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功与过(下）
朱镕基的功与过(下）
伊铭（纽约）
朱镕基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政策全面转向&&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将近10年，他的经济政策和他的个性一样鲜明，也和他的个性一样褒贬不一。
在他推行的诸多政策中，争论最多的也许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争论最少的，则是他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带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6%回落到9.7%。
那时候美国1990年代的长期繁荣才进行到一半，美国经济还没被叫做“新经济”，而自19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难题一直困扰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
因此，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镕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极少有人对软着陆提出质疑，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被戏称为“十个人能提出十一种说法”。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国内的领导人并无成功经验，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
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刹车在1993年下半年已经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1994年的情况看起来却更加糟糕，GDP增长率下跌了一个点，通货膨胀率则上窜了6个多点，达到24.1%，一举刷新了1988年的记录。
行政命令的老办法固然见效快，可是既伤筋动骨又只能收效一时，况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刚刚宣布了要搞市场经济。
朱镕基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袁钢明回顾说：“他总结了80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1994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1993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
“紧缩把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但是朱镕基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还给予保证。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1994年底，朱镕基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1996年12月，袁钢明的两个上司、社科院经济所名誉所长刘国光和现所长刘树成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总结3年半来的宏观调控。据说，看到这篇文章后，朱镕基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4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有松有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高水平高效益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第三，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并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袁钢明回忆说：“当时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于是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朱镕基当时的看法是还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防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从执行效果来看，”袁钢明评论说，“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下半年非常成功，软着陆的成果有目共睹。当然局部问题也有遗憾，比如粮食问题没有处理好；财税制度的改革结果是发达地区受益更多，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有所恶化；金融过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间金融彻底关死了，农村金融明显矫枉过正，还有就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很正确，但国企改革没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贷款上对国企开口子，这就使银行改革打了折扣。”
1997年，中国的通胀率剧降到0.8%，经济增长是8.8%，这出乎国内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这里有国内经济政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从当年7月份爆发了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突然发生下滑，也使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和经济政策。
1998年3月，69岁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几个月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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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理以悲壮开场:"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那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是如何发生的呢？
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以一脸悲壮开场，此后数月，这一表情如此颠倒众生，颠倒全球媒体，乃至香港专栏作者阮次山干脆以夸张的口气叹道：“惊为天人”。遗憾的是，此类感叹暂时遮蔽了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此种危险。
这种危险倾向就是大众“壮”而不“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或者说因“悲”而“壮”。对“悲”、“壮”的自行取舍，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却难以认同——至少是难以体会——改革难度。
这一细节的自相矛盾之处，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此后掀起争论与波澜——对朱镕基功过得失的评价——的伏笔。这是后话。
比如说，何为“地雷阵”？何为“万丈深渊”？地雷在哪里？如何引爆？
引爆的后果何在？这一问题如此严重，居然被大众所忽略，居然忽略了朱镕基何以会用《出师表》的风格发表施政决心：“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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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朱镕基决心排雷&&
1998年11月底，各省部级一把手齐刷刷地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罕见的金融研究班，当时的口号叫“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大有大战在即的气象。
城门失火，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民间，甚至连臭豆腐卖不动了、剃头拔牙的人少了，都一股脑地归罪于亚洲金融风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震惊了我们，也惊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固若金汤吗？如果说此前对金融动手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1998年举国上下显然获得了共识。
日，海南发展银行在岛内的141家网点齐齐关闭，宣告沉没。
以此为发端，5年里金融圈内几乎尸横遍地，家家有份。
屡屡作奸犯科的信托业被整体性地脸上刻字，而广东则成为重灾区。
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强行关闭，次年1月10日，宣布申请破产。当天，香港《经济日报》社论标题一片肃杀气象：“朱铁面击破广信神话”。
2月4日，26名全球投资基金代表来到广州，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岐山——他被外界视为朱镕基决心排雷的先头兵——讨价还价。2月9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当金融方程式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但海外债权人关心的是偿还问题。日，朱镕基对此发表意见：“我想，今后不会有去年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他们提前还贷款；你逼急了，他就只好破产。
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用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赔偿，他也用不着破产。”
这番话是说给海外投资人听的。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本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铁律，政府不再对国有金融窗口公司所欠外债承担无限责任。
在此后的操作中，广东2000多个早已资不抵债的金融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悉数消亡。当时，学界评论说，此举一方面“实现了金融安全区的构划，保住了广东省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可视为国家信用体系在中国的终结。
作为余震，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在业内，该公司号称皇子皇孙，隶属财政部，曾连闯327国债案、长虹配股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而大旗不倒，却不料最终栽倒在银广夏财务造假案上。
引爆显性地雷后，中国金融业继续在“降低风险度”的旗帜下前进，大破而小立。
惜贷拯救不了银行
不良资产的旧伤如此之深，显然成为1998年后银行家们的殷鉴。现在，他们普遍实施的是放贷责任终身制。也就是说，经手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依然难逃职责。
它产生了什么后果呢？一位基层信贷员说：“我可管不了8%，我为你保8%，然后你把我扔到监狱吗？”
银行内部则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要警惕“穿高级西装者、出入大酒店者、带小蜜者”，因为这类人看起来更像个骗子。
银行家看所有人都像骗子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好过不到哪里去：银行总得放贷赢利啊。经济学家宋国青说得好，银行“想给身体输液，却找不着扎针的地方”。
扎针的地方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结果“杨白劳”与“黄世仁”大眼瞪小眼，彼此抱怨。
但学者李扬对此表示欣赏，理由是“银行承担不了拯救市场的责任，因为它本身就是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银行家口里喊着“保八”，也是在商言商在先，在商言政在后。
这个现象向好里说，是银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了，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了。但是这个越来越像，指的是它的约束机制，问题是，只有约束机制而缺乏激励机制的市场主体依然值得忧虑。
1.4万亿不良资产悬念
看起来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还不是激励机制问题，而是化解巨额的不良资产。
1998年的春天，每天早上大约7点半，国家经贸委的大门边上就停满了来自各省市的小轿车。8点到了，他们蜂拥而入，直奔债转股办公室。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一年后，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四公司“把债权转股权、企业重组作为开展资产处置工作的突破口”，所以各地谋求债转股的就把它们当作突破口。
作为拥有大量低效率国有企业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的银行重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单一的银行重组，而是与企业重组二合一的“银企重组”。因此，此次动作就具备了很强的制度意义，被认为是国企改革主战役。
在学者张春霖看来，如果把“扭亏为盈”作为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又把“债务负担”作为政策依据，陷阱就产生了。
比如说，一个企业资产是100万，负债率是100%，交付利息之前赢利能力是3万，银行利率是5%，交付利息后亏损2万。但是债转股之后呢？它什么也没多干，不就赢利3万了吗？
因此，张春霖警告说，债转股战役由是演变成一出数额巨大的账面游戏，多了些“集体债务大逃亡”的道德风险，那么价值又何在呢？
实际上，朱镕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2001年春，他明确指出：“会不会形成所有欠银行债务的国有企业都在等待着债转股？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批准了4000多亿的银行债务转为银行股份。”
他举天津无缝钢管厂为例：“这个项目的建设没有一块钱资本金，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不但还不起，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可能还。200多亿的投资嘛，一年光利息就得付20多亿。你不能不救它，因为它的产品是符合国家需要的。
补充资本金财政拿不出钱来，那么就只能把银行的贷款转为银行对于这个无缝钢管厂的股权……那么这个债转股以后呢？现在这个天津无缝钢管厂已经扭亏为盈，很快就会有红利发生，这个钱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专家曹远征说，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托管机构，它的运作原则就是变现为上，它不是一个盈利主体，它以消灭自己为目标。
它怎么消灭自己呢？就是借助外力，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引进外国投资者。在巨大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吸引之下，一些有实力的国际投资者成为资产的大买家。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因此有望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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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闯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谁领去年风骚？
这个答案看2002年度CCTV经济人物评选。
第一个冲上颁奖台的是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此人年方41岁，人称“少帅”，委实是号人物。
汽车业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翻身仗，第一次超过电子产业，成为GDP增长的头号功臣。遥想两年前汽车业灰头土脸的日子，真有河东河西之叹。
第二个冲上台的是李毅中，他的头衔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夺目的业绩，一是在争夺加油站中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战而胜之；二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有了国际化气象。
其次还有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谢企华，中国联通总经理杨贤足，诸公财大气雄，都是国企巨头。这一点在此前的评选中确实罕见。
那么，它能说明国企改革的成功吗？
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较真，因为这些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垄断产业或者是相对垄断产业，它们能不赢利吗？
何况还有父爱主义。比如说，宝钢的谢企华就得到过关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线钢全球招标，半路里杀出韩国浦项制铁，报价每吨217美元，而宝钢是395美元，后来宝钢降低了竞价，被照顾了4万吨。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毕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谁想体验垄断带来的怨气，那就到电信部门去找满足吧。现在，虽然我们还有怨言，但是毕竟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5年来国企改革最动人的一幕，当属垄断产业的重组。在此之前，则不得不提政府机构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对从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年，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他干的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
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但是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当年，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仍有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希望保留产业主管部门。此中情绪表明，部分企业家对市场压力深感恐惧，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各部委的官员们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手砍了下来。国务院序列当时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今年我们要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当然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了，因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万人。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减少一半，当然我们把这个时间确确实实要放宽到3年。”
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论说，政企分开为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但是企业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场竞争，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其中最为舆论关注的有两大垄断行业：铁路和民航。尽管铁道部和民航总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组的方案，进展却殊为迟缓。
但它们不会是最后一批谢幕者，岁暮年初，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传闻再度响起，不过，这已经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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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
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展开的是一幕雄壮的戏剧，所描述的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致富的愿望与致富的能力，以及供给致富平等机会的制度创新。
大众由“壮”而不“悲”变成“壮”而且“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情怀依旧。对“悲”、“壮”二字的重新回归，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体会到改革的难度，开始呼唤公平。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8%：主题与变奏
在朱镕基施政纲领里，排名第一的所谓“一个确保”，就是确保8%的GDP增长率。当时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在此后的日子里，8%这个数字是多么的折磨人。
看起来真是奇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3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6%，为什么形势突然转折，为区区8%而操心？
因为除了地雷阵，还有两块乌云漂浮在朱镕基头顶。
一块飘荡在国门之外：它会不会最终激荡在中国上空，夹带冰雹砸坏我们的门窗？这块乌云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外经贸部的官员很快为自己的草率乐观而后悔。最初，他们向朱镕基承诺，即使达不到1997年20%的增长率，踮踮脚跟怎么着也能摸到10%。结果令朱镕基大失所望，是负增长，而且这一负就是3年：从1998年到2000年，持续低迷。
另一块飘荡在本土上空。企业家们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那可是当时北京城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居然也打到1折。但是他们痛苦地发现，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经济学家们说，这就是通货紧缩。
甚至连朱镕基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声“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吓得整个行业出了一身冷汗。
实际上早在1997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就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这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但是这个恼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货紧缩，当时决策层还存在争论。
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承认了这个敌人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他说，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投资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确保8%呢？
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众所周知，它的运行效率还难如人意——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
答案是“非得倒一大桶进去不可”，这一桶就是8%。
收钱的人与花钱的人
谁是1998年最忙碌的部门？答案是税务、海关、审计、军队以及交通部门。前三者忙着收钱，后者忙着花钱，军队则忙着抗洪。
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一算账，居然增收了1560亿元，乐得朱镕基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拱手相谢。
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朱镕基说：“这主要是上一年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
是年，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然后又飞快地把这些钱花出去。这些钱花得如此之狠、之快，连广州一家习惯于坐冷板凳的私营企业主都感同身受：他看着仓库里积压的测绘仪器像水一样流出，看着人民币像水一样流进自家腰包，恍然若梦。
恍然若梦的还有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钱历来当仁不让。但这一次不同，他们发现，富贵逼人来，天上真是掉馅饼了。一个内地省会城市干脆组织了500多人驻扎北京，夜以继日地画图纸，然后夜以继日地把图纸变成现金。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所有这一切都直奔那个8%而去，人们焦急地观察投资的效果。年底到了，结果是7.8%。
日，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如是说道：“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我们的成绩来之不易呀！”
这一年朱镕基容颜不改，只是头发似乎日渐稀少。美国《时代》周刊感叹道，他就像一只飞向太阳的鸟，翅膀已被烤焦了。朱镕基的回答是，我的翅膀还在！
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日晚，朱镕基在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突然之间，朱镕基面沉如铁，停箸不食。
当时正是《焦点访谈》开播的时间，那一次倒霉的是山西运城地区水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案。看罢该案，朱镕基沉默不言，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结果举座为之不欢。
此前1个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声怒骂，指责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奉为国骂之经典，一时广为传诵。
事实上，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愤怒，固然出于对吏治腐败之痛恨，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担心。他担心旁观者的讽刺会变为现实：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想想看，当年一个公路局长掌控着如此之巨的建设资金，连苍蝇都会飞过来。
果然，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就不堪使用，此类丑闻举国震惊，云南遭受暂停国债拨款之处罚。
1998年的最后3天，朱镕基出现在三峡工地，反复强调质量问题。
但是这一系列举动并不足以化解质疑者的顾虑，反对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民间投资通过国债集中起来，变成政府投资，其弊端有二：政府投资不如民间投资有效率，其次容易孳生腐败。
对这个问题，朱镕基在日的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算了一笔账，作了局部回答：“去年比前年的财政收入——前年财政收入是13880亿——增加了1960亿元，差不多2000亿，超收680亿。主要增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好转。国有企业的增值税比上一年增加650多亿，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比上一年增加350亿，合计是
1000亿。增收的一半以上是靠企业状况的好转。然后在进出口环节增收了差不多500亿，另外在股票市场的发展上，印花税增加200多亿，利息所得税也比前一年超收100多亿。
“所以你不扩大内需，国有企业就是亏损，财政也没收入，这个路子已经找到了。”
“我不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8.2%，这是整整3年里最闪亮的数字，景气低迷眼看着快要结束了。
当年的8月3日，本报曾以如下的方式做了一次报春鸟：“经济复苏似乎盼着盼着就真的来了。人们不再缩手缩脚，得了闲专挑大商场跑。地段价格稍好一点的房子，几十万元一套，刚刚看见个地基就紧着付钱。房地产商发现，已经烂掉的楼盘稍事运作就可能重现生机。他们确信正在迎来
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汽油、钢材、平板玻璃的买家们则相当不习惯地发现，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讨价还价。”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烈火，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寒冰。”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项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因为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
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3000多个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对此，朱镕基不以为然。
2001年春，他对一些政协委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他大多数发言一样，色彩雄辩：
“有的同志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贬值成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如果不是这个政策，九八年就已经垮了，同志们。1000多万人的职工下岗，出口萎缩负增长，怎么能贬值为赤字财政呢？
“去年增收1960亿，比预算超收680亿。同志们，这钱不都回来了嘛？
你不就是发了1500亿的国债嘛，来搞这个基础设施嘛？
“我超收的680亿用在什么地方？同志们，200亿用于减少了赤字，就等于说又少发了200亿国债，去年实际上只发了1300亿。把300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成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来弥补全国的养老金的不足。”
在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进一步辩驳说：“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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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赴"泡沫经济博物馆"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作为中国沿海“最后一块处女地”，北海无疑是热中之热，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
从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里，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朱镕基两到北海考察，这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甚至认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坚定了他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没有谁比朱镕基对北海的影响更大了，是他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了北海当头一棒，北海热才大潮退去。”新华社北海记者站的主任记者梁思奇数了数来过北海的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至认为，是1993年1月朱镕基来北海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因为他回去没多久，金融系统就开始整顿了。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
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朱镕基与北海的领导站的位置不一样，他很冷静、清醒。”北海市委副秘书长廖德全回忆说，“在日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虽然没有说北海经济是泡沫，也没有提宏观调控，但对北海的做法并不赞赏。”
廖德全还记得在会上朱镕基拿北海与上海进行了比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产业发展已相当成熟，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即使是这样，上海的浦东也远不同于浦西。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逾越不得。”对朱镕基在“上海”前加“我的”两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北海现代产业城的部门经理邵鸣声，对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记忆犹新，他说：“朱镕基这个人个性鲜明，市长帅立国在汇报北海的大发展时没讲几句就被他打断了，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朱镕基进行的宏观调控对置身房地产业的邵鸣声影响很大，但他还是说：“我很喜欢朱镕基，因为他很可爱！”邵解释他觉得朱镕基很可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朱镕基搞宏观调控时，有人劝过朱，说这得罪人，不讨好，但朱镕基说，再不搞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还了得，大不了不当这个副总理。
很多人后来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给北海指出的发展方向是：发展港口，城以港兴；利用亚热带气候，抓现代化农业；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业。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只字未提。“虽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但他走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北海从高空应声落地，摔得很惨，现在都没有缓过气来。”一直关注北海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陈地盛说。
“朱镕基点过我的名”
遭宏观调控“当头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来。易文，湘军进军北海的领军人物，当年，他可是意气风发，被称为北海开发的一匹“黑马”。作为一个经历了北海开发由热得发烫到冷到谷底全过程的人，易文对此体会颇深。
“北海开发大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滩上，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像许多经历了北海热潮的人一样，易文也带着很强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带着深居内陆的6000多万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梦想，带着省政府的重托，易文来到北海，很快与北海市政府达成协议，湖南国信出资修建构建大北海框架最关键的疏港大道。作为补偿，北海市划出2000亩土地给湖南国信。
疏港大道路宽120米，全长14.8公里，预计投资4亿元，号称“中国城市第一路”。湖南国信则开始规划那2000亩土地，他们预计投资60个亿建设北海湖南经济开发区。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建设一座68层高的湘信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作为北海湘军的标志。
还没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开发大潮回落，资金断流，“中国城市第一路”烂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几无车行。
而北海市政府补偿的土地，只拿到了500多亩。当年的豪情壮志，如海潮之泡，转瞬成空。
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泡沫还没有散尽。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远便可看到一幢幢烂尾楼散落道边，城外，一条条烂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经过10年的盘整消化，现在的北海还闲置土地28659亩，积压空置房109.9万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万平方米，沉淀资金200亿元以上。除积压空置房外，闲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过三亚，沉淀资金总量是三亚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区的一幢小楼里，1993年向朱镕基汇报工作的市长帅立国早已离休在家。2月27日，记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记者等了两天，最终，帅立国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不愿多说。
“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
1998年，北海还没有从年经济过热的阵痛中走出来，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走上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为视察缉私工作，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晚上7点10分，我挎着相机等着拍照，朱镕基的车驶进了北海市迎宾馆，在五号楼前徐徐停下。车门一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走下来，和迎候的领导亲切握手。我拼命按动快门，闪光灯跟不上快门速度，一下闪，一下不闪，我一边避让着，一边抢拍，慢慢退到五号楼的台阶旁。迈步走上台阶的总理注意到全场惟一挂着‘记者牌’、拿着相机的我，还朝我点了点头。”梁思奇回忆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脱口问候一声：‘总理好！’。”
那次采访完后，这位惟一在场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爱一个人》，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奖(副刊类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写道：“那张印象中冷峻的脸，除了在谈到打私、谈到重复建设和金融危机时仍旧显得冷峻，更多时候流露的是宽厚、和蔼的神情。他谈吐幽默，一针见血。”
当晚，朱镕基没让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劳安在房间里吃的。负责接待的宾馆老总说：“朱总理一边吃，一边看《焦点访谈》，当时曝光的是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看着看着，只吃了小半碗饭的朱总理就放下了筷子，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说：‘不吃了！’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长在下榻的北海迎宾馆长时间散步，了解北海市的发展情况。他对自治区和北海市的领导说，不要再搞泡沫经济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弯路，要不然的话，北海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北海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采访的梁思奇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对北海领导说：“我是专泼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泼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况汇报会上，朱镕基还结合东南亚金融风暴，阐述了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对避免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北海的经济，朱镕基语重心长地指出，北海房地产方面遗留的问题要继续努力解决，在处理遗留问题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积弊。
梁思奇说，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风趣，在会上，朱镕基询问有关乡镇企业的一个统计数字，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朱镕基说：“算了，反正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讲到当时因违规借贷导致资不抵债而被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朱镕基说：“有人对我说，广东国投是块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镀金的，没有多少金了。”此话令全场解颐。
在这次会上，令北海干部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话中，朱镕基脱口问道：“缉私码头沙滩上的两个大油罐是谁摆在那里的？听说是一个个体户。是不是谁得了什么好处，允许人家把两只难看的大油罐摆在沙滩上？”问得会场上的人哑口无言，会后，北海市领导便布置人拆除了那两只难看的影响北海海滩风光的大油罐。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在北海有关领导汇报说有一个走私头子跑了后，朱镕基大声对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长、主管缉私的李纪周说：“李纪周，你给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给我抓回来！”一个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纪周被双规，而那个走私头子还躲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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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同学谈朱镕基诗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刊出。朱镕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乱，一度转至湘西山区洞口国立八中读书，并在此认识了劳安，两人携手风雨数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届毕业生，我是他同班同学，日，清华大学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全校庆祝大会刚一结束，镕基同志立即赶到我们聚会的地点，随后他逐一和班友们握手，当一见到我时，立刻就说：“欧阳鹤！你不是老让我做诗吗？我最近做了一首诗，今天带来了。”
我热爱中华传统诗词，现又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曾几次写信请他写诗，供《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但考虑他日理万机，难以拨冗，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当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与大家握手以后，开始座谈。在和大家畅谈了在校时的学习和生活后，镕基说：“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写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接着逐句加以朗读和解释，详细说明了写此诗的思想过程。
抗战时期，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曾在湘西上过学。时间过去了近60年，这次他们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过去湘西是土匪出没、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尤其是吉首大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该校为民族大学，全国招生，现有学生过万人，校区山清水秀、建筑宏伟。
镕基说：“我刚进清华上学时，觉得礼堂、图书馆这么大，一下子被镇住了，可是与吉首大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张家界风景秀美独特，奇峰笋立，也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洞庭湖淤积过半，湘西多山，过去葱茏满目，现在树都砍光了，变成濯濯童山。照这样砍下去，不出7年，全国的树将被砍光。这是一个有关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抓好环保，尽快恢复生态，欠债一定要还清。他说：“现在库存粮食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使水稻亩产达到1500公斤，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环保呢？给你们政策，什么时候办成，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环保问题不但我们要抓，下一代还要继续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镕基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环保，殚精竭虑，力挽时艰，恪尽职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国处处童山重绿，大地常春。不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感到夙梦难圆。
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诗作《重访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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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5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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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我知道北京要开‘两会’，因为电视上天天在说。”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任家志说。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则是这个农业大省中的人口大县。任家志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以前忙时在家务农，闲里开拖拉机给人拉砖。去年他卖掉拖拉机，买了辆松花江车，专职从镇上往县城跑出租。
但是“两会”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北京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离他似乎很遥远。因为平时很忙，实际上他连看电视的时间都不多。他也知道，现任国家总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当地农民一样，对于“两会”以后朱镕基即将卸任总理一事，他并不清楚。
李照军说，像“两会”和总理卸任这样的事，都是国家大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收麦、割稻，我知道。如果要问国家大事，我可就不晓得了。”
李照军住在任家志的邻村。在当地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了。
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当地农民。一年中，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度过。在那里，他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年能挣几万块钱。这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称他“李老板”。
一年只有春节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数挣到了钱的当地农民一样，他在老家盖了楼房，电视、VCD也早有了，甚至还买了辆摩托车。但他说自己太忙了，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
在问到如何看待朱镕基总理时，开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废品的李照军想了半天，都报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位村民说：他们比较关心村里或乡里领导的换届，最多只关心到县一级。因为换个好领导，也许就会少收点税费啥的，至少不那么折腾村民。再高一些的领导，好像离他们生活就很远了。
“说句内心话，我们还是挺舍不得他离任的。”庞开端说。
他是军人出身，现在是固始县泉河乡的一位村支书。这位年轻的村支书曾被乡里送出去学习了两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鲜明的铁腕人物，说话做事雷厉风行。
这位村支书表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这样铁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从乡里、县里、省里都有这样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央有关农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贯彻到位，农村才会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不过，大家都承认，最近几年来，家乡还是变化明显。固始县位于鄂、豫、皖交界处，曾长期顶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数年内，相当多的农家都建了楼房，买了彩电和VCD，并通了电话。
庞开端说，下一步就要给村里通上有线电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内，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已经当了好几年村支书的庞开端说，以前集资建校、集资办电、修路等都需要农民出钱，一个农民每年要负担好几百元钱。现在像修路、农村电网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线电视入户，都有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中央还取消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税费。
李照军也承认，最近几年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至少在他们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钱给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项税费就不用交了，田地则交由村里安排。
“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庞开端在当地村民中很有口碑，他总希望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点办法。令他比较苦恼的是，村里现在没有什么企业，虽然全村最近数年变化很大，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归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当地经济有了大的发展。
任家志则抱怨说，由于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难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种税费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挣钱不多。他希望国家能在鼓励农民在当地就业上想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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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2103年评说朱总理: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或者说今年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
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
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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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破戒"题词:总理三写"不作假帐"&&
朱镕基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正因如此，他少有的几次“破戒”更引人瞩目。这其中最著名的两次，一次是为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一次是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镕基三写“不做假账”，是日他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演讲时自己透露的。
这其中也有些许差异，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位于厦门的第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还在建设中。
朱镕基在香港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
朱镕基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曾经跟在场的人员半开玩笑地说要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可见他对于有关会计人员造假的真实情况是有疑虑的。
在后来朱镕基发表的重要讲话里，他把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人员造假账、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称作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指出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文化，一个没有信用文化的国家怎么能够建立市场经济？”
他指出，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强化法制、严格管理的同时，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特别是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建设。
在那次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都必须到国家会计学院接受培训，达到合格要求才能上岗。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是在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对于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朱镕基来视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朱镕基曾经多次对《焦点访谈》做过的节目作过批示。那一天大家确实非常激动，就像敬一丹后来所说的：
“他一进来，我们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朱镕基那次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特别是他说，料到《焦点访谈》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视察就是表明一种支持。他说：“《焦点访谈》自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我在各种场合都宣传《焦点访谈》，尽管你们也没给我推销费……”
他说：“《焦点访谈》以其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舆论监督指出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反映群众看到希望。因此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在后来和记者、编导的座谈会上，他还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赢得大家的一片掌声。
朱镕基那天还对《焦点访谈》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和期望，其中一些涉及到极为细微之处。比如他说，要避免咄咄逼人的采访，不要自己下结论，不要做裁判员等等。
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您能给我们留几句话吗？”当时没有抱太大期望，没想到朱镕基没有犹豫就拿起笔来写了赠言，刚刚写完前两句，站在总理正后方的白岩松就忍不住率先鼓起了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朱镕基笑着说：“我还没写完呢。”
然后又写下后面两句话。写完之后，朱镕基还笑问：“怎么没有准备毛笔呢？我的毛笔字更好些。”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朱镕基笑着说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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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中学时代: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这位“皮肤白净，气质沉稳”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当时倒没怎么显现。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
“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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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负笈清华:"误入歧途"的学生会主席&&
以湖南籍学生最高分数考入清华的朱镕基，其实“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着转系”。清华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读书的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现。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以高分考入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中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是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
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
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发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分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为学与为人”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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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清华情缘:十七年院长生涯永远的清华人&&
1984年，“对管理特别感兴趣”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这是他在教育界的惟一任职。他曾想过卸任后，“回清华当教授、教书”，但随着他告别清华园，这一设想可能已无法实现。他说：“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对管理特别感兴趣”
1984年，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李传信说，请朱镕基当院长是董新保(当时经管系主任)和何介人(当时经管系副主任)提出来的。董新保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认为，要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就一定要请有才能有身份又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
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吕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请朱镕基做院长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在此之前，学校邀请朱镕基作过几次报告，学生的反响相当之好。这个动议得到了当时的名誉校长刘达和校长高景德的赞同。刘校长就派朱镕基高一届的同学李传信(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同班同学吕森(清华大学秘书长)去请他。朱镕基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朱镕基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也曾讲过这段往事：“1984年，刘达同志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
据《新经济》杂志记者曲力秋的采访，在通常情况下，朱镕基一个月来经济管理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
后来，他奉调到上海出任市长，临行前，他对几位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说情况就行了。那之后，学院的具体工作就没法兼顾了。
1991年，朱镕基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出任总理，但因为工作太忙，几乎连每年来学院一次都做不到。一般是一两年来学院一次，每次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请他来。
在朱镕基的告别演讲上，朱镕基也谈到这一点：“……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是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们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扪心自问，心中有愧。”当时在场聆听报告的清华2001级MBA徐勇刚说，朱镕基讲到这里，声音哽咽，很多学生也都哭了。
亲自带过四个博士生
朱镕基的院长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够有精力倾注到他的学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长之前。在这期间，朱镕基亲自带了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其中一个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的杨宏儒，一个是现在任清华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的赵平。
朱镕基谈到这四个学生时，曾经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说：“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但董新保说，朱镕基对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导之责，吕森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朱镕基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负责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条件，在他调任上海市长之后，博士生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后来也承认，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他很理解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
但朱镕基还是尽量给他的学生安排锻炼的机会，杨鸿儒后来就到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在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一起研究过上海市的工业状况。
想过离任后回清华教书
对于这个院长的职务朱镕基最为倾注感情。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好多大学请他当院长，他表示，只兼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其他一概免了。
199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到MIT(麻省理工学院)讲演：“好多地方请我去，哈佛也请我去，我为什么到MIT来呢？因为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和MIT管理学院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到你们这里来。
朱镕基2001年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让很多在场师生大感意外，他当时解释原因说，在开经管学院的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美林银行私下给他递过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学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好处，有钱也不能收。我自从做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
朱镕基本人也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说过，等从政府岗位上退下来，就回清华当教授，教书……清华一位人士分析说，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校长、院长之风落下口实，是以首先从自己做起，割断了与清华经管学院17年的缘分。
朱镕基告别清华时说，“王大中校长曾经提出，如果院长不做，做个荣誉院长也好。我说不行，最后只做顾问管理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可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清华，再见！
清华大学2001级MBA徐勇刚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做朱镕基的学生，未能叫他一声“朱院长”，包括他在内，不少同学报考清华，很多就是冲着朱院长来的。不过，徐勇刚也算得上幸运，因为当时正好在学校帮忙做一些事情，朱镕基在清华的辞职演讲，他有幸聆听。
直到今天，徐勇刚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综合体育馆大概有5000人左右到会，大部分人当时都只知道是听朱总理作形势报告。
上午10时，在朱镕基进来之前，有人从主席台后出来，每次大家都以为是总理出来了，都报以一片掌声。后面的同学看得不清楚，跟着前面的同学鼓掌，如是几次，一直到10时08分，朱镕基入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朱镕基一次一次以他特有的高举双手的方式向大家致意，而掌声的浪潮却仍一次次响起。
在掌声平歇下来后，朱镕基说自己在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也没有这么激动过，“……来到这里心里还是有点怕……毕竟是后生可畏啊。”
他很快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到这里是来告别的，“是出席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这个消息令在场的很多师生感到吃惊。
那天，朱镕基在大会上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国际经济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期望。他说，“校长要我对未来的学院提点建议，我认为要把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
没有，要花大力气去请，就是讲学也可以。”他还表示希望管理学院所有课程教学都用英文，“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朱镕基谈到了自己对于清华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追求完美。他还告诫在场的师生：“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说到自己20年被打成右派没有党籍的日子，朱镕基说，“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那天的讲话，朱镕基非常动情，在场的师生许多也潸然泪下，校长王大中在最后的讲话中也不由声音哽咽。王大中那次说到朱镕基一次次辞去院长职务的情形，他说，尽管希望朱镕基能继续担任院长，“考虑到他毕竟是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我们顾全大局，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徐勇刚记得，在这个时候，王大中校长已没法再说下去了，5000人的体育馆一片寂静，大家听到的只有王校长努力调整感情的重重的呼吸声，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一次，两次，三次，王校长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朱镕基的讲话结束以后，清华师生全体起立，爆发了长时间持续的掌声，而朱镕基紧闭着嘴唇，没有回头看大家一眼，就离开了。当时主持人告诉大家先不要走，朱总理在休息室休息。大家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等了10分钟，但是朱镕基没有回来。他就这样告别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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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跌宕年代:20年"右派"培养浓厚平民情结&&
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
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