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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参谋担心：不管人不管钱 部队能听指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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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43 &周远 王会甫 & &
●建战分离是个全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明晰军种权责，主战与主建合力为打赢让战区和军种快速实现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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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或者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西方选举式民主在世人心目中渐渐“去魅”，失去其原有的理想主义光环时，东方的中国的政治制度逐渐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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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体制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军内军外都有共识。但如何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关系到部门利益、个人进退，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像大联勤改革就是在这些阻力面前停步的。习大上任以来，对军队改革是先造势，积累推动改革的巨大动力，然后势如破竹，呵成改革；前一阵拿下徐，打贪先行，一大堆位置又空出来了（开玩笑啊）。
军队改革，缩编大军区、撤省军区等等舆论有不少，但习主席的改革思路，似乎是抓联合指挥体制的改革，捏住这个军队体制改革核心，统筹整体改革。习大说：“我们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等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搞不好，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建立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必须优化规模结构，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
http://news.xinhuanet.com/mil//c_.htm
毛主席有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习主席讲话后，军内学习、培训，先是统一全军思想，把各级军官对部队调整期待，统一到军委的部署上来。然后再通过大力反腐，横扫糜烂之气，让那些打小九九、把持部门利益想歪道的话，无从出口。这个造势活动一直在进行，然后由各部门自己拿出改革计划，与上面的对对表，由此也可以评估改革的阻力。再有就是外部局势，美帝“再平衡”及东海、南海局势的紧张，军人也是身同感受，军队要准备打仗、随时准备打胜仗，再加各种实战化、对抗性演习，劲风直吹军营，估计这个改革明年就会逐渐露出水面。
准备就这个话题展开一下，谈谈习大主掌的这一届军委对军队体制的改革会走多远。
习大的这段话，我理解军队改革会在至少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这是军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的，这在军内有共识。但是如何改，问题就大了，因为联合作战指挥，就要打破现行三军分立指挥体制，拆除陆军的大军区、海空军的军种壁垒，重组统一的军令机构，那么管理军队的政令机构如何设，军令政令是否分离，这个文章就大了。传言中的大军区缩编改革、设立陆军总部等等，也绝非空穴来风，探讨的余地很大。
二是压缩规模、优化结构。压缩哪一部分，当然是与打仗无关部分；优化的自然是与打仗有关的，尤其是新型作战力量，这涉及到军队的实体，此事兹大。
陆军作战部队的改革一直在进行，步兵师、装甲师改旅，组建、扩充特种作战、陆航等，二十多年就没停，由于陆军不是重点，受军费所限，机械化换装都慢慢腾腾的；也算在陆军里面的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很受诟病，这次被动刀是免不了的，怎么个动法才是问题，压缩的主要在这部分。
空军喊出了“空天一体”，新组导弹旅不少，最新的体制改革，就是雷达兵团扩旅、航空兵团扩旅，有想象力的改革不多。这次组建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军区空军是一定会“被改革”的，这由不得空军。
海军这几年在撤水警区组建海军基地、改制为保障基地，到再撤基地恢复水警区，新组舰队后勤、装备部，绕着圈圈“改革”，其实也就没改革。拿到军费最多，新舰、新装备也换的最勤，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掏浆糊”。
总体上，海空二炮都在借着“组建新型作战力量”扩编制、升格，有合理的一面，也有部门利益作怪，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一面，例如抵制大联勤，里面肯定有道不出口的暗幕。
三对军人晋升、退役、安置等制度改革，即所谓“调政策”。这看上去似乎与作战力关系不大，也最不起眼，实际是现役军人最勾心的，影响到现役军人的情绪和部队的稳定。在军官晋升方面，着重是要清除腐败和不正之风，职务晋升应向一线部队倾向，必须有硬性规定，改变“身边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不正之风。应有量化规定，在总部机关工作的正团职到顶、大军区以下机关的降一格副团到顶，逼军人下基层任职；对于一线部队的任职年限，应规定师职不少于十五年、团职不少于十年，否则不得晋升，遏制首长“身边人”下去刷履历的不正之风。总之，要向作战部队、边防艰苦地区、基层部队倾斜，没有十五年以上一线部队历练的，一概不得挂将星。再有，提高士官待遇，尽管已有很大改变，但还远远不够，在作战部队团和师旅一级设总军士长，享受与该单位正职同待遇；扩大士官使用范围，在网络战、无人机、技侦等新型作战领域，减少军官编制，更多的使用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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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友有兴趣，有以下十个方面的讨论：
（一）完善“党指挥枪”
（二）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分担军令和政令职能
（三）五大军区，担纲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四）陆海空三军，军种管理各司其职
（五）撤销总装，像军种那样建设联勤
（七）压缩超级膨胀的军事院校
（八） “数量庞大，训练稀拉”： 预备役要转型
（九）部队没人当排长，机关兵忙着“刷履历”：改革军官军衔制度
（十）第二炮兵应回到“战略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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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子甲 发表于
军队体制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军内军外都有共识。但如何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关系到部门利益、个人进退 ...
为了使讨论这个问题有更充分的论据，除了上面习主席讲话外，再贴几个军方高级将领的吹风讲话，以表明接下去我写的网文的依据。
《学习时报》
国防和军队改革重点方向和基本原则
军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要力求在优化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理顺总部机关职能、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作战力量结构、完善政策制度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习主席这一论断指明了军队改革的攻坚方向。这次改革是历次军队改革中最深刻、利益调整最大的一次，本质上是由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条件下的军队体制转变为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条件下的军队体制，最终还要转变到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队体制。因此，改革是对我军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重塑，改革的力度和范围都将是空前的。
　　重点方向一：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1+1＞2”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系统内部，科学的组织形态、优化的排列组合，可以使系统功能远远大于各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深化军队改革同样蕴含着“结构质变”的道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战争形态深刻变化而展开的，其核心任务是形成信息化战争所要求调整军队的编制体制。近年来，我军积极推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在改变规模偏大、结构失衡和加强军兵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军现行体制编制还存在机关庞大、不能高效合成，基层作战单位建设较弱、新型作战力量比例不高，非战斗机构人员偏多等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历史地看，我军现行军事力量体系是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和打大规模地面战争背景下形成的，整体上仍属于陆战型、近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军事力量结构，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这种结构和体制所形成的军事功能，已远远不能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与维护海洋、空天、电磁空间安全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比如，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面临的一个重难点问题。从美、俄等国军队的情况看，它们走的都是“弱化各军兵种纵向指挥关系、强化各军兵种横向指挥关系”的路子，在指挥体系上建立从统帅部到战区、再到作战部队的三级体制。我军现行作战指挥体制有自身特点、优势和合理性，但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来衡量，还存在着突出的“纵强横弱”等问题。当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要从两方面推进，以提升我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推进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体制改革。这两个体制在军队组织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中枢神经”。抓住了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就抓住了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重点是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重点是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另外，还要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等。这些任务非常明确、具体，为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指明了方向。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10多次精简整编和调整改革，我军员额从最高时的600多万减少到230万，应该说军队规模虽然还有一定的压缩空间，但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力量结构不够优化，头重尾巴长等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为此，要不断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完成这些任务，我军力量结构就会得到进一步优化，新型作战力量明显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就能较好地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另外，还要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强军兴军的关键，有利于推进军事教育向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创新发展。
　　重点方向二：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军队政策制度的调整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其核心任务是解决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重头戏是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现代战争的较量，本质上是对抗双方人才质量和知识含量的对抗和较量；更进一步说，是军事人才制度政策的竞争和较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符合军事人才成长教育、培养和保留的一般规律，培养信息化战争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首先要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这是现代军队发展的趋势，也是目前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从外军实践看，军官职业化制度通常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根据任务和作战需要，设置军官岗位；二是根据岗位任职需要，打造能力素质；三是根据军人职业特点，确定优厚工资待遇；四是根据军队建设规范，构建军官管理机制。军官职业化的核心是专业化、军事化，更加强调军官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职业能力、职业生涯管理，更加明确军官职业分类、工作设计、岗位标准、资质认证、考核评估等，促进军官制度体系科学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军官的专业化素质。我国推行军官职业化制度，既要遵循一般规律，更要体现中国特色。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围绕提高军官打仗能力和职业素养，抓住军官服役、分类管理、任职资格、等级设置等关键性问题，系统调整改革选拔任用、培训交流、福利待遇、退役保障等政策制度，构建科学规范、导向正确、前景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为打造高素质军官队伍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另外，还需要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继续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这些都是关系到部队长远建设和广大官兵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比如，兵役制度再不调整，征兵难、兵员素质等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士官制度如果不尽快调整，就会对士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总之，对这些制度进行调整改革，对于进一步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和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强调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这是贯彻习主席关于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重要指示的战略举措。当前，国防建设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但投入大、效益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机械化战争实践所形成的系统内“纵强横弱”的格局，加剧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的制度来提高效益，意义十分重大。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需求—规划—计划—预算—执行—评估制度，即PPBES制度。建立这一重要制度，我军才能建立起支撑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现代资源配置制度。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c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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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和军队改革重点方向和基本原则
　　重点方向三：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当今时代，要建成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须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强国，十分注重运用洛克希德、波音这些公司在市场竞争下形成的先进技术更新军事装备，节省资源，很多先进武器都是军民融合的杰作。事实证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充分吸取经济社会体系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军队建设就能获得技术先进、来源稳定和可持续的物质力量。当前，我们还处在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军民融合已进入破除主要障碍的攻坚期和破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期，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突出表现是领导体制还不够完善，融合机制不够健全。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从两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在机制建设方面，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国家层面上对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行的总体制度设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完善这些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军民之间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的问题，才能根本改变那种“推动融合靠感情、解决问题靠关系”的局面。在融合领域建设方面，要在武器装备研制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国防动员等主要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把这些体制机制理顺，对于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更好履行历史使命意义重大。比如，我军已经与民航部门协商在全国100多个民用机场签订了供油协定，大大增强了空军全疆域机动和作战能力。再比如，我国拥有远洋运输船舶2000多艘，海员船员65万人，船队运力居世界第四位，利用好这些社会资源，就能迅速提升我军全球行动能力。
　　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项战略性、政治性、全局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强军目标为牵引，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调整。
　　基本原则一：搞好统筹规划。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央虽然已有部署，但还要搞好统筹规划。在这方面，摆脱点式思维和线性思维的束缚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改革的部署，要有长期的战略规划，明确发展目标；要有中期的指导规划，明确发展进程；要有短期的实施计划，明确具体任务。还要从战略层面拿出指导性规划或路线图，明确和细化改革目标、思路、步骤、方略等，形成战略决策、战略规划、验证评估和执行监督等完整链条，并能够具体贯彻到各领域和各环节。改革设计中还应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变化，及时提出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使国防和军队改革由器物层面逐步深化到制度层面、体现层面；要准确把握好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制约战斗力建设的重难点问题，找到撬动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使改革逐渐深入关键领域，避免改革出现“翻烧饼”在困局；要突出阶段性重点，努力在领导体制、作战指挥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使阶段性改革成果成为军队全面创新、整体转型量的积累。还要在力量结构调整改革设计中，解决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要素平衡问题，着力解决武器装备发展与其他要素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使武器装备、军事人员、体制编制、军事理论这四者协调发展。在这方面，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曾经付出过惨痛的历史代价，我们必须处理好“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建设的重大关系。
　　基本原则二：积极稳妥推进。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应根据我国改革进程和我军实际情况，看准一项推出一项，成熟一项实施一项，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化改革。要充分考虑国家、军队和官兵的承受能力，掌控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实际进展，尽可能降低改革的风险和代价，使改革积极稳妥、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在具体实施上，区分不同阶段稳步推进，对看准了的、条件成熟的改革项目，“该出手时就出手”，作出具体安排，不能贻误战机；对一时拿不准的先放一放，继续加强研究论证。同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不能仅凭主观愿望，要求改革立竿见影、一劳永逸。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可采取上下错开、先上后下、先机关后部队的办法，科学安排和掌控改革进程，掌握好各项改革目标任务的节奏，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要形成常态化机制，把改革的长期性规划、整体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统一起来，根据不同阶段要求提出具体任务目标，着眼每个阶段解决一两个主要问题，通过阶段性突破积累而又持续性深入推进；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既要大胆坚决地推进改革，又要稳妥解决改革进程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操作性。
　　基本原则三：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调整。改革优化的是体制，触及的是利益。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同样也涉及格局再调整、利益再分配、力量再均衡，必定表现为一个艰难过程。特别是此次改革力度空前、涉及面广，出台的政策措施与每个单位、每个人发展息息相关。在改革中对某些既定利益格局进行必要调整，是有效推进编制体制调整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军人作为军队改革的主体，其利益满足程度和合理程度决定广大官兵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支持程度，关系国防和军队改革能否持续深入发展。因此，必须调控好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军人内部的利益关系，解决好关系广大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军人利益保障机制，以利于进一步凝聚人才、凝聚军心和保持部队稳定。在现实中，面对扑面而来的改革大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看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一些问题和矛盾，我们都会产生强烈的改革冲动；另一方面，但当改革切切实实发生在本单位、涉及自身利益时，自己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这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改革中利益调整的问题。可见，要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强化深化改革、矢志强军的使命感责任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要有针对性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帮助官兵牢固树立服从大局、维护大局的意识，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自觉增强积极投身改革的主动性和坚定性，坚决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服务改革，凝聚改革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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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体制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军内军外都有共识。但如何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关系到部门利益、个人进退 ...
《解放军报》日第07版
抓住时机加快改革步伐关系军队发展和未来——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摘要）
　　记者：习主席指出，要认清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必须树立向改革要战斗力的思想”。您是如何学习理解的？
　　刘成军：习主席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揭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战略定位，阐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国家军队都在加快推进军事改革，谁在这场新军事革命中思想保守、固步自封、错失机遇，谁就会陷入战略被动，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国家安全和利益。从我军现实看，虽然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所以要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全党全国对国防和军队改革非常关注，也非常支持，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这为推进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们对改革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上也有了共识。习主席明确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一定要把握好”，“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记者：习主席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贯穿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而且鞭辟入里、振聋发聩，体现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胆魄和历史担当。您是如何理解把握的？
　　刘成军：习主席不单是提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个重大战略任务，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动力，指明了深化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指导原则，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一是明确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任务。在改革目标上，习主席指出，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在改革任务上，习主席强调，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坚持问题导向，把改革主攻方向放在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放在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上。这明确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指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聚焦点和突破口。二是指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方法步骤。习主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学会弹钢琴，把握好各项改革任务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等等。深刻揭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内在规律，明确了改革的科学方法和基本步骤。三是强调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原则要求。习主席强调，要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方向这个根本，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好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更好坚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把改革主攻方向放在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放在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上；要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根本；等等。这些都是筹划、指导和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遵循。
　　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坐标
　　记者：习主席指出，我们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善于学习借鉴外军有益经验，结合我军实际和特点创造性加以运用。请您介绍一下世界主要国家推进军队改革情况。
　　刘成军：一部战后世界军事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军队改革史。就战后军队改革的主题而言，主要大国都是聚焦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和强化战略管理两个方面，不断推进军事体系现代化，努力建设与时代发展潮流相符合、与自身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同时，由于国情军情不同，各国军队改革选择的路径和方式不尽一致，改革的进程和取得的成效也大不一样。美国着眼争夺和维护全球霸主地位，依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借助丰富的战争实践，持续推动军队改革，率先构建起了成熟的机械化军事体系，率先开展信息化军事转型。进入21世纪，美军强力推动作战方式、管理方式、合作方式全面转型，把“强化联合作战、增强情报优势、开发先进概念、推动转型落实”作为四大支柱，力求在全球率先建设一支灵活的、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化军队。俄罗斯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剧变、应对战略空间压缩带来的挑战，重塑强大军队、重振大国雄风，采取激进方式推进军队改革，经过压缩军队规模、调整军兵种体制，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强力推进“新面貌”改革等三个大回合的改革，基本实现了由大战动员型向常备机动型的转变，为建立适应信息时代的“创新性军队”奠定了组织基础。英法德等国军队着眼与美军转型发展保持同步，以联合化、职业化、信息化为取向推进军队改革，着力缩小与美军的体制差技术差能力差，同时又注重强化防务战略、力量发展、作战指挥与兵力运用的自主性，以图独立应对重大国际和地区危机事态挑战。日本利用国内政治保守化右倾化加剧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借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势，以实现所谓“正常国家”“正常军队”为借口，加快军事改革步伐，企图打造适用于地区和全球用兵的外向型、进攻型军队。总的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改革历程，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体制“转轨”，就是以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牵引，带动领导管理、战备训练、综合保障等诸多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二是体系“跨代”，就是军事力量体系由机械化体系向信息化体系升级，目前正在加紧推进。
　　记者：从您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世界主要国家筹划指导军队改革有个性也有共性、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请谈谈他们都有哪些规律性做法？
　　刘成军：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改革筹划指导，核心是解决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改什么，就是着眼加强国家最高当局对军队的集中统驭和提高作战建设效益，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科学划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强化资源统筹和建立新型作战力量体系；怎么改，关键是如何破除利益藩篱阻碍，如何保持自身特色。概括起来，其规律性做法，主要体现为“联、分、统、立、破、特”6个字。“联”就是以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改革的主轴，突出解决作战指挥权的配置。美军军种彻底交出作战指挥权，退出指挥链；俄军军种基本交出作战指挥权；美军把联合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司令部；俄军把战略方向作战的指挥重心放在联合战略司令部，把职能领域作战的指挥重心放在总参谋部。“分”就是科学划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目的是专业化的建、联合化的用。“统”就是围绕强化资源统筹创新战略管理模式，以作战需求决定资源的投向投量，以系统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军民融合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立”就是以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牵引作战体系重塑，始终把发展新型作战力量、重塑作战体系作为重要任务，作为应对新兴领域军事挑战、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制高点的前瞻性战略性举措。“破”就是破除利益藩篱强力推进改革。从外军改革的实践看，改革的力度越大、利益调整的幅度越大，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也就越大。美俄等国军队主要采取了以下比较成功的做法，即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层意志坚定、铁腕推动，高层主导、多方推动，凝聚军队改革的强大合力，在突破利益藩篱的过程中注重讲究策略、刚柔相济，既堵退路、又给出路，照顾合理利益诉求，承认合理权益。“特”就是走适合国情军情的改革之路。外军改革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从来不是“舶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模式和道路。美俄等国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各具特色，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体现了政治制度的规定性、地缘条件的规定性和军队自身定位的规定性。
http://www.chinamil.com.cn/jfjbmap/content//content_772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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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机加快改革步伐关系军队发展和未来——
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
　　记者：习主席指出，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成为国之大事、军之大事。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建军治军的中坚和骨干，应该如何顺势而为多作贡献？
　　刘成军：现在，我军深化改革的军令状已经立下，冲锋号已经吹响，各级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在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切实做到与党中央、习主席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要以更加坚定的党性原则确保把深化改革的党的意志、国家行为转化为行动自觉。要有不改革就不能打仗、更不可能打胜仗的强烈危机感紧迫感，深刻认识到不改革既没有出路，又没有退路。要有抓改革促改革的强烈使命担当和机遇意识，深刻认识到如果抓不住机会窗口，恐怕失去的不仅是时间。要切实更新观念，坚决突破思想禁忌和认识误区，坚决从保守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和一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走出保守和惯性思维的定式，消除求稳怕乱的心理，打破大陆军思想和狭隘军种观念的禁锢，警惕和排除“左”和“右”的思想干扰，瞄准未来战争积极改革、锐意创新。
　　记者：习主席指出，影响改革的许多思想障碍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对那种总体上拥护改革，但一动自己的利益就不行的现象，您是如何看的？
　　刘成军：改革必须破除利益藩篱。军队改革涉及利益调整，动力和阻力都与利益相关。深化改革，不可能不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绕不过去，也回避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必须敢于壮士断腕。一是重点突破部门利益藩篱。要避免出现各砍一刀、在外围打转转、只打补丁不裁新衣，必须下决心触动既有利益格局，按照联合、集约、精干、高效的原则，进行体系重构和利益关系调整。二是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领导干部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形象地讲，既要割别人的肉，也要割自己的肉，割别人的肉心疼，割自己的肉身痛。不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都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更高的姿态，真正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是破之有据、破之得法。“破什么”需要有严密的科学论证，“怎么破”也要有周全的实施方案。特别是在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该改的坚决改，同时照顾合理利益诉求，调动和保护好官兵的积极性。无论改什么、怎么改，都要努力做到全局利益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深化军队改革必然会涉及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益，各级领导要带头理解改革、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经受住党和人民的大考。
　　记者：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您是怎么学习理解的？
　　刘成军：军队改革，实质是国家和军队领导层主动对军队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进行的较大幅度、较为深刻的调整。改革不同于革命，革命通常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为牵引、自上而下地对军事体系进行的有序改造，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改革也不同于改良，不是小打小闹，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集中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对军队“生产关系”的变更，使其更加适应军队“生产力”的发展。我军此次改革，既要改体制又要动结构还要调政策，确实潜藏着一些风险因素。但是从长远看，我军不改革，新问题就会变成老问题，老问题就会变成老大难问题，长此以往，战斗力得不到质的提升，面临的风险更大，到时候风险就会变成一种危险。必须横下一条心，以非凡的魄力、坚毅的定力和得当的策略，解决好制约战斗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通过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提高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
　　记者：习主席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系统工程，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任务，要扭住不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您是如何学习认识的？
　　刘成军：国防和军队改革千头万绪，必须牵住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把改革主攻方向放在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放在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上，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突出领导指挥体制这个重点，把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作为重中之重和突破口。建立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实质上是领导指挥权的再配置，牵一发而动全局。打开这个突破口，就会产生链式反应、形成倒逼效应，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就可以顺势跟进，其他领域改革也都会随之相适应相配套相协调展开，就能牵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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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党指挥枪”，军委须一元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只有一条红线不能越，那就是党指挥枪。这是毛泽东建军路线的精髓，是保证打胜仗的基础。只要划定了“党指挥枪”这一条红线，其他的都可以改，怎么打得赢，就应该怎么改，没有底线。
所以，军队改革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如何保证党指挥枪的贯彻落实，对于不利于贯彻这一原则的任何制度，都要进行修改。
当然有人会问，“党指挥枪”不是天天在喊，在现行体制中还有问题吗？有，这个问题还很大！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邓小平、江泽民所谓“退下来”时，都是“半退”，哪一半没退？就是管“枪杆子”的军委主席。换句话说，那会儿的总书记、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是被不是中央委员的军委主席这杆“枪”指挥的，军委主席掌握着全党、全国的命运，这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仔细去想想，这儿不多说。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修改党章、修订法律。
首先是党章上必须明确，中共中央军委是党的军委，是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军委，这是“党指挥枪”的根本保证；从制度保证上说，党的总书记兼任党的军委主席，使中央军委始终在党的核心领导层掌控之下。
这还不够，因为现在有“两个军委”。即除了中共中央军委，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也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人会说这没关系，总书记“双肩挑”就行，可问题没那么简单。党的军委换届是在党代会上，国家军委换届则是在人代会，两个会是有时差的，一般是有半年时间里是“两块牌子、两套班子”。最高军权是分分秒秒都应是一元化的，留着这个漏洞是容易出大问题的，比如一旦遭到核打击而需要核反击作战时，这个命令有谁下？所以，军委必须一元化——按“党指挥枪”的原则，只能有中共中央军委，成员盖有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时取消国家中央军委。
这就需要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国家及中央政府层面军令机构改为国防部，这也是“五四宪法”的体制。按照该体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党的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这个最高军事权力自然就在党的手里。根据形式上的军令政令分离原则，在国务院序列的国防部为最高政令机关，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这个体制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例如监察部虽然在国务院序列，但实际上就是中纪委领导的，是中纪委发布行政处罚的“马甲”；同理，国防部也可以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政令对外机关，既使国防部不虚设，也保证“党指挥枪”不受丝毫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创新，是五四宪法体制。那时毛主席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防部长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先后任国防部长职务的有彭德怀、林彪，就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这个军委加国防部体制比现行“双军委“体制要顺得多，一个堂堂国防部虚设的让人看不懂，这个“特色”没有必要在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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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分担军令和政令职能
要实现联合作战指挥，就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精炼的军令指挥系统。这就必然要对现有体制动大手术。现在无论是总参，还是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的首脑机关，无一不是集军令政令于一身，机构庞杂、人员众多的“大块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根本无法承担联合作战的指挥任务。按照习大“建立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讲话，一切阻碍联合作战的体制，改革是没商量的，怎么改才是问题。
在现有的政令军令合一体制下，至少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可能组建。因此，就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军令政令分离，将军令指挥系统从现有的四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剥离出来，集中于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动静那么大，震动不会小。军队毕竟要打仗，现在东海南海不太平，面临的香港直选及后年的台湾选举，变数很多，尽可能在军队改革与稳定之间做好平衡，也是要考虑的。按以往的经验，改革的难点在于新旧衔接，原机构、原人员如何处理，怎么给出路，这是最难办的。八十年代大裁军，那是整建制集体转业，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了。
这就让人想起盖房子，新房子盖起来了，旧房子、老宅基怎么办？拆了、扔了既不经济又浪费资源。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拆掉旧房子，把能用的砖头、木料修缮整理一下，继续用在建新房子上。这样，新房子建成，老房子也处理完毕。那么军队体制改革，要尽可能用“拆旧房子”的办法，盖新房。
这里探讨的改革思路，就是基于这样几个考虑。第一，一切围绕着立足于打得赢、有利于联合作战的方向改，不能动摇；第二，制度设计尽可能一步到位，条件暂时欠缺的，可以分步实施、交叉实施，以利于平稳过渡；第三，立足于对现有军事体制、结构的改造，即尽可能“用旧砖建新房”，不使新旧机构发生重叠。
基于我军传统和改革迫切，原则上建立两级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即全军层面的和战区一级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我军军令政令的最高机关，是“党指挥枪”原则的体现。在军委之下则实行适度的军令政令分离，由总参谋部代表军委行使军令职能和担纲联合作战指挥；国防部则行使政令职能；当然基于我军传统，人事、宣传、政法、策反等职能，仍有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担纲。
总参谋部，是军委领导下的担负全军联合作战指挥和军令指挥系统。这就要使总参回归军令指挥部门，保留作战、技侦情报、通信、机要、气象等作战勤务部门，相应的则把现在担负的政令及军务及代行陆军的管理职能剥离掉。如军训、军务、动员、兵种（包括炮、装、工、防化、运输）、人力情报（二部）、陆航等；反之，对于全局性的新型信息战力量，则应在总参之下组建新的独立指挥机构，如网络作战部。
除了抗战、二战这种灭国之战或三大战役这种建国之战，是由军委直接指挥，一般局部战争，可由总参谋部或者战区担纲作战指挥，建国后几场局部战争的指挥基本都是这样的，有历史经验可以依托；横看美国打的几场局部战争也是这个模式，两级联合指挥体制应该可以适应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面临的战争。
根据军令政令适当分离，国防部为军委领导下的最高政令机关，负责军队建设，位在国务院序列。党中央军委的政策法令通过国防部或者国务院发布，既体现党指挥枪，又使国防部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机构，发布的行政命令具有普遍效力，地方政府也得执行、贯彻，法理上说得通。一句话，就要把虚设的国防部利用并充实起来。
为使国防部成为真正的最高政令机关和国防行政部门，将四总部的政令及管理职能移至国防部。撤销总装备部，充实国防部。国防部下设机构，包括政令职能机构，如外事司、新闻司、条法司、院校管理司、预算管理司、国防动员司、民兵预备役管理司；协调机构，如处置突发事件办公室、维和办公室、征兵办公室；国防事务管理机构，如军事情报局、武器采购局、对外军贸局、国际援助局、兵器试验管理局、战略导弹试验与航天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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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军区，担纲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基于打两场以上局部战争的需要，设若干战区级联合指挥机构，战区级以下实行授权指挥，不再常设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也就是，常设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只有两级，全军在总参，战区级即各大军区。作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总参和各大军区，对三军部队，只行指挥职能，即在作战、演习时有调动、指挥权。即是“手拿兵符”的，但没有事务管理权，这个“带兵的不管打仗”、“打仗的不管带兵”的体制，执行起来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过渡适应期。但在战区以下的舰队、军师旅团一级仍实行军令政令合一体制，即带兵仍然管打仗，对我军传统体制的改变仅局限于总参和军区一级，影响不是很大。
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借用现在的大军区、军区空军的“壳子”重组。即剥离现有大军区、军区空军的指挥以外的职能，合并重组。第一，为突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野战“属性，借用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区划分和野战军数字番号命名军区，改变现行的地域内城市命名方式；第二，根据战略方向及未来作战可能，设立五大军区，行使战区联合作战指挥职能；第三，古人还提倡“天子守国门”，我军亦有“靠前指挥”传统，军区所在地应尽可能靠前；第四，既言联合作战指挥，陆海空军官皆有资格担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即此军区非彼军区，是真正的三军的“军区”。
战区的划分，主要着眼于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战略方向的战事，大概可以分为对印度及中亚、美日韩方向、台湾及南海、缅甸及中南半岛。按照一个战略方向，设立一个联合指挥机构，便于战时统一指挥，设四大军区，再加中央军区，共五个大军区。在印度及中亚方向，现在分属两个军区打仗时容易掣肘，应统一于西部战区，军区驻新疆的喀什或者青海的格尔木，前者位于前沿；后者是青藏铁路枢纽，规划中还有通新疆的铁路；北边的朝鲜半岛、黄海，面对的是美日韩，将东北战区延伸至胶东半岛，军区移驻关内关外当口的锦州；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应集中于一个战区指挥，合并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设华南军区，军区移防前沿的福州；西南方向，需要对中南半岛及缅甸实施看管、督护，军区驻昆明；作为机动指挥所和对军委战略预备队指挥，设中央战区，军区驻武汉；北京卫戍区，驻港驻澳部队由中央军委直属。
第一军区，即西部战区，军区驻格尔木或者喀什，防务辖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四川及内蒙西部，面对中亚及对印度作战。区内的陆军有第13军、第21军、第47军，也可考虑在新疆恢复第2军、在西藏恢复第18军建制；区内空军有若干歼击、轰炸、特种航空兵师旅、地空导弹旅，及一个二炮中远程导弹基地。
第一军区移防喀什，主要理由：一是过去因交通不便，长期把新疆作为“都护”的荒落院子，没有作为防务的枢纽建设，需要改变；二是西部的隐患就在中印边界及中亚，兰州简直在大后方；三是当年进藏，军委是让一野和二野同时拿方案的，因为西北进藏不仅没有路，修路也要过唐古拉山，不如川藏便利，军委才决定二野负责解放西藏，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存在，青藏铁路、公路直通拉萨，拉日（拉萨至日喀则）铁路也已贯通，直达中印边界东段，由西进藏，比川藏便利。同时，鉴于四川是西藏的大后方，是对印作战调兵遣将后援地，因此将四川划归第一战区。
第二军区，即西南战区，军区驻昆明，防务辖区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主要针对西南方向，督护缅甸及中南半岛。区内有陆军第14军、第20军（移防贵州，军部驻清镇）、第41军；若干空军歼击、运输、特种航空兵师旅和两个地空导弹旅，及一个二炮中远程导弹基地。
缅甸和中南半岛，那里可以以陆制海（印度洋），也是南面的安全屏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应该有一个军区负责。现在将防务分别归之于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两个大军区，割裂得没道理；再则，让成都军区负责中印边界东段防务，既分心又分割指挥权，改“一心二用”为“一心一意”，专注中南半岛一个战略方向的防务。
第三军区，即华南战区，总部驻福州，防务辖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海南，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台湾、管控南海岛屿。区内陆军有第1军、第12军、第31军、第42军；海军有海军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空军有十多个歼击、轰炸、强击、特种航空兵师旅，及一个二炮中近程导弹基地。
东南部沿海地区，虽然面对东海、南海两个方向，但南海方向的岛礁争夺，主要是政治外交辅之于军事斗争，军事也是海军再加空军的小打小闹，我们取得主动权的“钥匙”就是拿下台湾，若台湾在手就不存在什么南海问题。因此，这个战区未来主要的任务就是统一台湾，完成解放军最后“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统辖台湾当面联合指挥的军区，南京偏北、广州偏南，居中福州最合适。
第四军区，即东北及黄海战区，军区驻锦州，防务辖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及内蒙东部，主要对俄警戒及针对朝鲜半岛和美日方向的防务。区内陆军有第16军、第26军、第39军、第40军；海军有北海舰队驱逐舰、潜艇部队；空军十多个歼击、强击（歼轰）、侦察航空兵师旅，一个二炮中程导弹基地。
东北亚局势不稳的核心，是美国一心想建立美日韩轴心，并以驻日、驻韩美军铸成围堵中国的“铁桶阵”。应对这个区域的防务，主要在东北及黄海。因此，将山东划入这一战区，构成一个独立的防务体系，便于作战演习的联合指挥。指挥枢纽也不应该再蜗居沈阳，南移锦州更有地利之便。
第五军区，即中央战区，军区驻武汉，防务辖区包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这一区域主要囤积战略预备队，因此第五战区既负责对这些部队联合作战演习的指挥，也是军委下面的一个战区级机动指挥所。区内陆军有第27军、第38军、第65军、第54军；空军有歼击、运输、轰炸航空兵师、空降兵第15军，及二个二炮远程、洲际导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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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子甲 发表于
如果网友有兴趣，有以下十个方面的讨论：
（一）完善“党指挥枪”
（二）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分担军令和政令 ...
昨天在军事网上看了中国空军到俄罗斯参加比赛，其中有几张关于中国空军士兵和越南空军士兵的照片，包括三名中国空军战士行军礼的照片，我不知道他们开飞机的技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们行军礼的动作不是太规范，在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空军士兵的军姿和气势不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训练不够，杀气不够。可能我的观点不太对，我想空军不仅仅只会开飞机，更重要的要有胆气和耐吃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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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陆海空三军，军种管理各司其职
海军、空军在被拿走“兵符”后，就只有日常训练、军队建设、人事任免等政务事项，不再具有指挥作战的军令职能。各大军区管理职能被剥离后，成为战区指挥机构，原军区下属各集团军，转隶新设立的陆军总部，与海军、空军军种总部一样，归在国防部序列。而军及军以下单位，原则上仍实行军令政令统一的指挥体制，性质保持不变。
在设立陆军军种总部后，陆军野战军实行军种总部、军、师旅或师、团三级或者四级建制管理，层级与原来一样。应将陆军集团军恢复为陆军军，因为八十年代命名的“集团军”，现在看进行不了联合作战，还是回归“军”的称谓更名符其实。陆军总部组建后，一是直接对各军实行军政领导；二是接受总参陆航部的转隶；三是通辖全国的边海防部队，组建边防军兵种总部，统一管理全国的边海防部队，并根据地形地貌、海域特点，设立若干边海防军分区管辖边防团、海防团。
对陆军各军，在实行军旅化改制中，应在各大军区至少保留一个重装机械化师，每个军的陆航应该配齐，特战部队的扩编应适当，不可偏颇。《孙子兵法》说：“以正合，以奇胜”，陆军作战的硬实力还是步兵、坦克、炮兵等传统兵种，老想着靠“斩首”一类的投机取巧，只能赢战术，不能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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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炮兵，作为战略核反击力量，将另外行文。
在取消军区空军后，为了便于管理，可恢复空军军建制。实行总部、军、师旅三级管理模式；在航空兵师团、地空导弹师团则是四级管理模式。空军军与陆军军相同，是军令政令合一体制，管辖属下的航空兵师旅、地空导弹兵旅团、高射炮兵旅团、雷达兵旅等。空降兵第15军仍保留在空军编成内。
在“空天一体”建军目标下，空军担负反导任务；根据我军确立的低空、高空以及中段反导三层拦截机制，须组建中段反导防空（防天？）旅；根据“战略空军”的作战要求，属于应急机动部队的歼击航空兵师、轰炸航空兵师、运输航空兵师及特种航空兵师，可由空军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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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仍分三大舰队，各舰队在战时根据联合作战的需要，受军区联指指挥，日常管理、装备建设、人事任免，由海军负责。由于在向远洋海军转型，三大舰队的作战任务、防务区域也须做些调整，以适应蓝水作战的需要。
北海舰队与东海舰队合并，组建海军第一舰队，舰队驻宁波，负责黄海、东海及西北太平洋方向防务；南海舰队改为第二舰队，舰队移防三亚，负责南海及印度洋方向防务；将航母、核潜艇部队划出来，另组建海军第三舰队，舰队驻青岛，作为远洋海军的核心战力，担负远洋作战和核反击作战，航母出行时，可根据情形，由其他两个舰队负责派遣水面舰艇与航母组成编队。
舰队以下建制，主战兵种，取消支队、基地建制，分别组建副军级的驱逐舰分舰队、常规潜艇分舰队、核潜艇分舰队、航母分舰队，有了分舰队的架子，为以后海外组建分舰队提供了便利，例如印度洋分舰队等。担负支援保障的水面舰艇，仍保持支队建制，如登陆舰支队、作战支援舰支队、防险救生支队等；玩“蓝水”就需要了解各大洋的“洋情”，这个短板最多，应立即将各舰队侦测船大队扩编为支队，刻不容缓。
舰队航空兵，改为航空兵军，三大舰队各辖一个航空兵军。海军陆战旅，由南海舰队直辖。加一句题外话，海军陆战作为一个兵种，称谓上应规范称为“海军陆战兵”，“海军陆战队”的称呼是不符合我军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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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撤销总装，像军种那样建设联勤
后勤改革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联勤，这是横向的，试点都试过了，口号也喊过了，军种壁垒使改革举步维艰，这次是跑不掉的；第二个纵向的，改组大军区为联合指挥机构后，原军区后勤部装备部自然也没了，那么总后就可以一统各军区、各军种后勤，海空二炮等军种，除了极少数专供、特装，原则上归入联勤体系。
实行联勤后，总后勤部就可以按照一个军种来建设，名称上应称“联勤总部”更贴切，但脑海里老闪着那个国军的那个联勤总部，名称先不动，或叫总联勤部（？）。按照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大原则，建立全域的装备运送、装备维护、物流输送、人员投运、医疗保障、士官培训等几大保障体系。在载运方式上，包含公路、铁路、空中、海上等所有运输方式；在全球各地担负联合国维和的我军部队，以及在大洋上护航的海军编队，也需要考虑在主要节点地区，设点保障，这可能是新课题，有难度，但不能回避。如对亚丁湾护航的海军编队，采取中资企业外派机构、海外施工物流网、国内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等，组建了一张无形外海保障网，总后应该在这方面多动脑筋，甚至感觉在后勤保障领域，预备役部队大有作为。
作为军种建设的三军联勤，实行垂直领导。即总后勤部、战勤保障基地、联勤分部（师级或副师级）、仓库大队医院（团级）等，实行四级管理体制。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沈阳、广州等特大航空、铁路、公路、港口交通枢纽，设立正军级的战勤保障基地，其余则为副军级。
战勤保障基地，是一个战略区域的后勤枢纽，不完全是根据地域来设立，而是按照海陆空骨干交通网、当地配套生产能力等因素，构建以战勤保障基地为枢纽、军民融合的区域性的保障网。运输、军需物资、油料、装备维护、野战医疗、士官培训等诸要素皆备，并能对作战部队实施伴随保障。即一个战勤基地，就是一张保障网，突出保障能力，非强调仓库医院建制单位有多少。
联勤分部既担负一域的保障，又是战略区保障网的综合节点。一般要具备通用装备维护，野战医疗伴随，通用物资、油料的供给，百吨级的输送能力。在医疗、运输、通用物资方面，特别要强调对民用资源的征集，关键在保障能力，而非拥有大而全的仓库医院运输车队。
后勤要改革的地方太多，院校、医院、军代处、汽车运输等，应该裁减员额和编制。像部队医院，现在全军有团级以上的建制医院二百多所，约均一万多军人一所医院，还不包括军师旅级单位不对外的内部医院，以及形形色色大军区司令部、后勤部等对外营业的门诊所（其实就是医院）。而且团级建制的医院必须是在二级（甲）以上，大多数是三级（甲乙），这些医院大部分在地级以上的城市，远离很多雷达站、观通站、仓库以及基层营连部队营区，远的几百公里，看一次病路费都比医药费高，路费还不能报销。因此，一个联勤分部作为保障的节点，保留一两所三甲（乙）医院即行，一般医疗有师团级部队卫生队（医院）或者地方医院负担。部队医院要养“白求恩”那种水平的大夫，打仗才管用，主要担负重症或者基层医院的转院治疗，头痛脑热的完全可以就近去地方医院，报销的医疗费不会比养一所医院开销大。再有军代处，铁路、水路、航空，按一种运输方式设一个军代处，在火车站、码头、机场当“坐商”，太养人了！在后勤保障基地内设一个团级军代处，哪儿有事往哪儿联络、协商、征用，要做“行商”，要学会并利用对民用资源的征集。院校问题，后文要专门涉及，这里先略过。
如何落实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战勤保障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改革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既要防止后勤再成为腐败重灾区，又要突出后勤的保障能力，不要到关键时刻“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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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军区系统的体制重构
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全部改革为地方军事政令机关，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在地级以上党委内设“军事部”，在同级政府组成内称“人民武装部”，纳入地方政府建制，与地方政府组成部门同级别。即省军事部为正师级（厅级），地级市军事部为正团级（处级），军事部的部长、政委有现役军人担任，工作人员可聘用文职。县级党委和政府内，不再设军事机构。北京卫戍区，因首都的特殊性，实行副军级权限，直属中央军委。
作为地方人民武装的政令机关，负责征兵、退伍军人、国防动员、预备役及民兵的召集和训练、战时资源征集、协调驻军与地方关系等等。
大概陆·肆以后吧，执政者被西方忽悠后，恍惚认为军队不能管内政，于是膨胀出大量武警部队，这是军队资源的极度浪费。军队为何不称国防军，而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是去解放全世界的，是解放全中国，现在就剩台湾了；人民解放军另一别称是“人民子弟兵”，就是只要人民需要，子弟兵都必须冲在前。因此，武警管内、解放军管外，这是分工，不是分家。还有像驻港驻澳部队，本身就担负着防务与维稳的双重职能，既是军也是驻港驻澳的“武警”。解放军与武警在职能上有分工，但“分工不分家”——抗洪抢险、台风地震、反恐、维稳、镇压暴乱暴恐，解放军“该出手时必须出手”，不要听西方媒体唧唧歪歪的鼓噪。其实，西方国家近几年也打乱了国防内政界限，在救灾、反恐、维稳方面大量动用军队，这还不知道跟谁学的呢。
因此，须将武警作为解放军的一个兵种来建设，与解放军共用部队院校、培训基地、后勤保障网，不要另起炉灶搞武警院校和保障系统，那简直是重复建设、浪费军事资源。既然武警和解放军都是军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因此为了精兵简政，机构可以几块牌子，但人员要统一调用，地方军事部长政委可兼任地方武警首长，统一管理军队和武警部队。武警是镇压的工具，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人民是多数、敌人永远是少数，以反恐为名大规模扩编武警是不可取的，我是很反感武警升格、扩编的。老实说，真遇到3?14、7?5那种暴乱，完全可以直接派军队出去镇压，实在抹不开面子让军人穿一件武警“马甲”即可，那两次事件中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人民群众也很支持，这点要有自信。
驻港部队、驻澳部队，这个名称极不规范，应该正名。由于港澳没有地方党委，特区政府组成又属“两制”范围，因此，将驻港部队、驻澳部队合并为港澳警备区，执行正师级权限，直接隶属于国防部，负责驻两地部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编成内的作战部队，战时则受战区联合指挥部指挥。驻港步兵旅、航空兵团、舰艇大队，一概以数字番号命名，如驻港步兵旅可给予陆军第144步兵旅番号，舰艇大队给予海军第74舰艇大队番号，航空兵团给予空军第某混成团番号，驻澳部队步兵营应编成在驻港步兵旅内。
“一国两制”搞得港人只知“两制”不知“一国”，突出驻军的“一国”性，有特殊的宣示意义。驻港驻澳部队本来就属于“一国”范围，因此，驻港驻澳部队不应该“特殊”，须彻底消除现在驻军有别于“一国”的特殊性，给港人多上上“一国”的课。这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是给港独们一个明确的信号：学拨皮流氓街头闹闹就想夺权，驻港解放军不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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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部队丑陋的“英式操典摆臂”
这几年驻港澳部队建设在向“绣花枕头”狂奔，越来越不像是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军队，不仅缺乏血腥阳刚之气，而倒越来越像橱窗里的“花瓶”。有图为证：某次检阅时受阅部队居然甩上了英式摆臂，为了迎合港人殖民思维，悄悄在向“一国两军”变质！应该把没有法律依据，与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性质不符的“特殊”统统去掉！第一，征兵不再搞身高、容貌、学历等的“计划单列”，纳入全国各军兵种统一兵员征集计划，按“一国”的标准征兵；第二，驻港驻澳部队一概执行军队的法律条令，军装（包括臂章）、日常管理、列队训练等等，不得搞另一套，司令员政委胆敢违反军法的，拉上军事法院判刑并开除军籍；第三，“驻港”“驻澳”部队驻军不再固定，可由各军区师旅团“轮驻”，哪天港独们闹得凶，可以把“万岁军”属下的机步第112师派去驻港，让香港天空震荡99坦克的轰鸣，时刻警示港人这里不再是殖民地、是中国管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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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执行警备勤务的，叫警备纠察，这是条令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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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驻港部队，就擅自改“宪兵”，违反条令不说，这种“接鬼”就是军队的“一国两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变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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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部队还真的再说几句。前一段那群二愣子闯军营，驻港部队太丢分！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预案？我想应该有。但是当值警卫和后来出来的干部明显惊慌失措，居然让那几个脑残进了军营，一看就是平日里“不出事”为第一要务教育的结果，事出在大门、责任在领导。最后关门了结，任港独们在大门外摇旗呐喊，鼓起人家的信心，叫喊着要升级闯驻军总部。
问一句，要是这是当年英军的营区，这帮脑残敢这样干吗？这种事情也不是很难处置吧。客气点，棍棒抡上去，就地擒拿交给警察；要我干，先鸣枪警告，脑残再敢前走一步，当场击毙。这些摄像交给媒体、网络播放，有这一次就不会有下一次。驻港军营就是一国标志，谁敢撼动，就要他流血，这才是对港人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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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部队啊，不改改真的不行，现在这个模样真的连占领军都不如，别说这还是在自己国土上驻军。横看一下，因为与澳大利亚、菲律宾没有长期驻军协议，美帝为了“重返亚太”不得不“轮驻”这些国家。驻港部队在自己国土上居然也是轮驻，那么多军营空着，在深圳还要搞个大本营，驻轮换部队和新兵训练，这显然太没自信，连个港独都对付不了，谁能相信你“打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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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压缩超级膨胀的军事院校
谈到部队院校，习主席有一句话：“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这是啥意思？可以用数字来解读。230万人的军队拥有67所（2006年国防白皮书的数据）军事院校，做一下算术230万除以67，不到三万五千人一所军校，这还不包括能招收研究生的军队科研院所，及117所（2008年国防白皮书的数据）招收国防生的地方普通高校。军事院校数量过多，占用了大量的军队资源，包括编制员额、军费开支、将校位置，甚至土地空间。需要裁减、压缩，习主席的这个“比例不够合理”只能这样解释。
军队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不能在“土围子”里办“小社会”，寓军于民、军民融合，要立足于更多的利用地方教育资源的思路来调整军事院校的设置。裁减和压缩部队院校数量，是军队体制改革不可分割一个组成，这一次一定要大刀阔斧。当然，也不能为裁而裁，而要借这个契机，调整军事院校结构，使军队院校突出“军”的特色，为适应联合作战服务、为构建新型作战力量服务、为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服务。
裁减军事院校，首先要搞清军事院校数量过多、比例失调，多在哪里、失调在哪些方面。我细数了一下，不足各位可以补充。一是重复建设多，如通信类、工程类院校多。像工程院校，不仅军事综合院校有工程学院，各军种、兵种、后勤，甚至武警还都有工程大学或工程学院，除了军械工程、结构工程（爆炸）等有军事特色，土木工程、普通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等，真没啥特色，就是有特殊也不需要家家“升火”、户户办校。二是无“军”色的院校多，交通学院、汽车学院、经济学院、医科大学、艺术学院等等，那可是用军费、军人的编制员额在做“民”可做的事啊！这些完全可以通过特招或者通过地方院校的国防生培养。三是单一兵种院校多，例如步兵、边防、装甲兵、防化兵、工程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等单科院校，最变态的是海军居然为只有一万多人、最大建制为旅级的海军陆战兵办了一所副军级的海军陆战学院！空军也不示弱，为两万多人的空降军同样办了一所空军空降兵学院，总参也如法炮制，把本已撤编的体育学院改头换面弄成了特战学院。也很难想象在机械化、信息化作战中，一个步兵军官没有装甲兵知识、不懂炮兵、陆航会打仗，陆军都在搞合成营了，单科院校如何培养出适应联合作战的指挥军官？四是军事院校为何失调，就是部门办校多，即家家升火、户户办校，各军兵种、大军区、四总部，每个大单位都要办几所学校，以示“重视教育”，再有军事院校有位置，好安排闲人，校长政委起码也是副军级，到这个岗位上可以挂将星。由此可见，办学权有沦为军内利益集团分军费的“蛋糕”，一定要打破！
找到了问题，改革就有了方向，从人均拥有教育资源的比例上说，至少要砍掉一半的院校编制。这里我说点想法、提点调整的建议，看看能不能这样办。
第一，撤编没有“军”色的院校，像交通学院、汽车学院、经济学院、医科大学、艺术学院等。个别承担运输兵、司务长任职教育培训职能部分，并入后勤学院、士官学校；现存的三所医科大学，留一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即可，将撤编院校的核医、海医、野战外科等特色专业转入四医大，附属医院则不应集中于一地，留强去弱，保留西安西京医院、重庆西南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艺术学院撤了很对不起彭将军，不过从这里开刀，撤并其他院校阻力会少，毕竟“打铁自身硬”是最好的立信之“木”。
第二，总部及各军兵种办的同类院校，非军特色的，合并办一二所就行；兵种院校，除了培养特殊技术兵或者因国防保密需要的，合并为若干军官学校和士官学校。担负高级军官任职培训的院校，即指挥学院，应强调合成，最低限度是军种内合成，可改制办一所三军综合高级军官任职院校。
第三，最头疼的是政治学院，有人拿着“政治工作是我军特色”这个挡箭牌，好像没了政治学院，就是不讲政治，政工干部没地方学习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政治军官属于指挥军官，这个政治是“打仗的政治”，不是耍嘴皮子。首先要懂打仗，不学打仗这门技术，这个学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总政属下的两所政治学院就这个情况。像西安政治学院办什么法律系、南京政治学院办捞什子新闻系，全是瞎扯淡。你让政法大学、复旦人大新闻系培养点国防生不就行了，在“土围子”里办专业，还能培养出高水准的政委？因此，政治学院统统撤销，在培养初任军官陆海空军官学校、担负任职培训的高级军官学校设立政治系，培养兼通军政，既懂打仗、又懂政治的政治指挥军官。
第四，撤并后的院校怎么办，分类解决。通用类的交给地方，顺势还可以弥补我国高等教育不平衡的状况，比如第二军医大学可以迁到阿克苏或者喀什，既支援西部大开发，又解决南疆驻军多、医院少，更缺少像样的大学，同理，第三军医大学移往拉萨，西藏一定是会欢迎的；军事交通学院给青海省办到格尔木去，那儿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枢纽，至今还没一所全日制大学呢；裁撤的工程大学或者学院迁到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缓解当地考生多、大学少、高考录取分数居高不下的苦恼。非通用类的撤并以后，为防止腐败，空出的地皮交给地方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由地方政府给点土地出让金，作为这次裁军后安置转业、退伍、遣散人员的安置费，也可以省却财政的另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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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吐槽一下，现在军校的名称，真是五花八门，很不规范。有以兵器命名的，如水面舰艇、潜艇、坦克学院等；有以军种兵种命名的，例如陆军、空降兵、海军陆战、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步兵、航空兵等；有以专业命名的，如经济、政治、外语、国际关系、工程、通信、特种作战、电子、医科大学或学院等等；再有就是毕业后任职命名，如军官、士官学院、学校等等，三年前总参把合肥炮兵学院改为陆军军官学院，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实质还是兵种军官学院。
军队是要整齐划一，军人为何要走方步、叠豆腐块，就是训练一种养成，培养军人特有的令行禁止、上下一致的思维方式和气质。军校是培养军人的摇篮，学校名称都乱七八糟，乱哄哄的，对初涉军旅的学子如何起到这种教育，那还不百花齐放、思维混乱啊！
撤并以后对军校的调整，首先要正名，名不正则军不顺，军校命名要建立起统一的规范。
首先，对培养初任指挥军官的全日制国民教育的军事院校，不论授军事学或者工学学位的，一概以军种或者兵种、地名或者数字加“军官学校”为其学校称谓，如空军西安飞行学院，改称空军西安航空兵军官学校，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可恢复海军第一军官学校或者海军大连军官学校，南昌陆军学院改称陆军南昌军官学校，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称陆军石家庄步兵军官学校，总装装甲兵工程学院称陆军北京装甲兵军官学校，等等。通用兵种军官学校，脱离军种，由国防部直属，例如培养海军陆战兵、空降兵、特战兵的，可合在一处办解放军广州特战兵军官学校，防空兵、雷达兵、炮兵军官学校莫不如此，三军都有的兵种不准户户办学，这是压缩军校数量、提高办学效益的重要途径。
其次，对士官学校，亦以军种或兵种、地名加“士官学校”为其称谓，如空军大连通信士官学校改为解放军大连通信兵士官学校，海军士官学校改为海军蚌埠士官学校等，镇江船艇学院改为陆军镇江水兵学校。这次院校调整，应充实、提高士官学校的教育层次，改变士官学校军界级别上“矮”一头，与军官学校同级别，允许举办本科学历的士官教育。以后不仅传统作战部队需要大量士官，新型作战力量的无人机、预警机、卫星操控，特种兵、心理战兵、电子对抗兵、侦测兵都可以使用士官，甚至传统的军医、文艺兵、装备修理与维护、舰艇消磁、雷达兵、运输机驾驶员等等，都可以减少军官编制，增加士官岗位。像体育兵、文艺兵，一律士官编制，免得明星们找门路窜进军队，挂星带彩的一面吃着军饷，一面四处走穴、办独唱音乐会，捞个人钱、扬个人名，基层官兵也只能在电视里见这些人招摇过市。如果实在舍不得撤军艺，改为总政士官学校倒是也可行。
第三，高级军官任职教育学校，现在有叫指挥学院的，也有以办学部门作称谓的，如后勤学院、装备学院等，还是整齐划一的称高级军官学校比较好。如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可改称海军南京高级军官学校、空军北京高级军官学校、陆军石家庄高级军官学校。任职教育要突出信息化时代联合作战的特点，强化中高级军官跨兵种、跨军种的知识结构，取消职能部门和兵种指挥院校，例如后勤学院、装备学院、政治学院等院校，统统撤并，充实到国防大学，使国防大学真正成为跨军种、跨兵种的培养联合作战的高级军官学校。高级军官学校既然担负任职教育，教员取消教授制，改用教官制
第四，培养专业技术军官的全日制国民教育院校，现在军事特色越来越少，“大学”越来越多，就授一个工学学位的，就敢叫大学。当然这也是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通病，部队是被染的。要学学协和，人家愣把协和医科大学改回去叫协和医学院，校名体现人品，怪不得看一个感冒也得四五点钟去排队挂号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以国防科技大学为班底，恢复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把海工大、空工大、二炮工大、理工大统统合进去，改成海军系、空军系、二炮系、陆军系、宇航系等，留军去民、留强去弱。再以信息工程大学为班底，重组解放军军事信息学院，合并所有的通信学院、电子学院等。三军通用兵种培养人才，不得“各自为战”搞部门办学，例如防空、雷达、军械等，全军各办一所就行，可以把海陆空同类院校合并起来。
总的来说，军事院校分为全日制国民教育的初级军官学校、专业技术学校，担负任职教育的高级军官学校，及士官学校。在名称上，全日制培养初任指挥军官的，一律称军官学校，培养士官的，称士官学校，均为正师级；全日制培养专业技术军官的，称学院，全军的为副军级，各军种办的为正师级；担负军官任职教育的，称高级军官学校，学校为副军级；国防大学作为三军最高学府，为副大军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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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过，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军一大特点。虽然我军二十多年不打仗了，但在基层一线带过兵、参加过士兵实弹演习，或者出国维和、护航、联演的军官，还是大把有的。现在的军校也是学历至上，似乎得过军事学硕士博士的，就可以当军校教师了。现在的国防大学、指挥学院，“门对门”（学校毕业到学校任教）教师占多数，讲空军战术的不会开飞机或没在空军部队当过兵，讲海军编队作战的，就在支队挂职、代职那么几月一年的，上舰还要吐胆汁，讲海军只能是纸上谈兵，抄抄外军教材“倒卖”。军事学具有很强经验特点，因此，要硬性规定军事专业课必须由教官授课。教官从一线部队遴选，实行双向流动，提高教员的任职阅历，这也等于为总参、战区级储备了联合指挥作战的高级军官。将来可以在军官军衔条例里规定，教官必须有基层部队十五年以上任职经历，授中将以上军衔的，及担任联合作战指挥的，必须具有三年以上教官履历。
对军事院校管理制度也要进行改革。一是各军事院校的归口领导单位，是军委、国防部、总参、总后、海陆空军二炮等总部、军种部，大军区军校移交陆军。二是学校人事任免、非学历教育在职生选任、毕业生分配、专业课程和教材审定、预算经费的制定、派任教官、科研立项等专业事务由办学单位负责；三是学历教育的招生、学校管理规范、职称评定、专业设置、编制员额、岗位定级、教育评估等行政管理事务，由国防部教育司统一负责。全日制院校招生和专业设置，接受教育部指导和评估。要从制度上遏制军校代培生满天飞、招生收钱的腐败漏洞。
最后，说说军事院校的级别。军校的级别太高，地方一所大学也就是厅局级，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也就是校长书记，教育部在喊着去行政化伞下黑给了副部级待遇，不过学校级别并没变。军事院校要是正师级，那只能叫分校或者士官学校，独立建制的军官学校，起步都是副军级的，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更是大军区和兵团级（大区副）。所以，军校里将星闪烁，机关与作战部队、军官与士兵比例失调一大原因，就在于军校级别过高。
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前面说过了，这说说军事科学院。撤销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外军研究、军事政治等有军队特色的学科，转隶国防大学和其他军事院校；军史、百科、国际战略等，转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军事百科研究所，采取新华社军事部、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模式，暂时军职文职混编，将来这种寓军于民的编制，应全部采取文职编制，看央视军事新闻里播音员，坐着说几年话就上尉升成少校，听一位与某播音员同年毕业的少校营长调侃“打仗的行业怎么坐在空调房里的讲话的比我操枪弄炮的还升得快呢，下辈子参军一定不选操兵器的专业”。
因此，军校级别要调整。全日制国民教育初级军官、专业军官院校，一概定级为正师级，高级军官学校定副军级，国防科技大学正军级（归国防部领导）、国防大学副大军区级。这里定的是学校行政级别，校长是可以高配的，当年刘伯承元帅就任过军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还亲自办了哈军工并任校长，这是我军的传统，高配元帅、大将出马是说明军委重视，不是要给学校定这么高的级别。对于学校里的专业军官有突出贡献的，例如马明伟授予中将军衔，大家都没意见，学校里牛人比校长军衔还高，倒还说明重视人才，对去官本位、去行政化反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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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还说：“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即意味着还要缩编裁军，这里小结一下。
要吸取前几次裁军的教训，坐在机关里的决策者拼命裁一线作战编制，保自己位置。既得利益者做裁军方案，把很多战功卓著的部队裁没了，机关倒是从三总部扩大到四总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次裁员，要定下一条硬杠杠，作战部队编制，只做调整（比如步兵改特战），一概不得缩编缩人，而且机关院校裁下的人才，一律去基层部队任职。
按照以上缩减两个大军区、一个总装备部，省军区、军分区改制降格为正师、正团级的军事部，撤销县级武装部，再加撤并降格院校，不仅可减少大量的机关编制，为新型作战力量部队的组建腾出编制，还可裁减员额约在二十万或三十万之间，使我军总数控制在二百万上下的规模。这样习大说的“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失调”的问题，就可以从个根本上得到改观。
长期关注、支持国防社区，为国防社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