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北极顶最南边的区域附近。B-1也具有与第一着陆点在一条线上的优势，这样“海盗一号”探测器就能从二号着陆舱接收数据，而二号探测器则能够在任务需要延长时绘制火星两级和其他地区的情况，并且这一地带还极有可能是一处水源地。对“海盗号”项目的科学家哈尔马索尔斯基（Hal
Masursky）来说，他所担心的是这一地带的地理状况。于是，他要求准备地理学地图的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制作一份特别的地图，名为“B-1可能遇到的危险”。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马索尔斯基得出结论：这一地区“不适宜着陆”。这当然是根据基于“水手9号”制作的地图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然而，他告诉汤姆杨（Tom
Young）和吉姆马丁（Jim
Martin）说，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因为一些随风传播的物质也许已覆满这粗糙的地表，遮住了“所有我们面临的难题”。
这样一来，要改变已定的着陆点，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塞东尼亚地区太过崎岖，“海盗号”着陆舱不敢贸然降落。而后又有人说，地表粗糙的原因之一还可能是由于塞东尼亚地区地处北方且纬度较高，而更适宜的着陆点应该在靠南某些地区。但最后“海盗２号”选择在一个叫做“乌托邦平原”（Utopia
Planitia）的地区降落，但是这里甚至比塞东尼亚地区纬度更高，地表更粗糙。
当时的人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着陆点易地的问题，但后来有人发现：新着陆点的选址理由，却与放弃选择塞东尼亚地区的原因相互矛盾。似乎JPL实验室里没有人担心那处“人面像”，也没想过让“海盗号”远离它。某些NASA科学家对这种反反复复的行动感到不解，他认为在火星上进行这样的行动，无异于在地球上的撒哈拉沙漠上寻找生物，气候的原因就更不用说了。NASA还有一次更为怪异的决定：他们在八月份拍摄了两张塞东尼亚地区的高分辨率图片　　70A11和70A13　　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判定了该地区不适宜着陆。这样一来，他们就浪费了探测器本可以用来拍摄其他更为适宜的地点的宝贵资源。难道他们在35A72号照片上看到了什么，使他们好奇心倍增？在那以后，关于塞东尼亚地区的讨论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而在1979年，NASA的戈达德航天中心的两位科学家，文奇迪皮耶特罗（Vince
Dipietro）和格雷格莫勒纳尔（Greg
Molenaar）决定再次研究一下“人面像”照片。很快，他们找出了35A72号照片（在“海盗号”的系列照片中被标记为第一张），但是这些早些时候的增强图片似乎与“光影作用”的解释相违背。于是，他们又继续寻找从其他轨道拍摄的照片。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不仅后来从其他轨道拍摄的“人面像”照片消失了，甚至杰拉德索芬五年前提到的可能“推翻这些假设”的照片也不知了踪影。在一番筋疲力尽的搜寻之后，他们发现了另一张被错误归档的“人面像”照片，编号为70A13，比前一张轨道绕行35
圈之后拍摄时的太阳高度角要高出17°。而他们根本没有找到那张所谓的可能“推翻这些假设”的照片。“海盗2号”的拍摄点靠近塞东尼亚地区，拍摄时间是火星上的夜晚时分，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拍摄出这样的图片的。
随后，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一些其他的资料。一开始，他们想从同行评议的期刊上选取一些文章。尽管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阻碍，迪皮耶特罗和莫勒纳尔还是想从霍格兰这里获取一些“人面像”的增强照片。霍格兰也要到了一些打印图片，用来研究这两位科学家自己使用的图片增强技术（也叫做S.P.I.T.），然而他所看到的一切令他十分着迷。同他们二位讨论后，霍格兰从斯坦福研究所获得了一笔用以进行第一次独立火星勘测行动的资金。
霍格兰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关于“人面像”的问题值得特别研究。就IMI的成员所知，没有人在此之前进行过这样的考察，而在研究“人面像”的问题时，也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霍格兰始终认为，如果“人面像”的确是某种外星智能生物所为，那么这项研究绝对超出了地理学家和星球学家的经验范围。他认为，这项研究还需要更多的人员参与，需要来自多个领域且具有多种技能的“实践”科学以及“理论”科学方面的专家。这种多学科的研究方式使IMI的原有成员得以从各个科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人面像”问题，并将研究结果同已有的专家评审组的结论进行对比。
然而，他们的发现却使整件事情愈发变得神秘。在仔细查看了35A72、70A13两张照片以后，他们立即得出了清晰的结论：
火星上的“人面像”图片并非在地球上常见的，由岩石形成的侧脸形象（如新泽西的“山中老人”），而是从上空观察到的正面形象，与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的总统像更为相似。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东西非同一般：这张脸有着清晰的人脸轮廓且五官俱备，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窝、微张的嘴巴和隆起的鼻梁都明晰可见。从拍摄时太阳高度角略高的70A13号图片上看，“人面像”所在的这处斜面，对称度达到了90%，只是由于数据错误的原因，图片上东边“下巴”部位有点扭曲。
第二张照片也证实了第二处“眼窝”的存在，这些面部特征所在的整个平面高度相等，布局对称，只是在“嘴巴”的部分稍有偏差。在马克卡尔勒图博士[Dr
Carlotto]的图像增强技术帮助之下，这张照片还显示出了人脸中的“牙齿”、额头上对称的交错线条以及西半边侧面上的条纹。两张照片都显示出一些迹象，在“人面像”的西边，眼窝下方，有些看起来像“泪滴”的东西。
之后，使用“位片”（bit
slice）图像技术，迪皮耶特罗发现，在西边的“眼窝”中，甚至有一颗球形的“眼珠”。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对考察行动提出批评的人们，也包括了马林空间科学系统（Malin
Space Science Systems）的麦克马林博士，他在当前的“火星全球勘测者”（Mars Global
Surveyor）考察项目中负责摄像。据他所称，“眼珠”并不存在，或者它已经超出了数据处理中的分辨率限度。
而迄今为止，争议最大的还属卡尔勒图处理过的图片中的“牙齿”。
马克卡尔勒图博士还参与了霍格兰于1985年组织的第二个火星研究小组，“火星调查组”（Mars Investigation
Group）的研究。他使用比迪皮耶特罗和莫勒纳尔在处理“海盗号”照片时所用的方法更为先进的新的图像技术，使图片呈现出了更多的细节。在这两张“海盗号”图片（35A72和70A13）中，“人面像”的“嘴”里有着清晰可见的结构，极像是一排牙齿（图1-2）。在针对“人面像”的一系列检测中，有一次还是专门为了验证这一点而进行的。事实上，对证明火星上是否存在人造物来说，对这些齿状物的验证是最具决定意义的。马林博士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做了专门的展示，甚至放上了一些假照片以说明在“海盗号”的照片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牙齿”。
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歪曲各个赞同“牙齿”存在的研究员的结论。在关于“牙齿”是否存在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是：这些齿状物只不过是在图像增强处理时产生的。然而，在两张完全不同的图片中，齿状的人造物的位置却完全相同，这的确不大可能。是想，我们在其他任何一张图片中都没见到的齿状“人造物”，却偏偏出现在这两张图片中，所以说这不可能是某一次数据错误的原因，甚至这两张图片相对于像素网格，是朝向着不同方向的。但是尽管如此，马林和其他科学家还是坚持否认。
塞东尼亚的城市和其他异事
霍格兰首先意识到，如果“人面像”最终只不过是一处孤立的地貌，那么所有这些细节都将失去意义。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像一张人脸，只要它是完全由自然形成，且没有任何文明的作用，那它将只不过是地质侵蚀，或是光线、阴影的一次恶作剧而已。
于是，霍格兰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临近“人面像”的地区，看看附近是否有其他的异常之物。迪皮耶特罗和莫勒纳尔原来已经注意到在“人面像”的西边，有一列“金字塔”形的山脉。他们同时指出：位于南边的一处巨大的有1.5千米高的物体似乎是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山。为了纪念迪皮耶特罗和莫勒纳尔的功绩，霍格兰将这些山脉称作“城市”，并将巨大的“金字塔”山称作“D&M金字塔”（图1-3）。卡尔勒图的增强图像显示，“D&M金字塔”的形状看起来像是五角形，而并非四边形。正如迪皮耶特罗所说，这些形如“城市”的物体，也表现了许多不寻常的地貌特征。一些特殊的地貌，如“城市广场”（City
Square，由一排间距均等的小土堆构成，面朝着“人面像”一方）、“堡垒”（fortress，“城市”外的一处地方，外观呈三角形，两面的土墙直直矗立）、“背斜山”（Tholus，圆形的小土堆，形状和结构像极了英格兰东部的土丘，周围还有一圈“壕沟”），还有“悬崖”（Cliff，一条长而笔直的山脊，顶上是一块平地，由附近一处撞击坑的喷出物形成），以及“地坑金字塔”（Crater
Pyramid，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形土丘，差不多正好垒在撞击坑的边缘上），共同构成了“塞东尼亚建筑群”（Cydonia
Complex）。（图1-4）随着观察的深入，更多的细节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在悬崖旁边的挖掘痕迹，暗示着它所处的这块平地完全由这种物质构成。“背斜山”的山顶处似乎有一个“入口”，以及一条从基座直通到入口的“走廊”，上面还有一座大致为金字塔形的尖顶。D&M金字塔旁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坑，地坑的右面还有一处突起　　两者似乎都是爆炸形成的。这座“城市”看起来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筑学家罗伯特费尔特克（Robert
Fiertek）在此结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扩展。
80年代中期，参与调查的许多成员都将他们的发现提交到科学学会，期望能进行更多的分析，制作更高质量的图片，以验证他们观测结果的真实性。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冷遇。
提交到专家组的待评议的期刊文章也大多被退了回来。后来，调查组的成员们发现，这些论文多半都是看都没看就被退了回来，而经过“专家评议”的论文就更少了。某些暗中向科学协会里较为权威的成员们寻求帮助的人的情况相对就会好一些。比如卡尔赛根（Carl
Sagan）就曾经帮助卡尔勒图在《计算机光学杂志》（Computer optics
journals）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奇怪的是，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赛根却拿着一份在《检阅》（Parade）杂志上获得的假情报对整件事情大肆指责。当然这不是赛根最后一次在塞东尼亚问题上做出自相矛盾的行为。
很多成员们想要把数据收集起来并进行汇总，然后通过科学会议等方式直接提交给评审团，但是他们同样受到了不小的阻碍。火星调查组的成员们在1984年“火星事务”（Case
Mars）会议上提交了海报和一篇论文。但后来，他们惊异地发现，在会议官方出版的记录中，他们所做的介绍和展示的论文都已经被除去了，干净得就像从来没发表过。
霍格兰和其他成员们并没有屈服，而是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然而，正如索诺马州立大学（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斯坦利V麦克丹尼尔（Stanley V.McDaniel）博士在他的大作《麦克丹尼尔报告》（McDaniel
Report）中的记录：NASA似乎对这样的调查甚是不满，因为这本身也是其工作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对于任何一次新的火星探测任务来说，制作塞东尼亚地区的图像本来就应当是一项首要内容，但是NASA却对此种想法十分抵触。除此以外，即使面对国会官员和群众的质疑，他们依然坚持认为那几张并不存在的“推翻先前假设”的照片，证明了“人面像”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不断向NASA指出这些照片根本不存在时，他们才停止了这种说法。卡尔勒图博士发明了一种“分形分析技术”，引导研究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项技术让人们辨别出一张图片中，与“自然”背景最不相符的物体。同时，这项技术还被利用到了塞东尼亚图片之中。在对“人面像”周边约3000平方千米的地区进行了初步研究以后，卡尔勒图和他的同事麦克C斯泰恩（Michael
C.Stein）确定：“人面像”和“堡垒”是这一地区两处“最不规则”的物体。在进一步研究中，他们又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人面像”周围15000平方千米的地区，得到的结果与最初的实验结果相符。所以说，“人面像”是已勘测的区域内最具“非自然”特征的物体。NASA强调说，“人面像”是有其特别之处，但也不至于是人力所谓。他们还通过马林博士回应说：卡尔勒图实际上并没有测量过任何物体，而如果将其技术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地区，那么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这样一来，“人面像”也就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了。
这样的回应只能说明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卡尔勒图已经将研究范围从3000平方千米扩展到15000平方千米，并且与马林的主张相反，“人面像”的特别之处不仅没有消失，还愈发明显。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卡尔勒图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他想把这一项目移交给NASA，让他们继续进行勘查，甚至将范围扩大到整个火星地表。但是，NASA的回应，却只是一句礼节性的“谢谢，不用了。”
现在，通过这些偏见和忽略，NASA和星球科学学会成员们的作为也可见一斑了。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珀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　　费劲气力地去研究火星生命，却还是可能因为一点数据错误而声名扫地。其他一些科学学会的成员们根本就不敢去考虑这种研究的可能性。一直以来，不论是他们看到的示范，还是接受的教育都告诉他们，几十亿年以来，火星都只是一个冰冷、死寂的世界。对他们来说，火星上曾经有人来过，并建造了这些纪念碑，又在某个遥远的时候将其遗弃这样的想法甚至会颠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不过，调查的下一步也许更为冒进，而NASA的抵触的态度也愈演愈烈，开始公然发表假情报，压制其他的言论。数学信息？
霍格兰在对塞东尼亚进行勘察行动伊始，就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千奇百怪的地形景观这件可能会存在某种更广泛的联系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人面像”
“堡垒”“城市”“背斜山”“悬崖”“地坑金字塔”和D&M金字塔这些地貌景观都十分反常，与塞东尼亚现有的地质模型全然不同。
但是霍格兰也注意到，在塞东尼亚可能存在的各个“纪念碑”式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有趣”的联系。例如，他注意到，五边形的D&M金字塔朝北边的三个角，似乎是指向其他的几处建筑物。在经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矫正后的平面图上，他用线条标出了塞东尼亚地区照片上多个平面的边缘。其中的一条边线恰好跨过城市广场的中心，还有一条边线正好跨过“人面像”上的眼睛，以及一条直直穿过背斜山的顶部。同时，他还注意到：有一些大小一致（约同吉萨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at
Giza]大小相仿）、形状相仿的“土丘”分布在城市，以及城市周围。而这些“土丘”连起来看，正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图1-5）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观测资料都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逐一得到的，而出现这种顺序的原因还很值得我们思考。经常有人指责霍格兰，说他进行的是“循环推理”，只不过是在照片上画了几条线，就说什么东西像这像那的。当然，情况绝非如此。
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霍格兰、卡尔勒图、波索斯（Pozos）、麦克丹尼尔和许多其他的成员对这些资料做的详细记录，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奇异的地貌现象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人们对这些奇异地形，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的联系所做出的许多猜想和测量，都是后来才有的事。即使这样，如果不加提防的话，这些方法很可能会陷入“循环推理”的怪圈。这些技术原是由一些考古学家们所创，并用于古代建筑废墟的考察行动，所以霍格兰在使用这些技术时，也一直十分小心，不敢有半点差错。根据大名鼎鼎的《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arch
for Extra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即SETI）手册的内容，霍格兰断定，该手册中反复记载了几乎所有带有目的性的信息。如果某位建筑学家想要向可能存在的某种文明发出清晰的数学信号，他一定会极力证明这一信息。因为单一的、数学上的联系，同毫无规律“噪音”之间很难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任何一段“重要的”数学联系都反复出现　　这是整个任务过程的基础。从其他角度来看，有的物体对这个模型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它们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霍格兰的计划中。假设某个物体在模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如果它看起来并无异常，那么它也不会被考虑进来。任何一段联系，都必须满足至少两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被定性为“重要的”一类并加以考虑。
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广场”。在那里，有四个高度几乎相等、大小相当、以相等的间距排列并在中间连成一点的土丘。如此一来，大家就会认为它可能是人造建筑。后来，霍格兰发现，“城市广场”的中心恰好是依着D&M金字塔的西北边缘顺势而建的，这一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原来的观测资料做基础。并且如果不是最初的地貌因素，使得人们对这些特征产生疑问，那么霍格兰后来认定的建筑物排列方式，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也就毫无意义了。
然而，他还是遭受了很多批评　　这些批评的声音来自NASA中的一些“简化论者”（Martian
architect）。简化论者们的方法，是要将每一条已知的观点，拆散成多个孤立的数据，而不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考虑。霍格兰回应说，在寻找“火星建筑”中，人们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很强的目的性，就像人们在考察地球上的任何一处纪念性建筑。所以在这次的调查中，这种孤立的方法其实是毫无效果的。
霍格兰可不是第一个遭受到NASA如此批评的人。
日，也就是肯尼迪总统遇刺三年后，NASA公布了月面探测器二号在靠近宁静海的凯利B（Cayley B in the
Tranquility）位置所拍摄的图像。其中，有一些拖着长长的阴影的物体，看起来像是一些大约为70米高的高塔（甚至更高，图1-6）。月面上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物体，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人造建筑，因为任何自然形成的物体，都会在流星的不断撞击之下破碎成一堆尘埃。威廉布莱尔（William
Blair）是波音公司的一位人类学家，他注意到这些“塔尖”之间，存在这某种一定程度上的几何关系。《洛杉矶时报》引用了他的话：“如果在地球上拍摄到这样一个建筑群，那么考古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观察并试探性地发掘这些沟壑，然后再进行验证其在考古学上是否真的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西南部的史前考古行动中，研究过许多航拍的勘测地图的布莱尔在这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波音公司科学研究实验室的理查德V肖特希尔（Richard
VShorthill）直截了当地作出了回应：“月球表面有很多这样的岩石。随便拣起一堆都能够组成某种特定的形状。”　　他的话与批评霍格兰的人们所说的没什么两样。他还说：较低的物体旁边的地势如果一直向下延伸，就会拉长该物体本身的影子，也就形成了“长长的阴影”。但滞后的分析都足以证明他的说法错的一塌糊涂。实际上这些物体非常高，而且这些阴影也并不是由向下延伸的山坡造成的。而布莱尔所说的几何关系，也只是基于四面体几何来考虑的　　这一点十分重要，读了下面的内容，大家就会知道是为什么。
布莱尔的反驳，正好为“简化论者”们的观点找到了适宜的平台：“如果这些公理，也用在地球上这种地表特征的起源研究之中，那么现在已知的阿兹特克（Aztec）和玛雅建筑，都不过是掩映在树冠之下的灌木丛中的废墟而已　　大自然作用、地球物理影响的结果就是如此。考古科学也许进步甚微，关于人类身体的进化过程，直至今日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1988年，一位名叫伊洛尔托伦（Erol Torun）的制图师，找到了霍格兰。他在国防部制图局（Defence Mapping
Agency）工作，同时也是一位卫星图像分析师。托伦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对塞东尼亚人造建筑之谜给出判断的人。他取得了关于地理学的学位，并专修地貌学。在其职业生涯中，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各种远距离拍摄的照片（类似于“海盗号”拍摄的那些照片），并对其中的人造建筑和自然地貌进行辨别。
在读过“纪念碑”一章后，他写信给霍格兰，称自己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文中提出的分析，并不能支撑最初所述的假设，并且D&M金字塔的几何及地质构造，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地貌学，我的学术背景还算深厚，但我仍然无法找到可以解释这种构成形式的理论。”他给霍格兰写的信中如是说。托伦在火星勘测行动中，就像是一个怀疑论者　　在某种程度上，他相信霍格兰所做的地貌方面的解释，以及上下文中的关联，在塞东尼亚之谜中，最终都只不过是“错误的确定”
然而，在有一次研究了塞东尼亚照片的细节之后，托伦得出结论：D&M金字塔本身只不过是塞东尼亚的“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引导人们发现了D&M内部几何结构中体现的一组“重要”的数学常数。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偏见带入测算过程中，托伦决定，自己的分析，应该只限用于一些在可能存在的联系。结果，D&M金字塔不仅内部几何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而且同时向其传达了特定的数学信息　　他发现了许多特定的数学常数，例如e/　、√2、√3、√5以及一些与正五边形，正六边形相关的数目。他还发现，D&M金字塔的形状还与其他几种理想图形有关，比如黄金分割率和鱼形光轮（Vesica
Piscis，基督教的符号），还有五个基本的柏拉图多面体（Platonic
Solids）　　四面体、立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以及二十面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D&M金字塔重构之后的形状和托伦进行这些测量之前判定的相符，而且只有它能够引出这些常数和比率。更神奇的是，不管使用哪一种测量方法，相同的常数都会反复出现，而且并不只限于地球上所用的测量方法（也就是基于360°圆周的放射状测量系统）。正如托伦所说：“这样的几何，是完全‘没有维度的’，也就是不遵循任何传统规则。比如，以10为单位计数，以360°系统测量角度的这种几何结构，在任何数字系统中都能行得通。”（图1-7）
在看到托伦的研究结果之后，霍格兰很快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的定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大发现。如果在塞东尼亚建筑群中，反复出现托伦提出的各个数据，或者在已经建成的“纪念碑”建筑中，出现了相同的角度和比率，那么就可以肯定，托伦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在对些明显特征进行测量时（比如背斜山和D&M金字塔的顶端、悬崖形成的直线边缘、“城市广场”的中心、四面体的“地坑金字塔”等），霍格兰发现许多同样的角度、比率、三角函数竟然适用于整个塞东尼亚建筑群（图1-8）。面对这样的结果，霍格兰感到有些吃惊，并且托伦也意识到：塞东尼亚地区的确传达出了某种信息。但问题是这信息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还不得而知。
这条信息本身也透露出了解码的关键方法。托伦注意到，在D&M金字塔涉及的几个角度中，有一处是19.5°，而且出现了两次。霍格兰也发现，在塞东尼亚建筑群中，隐藏着同样的19.5°角，而且出现了3次。随后，他们又对这一数字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最终判定它与四面体几何存在着联系。因为在已知的三维形态中，四面体最基本的一种，所以说它是所谓的“柏拉图立体”中最简单的形态。于是它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以“最初等”的几何形态为基础，在不同的年代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如果将四面体圈在一个球体之中，顶端正好固定在北极点或南极点上，那么底面上垂直的3条线与任意一个与四面体顶点相对的半球面的交点，就正好是19.5°。另外，常数e（e/　之比在塞东尼亚建筑群中出现了不下十次）的值为2.718282，而这一数值，正好与球体表面积和四面体表面积的比率（2.720699）十分接近。
他们回顾了原来的塞东尼亚地区照片之后，就更坚定了这种关于“四面体”的观点。霍格兰早些时候注意到的几处小土丘，看起来就像四面体的金字塔，甚至这些小土丘本身也被排列成若干组等边三角形，也就是四面体底面的形状。而且，在关于19.5°角的关键测量中涉及到的另外一处很明显也是四面体的地形　　地坑金字塔。
其后，概率统计专家霍拉斯克雷特博士（Dr. Horace
Crater）与斯坦利麦克丹尼尔博士共同对塞东尼亚的土堆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塞东尼亚地区各个形状近似的土丘并非是随机分布的，甚至分布的规律也是惊人的呈现为四面体形状　　且其与自然原始的比例为2亿比1。
塞东尼亚的信息
1989年，霍格兰和托伦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推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为这篇论文取了个更为恰当的题目：《塞东尼亚的信息》（The
Message of
Cydonia）。两年前霍格兰发表了关于“纪念碑”的论文，这使他遭受了许多针对他的批评。所以此次他们认为，将论文交给在NASA所控制的专家评审团评审之后再发表，其实毫无意义。于是，他们决定采用“对准目标人群”的方式，直接将论文上传到电脑服务网（CompuServe，一种线上资料库服务，是当时最大的在线信息平台）。这篇论文中包含了他们依据有关塞东尼亚地区的四面体的最新理论所做出的各种预测，也提出了一些更为大胆的新想法　　他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关于四面体数学的物理模型。霍格兰发现，许多早期的物理学大师，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等人就曾提出：在更高的空间维度中，某些电磁学中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这似乎调动了他某些沉寂已久的思绪：来自更高维度的能量可以通过四面体几何，在我们所处的三维宇宙空间中有所“反映”。这一观点十分关键，同时可能也是塞东尼亚的这些建筑者们最终想要传达的内容。
这些“简化论者”很快又开始对霍格兰和托伦的模型发起了攻击。这些质疑和批评声主要基于两点：一，测量的结果可能不准确；二，即便准确，也不意味着霍格兰和托伦就能传达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80年代末NASA在其匿名日志中使用了与几年前他们面对布莱尔博士时相同的策略。他们声称：托伦的测量结果不可靠，因为修正过后的图片中还有不少错误，并且有时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测量结果而争论，但是绝不会再次尝试，甚至打翻重来。华盛顿大学的数学教授拉尔夫格林伯格博士（Dr.Ralph
Greenberg）最近，也开始赞成这样的观点。格林伯格写过几篇文章，对霍格兰和托伦的模型大加批评，还说霍格兰谎称自己对欧洲海洋生物研究有所贡献。如此看来，他倒是把批评他人看得很重要。
马林空间科学系统的麦克马林博士（在当前的“火星全球勘测者”考察项目中负责摄像）采用的方法稍有不同。他说，他对霍格兰和托伦的测量“并非完全存疑”，但同时又说：“即使各个数据全部正确，也不一定就能够证明这些地形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批评声都是当业已建立起来的传统范式受到威胁时，或是当某个领域的专家想要将熟悉的标准应用于某些超出其经验的范围时，科学家们所做出的典型反应。特别是误差范围的问题上，他们遭到了科学家们的完全误解（即使今天还是这样），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数学家也不例外。简而言之，格林伯格声称（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人说）对塞东尼亚建筑群的测量中的误差之大几乎可以令整个测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误差已经几乎能够使“任何一个”数学常数或者任何一个比率成为可能。一向对这些几何联系持反对态度的格林伯格也声称，是霍格兰和托伦“有意选择”了这些他们所发现的角度，也就是说，他们在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寻找特定的联系了。
格林伯格曾说过，人们常说埃及金字塔存在着很多数学和天文学上的联系并对此津津乐道，但是他认为这些联系是毫无根据的，甚至一些埃及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大金字塔的底座是一个方形，右侧的角精确到1/20°　　该观点已经得到了公认；几个侧面都是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十分精确，毫无偏差；底座各边的长度均为365.2422
库比特（cubits，希伯来人的计量单位），正好是一个太阳年的天数；几个具有一定坡度角的斜面，构成了这座高度为232.52库比特的金字塔。如果用其高度除以边长，再除2，得到的结果是3.14159，正好是一个圆的周长除以直径所得的结果。而金字塔底座的周长，正好等于一个直径为金字塔本身高度两倍的圆的周长。
由于坡面形成了一定的角度，金字塔每往上走10米，对应的海拔就升高9英尺。将大金字塔的真实高度乘以10的9次方，得到的结果是91,840,000，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也正好是91,840,000英里。显然，金字塔的建造者们已经知道地轴倾斜的角度为23.5°，也知道怎样准确计算纬度（当观测者离赤道渐远时会发生变化）以及地球的准确周长。
在格林伯格博士看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巧合，只是“随机力量”作用的例子而已。
格林伯格的说法纯粹是“简化论者”的表现：仅仅因为在预先选择的物体里无法找到大量一致的关联，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数学上的关系，就只是测量这些物体上清晰明显的结构点。这这种做法使得格林伯格从一开始就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点　　霍格兰和托伦的测量只是名义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真实有效的且最接近已采用的方法。他们并没有说“这些数字容差幅度比较大”，而是直接说“这不过是些数字而已。”而容差幅度，或者误差的允许范围，正是我们在处理那些搁置一边的高分辨率照片时所需要的。进一步讲，既然已经说明，测量结果正好详细地体现了四面体几何学并非像格林伯格所说的那样　　只是任意一组“重要”的数字，并且这其中包含了一些可预见的物理现象，很容易就能将这种情境模式同简化主义者的观点做出比较。格林伯格则想要将这些数字割裂开来，抱着“随机力量作用”的观点不放，而不是将这些联系起来的数据放在更宽泛的物理情境下来验证。不过还好，“塞东尼亚的信息”中的三种预测，恰好能够促使人们这样做。在当时，“旅行者2号”（Voyager
2）正在接近海王星，但还要更近一些才方便拍照。在论文的末尾，霍格兰和托伦对于“旅行者”所见之物做了三种预测。他们预测在四面体19.5°纬之内会发生一次风暴或者扰动。基于正在研究的高维物理学，他们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并预测，这种扰动应该发生在海王星的南半球，并且海王星的磁力场的磁偶极将会被固定在北极点。
请注意，我们是从一堆“可能存在”的火星废墟中，找出了一系列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联系，在推算出一系列
“被虚假”的数字之后，才做出了这三种预测，而通过验证，我们确信这三种预测……
完全正确。
格林伯格和那些简化论者又表示：“这仅仅是一个预测，不管是基于什么作出的预测，它都不能作为证明的根据。”将三种预测合为一体，而非分别考虑，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和策略，目的就是要抹杀霍格兰和托伦取得的成功。正如哈佛的天文学家哈尔顿阿尔普在其著作《泛红》（Seeing
Red）中所说：“现在玩的这种把戏，只不过是将以前所有的观测结果揉进一种假说里，然后就不会再有第二种观测结果能够得到证实了。”
坦率地说，霍格兰和托伦根本不可能仅仅利用一系列“无意义的”“虚假的”数据，就对这样一个人类从未近距离观察过的星球上的种种特征做出三种准确的预测。这些特征在传统的模型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释的。至少诸如风暴形成的原理、风暴发生的地点以及与星球的磁极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是没有合理解释的。换句话说，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绝非利用现有的太阳系模型，再加一点“运气”而得来的，而是完全基于塞东尼亚的几何关联模型做出的。这不仅是对他们所做的测量以及从中得出的物理模型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对格林伯格、马林等人的方法和动机（格林伯格曾经要求与霍格兰就有关塞东尼亚的数学问题进行一次“辩论”，但又要求避开有关地坑中四面体土丘的数据　　这点他自己也解释不了）的严厉控诉。
霍格兰和托伦觉得，他们或许已经发现了“火星纪念碑”建造者们的意图，所以他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怎样将这些已经发现的几何数据投入应用。
行星运行混乱和能量上涌等现象似乎极易聚集在19.5°这个纬度上，而霍格兰和托伦在首次发现中就曾提到过这一问题，同时这在整个太阳系中也极为常见。除了海王星上广为人知的大黑斑（Great
Dark Spot）（已经广为人知），火星上的大红斑(Great Red
Spot)、木卫一上喷发的火山群、火星上的奥林帕斯火山（Olympus
Mon，太阳系最大的盾状火山,详见下文）以及地球上的莫纳克亚死火山（Mauna
Kea，位于夏威夷）都位于或者接近这个纬度，19.5°（图2-1）。
除此之外，太阳运行周期高峰时因能量输出增强引起的太阳黑子集群爆发也都发生在19.5°周围。有趣的是，星球的磁场会决定能量喷涌的情况发生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如果磁场从南极发出，那这种扰动就发生在北半球的19.5°或其周围；相反，如果磁场从北极发出，那这种扰乱就会发生在南半球的对应位置。就像是在这些星球内部真的存在一个能够驱使这些能量喷涌，并强迫他们遵从某种神秘的未知行为模式的
“巨型晶体”。
霍格兰和托伦在此之前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关于“晶体物理论”(tetrahedral
physics)在太阳系外围发生的神秘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地基望远镜对太阳系的观察结果中就出现了从木星发出的反常红外辐射　　这一发现非常惊人（图2-2）。随后，先驱者号（Pioneer）和旅行者号飞船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发现了其他的“气态巨星”(gas
planets)，例如土星（Saturn）、天王星(Uranus)和海王星(Neptune)都被列入了太阳系的成员名单中。让人感到费解的是，这几颗行星并不具有恒星那样的内部核聚变，但其能向宇宙辐射的能量却多过它们从太阳获得的能量（详见下文）。
在经过最初的大量讨论之后，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反常的“过量红外辐射”最终确定可能来自以下三个内因：
1．原始热能。星球形成时沉积和坍塌带来的巨大能量残留所形成的“古老热量的余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过几十上百亿年，这些能量依然能够储存在行星内部，只是被慢慢的辐射到宇宙空间中去。
2．氦溢出。所谓“气态行星”内部的轻元素分化（氦氧分化）产生的热量，致使潜在的能量会在氦元素远离行星中心的时得到释放（行星中心是一种极慢的引力收缩）。
3．辐射衰减。巨型气态行星的“岩核”（rocky
cores）中重元素的集中会引发的过量辐射衰减，从而造成了反常的能量释放。
在以上对“能量反常”的三个解释中，只有第一个是适用于木星的。由于木星的质量相当巨大（约为地球的318倍），所以它刚好能够在太阳系的有生之年（将近50亿年）保存其原始热量，并不断向外辐射可观察到的热量。
但是科学家们在测量了木星辐射的过量热能之后，他们发现相对木星的红外辐射量来说，“原始热能说”明显站不住脚。如今木星吸收的太阳能辐射量依然约为其内部能量（50亿年之久）辐射的两倍。即使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残留的数量依然十分巨大。
旅行者在八十年代飞经土星之后，“内部热能”的第二种提案（“氦溢出”说）被证明符合对土星的热能过量现象的解释。不过，由于天王星和海王星相对较小的质量（不足地球质量的30倍），所以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只有第三种可能（大量内部辐射衰减）能够解释其反常红外辐射的现象。然而，对质量小于木星的行星来说，这三种常规解释中依然存在很多严峻的问题。
旅行者号与天王星、海王星邂逅期间，飞船上的仪器探测到一段勉强可测（但非常明显）的“超量红外线”，其中天王星大概超额0.14倍。而令人吃惊的是，天王星的“孪生兄弟”海王星，其内部热能的辐射量竟然是其获取的太阳能辐射量的3倍。
但是，在几次飞船飞经这两颗行星时，使用的同步多普勒重力追踪测量（simultaneous Doppler tracking
measurements）后发现，在行星内部均未发现重元素异常集中的现象。而如果我们观察到的过量红外辐射真的是由内部过量的放射性元素集中引起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必要的条件。辐射衰减理论失败之后，传统的行星物理学家又开始寻找能够说明天王星超额能量输出的其他解释。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能够将天王星与太阳系其他行星划分开来的特性　　天王星具有明显的“轴面刃倾角”（axial
与太阳系其他行星相比，天王星与其绕日轨道平面呈98°“倾角”（obliquity，科技用语），而海王星就较为正常，只有约30°（地球的倾角约为23.5°）。这种情况引出了新的提案，也就是“近期碰撞说”（recent
model）　　天王星在形成很长时间之后，遭遇了另一巨型物体某种方式的大规模撞击，而这一物体则很有可能就是一颗脱离轨道的卫星。理论家称，这种猜测除了能解释天王星“四仰八叉”的现状外，还会给天王星带来地质学上“近期”的极大内部能量，这些能量会使天王星内部温度以相当的数额升高。该理论中还包括这样一个内容：正如1986年旅行者号所观察到的，天王星上温度升高做引起的种种情况可以追溯至一次规模无比巨大的撞击事件，由此便可以解释是何原因导致了天王星现在的红外线过量辐射的现象。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也很快碰壁。首先，从天王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可知，天王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架“永动”辐射器（输出的能量大于输入的能量），同时海王星辐射出的能量也比它从太阳得到能量多出3倍。如果我们将这两颗行星进行“标准化处理”（也就是把它们到太阳的不同距离进行量化），我们会法相它们内部能量的“永动”释放实际是几乎相同的。然而，如果近期碰撞理论正确，那么天王星应该比海王星辐射得更多。但现实是，它们俩的辐射量几乎相同。所以说，即使近期有一颗卫星或者其他大型物体撞击了天王星，那也肯定不是引起天王星热释放过量的原因。
霍格兰随后开始考虑是否可能是外部原因引起了这种怪异的热量释放，而这又是否与引起19.5°能量喷涌的原因相同。但是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种神秘的、能够推翻传统说法、遵循怪异几何规律的能量过量现象呢？隐藏的历史
此时，霍格兰和托伦遇到了难题，所以他们需要对之前进行的一系列观察进行更进一步的仔细调查。但是，应该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呢？仅仅利用晶体几何学的知识来讨论塞东尼亚废墟是不做够的，而且这种几何学在旋转的太阳系中似乎还会受到反射物理影响。他们不得不找到一个能支持所有观察到的行星喷涌和异常的热量释放的连贯的机制，并且这种机制本身就要暗示着潜在的物理学与能量上涌有关。
对于天体中出现的能量异常现象，有一个极其自然的解释，但不幸的是，在一百多年里，科学家们从未认真对待过它。霍格兰发现关于这种“力量”的设想可以像重力或者磁力一样用几何方式模拟出来，随后这种设想开始在现代数学中流行起来。回顾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物理理论，霍格兰发现现代物理之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曾经提到过一些方程，而这些方程似乎符合他和托伦在外层行星上的发现。通常，麦克斯韦辩驳说解决物理上的这种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将一些3D物体的“映像”放在更高的空间维度进行解释。麦克斯韦去世时，奥利弗海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将这种更高维度或“标量”（scalar）的成分从他的程式中剥离出来，而得到的“麦克斯韦经典程式”（classic
equations）就成了现代电磁力学的基石。但是，如果麦克斯韦原来的成果是正确，那么就算曾经被推翻过，也意味着他原来的思想也许能够解释霍格兰和托伦发现的各种行星现象。于是，霍格兰开始试探性地检验早期的“多维物理”模式。
霍格兰发现，有一部分现代数学家已经开始用几何方法来模拟这可能存在的更高维度。诸如H.S.M.考克斯特（Coxeter）的“拓扑学家”（Topologist）就已经为绘制旋转“超球面”（hypersphere，存在于三维以上空间中的球面）的多维特性而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这种神秘数学在描述“超球面”的同时，也描述了其承载的多维理论，不过它太复杂了，以至于除了那些教育程度极高的数学天才们，其他人根本难以理解。不过多维物理反映在我们的3D世界中的特性，观察和预测起来就简单容易得多了。他通过程式预测，如果是围绕原点旋转，这类图形将会在球的3D几何世界里产生一个翻滚旋转的运动体（与已经观察到的木星“大红斑”别无二致），而且就在一个特定纬度　　19.5°。这与霍格兰、托伦太阳系中的旋转行星和卫星上观察到的现象一模一样。如果这些观察结果确实与“旋转超球面”的多维特性之间有所关联，那么就不仅意味着旋转的行星在多维、高维空间中同时存在，还意味着这种新的物理学能提供潜在无限的能量来驱动行星的大气、液体运动以及表面几何状的“上涌”等一切！甚至最终会驱动“生命”……
此时有人提出一种概念，称“高维空间”不只是单纯的存在，还为整个三维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说法被称为高维模型的奠基石。而我们所观察到的3D世界，其实都经过了数学模型化的“信息转移”（information
transfer）的驱动，并且这种“信息转移”可能只是相互关联的系统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比如一颗行星轨道参数的变化（木星或地球之类）。由于受限于自身生活的3D世界，我们“无法看到”高维世界。不过，我们能看到（并且测量）高维世界中与我们世界中有同步效果的变化。就其本身而言，高维几何中的变化在3D世界中体现为一种“能量输出”　　就像我们之前所观察到的法正在纬度19.5°上的各种行星能量上涌想想。
与爱因斯坦的定论不同，多维理论模型暗示我们，由于存在高维信息转移，所以宇宙中极有可能存在瞬间“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　　实际上，这是已知的事实。这个模型预示，不管三维世界的“因”是什么，它所造成的影响都能在我们的感知宇宙中被感受到，其规模可以测量，其规律可以预测，甚至其速度比光速还要快。宇宙则通过多维空间的转化和信息转移成另外一种“能量”来完成这一过程。在我们熟悉的三维世界里，这种信息或能量随后就会转化为我们所熟知的能量形式，比如光、热甚至重力。
在一个通过重力相互关联的大规模系统里，比如太阳系的行星系统，如果两者间存在通过多维空间的“共振条件”（一个“匹配的”关联），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对同一系统内的其他主体产生瞬间可测的作用。如此，多维空间模型便可指出：所有事物，哪怕是分割极远的三维物体（比如超远距离的行星），都会通过这种四维作用力最终联系在一起，即一个地方的（比如木星的）“因”在没有任何可测的三维力量（比如电磁波）作用下，也可预见地穿越了它们之间的三维距离。
主流物理学将这种现象称为“非局域性现象”（non-locality），数十年前就已经在实验室实验中被发现了，但其只是个艰涩难懂的“量子力学事实”（quantum
reality），并且只适用于超短距离间的亚原子级物体，而不能、也不会影响远距离的大型物体（比如行星、恒星和星系）。因为光速被定义为3D宏观世界的绝对速度极限，所以不会有任何事物能够在光速穿越其中间距离之前对其他地方的任何物体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如今这种存在于原子粒子之间的“神奇的”超光速信号，甚至光子之间的通讯，在远距离中也得到了不可否认的确定。光速极限的理论基础是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程式，而我们对此的理解还停留在只有特定种类的能量（比如电磁辐射）才能在宇宙真空中穿越遥远的距离的阶段。
在经典的爱因斯坦物理观中，并不存在“以太”（aether，麦克斯韦的时代人们如是称呼）这一事物，也就是穿越真空的荷载电磁辐射横波。因为三维世界和高维（hyperdimension）世界之间存在着真实的转化媒介，所以在多维世界里，可以通过某种叫做“扭矩场”（torsion
field）的东西（“扭矩”[torsion]一词源自“转矩[torque]”，意为“旋转”）来实现穹顶复现。
所以，扭矩场就是“旋转的空间”　　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进一步讨论。
由此可知，旋转以太场根本就不是十九世纪时所说的的“电磁以太”，而是一个自旋感应、呈几何形态的以太状态。因此，多维信息或能量通过旋转的涡状（绕中心旋转或/且旋进的）物理系统之后，就可以在三维世界中变得可感知了。
与主流物理规律截然不同的是，一系列持续了百余年的实验已经确定这种非电磁“自旋场以太”的多方面特性。随着计算和绘图的不断进行，宇宙哲学理论慢慢呈现出来，只可惜，这些计算和绘图实在是太过于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其晦涩程度堪比现代科学中的任何研究和理论。不过，在苏联帝国解体后，网上流传出俄国在50多年里秘密完成的大量理论文章和实验室实验，而这些曝光的文件切好验证了这些计算的成果。
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更多的理由去猜想多维理论或者扭矩场理论很可能就是最终的“万用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但是大部分现代物理学家（当然是西方的）还是不接受这种设想，固执地坚持“背道而驰”。
只是，这种想法在西方物理学界并不普遍。
我们在19世纪时数学及物理奠基人的作品中首次发现了此类从未知“n维世界”到三维世界的“信息/能量传送”所需要的数学及物理参数。这几位大师包括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黎曼（Georg
Riemann）；苏格兰物理学家，威廉汤普森爵士（William
Thompson，由于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卓越贡献，后被大不列颠王国政府授予“开尔文勋爵”爵位）；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以及英国数学家，威廉罗文汉密尔敦爵士（William
Rowan Hamilton）。
日，黎曼首次用数学方式将尚无定论的“多维空间”理论带到19世纪的科学界（且不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其他领域）。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Gottingen）发表了题为《论几何学基础中的假设》的演讲，这个题目看似简单，但他却用数学表述了“更多、不可见维度”存在的可能性。
黎曼的论文从根本上抨击了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欧几里得几何”设想，即“正常”3D世界中的有序、直线规律。在适当的时机，黎曼提出了一种四维本体的假设，并声称我们的三维世界只是它的一个“子集”。这个假设中的几何定律完全不同，但又自相一致。由于，黎曼甚至还根据三维世界中存在的“扭曲几何”（Crumpled
Geometry）提出了三维世界的自然定律，也就是后来物理界熟知的三种神秘力量：静电能、磁能和重力，并且它们在四维空间里能够完全统一，只不过是“看上去不同”。他的实际观点是重力、磁力和电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来自高维空间的能量。
黎曼的提议是对牛顿“作用力产生超距作用”（force creates
action-at-a-distance）理论的一次重要突破。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该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神奇的”磁和电的吸引力及排斥力的性质，以及由引力引起的行星曲线运动和万有引力。与牛顿不同，黎曼认为这种“明显的作用力”是物体在三维几何中运动的直接结果由于受到四维空间几何的侵扰，而发生的变形。很明显，麦克斯韦和其他19世纪的物理学“巨人”（比如开尔文[Kelvin]），以及同一时代的所有的数学家（比如盖儿[Cayle]，泰特[Tait]等）都十分关注黎曼的想法。麦克斯韦在描述力方程以及对电磁交感时，将四维“四元数”（quaternions）集合用作了算符，这种用法也清楚地说明了他对黎曼理论的坚信。同时，他将文字转变成为诗句，生动地赞许了“高维世界”的意义，还将他们的关系与人类灵魂的终极起源联系在了一起。
1867年，在经过几十年对物质与空间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的辛勤探索之后，汤普森提出了一个对固态物体根本性质的全新解释：“涡原子”的存在。这个说法与当时盛行的物质理论直接悖逆。当时的理论中，原子还被视为“如卢克莱修（Lucretius，罗马诗人）所想象的极小、极硬的物体，牛顿亦持此见……”汤普森则把“涡原子”设想为与之相反的，存在于所谓“以太”中极小且稳定的“漩涡”　　汤普森及当时的其他人都慢慢的相信，“涡原子”如渗透的、无法压缩的液体般在宇宙中蔓延。
就在汤普森将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子理论公诸于世时，麦克斯韦在汤普森关于“以太液体”的潜在性质的早期解释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不可压缩以太”的“力学”漩涡模型，这个模型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实验室观察到的固体所具有的伸缩性和动力学性质，而汤普森的涡原子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最后，在1873年，他成功地将两百年的电学和磁学所得结合起来，得到了一个综合、全局的光振动电磁理论：这些光振动被“不可压缩的、高度延展的以太液体”承载着散布宇宙。
麦克斯韦的得意之作将19世纪物理学的两大神秘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数学根据就是“四元数”。“四元数”这个概念，是有威廉罗文汉密尔敦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发明（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应用）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一对有序的复杂数字”。根据汉密尔顿的说法，这对复杂数字本身也只是“一对对实数根据某种特定规律相加或相乘”而已。
1897年，AS哈撒韦（A.S.Hathaway）将汉密尔顿“一组四个实数”的四元数概念延伸为四维空间概念，发表于名为《作为四维空间数字的四元数》（Quaternions
as Numbers of Four-Dimensional Space）论文中。
麦克斯韦认为，超距作用很可能是以“以太”为媒介的，于是他将其定义为高维空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维空间”。换句话说，现代电磁物理学之父的想法与霍格兰的塞东尼亚“火星遗址”理论殊途同归。
这种联系在乍看之下似乎非常脆弱，但在读过他1887年写给凯利肖像基金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ayley
Portrait Fund）的诗的相关段落之后，事实就变得非常明了了。因为他知道：
啊，三次曲面（cubic surfaces）！你用无数个三面九线（threes and
nines），七及二十线（seven-and-twenty lines），围绕他圣殿--所罗门的封印(the Seal of
Solomon)，在三维的世界……
塞东尼亚上满是臭名昭著的“外接四面几何体”（Circumscribed tetrahedral
geometry），关于“三维世界所罗门封印”的清晰描述参照的就是其几何和数学理论基础。如果将四面体的底面（等边三角面）拿走，然后在第一个面的正对面加上一个等边三角形，并在此面做外切圆，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大卫王之星”（Star
David），也就是麦克斯韦所描述的“所罗门封印”。在这个面上，二重三角形的顶点与圆相切，并在南北19.5°位置交叉，与我们在太阳系发现的高维四元数几何的物理效果直接联系，当然，若将此“所罗门封印”放在三维世界中，将得到一个被球外切的双星四面体（图2-4）。
“七及二十线”的根据也是一个不太精密的2D双四面体草图，由一个“超正方体”组成，在2D中是显示为六边形（图2-3）。海维赛德的重拳
在科学界的众多悲剧故事中，19世纪的另外两位“数学物理学家”，奥利弗海维塞德和威廉吉布斯（William
Gibbs），在麦克斯韦死后把他的原始方程精简成简单的（或略显悲剧且不完整的）四个表达方式一事也绝对是其中之一。海维塞德曾公开表示麦克斯韦的方程是个“垃圾”，因为他认为麦克斯韦在运用这些方程来描述真空区能量流（他称之为“苹果和橘子”）时，根本没有完全理解标量（没有方向的度量，比如速度）和矢量（有方向的定义值，比如位移）之间的重要关系，所以他从麦克斯韦的原始理论中删减了二十多个四元数，以完成“简化”。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经如此形容奥利弗海维塞德：“他自学成才……从未与任何大学联系……但还是有非凡的常人无法理解的能力，能够不经繁杂的证明过程就解决数学上的复杂问题。”还有些人认为，海维塞德其实是觉得麦克斯韦将四元数的应用和对空间“潜流”描述得“过于神秘，应该从理论中剔除”。海维塞德在麦克斯韦死后，通过对其原始理论的彻底修改，和对四元数中无向量成分的演算，以及对矢量成分中多维特性的删减，终于富有效率的轻松完成了他的目标。
也就是说，这4个经典的“麦克斯韦方程”被公认为是20世纪电学和电磁工程学的理论基础，曾多次出现在全球各个电学和物理学著作中，但却从未在任何麦克斯韦的原创著作或论文中出现过。然而，所有的发明，从收音机到雷达，从电视到电脑，以及每一个“硬”科学，从化学到物理到天文学，凡是需要处理这些电磁辐射的计算，都是以这些“麦克斯韦方程”为基础的。这些方程，实际上就成为了海维塞德的方程，而非麦克斯韦的方程。结果，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物理学界不仅失去了其真正“多维”科学颇有前景的开端，相反还受到了这个非常有限的总结理论的压迫。而这的都是拜海维塞德所赐。
1887年，麦克耳孙-莫雷（Michelson-Morley）实验有力地证明“并不存在实体的以太”，这一结果使那些拥护以太的力学模型理论的学者受到了更大的打击。然而，由于海维塞德的存在，致使人们忽略了麦克斯韦从根本就没有确信过实体以太，而只是假设一种多维以太同时连接着宇宙万物。
引起麦克斯韦的理论与海维塞德删减后的版本之间的混淆的最大的因素就是数学，而对此最好的解释也许就是HJ约瑟夫斯（H.J.Josephs）的注释：
与海维塞德的向量理论不同，汉密尔顿的四元数理论不只是雷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分析理论的缩减版，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运算规律和独特定理的独立数学分支。四元数其实就是概括的或者超复数。
哈撒韦在其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这些超复数定义为“四维空间中的数字”。因此，麦克斯韦在19世纪所取得成就--即他基于数学的四维“场论”　　现代物理学家置若罔闻，很可能是由于对汉密尔顿四元数概念的内涵缺少基本常识。
除非找到麦克斯韦在1873年发表的“论文”原版，否则很难证明麦克斯韦的“多维”四元数理论确实存在。因为在1892年，该论文第三版就“更正了”麦克斯韦“标量势”（scalar
potentials）的原始用途，并从麦克斯韦所有的理论中删减了四维“几何势”（geometric
potential）和三维“矢量场”（vector field）的重要区别。这也就是为何加来道雄（Michiu
Kaku）等现代物理学家居然不知道麦克斯韦的原始方程其实是第一个用特定四维术语（即用四元数语言描述的几何四维场论）的原因。重见天日
在提出“高维”理论时，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难免会有人（注意，科学家也是人）要问“嗯，它在哪儿呢？！”
对黎曼、凯利、泰特和麦克斯韦的四维几何理论，最顽固的反对意见就是他们没有实验证据可以证明“第四维”确实存在。对“高维度”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一个物体从“较低维度”（比如二维“平面”）进入我们“较高的”三维世界，似乎就会瞬间从低维度世界中消失（然后在高维度中突然在几何形式上扭曲变形）。而这个物体再次回到它原来的维度世界中后，就会“神奇得”再次出现。
然而，在科学家们看来，三维世界的普通人是不会偶然转个身就消失在黎曼所说的第四维里面的。虽然这种情况是以在数学上推论出来，也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对“实验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科学都应该建立在可证实、可重复的独立实验上）来说，高维物理没有可测试的物理学证据。于是，作为统一物理法则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法的高维空间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不见了　　直到1919年4月才再次浮出水面。
当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了不起的信件，作者是德国哥尼斯堡大学（Konigsberg）一位并不知名的数学家，希奥多尔卡鲁扎（Theodr
Kaluza）。他在信件的前几段中提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解决方法（至少对爱因斯坦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并不了解麦克斯韦的原始四元数方程），声称可以解决物理学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个方法就是将他本人的重力理论与数学结合，再加上麦克斯韦第五维介入电磁辐射的理论（由于爱因斯坦在构想广义及狭义相对论时就已经将第四维定义为时间，所以卡鲁扎不得不把自己的高维空间特指为第五维。实际上，在50多年前麦克斯韦和他同事的四维空间理论模型中，二者是指的同一空间维度。）
尽管最后用数学方法将重力和光统一起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那些黎曼在60多年前曾面对过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卡鲁扎面前。由于没有直接的实验证据可以证明其他维度空间的存在，所以卡鲁扎也听到了同样的发问“好吧，它在哪儿呢？”卡鲁扎的回答非常聪明：第四维以某种方式崩塌成一个小圈，“比最小的原子还小”。
1926年，另外一个不知名的数学家，奥斯卡克莱恩（Oskar
Klein）研究了最新发现的量子力学原子理论下的卡鲁扎理念的独特意义。在数学拓扑学中有一个怪异领域，物体的高维面，而克莱恩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他对卡鲁扎理论进行更深一步的拓扑学方面的研究之前一年左右，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其他反对麦克斯韦（现已澄清）的电磁理论上感知限制的人才提出了量子力学说，即从非几何角度描述“基本粒子”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离散“量”粒子交换“作用力”以及次原子世界中的能量（虽然在常识标准看来非常怪诞，但是“量子力学”最终会非常成功）。在结合了这两种探索之后，克莱恩总结说：如果卡鲁扎所说的新维度真实存在，那么它可能早就崩塌到普朗克长度（Planck
length）了　　恐怕这就是基本相互作用所允许的最小尺寸了，然而，这个尺寸大约只有
“10～33”厘米宽。因此，通过实验证明了卡鲁扎克莱恩理论的主要问题以及人们为什么“不会走进第四维空间”的原因：量子力学的计算规定，使用原子加速器是在物理上探测如此微小维度的唯一方法。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这个过程所需要的能量将超过地球上所以发电厂的产出总量，而且还远不止于此。
于是，在物理学家和拓扑学家中间进行的关于卡鲁扎克莱恩理论的讨论，以及人们对多维空间物理那昙花一现的兴趣在上世纪30年代时一落千丈。而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因为克莱恩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实验证据能够证明其他维度的存在，也是因为当时横扫整个科技界的大型科学研究的盛行。
当时，证据从全世界的原子加速器如洪水般涌来，争先恐后地证明量子力学。疯狂的数学世界孵化出的大量“基本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的数量还在成倍地飞速增长，所以爱因斯坦将“量子力学”称为巫术。甚至他后来尽管接受了一些实验结果，但还是怀疑是否是物理学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
30多年过去了，科学界对多维空间的兴趣又以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的形式卷土重来。在超弦理论中，基本粒子和“场”被视为极小多维弦的多维振动。对大多数当时专注于此的物理学家来说，超弦多维理论模型相对它的前身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不仅将宇宙中所有已知的力（从电磁力到原子能）统一到一幅现实的“终极”画卷中，还详尽地预测了所有可能成型的n维世界总数，即根据“各种弦”的涡旋，有10个或者26个。坏消息是它们同样不能得到证实和检测，因为模型中的10个维度都扭曲到了实验所无法达到的普朗克长度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流行的主流科学理论，也是我们最接近“万用理论”的不只是超维世界模型，还有另外一个本质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理论，但同时又是一个可以被证实的超维模型，由于几十年以来一直被掩盖在铁幕之后，它已经被西方世界故意忽视了一个多世纪。特斯拉、比尔顿和德帕尔马
就在霍格兰继续探寻塞东尼亚与多维世界的历史观念之间的新联系之时，他遇到了几位也一直在研究同样线索的独立实验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麻省学院物理学家和研究人员布鲁斯德帕尔马（Bruce
DePalma），核能工程师、物理学家托马斯比尔顿（Thomas
Bearden）中校，他自从在美国军方标量武器研究计划中任职之后，就一直在研究麦克斯韦的最初模型。
比尔顿不厌其烦地研究麦克斯韦的初始手稿，并总结说麦克斯韦的原始理论其实是物理学的圣杯　　这是科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统一场论（unified
theory）。比尔顿做了深层次的探索来解密麦克斯韦的作品，有消息称，他曾经声称实际上是海维塞德劫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并“迫使”现代科技倒退了将近100年。根据比尔顿的说法，现代物理学不仅永远不会找到一个重力、电力和磁场的统一元素（因为这些都是基于被海维塞德破坏掉的麦克斯韦理论之上的），而且如果这个最初的理论得以恢复，就会有潜力释放近乎无穷的能量，使得人类能够在量子等级“建造”出像重力一样的各种力。
比尔顿自己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他的激进想法，他的研究的基础是埃德蒙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以及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在20世纪早期的的论文和实验，并且后来在阿哈拉诺夫-玻姆实验（Aharonov-Bohm）中得到证实。
1899年时，现代文明的创始人，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春田市（Springs）的实验室里曾经进行过大量相关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过程中，他观察并记录到“标量波干涉”（interfering
waves）。通过他修建在山顶的大量试验用无线电发射器，他经真空广播并接收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大量的纵向应力（longitudinal
stresses），可与传统的EM横波形成对比。这次实验是他通过自制的手驱设备完成的，而设备正是根据麦克斯韦原始的四元数方程制作而成。当时，他在一场暴风雨的边界检测到一个被干涉的“反馈”（特斯拉称这个现象为“驻波”[standing
wave]），并在冷锋向西前进的过程中用电磁方法追踪了数个小时。特斯拉的实验突然中止，因为他的赞助人，JP摩根（J.P.Morgan）发现实验的真实目的是生产无穷的电力，而这些电力“过于廉价”。比尔顿同时也对使用麦克斯韦的四元数/超维潜能通过在真空中制造“纵向应力”产生能量感兴趣。比尔顿还曾写过几篇关于此理论的论文，并最终发表在能源部的官方网站上。
随后，比尔顿开始着手建造一台能够绘制“真空中能量”的仪器，最终得到了一台似乎能从虚无中产生能量的机器　　“静止电磁发电机”。
当然，你不可能从虚无中得到任何东西，霍格兰很快意识到比尔顿描述的效果和他在外太空星球上发现的热能是同一种“超维”效果。
西方物理学家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讨论，话题的中心就是空间中的量子电动力学零点能量　　“真空能量”（the energy of the
vacuum）。这对许多悉麦克斯韦原始方程的人们（凯尔文等人）来说，这个听起来非常像盛极一时的“以太”，只是升级了一下，换了个假设的名字。虽然被形容成某种奇异的量子效果，这个“零点能量”也只是麦克斯韦另外一种包装下的超维物理。
因此，要想开发真空能量，只需要在麦克斯韦的涡状以太中制造一个“应力”。而根据量子力学模型的计算，即使是仅仅在1立方英尺的真空空间内，这种能量都多的惊人。所以说如果在我们三维世界中稍稍释放一丁点这种“应变能”，它看上去也会像是从虚无中诞生的能量，也就是常说的“无”中生“有”。换句话说，对无视麦克斯韦原始方程的学生和天体物理学家来说，这种能量的出现几乎代表了那惊世骇俗的东西　　“永恒运动”（perpetual
motion）。
在下文中我们会证明，在某种控制得当的条件下，这就会成为能量的一种“崭新”来源。并且它似乎也是引起霍格兰在太阳系外层巨型行星上所发现的奇怪红外线过量和恒星辐射能量的源头。
然而，如何“在以太中制造应力”呢？如何证实超维物理理论呢？前文中曾提到的德帕尔马博士已经在不经意间证实了麦克斯韦和比尔顿的理论概念。
德帕尔马，著名电影导演布莱恩德帕尔马（Brian
DePalma）的兄弟，早在与霍格兰见面之前，就一直在（70年代之后）负责一系列创新的“自转实验”（rotational
experiments），这些实验证实了很多霍格兰20年后又会重新发现的理论。其中一个实用发现就是德帕尔马的“N机（N-Machine）”
　　高速“同质极发电机”（homo-polar
generator）　　能够在不消耗任何燃料的条件下，从稀薄空气（真空）中产生少量的电力……
在德帕尔马的其他成就中，有一个实验是从同一个设备中同时弹出两个球，其中一个以27000rpm（转/分）的速度旋转，而另外一个不旋转。然后测量两个球上升和下降的速率。如果标准的“牛顿式”力学起作用的话，就会得出出人意料的结果：即使给它们施加完全相同的向上力（动量），但是与不旋转的球对比，旋转的球上升得更高更快，下降得也更快，尽管
（图2-5）。
这个实验的意义就在于说明了旋转的球以某种方式从某个源头获得了能量，并同时改变了自身的重力效应和惯性效应……这与比尔顿理论中所说的相符。
上世纪70年代，德帕尔马还进行过无数次的旋转实验，其中就包括大陀螺仪实验（massive
gyroscopes）。在这些实验的过程中，他发现，当陀螺仪自旋加速时，旋进就会同时发生（在旋转轴上摇晃），这也可以被用来否定重力效应。在他的一个实验里，一个重276磅的“力机”（force
machine）在陀螺开始旋转之后减掉了6磅重量，也就是丢失了2%的重量。
德帕尔马还发现，这些大型的旋转系统，就算被小心的隔离起来，也会引起其他房间里的其他陀螺设备产生“奇怪的回转运动”，当然前提是它们也在旋转。
作为这些年辛苦的实验结晶，在大量各种各样旋转系统的实验之后，德帕尔马最终表示所有旋转的物体　　包括行星和恒星　　本质就就绝对旋进。“旋进”是旋转物体趋于绕转轴摆动的趋势，就像小孩的玩具或者地球这样的行星。在传统力学当中，旋进运动被解释为由于受到了外力（比如月球重力有规律地牵引地球赤道），使物体的旋转失去平衡。基于通过测量旋转而得来的经验，德帕尔马预言说就算被隔离的旋转物体依然会借助与其他旋转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旋进，但是也只有它们从某种非磁力、非重力场（称为OD场）中汲取能量的这种假设必须成立的前提下，才能解释他复杂的“能量聚集”（energy
accreting）旋转球实验。具有讽刺以为的是，由于冷战和克格勃严密的控制，德帕尔马完全不知道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也同时被他的俄罗斯对手们观察到了，并起了个名字叫“扭矩场”，并且两者都是基于相同的旋转互感。
“隔离旋进”（isolated
precession）是德帕尔马在经过对各种奇怪的旋转系统进行了历时几十年的观察后得到的推断结论，这个想法从未在可控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过检测（至少，西方发表文献中没有提及……），因为德帕尔马需要一个“零重力”（无外力）的环境才能进行这个实验。1998年，霍格兰（以及他在NASA的内应及关系）可以通过借用NASA-路易斯的真空零重力自由落体实验设备为其安排这样的实验，但不幸的是，德帕尔马却在这之前突然去世。
最终，德帕尔马对固有自转旋进的神奇预言（现在可以通过使用多重旋转运动和高维度中同时发生的扭矩互感来解释）会在我们随后的文章中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掌握了比尔顿和德帕尔马的实验数据之后，霍格兰开始考虑设法去做一件其他所有超维理论都无法完成的事　　真正地测试他们的核心假设。可实验的理论
现代世界误解了真正的科学方法，甚至很多科学家也会误解。充斥在科学史中的各种辩论在自大自利的战争中咆哮。科学方法本来会通过淘汰那些不符合新数据的新模型（不管在某些方面它们看着有多么诱人）的方法来避免科学家成为新的教父的。但可惜的是，事情很少如此运转如意。
霍格兰希望自己的超维物理理论与之前的理论能够从预测方面上马上被区分开来。并且除非他的新理论受到肯定确认或遭到否定，否则他关于麦克斯韦革命性理论的创新就不会停止。而为了达到目标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这一可信的科学理念的做一个可实验的预测。很幸运，超维理念有几个无可置疑的实验几乎马上被原始观察数据证明。最终，霍格兰专注于四个关键预测，这几个预测决定了塞东尼亚是不是“与晶体物理有关”以及“超维理论”能否成立，而所有的这些实验都来源于一个多少有点让人惊讶的源头。角动量
霍格兰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和托伦在外层星球上观察到的过量热释放现象上。因为根据凯尔文和吉布斯的热力学定理，在三维世界中，所有的能量最终都会“消减”为随机的运动，因此物体内部释放的以太（真空）“应力能”即使最初以相干的形式出现，最终也会消减成单纯的随机热量，并以过量红外辐射的形式辐射到太空中。结果，不管来源是什么，所有的能量都会以相同的形式结束。
处于对这种情况的考虑，霍格兰就把精力集中在了初始的天体物理学条件上。在这个条件下，“麦克斯韦空间潜能”就能够在行星或者恒星内部被释放。如此，这个理论就能预测一套详尽的特征来区分这些能量释放的源头是超维还是“正常”的三维。
在理解这些反常的红外线辐射的研究中，一件事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巨大行星的红外辐射过量似乎与同一个参数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其综合系统的“角动量”。
在经典物理中，一个物体的质量及其旋转的速率可以决定这个物体的角动量。在超维模型中，这略显复杂，因为在三维世界中看似明显相隔甚远的物体其实在一个“更高维度”（第四维）中紧密联系。因此，在超维模型中（也包括轨道动量），来自一个物体通过重力捕获的卫星，即卫星相对于行星，行星相对于恒星或者伴星相对于双星系统。
从霍格兰支持的角度，及其对塞东尼亚的“毫无意义”的数学观察结果来看，这个综合系统的角动量是理解万物如何在三维宇宙中运作的关键。它同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场论观点以及电磁力观点完全相悖　　现在的观点是将行星和恒星的质量被看做是天体物理现象最重要的特点。因为主流物理学家都是从海维塞德修改后的麦克斯韦观点着手工作，所以他们能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力”就是重力。而由于重力的源头是质量，所以现代物理一直认为质量是天体物理中对互相作用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然而，当我们去测量整个太阳系的角动量时，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图2-6）结果发现，木星质量虽然只占了整个太阳系质量的1%，却拥有60%的角动量，而太阳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99%，却只有1%的角动量。如果对太阳系的传统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角动量的占有量和质量应该是大致对等的。相反，现实却完全相反。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夸夸其谈地解释这种不符合理论的现象，包括一种说法称太阳可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的角动量神奇的“转移”给其他的行星了，但是这些说辞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并且理论家也没能就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霍格兰开始研究角动量在他的新理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当时，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想：将塞东尼亚地区中所有“拥有四面体模型”的物体（不管是行星还是恒星）联系起来的普遍关系，似乎是建立在角动量和磁场的关系之上的。在采用现在复杂的“自发电理论”（通过使用内部旋转的导电“液体”作为行星和恒星磁场的运作原理）之前，另外一个严格依靠实验经验的假说被提了出来：可观察物体的总角动量与磁双极子之间具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关系。
这一假说被称为“舒斯特假说”（Schuster's Hypothesis，以亚瑟舒斯特爵士之名命名[，Arthur
Schuster]，他首先提出了这种关系，但是NASA所有关于星球磁场的文献中，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发现被莫名其妙地抹消了），这个假说曾经成功地预言了磁场力的存在（布莱克特[Blackett]1947年，沃里克[Warwick]，1971年），不管三从地球发出的，从太阳发出的，还是从木星发出的巨大磁场（强度为地球发出偶极矩的20000倍）。舒斯特的预言，比年间开拓者10号和11号的特写镜头（沃里克1976年）还要早60多年，这使沃里克在1971年时对“舒斯特假说”经验的预言能力做出了极高评价：
自发电理论还未成功预测过任何宇宙场的存在。但如今，如果我们假设没有其他理论能够比它更符合观察结果，那么它的用途还具有非常的价值。
当然，在水手10号探测到环绕水星的磁场不仅符合舒斯特的假设，而且直接反驳了自发电理论之后，连卡尔赛根都承认我们需要严肃审视那些对行星磁场的科学看法了。采纳了舒斯特在1912年的观点之后，霍格兰和托伦将当时角动量的参数与观察到的磁场偶极矩（magnetic
momentum，现在已经用飞船上的磁力计进行过观测的所有天体）进行了对比，结果他们发现舒斯特的假说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只有火星是个例外（因为它的磁场在最近的一次灾变中被破坏了，下文中我们会就这一事件进行详述）。事实是，自发电理论从未做出过一次正确的预言，而舒斯特的理论在几乎每一个个案中都得到了印证。
天王星是唯一一个没有严格遵守舒斯特理论的例外，也是唯一能够推翻这个规律的可能。天王星的自转周期与海王星的自转周期几乎一样，那么他们的磁场力也应该非常接近。然而，海王星的磁场力大概是地球的一半，而天王星却几乎是地球的三分之二。如果舒斯特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两颗行星的磁层应该有相同的强度，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比例几乎为二比一。天王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是例外，例如它与太阳的倾角几乎达到90°，这暗示它可能在不远的过去刚刚经历了一场磁极转换，而这场转换则有可能是造成其有所不同的主要诱因。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地质近期，那么之后应该会有一段不符合该理论的时期，并且还有可能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超维因素造成了天王星现在的境况（与德帕尔马的球状进动测试有关）。考虑以上情况，并由于舒斯特的观察结果在其他行星上都非常适用，所以有可能是某个尚未被完全理解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引起了天王星的反常情况。但很明显的是，如果舒斯特定理在9个案例中有7个适用，反观自发电理论在9个中都无法应用，那么舒斯特的结论肯定就比它的对手适用的多了。
角动量和磁偶极矩之间神奇的关联，使霍格兰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一个相似的联系。当他看着反常的红外辐射和角动量之间的关系时，他发现，它们与每个行星的总角动量十分吻合。
如果绘制处一系列物体的总角动量，比如太阳系外层正在辐射能量的行星（加上地球和太阳），并将其与每个物体向太空辐射能量的总和做对比，就会得出一个十分惊人的结果（图2-7）
一个行星（或任何天体）拥有的总角动量越多，它所能产生的异常能量就越多。而实际上，这些能量（比如德帕尔马在旋转球体试验中观察到的“异常能量”）是从一个更高维度被“灌输”到物质内部的，三维“以太场/扭矩场”就成为了媒介。
对“超维物理”模型而言，这个简单但强大的关联就等同于E=MC2：一个天体的亮度总值似乎只取决于一个物理参数，即亮度等于总角动量（天体加上所有卫星）。
它指的是特定物体辐射出来的能量总和是有通过多维空间施加在它之上的力决定的，并且这个多维能量在我们三维世界中会以角动量的形式出现，是可以测量的。在绘制这种明显的关系时（参见图2-7），所有的东西都排列的非常细致。所有行星都会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太阳　　不知为何，太阳的角动量似乎有所缺失。
传统观念中，太阳以及太阳这类的恒星应该是巨大的核能火炉，由物质崩塌产生的能量驱动，变成一个狂暴的能量火球。这个过程使太阳内部的原子产生聚变，并悄然产生核聚变的副产品。其中一个意料中的副产品就是中微子，这种次原子粒子没有电荷。然而，检测太阳中微子放射的实验显示，太阳所释放的所有东西都没有达到能够满足标准太阳模型所释放能量的中微子数量。如果它的能量来自于“热核反应”（thermo-nuclear
reactions，标准模型所需要的），那么观察到的“中微子缺失”竟高达60%。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结果发现该种原始中微子会一同缺失（根据实验测量要求，需要其解释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规模）。
最近，我们将对现在量子理论的调整与中微子探测器发回的数据相结合，于是我们观察到的太阳“中微子缺失”似乎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使所观察到的数值（或者“性质”）与调整后的理论一致。不过，还是有人喋喋不休地怀疑我们对中微子理论/标准太阳系理论的修改　　这些理论是在我们发现太阳中微子缺失被发现之前提出来的　　是一种“学术欺诈”……讽刺的是，关于太阳违反标准太阳模型的解释正存在于其对我们关键的角动量/亮度图标的“违反”之中。在超维理论中，太阳的初始能量源（与行星的相类似）肯定是它的总角动量，也就是它的“自旋动量”加上环绕其运行的天体具有的总角动量。这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尽管太阳占据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98%还多，却只拥有太阳系不到2%的总角动量。剩下的总角动量都分布在各个行星之中。因此，将它们所占总角动量的份额加上太阳的角动量份额，如果超维理论正确无误，那么太阳的图线应该严格按照行星（从地球到海王星）的图线行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面对这个困境，有一个明显的解释：超维理论模型根本就是错的。退一步的说法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比如额外的行星。
在试图解释缺失的角动量过程中，霍格兰发现了他第一个可测试的超维理论预言。通过额外计算冥王星之外另一个大型行星（或者两个小一点的行星，只要满足其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地球距日距离的数百倍），太阳的总角动量在图标上的曲线将向右偏移，直到几乎与该线交叉（考虑到大概30%来自内部热核反应的能量）。这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预测：现代太阳角动量之所以存在不符情况，是因为一个很显然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太阳系中所有的主要行星。
所以，关于超维理论模型的第一个毫无疑问的预言就是：天文台最终肯定会找到一个在顺行轨道上运转的大行星，或者两个在逆行轨道上的稍小行星。无论是哪一种发现，在某种限度之内，都可以使太阳在图表上趋于预想位置，并且能够证明能量输出与角动量之间的关系。
不过，角动量与能量输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他们之间的联系真的存在，那就意味着我们对太阳系分层的方法是完全颠倒的。在超维理论模型中，尾巴（行星和卫星）带动了头（太阳），但是这只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假设。证
要测试此模型的这一方面，下一步工作就是开始寻找太阳系中另外一个成员可能存在的证据。许多年以来，天文学界一直在寻找“X行星”。这一搜查行动的起因，是因为人们观察到了什么，而这很可能是一颗尚未被发现的大行星，在对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运行轨道产生影响。寻找“捣蛋鬼”的工作最终使人们发现了冥王星，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行星　　至少还没有正式确认。
不过，有几个非常有趣的“非官方”发现很可能会影响这个预言。1982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一篇封面报道中提及了JPL公司盖瑞纽格包尔博士（Gerry
Neugebauer）进行的采访，采访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红外线天文卫星（IRAS）在猎户座观测到的一个距离地球约500亿英里远处的天体。这个天体在参数上严格符合了霍格兰的猜想。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关于此天体的更多观测结果，也没有发表过更多的文章。纽格包尔博士在面对询问时回答道：他所讲故事中的引用内容“是没有根据的。我并不知道这些事，也不知道这些事后来的发展如何。”
纽格包尔的这个回复很难使人信服。有谁会因为自己的名字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封面报道，就声称自己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呢？而那篇报道很明显是以纽格包尔和詹姆斯霍克博士（James
Houck）的信息为依据的。在阅读该报道和故事时，你能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不坦诚的态度。报道中这个天体又小又黑，大小和木星相仿，距离地球有500亿英里远，而位于该距离（大约537个天文单位）的这个天体很有可能是一颗棕矮星，它虽然大小几乎与木星相同，但质量却是木星的50倍。《邮报》文章接着写道：总共分配了“两架不同的望远镜”去寻找这个天体，但纽格包尔却坚持声称这件事不了了之。很明显，他是在用否认去掩盖IRAS的早期发现。
1999年时的几篇新闻报道了另一个太阳系成员存在的证据，这次则是在射手座（在天球中正好在猎户座对面）。这一次，人们推断这颗天体与IRAS大小相仿，但是距离却多出数倍　　约为2个天文单位，并且人们根据彗星的较长周期推断该天体存在。
这两个发现证明了霍格兰关于距地较远距离有为止行星的预言至少被许多观察结果所支持。霍格兰正式公布自己的X行星理论时，他的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有明显不同，因为他预言这颗行星有足够的角动量，能使太阳的曲线在图标上移动到它本该在的地方。
只是我们必须自问，就算NASA真的找到了未知的第十大行星（尽管冥王星最近降级为“太阳系天体”的身份），但是NASA是否愿意告诉我们？有很多研究院曾预言X行星的存在，而且如果承认发现了X行星，那么着无疑会给他们的理论和模型带来一定的公信力。随着我们对这个谜团调查的深入，NASA让纽格包尔闭嘴的原因变得愈发明显了：政治的成分远大于科学（他们一贯如此……）。红外光变
红外发射的观察结果还引出了另外一个对超维模型的内隐测验（implicit
test）。如果霍格兰和舒斯特的发现是正确的，而且亮度、磁场强度和角动量三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那么这就具有了相当好的喻义。由于霍格兰理论中的红外发射的本质被假定为超维的（比如与高维几何有关），因此“系统”（太阳系中同步运行的行星和卫星）布局中轨道发生的变化应该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能量输出，就像是调节可变电阻器来控制光线的输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物理学需要这些能量输出来使行星保持“稳定”，也正是因此，使得我们只有经过非常长的时间才可以观察到其衰减。
如果依照麦克斯韦的说法，行星（或者恒星）能量的最终源头是各个维度之间的涡旋（自转）空间应力，那么考虑到位于绕大行星/恒星轨道上相互影响的卫星发生的运行模式持续变化（不管是引力上的还是空间上的），连同它相对太阳系其他大行星发生的同样的几何形态变化，这个应力模式就会很自然地被视作持续变化、几何扭曲的“以太”。霍格兰的超维模型理念就证实了这种持续不断变化的超维几何，能够将能量从潜在的自转涡旋以太中提取出来，然后释放到自转的物体内部。
最初，这类过量能量会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高速风能、反常点活动，甚至是强烈核反应，但是最终都必然会衰减到单纯的过量热能。如果要将一颗行星（或者恒星）的自转3D质量与潜在的4D以太自转有效地连接起来，则需要基本的物理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这些过量能量的产生才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比如“卫星”改变的轨道几何和太阳系其他大行星与他们同向或逆向的旋转初始状态（以及潜在的涡旋以太）之间的互相作用。
这些原因所引起的持续能量交流在时间上的变化性就成为了这整个高维空间过程的中心标志，也需要直截了当的解决。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当木星环绕轨道运行时，从不同的时间点以及相对其他行星不同的位置上来测量它的红外线辐射量。如果超维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不同的轨道位置会使木星（以及其他“气态大行星”）的红外线释放量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在适当的时间内，红外线应该超过它惯例的二比一输出量。而对其他行星来说，这个数值会稍小（图2-8）
。木星的反照率、内部热能和能量平衡：旅行者号红外探测的初级结果”R.A.哈内尔（R.A.Hanel）等人地球物理学研究日志（1980年）
无巧不成书，科学界的历史记录为这一情况提供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支持。1966年和1969年，弗兰克J卢（Frank
J.Low）利用高空飞船首次观察到木星反常的热量释放。这个被视为现代红外天文学之父的人，发表了他早期的研究结果：现实木星的热量输出达到3:1的比例。随后，他又提出了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导致了第一台红外太空望远镜IRAS的生产，而正是这IRAS发现了我们之前谈到的猎户座可能存在的X行星发射出的红外线。
3年后，卢的观察结果更进了一步，3:1的比例被缩减为2:1，变化超过30%，这个失误比例超出了这两次发现中所用到的设备失误范畴。随后，上世纪70年代，地基望远镜的观察结果将这一指数降到更低，只有大概1.67:1.00，这又削减可30%的失误。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的旅行者号任务极大程度上肯定了1.67的比例。且不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只能推测早期的设备非常简陋且测量方法漏洞百出），既然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能量输出指数似乎在1.67这个比例上稳定下来，我们便可以广泛猜测事实就是如此，而以前的结果都要废除。
幸运的是，在旅行者号之后又有两个探测器被发射到外太阳系，就是伽利略号（Galileo）和卡西尼号（Cassini），它们都携带着可以测量外层大型气态行星红外线放射的仪器，由此来看，唯一能够阻止霍格兰对他的理论模型进行测试的方法，就是找个人做这些测量，但或者如果他们已经做了测量，那就公布结果。
这件事已经被证明是个难题，难得超出我们想象。给那些负责收集这两个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