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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贴]一个从巫溪走出的外交特使杨公素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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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月政变风暴&&&&我们在王屋山山沟里办训练班，在那经常阴雨连绵，云雾迷漫中，我们除了学习外，我同几位小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好，我常带他们去水塘里游泳，去爬山，采野果，那山沟里核桃树很多，我们常打下将熟的核桃果剥着吃，剥新核桃壳带一种浆汁，这种汁一时洗不掉，干后手上嘴唇上带着黑黑的颜色，一看是偷吃了核桃的，大家以此作为笑谈。我们就在这山沟小庙里，唱抗日战争游击队歌曲，讲抗战的道理，所用的书都是由长治买来的，那时长治称为上党，有中共、八路军的机构和书店。我们也常常在群众中排演一些短剧，主要演员是儿童，向着这山沟里多年不问外事的老乡们宣传抗日。&&&&我们这些做法，不可能不使93军里一些人知道，魏巍信任我们，对我们办训练班这一套是赞成的。但也有人不赞成，于是谣言出来了，说是佘秘书、夏讷队长在受八路军、共产党的训练。这时已临近第一次反共大高潮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4月间阎锡山开了秋林会，决定取消牺盟会、决死队，要恢复他在山西军、政方面的全面统治。会后他疯狂向山西的进步力量进攻，先在晋西南进攻决死队，铲除六专署的牺盟会人员。12月他派孙楚率领部分顽固军队来到晋东南，先在阳城一带与中央军14军勾结。利用所谓“会议”时期，撤换了五专署，逮捕大批牺盟会县、区级干部，利用旧军官在决死三纵队叛变，要消灭三纵队。同时带来了大批阎锡山为反共新纠建的精建会、突击队的特工人员，在晋东南各县到处搜捕、暗杀、活埋、侦察进步人士，闹得晋东南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由进步力量保持的一片被封锁分散的根据地里，硝烟弥漫、杀气腾腾，但不是在抗击日军而是向抗日进步力量开刀！&&&&就在这时，93军内部也发生了新旧势力，主张团结抗战与反共分裂两种力量的斗争。&&&&这年夏天，刘戡的妹夫林荫根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完毕后，经过刘戡的保荐来到晋东南93军军部。国民党军内，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抗战开始后不久，这两个统治军队的蒋介石的组织就不存在了，或者有名无实了，尤其是在敌人后方的像93军早已没有什么政治部和特别党部了。现在又要成立，说明国民党要执行它的反共政策。林荫根任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的特派员，但他刚来敌人后方，只带来几个人，要建立这两大系统组织，没有人不行，于是就要把地工会的人吸收去为他工作。在93军内部一场斗争开始了。&&&&我们在阳城王屋山沟里搞训练班，埋头学习，对于上述政治形势并不知道，只是风闻要成立政治部，认为那是军队的事与我们无关。9月后我们结束了训练，我带着流动宣传队出来到各地演出。在93军军部演出了一场。结果反映不一，下级军官及看演出的士兵反映很好，宣传队唱抗战歌曲，特别是游击队之歌很受欢迎。而中上级军官尤其是林荫根等非常不满，认为这场演出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至少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不宜演出要加以整顿。&&&&他在93军虽然有两层关系，刘戡的妹夫和政治部主任，但他并未获得那些军官们的好感与支持，仍把他看成是因为裙带关系与卖狗皮膏药的。同我们这些在敌人后方吃苦耐劳一两年的青年们比，他的威信还差一些。我们也根本看不起他。&&&&刘戡为难了。成立政治部是一定要办的，他要支持他妹夫当好主任，要把地工会这些人作为政治部的成员，但地工会又是魏巍扶持起来的，是魏在赵城训练班的学员，算是魏的属下，要取缔地工会成立政治部就必须获得地工会、魏巍的同意与支持。&&&&但是成立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是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势在必行。就在这时，晋南阳城长治一带不断传来山西新旧军磨擦斗争的消息，孙楚在阳城攻击三专署、牺盟会、决死三纵得手后，把矛头对着五专署、决死一纵方面，但间隔着93军驻防地，所以孙楚派人来与刘戡接洽，要求93军同14军一样协助他攻击新军及牺盟会。在这个问题上刘戡与魏巍发生矛盾。魏在看了国民党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密件，使他感到这样闹内乱，将使抗日战争受到破坏，他劝刘不要参加到反共、反八路军的磨擦事务中去，说闹磨擦反共对抗战不利，对国家民族不利，对刘自己在山西敌后抗战也不利，他们的争论自然不会有结果，但是当时刘戡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对于把地工会解散并入政治部问题，魏巍也不同意，这等于把他辛苦培养起来的力量取消了。同时也看出来这是配合限制异党活动内容之一，因为在林荫根看来地工会一伙人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的。魏巍因这两点与刘戡闹僵，他借送妻子回后方为名要离开山西去西安。行前召集地工会全体人员开了几天会，讨论如何应付办法。经过我们（我、余毓生、夏讷、冯毅及各地工队队长）商议决定可以并入政治部但由该部设一民政科管理，仍保持原来地工会的作风不变，原来生活待遇20－30元不变，不接受军衔，将来可去后方学习或另谋出路，流动宣传队暂归军部，由夏讷当队长，我同余毓生、夏讷算是军部秘书，不属政治部。由冯毅任民运科长，实际地工会仍自成系统，名亡实存。这样刘戡也接受了，在他看来，地工会原来是他的人，只要并入政治部不管什么形式都行。而在林荫根看来，目前只好如此，将来再慢慢吞并。&&&&这样决定后，魏巍去了西安。余毓生借口看眼病也去西安，再回到山西，我到晋城与他会晤，并请工合孟用潜（那时恰好孟在晋城他们办的煤炭工业合作社）用工合证件掩护他过国民党军队驻地去投了八路军。余曾在1939年，由魏巍向刘戡建议派他以军部秘书名义访问山西三、五专署及八路军总部进行联络。余拿着刘戡的介绍信会见了左权参谋长，因他们是黄埔一期同学。余见了左权又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他们谈到93军地工会一班要求进步青年的情况，要求派人给予指导。彭、左一再劝他转告地工会青年，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友军发展组织，不能派人，但你们有爱国心，思想进步，应当在那里发挥作用，促使93军坚决抗日、坚持团结和进步，可以起到我们共产党人起不到的作用，至于个人去向将来不难解决。他口来后向魏汇报了，只同少数几个人谈了。他因几次去找过八路军，现在自觉在93军呆不下去，自己也不愿再呆下去，就在地工会处于瓦解时期离我们去了。我当时对他的走多少有些感触，觉得在这时离开大家而去，未免从个人考虑多些。&&&&刘戡对我进行拉拢，给了我同上校秘书名义，所谓同上校就是拿上校薪水的军用文官，而不是上校正式军官，余同夏都给了同少校秘书名义。这也很清楚，他是以这种地位来拉拢我们为他继续工作，同时也可使原地工会的青年安心。他对我更为拉拢，因为我的学历高，在地工会中有影响，留住我就是留住这些青年。他也看出来，地工会这些青年经过两年来在敌人后方抗战，为93军抗战宣传，在各地支援军队作战，吃苦耐劳，待遇低下，不为名，不为利，始终抗战爱国情绪高涨，就是铁定的顽固派看了也不能不感动。这两年多来，我也受了考验和锻炼，我和这些青年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尊重我，听我的意见，特别在敌人的扫荡时，军队不理我们，我带着他们跑扫荡，在老乡掩护下躲日军搜杀，在那血腥刀光下同过命运的人，你能在困难时把他们丢开不管吗？虽然在敌人后方，四周被日军占领的城镇、用铁路、公路、碉堡把我们封锁起来，但仍有广大乡村为我们掌握，众多的山西老乡同我们站在一起，形成我们自己的交通线路。那时我们在安泽、沁水、阳城、浮山等县敌人占地外自由行走，广大的乡村是我们自由活动、宣传组织抗战的地方。我们与老百姓关系友好，特别尊重他们的人格、财产和妇女，我们在敌人后方一切行动、消息、居住都依赖他们，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帮助他们，他们掩护我们，我们公买公卖，同他们处得很好。有好几次我在公路附近先后同日本鬼子走进一个村里，都是老乡通知我立刻离开或者把我藏起来。这样我已习惯这种生活，在敌人后方并不感到害怕。&&&&但是给我最大的打击的就是我们在敌后建立一点抗战的力量与据点的想法，眼看成了泡影，我们掌握的地工会解散了，刘戡几次同我谈话想拉我去搞特别党部被我拒绝了，我去了流动宣传队，借口帮助宣传队整顿提高水平，将宣传队开到沁水城附近南坡村内进行学习。在南坡村近一个月时间，我们主要学习了从延安、长治买来的各种进步书籍，我第一次定下决心好好看看这些书，先从《大众哲学》看起，后看《费尔巴哈论》等一些讲唯物论与唯心论争论的书，使我大开眼界。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从未涉足哲学领域，现在读了这些书，觉得哲学领域里有广大的天地，认识到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我相信了唯物论。由哲学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时代欧洲形势的论述，其中尤以《法兰西政变记》、《论拿破仑第三》等评论欧洲那时革命的政论文章打动我，文章写得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对形势的分析十分有说服力。我因此对这些著作有了极大的兴趣。我从西安买了一本旧的英文《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看起来，但由于我对经济学不懂，我的英文程度还看不通这本书，但在个别章节中也受到启发。我对于社会发展史有了兴趣，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与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使我相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学说，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南坡村我们又得到了由牺盟会找来的中共和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报刊书籍，特别是看到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看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尤其是《论持久战》《中国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以及分析抗战形势指出抗战方针与政策等等，使我知道抗日战争发展的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战争的领导问题。&&&&我过去一直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的历史是熟悉的，从“九?一八”事件以来亲眼看到与亲身经历国家受欺凌受压迫受侮辱的事实，是我决心来前方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空有爱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志愿，但要为之做点事，也想因之而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落空了。现实告诉我，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是不可靠的，就是魏巍也只不过一个军的参谋长而已，他虽是受刘戡重用的实权派，但反共高潮一起，他也无力挽回。连他苦心经营的小小地工会也保不住了，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当然也可甩手而去，我哥哥正在重庆做生意，可说是发国难财，以我的学历去后方也可另找事做。但我这时思想变了，这几年的敌后生活，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的想法。我已熟悉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环境，看到了进步的、马恩列毛的一些著作，使我看到了生活上的一线曙光，我要奔向光明。&&&&恰在这时，刘戡命令把宣传队划给政治部，并送来棉衣和委任状，宣传队人员大哗表示坚决不去政治部，先后纷纷出走去抗大分校学习。这时抗战演剧三队也来到93军驻地演出，它在名义上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它在敌后作巡回演出，实际该队有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们的演剧、艺术、宣传水平较高，受到军民的欢迎。他们一来即同我们接近，关系非常好，我把宣传队没有走的小青年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借口是提高，这几个儿童后来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这样一来流动宣传队瓦解了，政治部要收编的计划落了空，刘戡大发雷霆，把夏讷大训斥了一顿，派他去王屋山龛河搞印刷厂。这时我从西安买的机器已运来，夏讷去后，因要买油墨纸张，军需处派人同夏讷一起去游击区（敌我双方都未占领，但双方都派人去活动，有许多商人在这里做沟通双方需要的货物的生意，这是抗战中出现特殊情况，在敌人对峙的地方都有）林县采购。在路过树掌村夏讷一人去神郊见到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向何谈了93军地工会青年的情况，他们都要求进步，现已有十几人来抗大学习，夏自己也要求来。并说他的未婚妻也已来了。何当时只劝他团结抗战，其他的话以后再谈。正在此时八路军某支队扣留了93军采买的人，夏又去信我何长工查清是93军的就释放了。夏因此得到刘戡的好印象，对他解散宣传队的事也不大追究了。夏又去找过何长工，何可能得到八路军总部来的介绍，这次同夏作了深谈，劝夏在93军坚持下去，说你们在那里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并给夏收集情况的任务及通信方法。&&&&当余毓生走了，夏讷去龛河后，原地工会领导人只剩下我一人，我也不愿意留下来。但原地工会留下的青年都看着我如何办，我对他们要负责，我向他们说，我尽力保障他们留下的做好团结抗战工作，走的尽力设法保护他们走，我是最后走的一个，我最终实现了我的诺言。这里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在12月山西政变期间，我们看到了薄一波在秋林会后召集的牺盟会代表大会的讲话，反共卖国高潮来到了，牺盟会和新军要坚持进步、抗战、坚持打击一切破坏团结、投降卖国行为，大雨要来了，我们要撑着大伞顶住大风雨（大意如此，内容很多，现在只记得这些）。接着孙楚来后，就在阳城一带勾结中央军陈铁部队消灭了戎于和领导的五专署和决死队，把牺盟会领导的政权夺过去了。但抗战的五专署和决死三纵队并未完全被消灭，他们又恢复起来，进行游击战争与日寇及顽军周旋。&&&&那时山西风云突变，形势被国民党、山西阎锡山进行的反共高潮弄得非常复杂混乱。在大敌当前，日军占领我大片山河，特别占据山西重要地区时，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这场反共高潮，使我们感到不知如何对待。当时我们从余毓生、夏讷和冯毅等专门与牺盟会、八路军联系的人那里听到，要我们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坚守现有的岗位，可以做到他们在这里做不到的事。我当时看到了，孙楚要向第三专署和决死一纵队进攻，必须要得到93军的帮助，因为93军驻地，正处在他与三专署辖地之间。在晋东南国民党军队以93军为主力，它是甲种军，辖有三个师，及直属团营连，分驻在安泽、屯留、浮山、沁水、阳城、翼城一带，自然是在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以外的农村。这时，刘戡和林荫根接有密令，在山西新旧势力和两军冲突中，表面中立，实际暗助旧军，乘机消灭八路军的游击部队，顺势控制地方政权。我们看到这种形势，一方面感到痛心疾首，在此国家危亡。大敌压境之下，自己人还搞这种为人所不耻的自杀行为；另一面又觉得要在我们能力所及，尽力做一些帮助进步力量的工作。于是我同夏讷、冯毅、李士珍等商议决定：一、通知93军驻各县地工队内可靠骨干，要与当地牺盟会密切联系，互通消息，在得知他们可能受到袭击时，尽力设法掩护他们撤退；二、各人要提高警惕，进步书籍要隐藏妥当，以免被林荫根的人发现，引起麻烦；三、有些思想要求进步，但年轻单纯、政治认识不够坚定的，可以动员和支持他们去抗大一分校学习；四、比较老练的骨干分子，现在要坚守岗位，准备应付事变，同时等待魏巍回来。&&&&地工会内的青年，多半是能听从我们的意见，在我们这些意见传达后，各地的地工队表现很好，前前后后掩护了一些牺盟会县、区、及下级工作人员撤退回到岳北牺盟会控制地区。&&&&这年双十节前，93军部向在沁水学习班的宣传队发来命令，要宣传队赶回军部，准备在国庆节日演出节目，庆祝军部特别党部成立，并举行集体加入国民党仪式。于是全体大哗，纷纷表示决不去参加这个节日活动。许多人这时就先后离开宣传队，分批去抗大分校学习，剩下的少数年轻小孩队员过了节日回到军部，刘戡对此大为不满。经过先是余毓生在八路军总部，后又是夏讷的联系，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得到八路军的认可，我们留在93军的工作，是可以做为抗战、进步、团结工作的一部份。所以虽然处在那样极端受人们歧视，甚至受到几方面不讨好和怀疑的情况下，也并不灰心丧气，仍然竭力坚守自己的岗位，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4．遭遇决死队&&&&同时，我也想到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行为是被动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准备在事变扩大，我们不能再在93军呆下去时，自己应有一份力量主动反击反共势力、投入到八路军去。我想到自1938年初在安泽县古城镇已派赵大斌去做工作的红枪会，这个红枪会一直受我当地工会领导。我想去组织一个脱产的游击队，必要时，特别在反共战争打到我们防区时可以作为一支小小的配合力量，困难时可以投向八路军去。但这个红枪会组织，却被17军改名为别动队，魏巍认为这个名称容易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所接受。1939年初回来后，我曾去过那里，会见在那里一直未走的赵大斌，他已差不多群众化了，住在老百姓家里，同他们关系很好。现在地工会撤消，我们坚持要保留别动队，我从高庄时起就想搞点武装，后在灵霍安赵四县办自卫队，古城镇的红枪会改为自卫队是办得较好的一个队。现在地工会没有了，宣传队也瓦解了，我决定亲自抓别动队。以别动队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刘戡也有兴趣，我说服他要训练一下别动队，他给了一些枪支、弹药。手榴弹，并允许配一个参谋去帮助我训练。我同赵大斌等商量，集中了约百人的青年骨干，组成临时训练班，由军部派来的何参谋上军事课，主要教他们军操、射击、掷手榴弹等。我与赵大斌等上政治课，讲日本侵略及抗战道理，但绝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个别谈话，了解农民积极分子的情况，向他们讲解抗日团结进步的道理。我们还请来牺盟会县委会成员向他们讲课。何参谋是国民党正规军校毕业生，他与我是同乡，很看不起别动队，认为这些农民乌合之众干不了什么，呆了一星期就走了。他走了很好，我们可以放手进行工作，从近百人中挑选出三、四十人组成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我们集中训练的地方是北孔滩村，这一带恰恰是93军驻地与决死一纵队、山西三专署的连接地，是山西顽军与新军牺盟会的中间地带。北孔滩村属安泽县第三区管，我们在那里集训，需要粮食、生活费，这些我们都从各村分摊，村长不得不听我们的，这样就与安泽县政府特别是第三区发生了矛盾。虽然我们在训练内容上讲的是团结抗战进步，牵涉到政权、财经收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在那里不许阎锡山的精建会特务活动，实际上隔离了山西反共顽固势力向三专署的进攻，但我们也妨碍了新地方政权和牺盟会的发展。我们处在山西新旧力量夹缝之中，倾向于新势力，但也讨不了好，双方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趁火打劫夺政权、扩大势力，特别是搞别动队、发展武装更招各方注意。在我当时的思想中，觉得我现在去投共产党，以我在93军的地位很难得到中共的信任，我必须要做出些对革命进步有成绩的事，证明我对革命事业的诚意才能获取共产党的接纳。同时我在认识上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按照我阅读的马恩著作，都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最丰富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共产主义，另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天的中共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就产生了我的问题，今天共产党抗日是坚决的，将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在中国这样贫穷。生产这样落后的社会，能够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吗？我正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在探讨这些问题。&&&&我劝说刘戡，阎锡山的旧军，尤其是精建会突击队派特务到处暗杀、腐化、欺压百姓，反对抗日的牺盟会、决死队，他们想利用93军作掩护向抗日的三专署进攻，夺取政权。山西省内部的事我们可不管，但他们在我们驻地随意杀人、夺权，并想利用我们作为其搞阴谋的靠山，那不能允许，我们要在驻地内禁止他们活动。刘戡不反对我的意见，但只说了一句，我们犯不着得罪双方，但对在我军驻地不能搞暗杀，不能受其利用的意见是赞成的。那时，因为93军不配合，孙楚的部队不能开来沁水一逞向决死队进攻，只派来大批特务，化装便衣，到处将牺盟会县、区、村级干部夜间捉住，加以暗杀、活埋、极为嚣张，这些残酷活动。自然遭到决死队的报复。&&&&我除了设法让原地工会人员、宣传队队员离开93军前去抗大分校学习外，还掩护了牺盟会和新政权的一些人在顽军追踪下撤退到安全地点。我们在北孔滩村一带别动队驻地形成了一个中立地带，由这里通向安泽牺盟会政权全无阻碍。北孔滩村北面有条小河，那里就是安泽县第三区区公所所在地，我们同那位区长一直有关系，互相交往。一天，区里来人说区长被精建会特务抓走了，我一面叫别动队员到处查找，一面报告刘戡，精建会在我驻地抓人，完全无视我军，搅乱秩序，我要采取措施将区长找回。我们阻截了精建队将区长放回。我在北孔滩村进行民众选举，赵大斌被代区长。这件事刘戡很高兴，因为我们取得一个区的政权，但安泽县不满说我们趁火打劫，夺取政权，干涉地方政治。赵大斌听了后与我商量，我说既然他们不谅解就将区政权交回。于是赵将区公所印件、公文送还安泽县并要其派人来接管。这件送还区公所政权事，使刘戡大为不满，除质问我外，还把赵大斌训斥一顿。我说若不送回必将引起我们与牺盟会磨擦，使我们在这里不得安宁，而且别动队也将难于存在下去，区政权送还了，表明我们光明正大的立场，团结他们抗战更有利了。他虽无话说，但看得出他心中的不满。他急急打电报催促魏巍口来，他实在应付不了也不愿多操心山西的局面。魏国电拒绝回前方参与磨擦，刘去电说只要目前方，一切均可商量。魏魏在西安曾活动去别处无结果，并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密谈，但被劝先回前方，应该坚持在93军的工作。魏巍是带着不参加搞磨擦的条件回山西来的。魏巍回来后，我把我们的做法和应付形势的对策向他谈了，他很赞同搞武装，同意尽量充实别动队的力量，将一些地工会原有的工作人员派去掌握别动队。&&&&在1940年春天，北方大地还是冰天雪地。一天我带着一个小勤务兵沿孔滩河走向石壁村。天黑了，我在村公所（也是别动队一中队队部）里休息。忽然来了决死队两个队员要找他们的队部，说是从南面开来的，路上掉了队，我叫村长设法为他们找一下。村长答应了，我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休息后找到一家老百姓家住下。晚上我看《国家与革命》并做了笔记。刚睡下即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然后有人推门，我开门后，突然进来手执刺刀的决死队队员数人，把我从床上提起推到门外空场上，用刺刀枪支把我围着，然后到屋内搜查，接着被他们绑着整整走了一夜。我想这次可完了，我成了他们搞磨擦的牺牲品。我几次想逃跑，但因我双手被绑，四周有人看守，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又在山路上行走一上午。中午住在一个村内，这时对我待遇好点，把捆绑的手松了，让我一人住一个窑洞，有一位政工人员干部进来叫我不要乱走。一直等到下午太阳偏西时，来了一位负责干部，后来才知是团政委刘有光。他向我说很对不起搞误会了，将行李还我，并请我吃了顿饭，居然有炒鸡肉，他说在这乡村里没有好的招待。又说了一大篇团结抗日的道理，知道93军内有进步青年，希望以后合作。我当然也讲了我的身份与立场，并说在这大动乱时期，误会在所难免。吃饭后，叫了两辆大车，把我的行李和在石壁村收缴的别动队枪支一起送回北孔滩村。&&&&赵大斌他们知道我被决死队抓走，非常焦急，见我回来自然高兴。我即召集地工会在别动队工作的人员开会，说山西新旧势力磨擦问题十分严峻，我们处在中间，虽然一心倾向进步，但难免招来误会与麻烦。我们要收缩，不再发展中队，将处在三专署前沿的人撤回，并要积极努力搞一支有点战斗力的游击队，不脱产的别动队放在次要地位。要与牺盟会，决死队，新政权尽量接近，多听取他人意见。大家赞同我的意见。&&&&我正准备回军部驻地端氏村，安泽三区区长来找我说安泽县请我去谈谈。我去了，那位张县长很客气，招待我吃饭，还请八路军工作队长（县委书记）作陪，他们向我大讲新军的抗日力量及他们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繁荣情况。说那次押我是误会，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三专署专员请我去谈谈，第二天，我又同他派的人一起翻山越岭到三专署所在地，见到薄一波、牛佩琮和张力之等，他们请我吃了一顿饭，主要由牛同我谈，讲团结抗战的道理。我从那里回北孔滩，将情况同赵大斌他们讲了，说我们原来的决定不变，等我回军部后与魏巍商量，如有什么变动再通知。&&&&魏巍返回晋南后，即参加指挥一次反扫荡战役。战争一结束，重庆即来一密电要93军配合中条山各军围攻唐天际的晋豫边区游击队纵队。魏把密电扣住，第二天才交给刘，刘决定要调动一支军队前往。魏认为抽调防御日寇军力不妥，有遭敌袭的危险，把作战命令压了两天，经刘再三催促才发出，等93军的部队调到指定地点，唐纵已经突围。刘戡明知延误是魏故意造成的，但他对魏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认可了魏不参加磨擦的条件。这事被政治部主任林荫根知道了，马上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刘戡不在场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他代表特别党部讲话，大骂“我们军队里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实际是指魏巍及原来地工会的人员。我在下面听了实在不好受。他讲完了，魏巍也讲了话，“现在困难当头，大敌当前，可是有人破坏抗战。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不成体统……”。双方针锋相对，把93军内两派斗争公开暴露在军部全体军官干部的面前。&&&&当天晚上，魏巍即在演剧三队秘密与我商谈，要马上离开93军去找八路军。当时我知道地工会浮山工作队与八路军工作队关系很好，我们即决定去浮山。魏巍以巡视工作为名，带着一个小卫队和我一起经安泽去浮山。安泽地工会的工作队长是李之乾，我向他谈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叫他作好准备，首先要把地工队人员情况弄清，把人团结起来，再同牺盟会搞好关系。我们到了浮山，浮山代县长是93军参谋主任俸一中，他是在山西新旧势力斗争时，牺盟会县长逃走由刘戡乘机派来当县长的，表面上是不让山西旧军抢夺政权，实则是他夺取政权。但俸一中的县长只能管辖屯留公路（该公路把浮山县一分为二）以北的十几个村庄，大半浮山县地盘在公路以南被日军占领，而地工会的浮山工作队及八路军工作队等都在敌人占领区内。为了要与我工作队取得联系，找了村里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带着我夜间过封锁线。这在我不是第一次，但这次较危险，敌人封锁较严，他们定时在公路上巡查。我们二人埋伏在公路附近，看见敌人巡查队过后即悄悄地翻过公路，然后急跑离开公路，迅速进了敌占区。我找着了浮山工作队长冯毅和副队长贾向春，谈了93军内现在的情势及魏巍这次出走的意图。冯贾谈八路军工作队已撤走，牺盟会也没有负责人在敌后区，现在联系困难。我们又商谈一下今后的作法，他建议赶走俸一中，此人在浮山搞特务活动，专门捕杀进步力量。我又在夜间通过封锁线返回浮山县政府，将情况与魏巍谈了，魏只好返回93军部，同意设法调查俸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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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1．初识延安&&&&西安一片升平繁荣景象，除了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发出紧急警报令人感到有战争气息外，警报一解除，街上顿时恢复和平。西安因为是山西、河南前线的后方，连接战时首都四川重庆的通道，又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胡宗南拥重兵把守西安，利用抗战和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为西北王。我到西安先住西北饭店，这里是除西京招待所外比较大的旅馆，住的军官、政客、商贾很多。他们每天下午、晚间行欢作乐，麻将声。酒宴声加上妓女欢笑声闹得花天酒地，哪有抗战味道。特别是有些野鸡妓女上门纠缠，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搬去青年会宿舍。在这里遇见北平青年会逃出来的辛志超等人，他们办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辛又兼西安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一见如故。当他知道我是从山西敌人后方来的非常高兴，与我引见了不少从北平逃亡来的学生，其中有的要去延安。1938年秋国民党已封锁去延安的道路，劝（其实是抓）青年不要去延安，去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或者王曲军校，但是他还不能阻止青年去延安的热潮，辛是燕京的老同学，凡是认识辛志超的，要去延安都找到他，他也有办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送去延安。我住在青年会，经过老辛的夸大宣传，成为敌后抗战的英雄人物，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询问在敌人后方抗战的情况，探听我们在那里如何作抗敌工作，经过朋友们的推重与我的叙述，自觉在山西大半年的经历非常光荣，一扫我离开黄河那股孤寂失落的心情。每当我讲一次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如何翻进山区与敌人打游击周旋的时候，自己又很得意忘形，觉得与他们不同，有过在敌人后方实际战斗经验。人往往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按我当时政治与思想水平，我宣讲一次反而坚定一次去敌后搞据点的想法，心想八路军共产党能在敌人后方搞抗日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且我也试着搞了一下，把自己大半年的活动看得太高了。人往往更容易在别人捧场和恭维时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估计太高。&&&&接着谷若虚来了，他是刘戡的私人亲信，他要去湖南四川为刘戡办私人事务。夏讷、余毓生也来了，他们说93军可能要调回后方，魏巍在劝说刘戡不要回大后方仍在晋东南干下去。赵城训练班的几位同我们搞过战地工作的同学，在1938年初93军成立时，离开了山西来到西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被胡宗南部下送进战干四团去了。他们见了我们要求仍同我们一道工作，经过敌后战争的洗礼人们彼此感情有些特殊的亲近，后来我们设法找魏巍以93军名义把他（她）们几个人要出来又回到山西。&&&&据余毓生、夏讷告诉我，魏巍与他们曾作过深谈，魏还是想回敌后搞自己的一套，虽然他认为现在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正确的，他要作为借鉴自己搞一套，要夏、余同他一起。余、夏提出去延安考察学习，要我一同去，我自然愿意，以我当时的思想去延安也是为了参观、学习，那是当时抗战进步青年所要求的。&&&&我们三人拿93军介绍信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然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去延安，一路上只有在咸阳受到军警的检查。行车两天到达离延安不远的十里铺，却正当日机轰炸延安之时，我们呆了一、两个小时，敌机走后才进城住西北饭店。招待所的金城同志来看望我们，第二天为了躲避日机搬到东门外一大片窑洞里去住。延安第一次受轰炸正巧我们撞见了，损失不大，新华书店和一些民房挨了炸。&&&&我们被安排会见边区秘书长李富春，参观抗大及一些小工厂。不几天，我们去见毛泽东，在一个平房客厅里，毛泽东同江青来了，他很亲切地询问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的情况并讲述团结抗战的道理。不一会音乐家塞克也来了，毛泽东招待吃饭，饭后出席为欢迎李公朴举行的晚会。会上除唱歌还演出了敌机轰炸的活报剧，塞克同延安许多文艺工作者都熟悉，他们一见就欢呼拥抱，非常亲热。我们除参观，躲警报外，各人自己找认识的人谈话，我主要找到在燕京与我熟识的陈洁，他已在马列学院党校毕业，准备去福建老家工作，因他是清朝遗老陈宝深的孙子，在福建家乡很有影响，派他去做统战工作。他告诉我共产党刚开完六中全会，批评了“一切服从统战”的提法，坚持民族革命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鼓励与表扬我们在敌后抗战工作。我曾探问他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他说现在在延安的都要大量地派回国民党地区做抗日统战工作，或去敌后做抗战工作，你们已经在敌后不必再来延安。在友军中作团结抗战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劝我返回晋东南继续在敌后抗战。我找过燕京另一位同学，正在延安开全国青年代表会的杨汝梅，他也是同样的意见，并介绍将去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蒋南翔，要我介绍些那里的朋友以便他开展工作。我们住在同一窑洞里的还有韩乐然、塞克和一位回族军官，我同前两位常因躲警报去郊外散步，韩、塞都自称为东北人，好像他们很熟识，韩常劝塞不要到处流浪，眼高于顶。&&&&过了几天，毛泽东在金城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在敌后抗日表示慰问，他是把我们看作友军抗日的统战对象而做团结。鼓励工作，而他那谦虚、礼貌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们。&&&&我们来延安时，魏巍讲好了一定要我们返回去同他一道工作。来到延安看到到处是外边来的青年男女，穿着大小不合身的灰军服，吃着小米、土豆，但个个是精神奋发，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日歌曲，与西安死气沉沉、有钱有势的花天酒地一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所到之处，遇见的人听说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莫不以羡慕、钦佩、尊敬的眼光看待，使我们觉得光荣。我主要想知道抗战的前途和八路军在敌后建根据地的作法。那时正发行毛泽东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又买些毛的其他著作，主要的是《论持久战》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我不得不选择我在抗战中的工作，要作长久打算。我们三人各自找自己熟悉的同学或朋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重新回到敌后去抗战是一致的。我们在延安抗日气氛的影响下，对抗战前途抱有信心。我当时想八路军能够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我把在高庄和搞四县自卫队的作法估计太高了，认为只要93军还继续在晋东南抗战，我们就能搞个抗战敌后根据地。我太幼稚了，可说是政治上的无知，专凭一股冲劲和自傲，就想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干一番抗战事业。&&&&我们回到西安，知道93军仍要留在晋南，原33军团撤销，魏巍主张一定要争取刘戡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要求我们三人仍回93军工作。对我来说思想上有了转变，回山西去继续抗日，搞敌后据点，是我去延安后的想法，答应了继续去93军搞敌后工作，余、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说好，为了准备搞敌后据点，我还要在西安进行一些活动。我仍住在青年会宿舍，与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说食住在一起，无话不谈。我提出要去山西搞敌后抗战根据地的事，辛极为赞成，并说共产党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要我与他们联系好好向他们学习。2．重返晋南敌后&&&&回到晋南后，情况有了变化。&&&&在魏巍他们离开山西后，他所办的33军团地工会由该军团刘信芳秘书长负责，刘是国民党右派，他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一些人，在地工会建立三青团。他指导下的地工会和派往各县的地工队，与该县的地主老财搞在一起，反对牺盟会及其派出的新县长，在阳城、浮山两县摩擦较大，打击基本群众，甚至逮捕牺盟会区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双方（地工队与牺盟会）互相指责对骂，闹得破坏团结，互相敌视，大大不利于团结抗战宗旨。魏同余毓生、夏讷返回山西后，即去阳城、浮山制止地工队的作法，余毓生借故撤去阳城地工队长职务，使摩擦事件缓和下来。后来33军团撤销，地工会交93军，我回到山西时，刘、魏即派我同余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军团的地工会，准备成立93军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由于33军团地工会在刘信芳主持下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百余人，这些人虽然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派的正统、法西斯思想的宣传，反共意识强烈。魏巍想另创一个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赵城训练班学员为主，因为他是该班的教育长，我们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们去整理接收，根据两个原则，一是原赵城训练班的学员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战干团来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了少数愿意在山西敌后搞团结抗战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布原赵城训练班的都留下，西安战干四团来的，愿留下团结抗战的欢迎，不愿意的听其自由，他们中除少数人如李士珍外，绝大多数要回西安，除了在敌后生活艰苦、待遇低（一个月只要20来元）战争危险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他们要独掌地方政权反对与山西牺盟会等团结合作，这样留下的就不多了。我们回到93军住在阳城附近的军部，集中学习约一月。这一百多人的训练班首先由魏巍向全体讲话，主要讲明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思想进步，同各方搞好团结，认清形势，共同努力做好敌后抗战的地方工作。刘戡这时重新批准他来晋南敌后抗战，情绪很高，曾带着夏讷到阳城等县政府主持附近各县共同抗日的协调与支援工作。我们（我同夏讷、余毓生）实际主持了近一月的学习，主要用延安带回的书籍为教材，各人自己阅读，分组讨论，看得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各国革命史和《论持久战》等，还有文艺。小说，另办一个学习园地的墙报。我在这次学习中以领导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对于在敌后抗战我表示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坚持主张93军要有固定的作战地区，我们地工会主持这个地区的地方工作，以为93军抗战的基地。这个思想是我从延安回来前后就形成的，当时参观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想法，这个想法无形中与刘、魏，特别是与魏的当时思想相吻合。&&&&魏巍当时是93军参谋长，刘戡的亲信，军队一切大小事由他负责，对他是委以全权、言听计从。魏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是国民党左派，清党后逃去上海闲住，看了不少书，除了文艺外，还看了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一般读物和书刊。他当时耳闻目睹中国现状，认为革命已失败，这一代人已难以挽回，从而向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产生了拉队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国内战时期，要能掌握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再作讨论的想法，但几经周折终于不成。后经李默庵、刘戡介绍，在刘戡当团长时做其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他从战场上把刘背回，救了刘一命，刘的左眼就是这次战斗打瞎的。由于这个关系，刘把他当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三年。在南京时魏巍曾与大革命时相识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等人交谈多次，又与当时在狱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谈过，他们认为中共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第三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西安事变后，公开看到中共的文献较多，他注意研究，认为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战开始，他由陆大回到83师先当顾问，后当参谋长，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与八路军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几个小胜仗，加深了他在山西敌后自己搞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刘戡虽然一切听他的，但在敌后抗日作战犹豫不决。1939年初经魏巍说服，也想在山西作战搞点成绩，又决定请求返回山西。因为那时武汉失守、蒋介石退到重庆，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没有通盘计划，蒋自武汉失守后，虽然仍掌握抗日全国统帅，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队在山西，牵制阎锡山与中共八路军的势力他是愿意的。刘本人作战勇敢，但没有什么谋略，在敌后抗战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很快，他常说抗日战争为了国家危亡不能不与中共联合，但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可能要同共产党又要打一场生死战争。这个话他在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战总形势下就说过，后来不幸而言中，他终于死在反共内战中。&&&&在1939年初我们重返山西办地工会时，刘对我们是信任的，还特派我为军部秘书又兼地工会秘书负主要责任，地工会下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约十人左右，它们的任务是做军队的后勤工作，协调、沟通与地方政权及各方面关系，同县政府、牺盟会搞好关系，改变过去33军团的作法。&&&&当时我们以赵城训练班的人员为主体，在93军地工会名义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着当初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与作风，我们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脱学生习惯，彼此以同学或同志相处，魏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我们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20元，我以军部秘书身份拿80元，但我并未完全自己用，补助了会里的费用。当时沁水有一儿童宣传队，是邵大勇他们在33军团的地工队时，召集十几个小学毕业生娃娃组成的，这些孩子活泼可爱，做宣传工作唱一些抗战歌曲，表演儿童戏，很受老百姓和部队喜欢。93军组地工会时，大家想留下，但一没有这个编制，二不另给钱，他们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家每月生活费由20元减为18元，大家拉平，省下的钱给儿童宣传队用，改名为流动宣传队，增加了几个大的队员，请陈平等为老师，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专搞宣传的组织了。&&&&当集中学习办壁报时，我就想到地工会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宣传93军在敌后抗战建根据地的事迹，而且办这刊物可以团结和吸收更多的人。但办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先有印刷厂，有办厂的人，写文章宣传我觉得现在地工会有的是，只缺前两种。我把想法同余、夏他们谈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同刘戡、魏巍谈，居然他们也赞成，于是就派我去西安去办这件事，首先是买印刷机器。&&&&我在1939年夏天来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会辛志超处，再去93军西安办事处接洽，那位处长很客气地说，军部有电来由我负责办买印刷机器，他听我的调度。买机器我完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门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绍与我接头，最后决定买一家要关闭的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然后租地方包装，93军办事处也派几个人协助我。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是件好差事，虽然只有几千元的买卖，经手人可从中捞一把。起先那位处长也是这样看我，但一经做起来，我却丝毫不沾，不要说通常的回扣、手续费等我不沾手，连卖家请客送礼我一概拒绝，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捞腰包，使这位处长及办事处的人对我另眼看待。在南门外租一间房子用作包装检查机器之处，特别是搬运包装铅字颇费精力，我都每天去亲自动手，搞了近两个多月，一切包装好了交办事处设法运往前方。我在这件事中学了不少东西，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几位朋友。&&&&我同辛志超较熟悉而且结成朋友，我住他那里，他帮助我购买印刷机器找到懂行的人，使我不致吃亏上当，并介绍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原是北平青年会的副总干事，失陷后他领着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部做抗战工作来到西安，他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负责人，又是西安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与西安各方面军政绅学界有来往，更多的是帮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帮助延安出来的青年去大后方，他这里几乎成了燕京同学的来往的交通站。他同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是他介绍我认识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的。他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份子，在西安已小有名气，他在生活上不得不表现灰色，出入茶楼酒馆，特别爱听河南坠子，居然还捧唱坠子的姑娘，他带着我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姓崔的经常去这些地方，用他的话说这叫“保护色”。他差不多同北平逃出来的说书的，说相声的，做小吃的都认识，而这些地方又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的场所，他故意让那些人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可是他很胆小，对我，看来他是考察了一段时期才同我深交，把我算作他亲近朋友之一。我劝他在晋南93军驻地搞军人服务部，他后来派了几个人去，由于在敌后他们活动不开，在一次扫荡中他的人都跑回西安去了。&&&&再一位就是孟用潜，他负责工合西北区，前次从延安回来已同他认识，现在他的任务大了，负责的地面宽了，他正积极筹划去洛阳办合作社。我从辛志超那里知道他的背景很复杂，他家在北平基督教很有地位，他是燕京老同学，做过外国通讯社的记者，现在搞的工合不仅有外国背景，新西兰、美、英等都捐钱，而且有孔祥熙当他们的大老板，所以，工合运动在全国前线和西北得以开展。更重要的是老辛向我透露他可能是地下党员，在中共党内有一定的地位。我同孟用潜认识后，这次在西安专门去他们办的在乡下的工业合作社，如打铁的、做陶器的、手工织布的工合去看看，发现领导这些社的工合人员都是青年学生。我对之有了好感，一再动员劝他去晋东南办工合。后来他去过一次晋南，到93军同刘戡、魏巍见过面，也在阳城、晋城等地办了几个合作社。在12月政变后遭受到打击就逐渐撤走了。我是在孟用潜处认识熊其杰的，我动员他去地工会，后来他去了当上地工会的经济科长。我的想法是让他搞印刷厂，他也的确负了很大责任。特别催办机器运输，选定在王屋山里的厂址，召集工人，他付出了很大的劳动。&&&&韩乐然我们在延安就认识，此次在西安又见面了，他是从西北回来，照了很多照片，在他整理照片时，我去找他。双方都高兴见面，各自叙述这几月的经历。他当时挂了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据他说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李济深，专门了解与协调战地前线各个军队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自然八路军与其他进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矛盾较多。我劝他去山西前线特别是去93军看看，我专门介绍了魏巍的情况和我们搞地工会的作用。后来他去了山西，在12月政变后，他为魏巍与八路军联系，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将在下节叙述。&&&&1939年9月我返回山西，那时地工会驻在沁水县朗壁，靠着沁河的一小村里。地工会工作还较顺利，派去各县的地工队一反过去33军团的与地方对立的形式，都同各县各方面关系搞得好，主要与牺盟会合作，它才是这时各县的实力派。现在许多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同时也有八路军工作队，实际是中共县委会的公开名称，中共的抗日活动一切都由牺盟会出面。有的队像浮山的冯毅领导的地工队同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队关系搞得很好，他们常将中共、八路军的报刊、书籍和通知借给我阅读，这样我的思想就渐渐发生了变化。&&&&我回到地工会作为总负责的秘书除了了解我不在时的全部情况外，多与余毓生、夏讷等交谈大后方及山西前线的形势，他们对办地工会工作很乐观，因为有刘戡的信任，魏巍作为主持人，又与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独立的干自己的事。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在各县，由地工队做团结联系工作，遇到作战时，动员县政权及群众支援军事行动。地工会总部只是机关工作，作为指挥者魏巍的助手，传达指示，收集情况与各县队联系。这时流动宣传队已成立，由夏讷任队长，我建议开一个艺术训练班，请一些懂宣传艺术的人来上课提高我们的宣传艺术水平。&&&&我在西安时曾找过全国漫画家协会西北分会负责人刘铁华。朱天马（朱丹）等人，他们将该会的供给部长从事漫画木刻工作的陈平介绍给我。他积极支持我创办艺术训练班，他拿着93军介绍信到长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见到董天知主任，请来在该部工作的刘韵波来我们训练班教课。&&&&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除流动宣传的儿童外，还有一些成年的地工会人员。邵大勇任副队长，乔耀世为艺术指导，还有陆秀云（郭兆南）、张文颖（张晖）、朱秀贞、朱仲英、周文远、罗从。盛寿令（邢起、盛烈）、任保顺（任群）、崔文进（崔巍）、崔振鸿（乔谷）、吉庆元（陈播）、孔繁缟（孔斌）、冯耀临（黎光）等。&&&&我为什么还记得他（她）们的名字，因为在12月政变后，我先后帮助他们脱离93军去抗大分校学习，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外交工作，1951年进西藏，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又出国当大使。“文革”后的1981年，我从希腊使馆回来休假，遇见了当时在晋南搞地工会的同志，其中有余毓生（改名为余克坚），贾向春（在交通部工作）等主张招集原来在地工会的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回忆当时的工作、思想、生活的情况，准备写一本集体回忆录。我当然赞成，于是这个座谈会就开成了。由于他们的联络，集中了当时93军地工会旧人员约20余人，大家几十年重新见面，非常亲热，除了相互交谈这几十年各人的经历外，还座谈当年办93军地工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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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谁知在这时发生了问题。14军军长李默庵接受了魏巍的意见，要举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原来中央军在忻口战役中受挫后，他们的政工工作，濒于瓦解，而八路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十分活跃，使他们颇为沮丧与羡慕，于是他要招收流亡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帮助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和随军民运工作。以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各地招生，同时魏巍还去延安取经，会见了毛泽东、罗瑞卿、肖劲光等。&&&&14军的招生广告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登出后，招来了北平、天津、河北、南京、江苏、山东、山西、东北等流亡青年数百人，其中大、中学生较多。1938年初，这些青年来到赵城，正准备开学时，听说这个训练班的名称叫做“14军军政干部训练班”，群情大哗，认为这是欺骗他们当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阴谋，与招生广告宗旨不符。结果，主管人员无奈，只好仍然宣布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是两种体系两种政治态度之争。青年学生们要求的是抗日工作，不是去他们军队里当官，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八路军已作出榜样，人们是想按照那样去参加抗日的。&&&&训练班的名称问题解决了，武大这一伙又发生问题了，因为83师要他们也去班里受训，他们群起反对，说他们由谷若虚聘请来为抗战服务的，他们已是一个服务宣传团体，不能去受训，否则就解散回武汉。僵持了几天，各若虚的话说尽，允许他们二、三十人不拆散，以一个整体受训，结束后仍以一个整体回83师工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至于我们三人原来就是两个身份，武大服务团的教员，赵城训练班的教官，自然地参加了赵城14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14军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是军长李默庵，副主任是属下两个师长83师刘戡，10师彭杰如，而实际主持负责的是83师参谋长魏巍。在开学前他曾召集我们一班当教官的开过会，黑压压坐一大片，其中团级军官不少，他讲了他的办学计划与分队组织，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无人发言。训练班分四个队，第一队成员主要来自西安，第二队来自山西各地，第三队来自武汉、长沙，还有个别平、津、宁、沪、鲁、豫的流亡学生，第四队以武大的战地服务团为主，兼有其他各省的学生。各队队长是军队派来的团长、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是从西安、武汉聘请来的。我被派到第四队任主导教官，队长是83师的一个副团长。教育长魏巍主讲“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集中各队所有学生教官统一要听的大课。我在四队上课讲的是日本侵略历史，这本来是我专长，讲来头头是道。而我受学生欢迎的却是述说日军、高丽棒子在北平、华北的侵略横蛮行为，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声大词快，为求同学们感动，用极为煽动的语言，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一时颇受学生的拥护。那位队长似乎要和我争取学生，每次我讲完课后，他也借站队受军事课的机会，也大讲其抗日战争的经过。我们同为四队的主要人员，表面上感情很好，他以主人身份主动照顾我，暗中却各自使劲争取学生。我有较优越条件，本身就是流亡学生，又是北平名牌大学的硕士，同学生接近既自然又亲切。&&&&训练班招来有五百余人，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的重视。在山西前线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办这种训练班的当时只有14军一处。国民党内原来搞军队政工的部门和当局都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外，一切由魏巍按八路军方式办班，将来要代替军队中的政工工作。在各军政训处取消后，14军的两个师留下少数原政工干部来训练班工作，他们受到学生们的冷淡，就出现了谣言说训练班里有共产党派来的学生，但是那时共产党已是公开合法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谣言影响不了学生，却引起军官们的注意。&&&&我们四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乡村和军队驻地宣传抗日。表演节目，其中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士兵、群众欢迎。这个宣传队以江浙来的学生为主，他们后来同我混熟了，告诉我他们逃亡出来沿途以演出为生，来到赵城参加训练班是来看看能否发展下去。因为他们演出好，其中有两个女演员特别受人欢迎，10师、83师都想要。最后卒业上前线了，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或是他们有进步（共产党）背景不知道，总之他们走了，离开了训练班。他们互祝“后会有期”而别。2．从前线败下来&&&&正值阴历新年前夕，日军在山西短暂休整后，即沿同蒲路南下要打通晋南到风陵渡，强占同蒲路的通道。训练班立即结束，组织成若干战地工作团（队）随军队去前线作战，14军担任霍县、赵城前面韩信岭一带防务。我当时被分为83师战地工作团副团长兼第一队长长，团长是谷若虚，他带着他的武大宣传队去另一个团随军工作。我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去韩信岭附近一个村子住下，找到军队的团长，他说要打仗，“你们住在这里搞宣传服务工作吧。”&&&&我那时带领三十多个学生，要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高涨，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宣传，速胜论思想占主要地位，在开会时高喊“打到太原去过年”，“打回北平去”的口号。到了韩信岭附近村子里，住在一个庙里，分配队员去各村调查情况，宣传抗日并找村长头人组织群众为打日本服务。头几天的活动，队员回来报告说群众根本不知道抗日战争这回事。山西多年在阎锡山封闭下，采取尽民政策，见到军队就害怕逃走，我们正计划如何在这里向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前方战事吃紧，已听见大炮声，有少数伤兵下来，讯问之下，说日军已占领韩信岭，我军已撤走。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下，派人去联系根本不知去向。这时日机已来侦察，又听到机关枪声，一位伤兵说你们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撤走。大亮时赶到赵城，谷若虚说军队已翻霍山进入山区打游击，正面沿铁路一带已让日军占领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向霍山前进。霍山是晋南汾河平原靠东一大山脉，山高林深，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晋国有名的大山。我们爬了一整天，到晚才走到山中一小镇北平镇。到处是军队人马，睡的满街都是，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军队都跑了。没有吃的，我们只好用钢盔炒黄豆充饥。第二天见刘戡和魏巍，他们说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要占风陵渡，我们已无后方供应，只好在晋东南打游击，分配我们队随一个团去安泽县古城附近一带活动。&&&&我同队里的学生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印象太不好，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求不同军队在一起，为他们服什么务，我们队自己干。我们队开到安泽县山区高庄后住下来，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办。&&&&我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天津、江浙和山西本省，大学生有天津南开的夏讷，其余多是高中、初中生，有三四个女生。沈承恒。陆秀云是江苏无锡的，她们亲如姐妹。这些青年凭着抗日爱国热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救亡图存，每人每月发的生活费15元，仅够食用，生活艰苦、工作积极。&&&&进入山区后，93师与10师中央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切断后方，部队给养困难。山区老百姓见来了军队，害怕都逃跑躲起来，是我们工作队到处找到他们，宣传抗日道理，说中央军公买公卖，劝他们回村拿出粮食（小米、白面）、食物、牲畜，替军队解决了困难，这样，那些军官士兵才对我们另眼看待。但是也发生军队司务人员买东西少给或不给钱的事，再有一些军官看中我们队里女队员，常来纠缠，这些引起我们极大的反感，在会上许多人反对与军队随行，要求我们自己抗日。我觉得跟着部队走不是办法，他们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除了作为附属员，不能发挥力量，提出在高庄多住一些时间，发动、组织群众，作为抗日的后方。&&&&日军南下攻人安泽县城后又撤退，83师师部进入安泽县城，我翻过两座山去安泽汇报。这时谷若虚以战地服务团团长身份兼管原来师政训处工作，我向刘戡、魏巍、谷若虚提出我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在高庄一带多住一段时间做民运工作。在日军进攻时原安泽县长跑了，全县行政工作瘫痪，我们实际上代替了县区工作。&&&&1938年4月我们就以高庄为中心开始我们初步的抗日工作。日军南下时路过高庄不远的古城镇，烧杀抢劫，把原来繁华的小镇一扫而光，大掠而去。古城有从河南移来的居民组织红枪会自卫，我知道这件事，派赵大斌带人去调查了解，他汇报群众抗日情绪不错，于是我同他商量做红枪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带人去搞。我们与村长搞好关系，开宣传会召集群众讲抗日道理，根据群众怕日本来了没办法的心理，我们提出组织自卫队。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枪支问题，由夏讷、贺尧出面向附近石壁村姓张的大地主打主意，指责他私藏军火，将他扣押，要他交出枪支并罚交小米几十石为自卫队用。离高庄一天路程有镇叫曲亭，那里有盐仓，日军撤走后，当地负责官员逃跑了，一时无人负责，我们决定动员高庄、古城一带人民去把盐搬运进山来。我们还在高庄一带恢复小学教学，由女同志出面召集妇女开会宣传抗日并做些抗日工作，劝孩子上学，为抗日部队，实际就是我们这个队做后勤。在古城镇做红枪会工作人员不够，因为红枪会有人被日军枪杀后一时各村都发展起来，我们办了个训练班，召集当地青年参加，因此又吸收了一些本地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在高庄近一个多月的工作，能够自由地活动，主要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在我们宣传下激起群众的怒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走后山西旧县政府已崩溃，新的牺盟会、新县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这期间以中央军的身份做了这些事。这都给我重大的启发，改变了我对抗战的想法。&&&&我在1937年底来山西参加武大战地服务团与赵城战地训练班的想法，有速胜论的观点，要打回北平去继续过我的学校生活，在个人前途上并没有想在抗战中搞什么名堂。经过几个月的体验，觉得要打败日本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看起来很不错，虽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总的不行，根本阻止不了日军前进的计划。大的战役，一接触就溃败下来，现在日军已占了风陵渡，切断了我们后方，我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在高庄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自卫队，在日军占领不到的地方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与日军周旋，只要能掌握地方政权，或者与区村政权――区长、村长合作抗日还是有办法，特别是古城红枪会给我的启发很多，认为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抗日所用。跟着军队走做服务工作不是办法，当军队的附属物，替他们跑腿找吃的，一旦打仗他们根本不顾我们自己走了，没有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何必要同他们一道。现在想要抗日必须自己搞自卫队来干。这是我同我们队少数同学的想法。&&&&1938年6月间，83师长刘戡升为93军军长，早在5月间他的军队在安泽县和川击溃日军一队，打了个小胜仗，增强了他们在敌人后方抗战的信心。刘戡、魏巍就在柏子镇召集山西第三专署薄一波、五专署戎子和专员等开会，讨论地方政府协助军队作战，并透露了他们93军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在以谁为主和军队参加地方政权问题上发生争论。当时刘、魏都不知道薄一波、戎于和的中共背景，更不知他们所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治背景，还把他们当作阎锡山旧政权一样看待。会议自然没有结果。83师改为93军的一个师，93军成立，魏巍就把我们战地服务队召集起来开会，讲了今后继续在敌后作战问题。我赶来柏子镇，见到全部服务团的人都到了，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要离开山西，听说黄河在垣曲一带已可过渡，敌人打了垣曲后撤走，它没有那么多军力守住攻下的地方，只能守住同蒲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广大的乡村仍然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武大来的大多数都要走了，我们队里有些人也要走，其中包括沈承恒，她与陆秀云原来如姐妹形影不离，她要走，陆己同邵大勇恋爱，俩人就分开了。3．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魏巍把在赵诚训练班的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他极力要留下这批人，作为他搞敌后抗战搞地方工作的基本人员。他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那时态度很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已不是一两年的事，要在敌后抗战就要像我在高庄时的作法，组织群众自卫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战，不能随军队活动。如果能这样做，我就留下来。刘戡、魏巍同意我的建议，并说他们已向山西省方面提出划分抗日据点的意见，就派我为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93军特派员，组织四县的人民自卫队。他们给了我一些枪支、手榴弹和在四个县留下的人员。他们军部及军队先后离开这些县开赴南面去作战了。&&&&我留下来搞四县自卫队，对我来说，是在山西前线搞了半年抗战思想上一个大的转折。从93军来说，魏巍有在山西敌后搞根据地的想法，他利用中央军曾同八路军、地方军共同作过战，想占几个县作为93军抗战的根据地。在拍子镇开会时，受到山西新军决死队和有关专署的反对。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虽然93军南调了，他仍支持我留下搞四县自卫队。那时，1938年初日本军队由太原南犯，打通同蒲路，占领风陵渡，晋南一片混乱，山西旧政权、旧军队跑了，新军、新政权刚建立，在这青黄不接时，中央军如93军钻了空子，占了些地方，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搞四县自卫队的。&&&&我开始做这件工作就同中央军的军官们闹了矛盾，导致我讨厌与他们来往。刘戡升任93军军长起初还兼任83师师长，他派我任四县特派员的同时还派我为该师一个团的指导员，这是魏巍的主意，因那时国民党军的政训处没有了，他想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以我当指导员来改变他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不愿意干，一心要去搞我的自卫队，魏说你暂时担任一下以后再说。我去了该团团部，团长原在赵城时训练班就认识，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同我见面，吃了一顿饭。次日我就动身去灵石，在途中遇见一个下士军人抢买百姓粮食并殴打老百姓，我去禁止不行，我就将情况写信给魏巍，说不整治这种作风就搞不好军民关系，就不利于在敌后抗战。在魏巍严厉指示下，该团长（姓展）只有“挥泪”把那个下士（管伙食）枪毙了。这个事引起该团军官们对我非常不”满，放出话来说我作得太过份了，干预到他们军队里的事来。我从此也就不与他们来往，事实上他们军队已开赴晋南南边去了，结束了我与军队的这点关系。&&&&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中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刚被日军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守住据点。&&&&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到我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起来，其他青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很积极地靠拢我们，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然看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读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免有点愁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发出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搞这些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心里很深很久。&&&&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后回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一些青年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董天知领导的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说我们军队要在山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我的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后即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导对我也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车站，日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近车站的村庄，组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下从敌人那里夺回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成立，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领的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原有公道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加上93军派的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调解统一各方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我虽常住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县搞的自卫队，虽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国近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话，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的人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决死队武装，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下级军官多半是倾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起矛盾，几乎打起来。&&&&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三、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础。93军南撤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卫队不理解，曾问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同三、五专署说好，以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了。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详谈了一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都不知道，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据点的道理说了一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机会。&&&&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自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留下安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赵城回到中村。4．33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那时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受训经过，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见，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军在占领风陵渡后，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上是动员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县的县长先后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余毓生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统一战线的训练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个训练班的原因。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们决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时国民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南战时总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方政权。会上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他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兴趣，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友。&&&&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党政府及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后方，李默庵、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汉已失守，今后抗战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意气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但一年来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以，当渡船到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后抗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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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1．“读书救国”的幻灭随顾颉刚参加西北教育考察团&&&&燕大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后，我不愿去绥远傅作义处工作，向校方提出愿继续留校。如今自认为大事已定，就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教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去绥远参观。此团缘起有一段经过，我听顾颉刚先生谈，有位段绳武先生招募河北移民在包头、五原垦荒已十年，他自然是受山西派（阎锡山当时统治山西、绥远，傅作义原为阎系）的支持。这位段先生为了扩大及巩固他的移垦计划，在北平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参加的有梅贻琦、张荫梧、顾颉刚、杨钟健、徐炳昶、刘治州、张星R等教授、学者，并推顾颉刚为理事长。由此会发起组织西北考察团，以考查绥远抗日和移垦事业为号召，参加者数十人，多为各大学师生，我想利用此暑期到西北看看，随团于6月底乘火车去归绥城。&&&&车出长城奔向西北草原，在大同住宿一夜，受到当地政学界欢迎，参观了大同的九龙壁，比北平北海的还大些，但为附近泥土污染淹没底部，不为当地人重视。大同石佛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甚为遗憾！燕京同学中有读社会、新闻系的邀我夜间去作社会调查，走向大同夜间小肆，灯火处处，有卖各种小吃、小摊贩摆有各种杂品、街道狭窄，但颇繁盛，人肩拥挤，间有穿花衣服的妓女拉客。过去虽听说过妓女拉客，现在亲眼目睹，很为惊讶。这一带是大同的贫民住所，也是无所不有的罪恶之区，官方接待人员是绝不会带我们来看的。大同之后火车驰向归绥，沿铁路两侧有很多田地遍种大而美丽的花朵，红黄白紫，非常鲜艳，问车上列车员，才知那是鸦片烟开的花，叫做罂粟，结果后即为烟土。整整一天，列车奔驰在罂粟花田地中，令人惊诧。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无论绥远官方，或地主都以种大烟赚钱。据说这还是阎锡山的一个政策，作为生财之道，但他不许山西省内种烟土，他要保护他的根据地。而在绥远大种其鸦片，所以绥远本地人很反对他这个政策，我们到归绥后，参观了大招。舍利图招，往北翻大青山去土默特旗政府蒙古包游览，渡黄河访昭君墓地。墓地已湮没不堪辨认，我当时相信毛延寿画丑像之说，为昭君不平。读历史时，对汉朝和亲行动我不赞成，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非常欣赏唐人戎昱《咏史》一诗：&&&&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　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　谁为辅佐臣&&&&我同一两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在指定的荒堆上凭吊千古和亲佳人王昭君，不免触发思古之幽情。接着参观了伊克昭盟王府，王府在那茫茫沙漠里，俨然画栋雕梁，一大建筑群，时小王爷不在，据说常住北平，由其总管接待，府内庭院幽深，还有花园树木。府外只有一条破旧小街，不过三、四十户，据说是为王府当差服役的小市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沙漠见到蒙古王公的府邸。&&&&归绥住了三天，即乘车去包头，车沿大草原行驶，北面是大青山脉，南是黄河，草原一望无际，公路就是草原略加整理而成。我们坐在车上领略大草原风光，看见蓝天白云的天空下，远处有牛羊群蠕动，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感。面对这古代兵战之地，想起《吊古战场文》的词句，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今日这浩瀚大平原又将临新的侵略者的蹂躏，心中很不是滋味。到了包头后，就知道北平发生了芦沟桥事变，顿感到国难当头，无心参观，大家聚议怎么办？议论一阵，宣布考察团解散，各人自定行止。我与几位北平有家的同学及北平大学学生一同急急返回北平，怕迟了铁路切断归不得了。&&&&返回燕京校园，人已走空，只剩下校工及少数学生，本来正值暑期，又兼日军炮火，当然留校人不多。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来搅乱，学校大门关闭，门外即有日本军队炮车轰轰而过。听说29军抵抗很英勇，在宛平、北平城郊打了几次胜仗，大家高兴欢呼，为29军募捐慰问。不到一周，忽然日军飞机以燕京水塔为标示，飞机直冲水塔西折大炸西苑中国驻军及营房，我们在校学生尝到了飞机轰炸的恫吓。日机飞得很低，不仅飞机上太阳标志甚至驾机人都可看见，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北平宣告陷落，29军南撤，日军骑兵铁蹄已来燕京门外巡视。8月初，北平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宣示安民布告，由它临时维持社会治安。我就在平津通车的第二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车去天津，我几年来买的书籍、衣服（当了研究生后还制了两套西服）、一部照相机（那时我已开始学照相），还有许多相片，包括我去川边、打箭炉、云南的照片，都留在学校，从此丢失了。沿途各站皆停车，受日军检查，主要是搜查中国军队及抗日份子。看到各站都驻满日军，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我们敢怒不敢言，非常恼火，只能暗下决心决不做亡国奴，誓死要打口北平。到天津英租界住下，那时逃出来的学生很多，彼此联系帮助去大沽口乘英国怡和船去青岛，在8月10号左右登上了英国怡和轮船。&&&&轮船上挤满了平津逃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这是条客货船，铺位、房间很少，大家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船在海浪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望无边。虽然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种颠簸，几乎呕吐。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谈笑说唱，无拘无束。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生不同，我有自己走的路。&&&&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然很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来非常奇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到处慌乱，人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街上管制很严。杨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顾，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是一样，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船，当然也是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英国旗。我们竟然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志愿。顾先生同意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我开始了抗战中的西北之行。&&&&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只有以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