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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編輯，
&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
「做完編輯，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
這句話從詹宏志口中說出來，一點都不會讓人覺得誇張。因為以編輯入行的他，工作橫跨了電影、音樂、網際網路各個文化領域，成為台灣流行文化浪潮中舉足輕重的「推手式」人物。不論在什麼領域，總能開創新局，引領台灣新文化走向。
而據他自述，這樣所到之處引領風潮的跨界能力，全都是拜他自出版社時修煉的「編輯思維」所賜。
今天「羅輯思維」等內容創業者玩的那一套，詹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玩過了，讓數萬人陪著柏楊一起完成了長達八年的批讀《資治通鑑》學習計劃。
詹先生提醒我們：編輯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不是一種工作，編輯思維不僅限於做書，而是可以應用於任何創意產業之中。出版社雖然必將越來越少，但編輯卻會越來越有價值。
在與中信大方聯合舉辦的「做書者說」第21期上，詹宏志給所有埋首做書的編輯打開了一扇天窗，讓大家看到了編輯的無儘可能。
以下為詹宏志現場演講及觀眾問答：
&&&&各位北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宏志。
特別高興，也特別惶恐；高興是謝謝中信出書，出書是一個交朋友的機會，因為有人讀你的書，就有一個理由跟大家見面。我也特別惶恐，雖然我的工作生涯做了42年（我開始做編輯是1974年，大家都可以猜想我的年紀），但我已經離開傳統意義下的編輯工作有一段時間了。
在台灣，我完全不敢在任何有出版界朋友在場的情況下，跑出來講編輯工作或者編輯的想法。重要的原因就像蔡元培說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我已經沒有在做編輯工作了，如果還說紙媒該怎麼工作，數字出版該怎麼工作，自媒體該怎麼做，IP該怎麼做……我自己又不做，只是在旁邊叫好，這樣奔跑的馬兒會累死。
所以我特別希望這個沙龍是一個大家交談、對話的過程，希望給我二十分鐘的時間讓我說明一下我思考的背景。
編輯就是要幫助新事物找到跟社會相遇的理由
我雖然從傳統的編輯變成了一個網際網路創業者（網際網路的創業者就是，如果你沒把自己做死，你就會把自己變成一個有錢人），但是我在網際網路上的成果，並不表示我回頭解決了出版所面臨的困難。實際上，今天傳統出版社的困難，是全世界都還沒解決的。我也極有可能沒有能力，能說出什麼有道理的東西。
但是，我可以試著回想，我所有工作訓練。真正的訓練只有編輯一項——是這種訓練讓我可以去面對所有我原來不認識的事，包括我後來有機會參與台灣流行音樂的工作。
我有兩次做過唱片公司的總經理。第一次在1983年到1984年，我撞見了羅大佑、潘越雲、齊豫這些人，當時的情況是我必須去料理這樣全新的音樂形式。我第二次做唱片公司是1991年到1992年，遇見了林強、伍佰、張震岳，又是台灣前所未見的音樂形式。
我會碰到這個工作，就是因為這個工作前所未見，我要解決它跟這個社會面對面的問題。
新來的東西怎麼解釋？
怎麼給一個理由，跟社會相遇？
對我來說，是我的編輯訓練幫助我能夠面對這樣的問題。
後來，有機會參與台灣新電影的工作，倒也不是我對電影有什麼愛好。我從來不喜歡電影，我之所以參加，是因為當時那些有才氣的電影朋友狀況潦倒，不僅找不到戲拍，還要被很多人批評，說他們把電影給弄壞了。這是我作為朋友無法忍受的，我坐不住了，我覺得應該跟著朋友一起做事。當時不知道他們未來會變成電影大師的，如果我知道我是不敢做的，我當時只是看到潦倒的他們。
我也沒有更好的電影工作能力，只是帶來了編輯的想法，找到一種跟社會對話的方法。
編輯其實很擅長把不同興趣的人，分開做成一個一個不同的市場。所以，出版工作是非常習慣於知道人有很多種，書有很多種。在其他的比較大眾化的工作領域裡，知道這種區別的概念，是不明顯的。
我後面接觸網際網路，完完全全是一個編輯角色，就是完完全全是一個印刷術的概念。假如印刷術指的是一個書或者一個概念可以複製、可以運輸，那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更厲害、更便宜的印刷術，複製更快速、更好，運輸的力量更是彈指之間就永遠不見，是這麼一個狀況。
當然，我真正對出版的理解，也許在現代社會不一定用得上了，但我仍然可以講一兩個故事，去解釋編輯的思考是怎麼一回事。
說服讀者陪柏楊八年批註《資治通鑑》
我年輕時剛接觸到台灣出版業，是到一個很小的公司（遠流出版），只有六個人，我去擔任總編輯，王榮文是我的老闆。
王先生看到當時出了獄的柏楊，覺得柏楊很有才情，而且柏楊確實有讀者的魅力。他寫散文、寫雜文，有相當的讀者群。老闆很希望能夠跟他合作，他問柏楊有沒有什麼寫作計劃？柏楊說他一生最想做的事，是把《資治通鑑》變成白話文。
因為以柏楊對中國政治的體會、對歷史的體會，他回頭來看《資治通鑑》，這當中可能有一些有意思的火花。但他在經濟上難以完成。
一個作者如果停下所有的工作，不寫其他文章，專心做《資治通鑑》的現代語言，一做可能要好幾年（當時估計是三到四年），他的生活就統統壓在這本書上了，那出版社得照顧他的生活。可是你照顧一個作者的生活連續三年，每個月有一個較大的投入——書還沒印出來，出版社規模又很小，怎麼有能力去做這麼大的投資呢？
就這樣，這個情境來到我的面前。
作為編輯，我就想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我想最好的方式是讓回款快一點，錢早點收到，就是說這個書一邊做一邊出。但有可能書最後沒有完成，所以讀者未必會接受一個只有部分的作品。怎麼把書怎麼變成部分來做呢？部分作品在什麼狀況下比全部要好？我怎麼能夠讓讀者相信我買到四十分之一的書，是比百分之百的書更好？
我得找到一個理由。
最後我的建議是，把這個書當成雜誌來出，按月出版。
第二個，我要找到一個理由，讓讀者相信書是好的，我就提出了一個主張。在我那個時代，很多年輕人在大學時代的夢想是，要把《資治通鑑》過一遍，圈一遍，每個做這個決心的人，大概做到第四頁就停止了——一千多頁呢，規模太大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變成一個讀書計劃，每個月來一點，會不會就看完了？
就跟作者一起做一個讀書計劃，三年之後，這本書本來讀不完，結果讀完了，而且每個月份量不多。所以我們鼓勵讀者建立一個計劃，跟著我們出書的規模一塊發展，這樣也許大家會感興趣一點。
可是《資治通鑑》雖然書名很簡雅，但不一定跟你當下有關係，所以要找到這本書跟社會產生關係的理由。當然這個理由藏在書裡。
《資治通鑑》原來就是一個帝王教科書，是給統治者、治國者的一面鏡子，一個學習的教材，可以從中學會東西。今天沒有帝王了，所以這個學習的功能不在於宮廷，可能是公司競爭、社會競爭，所以我把它定義成是一個中國式權利遊戲的教科書，可以應用在你整個職業生涯、社會、企業組織。
給自己安排一個訂閱，輕鬆讀完一本書，三年之後作者也解脫了，讀者也解脫了，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所以我把整個狀況和定位想好了。可我又擔心讀者讀完四分之一會彈性疲乏，所以我們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我要讓每個月有動態，儘管是對《資治通鑑》的一個現代語言的翻譯，但是我們為這書建立了一個「通鑑廣場」，也就是是今天所說的互動。讓讀者看完後寫信來，然後作者回信，後面有各種交鋒。這個交鋒是不可預期的，所以每一期都有新材料要爆。
第二個，我要讓第一期觸動很大，因為有決心走很久的人，不一定很多，假如第一天有三千個人看，兩年後三千人只剩下一千人，這書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最好是第一天有五萬人出發，最後有五千人抵達，那我們還活得下去。所以我需要第一天有很大很大的量，我就把第一期的《資治通鑑》定成49塊錢，差不多十元人民幣，在當時以台灣的書價來講是很便宜的。很多年後，我做雜誌上市時還用這個方法，其實並不是創新，早在1984年就這樣做了。
1984年也是台灣剛剛有排行榜的時候，《資治通鑑》第一期在排行榜上是第一名，整整當了兩年半。把最前期所需要的量建立起來，將近25萬本。
最後，並不是三年把工作做完，我們這個工作做了八年，最後總量不是三十六冊，實際上是八十冊。
這個冊數，後來經歷了一個危機。就是三年後，我怎麼對這些讀者開口說「請你再支持我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又是請罪又是說，「如果你決定不要了我就把錢還給你」。但是最後把錢要回去的人很少，大家都覺得這樣做出版者很可憐，所以也沒有讓這個大膽勇敢的案子變成一個困難。
總之，有很多情景都是溝通的情景。
「出版社」會越來越少，但「編輯」會越來越有價值
再說編輯的工作。
我要做的是：在作者身上認出他隱藏的書來。然後，要做出對這個書的理解，最好是把書定位成什麼樣子，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一個跟社會溝通的途徑。有些技術上的工作，編排和解釋，是讓這個書可以跟社會接頭。
我要認出讀者來，要知道他們潛在的需求。這個需求甚至讀者不會完全明白，但其實社會有一個隱藏的力量，原比人們知道的更隱諱。
我要把這個力量找出來，讓他們可以面對面，然後所有的細節可以完成，動機也在完成。推動行為的動機也是讀者認同的，還要讓他認識到這麼做以後，後悔也沒有關係。
先把這些事想清楚，編輯工作才可以完成。
編輯是從選題開始，一直到營銷，所有的工作合起來才是編輯工作。
如果這個東西是一個訓練，你回頭去看，就會發現做完編輯工作之後，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做，因為沒有一個工作比編輯更難。
賣房子並不難，只說服五百個人，就已經賣出五千萬了；出版社得要說服五百個五百人，才能做到一千萬元的生意，每一次說服完一個人，你就得重來，因為新書又來了，新書源源不絕，每一本書都有全新的溝通技術。從溝通的觀點來看，世界上沒有一個行業比書需要的工作和能量更多，一個能做出版的人，我看不出還上還有哪個行業不能做。
也許在今天的出版處境下，出版社會越來越少，但編輯是越來越有價值的。實際上溝通情景越困難，需求就越大。
我剛說認出讀者的需求，並不是從讀者舉手得來的，有時候要從社會的結構底層看出來。我當時看台灣的社會形式，不管社會財富分配成什麼樣子，如果做調查問，你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嗎？是無產階級嗎？或者是資產階級嗎？幾乎都有超過五成的人說「我是中產階級」，就是他心理認同上認同自己是社會中層的人，這個追求是對自己的小小激勵，也表明這些人群對家庭有一個高度保護意識。他願意花一些力氣，讓自己的家庭過得比較好。
我當時有一個念頭是，這些每天在奮鬥的中產階級，可能覺得讀書是好的，但是如果要他自己讀書，這件事有點恐怖。但是如果讓他為他的家庭做點事，這是他願意的。我就有了一個靈感，我想做一個實驗。假如我要他買書回家，不是買給自己，而是買給他的家庭，他會不會比較願意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寫了這樣一個文案：有個小孩推開一個閣樓，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藏書，一進去就對書著迷，從此以後每天學習世界各國語言，要讀懂這些書。看起來他是打開了一個房門，其實他是打開了一個世界。如果你家裡也有藏書，有一個小孩打開房門，有一天這個世界會為他展開。一個家庭的負責人，父親或者母親，如果買書給自己讀會覺得很累，但把書放在家裡，有一天會給他的小孩帶來一種可能。
所以我就說用這樣的動機，你一個月只要花一千塊錢，相當於人民幣兩百元，就可以給自己建立一個家庭藏書。那要買什麼書呢？沒關係，我這裡有很多書。每個月花兩百塊錢，12個月你就買到了這些書，20個月你就買到這些這些書，36個月就買到……，所以一共買到什麼時候，剛開始他是不知道的。我本來是這樣一個實驗性的想法。
結果一做就大獲成功，一個月賣了一千多萬書。這個動能是人對家庭的一個愛護，那個動機被引動了，就有了買書的理由。他並沒有搞清楚他買了什麼書，因為那不是主題。這個就變成我們出版社一年的案子，而且每一年都有效果，那是恆久的動機，他不是單一地被某一本書打動，而是一個建立家庭堡壘的動機。
這些是我過去碰過的種種處境。
這裡邊的經驗，幫助我試著解決在書跟世界之間，建立一個溝通橋樑，我學會了觀察社會的細微變化，人心內在細微的變化，然後很誠懇地去把那個需求邀請到這個面前，讓他們可以面對面。這是後來幫助我做其他行業，一直到網際網路，都跟編輯的前提有一點關係。
我剛剛說的例子，都非常久遠，如今情景已經不同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給各位什麼更好的建議，但我只是說，讓我們回到那個思考方式，顯然有一種力量，你可以通過它來做各式各樣的實驗，那些實驗會給你不同的感覺，你會有一個更高的觀察社會的角度，或者有一個警覺，就是時時提醒自己，不能只看見眼睛看到的東西，而是要注意到整個社會的動能。
還有一些底層的情緒，哪些情緒是你對話的觀眾的。
有非常多的書裡，隱藏這個力量，可以跟你潛在的讀者相見。或者是相互滿足能量的一種能力，不限於形體，可以是書，可以是雜誌，可以是電子書，可以是一個訂閱內容，概念都相同，這全部是需要編輯思考的。
我不應該耽誤大家更多時間，只是想把這個背景說一下。
接下來，我就讓大家問所有的問題。
你不要擔心有任何問題會侵犯我的隱私，不能說的我一定不會說，我答不了的，也會很坦白說我沒有能力回答。一旦試著回答其中任何問題，一定是發自初自、誠心誠意地回答，雖然誠心誠意並沒有保障答案變得更好，所以大家一定小心，千萬不要相信我的話。
好吧，我就把時間交給大家好了。
&&&&提問：
主持人：大家都有這本《旅行與讀書》了吧？我要問詹先生第一個問題是和本書有關的。我們在您的資訊裡面看到，在您與詹朴對話中，詹朴建議您將此書針對年輕人的口味，再進行一些編輯。
那麼，我想問一下，您有沒有聽取他的建議？又做了哪些改動呢？
不要失去跟年輕人溝通的能力
詹宏志：我是一個頭腦冷靜的編輯，但是變成作者的時候，還是會忘掉這件事，還是會有太多自我。每一篇文章都捨不得放棄，所以本書最初的篇幅比今天大家看到這個規模，大概多出十幾萬字，我帶著惶恐，把稿子交給一個年輕人，因為我已經不太認識什麼年輕人了，我不太確定年輕人會對這本書有什麼看法。但是我唯一認識的年輕人，就是我隔壁的室友。
所以我把這本書交給我隔壁的室友，他看完之後推推眼鏡說，你這本書就是捨不得這個，也不肯放棄那個，所以這個書太雜了，是一本性格分裂的書。
的確，裡面有兩種文章。
有時候我寫的是理論，是我對一些事的看法，對閱讀的心得，講的是對別人的旅行經驗，延伸出來的一些想法。可是又有一些故事，講的是自己的旅行經歷，故事會親近很多，當然也夾藏了議論，不過議論顯然不是主體。
經過那位小孩提醒說「這是一本性格分裂的書」，我就明白了，於是刪掉了大約10萬字，把理論的文字大部分都拿掉了。當然，我也有捨不得，於是就留了目錄，有十篇關於我個人的，還有一篇是跟旅遊理論相關。我把它作為附錄是有點暗示：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刪掉的文章長什麼樣子，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有一個很焦慮的問題，當然也是因為我自己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跟年輕人溝通的能力。
我在做當編輯的時候，當時會有一種熱情，怎麼說呢？
最多的時候，有一年出400種書，我是一個人可以寫400種書介紹的人，而且都寫出那些書的文案。我覺得我能寫那文案的原因，是我對這些書都有興趣。我完全知道讀這樣書的人是哪種人，所以當我讀學術書的時候、當我讀小說的時候，我就是讀者，有那個動機，我可以想像那個人的感受。
我以為這種能力是持續而長久的。然而，突然間，就好像我在說話的時候，跟年輕人之間的溝通就不靈了。我沒有辦法完全聽懂年輕人聽的話，而我說的話，年輕人開始變的尊敬。我就開始意識到，這種溝通，其實還是有時代的特質。
而我現在的工作，也無關乎跟年輕人溝通了。
那是我夥伴的工作，去幫助年輕人。關鍵是說，是不是年輕人要看什麼書。因為之前幾本書，只要有朋友跟我講這書太好了，我就已經知道我的書裡面的語言已經是某一種年紀的人了。
所以我希望有可能較多的年輕人看到這本書。兒子給我建議說，你別把一本書搞那麼複雜。我去掉之後又給他看，問年輕人會不會看這樣的書。他說他也不知道，他說文章太長了。所以他也沒給我正面答案，但是這已經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了，我能做的也就到此為止了。
現在回頭看起來，結局好像有比預料好一點，閱讀人群總體還是50歲以上，50歲以下也有一些人，這也許來自那位小孩的貢獻，謝謝。
中國的出版業，不是編輯說了算
主持人：今天到現場的有很多出版界的朋友，也有很多媒體的朋友，相信大家也有很多問題，我們提前徵集了大概有六十多個問題，接下來我們會點名提問，先從我認識的黃一琨老師開始，黃一琨老師您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請您自我介紹，然後提問。
黃一琨：我叫黃一琨，現在做網際網路出版，我做的是連接作者跟編輯的一個平台，叫行距。其實，我今天不是向詹先生來提問題的，我是想向他特别致敬。因為我從12年開始做電子書，就是所謂的數字出版，後來13年、14年一直在一種黑暗當中摸索，後來我看到詹先生，包括我看到郝明義先生，特別是您對電子書的一些看法。有些人是用頭腦思考，有些人用腳來思考。我首先用腳來思考，發現真的是像您說得那樣，其實電子書是一個偽概念，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把紙書的樣式做成電子書：第一，是沒有真正改變出版的一些問題；第二，它自己也沒有生命力。我後來就離開了，現在做網際網路出版，其實蠻辛苦的。今天我聽到詹先生一個觀點，我有點想法差不多跟您同步，我認為出版社會死亡，但是編輯會永垂不朽，價值會越來越大。
我還蠻像您的，出版做了四年，但是做網際網路出版還沒成功，現在還不是很有錢。我從一個外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出版業，其實編輯的力量，沒有真正發揮出來。
我是從大的數據上來講的，亞馬遜的前員工在進入中國之前，做了一個分析，中國是全世界圖書的集中度最高的。就好像全中國的人，只看某一千種書的人集中度是全世界最高的，無其他國家可及。
如果說，這是出版社的編輯的選擇，那就說明這群人希望中國人就看這樣的書，認為這是最好的書。但根據我自己的認知，這是不對的。
我認為一個編輯應該迫不及待地把好東西分享給別人，讓人更快、更便捷地看到。但是電子書的情況是，14年的時候，中國一年二、三十多萬種書，有八千種新書變成了電子書；15年僅有一萬種書變成了電子書，好像大家不願意把好東西給別人看。
當然，就這兩件事情來看，中國的出版業不是編輯說了算，我不知道是誰說了算，但是肯定不是編輯。
因而在此，其實我不是提問，就是向詹先生致敬。謝謝。
用「議題」去挑戰這個社會
提問：編輯有沒有可能成為製造流行的人？還是說，我們要追隨流行，大眾要什麼口味的書，我們提供什麼口味的書，還是像剛才黃老師說的排行榜是那樣子，所以這個就代表了編輯對大眾的判斷。
詹宏志：這是一個太好的問題，我不是說掌握不了議題就創造不了議題，就做不好編輯。而是要在已經有追隨者的時候，你才出來，等你做到的時候，風向就已經變了。
如果你是促成這個事件變化的人，你的議題反映了社會的變化，而不是去宣稱說實際上我們是更早的。除了作者以外，編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作品跟這個社會之間產生摩擦，那就是議題。
&&&&如果是他工作是非虛構類，那他處理的他的核心主要是議題，次要才是作者。用唱片的觀點來看，唱片公司只經營兩件事——經營藝人、經營表演者曲目，就是他的工具。
編輯也是一樣，他的工具一個就是表演者，一個就是作者，而那個作者如果已經建立起某種跟社會溝通的力量，且那個力量已經超過了我們，另外就是他所做題目，跟社會之間的衝撞。這是我們的兩個最重要的東西。議題跟社會衝撞的能力，就是你跟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件事你永遠必須早一步，等看排行榜再來，任何事都太遲了，一定要看出下一個排行榜要往哪兒去。
或者說，你必須嘗試用你的某一種議題去驚動這個社會，挑戰這個社會，挑釁這個社會，調戲這個社會。
排行榜是反映了你在這件事上的理解，那是你的工作，也是設計社會對話情景的人，如果你沒有有意識到這個社會有哪些新的對話需求，就還沒有做好做編輯準備。
提問：但是像您剛才說得那樣，有時更多的是某個議題，是需要編輯和作者能夠意識到他的重要性，但怎麼能夠讓大眾和商業能接受他呢？
詹宏志：你要從社會理論出來，社會中有一種狀態，有一種往下一個進去的情景，我說一個這樣的情景，雖然不明顯，但是我覺得不會太太遙遠。
就拿今年來說吧，英國投票脫歐，美國投票選出川普，這些事情都不尋常，這個不尋常也超出了那個社會的主流見解之外。幾乎是社會對自由貿易，對經濟發展，對全球化的一個反撲或指控。
從理性的觀點來看，一個社會的經濟成長顯然跟自由貿易有關，中國大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變成世界分工的一部分，過去這三十年來，就沒有辦法取得這麼大的經濟增長。因為跟世界打交道，就是我為你生產，我把你的高科技變成白菜價，這是我的能力。
那我做了這個事，這個世界都要跟你買東西。你輸出了這個能力，得到整個社會成長的回報。但是社會獲利，是不是老百姓就獲利了呢？
以西方的例子看起來不盡然，就是說貿易的結果，這個經濟果實，起來有一部分人享受到的比例更多，有些人先富起來了，其他的就看起來好像所得增加了。不過物價上漲了，地價也上漲了，他的生活可能還更窘迫一些。
我在40年前開始工作的時候，薪資在台灣是1200塊錢台幣。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出來工作，他是26000元，比我當年多出二十倍，可是二十年前那1200塊那個工作者他還能出去，現在那個拿26000塊的年輕人，都比我窘迫很多。那個時候，房價也很便宜，物價也很便宜，有錢人也沒有地方可花錢。今天的表達尖銳很多，所以年輕人再過一段時間說，經濟會增長，但是跟我什麼關係呢？在全球化中我又不是獲益者，對於一個美國中西部的人來說，我也不是獲益的人。
貿易的意思就是，中國那一幫人有工作，所以國家進步、社會進步跟我沒關係。這個憤怒需要某種表達，就像選舉這個事冒出來，去年台灣有非常多的社會運動描述說，憤怒是現成的，表達是隨機的，跟什麼議題沒關係的，只要有一個機會讓大眾表達憤怒。
不開心的，就是社會發展方向所有的好處，都跟我沒關。所有的好處，都是別人的。這種情緒一表達出來，都會宣洩在大街上，就像占領華爾街時，大家的議題是彼此矛盾，但憤怒是一致的。
大陸再過一段時間要面對的，是所有經濟成本的果實，有沒有讓所有人感覺人人有份，是不是普惠式的；如果不是，那這件事就不會長遠，終究要跟痛苦、憤怒面對面，這些事情你是要看見的。
關於這些事，今天如果沒有這個議題，也會有下一個議題。
編輯，要注意到這個。
編輯要每天叩問那些有智慧的人，要看出這些事，這是自己的工作。要意識到這個社會正在移動的方向，下一個問題可能在那裡，所以這個是我想像中的工作，如果我們做的是社會上人云亦云的工作，那力量確實是有限的。
你做得不是不好，只是不相干了
主持人：剛才在之前準備的時候戲稱說，接下來的提問環節，會是一個AA環節，就是大家會有各種在工作中的疑難雜症，需要詹先生望聞問切一下。那大家有沒有問題可以示意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可以嗎？
提問：我是一個作者，我的問題是出版社也許在一天天老去，但編輯卻越來越值錢。那麼編輯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從紙媒向自媒體的轉型當中，思維方式是不是也應該有一種轉變，有還是沒有？如果有的話，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謝謝。
詹宏志：這個題目我得站起來說。第一，我要說的是，編輯工作會從紙媒離開大部分，紙媒會變成一個古典的形式。不是它不存在，而是比較像書法。還有些人會在角色上跟未來的知識傳遞關係，越來越密切。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我這個年紀的人，所學過的所有東西，95%以上都從書的形式裡來的，我知道的事都是從這裡來的。對於我的兒子來說，顯然他取得知識的來源，書本這個形式不到20%。
所以現代的編輯人或者出版人，應該問自己：現在人在哪裡求知呢？他在哪裡，我就應該在哪裡。我的工作，本來是做有知識者和求知者的媒介，而媒介不是固定的，這個媒介不是一個閉鎖的東西，不是說只能通過這個東西。任何這個世界上可以運用的東西，都是我的工作，如果我們這樣想就要弄清楚，百度也是出版業，微信也是出版業，有人提供內容，有人在讀。
這不都是嗎？但為什麼這個工作就被拿到編輯部做呢？如果編輯做的工作，以前很重要的，慢慢就不重要了。我跟百科全書的總編輯、台北有一個討論，他提了一個觀點說：是什麼東西讓一部百科全書偉大呢？是因為有偉大的條目，他的意思是，每一個條目有他的要求，這個條目的選擇，這個條目的長短，都有一定的編輯思維。
在他比較百科全書跟普通圖書的關係時，就長度來說，在百科全書裡頭林肯總統的條目可能有八頁，柯林頓總統的條目有四頁，歐巴馬這個條目可能只有兩頁，因為在歷史上林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有這樣的份量，沉澱了他的份量。歐巴馬才開始，歷史仍然未知，所以現在只能有這樣，但是你回頭看看維基百科，正好倒過來。林肯可能有兩頁、柯林頓有四頁，歐巴馬有八頁。越晚近的人資料公布的越多，資料就越豐富，但是這個條目的長短，無法顯示出這個條目的重要性，所以就此條件來說，編輯的工作和思考，對於這種平衡性是比較好的。
這個話有沒有錯？我覺得還好，也可能不全對。但是我覺得，你讓我說說我的想法。
二十年前，我當我在使用百科全書的時候，大英百科全書是我當時認識最好的百科全書。二十年後的今天，我要用百科全書時，大英百科全書極可能還是比較好的，但是已經不重要了，沒人用了。沒人用的原因，不是被維基百科打垮了，是被搜尋引擎打垮了，因為沒有人查百科全書，而是每個人都把問題放進搜尋引擎，如果前幾個答案裡面有一個是維基百科他就點進去了。
所以大英百科全書不是不好，只是不相干了，跟現代的不相干。
這是一個給編輯的重大的提醒。
就是在新的求知行為里，如果說我的工作不是在搜尋引擎的前三名，如果我不是在搜尋引擎的旁邊、前面，或者就是搜尋引擎本身，我就跟世界不相干了。
這是更大、更嚴重的課題，這才是編輯人真正的假設。就是你要怎麼想在世界的求知活動重去發現是你這麼重要的角色，今天的求知活動離你而去，是因為你沒有在他的求知活動的路上，這就是我們該做的工作，就是編輯的工作。
你要想像一個現代人能用智慧型手機，做那麼大量的事，做出那麼多的知識。這個行為中，有多少東西跟其真正的編輯背景有關？如果沒有，那我們的價值也不高，或者說那個價值更高的編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編輯。
這是一個新課題，我們得這樣想。如果說，在過去歷史悠久貢獻良多的編輯們，當他們面臨一個新的學習情景，他能做什麼思考，他要做什麼準備，我覺得應該回去看看自己的想法。
想知道世界往哪裡去，就回家去看看你的孩子，他們在做什麼事，他做的事有沒有你在做的相關的，如果沒有，那我們就失去了跟現代的聯繫，這是我的重要提醒。
以下为詹宏志现场演讲及观众问答的下半部分：
主持人：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观众：大家好，我叫陈建林（音），我现在面临的困惑是，我虽然热爱文学、热爱电影，但是不得不向高速发展的社会妥协，进入了互联网行业。
&&&&我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有两个我在打架。一个我告诉自己，要快、要快、要快，一定不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我会对自己说，慢一点，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实现编辑身份向互联网工作者身份的转变时，您是怎么做到这两者的和谐共处？谢谢您。
&&&&詹宏志：谢谢。我去参与互联网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互联网有前途的。我做得很早，1996年开始工作，那里面有多多少少是我对编辑的好奇——作为一个编辑，看到编辑工具的演变，意识到有一种力量得去学习。
&&&&是那个学习的力量，把我带到那里去，后来产生互联网的工作角色，那是一个意外，并不是我的选择。就是说，我选择互联网不是因为它有前途，或者是世界该往那里去。这个世界如果往互联网去，也不能保证它不往别的地方去，如果还有新的行为工具，或者是社会行为的变迁，这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能在某个阶段，得以某种方式来跟这个社会打交道，这种打交道不是用我们内心期望的方式，而是社会已经形成的岗位、形成的位置，这不可避免。
&&&&但是每一个岗位要做到有力量，是你自己在那个岗位有超乎那个岗位的理解，这也是我很想提醒我的朋友、我的同事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就是这样，那你就只能是这样。如果你愿意看大一点，看到这个工作在大架构里扮演什么角色，从这个工作看出那个东西，我一面做这个，一面也学习那个，也许我未来可以应用。那你的角色会变成更大的统合角色。
&&&&如果你是在出版社做编辑、做营销，我希望你能再往上看，同时能看见这两种职位，反正是学习嘛，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有两种以上的眼光，让自己有混合的观点，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工作专长的地方，将来当这两件事有对话、有冲突，就能看到裡面的道理，这是我们能做到的。那能不能让自己再退一步：虽然不是老板，但从老板的位置去看事情，看出来各种部门的需求，还有各种资源跟社会条件的要求？
&&&&每隔一段时间，就让自己退一步。如果你已经在企业里做了负责人，也要问问自己能不能再退一步，变成这个产业的观察者，不只看自己的企业，也愿意看整个行业。
&&&&我愿意想象在这个行业裡头，跟我不同位置不同处境的人，他有什么样的题目可以工作。那我当然还可以再往后退，退、退、退，我就退到月球上了，我们就会看到地球很小，这种差异就大了。
&&&&这个“退了再往前”的能力，让我们有机会不完全为自己现在的处境所限。虽然我现在的处境，极可能只能做某种工作，但我的理解不必也停在那裡，理解可以先走一步。也就是说我的职位还没到那里，责任还没到那里，但是我的眼光可以先到那里，这不需要花钱的，这是一个可能的自我训练、自我要求。
&&&&我是说尽我所能，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幸运，可以理解所有的事。但每隔一段时间让自己退后一步，把自己当成客体看待，不要当成主体，这是一种更了解自己处境的方法，也许吧。
&&&&梅莹：詹先生您好，我是“知乎出版”的负责人梅莹，刚刚听了您的演讲，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并且觉得做编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先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在做知乎出版的过程中，有过哪些有意思的尝试。
&&&&“知乎”是作为一个知识社交平台，早在2013年，社区裡就已经有各领域的回答者，也聚集了各领域优质的回答，特别是有很多关于创业的回答。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些行业内容怎么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就想到了出版一本书，当时跟中信出版社出了一本《创业十年，我们在知乎聊什么？》，那么在做这本书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一场互联网众筹出版实验。
&&&&为什么叫众筹呢？
&&&&我们认为，当时五百万用户都有参与到出版过程中，是他们用一个个赞同和反对，让这些优质回答得到更好地浮现。尽管后续我们进行更多的结构化处理，但内容的体现，还是通过一个个的赞同和反对。这本书还挺成功的，之后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一本纸书。
&&&&很多用户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参与到一本书的出版，也没有想过自己在知乎上的回答，甚至说一个个赞同，也能够参与到出版过程中。我们也受到了挺多鼓舞，所以后面又做了主题更适合的《知乎周刊》。做完周刊之后，我们发现社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各行各业非常专业的用户，我们就想怎么给这些用户出更多书，帮助他完成出书的愿望呢？
&&&&实际上，这就跟您刚刚讲的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连接非常相关。
&&&&我们的编辑，现在整天都在想这件事。
&&&&在做书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有两个有意思的尝试：
&&&&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基于用户在社区里的回答写文章，举办live、搜索等等，通过行为数据看到一些趋势，帮助我们去做选题判断。用户有了文章回答，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他的专业水准，以及他的文章风格，帮助我们进行作者筛选和后续规划。
&&&&第二，是我们有了知乎书店。一本书不是出版之后就结束了，而是通过读完这本书，又回到社区，使得作者跟读者建立起更好的连接。这是我们的两个有意思的尝试。我们很想知道对于数字出版，有哪些是您觉得本应该实现却没有实现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詹宏志：大部分我心目中想象的数字出版，都还没出现呢。我很推崇知乎的成就，但你刚才所描述的情境，并不是知乎最大的成就，它只描述了目前的阅读环境是“双元过渡”的。
&&&&意思是说，如果已经有一个知识社群平台，为什么还要出书呢？就说明这个社会的阅读状态，还是分工的两面组成的。所以，知乎有周刊、有出书、有书店，都说明了这是一条走一半的路，而没有说明它是一个答案。只说明社会目前状态是这样。
&&&&那答案是什么？我也不是很知道。就是说，有非常多的编辑工作，看起来已经有了变化。
&&&&有一些数据或者AI，能够代替编辑的某种角色，更像过去的编字典，知道这个语言本身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现在跟互联网每天在发生。这件事可以用一个程式来采集，所以一个知识点的进展，就是说它小的修订，是可以完完全自动化的。那这件事，作为一个新的编辑力量，并没有出版社拿来印，这些事现在都还藏在各个学校语言研究室裡，这个是编辑工作。
&&&&最早做搜索引擎的时候，百度也好、谷歌也好，都是做关键字的相关比对。但是，那时候韩国的Naver做了一个事，一个关键词的搜索频率到一个地步，编辑就介入了。就让们在搜索这个词条的时候，我第一个找到的东西，其实是编辑给的答案，而不是从网页空间裡抓回来的答案。
&&&&过去我们在编工具书的时候，选条目是人工来选，现在是用频率来选，是众人选，就是有一个条目有一百万人的搜寻频率，我就要动手了，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这是编辑的工作，这是编辑流程。
&&&&知乎做了前面社群的摸索，这是最为有意义的。那现在让它转换成跟社会沟通的方法，还可以把传统的工具放进来，这也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说着表示现阶段是双元过渡，不表示它是一个终级的答案。终极的答案，是要赶快离开这里，去看下一步在哪里。这当然还可以做，只要每天还有人买就还值得做，如果我们停在这裡，反倒是数字出版的停顿，这是我的意见。
&&&&李婷：詹老师好，我自己是一个编辑，入行有九年时间了，前面一段时间，我是在传统出版社里工作。后面一段时间里面，我在做电子出版的探索，我现在自己在创业，在做一本线上的课题杂志叫《离线》。
&&&&我觉得前面一些人提出的观点，可能会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沉重，但是我我身边的一些编辑，其实他们对目前出版的环境认识还是挺清楚的，就是出版行业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实际上编辑本身的价值，没有受到影响。
&&&&我认识很多编辑，他们在成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桥梁，我觉得很多编辑还是很清醒的。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困惑其实还是在于，现在互联网上很多垃圾信息，这些东西是在慢慢去抢占大家的注意力，而人的注意力本身是有限的，而且大家在分辨这件事情上，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比如说编辑可能更多时候去想，怎么去抢占读者的注意力，怎么让把更好的内容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你是值得去付费的。
&&&&我们读一本纸制书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默认的观点：我一定会为一本纸制书付费，因为我要去买它。现在更多的人提起信息、提起知识的时候，可能会去想：我是可以免费获得的，不用再去买电子书或者买纸制书。
&&&&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编辑的困扰，在现在这种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让大家更心甘情愿去为有价值的信息付费，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行为，而不是说去挑选免费的内容。
&&&&詹宏志：谢谢，这个题目也很精彩，所以也很难回答。我试试用这样的角度看它，第一个正是因为网络上的讯息，怎么讲？“挟泥沙俱下”，坏东西、好东西混杂。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会相信编辑有价值。
&&&&如果信息都很明确，没有人需要帮忙。我开玩笑说，我从小在乡村，我们村裡头就一家大餐厅，所以大家婚丧都在那做。然后又有五、六家小面馆、有七、八个摊贩，所以整个村子裡，你所有可以外面吃的东西，你是完全知道的。所以我完全不需要一个米其林指南，因为每一家他卖什么、食材跟谁买，我心裡都是晓得的。我其实不需要指导，我也不需要评论，我也不需要引导。
&&&&但是当数量大到一个地步，而且我又是初来乍到的话，比如我来到北京，我到哪裡吃饭？这时候如果有本书，哪怕只是其中一个观点，对我来说也是有参考性的，但因为我没有力气、也没有办法，来掌握这样一个大城市的饮食面貌。所以一本餐饮的评论也好，指南也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今天的互联网正是一个这样的情景，信息大到没有人要。
&&&&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以为搜索引擎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搜索引擎搜索出来的东西，你也没办法料理。早年在97年98年，我看到韩国Never在做的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做了很多编辑的工作，把资料输到这个电脑裡面，我以为那是一个编辑的工作。他说不是的，因为网络上能找到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搜寻者什么都没有，他不得不输进去一些东西，这跟阿里巴巴一开始把电话号码输进去是一样，因为网络上的信息太少了。
&&&&现在不是了，你到谷歌上面找NEW YORK
CITY的TRAVEL，它就跟你讲说有一千一百万的网页符合你的搜索条件，我用了0.23秒。那一千一百万个搜索结果对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我的学生说，如果网页上搜索一个结果出来，你会点进去看几个项目才停止？我的学生说三个，而我点两百个我都睡不着觉。当我看完两百个之后，我要怎么猜测这二百个之后的东西，是比较不接近我想要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像我想要的？
&&&&那么，两百个后面还有多少个？如果它有一千万个，两百个后面还有九百九十九万九千八百个，两百除以一千万，趋近于零。我等于没做一样，所以说，搜寻出这么多结果，是知识丰富的表现吗？
&&&&这是我心目中的：“丰富，其实带来另外一个不满足”。
&&&&我希望它给我第二层，它告诉我说哪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能不能基于搜索引擎现在的工作，它有第二重：搜寻的来源，这个来源有哪几种类别，有的是从书上来，有的是从一般网页上来。这个书是什么来源？如果我能够更知道他的来源，我会更知道，我到底要放多少的信任在裡面。
&&&&这就是编辑的概念。
&&&&我说信息来源越丰富、信息来源的背景越参差，我需要的帮助就越大。但是这件事今天竟然没有人解决，那如果没有人解决，那就是说，下一个工作机会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网络上的信息现在越来越真假难辩、越来越垃圾黄金不分，这件事是重大的挑战，是重大的工作机会，是重大体现编辑价值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只说显然逻辑上如此。
&&&&那么，是不是把他做好，我们就收费了呢？这个我不知道，收费这个行为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生产条件。在未来，资讯收费的位置，是不是在读者这端我不是很确定，收费会落在哪个位置？落在哪一个状态？
&&&&不是说过去纸媒大家花钱买书，今天我们就花钱买某一个订阅，不一定的。因为我也可以这样说，在过去纸媒的时代，假如我定一份报纸，我买一个报纸，我花一点钱，我买一份报纸十块钱（台币，两块钱人民币），这纸张的钱，印制的成本其实超过十块钱。意思就是我在街上卖一分报纸，那个报刊还拿走了四块钱，报社只拿六块钱，这连纸张钱都不够。所以我在买一份报纸的时候，报社其实是在补贴我的。
&&&&你不要看到买的十块钱，应该要看到他补贴的事实。报纸在取得我这个读者的时候，他并没有收我的钱，他是补贴我的，当时这么一个工具。但如果报纸用互联网送给我，报纸就没这个工具，所以理论上他把报纸送给我，我读了，他每天给我两块钱是应该的。
&&&&所以我要说，因为报纸是一个影响力经济，因为有一百万人看他，他有影响力，他把影响力出租给别人，那就是广告，他收费的位置在那（广告），并不在这里（读者），我们买报纸的时候，他是在补贴我们。
&&&&电视也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过去我们看到的交易行为，每一件事都是收费的，我们得要检查，他里面有些东西收费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些东西收费是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不完全觉得所有的路都要走到收费那一步，有一部分可能是往别的地方去。
&&&&观众：我看詹老师的从业经历，可能除了编辑出版人，还跨界到音乐、电影等领域，我想问的是：您在跨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您感觉到自己能力的边界，或者自己能力的短板？那么在遇到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您是迎难而上？还是转头找自己更擅长的事情来做？
&&&&詹宏志：老实说，我真没做过别的工作，哪怕我在做大家所说的“跨界”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用我唯一会做的、就是做编辑的工作去看他。我并不是真正做影视的人，也并不是真正做音乐的人，我总是要从里面找出用编辑可以理解的逻辑，来看待他。
&&&&首先，编辑是很伟大的工作，什么事都能理解，所以就看起来好像其他事在这个架构底下也能工作，显然我工作的方法跟真正行业里头的人，是有一点不同的，我会尽我所能想多了解他们所了解的事，以便跟他们学习。我也可能比较接近你说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硬着头皮上的，最后练就的就是很硬的头皮。
&&&&因为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见得都懂的。我们就是要勇敢一些，去试，不然它也不会发生。那同样这些想法，后来我有机会感染我的朋友了，一个可能比较有名的例子，大家可能也读过这个故事，就是李安的故事。
&&&&李安在美国的时候，当时他没有身份。
&&&&他没办法回台湾，因为他怕一出美国就没办法回去。他写了一点剧本，当时他们是住在纽泽西，他很受美国电影圈的注意，说这个学生很出色。所以一个经纪公司签了他，常常帮他安排一些拍片的机会。
&&&&他带着剧本到纽约，跟很多制片人谈。谈了两三年，没有一件是谈成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亚洲人，从来没有拍过电影，所以这个电影案子，從沒有成功過。我在纽约认识了李安，我想自己或許能帮上忙，我就说，我帮你把那些剧本带回台湾吧，我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带了两个剧本回来，就给了台湾的中影公司他们看，他们看了也有兴趣，联络李安说，你要不要回台湾拍？李安说，我不要回台湾拍，我搞不定摄影者啊灯光师啊这些人，我要在美国拍。中影说，你要在美国拍，那就算了。我跟李安讲说，既然没有人要拍，那我帮你把这两个剧本拿去参加剧本奖好不好？万一得奖，还有点钱。
&&&&他也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我就带着这两个剧本，去参加台湾新闻局办的一个优良剧本奖，这两个剧本，一个叫《推手》，一个叫《喜宴》。结果两个剧本拿了两个第一名，并列第一名，每一个第一名，有二十万的奖金。
&&&&这个钱，当然对那时候很苦的李安有一点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这件事刺激了台湾的中影，出了一张机票的钱，要他回来。
&&&&台湾的电影公司跟他讨论了一个非常小的预算。
&&&&一个一千四百多万台币的预算，拍《推手》，换算起来不到50万美金，这个钱在美国拍电影太难了，比学生拍片的资金多一点而已。所以他非常困扰，他不知道这件事他到底该怎么想，所以就问我意见。
&&&&我跟他说，我也不是那么懂电影的预算，就这个钱到底够不够，我没有概念。我说这样好了，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办个party，我把这些拍电影的人找来让他们跟你说说。
&&&&这样子，李安就来我家，我就把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等都找来了，那大家就给他各种意见。有人就说，你拿着钱去美国，别回来了。就各种半开玩笑，提出各种意见。
&&&&我就记得侯孝贤跟他说，这个钱是多是少，你都得拍。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来的，你必须让这个事开始，你才有往下走的可能。所以你要想出一个方法，让这五十万美金可以拍，如果这件事做成了，你才会有第二个戏和其他的未来。
&&&&这话是说中了一些事。
&&&&李安那天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决定回去了。所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找了一个他的学长，这个学长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但也没拍过电影。
&&&&李安就去找他，说有一个拍片的机会，但钱非常少，可以去谈一个拆帐的和分成的机会，但可不可以所有人都不要钱，让这个电影给拍起来。
&&&&这个朋友想想，说得有道理，他的电影公司没拍过戏，他需要一个案子，所以这个人就说，没问题，全力以赴。大家都工作，大家都不要钱。
&&&&李安的《推手》出来的时候，我看那个电影里面，每个角色我都认识，就是我们纽约的左邻右舍。除了几个演员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在美国留学、打工的朋友，每个人都来帮忙，没有人拿钱的。
&&&&最后《推手》出来的时候，一个五十万美金拍的电影在美国卖了一千六百万美金，是一个被称为“当年度的最佳独立制片”&，用这么少的资源，最后得到这个成果。一千五百万不是很大的票房，如果你是好莱坞的电影，你早已经死了，因为你成本就已经上亿了，所以一千五百万是很少的钱，但是相对于他的制作成本，这真的是非常高的投资报酬率。
&&&&李安到今天为止，拍片向来是在预算内，而且在预算时间内拍完，天下很少有这种导演。但是他第一次所做的工作，勇气超过能力。
&&&&所以说，碰到困难是要往前进还是转身去寻找其他资源？我的答案有两面。
&&&&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题目跟资源之间往返，有时候你需要回去找资源，但是在大部分时候，你回去找资源跟是不是勇敢面向前去，两件事不冲突，你回去找这个原因，也是为了顶上去。我猜想，创造无中生有的事，勇气远超过一切的能力。
&&&&我觉得李安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希望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观众：詹老师你好，我本身不是编辑，但是您今天讲的编辑的思维，让我很有启发，我想问的问题呢，跟您刚才讲的一句话有关系，您可能是无意中可能也有意，讲到一句话，叫做：我已经失去了跟年轻人对话的能力。
&&&&这句话就会让我想到所谓的沟通的示范性障碍，但是更中庸的说法可能是，有时代差异的人，他们失去了与彼此的对话能力。我就在想您刚才提到的编辑思维，讲编辑它的本意是一种媒介桥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从这种编辑思维的议题，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就如何来打破这种隔膜的状况，也就是说，有时代差异的这种人之间的沟通，和这种隔膜的状况，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建议吗？
&&&&詹宏志：我就是有障碍的人，我怎么能给建议呢？
&&&&观众：因为我本人也是有这个障碍的人。
&&&&詹宏志：一个人沟通的能量，在某个时候会来到一个地方，跟他原来的能力不同，这是自然规律，这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的年纪一大，你关注的内容其实是有点不同的，所以这个话能找到共鸣，很可能是跟你有相似经历的人。不是我不了解他，他也不太了解我。因为对他来讲，这么复杂的人对他来讲很麻烦，我必须承认这个事，我才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吸收的管道，这是前提。我必须承认我听到的话不可靠，我要再问一下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你听到了什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他？
&&&&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互联网，所以我的办公室没有年纪大的人，我是唯一的年纪大的人，我必须提醒自己，因为我所有的网络行为都不是自然的。年轻人的网络行为都是生活上的内容，我不是。我是强迫自己，这个微信这么讨厌，我还得用，脸书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我得用，因为我得知道别人在干吗，我得强迫我自己，我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就离开了，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这是基于我对这个世界我想要了解的渴求。
&&&&我想说的意思是，你要提醒自己，你不要以为你还是那个年轻的自己。你现在接收到的都是同世代的人，都是六十岁的人，你听到的不是二十岁的声音，那二十岁的声音你需要媒介，你需要认真的去寻找那个媒介，你要认真的叩问那个媒介。
&&&&某一天，会我们无法理解某些人，这是自然规律。你总是会发展成一种人，因此你就不能理解另外一种人，但是如果你对了解另一种人有渴求，你会努力去寻找那个媒介，你会问那个有能力接受这个讯息的人，那这个虚心叩问，就来自于这个警惕。
&&&&我想，说这个话的意思，也是在提醒自己，我知道我不能有一个自然的语言，说什么我自动就跟20岁的人沟通了。我现在一说话，所有年轻人都变得非常恭敬，那就是表示你跟他没有关系，他们就很礼貌，表示很疏远的意思。这是自然规律，我不管多和蔼都没用。
&&&&你如果警觉到这个事了，你就得非常小心，你不要以为你了解他们，你不要以为你在线上看到的事，你听到三言两语，你就觉得你知道那个语言的面子是那样的，如果我知道我有这个危险了，我就会小心谨慎叩问再三，有没有可以勉强自己理解的部分。
&&&&所以，沟通是一个结果，沟通的过程是一个能力。
&&&&这个来自于一个自我提醒：你要相信时时刻刻保持天线的畅通是重要的事，我们的天线设计因为太老了，需要借别人的天线帮助，我要去注意那个认真观察其他人的年轻人的研究，那些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这是我工作的时候，如果我退休了，我就完全不管了，我并不觉得我有了解年轻人的义务。
&&&&好了，那我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了，谢谢大家听我的胡说八道，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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