生动具体，寥寥数字，就真切地呈现了南京城郊战后伤痕累累的凄凉景象。　　[沽美酒]一曲描写的是长板桥边的景象。长板桥本是歌妓集居之地，风景十分优美，如今却美景全消。不但昔日横跨青溪的半里长桥，如今已没有一片红板，而且秋水长天行人稀少，冷清清的夕照下，只见剩下的一株弯弯的垂柳。夕阳残照本来就显得冷冷清清，而这夕阳残照下的柳树不仅只有一株，是孤独之柳，而且是昔日众多柳树中的残存之柳、仅存之柳。“冷清清的落照”与“一树柳弯腰”互相映衬，愈显冷清；一个“剩”字，尤其意味深长，使人想见当年丝丝绿柳夹岸垂翠的美景，饱含今非昔比、时过境迁、感时伤怀的无限凄凉。这里只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幅凄清的画面，把人带入十分悲凉的意境，用笔极简，造境极精。　　【离亭宴带歇拍煞】一曲三个“眼看他”的叠用；使音韵整齐，语气贯通，加重了语意，给人以今昔变化之大之快的生动快感。“金陵玉阶营啼晓，秦淮水谢花开早”“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果乌”等对偶句、排比句的运用，一下子使句式整齐、节奏鲜明，语势贯通，产生了情声并茂的强烈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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