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大师的竞技场里的圣杯纹章要怎么获得啊？_百度知道
武器大师的竞技场里的圣杯纹章要怎么获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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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大师竞技场是一个比较肝的活动，首先要获得一定数量的圣杯印记，所以选择人机/匹配/排位翻车率会低一点，圣杯印记用来兑换圣杯精华，前后者的比例为1:10，圣杯精华只能兑换守卫皮肤，有几率获得水晶。玩家进入试炼场要消耗圣杯印记，武器大师竞技场的三个模式分别为勇士试炼、史诗试炼、传说试炼，具体任务和奖励如下：勇士试炼(2圣杯印记)：战斗胜利获得30个圣杯精华，战斗失败获得10个圣杯精华。史诗试炼(10圣杯印记)：在极地大乱斗模式中进行，战斗胜利获得300圣杯精华，战斗失败获得100传说试炼(25圣杯印记)：在极地大乱斗模式中进行，获胜奖励375圣杯精华，失败奖励125圣杯精华。接着在贾克斯博物馆中用圣杯精华兑换7天守卫皮肤并获得水晶，开启水晶获赠圣杯纹章，圣杯纹章用来兑换稀有限定皮肤，如果之前已经有皮肤的话可以考虑合成这些剩余的战利品，有可能合成为永久皮肤。另外，武器大师竞技场开启竞技场成就，分为胜场达标奖励和精华累计获得的额外的奖励，开启奖励获得永久皮肤的概率非常大。获胜场次越多，获得的圣杯精华越多，奖励也就会越多。
开水晶有机会获得几天方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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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 类 全部小说细说民国大文人 思想大师卷 （四、马寅初 五、李叔同 六、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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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思想大师卷 （四、马寅初 五、李叔同 六、马一浮）
四、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关键词：壮怀、激烈、识见、拥戴、论争、执着、昭明、农书、公案、情谊、仁厚、耿直、简朴、风趣、和谐、逸事、兄弟、演讲、百年】
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希望他能学做生意，继承家中酒坊，但他却只想读书。为此，马经常挨父亲责打、罚跪，但他“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过鸡窝里。十五六岁时，马寅初想到上海求学，遭到父亲拒绝后，他愤而投河，幸亏被一名船工救起。经过此事，父亲终于让步。此后，马寅初拜上海瑞伦丝厂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读书。
到上海后，马寅初进入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即便如此，第一年英语考试仍是不及格。但他并不气馁，利用早晚时间不断高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马寅初告诉钱荣堃，他原本在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但到美国留学时改学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马寅初博士毕业后，导师赛利格曼教授邀请他留校任教，但马拒绝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当时袁世凯正谋划称帝，袁的说客便以马是袁总统任内派出国留学的为说辞拉拢马，马断然拒绝，并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以堵说客之口。从此，他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着书立说，寻找强国富民之路。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着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赶紧把马送走了。
面对马寅初的公开声讨，蒋介石气急，说马是“嵊县强盗”（按：新中国成立前嵊县以出强盗闻名），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蒋介石对马寅初十分不满，1940年12月6日，蒋派宪兵逮捕了马寅初，将他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则以“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敷衍了事。
1941年3月30日为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巨幅寿联，云：“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他一个人住一套平房，看守警卫及勤杂人员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时四菜一汤，可以看书，与家人通信只能谈家事，生活尚可，但完全与世隔绝。警卫人员多为农村青年，人很朴实，经常拿着课本向他请教，没有人为难他。他还谈及，在息烽时，每天下午4点他都到外边散步，每次都有一二十人随行。此地是荒野，平日没有人烟，但每天此时，他总是看到远处也有一群人跟随着一个人在散步。日子久了，他想这一定是“同路人”，便隔着五道铁丝网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因相隔太远，他一直看不清楚到底是谁。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人便是张学良。
警卫陈凤超奉命看管马寅初。1941年2月的某天早晨，陈见马神色有异，便问其故。马好一会儿没有开口，半天才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命中来说是个关口，我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人，今天我身在虎口，凶多吉少，恐不能过这个年龄。”说了流泪不止。陈忙劝慰，马才心绪稍安。这一日，息烽集中营奉上级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也高兴得喝了少许酒，自此之后他便宽了心。马寅初与陈很是投缘，离开息烽时，特地告诉陈自己在杭州的地址，让陈去找他。新中国成立后肃反，马寅初还为陈凤超做证。
马寅初被幽禁后，各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行动。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要求，蒋为取得美国支持，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潘序伦回忆，当时他请马到其创办的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以缓解马家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知道后，威胁潘必须立即将马寅初免职。正好此时已是1945年5月，日本已有投降之意，故潘并未理会陈的命令。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在上海的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只身前往南京演讲，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开口便说道：“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我这次来，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做好安排。……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马寅初往返的路上一直有两个特务跟着马寅初，故中央大学学生一路组织护送。
1948年，马寅初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更是公开嘲讽蒋介石是“头号大真空管”，他说：“蒋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光光的、秃秃的，头号就是最大。”
在上海的一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有人说孔祥熙、宋子文收买黄金，提议没收他们的财产，马寅初说：“错在要打内战的那个人。”
马寅初曾对学生们笑谈：“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是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
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便开始抨击军阀和官僚，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中说：“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7年，马寅初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期间，力主禁烟。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并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决不妥协。”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歌谣《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察，马寅初认为应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倡议，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多次说：“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因人口论争赋闲后，马寅初曾着手编写《农书》，但遗憾此书未能问世。
看穿国民党的腐败后，马寅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抗战结束后，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并常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马寅初与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会面。这是毛与马的初次见面。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1949年3月，毛泽东抵达北平，马寅初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马寅初对毛泽东极为景仰和崇敬。他决定，如果生下孙女，便起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则起名思泽、思东。于是，马寅初唯一的孙女叫马思润，而次子马本初先出生的两个儿子名为马思泽、马思东。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1年，国庆游行的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正赶上秋雨滂沱，等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热腾腾的姜汤已经摆在桌上了。马寅初喜形于色地对学生们说：“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电话告知学校，备好姜汤的。你们抬的红楼模型，毛主席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后。毛主席回头问我：‘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损坏吗？’我说：‘一切还是原样，毛、李（大钊）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听后备受鼓舞，将其调查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如此，马寅初仍对毛崇敬有加，当他看到毛搞个人崇拜时，十分担忧。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崇拜，那样“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根据他的建议，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马寅初对此极为震惊，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仅4年，我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多。
不久，年逾古稀的马寅初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回到北京后，他惊呼“小孩子太多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马寅初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一出，便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一度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但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反右”开始后，康生等人想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特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但据许涤新透露，即便有了周的指示，马仍被划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此后，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对此，马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扞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此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北大校园里响起了“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开始，马寅初认为大字报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便让秘书王克宥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王也就不再抄录。接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马寅初不出席的批判会，他们便专门从会场接了一条电话线到马家，让他洗耳恭听。马寅初出席时，他们则让人轮番上台发言，指着他的鼻子批判。在经济系的一场批判大会上，有人竟指着他大声吼道：“对你这种人就是要带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阶级仇恨批判！”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很快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且他的申辩权被剥夺，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画上了句号。
马寅初常说：“总要有人肯站出来讲话才行。”“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很久，马还未到。于是主持人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坦然道：“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此后，马寅初又在一次声明中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马校长的这番话，鼓舞了许多北大学生，在往后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一想起老校长，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庆典发言时，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7月，康生亲自披挂上阵批判马寅初，他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指责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驳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9夏天，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要求他进行检讨，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马寅初的堂侄女婿陈立受众人之托前去劝说马寅初进行检讨，马问：“这个检讨怎么写啊？”陈说：“你随便写几句，敷衍敷衍就可以了。”但马坚决不写。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对马寅初的批判愈加剧烈，对此，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马寅初坦然面对批判，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马寅初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马寅初并不因自己受到批判而颓唐，在孙子马思泽的记忆中，祖父每天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仍写作到很晚，每到周末便带着孩子们上公园或去郊区爬山，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人口论争结束后，马寅初在沉默中度过了20年半隐居的生活。然而时间却告诉人们真理何在，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小标题完全一致。1979年，《光明日报》登载文章称：“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1979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清净了20年的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马寅初家中，对已经98岁的马寅初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寅初高兴地回答说：“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率先为马寅初翻案。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一事做了深刻检查。马寅初感慨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1980年，98岁高龄的马寅初在病榻前接到了北大党委书记周林送来的“北大名誉校长”的聘书，周同时告诉马，北大将重新出版其《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写信告诉潘序伦，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最初由北大印1万册，顷刻售罄。之后人民出版社续印10万册，亦几天就销售一空。潘委托徐代购5册，但徐只寄来4册，并复信说，四处搜索，只得这四册，想来书店加印的10万册，也已售罄。
早在民国年间，马寅初就致力于农村建设。马曾与好友朱孔阳商讨筹建“农村公社”类型的“新村”，以实现二人共同的“大同社会”理想。按他们设想，在“新村”里，农民自耕自给，无地主，无老板，自己推举管理人员，专司组织生产及内外交换商品之职，但又不脱离生产。二人经过一番努力，筹集到一批款项，在玉皇山下购得山地百余亩。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却因战争日迫及资金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此计划。
当时农村民众任意建坟，“死人占了活人田”，有碍农业，又乏人管理，常有饿狗扒食尸首，既碍卫生，传染疾病，又不人道。马寅初、朱孔阳商议后，经多方努力，以集股的方式，募得资金，在杭州郊区留下镇附近购得不能耕种的“僵土地”（又称“漏水地”）二百余亩，于1932年，正式开办了“杭州泉唐公墓”，由马寅初先生任董事长，马一浮、项兰生等为赞助人，朱孔阳任总经理。公墓专门辟了一地块做“义地”，埋葬乱坟堆被抛撒的尸骨以及死后无力安葬的穷人。“泉唐公墓”的建立，对杭州地区改革丧葬旧俗、保护耕地及保护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杭州市民所认同，得到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年已八十的马寅初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他借着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马寅初用墨笔将文章写在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将宣纸按顺序黏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以便防潮防蛀。写累了，他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1965年，耗费三年光阴的《农书》初稿完成，全文共100多万字（一说150多万字）。完成后，马寅初又认真地从头到尾做了一次修改，修改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用红笔。到1965年年底，他完成了第一次修改。
有一次，马寅初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望马，进屋时，马正在写《农书》，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见他进来，有些愤怒地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召集全家人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文革”爆发后，虽受到周恩来的特殊保护，马寅初免于抄家之祸。但马家并不能置身于“文革”之外。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回忆，“文革”开始后，马寅初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8月，从浙江寄来厚厚的一封信，全是浙江各大学的批马传单，随后，同住总部胡同的张治中家被红卫兵冲击，李烛尘家中被查抄。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日，马本初在客厅环视一周后，轻轻地对马寅初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家中无人反对，大家便开始动手除下客厅墙上的条幅、字画（其中包括何香凝送给马寅初的一幅“下山虎”国画），拿出书房的马寅初与友人的来往信函、中外书籍、各种文献资料、手稿，包括两藤箱的农书手稿，投入炉火中。马寅初则静静地躺在竹躺椅上，看着他们收拾。
当时12岁的马思泽承担了焚烧工作，他自作主张保留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马寅初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的寿联，他并不明白寿联的内容，更不清楚它的来历，只是因为知道署名的三个人都是没有被打倒的国家重要领导人，所以留下了，而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同为马寅初六十寿辰时新华社所送的对联。
马寅初撰写《农书》时，往往写完后便将书稿卷好收起，没有向人谈及书稿之事，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的详细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鲁迅与马寅初是绍兴同乡，但二人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少有好感。1926年秋，马寅初应邀到厦门大学演讲，厦大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是“北大人”，校长林文庆特地函邀“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作陪。鲁迅收函后，拒绝前往，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如此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短缺，希望能从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的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到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拒绝与马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他不仅冷漠，而且热讽。
1928年1月28日，鲁迅以“楮冠”的笔名在《语丝》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讽刺马寅初道：“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1939年5月，马寅初在重庆首次与周恩来、王若飞见面，周对马十分尊敬，表达了对马主张抗战时期征收临时财产税的支持。这次会面改变了马寅初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后来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马寅初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一直积极营救。马被释放后，住在重庆歌乐山，蒋介石不许他教书、发表文章，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由《新华日报》发表出来，并给予马最高标准的稿酬，马寅初深为感动。
1949年3月，在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到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旁，大声对周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无论在什么场合，马寅初只要一提起周恩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周总理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好朋友。”赵其渊回忆，马有次评价周说：“总理之才、之美，人们共仰。”
人口论争过程中，周恩来恳切地劝说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了。但拒绝后，马觉得对周有所歉疚，于是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时，特意加上《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年初，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周恩来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
马本寅回忆，“文革”开始后的某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原来，周恩来将马寅初列入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马寅初平安度过了这场浩劫。
1972年，已是90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经诊断是直肠癌，家属要求手术，但医院认为马年纪太大，坚持化疗。马夫人为此请示国务院，周恩来说，应该尊重家属的意见，并且让医院以后向他本人汇报诊治情况。之后，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经过两次手术，马寅初奇迹般转危为安。严仁赓去医院探望时，马闭目不语，只是喃喃不休地说：“总理救了我的命。”病愈后，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2年，一次是1972年。”
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去北京医院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怕下午去吊唁时大小便失禁，所以水米未进，由孙儿陪同，前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进得吊唁大厅后，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随后，他坐着轮椅，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孙儿们只能推着他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后，他坚持要求孙儿们扶着他回来，向周总理的遗体再次鞠了三个躬。
儿时，马寅初非常爱吃家乡的油条。他留学归国时，炸油条的朱师傅仍在卖油条，但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马很是同情朱，便为其向店家预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并嘱咐店家说，每次朱师傅来时，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因为他知道朱爱喝酒，怕朱拿去换酒喝。
抗战前，马寅初在杭州九溪结识了一个小菜馆的老汉，每次下山必到小菜馆饮龙井茶，与老汉闲谈。他还给小菜馆题款，挂在店前做市招。1950年，他任浙大校长时，老汉已去世，但他每次路过仍去喝茶，老汉的女婿照例为他备上龙井。
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马寅初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并常查看他们的伙食，向学校当局提出增加“战区学生贷学金”，改善学生伙食。有位学生先后两次病重，马寅初组织学生赶紧将该学生送到医院，并写介绍信请医院加以救治，学生顺利痊愈。一次，训导长王克仁为了一件小事便决定开除两名学生，马寅初坚决反对，最后王不得不主动辞职，离开重大。
马寅初到重大不久，便倡议组织教师聚餐，增进交流。每到春节，他总是一早便到员工宿舍，挨家挨户给教职员拜年。
马寅初曾邀请潘序伦到重大讲演，每次都招待潘住在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极为周到。抗战期间，潘序伦得了严重的斑疹伤寒，马寅初夫妇常到歌乐山医院看望他，知道他喜欢猫，还特地送来一只小花猫陪伴他。
1942年，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被软禁中的马寅初则被转移到桂林。途中，马寅初看到许多逃亡大后方的青年学生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境况十分狼狈。马不忍见他们身处绝境，便坚持腾出运载行李的卡车，带着这批学生一路同行。之后，这些学生和马寅初成了忘年交，常到歌乐山看望马寅初。
一次，杭州解放军慰劳总会的交际处处长马文车到马寅初处汇报工作时，滔滔不绝地品评当时的一些统战人物，词锋锐利，言语之间不免嘲伤他人。马寅初一直微笑不语，最后只是语重心长地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953年，马寅初到杭州莫干山休养。一天，他的派克钢笔不见了，他轻轻说了一声，结果被工作人员听见，反映到疗养院保卫科。保卫科立即找到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谈话。马寅初知道后，极不高兴：“我只说钢笔不见了。不见，不等于说被人偷了。保卫科怎能这样胡乱怀疑这位服务员哩。”他立即让保卫科停止这种做法。之后，他在某件衣服的口袋中找到了钢笔，心中更加不安，一再对服务员道歉说：“都是我的错。”服务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5年8月，北大一名睡在上铺的上海籍学生黄柏松半夜从上铺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天之后，黄柏松的父母从上海赶来，校长马寅初亲自接待，安慰家长。同时，学校马上给双层床发绳子，让学生绑在床前，说是高教部紧急通知，必须为所有没有防护装置的双层床安装防护设备，先用绳子作为临时防护。宋运郊说，从一个学生的事故，到校长关怀，再到高教部的紧急通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由此可见马寅初对学生的关怀。
北大学生莫述诚回忆，1956年，他得了风湿热，情况十分危急。同学将此事告诉马寅初后，马寅初立即到校医院看望莫。得知莫是浙江湖州人后，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十八九岁的少年说：“我们是老乡，兄弟是嵊县人。”离开时，他对莫说：“你的同学给我写了信我才知道，我来晚了！真对不起！”随后，他伸出三根手指说：“请不要着急，三天之后我一定让你住到好的医院去。”果然，第三天上午，救护车将莫送进了苏联红十字医院。莫述诚后来才知道，当时红十字医院的号已经预约完了，马寅初打电话请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帮忙，这才挂到了号。
某年冬，北大的暖气用煤不够了，马寅初怕学生受凉，便驱车到煤炭部找部长要煤。煤炭部长深觉为难，因为各单位都缺煤，便让门卫挡驾，说“部长不在”。马回答说：“没关系，我就在门口等他回来。”将车停在煤炭部的大门前，摆开了坐等的架势。部长无奈，只能答应为北大供应煤炭。
马寅初到宿舍看望新生，不时翻开学生们的被褥看，当时已是9月，一些南方来的学生怕冷，马寅初便对随行的人员说：“请总务处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给大家添被，千万不能冻着他们。”当天傍晚，棉被便送到了学生们手中。
某次，学生宋运郊正在食堂低头吃饭，菜是肉片白菜，忽然有人伸手接他的筷子，原来是马寅初。马接过筷子，从他的碗里挑出肉片，数了数肉片的数量，然后问宋道：“这是什么菜，多少钱？”宋告诉他是肉片炒白菜，两毛钱，他听了后微微点头说：“还可以嘛。”又一次，宋运郊在食堂吃山鸡，马寅初进门后，问道：“你吃的是什么？”宋答：“这是山鸡。”马寅初很不解：“山鸡是什么？”宋解释说：“山鸡就是南方人说的野鸡。”马又问：“那为什么不叫野鸡而叫山鸡？”宋运郊感到了一种童心，忙说：“北方人不兴说野鸡，因为那是妓女的别称。”马“哦哦”两声，问过价格之后又问口味如何，宋运郊说还可以。最后马又问道：“哪里来的这么多野鸡呀？”宋告诉他可能是北大荒开垦带来的，听说整车皮地进北京。他点头说：“这就很好，很好，不贵不贵。”然后缓缓地离开了食堂。
宋运郊还回忆，一次，他在小饭厅的南头吃饭，马寅初进来了，问同学们吃的什么，好吃吗？营养够不够。快考试了，吃这样的饭菜能够应付考试吗？不久，学校就统一发给每个同学一大张红纸的餐券，分30个小格，每格1角钱，作为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
北大学生诸天寅回忆，50年代，马寅初从国外带回一批搪瓷饭碗，指示学校免费发放给学生。诸天寅家生活困难，入学后的第一个冬天没有棉衣御寒。其表舅以浙江同乡的名义写信给马寅初，反应诸的情况。不久，诸便接到通知，学校决定补助他一套棉衣。后来诸天寅才知道，补助款是马寅初从校长专用经费中拨出的，而且得到补助款的学生不止诸天寅一人。
1956年，北大学生举办鲁迅逝世20周年活动，提议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北大演讲。马寅初应允。但是，演讲当日，马并未出席会议。事后，学生都好奇马寅初为何失约。有人问到校长办公室主任高望之，不料得到的是当头棒喝：“你们还是北大的文科学生呢！”后来学生们才明白，30年代马寅初和鲁迅曾有过笔墨官司，故没有到会。但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他还是答应让许广平来北大进行演讲。
1958年，北大经济系的教授下放到京西山区斋堂村劳动锻炼，当时处于暴风骤雨中的马寅初不顾一路颠簸，前去看望他们。晚上，他本想和教授们一起住土炕，教授们只好以晚上他要洗冷水澡为由，劝他住到乡政府。次年，马寅初再次到斋堂看望第二批下放的北大教授，并坚持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七十七岁的马寅初还加入背粪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用背篓背粪。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每一次回家乡考察，都要给乡间的儿童们带糖果。他所到之处，都被乡亲父老包围，遇见困难的老者，他常慷慨解囊接济。
马寅初的保姆马凤仙回忆，马寅初对家中的服务人员也很关心。一次，她听说马寅初要出去玩，也想同去，便让马寅初的孙子马思一去问马寅初是否可以带她去，马寅初立即同意。此后，马凤仙随着马寅初一家去过故宫、颐和园、十三陵等地，马寅初还充当导游，给他们讲解。每到过年，马寅初便邀请家中的服务人员一同吃饭，给他们敬酒，让他们觉得像在自己家中过年一样亲切。
马思泽和弟弟们在院子里玩，突然看见一窝蚂蚁正在搬家，几个小孩子顿时兴奋起来，手捻脚踩，开始“剿灭”蚂蚁。马寅初正好走出来散步，看见后，用手杖戳地，愤怒地对几个孙子说：“这也是生命啊！”
马寅初的外孙女马思奇回忆：“当他（马寅初）看到我们逗弄小昆虫、小动物时，他会一边急切地用拐杖敲着地一边阻止我们不要弄伤它们，让这些小家伙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漫步；他还时常提醒我们，按时去给从外面溜进院子里的小猫喂点食物，以免饿坏了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灵。……他极为喜爱院中绿绿的树木和花草，嘱咐我们在玩耍时不要碰伤树上的嫩枝和地上的小草……”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友人到马家找马寅初，马不在家，来人便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三百块银洋给你吸烟，这一千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到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说完便告辞离去。马寅初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待他讲完，马寅初已眉头紧锁，大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一千三百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决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老潘只好将钱如数归还。
马寅初的侄孙马大成回忆，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在任浙江省府委员时，嵊县县长为讨好马寅初，准备修建一条从县城到浦口镇马树记（马家酒坊）的马路。马寅初知道后，制止了此事。于是几十年来，乡人一提此事便说：“马寅初对家乡没有好处，马寅初是个‘经济’（按：嵊县人说某人经济，指其人小气）博士。”
孔祥熙五十大寿时，曾邀请马寅初参加寿宴。马带去的礼物是3斤挂面2斤肉。孔祥熙很会讲笑话，寿宴开始后，有人为了巴结孔，便提议讲笑话助兴。大家要求马寅初先讲。马说道：“我不会讲什么笑话，只会讲故事。现在讲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说：“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马以此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马寅初长子马本寅在《马寅初传略》中记载，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请马寅初出使美国，马寅初认为国难当头，自己理应留守国内，婉辞。马寅初的长女马仰班得知此事后，力劝父亲就任此职，马寅初闻言对马仰班大加训斥。
叶元龙回忆，1939年，马寅初因当面责难孔祥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对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叶元龙怒气冲冲地说：“你好糊涂，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呢？你知道他在外面骂孔祥熙吗？骂孔祥熙就等于骂我。”又命令叶道：“下周四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便让马的学生叶沛婴去找马。马听后，火冒三丈：“叶元龙陪着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叶无奈，只好对蒋说马寅初不敢来，蒋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未去见蒋。
一段时间后，中央银行会计处的处长金国宝对叶元龙说：“奉孔院长之命，拟请马老担任财政部次长。”叶深知马寅初的为人，便对金说：“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金不信，果然碰了钉子，马答复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此后，蒋介石又几番派人上门游说，但都被马严词拒绝。
有人曾奉命劝说马寅初，说可以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给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就可以照办，如果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可以，经费不成问题。对此，马寅初发表声明：“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1940年的一天，黄炎培宴请马寅初。饭毕，跑堂的递过来两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是在门口站了半天的两位先生托他转交的。马寅初打开其中一封，一只派克金笔从中露出头来；随着又露出一张三寸宽的纸条，上写“请马老先生笔下留情”。一旁的黄炎培已明白了几分，说道：“这是让你过过文昭关。”马寅初又拆开另一封，里边却是两颗子弹，也附有一张三寸宽的条子：“如果你不相识，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黄炎培见状，又插话说：“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马寅初容色不改，坦然地将信封装进口袋，用手一招，叫过跑堂的说：“回头有机会见到那两位送信来的朋友时，请你转告一声，说这两份厚礼我马某都收下了。”黄炎培担忧马的安全，劝他下星期的演讲不要去了。马寅初一顿足，激动地说：“二万里的江山落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身？演讲我照旧去，而且不会迟到一分钟。”
根据当时的重大学生回忆，某日，马寅初由一个宪兵团长押送回家取衣服和行李，马则谈笑自如，神色自若。重大的学生奔走相告，一会儿便聚集了许多人，将马家围了起来。有人问团长想把马先生送到哪里去，答：“委员长请马先生去战区考察经济问题。”学生们根本不相信，便要求让马的秘书同去，遭到拒绝后，他们又要求马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团长只好答应。学生们簇拥着马寅初来到大礼堂，马先请团长讲话，团长先说马先生学问好，又说马先生的“言论超出了范围”，应受处分。马寅初说：“方才袁团长说我的言论超出了范围。我不知道究竟超出了什么范围，我只知道孔祥熙、宋子文他们的行为超出了范围。……”团长惊慌失措，忙制止了马的发言。随后，学生们怀着愤怒而痛苦的心情，含泪目送马寅初被押上汽车离去。随后校长叶元龙辞职，蒋介石派其秘书梁颖文继任重庆大学校长。重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坚决反对梁上任，经过叶的劝说，学生们才勉强同意。结果梁上任后一星期，就被学生们放着鞭炮轰出校门。马被软禁期间，爱国人士在重大校园内建“寅初亭”，纪念马寅初。
抗战期间，马寅初安贫若素，对于分外之物，一芥不取。他在重大任教时，彭用仪冬日往访，见窗外积雪盈寸，马手足僵冻却犹自挥毫不止，便赠煤两吨。他知马寅初必不会接受，便与马的女婿商量，将煤藏于邻居家中，随用随取。这些煤到抗战结束尚有结余。马寅初知道后，特亲笔写条幅相赠，后又赠着作两巨册。
马寅初被软禁时，朱家骅曾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试探，谁知马当面大骂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朱难以启齿，便故意留下一支派克钢笔后告辞。马发现后，追至门口，但朱乘坐之车已远去。正好《大公报》的记者吕润德在场，马便让他记下此事，以示子孙后代，不可与反动势力妥协。
1942年6月，马寅初从上饶集中营被押往广西桂林，蒋介石亲信顾祝同设宴送行。顾知当面相赠马必拒绝，示意押送人员将半两名茶“大红袍”塞入马的行李中。“大红袍”产自福建某寺庙，年产仅有四两，清时庙祝以一两献皇帝，一两献巡抚，一两献县官，一两自留；到民国，则一两献总统，一两献督军，一两献县长，一两自留。顾以半两赠马寅初，实为厚礼相赠。马认为饮之不义，弃之可惜，便不饮不弃，留之作为警戒。
1945年，马寅初参加嵊县旅渝同乡会，王晓籁替蒋介石传话，用乡音对马说：“嵊县脾气到外头是勿灵格，大炮勿要放，戆大勿要做，放大炮，做戆大，是勿会有好处的。”会后，马寅初对其学生、同乡许显忠说：“大炮无论如何要放，戆大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抗战期间，日军昼夜对重庆进行轰炸，学期结束时，学生要求免考，当时重大的文、理两院都同意免考，唯独马寅初的商学院不同意，他认为考试是考核学生学习成果，条件越是艰苦，越要努力，大考不能免除。在马的坚持下，商学院的学生利用早晚的时间，按期完成了学年考查。
1946年12月26日，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全国学生纷纷抗议美军的暴行。在上海的马寅初也参加了1947年元旦的学生游行，穿着蓝布大褂、光着脖子的六旬老人在寒风中和学生们一起挥动着手中的小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向外滩行进。马寅初的加入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他们异口同声高呼：“美国兵滚回去！”喊声响彻云霄。
马寅初应上海交大学生的邀请到该校演讲。他与交大学生李君亮同坐三轮车出门不久，李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马坦然说道：“让他们盯着吧！爱国无罪，我是坐过蒋介石的牢的，没什么了不起。”
1947年冬，一群特务深夜闯入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搜查，马寅初对杀气腾腾的特务们声色俱厉地说：“我是不怕你们的，你们的老头子蒋介石我也当面训斥，害怕你们？你们深更半夜闯进学校来干什么？统统给我滚出去！滚出去！”这些来势汹汹的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王易金在《文汇报》当记者时，曾和其他记者一起去采访从杭州到上海的马寅初关于通货膨胀和物价的问题。马寅初劈头便打趣道：“我倒还是敢讲，你们是不是敢登？”记者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马说：“一张报纸嘛，总该为老百姓说说话，要敢讲真话，不畏强暴，不畏强权……”
俞辉记载，马寅初少时在上海读书，其干爹除了学费和食宿外，每月给他四毛钱零花。他用这四毛钱来洗澡、理发、点灯、买书和笔墨纸张，但无论他如何精打细算，总是不够用。所以他的油灯是相对便宜的菜油灯，并且只用一根灯芯。一次，一位朋友到宿舍探望，发现灯光非常昏暗，便为他点上了两根灯芯。马发现后，立刻把其中一根熄灭，对朋友说：“我点不起两根灯芯，请别见笑！”
马寅初的侄女马芬姑回忆，马寅初在外面做了大官，回家时，总是到离家十几里的三聚潭下车，然后步行回家，从不坐轿。他把长衫撩起来挽在腰间，脚上穿一双“蒲草鞋”，肩上背着“钱褡”，钱褡里装得鼓鼓的。看见侄儿侄女们，他便喊道：“你们这般‘小叫花子’。我是‘大叫花子’，我在外面‘要饭’，你们这班‘小叫花子’向我‘要饭’。”然后从钱褡里掏出橘子分给他们。马芬姑常听母亲说小爹（按：绍兴人对最小叔叔的称呼）在外面做官，但她看不出他和其他父辈们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小爹穿蒲草鞋，别人都穿布鞋。于是她便认为蒲草鞋一定是当了官的人才可以穿的。后来长大了，她才知道并非如此。
1936年，马寅初在杭州时，常带着儿子去澡堂洗澡。服务员见马氏父子夏天穿的背心总是有洞，忍不住疑惑地问道：“马先生是省府委员、经济学博士，还穿这么破旧的衣服？”马风趣地说：“夏天背心的破洞穿着很凉快。”到了冬天，他的长袍仍很破旧，但这次，他却解释道：“衣服的作用在于保暖，新旧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穿就行，不必讲究！”服务员哭笑不得。
尚丁回忆，1946年，马寅初住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三楼的宿舍里。那是个十一二平方米的小间，既是卧室，又兼书房，室内一张书桌，一只单人木板床，一架书籍，几只凳子，此外就别无长物了”。
许天乙记载，马寅初“生活俭朴，自奉甚薄，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有重要集会时才罩上一件黑马褂，脚穿布鞋，手拄一根木手杖，虽不无‘寒酸’，但自有风度”。1946年，马寅初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因为会后还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便穿上了这件黑马褂。结果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会场，打伤了郭沫若、章乃器、李公朴等60多人，马出面阻止，被国民党特务将马褂剥掉，长袍撕破。
保姆马凤仙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很穷，从不喝酒，不抽烟，平常只喝白开水，马家用的家具全是公家的，马寅初只有一件绒呢大衣，一顶礼帽，出门时穿一下，回家便让马凤仙放好。马夫人要给他添一件像样的衣服，他坚决不肯，马凤仙也劝他不能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马寅初笑着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马家一星期只吃一顿大米饭，难得吃上肉，马寅初说：“毛主席都不肯吃肉，我更不能搞特殊享受，全国人民更苦啊！”
马凤仙又说：“有人说马先生很小气，这也不假，他从来不肯多用一分钱。但马先生有时很大方，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常常捐给灾区和修建学校，一出手就是几百元。”
侄女马芬姑回忆，马寅初儿时很是顽皮，经常小小地恶作剧一下。一次午后，他偷偷潜入厨房，将锅灰抹在打盹的小保姆脸上。小保姆醒后走出厨房，大家都笑弯了腰。小保姆这才知道自己成了个大花脸，她洗完脸便跑出去找马寅初，边跑边喊：“一定是阿元（马的小名）搞的！一定是阿元搞的！”大家更是乐了，而马寅初早不知躲哪里去了。
夏日午后，马寅初时常溜进自家的酒坊中，拿小草梗在睡得迷糊的师傅们脸上或鼻尖轻轻挠动。师傅们常以为是小虫子，便伸手去拂，马寅初见他拂左脸，便去挠他的右脸，于是他又去拂右脸。马寅初知道时间长了师傅必然会醒，于是又去捉弄另一个。有时也有睡得浅的，觉得痒便睁开眼睛，马寅初笑着一溜烟就跑了，但过一会儿又跑到酒坊里玩耍。师傅们逮住他问中午是不是他玩的把戏，他便爽快地承认，从不抵赖。大家就轻轻地打他的屁股几下，算是惩罚了。
马寅初带着全家和两位家庭教师到西湖畔的北高峰避暑，一次，大家在院子里乘凉聊天，马风趣地说道：“我姓马，这位老师姓杨，另一位姓牛，我们的亲戚姓朱，这里真是马、牛、杨（羊）、朱（猪）齐全，原来我们是在开‘牲口大会’。”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新中国成立前，马寅初爱喝可口可乐，一次讲演时，他对学生们说：“我讲话，其他什么都不要（指不要讲稿、不要喇叭），如果你们给我两瓶汽水，我可以讲三个小时！”
1948年，杭州高级中学学生陈纲、陈一鹗去请马寅初到该校演讲。到马家后，马直接带着二人到二楼他的卧室，卧室早已拉上窗帘，他对二人说：“我家对门的那爿杂货店和墙角的皮匠摊是特务机关派遣的。杂货店楼上窗户直对我家客厅，可以监视、拍照。所以我把你俩带上楼，让他们以为是走亲戚的。我一出门，他们就要忙碌一阵，马上派人盯梢。你们不要来接我，到时候我自己回来的。我还要和他们兜圈子、捉迷藏哩！”一席话，把二人逗得哈哈大笑。
在香港的千家驹给在上海的马寅初去信，邀请他到香港，目的是让马取道香港，去解放区。马回信说：“决不离开上海。”谁知一个月后，马化装成一个西餐厨师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千很是惊喜，问道：“你不是说决不离开上海的吗，怎么又来了呢？”马答道：“这是我放的烟幕弹呵，因为国民党检查我的信件，我说绝不离开上海，可以使他们放心，其实我早已准备好要走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中文系老师郭良夫举行婚礼，马寅初抽空前去道贺。郭良夫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校长亲自前来祝贺，心情非常激动，便同新娘一起向马敬酒。马寅初对新娘说：“我想你这个新娘应该放心了，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于是满堂哄笑。
马寅初请人民银行总行长南汉宸到北大演讲，他诙谐地对学生们说：“这位是财神爷，他口袋里有的是钞票，我们北大务必要请他高抬贵手。”南忙笑着说：“马老是我老师，北大是我母校，我胳膊怎敢往外弯呢！”
诸天寅回忆，新年晚会上，马寅初走上台去，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又连声向大家祝贺“恭喜发财”，闻此祝词，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马寅初有一妻一妾。1901年，二十岁的马寅初由父母做主，与张团妹（后改名张桂君）结婚。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好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夫妻二人很是和谐。婚后一年，张团妹生下一子，此时，马寅初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可谓双喜临门。
1903年，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不幸夭折。次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昭，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到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此时张团妹已经怀孕，马寅初很高兴，嘱咐妻子多多保重。妻子对他说：“孩子出生时，你又不在家，你给孩子取个名吧？”马寅初略思片刻答道：“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十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十年后，留学归国的马寅初在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为妾。王仲贞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罕见。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年8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除了夭折的大儿子，张团妹与马寅初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可谓妻妾子女成群。
马寅初1882年出生，1982年去世，享年正好百岁，而马夫人张桂君与马寅初同岁，1987年去世，享年105岁。夫妻二人百年后，子女遵其生前遗愿，将二人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马寅初出生时，有位算命先生对其父母说：“此子贵不可言——五马俱全；（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姓马）”。
北洋大学的教职员都是外国人，上课休假都按阳历执行。每到除夕春节，家家团圆，但该校的学生都必须在校上课，马寅初等人对此异常气愤。一年除夕，他们自费聚餐，正在欢庆时，训育长来查房，众人只好迅速收拾，熄灯就寝。次日英国训育长再次来查房，一推门便被墨水溅了一身，狼狈而去。原来马寅初等人昨日气愤，遂商议在门上悬一墨水壶，门开时，壶便坠落。此后，训育长便甚少再管学生的闲事了。
民国时期嵊县绑匪较多，所以嵊县人到上海住宿，旅馆都很警惕。据马寅初的学生沈松林回忆，马寅初到上海国际饭店开房间，账房得知他是嵊县人，马上就说没有空房间了。马对他说：“我借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他便坐在会客室里看书。不到20分钟，门外汽车喇叭响，账房赶紧出门迎接。门外人大声问：“马博士住在几楼？”账房说没有马博士，来人怒道：“胡说，他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账房这才知道原来刚才的嵊县人就是马博士。原来，来人便是国际饭店的创办人钱永铭。钱痛斥账房：“你只知道嵊县人有当绑匪的，却不知道嵊县有位举世闻名的马寅初博士，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1916年，马寅初到北大任教，当时的北大教授大都乘人力车到校授课，唯有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1919年年初，北大决定取消文、理科学长，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教务长的权力在校长之下、教授之上，因此各科竞相争夺，而教授力量最强的文、理二科更是志在必得。当时各科推出一名候选人，文科的是陈大齐，理科为俞同奎，法科为马寅初。为避免文、理科无谓的争端，校长蔡元培投了马寅初一票，因此，当时回乡奔丧的马寅初成为了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长。
马寅初最初不明上海咸水妹何意，后闻熟悉上海掌故之某外国人云：“当外人初至上海时，目睹此辈妓女，誉之曰‘Handsome’（美人），积久，遂译音为‘咸水’云。”
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马寅初看到农村的公厕只有半截墙，从外面能看到上厕所人的脸，觉得不文明，便建议将墙加高或改成封闭式。农民对他说：“你是美国博士，但你不懂得，我上厕所时要看住我放在外面的扁担，以免被人偷走。”马寅初这才恍然大悟。
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及马寅初游雁荡山，来到梯云谷云潭瀑，马寅初走得热了，看潭水清凉，便跃身入潭畅游起来，蔡元培笑道：“此潭可有名称？”吴稚晖戏谑道：“洗马潭。”
马寅初很是孝顺。曾为马家管理墓地的王雪芬回忆，马寅初每次回乡都要去给父母扫墓，年近八十亦如是。到墓前，他先是三鞠躬，然后默哀、哭泣，子女随从也随之默哀，大约半个多小时，他才擦干眼泪，查看墓地周围的环境后下山，有几次到了王家中还抽泣不断。
原嵊县副县长余国柱回忆，1962年，马寅初到嵊县考察，余陪同他回浦口老家，走进其母卧室后，马寅初突然紧张起来，四处寻找，见到身后的侄儿马本讷后，连声问道：“我母亲的那张床呢？床哪里去了？”马本讷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马寅初又转身问余国柱，余赶紧让人去打听，才知已被马本讷卖掉，于是搪塞说床被人借去了。马寅初不再追究，拿出200元钱让马本讷去把床抬了回来。后来，据说马寅初将这张床运到了北京。
马寅初父亲的前妻早死，马父去世后，马的长兄为父亲觅得一块墓地，但墓地太窄，只能安放二穴，长兄因父亲的前妻没有子女，便决定让她与父亲合葬，子孙后代才不会忘记她。马母听到百年后不能与丈夫同穴，极为不悦，马寅初便对母亲说：“妈！大哥说得有道理，你日后的墓地，大哥会找一个好的地方，至于你觉得孤单，我阿元日后一定来陪伴你娘亲。你放心好了，我阿元说到做到。”数十年后，马寅初谢世，其后人将其部分骨灰送回家乡，归葬在马母墓旁，兑现了当日的承诺。
1946年，马寅初到上海为工业界人士演讲《中国经济之命运》时，对访问者说，他不喜欢上海，第一，因为上海空气太坏；第二，他每天要爬山运动，在上海只能爬楼梯。
马寅初格外怕热，陈纲回忆，1948年夏，马寅初到杭州高级中学演讲，他语言生动、辛辣，论证有力，博得了学生们的一阵又一阵掌声。当时天气炎热，马身躯肥胖，演讲中他虽已脱去长衫、礼帽，只着背带西裤白衬衫，但仍是满头大汗。学生自治会准备的电扇、凉茶根本无济于事，学生们纷纷自发送上凉水毛巾。为防他中暑，自治会买来正广和汽水代替马惯喝的可口可乐。
曾与马寅初共事的江天蔚回忆，马在杭州慰劳解放军总会的办公室房间很小，设备简陋，连电扇都没有，夏天小房间热得像蒸笼。马寅初总是在脖子上悬挂一条水湿的白毛巾，不时用以擦汗，并不停扇动手中的大芭蕉扇。他不喝茶，唯一的享受便是喝可口可乐。
马寅初面色红润、身体健康，一位曾与马寅初共事的苏联专家，本想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称赞马身体健康，像个小伙子，不料却说成了：“你真是个老小子啊！”
北大学生俞辉回忆，北大民主广场曾贴出一张关于马寅初的大字报，说马曾请苏联专家医生诊断，身体各部器官同20岁的健康青年一样，如无特殊情况可以活到150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模式，教学与科研分开。马寅初主持北大，主张大学既要搞教学，也要抓科研；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坚持教学与科研必须分开。为了平息争论，毛泽东邀请马、郭及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进行商谈，马、郭、杨三人皆患重听，所以此次商谈也被人称作“聋子对话”。
在美国读书时，马寅初爱上了“可口可乐”。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仍喜欢喝，被人指责为“崇洋”。时浙江省省委书记谭震林在浙大讲演时特别为马说明：“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山东人喜欢吃大葱饼，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我这个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不可能要求全国人民都一致，也不可能一致起来。如果我喜欢吃辣椒，别人不叫我吃，我就不高兴。马寅初教授喜欢喝那种怪味的东西，是他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只要他能买到，他又有钱买，那就听其自便。”马寅初听后很是感激：“谭书记是位肚里能撑船的人物，是个爱惜人才的好领导。”
在北大时，每到课间操时间，马寅初都到操场上和学生一起做操。作家刘绍棠回忆，一次，他和同学下课，途经马的办公室。正好马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双臂，拦住学生们，让他们和他一起做广播操。马寅初不止一次拦过学生。每次拦下后，大家列队站成方阵，马寅初总站在方阵的最前列，动作一丝不苟。而他身后的学生们往往缩头拱肩，敷衍了事。有时他们还趁着马寅初自我陶醉之际，偷偷捡起脚下的书包，溜之大吉，把马一个人晾在那里。后来，马有所察觉，于是拦下学生后，还让他们脱下大衣，摘下棉帽，解下口罩，褪下手套，并且面向学生示范，进行监督。
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期间，翦伯赞曾任历史系主任，负责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题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的文章，交给校刊部。翦伯赞见后，皱着眉头说：“这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对此颇有意见，一次开会时说：“我的文章挺好的，为什么不让发？”但翦伯赞并不理会“上级”的话，坚持不让发表，马寅初也颇为无奈。
20世纪50年代，章廷谦（川岛）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章是浙江绍兴人，嗜黄酒，每日清晨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四节。一天，章讲柳永的《雨霖铃》，且吟且解说，当说到“酒”字时，章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等等，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学生们的气氛也活跃起来。此时，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靠门口坐着的宋运郊抬头一看，是马寅初，正要招呼，马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让他继续听课。于是台下马静心听课，台上章照讲不停。马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宋：“这位是谁？”宋告诉他后，马又问：“绍兴人？”宋点头肯定。最后马寅初问他：“你们认为讲得如何。”宋说：“阐述得很精彩。”马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反右斗争中，人心惶惶，马寅初虽不赞成，但又不便直接说出，于是他出人意料地请来潮州戏班，在北大大饭厅演出。他说：“这些天紧张了，今晚演唱戏，让大家放松放松。”
马寅初讲课很少看讲义，讲到激动时，便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诸天寅回忆，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后，这年毕业的外国留学生一致拒绝领取没有马寅初名章的毕业证书。因为他们认为马寅初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有马名章的毕业证书含金量高，回国后好找工作。据说此事一直闹到外交部，最后还是给他们换发了有马名章的毕业证书。
马寅初谈到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马寅初极重养生，晚年，他每周六天正常进餐，另一天则只吃苹果，让肠胃得以休息，用水果调剂、净化肠胃。
从留学美国时，马寅初便一直坚持洗冷水澡，谭伯鲁回忆，马寅初将他洗的冷水澡称之为“热冷水澡”，先用热水洗澡，再用冷水冲洗，这样能加速血液循环，延缓衰老。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在北大演讲时亦谈及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在火车上，他也坚持洗冷水澡，“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北大学生回忆，入学时，聆听马寅初校长讲话，感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对马校长的第一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健朗，年近八十，他还爬上了香山“鬼见愁”。1968年，他的一条腿瘫痪，但他坚持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6000步，后来只能扶着一张特殊的凳子艰难地在室内转圈，一直坚持了六年。实在走不动了，夏天他便坚持在轮椅上扇扇子一千次。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谈话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1951年，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师生们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马寅初总是笑容可掬，用他那浓浓的江浙音，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然后，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打横坐在报告人的身边，同全校师生在一起认真听讲。
北大每逢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校长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马寅初讲话爱跑题。他亦深知自己这个毛病，所以每次北大开学生运动会，他一般都会准时前来，但请他讲话，他总要推辞，除非预先为他准备好讲稿，才会照本宣科念一念。
每次演讲前，马寅初都嘱咐下属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要用“你们大学生”，不能用“我们大学生”，他说：“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即使如此，每次只要他有所感悟，便会信口说起来，无拘无束，这时起草人便惊呼“糟了，糟了”，但学生们并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马寅初的率性真诚叫好。
学校开大会，副校长江隆基常要请马寅初讲话，马每次总说：“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副校长的，这才是正题。”马寅初像个“老小孩”，讲到兴头上，难免有不着边际、荒腔走板之处，每次他讲完后，江隆基总是解释道：“马校长的讲话很重要，他是这个意思……大家要深刻领会。”
印度大学生代表团访问北大，马寅初亲自出面接待，外事办将讲话稿准备好，开会前交给了马寅初，并悄悄嘱咐他事关对外事务，千万不要离稿。马寅初年事已高，离稿发言已成习惯，每次他一离稿，办公室主任便在第一排打手势提醒，可往往不起作用。此次为防意外，马寅初想了个办法，发现他离稿发挥时便派人上前送茶，如果还不能制止，就为他打开茶杯告诉他“喝茶”二字。当马寅初又开始离题时，女学生送上茶杯，轻轻说了声“请马老”时，他立即醒悟，又回到了讲稿上，此后再没有离题发挥。台下这才如释重负。
有人来北大讲演，马寅初一定搬把椅子坐在讲桌旁边，边听边记，并随时和主讲人交流、插话。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说马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坐在讲桌旁边，而且热情洋溢，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某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学生们都知道这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而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也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邓荫柯语）
邓荫柯还回忆，马寅初对讲演人的称呼也颇为有趣。副总理李富春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这让很多学生联想起了李宗仁，不觉一阵笑声。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干脆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讲人口问题，事前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贴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海报说：“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月×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
这天，马寅初一边讲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预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听讲的人议论纷纷，不时有人向台上递送条子。一张条子传到主持人高望之手里后，高没有递给马，台下嘘声不断。马立即停止讲演，发现嘘声是针对高的，立即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望之红着脸从提包里拿出条子，恭敬地送给了马老。马接过条子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他稍稍停顿后，说道：“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话，稍顷，马寅初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语言果断，声调铿锵。台下又是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马寅初开始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表示那和我马寅初的观点绝不相同。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他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马寅初百年后，他的墓前有一副挽联：“老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由于仗义执言，马寅初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但马寅初不改初衷。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马寅初被蒋介石的宪兵带走时，丁洪范说：“马先生是一个有骨气、有见识、有胆量的正直的学者。他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无私无畏，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真是难能可贵！”
郭沫若这样称赞马寅初：“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马寅初六十寿辰时，重庆《新华日报》曾送寿联云：“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原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宋运郊说：“六十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个校长能够超过他。”
张西曼在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上说：“过去的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可是，我就听不见他们的发言。原来，言官们的嘴巴顾了吃饭就顾不上说话了。但马寅初先生例外，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敢于说话！”
一篇介绍马寅初的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五、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着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着名佛教僧侣、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关键词：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温厉、郑重、乖僻、丹心、至孝、情爱、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接引、慈悲、圆寂、评誉】
丰子恺这样描述老师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后来他到日本，……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作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他回国后，……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到东京后，李叔同很快剪去长辫，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并无区别。一位曾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姚鹓雏有《乐石社记》，载于《南社丛刻》十八集：“乐石社者，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相与探讨观摩，穷极渊微而以存古之作也。……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坐之间，若不能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兹来虎林，出其所学，以饷多士。复能于课余之暇，进以风雅，雍雍矩度，讲贯一堂，毡墨鼎彝，与山色湖光相掩映。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载下闻风兴起哉！”
丰子恺又回忆在浙江一师时的李叔同：“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丰子恺对他极为崇拜。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叫惭愧。席间，李石岑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答道：“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斋后，大家陪同弘一法师去拜晤印光法师，一行人步行前往。弘一赤脚穿着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步履轻捷，年轻人反倒颇觉吃力。到了太平寺门口，弘一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见到印光后，因之前李石岑说起自己曾从某先生研究过一些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弘一便合掌恳请印光法师慈悲开示。印光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声色颇为严厉，间以呵喝之语。接着，弘一再做第二次恳请，请印师谈谈儒学与佛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叶圣陶觉着，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气质截然不同。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折好包起来。
据说李叔同七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十六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李叔同十九岁时入社学习，写作俱佳，颇得许幻园赏识。许特在草堂辟一室，请李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某次聚会时，社中长者张蒲友出诗文各一题，文须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限三日内交迄，题为“拟宋玉小言赋”。李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着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老师为蔡元培，同学中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人。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着《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