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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大作战4月26日版本更新 造梦七周年免费得头像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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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 2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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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迷雾求生组队模式
造梦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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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皮肤特攻先锋-沙利文、钢铁大白-宇一号、雷式飞翼-雷震美术资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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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通用技能警戒：40秒冷却，10秒内可获得范围内敌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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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被动——重伤：造成伤害使得目标的生命恢复效果减少50%，持续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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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整苗苗荒原守卫战默认推荐出装
6. 英雄平衡性调整
(1) 白晶攻击力提高3%
(2) 吞江涛攻击力提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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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大作战》是一款生存战术竞技手游。单局可最多容纳20人，超快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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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大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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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放下载时，我们将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你，同时告知你礼包领取方式我侥幸上了大学（上）
我的图书馆
我侥幸上了大学（上）
&&&&&&&&&&&&&&&&&&&&&&&&&&&&&&&&& &我侥幸上了大学&（上）&&&&&&&&&&&&
&&&&&&&&&&&&&&&&&&&&&&&&&&&&&&&&&&&&&&&&&&&&& 程正渝&&&&&&&&&&&&&&&&&&&&&&&&&&&&&&&&&&&&&&& 目录&&&&&&&&&&& 1958年，我侥幸上了大学
考入八一农学院，——大炼钢铁
拔白旗的阵仗
神圣的殿堂 璀璨的诗城
在粮食定量的日子里
歌舞升平的时节
进工厂当学徒的经历
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在农场开拖拉机的浪漫时光
同学少年多不贱
1962年，到兵团农场参加夏收
甄别回学院的同学们
那些年的罗曼蒂克
1963年，毕业实习的见闻
大学毕业前后
在文革中逃回母校
1958年，我侥幸上了大学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同学们在大礼堂收听了周总理对北京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录音。
周总理说，你们的同龄人全国有一千几百万，而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只有二十多万人，因此你们应当珍惜人民的教育和培养。
1958年夏天我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时，当时全新疆只有这一所高中学校，在全部二百二十多名毕业生中，我的各科学习成绩均在4分以上（1），属于中上等；当年已开始大跃进，新疆当局要求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新疆的大学，而新疆当时的四所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矿冶学院）的招生人数远大于新疆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即使是这样，我当年能上大学也只能算是侥幸！
1958年5月，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前夕，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按照后来的说法，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五类子女！）而在这之前，我的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上讨论时，因为我“对家庭问题认识不够清楚”而未获通过。或许是我当时表示要继续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而获得了高考准考证。因为据说当时有一个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2），政审很严。
就在高考前夕，五个毕业班各有一两名同学因有“右派言论”而不发给准考证，也就是取消了他们的高考资格！
与此同时，每个毕业班又各有两三名同学因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优良而被保送到内地重点大学上学。
――那时真是阶级阵线泾渭分明哪！
若干年后，中国的官二代（红五类子女）、富二代（黑五类子女）们都蜂拥到西方敌对势力那里去接受教育――这对于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呵！
仅仅时隔两年，1960年夏季，据说，彭真对北京中学毕业生讲话，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于是，在中国，“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此一律不准升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当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全市第一，――都被剥夺了升学受教育的权利！18岁的三弟正湘被分配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年仅15岁的四弟正潭只能每天起早贪黑和母亲一道卖冰棍维持生计。
到了1966年夏季，五弟正洲、小妹正沪分别高中、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优秀，恰逢文革，更没有升学受教育的可能了！
直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五弟正洲高考成绩在华县名列第二，还是差点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
由此可见，我当年能上大学确实是侥幸。
在刚读高三的时候，我们得知，俄语学得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试到苏联留学。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俄语。
解放后，中国把苏联当作“老大哥”，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是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甚至教材都是照搬苏联的。那时我们读的小说是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一本接一本，唱的歌也是苏联的《我们举杯》、《朋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一首接一首，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夏伯阳》、《幸福的生活》、《锦绣前程》等一部接一部……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对苏联非常向往。
我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学英语考试成绩全是一百分，受到老师的看重。在中学学俄语我也学得很好，好几次全年级俄语考试，规定时间是两节课，我只用十五分钟就能答完交卷，走出教室，而第二个走出教室的同学要比我晚十五分钟！
教我们俄语课的王荫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个儿，偏分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着一身黑呢子中山服，讲一口北京话，一副知识分子清高的派头。他虽然年轻，却很受同学们的尊敬。1958年初，学校召开了“欢送首批下放人员大会”，他还作为下放农村人员的代表在大会上用俄语演唱了《共青团员之歌》。据说，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下放的；没过几年，他就在农村英年早逝了！
那时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有一些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他们几乎都会俄语，像我们丁班从塔城考来的的女生王秀兰（俄语名叫丽达），长得金发碧眼、皮肤雪白、身体矫健，她的母亲就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山东人，她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王秀兰常教我俄语会话，还特地教我唱俄语歌，也可见我的俄语学得不错。
然而，到了高三下学期，也就是1958年，时过境迁，再也没有听说高中毕业生可以留学苏联的事了。
许多年后老同学聚会，听说高中毕业后在塔城体委工作的王秀兰，在文革中因“里通外国”(其实只是跟在苏联的亲戚有联系)被逼撇下年幼的儿子和丈夫自杀了！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早在六七岁时，我在湖南天塘村老家就阅读了父亲从上海带来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等书籍，从此喜欢上了书，喜欢上了文学。
1948年春，我随家从湖南乡下来到上海，没过多久，我就获得年级作文第一名的奖励！此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高三年级语文课统考，二百三十多名同学中只有两名得了满分，我是其中之一。
1956年9月，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瘦高个子，满脸皱纹，双眉深锁，不甚修边幅，满脸络腮胡楂。杨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眼睛略向上看，目光似乎射向遥远的时空，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世溷浊而莫吾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听杨景峦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使人能感受到传世佳作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我那时认为，自然科学的原理、定理，以及科学发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推陈出新；唯有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永不过时，永葆魅力！而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像鲁迅、高尔基和保尔那样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那时我跟同班同学赵铭善、王嵘因为都爱好文学，常在一起交谈，成了好朋友。
王嵘长得矮小瘦削，左眼有点斜。他是个孤儿，家庭出身是城市平民，高一时的留级生。他的学习成绩较差，可能是基础差，学习也不够踏实；然而他却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创办了“芦笛诗社”，组织各年级爱好文艺的同学举办各种课外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演讲比赛、青年渠大合唱等。
有一回，王嵘特地邀请自治区文艺界的名流，如作家权宽浮、画家列阳等来校座谈指导，盛况空前，成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嵘慷慨陈词，说：自己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高中生，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都是党的关怀，学校的培养，想到这里，我的血液加速度奔腾着……。博得热烈的掌声。
凡此种种，王嵘受到学校的器重，不及格的数理化也给予了及格。
高中毕业后，王嵘被分配到新疆出版社工作，后来撰写了《林基路》等小说，当上了新疆作协副主席。
赵铭善原是南京炮校的学员，因色盲退学投奔早几年来疆的父母而在高二时插班的。他比我大三岁，长得浓眉大眼，身材也矮小瘦削。赵铭善刚到班里不久就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有一回他请病假在家，团支书李佩兰带我们几个去他家探望，只见他卧病在床，床头贴着他自己画的奥列格（3）的画像，桌上摆着几本安徒生的童话……
赵铭善虽然是从军队转来的，各科学习成绩却都不错。在谈到理想时，他说，我想上大学读中文系，然后给孩子们写童话。高中毕业前夕，赵铭善果然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学习，——真是时代的幸运儿！
然而，同学们爱戴的杨景峦等老师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在二十世纪，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斗对象大多落得个劳教或劳改和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杨景峦老师竟是个例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期，他被年轻美貌的俄罗斯族妻子，连同两个孩子带到苏联去了。
1958年新疆仅有的四所高等学校在招生中，除了新疆大学有一个“维文翻译”的文科专业外，并没有中文系或相关的专业，我也就没学文科。
阴差阳错，我后来考取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农学院农机系学习的五年期间，除了完成农机专业本科的二十多门课程和实习外，同时，还在课余和假日，自学了师大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并按照文学史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这是我一生享用不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我上大学的特殊收获。
高考之前，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几所大学。
新疆医学院的师资、校舍和教学设备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可是当我们走进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看到十来张床上摆放着卤肉色的尸体，随随便便地盖着白布；在病理标本室的瓶子里浸泡着各种肿瘤、各种怪胎婴儿等；——我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看来我是不适合学医了。
新疆矿冶学院是由中专的矿冶学校才升格的，教学条件比较差些。但是，我想起了初中时教室里那张《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宣传画，画面上是两位身穿蓝色工作服棉袄的姑娘，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她们的面前是一架经纬仪，她们的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其中一位姑娘挥手指着前方……同时，热情奔放的《勘探队员之歌》也在耳边回响：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于是，我遐想联翩，想象自己将来当上一名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该有多么自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这样也可以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了。
这样，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
在参观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实习工厂之后，我想起了毛主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这农学院的农机系可以称得上是“亦工亦农”了，可以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为将来写作创造条件！——于是，我的高考第二志愿就填写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
后来，因为当年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没有作好开班的准备，我被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
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席卷全国。我父也是整肃的对象。早在1951年镇反时，因民革领导人郭春涛先生去世、秦德君女士蒙冤，我的父母解放前在他们领导下加入民革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未被承认，而我父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青年军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委员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问题，1956年春，我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我母对此不服，提出申辩。1956年7月，我母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1956年9月，我母到北京向外贸部和中央监察部告状。1956年11月、1957年6月中央监察部两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新疆外贸局拒不执行。1957年10月，我父又被定为“右派”。（4）&同时，我母带着中央监察部第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的抄件，回到乌鲁木齐—仍被拒绝执行。不久，我父被逮捕判刑了。诚如母亲当时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上图：1957年摄于乌鲁木齐二道桥。不久，父亲元宇被打成右派，全家遭灭顶之灾。
右起：正渝（本人）、正潭、正海、父亲、正湘、正洲
上图：1957年摄于北京。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新疆外贸局开除张国华的决定，新疆皆拒不执行。
右起：母亲张国华、小妹、大姐正江
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
那时我和大哥正忙于高中毕业和高考，没能帮上母亲的忙。三弟在高一，四弟在读初一，五弟在读四年级。
母亲当年没有阻止我参加高考上大学，也是对我一生的恩德。因为当时只要她叫我参加工作，我是不会不听她的话的。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立刻每月按时给家里汇去20元，作为弟、妹读中学的生活费，直到四年后，因“文革”中的武斗我被迫逃亡。
1958年7月，母亲带四弟、五弟和小妹离开乌鲁木齐到西安，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陕西师大读大四的大姐正江毅然辍学参加工作，把每月41元工资中的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生活之需。
我母出身于四川秀山的一个地主家庭，后到南京求学，结婚后一直在大城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又体弱多病，在反右运动给我家带来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为了子女，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义无反顾地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干一切力所能及的重活，脏活，像洗衣服、卖冰棍、干农活等等，一干就是二十年！尤其是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顽强拼搏，终于带领全家走出漫长的荆棘之地！
三弟正湘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5）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同时，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特别优异！在修建青年渠、大炼钢铁等劳动中都取得“突击手”的最高荣誉！并且，他还对音乐舞蹈琴棋书画都颇通晓，对各种球类都有相当的水平，这在同学中也是极少见的。
1961年暑假，我到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三弟对我说，去年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说：“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第二名。你平时表现也不错。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呵！接着就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了……现在我已经最喜欢这些纯朴天真的农村孩子了，他们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把全身心都放在教育事业上，也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
文革开始，三弟正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打成黑帮，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又遭到暴徒的毒打，侥幸死里逃生……在“革委会”成立后排练节目时仍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年仅26岁!
和我同年级的大哥正海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学习结业分配到K市某中当教员了。
和我同班的女生金世琦的父亲也在反右运动中被捕，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她又是长女，只得放弃高考，也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后来分配到乌鲁木齐某小学当教员，扛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端庄文静、聪慧过人的金世琦是我们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级二百几十个同学中，仅有几个门门功课都是满分的尖子学生之一。
金世琦的父亲和我父同是原上海华东外贸局的处级科长，又因为都是原国民政府留用人员而在1951年被送到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然后又都全家发配到新疆！我们两家还是同车从上海到迪化（6）的。
1958年3月的一天晚自习，金世琦特地要我送她回家。她是走读生，平日不在学校上晚自习。她家住在乌鲁木齐河西的和田路，距学校所在的团结路很远，还要经过当时空旷荒凉的河滩。……我们走在黑沉沉的夜色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谈着少年时从上海到新疆的旅途回忆……漆黑的夜笼罩着空旷的河滩，乌鲁木齐河水哗哗地流淌着，昏暗的点点灯光在远处闪烁。快要到三桥了。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被捕了，据说是历史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妹妹们都小，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我默默地陪着她走过三桥，来到河田街她家门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惨谈地照着路口，街道小巷显得格外凄清。我什么主意也说不出来。我俩默默相对了片刻，她才说：“那你就回去吧，路上要当心呀。”
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走过冷清的河田街，走过下面哗哗流淌着河水的三桥，走过空寂的河滩，走过没有人踪的河滩沙石路……
我那时正在争取入团，因为“家庭问题”受阻。金世琦本来就是个不积极向组织靠拢的人，现在她的父亲又出了问题，我们倘若“过从甚密”岂不是“黑”到一块去了？（我当时的这个想法岂只是幼稚可笑！）
在这个关口上，我不只是没多说几句宽慰的话，反而疏远了她。
我无端伤害了一位姑娘！这是我年轻时犯下的一次不可原谅的错误。
1958年，在反右的风暴中，在家庭遭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我竟成了幸运儿——考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成为农机系本科的一名大学生。那时八一农学院不仅不收学费、杂费、书费，还管学生的伙食、住宿、衣着、零用钱等，——那时的大学生真是“天之骄子”呵！& &&&注：
（1）、当时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查采用苏联的“5分制”：3分为及格，5分为最高。
（2）、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同时，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严格执行了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3）、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主人公之一。
（4）、二十多年后的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5）、当时每个月的伙食标准是18元，“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
（6）、那时乌鲁木齐市的称谓。
& & & & &&&&&&&&&&&&&&&& 考入八一农学院，－－大炼钢铁
1958年8月，我心情激动地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到新疆八一农学院报到，被编排在农机系机581班。全班陆陆续续来报到的有三十位左右：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同学占了一半；其余的有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乌鲁木齐工农速成中学，以及来自上海、陕西、甘肃、河南、四川、广西、东北等地的同学。
新疆八一农学院由王震将军和凃治院长创建于1952年8月1日。学院的地址就定在乌鲁木齐老满城原新疆军区第二步校的校址上。老满城在乌鲁木齐城西，原名巩宁城，又高又厚的土城墙还残留着好几段，东西南北各约2公里长，面积约2000余亩。这里原是满清的军事重地，后为盛世才的兵营，兵营均为土平房，建筑面积约5－6万平米。学院成立后，陆续盖了许多幢楼房及农机实习厂等。
&&&&&&&&&& &上图：八一农学院鸟瞰（1）
从乌鲁木齐友好路明园大门口，朝西经明园西路，过西北路，到南昌路一直朝西走，那时这里没有公交车，南昌路有两公里长，路南是一大片农田，约1200亩，是学院的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南昌路的尽头就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大门，大门上的五个大字据说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由于校名冠以金光闪闪的“八一”二字，可见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有的同学舍弃北大清华等名校慕名来学院就读。进了大门直走500米就是学院的大礼堂，大礼堂有1900平米，1000多个座位。大礼堂的南北两边分别是拐字式的2号、3号教学大楼；中间隔着花园、林带和道路，东北面是农机楼，东南面是水利楼。水利楼的路北面是图书馆和阅览室；农机楼的路南面是苹果园。农机楼北面500米处是农机实习工厂，它的路南面是相距甚远的几长排土平房，其间为老榆树和老杨树的绿荫掩映，－－那就是我们农机系的学生宿舍和食堂。
&左图：八一农学院的大门
我们进了八一农学院，学院不仅管伙食、住宿，以及学杂费、书本费等，还给每人发了一套浅蓝色的学生制服，每个月又给每人发几元钱零用钱。到了入冬，还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和一双棉皮鞋。－－总之，上大学的一切费用，全由国家包干了。－－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的父亲在5月份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2）入狱了，母亲又因替父亲辩护被开除公职，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大姐正江去了，我已没有经济来源了。
不过，学院发的零用钱，在我们入学之前，每人每月是45元，－－相当于一名中专毕业的干部的月工资。因为学院原系军队创办，学员享受军队院校的待遇。而恰恰在1958年8月学院移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领导管理了。
学院每个月给每人发的零用钱又分二等：家庭出身好的每人10元；家庭出身不好的3元。
我每个月领到的零用钱自然是3元了，－－除了买牙膏、肥皂之外，还可以买本书呢。比起弟妹们来，我已是幸运儿了，我很满足，我很知趣。
至于班上有几个同学每月零用钱是3元的，我从来没打听过，据说是按照学生档案上记录的“家庭出身”为依据的，每月由班级生活委员把零用钱发到每个人的手里。
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汪志华（3）是一位忠厚而木讷的人，在中学就入团了，当然“家庭出身”是好的。他每个月都笑嘻嘻地把零用钱发到每个人手里。大学毕业他留校当老师了。在文革初，“学院工作组根据乌鲁木齐县红星公社社员的一张大字报，便召开全院大会，批斗了”他，“说他是为地主父亲鸣冤叫屈的阶级异己分子，当即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并送回农村劳动改造。”&（4）当然，后来还是平反复职了。－－由此也可见在那个时代“血统论”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家庭出身”又如何地左右人的命运。
话说得远了，还是回到刚进学院的日子吧。
我们农机系学生住的土平房，原来是兵营。我报到后住进一间土平房，中间一堵火墙，可以住两个人。接着住进来的叫吴元怡，东北人，高挑个儿，总是面带微笑。他待人热情，性格合群，很快就跟邻近的高年级同学混熟了，打篮球、下象棋、拉手风琴，样样都会……
过了几天，同学们被通知到教室集合开会。教室就在农机楼里，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大家按贴在墙上的座次表找到自己的座位。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皮肤黧黑眉头紧锁身板壮实的同学，他站在前排课桌前，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用土得难懂的甘肃话说，我叫崔永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雇农，甘肃X县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系里指定（5）我担任团支书。我愿意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做好各项工作。下面我把系里指定的支委和班干部向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崔永良把团支部组织委员、宣教委员，班委会的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等一一作了介绍。
然后，崔永良说，下面大家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先由团支部宣教委员尹淑芬读文件，再分组讨论。说完回到座位坐下。
尹淑芬中等个儿，肤黑，剪发头，相貌平平，穿一身颜色不清的蓝上装，用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唸文件，她唸了很长时间后也回到座位。
接着分组讨论。
大家争先恐后热烈发言，纷纷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争取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欢欣鼓舞！
我发现，吴元怡平时很活跃，开会却很少发言。
只有个别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我们小组座位在最前排的郭玉兰是一位个头矮小的女生，黄发辫，戴眼镜,家庭出身是小工商业者。与她同桌的陈振业长得一表人才：大眼睛（也戴了近视眼镜），直鼻梁，高额头，方脸庞，头发还有些自来卷，出身贫寒。他俩原是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级甲班的同学，都是团员、优秀生，也是同桌。&并且，他俩从小学在G县就同班，罕见地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同桌！
郭玉兰用语速很快的普通话说，难道像修青年渠那样－－全乌鲁木齐所有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停课到冰封雪冻的戈壁滩抡十字镐挥铁锨从天刚亮一直干到天黑－－就叫“大跃进”吗？……“大跃进”既要多快，又要好省能办得到吗？……
由于她讲话音调低语速快，看来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还有另一个小组的舒肇达，英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的上海来的同学，也轻言细语地说了几句：八大《政治报告》里已经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怎么现在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看来也没有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只有崔永良黑着脸低着头写着什么。
就这样一连几天读报纸、学文件、分组讨论……
在八月底我回了一趟在二道桥的家。
其实，前面已经讲了，我的父亲在5月份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入狱了，母亲又因为父亲翻案被开除公职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大姐（6）去了，－－这已住了五年的二道桥的家已经不成其家了！只是不知为何区外贸局大发慈悲没有收回这两间房子，我们弟兄三个还常到这里来。两间房子空空如也，凄清零乱。只见一堆书籍一律用白道林纸包得整整齐齐的叠放在装书的大樟木箱上，－－分明是三弟正湘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正湘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正湘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正湘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随感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通顺。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正湘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正湘已到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住宿了，开学他就读高二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他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正海兄和我同时高中毕业，他参加了“师资培训班”，也搬走了。我们三弟兄虽然都在乌鲁木齐，却难得见面。
我在这凄清零乱的房间里彷徨良久。忽然想起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正江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元宇——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七个人都团聚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大姐正江在省一师读三年级了；大哥正海在才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一；我在省一中读初三；三弟正湘进省一中读初一；四弟正潭在九小读三年级；五弟正洲进九小读一年级；小妹还小。这样一大家子人，父母二人在新疆外贸局当科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没隔多久，解放前就参加民革并在中共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元宇，竟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母亲也因替父亲辩护而被开除公职。——我家横遭灭顶之灾！
1958年9月，新疆八一农学院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开学上课，而是同其他单位一样，全院一千多名教职员工和一千二百多名学生全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当时学院的全部工作就是大炼钢铁。学院成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下设生产、供应、运输三个小组，按团连、排、班建制。学院提出：“男女老幼齐动员，全院集中力量大搞钢铁生产”，要求全院人员“生产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号召男女老幼都要做好受冻、吃苦的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披露：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原本冷冷清清的农机实习工厂现在热闹非凡。厂房正面大门之上扯起了红色横幅：
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大门两边的红条幅是：
厂房和工地上到处张贴着标语：
总路线万岁
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一天等于二十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让钢铁元帅升帐
厂房门口的报刊栏上常常是套红的《新疆日报》，天天都有全国各地大跃进、超英赶美、大放高产卫星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悬挂在厂房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还不时插播全院大炼钢铁的每日战况和捷报。我们班的尹淑芬被抽调到院里搞宣传工作。不过，她还是常在工地上劳动，有时就用话筒报告最新消息，鼓励大家加油干！
厂房西南面，锻工车间和铸工车间门口人声鼎沸炉火冲天，－－那里正在搞转炉炼钢。
厂房西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三座3立方米和一座8立方米土高炉，成了全院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土高炉旁木架的装料台上红旗招展，工地上煤烟弥漫，炉火闪烁，鼓风机轰鸣，铁锤铁钎声叮叮当当，人声喧嚷，汽车不停地运来煤炭矿石……
左图：大炼钢铁时的土高炉
土高炉旁木架的装料台上由人工摇辘轳把煤炭、铁矿石和石灰石按比例一筐筐地提上来倾倒到土高炉里……
每当有土高炉出铁的时候，工地上顿时鼎沸起来：人们大呼小叫地纷纷围成一圈，在出铁口前，由最棒的炉前工们轮流挥舞着大铁锤，猛烈锤击由有经验的炉前工把握的钢钎……当铁水终于流出来的时候，人们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向院党委报捷——而实际上待到铁水冷却凝固，大多只是铁渣疙瘩、烧结铁块！
后来，土高炉群的西边操场又建起了一大片小土平炉群，烟雾腾腾，火光闪闪，煞是壮观！－－这就叫“小（小高炉、小土平炉、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上马大炼钢铁。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大炼钢铁的任务，学院还派出几百名师生员工分别到乌鲁木齐西山挖煤炼焦，到大黄山挖铁矿石。－－那里荒山野岭天寒地冻环境更加恶劣条件更加艰苦。
我们机581班是一个机动排，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去。
我们曾随着运输连的汽车到西山去装卸过煤炭，到大黄山去装卸过铁矿石。有时候是半夜三更，有时候是天寒地冻，但是同学们情绪高昂地扛起铁锨就上汽车，自觉地全力铲运煤炭或铁矿石。（我还在那里收集到好几块化石，有一块上面有条鱼，有一块上面是许多小飞虫，有一块是树叶……）
我们也曾参加突击抢修土高炉。炉膛里温度很高，耐火层全都烧坏了、烧塌了。我们全然不顾炉膛里里面又热又闷又危险，争分夺秒地进行抢修。耐火砖早就供不应求了，就用泡砂石代替；没有耐火泥就只能用草泥……
我们也在土高炉旁炼过铁。崔永良、陈振业等同学因身体棒被选为炉前工，或掌钢钎，或抡大锤，好不威风。我等只能在装料台上摇辘轳把煤炭、铁矿石和石灰石一筐筐地提上来倾倒到土高炉里……女同学们则围坐在铁矿石或石灰石堆旁用鎯头敲碎矿石……
左图：大炼钢铁时的矿石场的场景
在一次开炉出铁的时候，大家照例都凑过来观看，铁水渐渐冷却，呈现出一大块灰色的烧结铁块。舒肇达悄声对副排长崔永良说，一卡车的煤倾倒在土高炉里，再加上成吨的铁矿石和石灰石，就炼出来这么一块用不成的烧结铁块－－不是太浪费了吗？郭玉兰接着说，真是得不偿失啊！刚抡过大锤汗流浃背的崔永良皱着眉头说，现在不能只算经济账，主要是要算政治账。舒肇达又说，我们是来上农学院农机系的，不是来钢铁学院炼烧结铁的呵。崔永良振振有词地回答，现在大炼钢铁是全国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在当时，像舒肇达、郭玉兰这样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包括本人）都相信上级领导、都相信报刊广播的宣传，狂热地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之中。我那时在日记里写道：为自己能参加“大炼钢铁”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自豪，为能投身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跃进而骄傲！勉励自己接受革命运动的洗礼，把自己锻炼成一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经常加班加点，大部分同学都是自觉自愿的。只有舒肇达、吴元怡等个别同学按时上下班。一天，学院的广播里播送道：机581班崔永良同学在炉前连续奋战了36小时，受到院钢铁生产办公室的表扬。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我对照自己，却做不到！因为我加班时间长了，在工地上靠在哪里都会因疲倦而睡去。我在日记里也记了这件事，自己得好好向崔永良同学学习。
1958年11月的一天，全院在校的师生员工（个别不能离岗的除外）在操场上紧急集合，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姬野黎，国字脸上架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尘土扑扑的藏青色哔叽中山服，讲一口山西官话，说，我现在宣读一个文件：
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农工何道刚，男，汉，45岁，XX人，系国民党留用人员，因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竟然实行阶级报复，挥舞坎土曼行凶，破坏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情节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现场没见一个公安人员。
话声未落，几名带枪的民兵推搡着五花大绑的何道刚朝学院西边的空旷地走去。
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向“刑场”，我也卷入其中。
就在离一垛残留的厚厚的老满城城墙不远的空旷处，几位持枪的民兵，按着何道刚跪下，何道刚就是不跪，几位民兵竟无可奈何。我走得很近，看到身材壮硕的何道刚被捆得脸都成了猪肝色了，但仍挺直站着。其中一个民兵用手枪朝何道刚的后脑勺开枪，连开了两枪，竟都是哑火！这时一位民兵领导模样的人赶过去，用手枪朝何道刚的后脑勺开了一枪，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何道刚才慢慢倒下去……
周围那么多人竟然寂静得悄无声息。
我忽然感到恶心想要呕吐。－－那场景太惨烈了：何道刚猪肝色的脸，坚决不跪的身姿，喷涌的鲜血，慢慢倒下去的刚才还活着的人……
我那时还太年轻，竟然走得那么近，看得那么真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到近处去看枪毙人了。
大炼钢铁照常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一天下午下班之前，工地上突然吹哨子按排集合，排长给每人发一张纸，要求分别用左、右手写出规定的十个字，同时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家迷惑不解议论纷纷，都按规定写完之后，立刻收齐汇总交给院党委办公室派来的干部拿走了。原来是前些日子，学院党委办公室通报在我们学院接连出现“反标”，现在是用对笔迹的方法破案。－－搞得神秘兮兮，人心惶惶。
不久，一起“反标”案果然告破。
原来是我院农机实习工厂的工人阿拉木江在厕所的墙上写下了“反标”：“应当消灭这样的社会”。
阿拉木江是一个维族青年，我刚进农学院，在一次打乒乓球时跟他相识，他乒乓球打得不错，长得颇像拉兹（7），只是没有髭须，脸上有些麻点。
阿拉木江被公安机关逮捕了。（枪毙何道刚怎么没见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出面呢？）
不过，大礼堂出现的“双十节万岁”等反革命标语一直没听说破案。
学院党委在一项指示中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新的成员不断增加，一些反革命和坏分子也趁机潜入。自1957年9月至1958年12月，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刑事案件74起，充分说明我院的敌情是严重的。”（8）
1958年年底，报纸和广播上宣布，全国提前完成了108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于是，“大炼钢铁”宣告停止。
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1958年全国生产的1100万吨钢，实际仅为800万吨；其中300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因此损失200亿元。
从1958年9月至1958年12月31日止，新疆八一农学院共炼铁37.58万吨（当然几乎都是废品），超额完成任务751.51%，挖煤4545.8吨，挖铁矿12398.34吨，炼焦1105.6吨。
1959年元月，新疆八一农学院按大炼钢铁的团、连、排、班建制进行了总结评比，评出了大炼钢铁的先进集体，以及突击手、先进工作者和上光荣榜表扬的约300人。其中特级突击手全院仅36名，我班崔永良名列其中。我也上了光荣榜受到表扬(除了几名各级突击手外，我班上光荣榜表扬的只有5人)：近300人的名字写在红纸上，上书“光荣榜”三个大字，贴在大礼堂门口。我忍不住在大礼堂门口来回走了几趟，注目光荣榜上自己的名字，心里美滋滋的。
年仅16岁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二的三弟正湘，在大炼钢铁中荣获特级突击手称号，－－我深知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见身体单薄瘦弱的正湘弟意志是多么的顽强！他正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在高中学习中取得各科成绩全优、并且在1960年的高考中取得新疆第二名的好成绩，然而，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在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之后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上，文革开始又因“家庭出身”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10月，在庆祝新疆革委会成立的排练演出中，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就在1958年秋天，正当“大跃进”的形势，有年轻教员提出在老满城实习农场，搞小麦“深耕密植”的生产计划，准备翻地3米深，播种量每亩达到1000公斤。在一次院务会议上，院长、农业专家凃治讲了许多科学道理，否定了这项计划，并告诫大家，绝不可助长这类歪风。－－然而，涂院长立即被批判为右倾。
这篇回忆短文写到这里本可结束了，但本人的回忆录《我侥幸上了大学》不是连贯的长篇，而是独立短篇的汇集，所以，每个短篇的出场人物都得如实作一个交代（尽管为避免对号入座，人名作了改动）：
崔永良后来当上了系团总支书记、系党总支副书记，毕业后留校了。尹淑芬后来当上了系学生会的主席。他们长期共事，过从甚密。毕业前夕，崔永良直接向尹淑芬表示：“希望成为革命伴侣”，但遭到拒绝。崔永良向系党总支书记郅老师哭诉。郅老师对他说，个人问题组织不能干预，自己要正确对待。
尹淑芬在毕业前主动追求不过问政治的非团员吴元怡，大出众人所料。尹淑芬特地穿了一件淡绿色的府绸短袖衫，剪发头也梳得整整齐齐的，在某一天晚饭后大胆找吴元怡谈话。几次林荫道散步回来，吴元怡乖乖的做了俘虏。毕业后他俩又同分配到S县工作，自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舒肇达为他超前的见解和言论付出了代价：在1959年元月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中成为全院6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接着开除了学籍。直到1962年9月才甄别回校继续学习。
郭玉兰虽然在“拔白旗”运动中没有受到批判。但不知为何，她在大炼钢铁时期写的一些抒发个人见解的日记却落到了团委的手里，据说，后来竟在自治区团委存档了。大学毕业后，她和陈振业分配回G县。他俩结婚后感情甚笃。不料她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被发配到生产队大田劳动！陈振业为她四处奔波辩白伸冤，才知道是当年郭玉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另有见解的日记被存入自治区团委的档案发酵所致。接着就是文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才得到平反。
在大炼钢铁期间，代表新疆八一农学院院党委宣判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农工何道刚死刑的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姬野黎，国字脸上架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服，讲一口山西官话，经常在学院开大会时主持会议的受人尊敬的干部，却在10年后的文革中被群众打死了。
前面讲了，正湘弟也是在1968年遭遇暴徒袭击而遇难的。
我这个当年规行矩步唯唯诺诺的大学生，文革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残酷的批斗，虽然在躲过打死10多人的W县1967年“12.6”惨案后身陷囹圄，毕竟还捡了条命……
如实书写的回忆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又总是那么令人遗憾。－－但是，只能如此了。
（1）、本书除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照片外，皆取自网络，感谢摄影者留下的珍贵而真实的镜头。
（2）、我父程元宇的右派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同时，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并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我父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3）、本书中对大学同学们的姓名都作了处理，以免对号入座。同时，对年级、班级的编号也作了处理。本书中老师们都采用了真实姓名，只有个别作了处理。
（4）、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55
（5）、当时系里给各班配有“辅导员”（很少到班上来），再由辅导员根据学生档案指派班干部。
（6）、大姐正江正在陕西师大读大四，后辍学参加工作支撑全家。
（7）、拉兹，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男主人公。
（8）、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44
拔白旗的阵仗
1958年1月19日，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的同学在3号教学大楼的3115阶梯教室集合开会。这个阶梯教室宽敞明亮，沿阶梯配有淡黄色的简便而精致的桌椅，可以容纳300多人。平时供上大课用。
大会由系协理员郅玉洁老师主持。协理员是从军队沿用下来的称呼，实际上就是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皮肤黧黑，身材壮实，说话声音不高。他说，根据院党委的指示，从今天起，开展“拔白旗”运动。所谓“白旗”，就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我们要对那些对“三面红旗”不满、宣扬白专道路或只专不红的言论进行批判
&郅老师的话音刚落，只见坐在前排高年级的同学纷纷举手要求发言。郅老师挥手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首先上台发言，他自己就坐在讲台的侧面。这位同学披着学校发的浅蓝色制服，趿拉着拖鞋，快步走上讲台，用河南土话大声说：“机57级2班的林先群宣扬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行不通，——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动言论，应当彻底批判！……”说着，激动地挥起捏紧拳头的右臂，外衣滑落在地上，身上的绒衣脏兮兮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在开批判大会时常打头炮的同学是机56级4班的马大光。
马大光讲完，一位个头不高的女同学立刻窜上讲台，她穿一身旧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根毛毛糙糙的短辫，声音尖厉，却是一口难懂的湖北土话：“林先群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就是否定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常常在开批判大会时发言的女同学是机56级2班的曹小莲。
接着，一个又一个穿着邋里邋遢、吼着难懂的土话的高年级的同学相继登台批判林先群，个个慷慨激昂，人人义愤填膺。——显然，在批判会前已经作了安排布置。
那时，以穿着朴素、言语粗俗、不修边幅——近乎大老粗为荣，但没想到内地来的高年级同学竟然达到如此水平！相对而言，我们新疆的同学衣着还是整洁些，言语也没有那么土气和极端。
我们新同学是头一次到这阶梯教室来，大多坐在后排，很少有人发言，却无不为会议场面的激烈所震撼！
后来，郅老师说，由林先群同学谈谈认识。
林先群坐在我们座位的前几排，平头，瘦削，戴一副大眼镜，用拗口的湖南话简短地讲了几句：我们都亲历了大炼钢铁，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我们学院炼的那些烧结铁块还堆在那里，能用吗？至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那是我的亲戚在信上说的。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出。
林先群讲话的简短和冷静也出人意料。
郅老师宣布大会暂时休会，各班分组讨论。同学们熙熙攘攘地走出3115阶梯教室。
各班进行了分组讨论，发言热烈但没有新的内容。
1959年1月22日，在大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肃反动员大会。大会由院办公室主任姬野黎主持。姬主任一头黑发梳得溜光，国字脸上架一副宽边眼镜，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中山服，颇有派头。他用山西官话讲，现在由院党委副书记侯真同志《关于开展插红旗、拔白旗，大搞安全运动》的肃反动员报告，大家欢迎。
侯真副书记头发斑白，中等个儿略显发胖，也穿身笔挺的藏青色中山服，讲话也带山西口音。他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新的成员不断增加，，一些反革命和坏分子也趁机潜入。自1957年9至1958年12月，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刑事案件74起，充分说明我院的敌情是严重的，再次进行肃反是必要的，适时的。”接着，他还一一列举了案情，发动全院人员破案。
这样一来，拔白旗又加上肃反破案，于是，我们又不停地学习文件，讨论发言。此后又两次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林先群。
1959年2月下旬，农机系又召开全系大会，还是在3号教学大楼的3115阶梯教室进行。
大会开始，郅玉洁老师在讲台上声音不高地说，按照院党委的安排，今天继续批判一些宣扬只专不红的言论。说完，坐在讲台的侧面。
郅老师的话音刚落，我们班的团支书、皮肤黧黑身板壮实的崔永良几步窜到讲台上，照着手里拿着的纸，用难懂的甘肃土话唸道：“机581班的舒肇达在大炼钢铁中消极怠工，散布对大炼钢铁不满的言论，公然声称自己是来读大学的，不是来炼废铁的——这是公开宣扬走白专道路！……”
崔永良在中学就入党了，他是甘肃某县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到我班后由辅导员指定为团支书,在大炼钢铁中是全院36名突击手之一。
紧接着，我们班的团支部宣教委员、衣着简朴的尹淑芬快步走上讲台，用河南腔的普通话说：“舒肇达在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散布得不偿失的言论，——公然跟时代唱反调！……”
接着，高年级的马大光、曹小莲等许多同学也纷纷登台发言，个个怒形于色，人人义正词严，批判舒肇达公然跟党唱反调，公然否定大炼钢铁，公然宣扬白专道路！
舒肇达英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跟那些衣冠不整的同学迥然不同。他单独靠窗坐在长椅上，不时拿着一支铅笔在椅背的简便小桌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他来自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大家发言告一段落，郅老师站起来，轻声道：“同学们谈了许多，舒肇达同学谈谈你的认识吧。”
阶梯教室里沉静了片刻。
舒肇达依旧坐在那里，拿着一张小纸条，轻声但语齿清楚地用普通话说:“同学们的发言我都听到了，也作了记录。”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我只是说过，我们学院炼的那些铁能用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划算吗？我们是来上大学学知识的呵！——错在哪里呢？”
舒肇达的话音刚落，崔永良、马大光、曹小莲、尹淑芬许多同学又纷纷举手登台，严厉批判舒肇达坚持错误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公然污蔑大炼钢铁，公然宣扬白专道路!——舒肇达这面白旗拔定了！
后来，郅老师宣布今天暂时休会，各班继续开批判会。
到了三月份，农机系批判舒肇达的大会继续在3115阶梯教室进行。这次在前排多了一位朱粹主任（1），他身着旧军棉袄，戴着近视眼镜，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听前排的高年级同学说，朱粹主任是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的主任，经常在全院或各系作时事政策形势报告，因为他作报告时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那时就听说，他能看到保密级别很高的大参考——《参考资料》，所以，他比一般人知道的多。这次是因为农机系的白旗舒肇达、林先群态度顽固，需要从理论上打垮他们，特地请朱粹主任来坐镇的。
批判大会激烈地进行。登台发言的同学们群情激愤，声讨舒肇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轮到舒肇达谈对批判大会的认识时，他还是单独坐在靠窗的角落，拿着一张小纸条，面不改色、声不变调地轻声说道：“我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了几句实话：我们全院师生员工几千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财力物力，炼出来的那些铁能用吗？我们是钢铁学院吗？——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沾不上边。”
接着，郅老师站起来说，请朱粹主任讲话,请朱主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阐述“拔白旗”的重要政治意义。
同学们热烈鼓掌欢迎。
朱主任个头不高，头发略有些蓬乱，讲起话来有些上海口音，他登上讲台打开笔记本，说，听了同学们和舒肇达的发言，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接着，便滔滔不绝地作了长篇讲话。
朱主任首先习惯性地谈了一下当前的形势：1958年以来，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全国超额完成了年产钢1070万吨的任务，在超英赶美的大道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接着，他照着笔记本唸道：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否定大跃进，怀疑或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朱主任放下了笔记本，继续说，我看了你们系舒肇达和林先群同学的发言记录，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
朱主任突然话锋一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否则，就是失败。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很容易走到“只专不红”或“白专道路”上去。……
朱粹主任的讲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那时，我自然认为朱粹主任、郅玉洁老师们的讲话和大多数同学的发言是正确的，舒肇达和林先群同学的认识是错误的。
然而，舒肇达和林先群两位同学在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会上，沉着冷静,言简意赅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舒肇达，穿着庄重、举止文雅、谈吐清晰，跟衣冠不整、邋遢随便、吐齿不清的来自农村或工农速成中学的崔永良、马大光们大相径庭，也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拔白旗的激烈的大小批判会连续进行了八周。
1959年1月19日至3月15日，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展的“拔白旗”运动中，共有6名学生受到重点批判——被“拔白旗”，并被开除学籍。
直到1962年7月，学院党委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舒肇达、林先群等6位被“拔白旗”的同学才被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舒肇达插班在机61级，林先群插班在机60级。
郅玉洁老师在分别向舒肇达、林先群当面宣布甄别平反时，真诚地向他（们）鞠躬道歉。——郅玉洁老师这种敢于自我批评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也颇不易，令人动容。
1985年编写的《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依然认为:“所谓白旗，当时的标准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学生，他们实际上只是发了点牢骚，说了点过头话而已。”（2）
左图：《新疆八一农学院院史》
历史的事实表明，舒肇达、林先群等同学当时只是说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一些实话而已——算不得过头话的！如同《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只是说了句真话而已，——却受到了极严厉的批判和惩罚,并且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由此可见，在拨乱反正的路途中，要走出皇帝的新衣和指鹿为马的怪圈，是多么艰难呵!
1959年春天，舒肇达在经受两个月大大小小的会议批判之后，被定为白旗开除学籍，其父立即给他买了飞机票，接回上海。据说，后来他在上海某夜大学教数学。
1962年9月，舒肇达得到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插班在机61级1班。三年多过去了，舒肇达还是戴着那副宽边眼镜，还是穿那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还是那样英俊洒脱。农机系男生宿舍同在四层楼，他有时也到我住的宿舍闲聊，因为我们同班时互相还是有些了解的，我也在上海上过学，也爱下象棋，还会说洋泾浜的上海话。
在暑假里我得了传染性肝炎，被隔离单独居住两个月。后来宿舍又加了一位插班生吴方乐，他长的人高马大，却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样子。原来他曾是56级3班的学生，因为1960年他父亲在湖北农村饿死了，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在学生宿舍大哭大骂了一场，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学籍遣返原籍；现在甄别了，复学了，但仍难解心结。
舒肇达和吴方乐一见如故，常常低声交谈，颇为默契。
没过多久的一天下午，舒肇达一脸孩子般的笑容来到我们宿舍，悄悄对吴方乐说，班花王晓萌约他到友好商场去照相，他心里还有些紧张呢。说着，他叫吴方乐朝窗下看，王晓萌在楼下树荫处等着他呢。
农机系本来女生就少。王晓萌身材窈窕，大眼睛，直鼻梁，学习成绩也好，在系里是数得着的，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少，可是她一眼就看中了插班的舒肇达！
后来，我参加修理实习，接着就是复课、毕业实习、毕业答辩……再就是毕业分配到B州工作，没有再跟舒肇达交往。
几年以后，机61级1班的一位同学也分配到B州工作，在一次会议期间，我向他问起舒肇达来，他说，舒肇达毕业后分配到南疆去了。他还说，就在61级毕业班分配方案宣布之后的当天下午，王晓萌突然终止了跟舒肇达长达四年的恋爱关系；没过几天，她就跟本系的某老师结婚了。——这在当时是系里的一件轰动性的新闻。
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舒肇达的讯息。
（1）、《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的有关干部、教员名单上不知为何竟找不到朱粹主任的名字。
（2）、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43&。
&&& &&&&&&&&&&&&&&&&&&&&&&&&&&&&&&&&&&&&&&&&&&&&&&&&&&&&&&&&&&&&&&&神圣的殿堂&璀璨的诗城
&1959年3月1日，新学期开始，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教室，领到了新课本。翌日，正式上课。我们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半年了，大炼了四个月钢铁，拔了两个月白旗，现在总算坐在课堂里正式上课了！
我们农机系属于理工科，新学期伊始，自然是开理工科的基础课，如数学、物理，以及公共基础课政治、俄语等课。那时候国务院《关于全日制高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每年教学7－8个月，生产劳动2－3个月，假期1－1.5个月；各专业课程设置20－30门；总学时为3000－4000（我们农机系是5年制，学时在4000左右）。
政治课当时开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总课时为400多，是所有20多门课中最多的；其次是高等数学，总课时也近400，作业题特别多。
那时候每天上午老师来上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自习，接着是课外活动和自由活动，晚饭后有两节晚自习。因此，我在做完作业后常到阅览室阅读杂志和到图书馆借阅图书。
图书馆和阅览室是过去的礼堂，在从学院大门向西直达大礼堂的大道的南面，隔着一条南北大道与东面的水利楼相望。整个大厅高大气派光线充足，两边各有六根圆柱，地面铺着考究的地板。中间大厅整整齐齐摆放着近百张课桌和凳子，供同学们阅读和上自习用。大厅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的四周排列着报刊杂志架，摆放着《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文艺报》、《收获》、《诗刊》等数十种报刊杂志；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摆放着各种专业技术杂志；－－那时学院订有各类期刊杂志近600种。
阅览室大厅西边是图书馆，当时保有11万册图书。我翻阅图书目录，文艺类中竟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文学著作！真使我大喜过望－－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高三时就立下了志愿：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写书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
于是，我饥不择食地接连借了几本苏联小说《白桦》、《船长与大尉》、《平凡的夏天》等阅读。
每天晚饭后我常常是第一个到阅览室，遍览文艺类杂志。
有时我也带课本来就在大厅里上晚自习。整个阅览室大厅近百张课桌坐满了各系各年级上晚自习的同学，却格外宁静肃穆。
阅览室的西端是图书馆的借书处，一张又长又大的窗口前的两边桌子上摆满了许多抽屉式的图书目录卡。
每当下午图书馆开放时，同学们秩序井然地翻着图书目录卡、登记并向馆内工作人员递交借书单（学院规定每人每次可借2本专业书和1本文艺书）；四位工作人员手持借书单或书本穿梭于一间又一间的书库、一排又一排摆满书的书架之间，把同学们需要的书找到后来到窗口，抽出书后的借书卡登记借书人的姓名和班级，然后将书交给借书人，把借书卡投入各个班级的抽屉中。倘若某本书已被借光，工作人员会告知该书没有了。
当四位工作人员轮休时，由一位三十来岁的倪管理员值班。倪管理员个子高大，黑长脸庞，眼小，但目光锐利。他手里捏一把借书单，眼睛扫视一番，说，某本书没有了。－－那必定是没有了，没有人再说话。倘若是在那四位工作人员值班时，常有同学说，请再找一找。结果工作人员重新去找，往往又把某书找了出来。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对图书馆的十多万册图书了如指掌；相比之下，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像是到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似的。
倪管理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四个人的工作效率之和还要高。
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你借书时，他那锐利的目光朝你一闪，便把你是哪个系、哪个班、叫什么名字记住了。有位同学一个学期只去过一次图书馆，借的书超期没还；该同学的同班同学来借书时，倪管理员便会说，你们班的XXX借的《XXXXX》超期没还,叫他来还。－－同学们之间口口相传，无不称奇。大家都觉得，倪管理员是个奇才，干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太屈才了。
在假日里，学院图书馆的文艺类图书室单独开放，由倪管理员值班。我自然常去光顾。倪管理员早就留意我了，常给我介绍新进的书。有一次，图书馆内人很少，他轻声对我说：“《英国文学史》是才购进的，可以看看。读文学方面的书，如果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名著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倪管理员的这个见解使我受益终生！从此改变了我以往认为“开卷有益”和凭兴趣阅读的做法，并养成了常年手不择卷阅读名著的好习惯。
于是，我先读文学史，再把文学史中所列公认的名著的书名抄录下来，一本一本地借来阅读。
特别是假日，学院开两顿饭，早晨九点钟开早饭，我吃完饭就带上一本名著到阅览室去，坐在那里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开晚饭，每个钟头可以看四五十页，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一天就可以看完。
诚如苏联作家费定所说：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欢乐，对人类的深爱！
每打开一本名著，我都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有时候一边阅读，一边手指都在颤抖。每本名著都展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众生、深邃睿智的思想，－－我仿佛也置身其中，休戚与共，不能自已。
每读一本书，我都会随时记下警句隽语，都要在日记上写下心得感想（只可惜那些日记在文革中被查抄后丢失了）。
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热血沸腾浑身颤慄地读着这些永恒的书！文学巨匠们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穿越时空永不熄灭！亚瑟、保尔、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永远激励后人！
正是这些永恒的书、美妙的书，学院图书馆在我心目中成了神圣的殿堂；正是这些永恒的书、美妙的书构成了闪耀在瑰丽梦乡的璀璨的诗歌金城（1）！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了许多名著了，可是到图书馆一看，自己读过的书真正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而已！即使是读过的书又消化了多少？－－但是，我并不气馁，继续向“读万卷书”努力。
大学五年，在课余我究竟读了哪些文学著作已不能一一列出了，但是，从《希腊神话和传说》、《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沙恭达罗》、《云使》、《尼伯龙根之歌》、《伊戈尔远征记》等时代较久远的著作；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丁的《神曲》等；到近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大仲马的《三剑客》，小仲马的《茶花女》，普列姆昌德的《戈丹》，泰戈尔的《沉船》，格萨尔的《起义者》，果戈里的《死魂灵》，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再到现代的高尔基的《童年》、《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等等名著我都是读过的。像拜伦、雪莱、济慈、贝朗瑞、惠特曼、朗费罗、歌德、席勒、海涅、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的诗歌也深深打动我的心，我还专门用小本子抄录诗歌名句。
1959年国庆十周年期间，我国出版了《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歌谣》等一大批文学作品，我自然是想方设法先睹为快。我还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每个月3元）买下了《青春之歌》和北师大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有4册），并按照《中国文学史》的介绍阅读学习了我国历代的一些不朽的诗文。同时，我也养成了节省钱买书的习惯，几十年来我的小书房已有近千册藏书。
北师大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倪管理员给我介绍的。他说，学院图书馆也购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本，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文艺学》、《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等，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函授。你们农机系是五年制，每年都有4个月左右的生产实习和义务劳动时间，可以挤出时间来。－－我采纳了倪管理员的这个建议，开始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
我在1958年高考时恰逢“大跃进”，那时规定，新疆的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本自治区的大学（约有5%工农兵家庭出身的学生保送到内地名牌大学，当然没有我的份），我虽然自幼爱好文学，但当时新疆仅有的4所大学并没有“中文系”，我只得按照“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报考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机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大学读农机系的同时，总能抽出时间来读文学名著和学习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五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按规定完成了农机系的二十多门课程和四次生产实习外，实际上还读了个中文系，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想来，我还十分自豪，在那个年代我总算没有白白度过青春年华！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读书的习惯，即使是在文革中蒙冤进了劳改队也没能改变。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我依然能想方设法找到书籍阅读。那时我借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模大样地阅读了从一名政治犯那里借来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哲学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等书，还阅读了拜伦的《唐·璜》、《契科夫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作品选》、《古文观止》、《近代诗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我还借口练字，在“红宝书台”上抄录了许多诗文，偷偷塞在棉被的网套里，以防被押送去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塔里木劳改农场。……
我上大学时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如同家常便饭。“拔白旗”（全院批判6人）之后是“反右倾”（全院批判5人），“教改”（全院批判5人），“三反”（全院批判3人），“批判白专道路”（我系批判清华研究生赵老师的“凭良心做人”），“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系批判几位高职称的教师搞特殊买高价食品），“批判对'粮食政策’的攻击”（有人宣扬“吃不饱肚子”，有人宣扬“老家饿死人了”）……当我埋头到文学名著里，便两耳清净、心无旁骛、若无其事了。
195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这之前早就听说要实行粮食定量，那时总以为这是为了节约粮食而不至于饿肚子的。谁知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量就是几年！每人每月定量32斤，其中平时吃的细粮（白面、大米）只占20%，其余是玉米面、高粱面和豆面等粗粮。同时，清油和副食品的供应也大为减少。－－大家顿时就感到饥饿降临是什么滋味了。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开始就感到饥肠辘辘，心神不宁，课也听不进去了。
到了1960年情况越发严重，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得了“浮肿病”和“肝炎病”。这时学院一面给病号发“炒黄豆粉”当特效药；一面提倡“劳逸结合”，也就是减少课程和上课时间，全面停止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允许大家多卧床休息保存体力。－－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要拿起文学名著，立即忘记了辘辘饥肠，忘记了现实世界，迅速置身于名著描述的境界之中，灵魂出窍，忘乎所以！，－－真是书海洋洋，可以乐饥。啊，永恒的书、美妙的书，是你帮我度过了那令人心悸的“三年困难时期”。
1963年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的W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担负全站的技术工作。1965年我站被评为全疆6个先进站之一，我作为全站唯一的技术员，其中自然有我的一份心血。然而，接踵而来的文革我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抄家（我的大批包括父亲留下来的书籍和八大本日记被查抄后丢失了），被批斗，甚至遭到文革暴徒的死亡威胁，只得逃亡到乌鲁木齐母校。
1967年底我逃亡来到母校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学院图书馆现在是什么样？来到现场一看，啊，我大学时代心目中神圣的殿堂，高大气派宽敞明亮的大厅如今竟空空荡荡，一片狼藉，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书柜书架竟横七竖八空无所有！我向留校当教员的同学文彬打听，他说，文革开始破四旧，图书馆的数万册文艺图书，被红卫兵当做“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销毁了！专业技术书籍及珍贵的教学科研资料除一部分被师生转移保护外也已散失殆尽，一些书架书柜也被私人拿去改制家具了。红卫兵认为图书馆的倪馆长在农学院的图书馆里购进了那么多文艺书籍，又都是“封资修”毒草，肯定是“黑帮”，也在1966年8月跟全院250多名教职工、领导一起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强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敲着破盆子、破壶，游院示众；接着，又被迫跪高凳子、坐土飞机，连续挨批斗；之后，又被打入牛棚劳动改造交待罪行（2）。……
时间飞逝。如今我已退休赋闲多年，每当我走进小书房，从书柜里取出书坐下来静静阅读时，常会想起年轻时在母校图书馆——神圣的殿堂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名著的情景，那时眼前总会浮现瑰丽梦乡中的诗歌金城……
（1）借用朗费罗的诗句。
（2）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
在粮食定量的日子里
&&&& 1959年9月1日开学，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始真正实行粮食定量。这里说“真正实行”，是因为之前常听说“要实行粮食要定量了”，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见实行。尤其是学院在大炼钢铁、几次修兰新铁路，甚至在1959年6月在乌鲁木齐郊区四道岔修轻便铁路时，同学们都是甩开膀子干活、放开肚皮吃饭，没有受到什么约束。这次说“粮食定量”，同学们开始还以为和过去一样，只是号召节约粮食，并不会饿着肚子－－国家怎么会叫学生饿着肚子上课呢？
但是这一次是动真格的：学生每人每月定量32斤粮食，其中80%是粗粮（玉米、高粱或豆面等），只有20%细粮（面粉或大米）。每周只有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晚饭吃细粮。同时，清油每人每月只有几两，蔬菜也少了，肉食更少得可怜。
其实，早在1955年9月，国务院就通过并开始执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了，不知为何我们学院推迟了三年才实行；也不知为何我们学院并没有严格按照该《办法》执行，例如，该《办法》规定，“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不大于35斤”，而我们学院却采用“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不大于32斤”。
新疆八一农学院实行粮食定量的具体做法是，学院按照每人每月18元的伙食标准、32斤粮食的定量印制了饭票、菜票按月发放到学生手中（1）。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可以用1斤饭票在食堂买饭吃（全月留2斤机动掌握），一般早饭只能吃一碗玉米糊糊（2两饭票）；午饭和晚饭各一个玉米窝头（4两1个）；食堂蔬菜供应的数量和质量也大为降低，往往只是一小碗没有多少油腥的白菜萝卜之类。
实行粮食定量之后，同学们这才亲身感受到“粮食定量”的厉害：每天早饭一碗玉米糊糊拌些咸菜下肚，到上午第四节课开始，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怎么能好好听课？－－我心里犯嘀咕，怎么没有人点破。
一天，高个儿刘崇范终于在教室里大声说道：“每天1斤粮食哪儿够吃？每天上午第三节课我就饿得头晕眼花了，哪儿听得进老师讲课？”
刘崇范来自东北，一米八几的个儿，五官端正，身材挺拔，衣着讲究，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爱打篮球，常到小礼堂跳交谊舞，也有东北人能说会道的特长，但平日里孤芳自赏，落落寡合。他前些日子曾在宿舍里说过“土都埋了三分之一了，不赶紧跳舞及时行乐，更待何时！”被人打小报告告到系里，还挨了系领导在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
跟他同从东北来的吴元怡把他拉出了教室。这吴元怡也是高挑个儿，也爱打篮球，但衣着随便，为人随和。他俩又都是“非团员”。刚进学院的时候，吴元怡跟我同宿舍，现在跟刘崇范几个东北同学同宿舍。
没过几天，我们农机系全系在3115阶梯教室开大会，主持大会的系党总支书记郅老师说，实行粮食定量以后，有些同学对党的粮食政策认识不够，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我们要进行批判。但是重在教育和提高认识，就不点名了。
郅玉洁老师皮肤黧黑，身材壮实，说话声音不高。郅老师的话音刚落，只见坐在前排高年级的同学纷纷举手要求发言。郅老师挥手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首先上台发言，他自己就坐在讲台的侧面。
披着学校发的浅蓝色制服，快步走上讲台的正是开批判大会经常打头炮的高年级的马大光，他用河南土话大声说：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主要是为了节约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人节约一粒粮，全国就是六万万。按照科学计算，1斤粮食的卡路里足够一个人一天活动的需要。有人说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其实那是因为成天对“吃”想得太多而产生的心理作用……
接着是常常在开批判大会时发言的机56级2班的曹小莲，她穿一身旧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根毛毛糙糙的短辫，一口尖厉难懂的湖北土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国家实行粮食定量就是为了节约粮食。对粮食定量不满，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
我们机58级1班的团支书崔永良（一位长得虎背熊腰皮肤黧黑、讲一口难懂的甘肃土话的同学）也走上讲台发了言：现在一些人趁国家有暂时困难，散布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言论，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和往常开批判大会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同学登台发言，个个振振有词、人人吐沫横飞，声讨那些认为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也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人！
这一招还真灵：果然以后在公开场合再也听不到有人说吃不饱肚子，也就是对粮食定量不满－－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言论了。
这使我连想起1959年初的“拔白旗”，舒肇达、林先群等同学因为公开提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我们学院炼的那些铁能用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划算吗？我们是来上大学学知识的呵！”被定为“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三面红旗”，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现在，一些公开说“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的同学，又被定为“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而遭到批判。
－－可见，像“皇帝的新衣”和“指鹿为马”这样的戏曲属于保留节目，往往是在必要时堂而皇之正式上演的，并且屡试不爽。
当然，这个陋见是我在许多年后才豁然无师自通的。
我那时甚至怀疑自己：在粮食定量后感到吃不饱肚子，是不是因为成天对“吃”想得太多，而产生的心理作用造成的？因为按照科学计算，1斤粮食的卡路里足够一个人一天活动的需要了呀。
于是，我用在心理上转移注意力来应对饥饿，－－拼命阅读令人废寝忘食的文学名著，果然取得奇效。
我从小爱好文学。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全疆唯一的高中学校）毕业前夕，举行全年级语文课统考，我获得第一名（并列二人）的殊荣。但由于当年“大跃进”，新疆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本地的大学。而新疆四所大学当年并无“中文”专业，我被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进了农学院以后，我在完成农机系的课程之余，一面阅读文学名著，一面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实行粮食定量之后，学院提倡“劳逸结合”，也就是减少课程，取消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这使我有了更多时间在课余阅读文学作品。当我沉浸在文学名著的洋洋书海时，竟然不知不觉摆脱了饥饿的折磨。
后来，我观察到，班里的党团员，像崔永良，由于饥饿，虎背熊腰的身材明显消瘦了，甚至黧黑的脸也变得有些煞白了。－－他们一面批判喊饿的人，一面却也经受住了饥饿的考验。
批判归批判，饥饿降临却是不争的事实：课余时间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常搞“精神会餐”（当然要避免说“饿”字）；家在乌鲁木齐住的同学常回家蹭吃的；家在外县、外省的同学常从家里汇粮票或食物；家庭富裕的同学常到饭馆买高价菜（2）吃；有的老师抢购高价食品（3）受到了批评；丢饭票，丢粮票，食堂丢馍馍的事儿层出不穷；甚至畜牧系还有一位同学因病住院时，亲戚送来饼干等许多食品，他饥不择食狼吞虎咽撑破了肚皮丢了性命……
听说在一个公共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我有一首诗
可惜人不知
有人来问我
先给我个馍馍吃
系里认为这首打油诗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要求各班的治保委员查一查是谁写的，结果却没有下文。
这“治保委员”是学院不久前才在各班设立的。据说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实行粮食定量以来，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出校门的老满城路入夜已发生多起拦路抢劫的案件……
一天，我们班的治保委员赵新义在课间休息时大声说道：吴元怡同学丢了10多斤饭票，他家的粮票还没寄到，希望大家伸出援手，1两、2两都行。
赵新义留平头，戴眼镜，讲一口陕西土话，也总是穿着学院发的兰制服。也是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劳动积极，学习吃力，平常话语不多，一开口就像吵架。
同学们议论纷纷。赵新义从教室的前面朝后面走去，伸手接过同学们递过来的饭票或粮票。
看到同学们热情相助，吴元怡感动地说：等到家里寄来粮票，我就还给大家。
就在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刘崇范突然站了起来，用手帕搽了搽眼睛，说：同学们，我错了，是我拿了吴元怡的饭票。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教室里顿时沉寂下来。
没过几天，刘崇范又偷了吴元怡的饭票；接着，又公开承认了错误。如此重复多次。
1959年下半年粮食定量以来，学院提出“劳逸结合”，尽量减少师生的体力劳动。
1960年早春，学院成立了副食品生产委员会。3月28日院刊以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新动向。如“全面掀起大搞副食品生产的群众运动，各单位正抓紧时间准备春耕”、“一个声势浩大的以养猪、种菜为中心的大搞副食品生产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院掀起”&……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和家属“人人动手，个个上阵，向不重视副食品生产、坐享其成的思想行为展开斗争”。（4）
我们同学们也都到学院所属的农场参加了大搞副食品生产的劳动。学院内的角角落落也都种上了萝卜、甜菜等。
粮食问题还是越来越紧张。玉米面脱销了，换成了高粱面和豆面，人人大便都变得困难了。学院内榆树上的榆钱都被打下来，拿到食堂拌在面里吃了。……
1960年4、5月，全院师生按照上级要求，参加了修乌拉泊水库的劳动，虽然时间只有半个多月，每人每天还补助4两饭票，但是劳动结束，师生们返回学院后，大多患了浮肿病，还有一些同学得了肝炎，病情蔓延严重。学院为此对师生们进行了全面体检，还专门成立了“生活办公室”，应对病情的防控。卫生科特地加工了黄豆粉作为治疗浮肿病的药物，发放给大家。
我自然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经医生检查，被认定得了浮肿病，也领到几包黄豆粉。
《新疆八一农学院史》对此却称：“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使学生体质大大下降，个别学生患了轻度浮肿病。”（5）－－“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肚子没吃饱，但不准说“挨饿了”；明明多数同学都得浮肿病了，得肝炎病的也不少，到了1985年写院史还是轻描淡写，不敢说实话！
就在此后不久，学院开了几次大会，宣布处理了几十名“违法乱纪和对现实不满”的人。我班的刘崇范就名列其中。原来是他偷窃饭票的毛病一直没改。他在林学系女生宿舍偷窃一位女生的饭票时被该班的治保员抓个正着。林学系的这位女生，是跟他一同从东北来的同学，也是交谊舞场上的舞伴。刘崇范当场供认自己多次偷窃的事实，还供认跟那女同学在何时何地发生过几次关系等等。结果闹得满城风雨。那女同学精神受到刺激，退学回家了。刘崇范则受到“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送到学院才成立的南山实习林场监督劳动二年，以观后效。
还有一名叫吴方乐的56级3班的同学，因为他父亲在湖北农村老家饿死了，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在学生宿舍大哭大骂了一场，被视为“诋毁党的粮食政策”、“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学籍遣返原籍。像吴方乐这样因为家里饿死人而表示愤怒和不满的人，这次被开除好几个。直到1962年7月，学院党委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这些当年“诋毁党的粮食政策”的人才被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吴方乐就是那时插班到我们班的，他长的人高马大，却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样子。显然，他虽然甄别了，复学了，但仍难解心结。这些都是后话了。
《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写道：1962年7月22日侯真（6）在学院第5届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以敢于肯定，敢于否定，敢于自我批评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进行了甄别工作，（甄别对象中：'右派言论’40人，'拔白旗’6人，'右倾’5人，'教改’5人，'三反’3人，'平时处理’23人），使以往受过批评的人，解开思想疙瘩，心情舒畅。”其中“平时处理”23人中，应该包括像吴方乐（7）等这样因“诋毁党的粮食政策”被开除学籍的人，不知为何吴方乐等却没有什么“名分”？－－是否《院史》编撰者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依然讳莫如深呢！
1960年9月初，两年前农机系派到捷克留学的杨老师回国探亲来到学院，他的女友是机56级4班的袁诗娥（化名）。杨老师是195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来我院的，他去留学前正当全国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全院成立了“民兵师”，凃治院长亲自担任民兵师师长，杨老师正是我们机58级1班组建的民兵排的排长（他也是我们机58级1班的第一任辅导员）。
杨老师长的眉清目秀、个头不高，快步来到我们教室跟我们见面，他先鼓励我们珍惜大好时光，好好学习。接着说，在外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到了周六晚上别国的学生都去喝酒跳舞了，我们中国学生仍在埋头学习，因此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最好。后来，他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道：他这次回北京，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苏联今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同时，还逼我国归还抗美援朝时的欠债。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还请别人的债”、“要挣口气，明年把债还完”。各省都成立了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苏修卡我们的脖子，他们在海关设卡检查，我们用猪肉还债，膘不够厚度的不要；我们用苹果还债，尺寸不够的不要……
杨老师的讲话当时使我们个个热血沸腾、人人义愤填膺。后来，几乎尽人皆知，我们挨饿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当然，历史事实表明（8），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大饥荒中，当了一回黄世仁逼债式的冤大头。
记得那年新疆自治区党委后补书记、宣传部长林渤民，一位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呢子中山服、英姿勃勃的高级干部，来我院作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纪念“12.9”运动》，接着，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60年代初乌鲁木齐市的粮食只够吃几天的，区党委考虑的是如何从南疆调粮……”
－－可见那时粮食问题是多么严重。
直到1961年9月，我班到院属屯河农场进行汽车和拖拉机驾驶实习，除了每天有粮食补助外，农场食堂副食品也比较丰富，特别是农场自种的洋芋很多，每顿饭都有煮熟的洋芋免票供应－－我们终于吃饱了肚子，免于饥饿了！
1961年12月8日，学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劳逸结合的通知》（9），并千方百计改善师生员工的伙食。除建好屯河农场、野果林改良场，又在土敦子种粮种菜。对一些患病或身体较差的师生暂调到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休养。畜牧系培养了小球藻、人造肉，作为面食添加剂，还为此开了现场会，大家当场品尝了产品，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们实习三个月回院后，学院食堂菜蔬供应也增加了，每天每桌都免票供应一盘煮熟的洋芋（每人可分到一到两个），总算不再饥肠辘辘了。－－这样算起来，我总共挨了两年的饥饿，正当十九、二十岁的青春年华。
1963年10月，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辗转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那里的洋芋1公斤才6分钱（1个鸡蛋也才6分钱），可能是在农学院上学时饿怕了，我一下子就买了50公斤洋芋放在床下；然而，直到春天，我一个也没吃，都送给同事喂羊了。－－可见是真正免于饥饿了！
1961年暑假，我用做小工挣的70元钱，买了一张从乌鲁木齐到长沙的学生半价来回火车票到内地探亲，目睹了沿途到处都是要饭的或是抢食的乱象，也亲历了家人忍饥挨饿的惨境，还看到内地饥民盲流到新疆……但却不知道当时农村饿死那么多人。
在文革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