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小说女主和女追男男主很冷的小说他们那的风俗是凡是12岁的小孩都要参加一个什么游戏最后男女主都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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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孩子的教育
  作为一个家长,从孩子的出生一直到他进入大学,参与孩子的教育是极端重要的。你有权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你孩子的老师,所以学校和家长需要建立伙伴关系,你将自愿地挪出时间帮助孩子的家庭功课。当家长和老师共同分担责任时,教育孩子的工作会更轻松容易些。如果你的孩子看到你参与了学校中的有关教育的活动,一个强烈的信息就进入了孩子的大脑,好好地学习和端正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积极地配合学校 &#年,有关报道指出为什么美国的孩子数学成绩如此之差,而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的孩子是如此善长于数学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家长都参与了孩子的家庭功课,他们鼓励孩子做家庭作业,并在必要的时候,请家庭老师。而在美国家长们总是把孩子们的进步依赖于学校。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得到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你就应该积极地配合学校。  当你在选择一个好的学校时,应该问问老师是否有与学生的定期会面或交谈。当学生有机会与老师分享他们的想法时,学生们会做得好得多。这种思想上的分享比引起矛盾的规范和不相调和的期待有效得多。它可以使学校的经历保持新鲜和刺激。在大多数的学校里教学任务却是仅仅依靠卷面功课,因而没有时间让老师与学生交流思想。  家长可能是高中学生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一位美国校长斯各特·麦卡路尔说:“家长们需要积极参与学校的工作。家长建立的对学校及学习的态度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他还说许多孩子回家以后都要被问到“今天学校有什么事?”这样的问题,而他们经常回答“没什么!”  “如果在7个小时内,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将与我的教师们一起被解雇。”麦卡路尔说:“正是由于家长拒绝显示对学校的任何事情,这样才传递给孩子一个微妙的信息:‘学校是不重要的,在班级里的成功毫无意义。’”  家长们必须参与。要求你的孩子与你分享有关国家历史的知识,对他们所掌握的词汇作一些试探,并看看他们在数学上的程度。  “如果学生和家长都应用这些计划,”麦卡路尔说:“他们肯定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麦卡路尔说:“如果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育中,成为孩子最响亮的支持着和孩子勇气的来源,那么学校生活对于孩子是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经历。”  家长要尽可能多参加家长会。家长会为你提供了一个与孩子的老师共同分享孩子信息、情况的机会。家长会的最好结果是老师和家长双方都获得了孩子的一些情况。在家长会之前,家长们最好事先想好要说些什么。两位家长最好沟通一下要告诉老师有关孩子的哪些情况——他的特殊兴趣,他不在学校的感觉或是放学后他干些什么。最好也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他不希望你告诉老师什么,或者在他的抽屉里,有些什么是他不希望你看的。  当你参加家长会时,一定要确保准时到达。老师将告诉你你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你可以询问一下老题有关孩子的以下问题:  &你的孩子在哪几门功课上做得比较好?  &在哪些方面,孩子还需要改进?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如果你对孩子在学校的教育活动有些疑问,例如家庭作业,测试结果等等,都可以趁这个机会问问孩子的老师。  当你回到家后,花些时间告诉你的孩子老师对他的正面评论。同时也应该说一下重要的部分和你自己的意见给未能参加家长会的你的丈夫或妻子。积极地看待学校的老师和他们的教育活动。  制造头脑风暴  当你和你的孩子坐在一起,围绕着你所想到的所有情景,讨论解决办法时,你就在制造头脑风暴。这种头脑风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作为家长,你可以做很多来增强你孩子的创造力。不遗余力地鼓励你的孩子所想出的不同寻常的点子。创造力有思维过程帮助孩子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何时候当你与孩子在一起时,你们走在路上,吃饭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机会鼓励孩子的创造性思维。你将唤醒你孩子的部分头脑。事实证明这一部分头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是有用和高效的工具。除了用通常的方法解决问题,你的孩子要学会自己想出别的方法来,做同一件事情。那些明白这些灵活性优点的孩子在他们遇到数学上的新概念时,不会感到非常不适应。他们将很愿意在他们的故事中考虑不同的可能性,并且可以改进他们的写作能力。  那些有能力创造思维的人更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活,对那些遇到紧急情况或是实际问题的人们有更强的影响力。  那么,你又能怎样帮助你的孩子拓宽他们的思维看到更多的东西呢?不妨试一试以下训练创造思维的方法:  &当你的年幼的孩子用书搭成他的车的通道或做成一个大的卡通房子时,你要显出对他的创造力的惊叹。你可以说:多棒的一个主意啊。  &鼓励你的孩子为父母和圣诞树或其他节日做一些礼物。  &不要轻易地把旧盒子旧罐子扔掉,并把其他的罐子、盒子找来,拿给孩子,鼓励他去发现这些东西的新用途。  &设立一个工具箱,里面可以装一些木头、麦管、鞋盒、丝带、鸡蛋壳玩具、咖啡罐、过期的墙板,总之是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鼓励你的孩子用这些东西做新的发明,可以让他们用这些“废物”尝试地装饰一些东西,或者礼物或是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这些活动在阴雨天这种不适合户外运动的天气尤为适用。  &问他们许多假设的问题。例如:如果你去野营,忘了带牙刷怎么办?你能想出其他办法刷牙吗?  &在孩子面前假装你陷入了一个困境。让你的孩子帮助你想一些富有想像力的方法。从他的不着边际的想法中尽量发现一些积极的和好的东西。鼓励你的孩子寻找一切的可能解决困难的方法。  &头脑风暴可以关于任何事情。你可以问他“塑料杯除了喝水以外还有什么用?叉子除了吃以外还有什么用?纸除了写字以外还有什么用?硬币除了像钱一样花掉以外还有什么用?如果你想在野餐的那天正好下雨,你可以用什么好的方法寻找乐趣?……”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流畅性(可以想出很多的主意),灵活性(找到不只一个的问题的答案或不只一项的一件物体的用途),创造力(创造出不同寻常的方法)。  当你花时间与你的孩子在一起,帮他发展创造性的思维时,你正在使他变得更快乐,成为更好的学生。  帮助孩子们思考  学会思考应该在孩子在家时就应该开始。还在孩子上学之前,思考光靠基本的听力技巧和简单的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从出生开始,就要帮着孩子学习思考。教你的孩子去思考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它必须始于家里,并与孩子的父母在一起。  以下这简单的做法可以帮助你开始。  &解决问题:让你的孩子思考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错过公共汽车,怎么办?  &参与决策:在有关钱、时间或是交通运输方面让你的孩子帮助做出决定或是参与讨论。例如:在晚饭之前,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焙烘一个蛋糕。  &给出原因:给你的孩子机会让他们不仅说出“我喜欢”或“我不喜欢”。问问他们为什么喜欢或为什么不喜欢,或者叫你的孩子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画的故事。有一些时候,你要帮助你的孩子用合适的词来表达他的意思。例如:“我喜欢鲜亮的颜色。”  &猜想或估计:让你的孩子猜一猜他的朋友中有多少人跟他一样大,有多少人比他大或比他小。鼓励你的孩子找出答案,并问他是怎么找到答案的。  &作比较。让你的孩子种两盆花。你在一盆花里面加过量的水,在另一盆里面加少量的水,让你的孩子来比较他们的不同。你也可以种第三盆加适量的沙子,利用这些花与你的孩子做一个讨论。问他一些问题,诸如:“你认为你浇过水的花到底怎么样了?”  &观察和延长记忆:让你的孩子环顾一下房间,然后让他说出所有以“子”结尾的物体名称。对于更小的孩子,可以问问他房间里的漆是什么颜色的?  &分类:让你的孩子根据颜色对要洗的衣服进行分类。他也可以对别的东西分类,比如光滑的石头和粗糙的石头。你也可以想一想其他让你的孩子分类的方法。  &组织:准备一个小工程,让你的孩子帮你写下所有这项工程所需的步骤,包括材料和随后的处理。然后开始。烘焙蛋糕就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如果你的孩子还不能写,那么就让他说,你来写。)  &原因和结果:与你的孩子讨论一些已经做过的特定的事。诸如:如果你把你的车放在外面,而外面却下雨了,你应怎么办,为什么?  当你在与你的孩子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增加经验,你的孩子也会发展出更好的思维技巧。当你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尝试着问你的孩子:“你认为在下一章里会发生些什么?”  怎样鼓励孩子读书  让孩子学着读书的捷径就是在家里营造积极的读书氛围。以下这些方法在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将会对孩子有所帮助。  &每天为你的孩子朗读并经常与他交谈。这将会扩大孩子的词汇,提高孩子的语言技巧。  &鼓励你的孩子根据图片自己编一些故事。  &用指示性的语言玩游戏。比如:把书放在桌上(下、旁)。  &鼓励你的孩子玩一些简单的行动游戏。比如:“慢慢朝门走。”“轻轻地打开门。”用一些诸如“慢慢地”“安静地”“轻轻地”这样的形容词。  &玩一些带有描述性的游戏。在一定距离外,你可以要求你的孩子在房间里按你的要求找一些东西。比如你要他找“大”的东西,“小”的东西,“硬”的东西或是“软”的东西。  &让你的孩子画画,并讲讲画中的故事。你把故事写下来,然后再读给他听。这些故事和画可以装订成一本小书。  &不要在与孩子交谈时,就选择一些幼稚的词语。孩子是喜爱新鲜词汇的,而且尤其善于积累词汇。你将会对你的孩子使用的他们听到过的新的词汇的词汇量感到吃惊。  &与你的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奇妙。让他谈谈他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不要用“嗯,我知道了”来敷衍他。你应该回答:“是吗,真有意思。”  &当你的孩子讲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或他自己编造的事时,不要流露出过于喜悦或过于失望的表情。只要你的孩子能分得清想象与现实的差别,那么想象还是应该被鼓励的。  &带你的孩子去图书馆。孩子会为他自己拥有一张图书证而感到骄傲的。图书管理员或许能帮你挑选想要的书。  &每天都要花必要的时间与你的孩子呆上几分钟。每一个孩子都有赢得家长单独关注的权利。孩子们有一种和家长呆在一起一段时间的需要。当孩子们没能得到家长足够的注意力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行为不端。一些孩子甚至会因为得到了家长比以前少一些的注意力而行为反常。  &加强你的倾听技巧。你有必要开始聆听你的孩子,这样他们可以锻炼口头表达能力,而你可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是什么困扰着他们。这样当你的孩子长大一些时,他们就会有找你倾诉个人问题的习惯,你一定要避免说教和公开地指责。  如果你感到你没有时间做以上的事情,那你就应该重新分配一下你的时间。你孩子的早期几年在他整个心智发展时期都是相当关键的。  如果你开始着手做这些事情,你会很快看到你的孩子变得更快乐,更安心、也更乖。你可能会更喜欢你的孩子并开始更多地欣赏他。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学,他将会开始学得更多,更守纪律,更喜欢学校。  大学生处事智慧  一、江长禄先生来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后来我和太虚匆匆出门,各自分途去了。晚边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评论》的文艺那一栏,上面题目是“我的儿子”四个字,下面署了一个“适”字,大约是先生做的。这种议论我从前在《新潮》《新青年》各报上面已经领教多次,不过昨日因为见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象,应该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见,提起笔来写成一封白话信,送给先生,还求指教指教。  大作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患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凑泊起来,简直是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破形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成了跛形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做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衣食,后来又帮助我的学费,一直到我能够独立生活,他才放手。虽然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并不希望我些许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拱手同他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够说“不是待我的恩谊”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甚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梯弟”“信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但总还够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条凑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把他“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联想到先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做洪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的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决无疑义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扯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却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当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从东边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边去。那不是和没有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二、我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虚和尚谈论,我得益不少。别后又承先生给我这封很诚恳的信,感谢之至。  “父母于子无思”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思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的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思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思,因为我已宣言无患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页八五一)  (孟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给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是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息,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如何获得领袖型人才  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章文字来,题目是论“土大夫”(见《独立》第十期)。他下的定义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殁所可加者也。虽然孟先生说的“士大夫”,从狭义上说,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负大责任的领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说的“天民”一级不得位而有绝大影响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若用现在的名词,孟先生文中所谓“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为“领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谈话引出来的,我读了忍不住想引用他的意思,讨论这个领袖人才的问题。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人格风度,既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的“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所以成了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他发愿要搜集中国古来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后人模范的,做一部“士大夫集传”;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国士大夫的精华,做一部“外国模范人物集传”。这都是很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们知道《新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我们知道布鲁达克()的英雄传影响了后世许多的人物。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章传记长至几十万言的,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种的。这种传记的翻译,倘使有审慎的选择和忠实明畅的译笔,应该可以使我们多知道一点西洋的领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间接的可以使我们对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点具体的了解。  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琐闻。然而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但是传记文学的贫乏与忽略,都不够解释为什么近世中国的领袖人物这样稀少而又不高明。领袖的人才决不是光靠几本“士大夫集传”就能铸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为“士大夫”在古代社会里自成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颜之推说:吾观《札经》,圣人之教,箕帚匕著,咳唾唯诺,执烛沃盆,皆有范文,亦为至矣。但《神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仟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风操”第六)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暄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颜氏一家,遭遇亡国之祸,流徙异地,然而颜之推所最关心的还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所以他著作家训,留作他家子孙的典则。隋唐以后,门阀的自尊还能维持这“士大夫风操”至几百年之久。我们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吕氏、司马氏的家训,还可以想见当日士大夫的风范的保存是全靠那种整齐严肃的士大夫阶级的教育的。  然而这士大夫阶级始终被科学制度和别种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打破了。元明以后,三家村的小儿只消读几部刻板书,念几百章科学时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机会;一朝得了科第,像“红鸾禧”戏文里的丐头女婿,自然有送钱投靠的人来拥戴他去走马上任。他从小学的是科学时文,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古来门间里的“士大夫风操”的教育与训练,我们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维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说的话,并不是追悼那个士大夫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的复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在近代的欧洲则差不多全靠那些训练领袖人才的大学。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卜)是文艺复兴,(二)是十六七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中古时代的大学诚然是幼稚的可怜,然而意大利有几个大学都有一千年的历史;巴黎,牛津,剑桥都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欧洲的有名大学,多数是有几百年的历史的;最新的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学是一百二十岁了。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那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等!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然而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而五日一风的*,——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第十一期)里曾指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后”,所以多数的军人都“因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识和训练,不足以担任国家的艰巨”。其实他太恭维“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还可以有刘邦、刘裕一流的枭雄出来平定天下,还可以像赵普那样的人妄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我们到今日才感觉整顿教育的需要,真有点像“临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终须努力求三年之艾。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千万年的。我们在今日如果真感觉到全国无领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觉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如果这条路上的荆棘不扫除,虎狼不驱逐,奠基不稳固;如果我们还想让这条路去长久埋没在淤泥水潦之中,——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  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科学的人生观”,研究人是什么东西?在宇宙中占据什么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为少年人近来觉得很烦闷,自杀、颓废的都有,我比较至少多吃了几斤盐,几担米、所以来计划计划,研究自身人的问题。至于人生观,各人不同,都随环境而改变,不可以一个人的人生观去统理一切;因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们至少要以科学的立场,去研究它,解决它。“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现在先讲第一点,就是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学的研究结果来讲,我在民国十二年发表了十条,这十条就是武昌有一个主教,称为新的《十诫》说我是中华基督教的危险物的。十条内容如下:(一)要知道空间的大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从前孙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门,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观念,何等的小?现在从地球到银河中间的最近的一个星,中间距离,照孙行者一秒钟翻十万八千里的速率计算,恐怕翻一万万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间的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们人类,更是小,真是不成东西的东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为是万物之灵,同大地并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征象,这是错的。从前王充很能见得到,说:“一个虱子不能改变那裤子里的空气,和那人类不能改变皇天一样。”所以我们眼光要大。  (二)时间是无穷的长从地质学、生物学的研究,晓得时间是无穷的长,以前开口五千年,闭口五千年,以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阳系的存在,有几万万年的历史,地球也有几万万年,生物至少有几千万年,人类也有二三百万年,所以五千年占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时间之长,就可以看见各种进步的演变,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宇宙间自然的行动根据了一切科学,知道宇宙万物都有一定不变的自然行动。“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动,并没有一种背后的指示,或是一个主宰去规范他们。明白了这点,对于月蚀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种种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物竞天择的原理从生物学的知识,可以看到物竞天择的原理。鲫鱼下卵有几百万个,但是变鱼的只有几个;否则就要变成“鱼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类都是如此。从此晓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动;否则要安排起来,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完善的世界呢?  (五)人是什么东西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看一,人是什么东西?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区别罢了。”人类的手,与鸡、鸭的掌差不多,实是他们的弟兄辈。  (六)人类是演进的根据了人种学来看,人类是演进的;一因为要应付环境,所以要慢慢的变;不变不能生存,要灭亡了。所以从下等的动物,慢慢演进到高等的动物,现在还是演进。  (七)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根据心理学、生物学来讲。心理现状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梦,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现象,和头痛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说是超过一切,是不对的。  (八)道德、礼教的变迁照生理学、社会学来讲,人类道德、礼教也变迁的。以前以为脚小是美观,但是现在脚小要装大了。所以道德、礼教的观念,正在改进。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标准,来判断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后的状况,是格格不相人的。  (九)各物都有反应照物理、化学来讲,物质是活的原子分为电子,是动的。石头倘然加了化学品,就有反应,像人打了一记,就有反动一样。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罢了。  (十)人的不朽根据一切科学知识,人是要死的,物质上的腐败,和猫死狗死一般,但是个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恶都是不朽。一块痰中,有微生物,这菌能散布到空间,使空气都恶化了;人的言语,也是一样。凡是功业、思想,都能传之无穷;匹夫匹妇,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们要看破人世间,时间之伟大,历史的无穷,人是最小的动物,处处都在演进,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张,但是那小小的人类,居然现在对于制度、政治各种都有进步。  以前都是拿科学去答复一切,现在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人生,就是哪哼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去做。分四点来讲:一、怀疑第一点是怀疑。三个弗相信的态度,人生问题就很多。有了怀疑的态度,就不会上当。以前我们幼时的智识,都从阿金、阿狗、阿毛等黄包车夫、娘姨处学来;但是现在自己要反省,问问以前的知识是否靠得住?……。  二、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像贴贴标语,什么打倒田中义一等,都仅务虚名,像豆腐店里生意不好,看看“对我生财”泄闷一样。又像是以前的画符,一画符病就好的思想。贴了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真个打倒了么?这不对,我们应做切实的工作,奋力的做去。  三、证据怀疑以后,相信总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条件,就是拿凭据来。有了这一句,论理学诸书,都可以不读。赫胥尔的儿子死了以后,宗教家去劝他信教,但是他很坚决的说,“拿有上帝的证据来。”有了这种态度,就不会上当。  四、真理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为真理无穷,宇宙无穷;我们去寻求,是尽一点责任,希望在总分上,加上万万分之一。胜困是可喜,败也不足忧。明知赛跑,只有一个人第一,我们还要跑去,不是为我为私,是为大家。发明不是为发财,是为人类。英国有一个医生,发明了一种治肺的药。但是因为自秘,就被医学会开除了。  所以科学家是为求真理。庄子虽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的话头,但是我们还要向上做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阿基米德氏发现浮力时叫的快活。有了这种精神,做人就不会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它圆就圆,方就方,是有意味;因为真理无穷,趣味无穷,进步快活也无穷尽。  本文是胡适1930年在苏州青年会的讲演词  博爱论  “博爱”就是爱一切人。这题目范围很大。在未讨论以前,让我们先看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我的答复是“很大!”我从前念《千字文》的时候,一开头便已念到这样的辞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  宇是空间()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即古今旦暮。  《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  宇宙就是天地,宙宇就是—.古人能得“”的观念实在不易,相当合于今日的科学。  但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  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古人只见到八大行星,二十年前只见九大行星。现在所谓的银河,是古代所未能想像得到的。以前觉得太阳很远,现在说起来算不得什么,因为比太阳远千万倍的东西多得很。  科学就这样地答复了“宇宙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  现在谈第二点:博爱。  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真是个大问题。  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墨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可说是宗教创立者(),他提出“兼爱”为他的理论中心。兼爱就是博爱,是爱无等差的爱。墨子理论和基督教教义有很多相合的地方,如“爱人如己”爱我们的仇敌“等。  佛教哲学本谓一切无常,我亦无常,“我”是“四大”(土、水、火、风)偶然结合而成的,是十分简单的东西,因此无所谓爱与恨——根本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但早期佛教亦有爱的意念在:我既无常,可牺牲以为人。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  古时很多人为了“爱”,每次蹲坑(大便)的时候便想,想,大想一番,想到爱人。有些人则以身喂蚊,或以刀割肉,以自身所受的痛苦来显示他们对人的爱。这种爱的方法,只能做到牺牲自己,在现代的眼光看来,是可笑的。这种博爱给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与现代的科学——工程、医学……等所能给我们的“博爱”比起来,力量实在小得可怜。今日的科学增进了人类互助博爱的能力。就说最近意大利邮船遇难的事吧,短短的数小时内就救起千多人。近代交通、医学……等的发达,减少了人类无数的痛苦。  我们要谈博爱,一定要换一观念。古时那种喂蚊割肉的博爱,等于开空头支票,毫无价值。现在的科学才能放大我们的眼光,促进我们的同情心,增加我们助人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博爱——一种实际的博爱。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工程师的哲学  究竟什么算是工程师的哲学呢?什么算是工程师的人生观呢?因为时间很短,我当然不能把这个大的题目讲得满意,只是提出几点意思,给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作个参考。法国从前有一位科学家柏格生(——)说:“人是制器的动物。”过去有许多人说:“人是有效力的动物。”也有许多人说:“人是理智的动物。”而拍格生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这个初造器具的动物,是工程师的老祖宗。什么叫做工程师呢?工程师的作用,在能够找出自然界的利益,强迫自然世界把它的利益一个一个贡献出来,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这是工程师哲学的简单说法。  大家都承认:学作工程师的,每天在课堂里面上应该上的课,在试验室里面作应该作的试验,也许忽略了最大的目标,或者忽略了真正的基本——工程师的人生观。所以这个题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昨天在工学院教授座谈会中,我说:我到了六十二岁,还不知道我专门学的什么。起初学农;以后弄弄文学,弄弄哲学,弄弄历史;现在搞《水经注》,人家说我改弄地理。也许六十五岁以后、七十岁的时候,说不定要到工学院作学生;只怕工学院的先生们不愿意收一个老学徒,说“老狗教不会新把戏”。今天在工学院作学生不够资格的人,要来谈谈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的人生观,实属狂妄,就是,有点大胆。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意思,值得提出来说说。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别的动物,也有能够制造东西的,譬如:蜘蛛能够制造网,蜜蜂能够制造蜜糖,珊瑚虫能够制造珊瑚岛。而我们人同这些动物之所以不同,就是蜘蛛制造网的丝,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它肚子里有无穷无尽的丝,蜜蜂采取百花,经一番制造,作成的确比原料高明的蜜糖:这些动物,可算是工程师;但是它的范围,它用的,只是它自己的本能。珊瑚虫能够做成很大的珊瑚岛,也是本能的。人,如果只靠他的本能,讲起来也是很有限得很的!人与蜘蛛,蜜蜂、珊瑚虫所以不同,是在他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揭发自然的秘密,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控制自然,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像蜘蛛织网,为的捕虫子来吃;人的控制自然为的是要减轻人的劳苦,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使人类的生活格外的丰富,格外有意义。这是“科学与工业的文化”的哲学。我觉得柏格生这个“人”的定义,同我们刚才简单讲的工程师的哲学,工程师的人生观,工程师的目标,是值得我们随时想想,随时考虑的。  这个话同这个目标,不是外国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就有了这种理想了。目前有些人提倡读经;我倒很愿意为工程师背几句经书,来说明这个理想。  人如何能控制自然,制造器具呢?人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无论东方的圣人贤人,西方的圣人贤人,都是同样有的。我现在提出我们古人的几句话,使大家知道工程师的哲学,并不是完全外来的洋货。我常常喜欢把《易经》“系辞”里面几句话翻成外国文给外国人看。这几句话是:“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谓之神。”看见一个意思,叫做象;把这个意象变成一种东西——形,叫做器;大规模的制造出来,叫做法;老百姓用工程师制造出来的这些器具,都说好呀!好呀!但是不晓得这器具是从一种意象来的,所以看见工程师便叫做神。  希腊神话,说火是从天上偷来的;中国历史上发明火的燧人氏被称为古帝之———神。火,是一个大发明。发明火的人,是一个大工程师。我刚才所举《易》“系辞”,从一个观念——意象——造成器具,这个意思,是了不得的。人类历史上所谓文化的进步,完全在制造器具的进步。文化的时代,是照工程师的成绩划分的。人类第一发明是火;大体说来,火的发现是文化的开始。下去为石器时代。无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都是人类用智慧把石头造成功器具的时候。再下去为青铜器时代。用钢制造器具,这是工程师最大的贡献。再下去为铁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革命。后来把铁炼成钢。再下去发明蒸汽机,为蒸汽机时代。再下去运用电力,为电力的时代;现在为原子能时代:这都是制器的大进步。每一个大时代,都只是制器的原料与动力的大革命。从发明火以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力时代,原子能时代;这些文化的阶段,都是依工程师所创造划分的。  这种理想,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的。工学院水工试验室要我写字,我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苟子》“天论章”里面的。《苟子》“天论章”,是中国古代了不得的哲学,也就是西方柏格生征服自然,以为人用的思想。《苟子》“天伦章”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这个文字,依照清代学者校勘,稍须改动。但意思没有改动。“从天而颂之”,是说服从自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两句话联起来说,意思是:跟着自然走而歌颂,不如控制自然来用。“大天而思之”,是问自然是怎样来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是说:问自然从哪里来的,不如把自然看成一种东西,养它。制裁它。把自然控制来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苟子才说得这样彻底。从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在两千二三百年前,就有控制夭命——古人所谓天命,就是自然——把天命看作一种东西来用的思想。  “穷理致知”四个字,是代表七八百年前——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宋朝的思想的。宋代程子、朱子提倡格物——穷理——的哲学。什么叫做“格物”呢?这有七十几种说法。今天我们不去研究这些说法。照程子朱子的解释,“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样的格物致知,可以扩大人的智识。程子说,“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习而久之,自然贯通。”有人以范围问他;他说,“上自天地之高大,下至一草一木,都要格的。”这个范围,就是科学的范围,工程师的范围。  两千二三百年前,苟子就有“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七、八百年前,程子、朱子就有格物——穷理——的哲学。这是科学的哲学,可算是工程师的哲学。我们老祖宗有这样的好思想、哲学,为什么不能作到科学工业的文化呢?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幸得很,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自然主义的哲学一条路了。像老子、庄子,以及更后的淮南子,都是代表自然主义思想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发达的太早,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发达的太迟: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缺点。  刚才讲的,人是用智慧制造器具的动物。这样,人就要天天同自然界接触,天天动手动脚的,抓住实物,把实物来玩,或者打碎它,煮它,烧它。玩来玩去,就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走上科学工业的一条路。比方“豆腐”,就是把豆子磨细,用其他的东西来点,来试验;一次,二次,……经过许多次的试验,结果点成浆,做成功豆腐;做成功豆腐还不够,还要做豆腐干,豆腐乳。豆腐的做成,很显然的,是与自然界接触,动手、动脚,多方试验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看看,想想,或作一首诗恭维自然界就行了的。  顶好一个例子,是格物哲学到了明朝的一个故事。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王阳明,他说,“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要做圣人,要‘即物而穷其理’。‘即物穷理’,你们没有试验过,我王阳明试验过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钱的朋友研究格物,并由钱先生动手格竹子,拿一个凳子坐在竹子旁边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来,病了。王阳明说:“你不够做圣人,我来格。”也端把椅子对着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格不出来,病了。于是王阳明说:“我们不配作圣人,不能格物。”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传统的不动手动脚,拿天然实物来玩的习惯。今天工学院植物系的学生格竹子,是要把竹子劈开,用显微镜来细细的看,再加上颜色的水,作各种的试验,然后就可以判定竹子在工业上的地位。为什么王阳明格不出来,今天的工程师可以格出来?因王阳明没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今天的工程师有动手动脚作器具的习惯。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终敌不过老子,庄子“错(措)人而思天”的哲学。故程、朱的格物穷理的思想,终不能应用到自然界的实物上去,至多只能在“读书”上(文史的研究上)发生了一点功效。  今天送给各位工程师哲学的人生观,又约略讲一讲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有了这样好的征服天然的理想,穷理致知的哲学,而没有造成功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老祖宗让西方人赶上去了。同时,从西方人后来实现了我们老祖宗的理想,我们亦就可以知道,只要振作,是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只要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同世界上科学工业发达的国家站在一样的地位。  二十年前,中国科学社要我作一个社歌,后来请赵元任先生作了乐谱。今天我把这个东西送给各位工程师。这个社歌,一共三段十二句。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  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对少年中国的积极忠告  前香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藉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日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他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第一注重事实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第二注重假设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第三注重证实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第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的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第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拚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第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纽曼()福鲁德()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的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什么是自由主义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板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皮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喷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一一一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统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赞,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仇)。(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惟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不要一味的追求浪漫主义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零零至一九零零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零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牛顿(),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汉豪(),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人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土多()  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  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  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然而英国哈维()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思想起于疑难  杜威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但是应付环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许多蛆在粪窖里滚去滚来,滚上滚下,滚到墙壁,也会转弯子,这也是对付环境。一个蜜蜂飞进屋里打几个回旋,嗤的一声直飞向玻璃窗上,头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挣扎起来,还向玻璃窗上飞,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头;他飞到玻璃上,爬来爬去,想寻一条出路:他的“指南针”只是光线,他不懂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气一样,。何以飞不出去!这也是应付环境。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他爬上树顶,用千里镜四面观望,也看不出一条出路。他坐下来仔细一想,忽听得远远的有流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寻到水边,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险。这也是应付环境。以上三种应付环境,所以高下不同,正为智识的程度不同。蛆的应付环境,完全是无意识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线的指导去寻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识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线有时未必就是出路的记号,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智识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他迷路时,不慌不忙的爬上树顶,取出千里镜。或是寻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贵,正为人有这种高等的应付环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和奢侈品。  总括一句话,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6),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因为思想在杜威的哲学系统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现在介绍杜威的思想论。  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第一,戏台上说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那个“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说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那种“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杜威说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论理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于后者发生信用。这种作用,是有根据有条理的思想作用。这才是杜威所指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两大特性。(一)须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譬如上文所举那个在树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树林里东行西走,迷了方向寻不出路子这便是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这是第一个条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树顶远望,或取出千里镜四望,或寻到流水,跟水出山:这都是寻思搜索的作用。这是第二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寻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平常的动作,如吃饭呼吸之类,多是不用思想的动作;有时偶有思想,也不过是东鳞西爪的胡思乱想。直到疑难发生时,方才发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难的问题,便定了思想的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有了这个目的此时的寻思搜索便都向着这个目的上去,便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了。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工)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上文说过,杜威一派的学者认定思想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的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变迁。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经惯的物事,从前那种习惯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国白话小说的人,看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碰着一段极难懂的话,自然发生一种疑难。又譬如上文那个迷了路的人,走来走去,走不出去,平时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这种境地,我们便寻思:“这句书怎么解呢?”“这个大树林的出路怎么寻得出呢?”“这件事怎么办呢?”“这便如何是好呢?”这些疑问,便是思想的起点。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顾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处。——有些疑难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个人迷了路,他的问题是怎么寻一条出险的路子,这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许多疑难,我们虽然觉得是疑难,但一时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点是疑难的真问题。我且举一个例。《墨子小取章》有一句话:“辟(譬)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举也物”三个字不可解,是一种疑难。毕沅注《墨子》径说这个“也”字是衍文,删了便是了。王念孙读到这里,觉得毕沅看错疑难的所在了。因为这句话里的真疑难不在一个“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这个地方既然跑出一个“也”字来,究竟这个字可以有解说没有解说。如果先断定这个“也”字是衍文,那就近于武断,不是科学的思想了。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过去,以为可以不必特别提出。(看新潮杂志第一卷第。号汪敬熙君的“什么是思想”)杜威以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你请一个医生来看病,你先告诉他,说你有点头痛,发热,肚痛,……你昨天吃了两只螃蟹,又喝了一杯冰淇淋,大概是伤了食。这是你胡乱猜想的话,不大靠得住。那位医生如果是一位好医生,他一定不睬你说的什么。他先看你的舌苔,把你的脉,看你的气色,问你肚子那一块作痛,大便如何,看你的热度如何,……然后下一个“诊断”,断定你的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不如此,他便是犯了武断不细心的大毛病了。  (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既经认定疑难在什么地方了,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例如上文那个迷路的人要有一条出路,他的经验告诉他爬上树顶去望望看,这是第一个解决法。这个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镜来,四面远望,这是第二个解决法。这个法子又不行,他的经验告诉他远远的花郎花郎的声音是流水的声音;他的学问又告诉他说,水流必有出路,人跟着水行必定可以寻一条出路。这是第三个解决法。这都是假定的解决。又如上文所说《墨子》“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毕沅说“也物”的也字是衍文,这是第一个解决。王念孙说,“也”字当作“他”字解,“举也物”即是“举他物”,这是第二个解决。——这些假定的解决,是思想的最要紧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干。我们说某人能思想,其实只是说某人能随时提出种种假定的意思来解决所遇着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假设的解决,都是从经验学问上生出来的。没有经验学问,决没有这些假设的解决。有了学问,若不能随时发生解决疑难的假设,那便成了吃饭的书橱,有学问等于无学问。经验学问所以可贵,正为他们可以供给这些假设的解决的材料。  (四)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有时候,一个疑难的问题能引起好几个假设的解决法。即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种假设;一句《墨子》有两种解法。思想的人,遇着几种解决法发生时,应该把每种假设所涵的意义,—一的演出来:如果用这一种假设,应该有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是否能解决所遇的疑难?如果某种假设,比较起来最能解决困难,我们便可采用这种解决。例如《墨子》的“举也物”一句,毕玩的假设是删去“也”字,如果用这个假设有两层结果:第一,删去这个字,成了“举物而以明之也”,虽可以勉强讲得通,但是牵强得很;第二,校勘学的方法,最忌“无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须问当初写书的人,何以多写了一个字;我们虽可以说抄《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以无心中多写了一个“也”字,但是这个“也”字是一个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这个字来?如此看来,毕玩的假设虽可勉强解说,但是总不能充分满意。再看王念孙的解说,把“也”字当作“他”宇,这也有两层结果:第一,“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举他物来说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义;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写像也宇,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书中当不止这一处;再看《墨子》书中,如《备城门章》,如《小取章》的“无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写作也字。如此看来,这个假定解决的涵义果然能解决本文的疑难,所以应该采用这个假设。  (五)证明。——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有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一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举《墨子》书中“举也物”一句,王念孙能寻出“无也故焉”和许多同类的例,来证明《墨子》书中“他”字常写作“也”字,这个假设的解决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个迷路的人,跟着水流,果然出了险,他那个假设便成了真正适用的解决法了。这种证明比较是很容易的。有时候,一种假设的意思,不容易证明,因为这种假设的证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着,必须特地造出这种情形,方才可以试验那种假设的是非。凡科学上的证明,大概都是这一种,我们叫做“实验”。譬如科学家葛理赖()观察抽气筒能使水升高至三十四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这个大概是因为空气有重量,有压力,所以水不能上去了。这是一个假设,不曾证实。他的弟子伦里杰利()心想如果水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气压力所致,那么,水银比水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试验起来,果然不错。那时葛理赖已死了。后来又有一位哲学家拍斯嘉心想如果佗里杰利的气压说不错,那么,山顶上的空气比山脚下的空气稀得多。拿了水银管子上山,水银应该下降。所以他叫他的亲戚拿了一管水银走上劈得东山,水银果然逐渐低下,到山顶时水银比平地要低三寸。于是从前的假设,真成了科学的真理了。思想的结果,到了这个地步,不但可以解决面前的疑难,简直是发明真理,供以后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说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这种说法,有几点很可特别注意。(一)思想的起点是实际上的困难,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结果,疑难解决了,实际上的活动照常进行;有了这一番思想作用,经验更丰富一些,以后应付疑难境地的本领就更增长一些。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单是演绎法,也不单是归纳法;不单是从普通的定理里面演出个体的断案,也不单是从个体的事物里面抽出一个普遍的通则。看这五步,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别事实和情形,然后发生一些假定的通则;但是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是先有了通则,再把这些通则所涵的意义—一演出来,有了某种前提,必然要有某种结果:更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证明某种前提是否真能发生某种效果。懂得这个道理,便知道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单教人牢记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起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开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树林里迷了路,你脑子里熟读的一部《穆勒名学》或《陈文名学讲义》,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供给你“寻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个假设的解决。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使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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