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9被浏览542,537分享邀请回答4.7K41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3.1K28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人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生辰73周年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1968年晚秋为同学古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腐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8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3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人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一一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声（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但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1973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到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烨、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朗朗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口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1973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的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〇只要 　　 你学会 　　 从姑娘的嘴唇上索取诺言 　　 你 　　 便可以和爱情 　　 走遍天下…… 　　 〇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〇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〇除了酒 　　 还是酒 　　 二十岁以前 　　 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〇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〇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〇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的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地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二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1973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1978年，《今天》问世。 转自：&or 或则参考, **************************************************************************************************************************************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作者：廖亦武主编
(78KB)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处在一片文化沙漠中。而有这样一些人，选择了人们眼里最虚幻的文学中最虚幻的诗歌作为一生的理想。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沉沦的圣殿 ，收藏大量的原始资料，拂去岁月的尘埃，还原历史，重现那段痛苦与丰富交织的日子，那些纯洁的诗篇。
　****************************************************************************************************************************************************************************************************************************************************************************当年最好的朋友周舵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能指望他会还；你的回忆录中不能包含他认为对他不利的、有损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看法，朋友，就是自认为有权对你不讲理的那些人。 　　照我理解，回忆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不故意地说谎，不无意地歪曲事实（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潜意识），这远不算是达到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这就和朋友要求最惠国待遇的主张发生了根本的抵触。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回忆到的朋友。你的其他朋友都会从你对待某个朋友的行径中举一反三，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后果，是对你大大的不利。 　　关于朋友与回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们自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诗人。“最好的朋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并且向众人广为介绍。甚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漂亮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今天我们常见的贵宾签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就是题献给我的，用典型的诗人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猜想，他后来多半会为他这份热情后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原因忘记了，倒好像有意留下来要接待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坦然走进，自我介绍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子）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世界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净合身的旧军装（这是当年干部子弟流行的装扮），眉清目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成熟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欢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出众小伙恐怕不容易做到——也许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世故。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偏见。 　　那时我刚刚从自惹的一个大麻烦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186天的冤狱，从云南边境上的开远收容所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所在的滋味——从收容所、看守所、学习班到省监狱——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育释放”。这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其时我父母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家产外，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毕业分配”，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出身不好，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监狱的大麻烦，全不类常人。这还不算，我不但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庆幸有机会增长这一番牢狱生活的宝贵阅历，这一切讲来都让栗世征感觉有趣。 　　略略作了些相互介绍，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浅薄意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而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一定是抱着十足的耐心和诚恳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好像是：打不起来。当然我猜对了，否则这篇回忆录多半是没机会写了。 　　第二次见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小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他到处对朋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尴尬。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皇帝，那曹操就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评语就成了孙猴子脑袋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好事，不许干坏事。不能辜负好朋友的信任，不能玷污这圣贤的美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朋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朋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活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学和朋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古怪的是，我从小不喜欢知识分子子弟，宁可结交工农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学眼里，他们大多成绩不好，品行不端，是坏孩子、野孩子。为了我和坏孩子交朋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告诫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示不满，说是照这样交朋友可就难了，你想结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那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感情”之类的阶级路线，不然家父家母之间就会爆发一场阶段立场问题的大风暴，一如后来。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精神生活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之间价值观、审美趣味的距离。我和班上几位着迷西洋古典音乐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几乎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对象。但也正是西洋古典音乐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宽阔的一座沟通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爱好启蒙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受。 　　那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录音机在京城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录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半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行家，经常能从寄售商店弄到好东西。 　　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空隙，冒大风险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就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认识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通过毛头认识的一群干部子弟，当然还有我们不认识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发烧友。当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激动、狂热和自豪，今天的发烧友们是体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东西愈是被人渴望，这就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枉然。 　　还有就是疯狂读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那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籍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狂热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境界如今怕不多见了。 　　由于父母双双入狱这种相当特殊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孤独。旧日的朋友、同学，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倒霉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友善（据我的经验，那时受教育越多的农民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加倍的感激，但那离精神上可以沟通共鸣的“朋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习惯，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读书时间，请勿打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苦的是无书可读，甚至根本读不了书。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挤时间读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在崇尚粗野、愚昧的那个昏乱时代，我只觉得整个中国是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欢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欢的统统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异者的地狱，愚者低下者的天堂。有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静静地躺在清白的湖底永远不要再看见这个混账透顶的世界。 　　毕竟还有一些支撑自己勉强活下去的东西，其中包括毛头，和通过毛头认识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数可贵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慷慨友情，成为我当时灰暗绝望的内心中最充实的一片光明。 　　1972年，毛头忽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那个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诗人（毛头之外还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诗人的农村公社，恐怕举世罕见。个中原委，遵照早已交代的“为尊者讳为朋友隐”的原则，我不便多言。 　　我当时是以颇为挑剔的外行眼光看待这些最早的“朦胧诗”。以我这种崇尚古典的审美趣味，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受一半。形式上，我坚持无韵的不能叫诗；内容上，我那时还不能接受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文字。当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感，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也许就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共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谊有了裂痕。我向他推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本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勉强读了，但毫不喜欢。 　　诗人不仅仅是生产诗的人。按照诗人们自己以及热爱诗人的人们的理解，诗人还得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据我的切近观察，大体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像个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 　　我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就是小儿科。以我愚见，诗人是天生的，能不能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关联。你要是诗人，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监牢找那前三样东西，就是天天去舔警察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如今当然另说）；你要不是诗人，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枉然。 　　（同理，许多中国人出产一种昏话，什么不喝酒不像男人。其实你要是个男人，滴酒不沾照样英雄；你要不是，成天泡在酒缸里也不过是个酒徒而已。甚至更糟。）痛心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诗人的天份，相反，他足够。我只是委婉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必费心去装扮什么诗人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好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毒害，若是天生就有诗人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下场者几稀。果然被我不幸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青春时代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变成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混不讲理。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大师”的毒害，一半是因为抽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打算出卖朋友。总而言之，经过无数呕气、和好、破裂、又和好的波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和解），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要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从此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苦莫名。多少回想要再次寻求和解，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在一起只有不愉快，这朋友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 　　从此，我听见“诗人”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赶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许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惋惜之声，没有一个人替谢烨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愤怒之余，我当即写下那篇批评顾城的文字，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幸亏没有几个诗人读到那篇文章，不然我可把他们都得罪惨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除去满心的怜悯之外，还是忍不住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许多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不但不照这样子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败，由衰败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乐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等于活埋了自己，这些惨痛的悲剧让我不能不提醒那些玩艺术的特别是玩诗的朋友（以及崇拜艺术家崇拜诗人和明星的追星的朋友）：真疯真傻也还罢了，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不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念头：这毛头要是那年根本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记忆中那个风趣、健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有着说不完的长处，总而言之，一个光彩四射、魁力无穷的，极出众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人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优秀的朋友当中也属不多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后来的身心衰败，多半是咎由自取。 　　现在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劝戒，他自我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相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感动。但在我看来，这话简直混账到了极点。我的坚定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 　　尽管已经太晚，我还是希望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立场。 　　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牟敦白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 　　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澄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 　　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唯一侥幸到海外——香港——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 　　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O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苍白憔泞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与之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哦们说：“通！”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在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 　　“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宇，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坎坷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倘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正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 　　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艰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虹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咦——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 　　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X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X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赚陇：“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 　　“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鹤慈先生，世英兄已作古，你今日又在哪里？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 　　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雨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的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胞，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92年元月一2月二稿*******************************************************************&《今天》与我徐晓　　【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号《今天》，后为《》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及第十、十一节）。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 一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20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谐。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民运，对所谓民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把家贡献出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并不想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势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76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躁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半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四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欣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1972年2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写于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六·四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不苟言笑、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流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1986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八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人《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80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二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湖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人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刺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