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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content }}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是不是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毁灭？ - 知乎<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708,709分享邀请回答1.5K20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2K12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关于家族定义及家族_家族主义形成的探讨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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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族定义及家族_家族主义形成的探讨
&&本文从结构及功能上对家族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家庭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对于家族、家族主义的形成进行探讨,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在家族及家族主义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对现当代家族社群的状况进行探讨,并从侧面证明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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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47&传统宗族文化的现代革新系列文章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传统宗族文化的现代革新”系列文章选读
人类社会具有敬群特性和集体主义，部落、氏族公社、教会、俱乐部、乡村、村落、社区、小镇、城邦、社团、党派本质上都是一个集体，只不过是有大小之别、属性差异而已。&
&&&家族，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集体，家族制度是本元性、基础性的制度传统。这种集体和传统文化在各个社会形态下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最大的作用是早期家国同构、创造出国家。可以说，没有家庭、家族，就没有部落联盟和国家的产生。当前欧美流行的寻根问祖，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本元观照。在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家族和家族文化也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积极意义，大力挖掘其存在的“有限合理性”。我们要厘清利弊得失，研究宗族文化与当代民主意识二元共生的趋势，科学扬弃，把“有限合理性”最大化，为时代所用。
&&&家族和家族文化具有社会凝聚和整合作用，有力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助推社会稳定，剔除其宗法和族权观念，增强和赋予其理性特征，科学地趋利避害，通过宗族秩序及其内部民主、对话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自律民主，来演练、运用和适应当代民主，加强社会组织侧结构改革，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一支完全可以利用和借助的力量；家族是天然的合伙制、股份制企业纽带，目前家族企业已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基础、主力和支柱，现正通过产权改革和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加以升华，在物质文明建设是一支生力军；家族是良好家风传承与建设的载体，是先进文化和正能量的一个重要平台，对于以文化人，对于宣传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新伦理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难得的宝贵资源；家族具有一定的组织功能和自律功能，有助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调节，有利于民主自治和谐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家族，能自觉处理调节自身利益与资源环境关系，格外重视生存空间与传承，特别重视可持续发展，对保护环境、生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我们要因势利导，辩证扬弃，保留和光大合理内核，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好家族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第一篇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日)
丛书名: 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平装: 588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商品重量: 490 g
品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ASIN: B0011CG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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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简介：一、背景；二、结构；三、功能；四、附录；
案例1 江苏：龙潭村&
案例2 江苏：官庄村&
案例3 浙江：三灶街南村&
案例4 浙江：晓一村&
案例5 广东：长塘村&
案例6 福建：红江村&
案例7 广西：户村&
案例8 四川：一碗水村&
案例9 安徽：岭岗村&
案例10 甘肃：董家村&
案例11 甘肃：水泉村&
案例12 陕西：止陆陌村&
案例13 湖北：郭家河村&
案例14 辽宁：红亮村&
案例15 江西：三江村
&当代中国家族村落文化一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系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该课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一般分析，以求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乡村发展作出回答。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实证的调查报告；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当代中国家族村落文化一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
&在调查报告部分，本书选取了较有典型性的15个自然村落，对这些村落的历史演变、家族构成、正式组织状况、家族内部的权威构成与互动、家族与外界的交往、家族的族性活动与仪式、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与作用、家族成员的观念变迁、解放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村落的生产与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最终形成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由于较严格地遵循了实证调查的操作规范，确保了数据、材料和结论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以调查报告为基础，本书进一步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的一般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理论部分分为五个方面：
l、背景。对家族村落文化的总体描绘。以历史为线索，分析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基本构造和联系、村落家族文化在血缘关系连接下呈现的主要特征、村落家族文化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并追述了这一文化形态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在现代化历史上所经历的巨大冲击。指出了村落家族文化与物质发展水平、社会体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2、结构。村落家族中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角色和结构是维系家族文化的天然基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严格、完整的系统。这一系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具有内部的自我组织机能。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家族文化的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3、功能。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社会组织与体制系统，村落家族合理的存在以其特定的功能来解释。大体上可将家族的功能分为族内功能、族外功能。具体表现为：谋求生存、维持秩序、保护家族、绵延后代、族化成员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等功能。在社会变迁中，秩序家族文化的功能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总体上体现了与社会的适应性。
4、嬗变。分析了村落家族文化在历史演进中的变化，指出其已脱离了某些原型特质，正向现代社会的基质转变。着重探讨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村落家族文化所呈现的双重运动：一方面受历史规律的推动，村落家族文化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因素又在加强着村落家族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但总体上，消解是历史的趋势，反复则属特定现象。
5、选择。同社会整体变革一致，村落家族文化也经历着严格革故鼎新的过程。村落家族文化的变迁引发了一系列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本书分析了这些矛盾和冲突对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认为应对村落家族文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防止某些消极性影响的潜流，同时，应尽可能利用村落家族文化中的秩序调节机制，发挥其潜能。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中国哪一天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我想应当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是11亿人共享的现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在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乡村发展，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去探讨。村落家族文化是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村落家族文化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固有成分，体现了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支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本书从村落家族文化这一视点去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试图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全书总的结论是：村落家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结构、特征及存在的理由正在发生消解性的转变。村落家族文化曾经强烈影响过中国社会的发展，它的更新同样会作用于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与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密切相关。因此，要促进家族文化的鼎新，这包括借助社会体制推动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的总体消解。当然，这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资源总量的增长为前提。同时，也应合理地汲取村落家族文化中的精华，以服务于社会秩序的构造，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由于关怀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乡村发展这一重大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其选题就已具有相当的立意。本书在探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时，力图回答中国现代化应采取何种战略手段、在何处寻求突破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等诸多重大实践问题。这些回答既是建立在详细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又是建基于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因此，本书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本书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乡村发展与村落家族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家族文化的走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在城市，其发展与未来取决于城市的发展，而中国恰恰相反，取决于农村的发展。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任何现代化的计划，最后，都应是人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家族是村落中的主体结构，而村落家族文化则是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记载与传承，反映过去，趋势将来。因此，在中国至今依然是农业人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研究村落家族文化对于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本书指出了社会体制与村落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基层的变革依赖于社会体制的合理化。在当代中国，乡村内部存在着体制化的秩序与村落家族文化构建的秩序。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式的社会体制，使得村落家族文化得以回复。在社会基层的秩序、组织功能上，社会体制与家族文化存在着替代关系。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的秩序与整合问题，社会体制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而，体制的选择与创新是社会基层发展的必要前提。本书通过对中国家族村落文化的研究，指明了体制选择与创新的方向。
再次，本书在分析村落家族文化的功能、变迁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概括、抽象。比如，把村落家族文化的一般功能提炼为生存、维持、保护、绵延、族化、文化等诸方面，并指出了这些功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消长状况。对于村落家族文化在当代的变化，则从鼎新、转型、复合、潜流(消极影响)、扩散、与社会体制的关系、潜能等方面去考察，从而使本书的结论和观点全面完整，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这些研究路径和概念体系为深化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不仅在学术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立基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密切联系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探讨了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这些政策建议的具体内容是：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家族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回复折射出中国目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即社会基层组织与社会体制的脱离，从而使社会基层呈现某种秩序涣散、整合缺乏的现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有力的组织和合理的体制，因而形成资源无以聚集，社会无以快速发展的局面。因此，中国乡村的发展首先应在体制变革上作出选择，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社会体制，总体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增加资源、稳定核心、坚固基层、扩大手段、扶助乡政、理顺人事、完善规范、加强监督等。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发挥乡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是中国社会发展长期的战略任务。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家庭存在着由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两性结合形成的婚姻关系以及供养关系，三种关系组成家庭核心结构。其中血亲关系和婚姻关系是决定家庭本质的基础和纽带，也是研究家庭功能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及其排列组合方式必然也发生变化，从而使家庭结构、功能及家庭观念发生演变。而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也生成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家庭模式和家庭文化观念。
& & 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血缘社会属性
中西传统家庭模式和文化的差异，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许多著名经典作家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时，都认为东西方曾经走了两条不同的历史道路，即以西方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
简单说来，“古典的古代”发展道路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城邦国家代替了氏族；“亚细亚古代”则是在没有摧毁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血缘氏族制同国家的组织形式相结合。进一步说，“亚细亚”形式的特点基本不存在个人所有，土地公有制为主，宗法血缘关系非常强。“古典古代”的形式是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列，宗法血缘关系相对讲比较淡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城邦国家和氏族制度的区别，指出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制度的基础是血缘关系。
东方血缘社会历史道路使中国的家庭模式及概念和功能，都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极大的特殊性。对此梁漱溟先生曾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简单讲，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
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时曾说，西方社会结构是像田里柴捆一样的个体集合体，而中国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这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大不相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由不同个体按亲疏关系组成网状关系，是放大了的“家”，侯外庐先生说西方人的“country”在汉语叫做“国家”，就是因为家族血缘关系在国家社会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 家国同构格局中的“家”文化取向
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这种“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是把“国”当作“家”来治理，而在家庭观念中则是把治家和治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看待的。儒家文化就是感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关系的血缘宗法性质，看到了忠孝德治对于国家秩序稳定的重要，把“齐家”与“治国”提到同等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把孝亲、尊祖等家庭伦理扩展至国家治理，他们认为如同以孝道伦理维护宗族一样也应以忠孝伦理维持国家。在他们眼中，孝道是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支柱。而孝道是源于天然血亲之爱中，爱亲之情，仁爱之心天生就有，人性本善，人道天生。人道即是天道在人世社会的体现。
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而西方的家庭模式相对言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西方社会学家在其《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中，在谈到西方社会老人赡养问题时指出，西方社会“老年人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体化核心家庭权利的扩大”。而且西方社会更多强调个人自由，社会治理模式理念也不同于中国传统齐家治国的路数，社会秩序与和谐多寄托在社会契约和法制力量基础上。
正是由于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家”概念对于中国人言有了极特殊的涵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文化，能够像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凸显和丰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对家的依恋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心的居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讲，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心理感觉中。
& & 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文化的现代价值
上述可见，在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社会中，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家庭修齐与和谐基础之上的。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也必须十分重视家庭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独特功能。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一种模式和文化成为传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传统不意味着是静态的过去，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仅肇始于过去，而且融合于现在并预示着未来的趋势和存在。血缘为根基的中国历史造就了强调“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随着历史变迁，家国同构作为政治关系状态已得到根本改变，但作为一种注重血缘亲情和注重家庭和谐的历史传统，在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仍旧发挥着独特而强大的文化影响。
比如，“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还是一个基本的元点单位，除了生存单位外，他还是教育单位、秩序单位，是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当人生旅途中遭遇失利和风险时，家就会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风救险的港湾。
另外，中国传统形成的大家庭模式及其文化，使老年人生活在亲子家庭中，这对养老问题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亲情关爱方面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以至于中国这种传统的家庭双向扶养模式，成为普遍存在单向扶养模式的西方社会的一种有价值的参照。西方社会学家甚至把西方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出路，寄托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借鉴上。
同时，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也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仅仅寄托于契约法制的力量，除了好的政治制度和好的社会法制外，我们还要诉诸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家和万事兴”，家庭和谐不仅在传统社会而且在今天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和资源。家庭为本的生活方式及家文化，在血亲情感取向基础上，会培养出辐射到社会人际“波纹”中的仁爱情感文化，在培育起家庭责任取向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对他人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这些东西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在今天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倡导先富起来的人群和地方，要支持和带动还比较贫困的人群和地区，一方有难，八方要支援，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就实践着这些理念，这和我们执政党的理念有关，更和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取向有关。
时代在变革，传统的家文化当然也要接受现代社会的选择。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严格的差序代际关系已逐渐平等化和简化，传统家庭的功能也随着社会需求和家庭本身的性质发生着变化。但中国“家”文化中那些表达中国人情感甚至人类情感的因素会传承下去，那些有利于人的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因素会积淀下来，成为中国人乃至人类社会的普遍的价值文化要素。（葛晨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和社会意义，获知它在血缘的小团体性、宗法性之外，在传统社会以其忠孝的文化观念，强调人生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忠诚于民族国家，传承至今日，适应时代要求，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凝聚力的促成要素，建设当代社会伦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群体力量和文化探索因素，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成分，我们应当珍视它，需要给予它发挥的空间和条件。
&说到中国的传统家族文化，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是血缘小团体文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在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很多人由此阐发，将它定性为封闭性、宗法性、排他性、守旧性、落后性、反动性的文化，阻碍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它进行批判清算。对此，今天我有了新的想法：传统家族文化既是小团体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形成发展的积极因素，如今仍然有着正面的价值，并且正在克服宗法性。这篇文章就想从古代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论述到它对当代国家发展及社会伦理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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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
& & 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我想有四个方面：
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光宗耀祖”的话，今天偶尔还能在事业有成者的口中吐出，他们自云努力向前，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样的话，在古人则是口头禅，人们做事业，历艰辛，有一个目标，就是光大门楣，为祖宗争光。家族也以此期待于族人，看到有好苗头的少年，长辈辄言：“此吾家之宝驹也，兴旺发达即在此子”，遂用家族的集体力量，予以特殊的培养。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是获得这样的待遇，免走学徒经商的人生之路，从而求学出仕；他也以此回报家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该族祠堂被毁，他乃殚精竭虑，克服种种困难，重建宗祠，保持胡氏家族的声誉。古代人们的为家族争光，表现在科举时代，中举人、进士者，返乡要拜祠堂，或为宗祠立旗杆，或向家族捐献田产，壮大家族实力。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引为殊荣。品官有家庙祭祀制度，成为法定承认的望族，何其荣耀。
尊祖敬宗的团体意识。“尊祖敬宗睦族”、“敦宗睦族”是家族史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尊祖，除了敬重在世的前辈，更重要的是讲究对祖宗的祭祀。祭祖，是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我从哪里来”?是祖宗的遗胤，为先人所赐，所以要溯源报本，对祖先永远保持敬重心情，进行永久的纪念——常备不懈的祭祀。如果能够做到，世人便以为是宗族兴旺的表征，所谓“月旦以叙彝论，荐时食，于春秋以隆祭典，斯称大体，方为望族”。“敬宗”的“宗”是什么意思?涉及宗族的概念。东汉人班固执笔的《白虎通》讲了“族”与“宗”的关系，族是血缘关系的人的自然聚合，能不能凝聚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则不一定，还要有其他的条件，这就涉及“宗”，对此班固写道：“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代所以宗必有祠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经理族人者也。”宗主管先祖“主”的木主，即祖先存在的标志——神牌，说白了，就是主持家族的祭祀，而且只有他才有祭祀始祖的权力，并率领族人祭祖，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宗是家族组织的管理人，其代表人物在上古是宗子，后世是族长。敬宗是尊重宗子的权威，服从他的领导，认同他所代表的组织——宗族。所以敬宗、敦宗的涵义，首先是族人以宗族为自己的组织，其次是认同宗族的代表宗子、族长为领导人，由他们带领自己实现尊祖祭祖的愿望。一句话，敬宗、敦宗是宗族团体意识。至于睦族，是讲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使宗族长存，是尊祖敬宗的必要内容。所以尊祖、敬宗、睦族三者，尊祖是目标，也是出发点；敬宗、睦族是实现目标的条件，是在尊祖的旗帜下实现家族的团结，就中敬宗是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宗子，族人之间虽有血缘关系，并不能形成家族组织，家族就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社会上就会默默无闻，怎么能成为望族!家族成员对宗族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有着浓厚的家族团体意识，才能组成以宗子为标志的群体，才可能成为望族，为祖先争光，也为活着的人争取有利的立足于社会的条件。
家族、家庭伦理精神是讲求孝道。家族、家庭伦理讲求上慈下孝，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应有慈爱的态度，教给谋生的手段，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有限，或者说不足，绝大多数父母所能做到的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将孩子“拉扯大”，就是有恩于子女。社会的观念对此似乎也不再有更高的要求。社会对“孝”比“慈”有更多的关注，产生的专门的经典著作——《孝经》，是科举考试的教材。清朝顺治皇帝说“孝为五常百行之原”，将孝放在人伦的首要位置，这种说法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人们的普遍认识。孝道的全部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一般说是生养、死葬、祭祀。“养”的要求，是生活上的赡养，态度上的尊敬，替父母设想的比他们自己还要周到，还要早，还要多；死后安葬，病时服侍汤药，甚至割股疗亲，死后厚葬，以至卖产葬亲；祭祀，在于虔敬和持之以恒，保护坟茔，维持林木的茂盛。内容是这样，但能做到的程度在世人中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养、葬、祭局限于对亲人的具体态度，远非孝道的全部。第二，本身事业有成，能够扬名显亲。
太史公之父司马谈说孝有三层涵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意思是尽孝的第一步为赡养双亲，第二步是忠于君主，第三步是自身出人头地，能够光宗耀祖，达到孝的最高境界。民间一个家族的训诫，也将尽孝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等的不仅是一般地奉养双亲，更能体察父母的要求和愿望，加以满足，而且本人声名好，不辱父母教诲；第二等的从事士农本业，生活上能够照顾父母；第三等的，做商人、工匠，能够省吃俭用孝养亲人。至于对宗亲，也要像对待父母那样予以照顾，疏忽就是不孝。史官和民间的说法，有个共同点，就是对孝子自身事业成就的要求，即他们要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得到承认，以社会名声替父母增光。如若本身事业无成，就算不得典型的孝子。第三，应有传宗接代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能生子育孙，使家族香火不断，绵延百世。由此可见，孝道内容广阔，上孝父母，下育儿孙，自身还要与社会和谐，取得相应的成就，能够以尽忠君主，获得声誉，并使尊亲扬名后世。因此所涉及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关系，它是家庭、家族伦理的核心成分。“百善孝为先”，足以表明孝道在人伦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孝道的三种内涵，关系到家族的发展，它的成功实现，乃至或多或少地实现，才能造成家族的延续。家族的兴旺，子孙的繁衍，是家族最为重大的事情。所以孝道的最终要求，就是族人事业有成，人丁兴旺，光大门祚，远不只是对父母的孝养。
孝与忠的交融性。孝与忠是两个概念，是严格区分的，不可混淆，但是它们又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性，并有交叉的内容。前述司马谈的话已经指出忠孝两者的一致性，他说孝的“中于事君”，是孝包含对皇帝尽忠的意思。试想，孝道最高层次是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怎么能扬名后世?可以是做好事，赢得社会的赞扬，但在司马谈的观念中，是同事君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因为尽忠，获得荣誉，从而得到尽孝的大名，可知孝道包含着忠君的内容。家训要求做官的子弟，应有爱君之心，为君主办事，敢于承担责任，不结党揽权，不贪墨，不恋位。所以要想做孝子，必须同时做忠臣。做官如此，做老百姓呢?同样尽自己的责任，民谚“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君恩重于亲恩”，所以要早完赋税，做安顺良民，所谓“守本分，完钱粮，不要县官督责的是好百姓”。看来孝以忠为必要的内容，这样使得家族与国家有了深厚内涵的连接点，产生一致性。而从忠的角度看，东汉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忠道承认孝道的合理性甚至孝道是实现忠道的前提。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国君鼓吹孝道，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奖励孝子顺孙，表彰孝义之门，实行举孝廉的用人方针，在法律上实行宗亲法，保护亲权。总之，孝与忠有着内在的联系，存在着交融性，主要是孝道包含浓重的忠君内容。这种交融性，就使得家族文化突破了家族的范围，使它不仅成为家族社会的信念，还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观念。
　　　　&&&&&&&&&&
家族文化是形成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一种文化因素
刚刚说到孝道、忠道的交融性，实际上就是它们的一致性，乃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这种家族文化反映家族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古代如此，今天仍然是它的延续，是建设国家、增强爱国主义的一种思想因素。
& & (一)传统社会家族文化对国家的认同
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周天子既是国君，又是宗子，于是君统与宗统合一，家族文化支持政权的观念。宗法制破坏之后，君统、宗统分离，但是家族观念并没有舍弃尽忠的责任和理念。魏文帝曹丕在做魏太子时，曾集会问众人：国君和父亲同时生病，只有一丸药可以救人，这丸药应当给谁服用?大家回答意见不一，有说给君主的，也有要给父亲的，未能取得共识。曹丕提出的尽忠、尽孝孰先孰后的问题，不排斥任何一方，只是先后的次序。在实际上，西晋末年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人纷纷举族南迁并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表明汉人家族强力支持中央政权。宋代以来先君后亲的忠孝伦序确立，人们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精忠报国为至高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舍身忘家而报国，为后人所讴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家族的忠君文化，几千年一脉相传，由家、国的一致，到家、国分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家族总是将忠君观念放在首要地位。家族文化是忠孝文化，中国持续二三千年的大一统国家，家族群体及其忠孝文化有以致之，或者说家族群体是形成中华大一统局面的基础力量，家族文化则是中华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可见家族小群体文化同国家大一统文化的一致性。
家族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从观念基础上来看。家族的凝聚力来源于浓厚的“一本”观，人们认为祖宗犹如树木的本根，子孙则是枝叶，千百之子孙，皆源于一个老祖宗，追根溯源，永远怀念老祖宗，族人牢固地凝聚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观念是崇奉炎黄始祖，以“炎黄子孙”而自豪。从“一本”观到炎黄认同，是家族的一本观为炎黄认同奠立了思想基础。炎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实乃家族“一本”观的顺理成章的必然发展结果。
(二)现代社会家族文化对国家的持续认同和维护
在操作层面上，家族作为小团体，往往先顾及家庭、家族而后关照国家，与其在观念上先国后家有所差异，孙中山有鉴于此，提出合小家族为中华国族的主张，即以一姓之各家族实行联合，再合各姓成中华国族，团结一致，对抗列强的侵略。孙中山的号召在组织上并无实践，但在思想上颇有影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家族信奉国族理想，宣称“爱国家以保种族”，以此为目标，建设自身的家族，将家族建设同保卫国家联系在一起。民众对国家的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传统时代民间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时改为“天地国亲师”，用“国”取代“君”，表示国家政体的变革，家族观念也随之更新，由忠于专制政体的君主及其国家，转移到忠于向民主政体转化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这时政府有实施乡治的政策，家族本来就具有民众自治性，但在传统社会时代认识不到这一点，至是有所明了，有的家族就将它的活动同自治联系起来。真是随同时代的变异，家族也在进化。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府实行没收家族公有财产及惩治其管理人、批判家族观念的政策，致使家族陷入销声匿迹状态。这是家、国处于对立状态的短暂时期。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落实，家族重新活跃起来，祭祖扫墓，续修家谱，以至兴修祠堂，但是她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她一如既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忠于国家。
在人们讲述为何新编家谱的原因时，充满着歌颂新时期、共和国的词语，诸如：“经十届八中全会，邓(小平)氏以振兴中华，改革开放，恢复中华之元气”；“斯值盛世，国家承平，……搞翻番奔小康之年，……我辈承先祖，启后昆，凡吾裔孙，均当爱国，国因家富，家因国足”；“看今日，又逢盛世，国泰民安，修谱明系，发扬民族传统，方有条件形成共识”；“把家谱编成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无不表明家族的爱国热忱，特别是颂扬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真挚情怀。
家族对政府方针政策的认识，同时代的进程相一致，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文化建国”的理论、方针的提出，家族在固有的重视文化传家的基础上，自觉地强调学习文化的重要，并把它同建设国家连接起来，他们说：“爱祖国，尚科学”；“力学问，勤职业”；“继承(家族传统的)助学精神，培育人才，多作贡献”；“子孙努力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华民族立足世界之林多作贡献”。看来他们讲述助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不只是为个人、家庭、家族，还相当程度地考虑到国家的发展，提高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他们能够做到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也正如他们在家谱中表示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是社会的一分子，任何时候都应适应时代，适应社会。”
现代家族认同国家方针政策，同时也就是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化。目前家、国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协调，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家族的小团体性的认定，对她多所嫌弃，她则像不愿离娘的孩子，总依偎在母亲身边。其实，家族文化在当代对国家还有一种积极作用，就是联系海内外的华人。华人多受中华家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它的因子，希望中华国家富强，乐于寻根问祖，于是家族及其文化、家谱，就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的一种纽带，吸引海外华人资金，发展中国当代经济。
传统家族文化的孝道，要求人们做有社会价值的人，忠于君主及国家的人，是形成和巩固国家的积极因素。近代以来，家族观念随同社会的进步而演化，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同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愿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并能同全球华人的寻根观念链接，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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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文化与当代伦理建设
有个时期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传统社会伦理在20世纪遭到政治的、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又受到现代化中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破是被破了，然而新的社会人伦规范远远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人际关系处于某种失常状态，可能会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政治权利和金钱的力量，看到的是人情的淡薄，人对人的冷漠态度。在新时期的社会环境里，人究竟应当如何做人，人们应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家人族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是合乎道德的，许多社会人士关注这一问题。家族历来钟情于人伦建设，今日的家族活动家受着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们也以建造新伦理为己任，充分认识到传统的重视伦理建设的今日价值：“在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在发挥精神文明作用上，最注重的就是要讲伦理道德，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稳定、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为了把重视伦理建设的传统精神延续到今日，他们以家族、家庭为出发点，思索人们之间各种关系怎样才是符合于道德的并能够达到和谐，于是依据当前的社会状况，拟订一些家庭、家族、社会伦理规范，尤其是老人赡养、家庭文明及社会公德的公约，为处理社会人际关系提供了某种参照因素，其主要内容有：
(1)互相尊重的人权观念的提出与倡导，以进一步清除传统家族的宗法性及其妨碍现代化的因素。传统家族、家庭有尊卑长幼的名分，夫尊妻卑的伦常，家族新伦理建设，针对人与人的等级行为习惯和观念，大力强调人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原则，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型的家内、族内人际关系，诚如有的家族活动家所说：“我们今天要把人伦关系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什么谁服从谁的尊卑关系。”只有树立、实行这样的原则，人际关系才有和谐的可能。不仅如此，人们对于这种尊重，更提高到人权的高度来进行审视，有的《家训》明确提出废除宗法思想，遇事公议、公办、公决，对犯错误的族人，只能说服教育，由国法裁定，不能像传统社会私设公堂，滥施惩罚，保障人权不受侵犯。对族内寡妇的再婚，劝喻公婆和族人不得干涉。人权和互相尊重是现代概念，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家族以之为理想建设新型的伦理关系，表明她在克服传统的宗法观念，自身也在向现代化群体发展。
(2)敬老的社会监督与订立《赡养法》的呼吁。“老有所养”是古今社会共存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老人尤其如此。如今赡养老人方面出现的不如人意之处，有孝道传统的家族主动去做适合时代要求的弥补工作。有的父母在家族活动时哭诉儿子的不孝，家族长辈就对经济条件许可而不赡养父母的人进行规劝，使他们自觉地赡养老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监督，以舆论劝导、迫使不孝子女改变错误思想和做法，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有的家族还认识到，仅有舆论的劝勉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保障，因而呼吁国家制订《赡养法》。他们言词恳切而又颇带感情地在新修族谱中写道：“如果人类把血脉相连的亲缘丢掉，那么罪恶便会疯长；如果人们把最俱良知的孝道忘记，那么人间便失却了真情。江湖唱词道：‘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来嫌，从前为儿做牛马，现在老了谁来管!’这既是对亲情的追忆，更是对不孝之子的控诉和警示。文明发展到今天，孝行仅靠道德维系是不够的，它只能牵引有良知的善人，却不能规范泯灭人性的‘兽类’。因此除了弘扬道德，教化灵魂，还要有健全具体可行的法条，以便大多数人遵守，少部分人一旦试法，当强制执行。就此而言，国家制定一部《赡养法》，家族议定相应的‘家规’，就是非常必要的。”人们希望用国家的《赡养法》和民间的族约家规的结合，维系亲情，实现老有所养的人类理想。家族所反映的民间养老的呼声和某些实践，表明她是建设新时代家庭伦理的积极力量。政府如能吸取其合理因素，将赡养老人的问题订立在有关的法律中，或予以特殊的强调，兴许是必要的。
(3)以男女平等为基本精神的家庭、家族文明公约。历史传承的男性社会，要想一朝实现男女平等，谈何容易，当今家庭、家族之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女性弱势地位的现实，明智的家族活动家表示为此做一些纠正，为家族及家庭拟订的文明公约在讲究尊重人权之中，特别强调男女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有一个家族的《文明家训十则》，第一条就是“志同道合，夫妻和睦，民主理财，团结处世”；另一个家族的《家教》第六条是“创建民主和睦家庭”，重点在于尊重妇女，克服家长专断：“家庭中应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遇事大家协商裁定，克服过去家长一言堂和不听取妇女建议的旧习俗。”有一个家族的《公约》，含有《夫妻道德守则》六条，要求“男女平等，不男尊女卑”；“财务公开，不为钱物争吵”；“和睦相处”；“要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鼓励，互相谅解，互相安慰”。这样在男女关系中提倡相互尊重，反对男尊女卑，就是用现代民主精神建立家庭伦理，是对传统宗法伦理的改造。不少《家族公约》中包含“家庭道德守则”、“父母道德守则”、“子女道德守则”，传统伦理中的“父为子纲”，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被人们所抛弃，但父子关系如何才是正常的呢?有的家族做出这样的理解：“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父母“有培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不仅应教以学业，还应教以仁义道德”；子女“不仅应孝敬父母，还要有诤于父母，防止父母陷于不义”。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谋生、道德双重教育，子女的尽孝与箴谏，这个“箴”、“诤”异常重要，古人家训也写进子女对父母的“诤”，但没有今日新家训把它提到这样的基本原则高度，这无疑是重大发展。
家族对净化社会风气的努力。家族一贯以尊重社会道德教育后代，注重人伦建设，反对子弟沾染社会恶劣风气。吸毒、赌博、嫖娼，在历史上时或成为社会病，在现实生活中有再度出现的可能，引发家族活动家的关注。家谱本来是隐恶扬善的，但我在不止一部家谱里发现，讲述族中某人吸食鸦片烟破家灭门的事，以警诫族人。不仅如此，有的家族为此特别设置警条，如有《严禁四害(嫖、赌、盗、毒)》规约：“嫖为万恶之首，赌能倾家荡产，盗使人身败名裂，毒能毁灭人性、祸及亲朋邻里。四害已被世人深恶痛绝。一家之长，责任之重在于时时告诫子女后辈，要远离四害，多习礼仪，确保家门清白，世代忠厚传家。”还有的家族规定“不许嫖娼赌博”，“不许偷抢营生”，“维护社会公德，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与人为善，忠厚传家的传统美德”。这类禁止吸毒、赌博嫖娼、偷盗的家训，在传统族规中就有很多，今日家族又着眼于新的情况，表示继承先人的传统美德，抵制、反对可能泛滥的“四害”，而且眼光不局限于四害本身，将它同社会风气、社会公德联系起来，是要净化社会风气，为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作出努力。
社会各界人士中，也有人关心新伦理的建设，比如有心人进行“中国孝心调查”，著文开展讨论。而家族的有关训诫和某种实践，已汇入建设新伦理的社会队伍当中，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至于新的社会人伦的内容，家族的那些基本精神和具体规范，无论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尊重、关爱原则，建立良好家教门风的规条，反对社会的恶风弊俗(诸如“四害”之类)，是对新伦理内容的有价值的探讨，并有参照实践的意义。要而言之，新伦理的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情，是探索中的事情，也很难一蹴而就，家族发扬关注人伦建设的传统，参与新时代人伦的建设，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和文化探索因素，将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全社会应当对家族所作的努力给予尊重，允许、促进她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至此，我们归结就本文范围内所涉及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传统家族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链接点。传统家族文化并没有随着传统社会的转型而消失，却有许多内涵为当代文化所传承，这中间似乎有一根链条将两者衔接起来，其衔接点我想是：由孝到忠的国家认同观念，即传统孝道要求贡献于社会，尽忠于家天下的君主、汉民族的国家，发展到今日是社会奉献与忠诚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古今的家族均钟情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和致力于家族历史的纪录——编修家谱；家族共同体认同精神的保持。有了这样的链接点，就使得传统家族文化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调整其内涵，摒弃过时的宗法性的东西，而保存和发扬适应时代要求的成分。
传统家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传统家族文化经过调整、改造，能够为现时代所吸收的，我想在于：从民族国家的认同，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增进爱国情操，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关注新时代社会伦理的建设，使得家族成为伦理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力量，家族伦理的规范成为建设新伦理的一种文化因素。这两方面是我们比较详细说明过的，此外，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是凝聚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因素之一，建设大中华文化圈的一种文化基因，既有益于中国吸收海外华人资金，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益于世界华人各种权益的发展；古今家族均有自治性，今日能否成为某种社会中介组织，要看社会所允许她的未来的发展；古今家族的兴修家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保存形式和体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社会需要善于利用家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家族是血缘群体，她的文化有其小团体的局限性和传统社会的宗法性，与其它群体可能发生冲突，如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家族之间、家族村落之间的纠纷，乃至械斗，为家庭、家族而活着的人生观的某种狭隘性，以及家族内部的等级性、限止族人个性的发展等。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方面，同时也应观察到她的变化，即以血缘性而言，这本来是她的团体的不可动摇的铁定原则，可是到传统社会的晚期、近当代，这个原则就松动了。她的宗法性，在经历社会的批判和自身清洗，所存已无多。因此我们对家族及其文化，不宜于只观察她的某一个方面，同时还要注意到其他成分，特别是她以小群体而认同于民族国家的大同，要以小群体促进国家及其文化的建设的观念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正确对待家族及其文化，善于利用她的积极因素，以便它充分发挥出来，以利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主流文化多年对家族文化的误解，到了该消除的时候了，不宜继续对家族文化持恶意态度，应当给予发展空间，让她能够在新时期发挥建设
社会伦理和凝聚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
第五篇（一组文章和争鸣）
家族文化的当代价值
李宗桂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2期）
&&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力量当然是国家，是政府，但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力量发挥的同时，社会的力量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家族文化功能的实现.
最近，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面对“你知道你爷爷或奶奶的姓名吗”这个问题时，有42.1%的调查参与者选择了“不知道”。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每年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赶回家过年。这样的情形令世界对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感叹不已。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血浓于水……由这些带有浓郁家族精神构成的家族观念，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增强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抵御困难、创造成就方面，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家族文化核心的家族观念是
“失落”还是“回归”，提倡家族观念是“落伍”还是“进步”，由此引发的争论尤其引人关注。
家族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实现，作为封建制度文化构成的家族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构成的家族观念也已消失。但是，作为特殊的社会心理、作为中国人伦理亲情重要载体的家族文化，迄今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延伸而进一步凸显，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家族文化在不同时代都不会衰弱
家族文化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观念为核心。就内容而言，在中国文化的诸多构成中，与地缘文化(以及物缘文化、神缘文化)之类的亚文化相较而言，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文化，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巨大。亲缘关系，一般表现为宗族关系、亲戚关系，包括血亲、姻亲关系，以及泛化的干亲关系，主要是血亲和姻亲关系。亲缘关系中，又以血亲关系为重，但在当代社会中，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随着人们拓展资源和社会关系需要的增长，姻亲关系在家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在亲缘关系中，血亲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血亲关系所蕴含的伦理亲情，血亲关系的天然性，无疑可以超越时代性和阶层性，超越世俗社会的功利性而长期存在，并在不同时代都顽强地用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方式彰显出来。
随着改革开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竞争的加剧、人际关系空前剧烈的变化，人们对心灵安顿和精神休息的渴望，以及生活、工作和交往的需求的增加，家族观念在种种因素的驱动下进一步复兴。家族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不期然地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重要途径，成为承续并光大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力量当然是国家，是政府，但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力量发挥的同时，社会的力量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家族文化功能的实现。显而易见的是，抵御自然灾害，扶贫济困，就业就学，购房置业，往往离不开家族力量的发挥，离不开家族文化的支撑。
事实表明，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的解决，以家族观念为中心的家族文化起了不可忽视甚至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农村，疾病治疗、外出打工、经济周转，很多时候是通过亲戚关系、家族力量而得到解决。一个家庭中有人病重而自家无足够的经济力量解决问题时，往往是通过“亲友”的帮助去解决，其间，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是“亲”，其次才是“友”。同样，在遭遇巨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在争取政府帮助的同时，人们往往也是寻求宗亲的帮助。&&
&在经济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青年人外出打工，在立足以后，往往通过各种渠道把家里村里乡里的几个甚至几十个亲戚带出去，从而获得新的生活，提升了家族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出现群体性的脱贫解困从而走向小康直至实现小康。在城市，子女上学就业之类问题的解决，往往借助家族力量而得以实现。现今令很多城里年轻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其解决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家族力量的整合，由长辈们提供首付甚至代为偿还部分按揭款项，更有甚者，是由长辈们联手全部支付。我们常常看到，城里的一些年轻人成家置业，背后往往站着父亲母亲、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公公婆婆）6个强大后盾组成的“非常六加一”阵营!至于大病、重病不能报销部分的支付，也常常是依靠家族力量而得以解决。
下岗后经济困难的家庭，其再就业或一时的经济难题的破解，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家族的支持而实现。这些，无疑在客观上帮助政府解决了问题，分担了政府的责任，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至于家族内部的同辈之间和长辈晚辈之间，在人生目标、发展取向和事业成就方面的相互勉励、相互期待，则更是从生活化、亲情化的层面激励起正面的情绪，从而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这种作用并不是领导期望、单位激励和约束所能取代的。可见，家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家族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作用，还体现在华侨华人对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大大促进了现代化建设的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海外华侨华人不仅为家乡亲戚提供经济帮助，解决当时的种种困难。同时，他们回国大力投资，帮助家乡发展经济，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海外华侨华人这样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家族观念以及其家族观念中蕴含的中华文化价值认同感。“念祖爱乡”是华侨华人的重要价值理念，也是其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怀念祖先，热爱家乡，是全球华侨华人的文化自觉，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国际潮人联谊会、广东潮人海外联谊会、世界中山同乡恳亲会等组织的发展及其活动的开展，表面上是乡情的展现，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本质上都是亲情的彰显。道理很简单，乡情是亲情的放大，亲情自然蕴含着乡情。在文化中国意义上，中华一家，遐迩一体，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一种观念，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胞物与”(天下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亲密伙伴)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许许多多的中小型企业甚至一些著名大型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运用的是家族观念组织、整合力量。尽管家族企业在运行中如何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的问题有待研讨和完善，但家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迈向工业化时期的重要力量，对于其向国家社会贡献的巨额利税，我们还是应当用善良的眼光看待，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当然，无可讳言，家族观念家族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而更新而重铸。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今天中国的家族观念、家族文化，在本质上是良性的、能够成为现代新型文化补充的、成为特定群体心理安顿和精神支持的民间文化。它的主要作用是文化传承和亲情延续，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对当代文化构建的有益启迪。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所所长）
&为什么要批判家族观念
自从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合璧”的政治——家庭伦理以后，家庭，扩大一点说，家族一直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利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系封建统治的政治关系，即把在朝廷中对君主的“忠”，要像在家庭中对父亲的“孝”一样去辩护和支撑；在家庭中对父亲的“孝”，要提升到在朝廷中对君主“忠”的高度来宣扬。这正是中国封建宗法政治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社会制度原因。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一利，必然就有一弊。家族观念于封建统治也不例外。家族既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又是推翻一个个封建王朝的武器。旧社会农民的起义、造反，大多是以家族为单位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封建朝廷对家族的控制是最严的，对其惩罚也是最重的。往往有一人犯法、祸及家族，一人犯上、诛连九族的惨剧发生。
不管怎样，人类最早是以氏族、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因此，中国古代先贤因势利导制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管理和行政治理方案。《周礼》记载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国野对立的乡遂管理制度，乡属于国的范畴，遂属于野的范畴。周朝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郊”是分界线，郊以内的“国中及四郊”称为“国”，四郊以外的区域称为“野”。“国”的本义是王城或国都，王城的城郭叫“国中”，城郭以外的周边地区就是“郊”，国设有“六乡”；四郊以外的地区就是“野”，设有“六遂”。乡、遂的居民不仅居住地有国、野之分，身份也不相同。
乡、遂制度的组织结构平行而不相同。《周礼》记载的“六乡”乡党组织，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六遂”邻里组织分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六乡”的居民基本上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氏族的残余形式；而“六遂”的居民血缘关系已经打乱。
乡的组织结构以家为单位晋升：“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一乡一万二千五百家。遂的组织结构与乡的相类似，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一遂亦有一万两千五佰家。家在国野社会中的地位如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要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了。
与古代圣贤把家当作治国理政的基础不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相继建立了“什伍制”、“保甲制”、“连坐法”等等，实行一家犯法，十家连坐政策，径直把家当作社会控制的手段、政治统治的工具。
家族观念影响基层民主政治
一项网络调查表明，有七成网民不知道自己姓氏的由来，有超过八成的网民家庭起名时不再遵守辈分。有报纸记者这样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中国网民中，家族观念淡薄，家族文化稀缺，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家族文化传承严重流失已是普遍现象。”一位网民评价说：“这个评价里透出一种惋惜和无奈，在我看来，也透出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糊涂。我认为，网民家族观念的淡薄折射出了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现象。”&
应该承认，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家庭组织和家族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以致那时的国人以有家族观念为耻辱。但是这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断裂。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经济单元的功能地位逐渐恢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家族观念随着人们向传统文化的复归开始上升，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当下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都开始了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寻根问祖”之旅。
当前社会普遍产生的寻根和怀旧心理，折射出人们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视野下对旧时光、旧事物、旧情怀的留恋。修宗祠、续家谱、建宗族网站就是寻根和怀旧心理的表现。笔者不敢妄断上述调查数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但是却觉得报纸记者的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它们背离了由传统文化热所带来的家族观念上升的基本事实，从“有七成网民不知道自己姓氏的由来，有超过八成的网民家庭起名时不再遵守辈分”这些表面现象，就得出“中国网民家族观念淡薄、家族文化稀缺”的结论，未免缺乏说服力。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家族观念和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成为民主政治在农村运行的主要障碍的程度。在各地举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大都发生过家族观念干扰选举过程、家族势力破坏基层民主的事件。事实证明，在农村不破除家族观念，民主政治在基层就无法运行。
提倡家族观念弊大于利
在社会学看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又是市场的单元，属于私域的范畴。但是，家庭又是人类社会紧接着氏族的古老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的支配。”家庭制度是所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六大制度之一，是本元的社会制度。与派生的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制度相比，家庭制度处于更基础的地位。家庭这个细胞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社会机体的健康。
家族组织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家族企业是市场社会的生力军。家族存在的现实情况决定家族观念的强弱。家族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取决于它发挥作用的向度和国家主流文化对它的态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家庭有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繁殖功能、情爱功能、政治功能、教育（社会化）功能和娱乐功能等等。但是，由家庭发展出来的家族。观念却是一把双刃剑。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上获正面评价的有北宋的一门忠烈——杨家将和南宋的精忠报国英雄——岳家军；获负面评价的有汉朝的淮南王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
在现代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提倡家族观念弊大于利。家族观念可能是某些家族组织的粘合剂。它会发挥某种范围、某种程度的社会整合作用，容易把家族企业建成某种程度的团队组织，这是某些家族企业获得成功的秘诀所在。但是由于它的狭隘和自私，它始终不能成为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当前家族观念的泛起，只不过是滚滚历史长河中的浪花，是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历史洪流的。
& &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家族观念衰落是必然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必然受到冲击。家族观念在我国早已日渐淡薄了，祠堂不见了，家族集体祭祖活动也很少看到了。近年来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更加不再是家族的人，而是地球人了，家族观念受到更大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缩小到了家庭，而家庭也日益小型化。正如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中所预料的，在某些富裕国家，连家庭也在消失之中，出现了许多只同居不结婚的临时家庭。这种家庭非常松散，合则聚，不合则散。在我国，家庭对社会的稳定还起着重要作用，顾家还是一种美德，必须发扬。但要求人们恢复家族观念，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许博渊）
家族观念怎能被遗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古训。不修身何以齐家；不能齐家何以治国；不能治国更不可能平天下。一个连家族和祖宗都不知道的人怎么谈修养和素质；没有修养和素质的人又怎么可以有和谐团结的家庭；一个没有和谐团结家庭的人，怎么可以到社会上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一个连父母都不尊敬，和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以及亲属等都搞不好关系的人，怎么可以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做好工作。（陈功）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一、宗族文化的现代境遇
&&& 毛泽东在l
927年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族权”与“政权”和“神权”并称为传统中国的三大统治支柱。…由此宗族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远远超过一个社会结构的计数单位。自殷周至民国，宗族势力虽然时遭贬抑，但宗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因其依据于父系家长制的原则，并服务于传统的封建国家统治集团的需要，而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背离，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取缔，宗族赖以标示自身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宗祠被拆除或另作它用，宗规族约被废除，家谱也被烧毁。
即便如此，宗族的观念和活动在这三十年间也以隐蔽的形态继续存在着，然而，时隔30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的宗族组织在中国农村又开始复活。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主要是以修族谱、立宗祠、祭祖宗为目的的宗族组织的存在。虽然它已与传统的宗族在形态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具备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族势力在20世纪后叶的复兴是
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中国农村变迁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又一重大的社会事实。
宗族的复萌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思考，成绩斐然，学者们对宗族秩序所持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观点认为，从宗族势力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来看，农村宗族与宗族主义，都是建立在封建的、落后的宗族文化基础上，并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与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是不能相容的，宗族主义是农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族制度是一种能够容纳现代化持续变迁问题与要求的较有弹性的制度形态。这种观点倾向于挖掘家族组织与现代社会耦合的一面，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家族的复兴。还有的学者反对用“复兴”的字眼来体现宗族的出现，并进一步提出“新家族主义”的概念，认为复兴后的家族秩序已经与传统的家族秩序不同了，因而应区别对待。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宗族势力的复活和继续存在是严重制约农村社会化进程的消极因素，这方面观点偏重于功能后果尤其负面后果，修族谱、立宗祠、祭祖宗、寻亲会祖、甚至宗族械斗、私法、党政基层组织的涣散等被简单地与宗族重建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宗族看作是上述种种不良社会现象孳生和蔓延的直接原因，严重妨碍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建设和农村安定。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分支中的重要一支也遭遇了整体性的文化困境: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溃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与社会秩序，已经无法在既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自有源头、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而且，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它们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从近代中国以来，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了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使人们对家族文化的研究陷入理论困境，对于家族文化是与非的理解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其实，无论是宗族秩序的实在还是学术界论争的纷纷扰扰，它强烈地提醒人们，宗族组织的消亡与复兴并非国家行政律令所能强加的，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宗族这一具有浓厚传统历史色彩的组织已经在中国农村中复活了。宗族秩序何以复兴?宗族的复兴依赖于什么社会条件和内在因素。家族势力是否存在与现代国家体制和结构调和的可能性?宗族秩序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正视家族的存在及其功能?这些才是需要人们关注和做深入研究的方面。面对宗族秩序的现代境遇，我们试图以反思的方法意识去探寻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
“有限合理性”:一种反思的方法论
运用什么方法论工具才能走出宗族秩序的理论困境，从而科学正确地认识宗族秩序问题。我们引入
“有限合理性”的概念，黑格尔说过一句话“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一旦不存在，这种社会现象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宗族的复活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除了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导致需求的引发，村民委员会的设立为其开辟了空间，儒家思想的回潮将观念激活等宗族复兴的外在条件以外，它反映出家族复活的内在动因--现阶段农民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宗族在某些方面还能给农民家庭带来利益。不然的话，宗族就不会复活。而宗族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的缘由，在一个深受人伦物理浸润几近三千年的国度里，血缘关系也许是一种比其他的关系要有力得多也持久得多的人际联系纽带。正如恩格斯所言:“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农村宗族秩序在中国农村存在了几千年，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作为重要的传统因子，虽然形式上有些许改变，但是仍以一定形式存在，它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合理性。宗族活动在当代农村的复活有着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不管当代宗族如何不同于过去，多数宗族对农民家庭尚具有种种积极功能，但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宗族自身的传统积弊太重而创新能力有限，当代农村出现的宗族仍然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这种有限的合理性无法掩盖或完全替代因其具有或容易产生种种破坏性功能而表现出不合理性。
复兴后的宗族在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时出现了不少负面行为并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械斗、私刑、迷信等，然而仔细分辨便知，上述行为和影响并非宗族所特有，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转型期中国系统整合的不足。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宗族的未来趋势和命运必然是逐步走向最终消亡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鼎新，因此，断然否认当代宗族问题的存在、否认宗族的存在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一种现实的、唯物的态度;同样地，给当代宗族复兴过高的评价和过高的期望也是错误的，这必将影响和制约我国的现代化进农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以宗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在现实与理论中以一种怎样的科学视角去正视传统?
解释学大师加克拉默(H.G.
Gaclamer)认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把传统放在创造性与未来性上，使得我们可以不断开发、开采“过去”这一巨大的资源。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一个社会想要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瓦德在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连续性时指出，日本现代史证明，不但现代的制度与意识可以与传统共存并生，而且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现代化过程还有正面的价值。他把传统与现代当作相互支持的因素，即互以为力的双元体，二者的关系是共生而非敌对的。…
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的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对传统文化的见解启发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传统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从中耐心剥绎传统中哪些因素有助于或有碍于现代化变迁。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以引来作为我们解读家族文化的一个参照系。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宗法秩序的作用错综复杂。作为生长于农业一一宗法社会之中并适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的文化体系，它以强大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抵抗现代化变革，但它内部所包含的诸多成分，却又同时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往往绾结动力与阻力于一体，在历史深处同时发挥推动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双重作用。作为一种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的群体，宗族具有先天的封闭性和褊狭性，这样的缺陷必然导致其功能的二重性，所以，就如以上引证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一样，在挖掘家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方面，国家应当有所作为。
三，宗族秩序复兴的正向维度评析
&&&&社会需凝聚涣散的人心以作为心式的运转，这给宗族文化以永恒的存在价值的证明，在此，与文本所关注的问题跃然而出:结构上崩解的宗族文化，是否可以为现代社会建构提供动力性的资源呢?
&& 回答是肯定的。
&1.宗族秩序复兴与社会稳定的维系宗族秩序的复兴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和宗族组织的功能决定的。宗族组织的存在，其核心便是维护宗族利益，保证宗族的发展稳定性，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对共同祖先的认同感，是宗族团结、稳定的精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族在社会中的基本作用，所以古代人们异常重视家庭的社会作用，家庭的和睦稳定也就被视为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另一个方面是现实性的因素。“如果一位母亲能将生育过程压缩到去胚胎商店走一趟的短暂时间，如果能把胚胎从一个子宫移到另一个子宫，就能打破9月怀胎这一自古以来确信无疑的事实，孩子们长大后将会进入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一度是那么平稳明朗的家庭循环将变得颠簸失调，那时，又一个关键的稳定器就会从旧秩序上消失，又一根稳定的支柱就会断裂。"意味着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代，由于旧秩序的破裂，宗族不再为成员提供“保险”，传统权威基础的转移使人们丧失了归属感，几千年来对传统权威的认同感落空了，人口流动打破了宗族网络的平衡状态，乡村社会产生了现代性危机。所以有许多资料表明，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家庭、社区，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瓦解，所导致的往往不是现代化，而是解组、断裂和混乱，此种情形不利于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从这两方面意义上说，宗族的复兴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2.宗族秩序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学者称:宗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经济形态存在。这种说法肯定了宗族组织的经济功能。宗族成员在其日常生活中，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人际互动过程之中。这种人际互动的目的，有时是政治性的，有时是经济性的，有时是情感性的。这种人际互动大多是发生在近宗与远宗、同宗和异宗成员之间。因此，宗族内部劳动成员间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限度的生产协作，也是宗族组织的特点之一。族众之间，往往因为某项生产劳动的需要，而进行简单的劳动协作，协作的双方、诸方，在协作中都得到好处。经济协作是宗族另一方面的经济功能，在小农经济下农民从事耕作时，时常有劳力问题。宗族内部，族人可以通过相互换工来解决这个问题。族人相帮或换工，自然要比请外人帮工合算，花费少又靠得住。对于农业事关重要的河渠水利农业，也是宗族经济功能的重要内容。其经济功能有利于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包产到户”之所以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热情，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家庭经营联系在一起，这一改革本身就非常明确地认清了我们现阶段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注重我们中国社会中的家的特点及其内生能力，因为它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以家庭或亲缘关系进行生产协作的基础，以此为纽带滋生发展出中国式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无不体现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色。
3.宗法秩序与海外关系的牵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华侨投资和支持分不开的。海外华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对大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直万方数据接投资和贸易与资金捐赠。直接投资和贸易是通过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为大陆发展经济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就业机会和市场销售渠道。在80年代初期，分布于世界各国的华人总数约为275
万(其中包括由中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的香港和澳门的515.7万人)。[121迁居他乡的华侨以极大的热情投资大陆，为家乡送金，捐建公益事业，这就是一种家的文化魅力之所在。中国在面向2l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海外子孙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成为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的一个有利条件。31华侨经济的发达特别是储金之大，主要是与华人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在各个国家，华人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各类组织、各国华人企业之间及其中国大陆和港台之间的经济关系，形成一定的网络。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及血缘、地缘的纽带，使得移居海外的人们很自然地与他们的同胞和祖籍国之间保持着联系。这种因宗亲关系的社会归属与认同的功能，对于扩大交往范围、凝聚群体力量、形成竞争优势、寻求发展机遇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前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必须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4.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动力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在整体上成为现代化的原生形态，但其结构中的诸多成分逻辑地构成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基础。儒家的主旨即在于以家庭伦理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模式，并因此而做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推演。然而，由于自然的家庭关系与人为的统治关系的深刻矛盾，“孝”和学术思想
“忠”的有机裂痕自始自终难以弥合，儒家思想在人民大众中的感召力可以说一开始即“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的召唤在人心中激起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重新肯定的也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人伦物理的内核。这种内核作为改良社会环境、融洽人际关系、提高组织管理效率的重要辅助手段，在东亚新兴现代化国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样的，重新复兴的宗族文化中与国家制度相容的家族习俗就有了遗存的可能，如为家族伦理所遵奉的“亲亲”、“老老”、“幼幼”
和为社会主义家庭道德所倡导的团结和睦、尊老爱幼就有着共同的基础，三纲六纪思想是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基础上传统人伦观念长期发展的结果，在三纲六纪观念中，存在着某些当代社会可以发掘的伦理价值。应该说家族实现的是一种文化整合。在系统整合机制难以将广大农村统合进去时，文化整合机制将发挥出某种补足的作用。
当代中国家族势力
中国家族问题包含了很多内容，今天我就此问题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首先从家族的定义说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把家族理解为家的扩大，即最初有一个祖先，这个祖先一般是男性除云南和四川交界处的一个县里的摩梭人实行母系家庭制度外，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实行父系的家庭制度。这个祖先生了儿子，代代往下传，传至玄孙共五代，按中国人的说法称作“五服”即“同高祖”。《三字经里讲“高曾祖，……至玄曾”即上下各推四代。一般而言，中国农村的家族是指按男系血缘关系的原则，以家庭为基础组合而成的一个世系。血缘关系上比较近的是“五服”、“同高祖”，因此家族规模较小，当然也有更大的。
中国南北方的家族区别很大，因为南方长期以来未经重大战乱，人口流动相对较小，世系可以在一个封闭的地域里长期地传下来。前几年出过一本书《千古一村》，介绍的是江西流坑村。该村所有人都姓董，据说是董仲舒的后代，这一族在宋朝出过不少进士、状元和有功名、做大官的人，传至今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在还保留了很多宋代的房子。这种情况在北方几乎见不到，华北农村尤其是河北农村由于历史上的移民的原则很少有因世居形成的单姓村山西是一个例外，它因为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故不仅有单姓村存在，而且还有类似南方农村的家族活动。家族是世系传下来的，个人还有“我是家族中的人”这样一种认同感，很多人都有归根思想，所以要寻自己的根。譬如中国的一大姓“张”，其祖先可上溯至黄帝。所以姓张的人很自豪，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中国还有三个大姓是孔、孟、曾，这三个家族的成员对家族的认同感很强烈，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家族很显赫，很值得引以为荣。另外，家族得以长期存在的条件之一是其至少在一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如甘肃庆阳从一个始迁祖即迁到当地的第一个祖先开始形成了完整的孔氏家族，这一族与山东曲阜的孔氏以孔子为共同的祖先，同为孔家人。
关于家族的定义是存在分歧的。有的人把家族称作“宗族”，冯尔康教授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提出家族即为宗族，两者是一回事。而以钱杭等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使用“宗族”这一概念来特指南方农村中按男性血缘世系聚族而居及按宗法规范结合而成的特殊社会组织。“外显特征”是持此观念的人所着重关注的。家族的外显形态是族谱、祠堂和族产。但是，按现在中国的家族来看，南方很多家族肯定具备两个条件：族谱和祠堂，但族产则不具备。因为族产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已归集体所有。现在我们基本上倾向于把家族和宗族看成是一回事。年代之后宗家族有很大变化，很多原不属于宗家族的人也被接纳为其中的成员。这个变化主要来自姻亲的介入，“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了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这是岳庆平先生在“家族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的。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家族包容姻亲无疑是年代以来的一个新变化，也是—个事实。另外，南方很多地方还认“宗亲会”，用俗话来讲即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如福建姓林的人很多，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宗亲会”，所有姓林的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形式在南方普遍存在，且入会的人之间不一定有血缘联系。对于家族，我个人并不强调其外显特征，而更强调世系和认同，因为这两点可能对于中国南北农村是共同的。而南北方在家族活动方式、组织形态和外显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接下来我谈谈家族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家族制度从西周创立宗法制度并分封诸侯开始算起，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最初家族的范围很窄，从周朝到宋朝以前，家族基本上仅限于在帝王及贵族里通行，平民是没有家族的。这种情况与祖先崇拜有关，统治阶级严格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祭到第几代的祖先，老百姓只祭到祖父这一代，不能设家庙，至多只能在家里供个牌位；高层的贵族则可设家庙，可以祭到始迁祖或最早的祖先，这作为一个特权传承下来，但在五代十国大战乱之时，原来的豪门大族遭到很严重的打击，如晋朝两大族——王族和谢族统统都消亡了。宋朝的范仲淹认为在民间设一种组织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他提倡家族。他在苏州建—个义庄，专门救济族内穷人，以把族人凝聚起来。
自宋以后的家族出现平民化的趋势，至明清两代家族已成为乡村地方自治的基础和前提，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必经中介。家族已变成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当时地方官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则基本上通过家族来自治，这就是明清两代政府很依靠家族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讲，统治阶级对家族一直存有戒心，因为家族若形成一股势力便会对抗朝廷。所以明清两代一旦有家族间的械斗，政府必坚决镇压无疑。当时家族很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举制的实行。读书考到功名后成为举人，举人在地方的身份则变成士绅。一般而言士绅是家族的领袖和精英。
自清末起，农村中的家族开始衰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谓“大学生”不能再以明确的身份担当家族里的事务；士绅阶层被断绝了科举仕进之路。而士绅阶层作为家族的代表和管理者本来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官僚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加之皇权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符号曾是士绅实施家族之治的强大后盾，皇权被推翻后士绅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统治权威，由此而来的便是原来作为中央政府和家族之间桥梁的士绅阶层的普遍衰落。再者，家族制度的牢固性在于父系血缘联系的持久或强化，这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比较容易做到。然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近代工商城市的发展。这种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大批农村劳动力和知识分子进入城市谋生和接受教育，势必要淡化他们和家族的联系。尤其是一大批乡村精英入城后，农村老家只留下为数甚少的乡村精英，在这些人死后，整个家族就因无人管理而衰败。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家族远不如明清时代那样兴旺，但是也没有彻底衰败。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家族被认为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具体表现和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政府对农村中的家族进行取缔，家族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政府在具体实施时是分步进行的：土改时没收作为族产的族田，斗倒属于地主阶级的族内领袖如族长，同时剥夺了原来家族所具有的一些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但是族里的一些活动如祭祖、上坟并没有完全被禁止。合作化及随后的公社化解决了土地公有问题，宗祠也就成了公共财产，可由集体来处置。集体生产也限制了农民个人的行动自由，农民都被纳入了一种行政组织生产队，族人共同祭祖的观念逐渐淡化。在公社化以后的移风易俗运动中，与家族文化有关的礼仪和规范也被简化或被革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则统统作为“四旧”被铲除。这时，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从外表上看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家族观念与网络仍隐蔽存在。好比在除草时只铲掉了地面上的一层草而未除掉地下深埋着的根。家族最深层的基础在于血缘，无论怎样血缘关系是无法割断的。农村中的行辈分得很清楚，农民对于彼此的称谓是一清二楚的，这种称谓本身隐含了他们对家族的一种认同，这为年代以来家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我认为年以后中国的村级行政上存在“自由政治空间”，至少村干部这一级可以相对自由表达自己意志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空间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只不过可大可小，尤其在年刮共产风时这个空间很小。但即使在这种国家控制很严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有“瞒产私分”的办法，他们明白粮食被国家征购之后自己可能会挨饿，所以低报粮食产量、隐埋粮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现实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因此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要想出对策来对付国家政策。这也就是“自由政治空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反映在家族方面。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年代，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这就使很多地区的党的基层领导县和公社的领导都有意无意地在安排生产大队这一级领导班子时注意到村中各个姓氏之间的平衡。而生产队长派活时，总想把又轻又干净的活派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因此，家族利益和宗族行为始终存在，家族意识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与别人的说法不太一致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年代以来家族出现重建或复兴，我们认为不能称之为重建或复兴，只不过是过去深埋在地下的家族之根上长出了新苗。
我所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家族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最早进行家族研究的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约从年代开始研究家族和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及其对封建统治的影响和作用。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进行了华南的家族研究。他从未做过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只是根据他所找到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家族的完整形态主要在华南、福建一带，那里的家族之所以兴旺是与边疆、水利、稻作经济等基本条件有关。后来美国的一位人类学家用有关台湾的资料推翻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他指出台湾与福建的基本条件虽然一样，但在台湾主要依靠邻里之间的互助而非家族。虽然弗里德曼的结论被否定了，但他对中国华南家族的研究专著被公认为研究家族者必读的文献。
我们在进行家族研究时，发现以前的人类学研究最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