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英雄都那么好抽了吗【守卫者王国gk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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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英雄都那么好抽了吗
我盟友开战斗宝箱开出一个三星英雄盖尔 是真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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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　　中国的英雄们为什么都是性冷淡？（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帝王也能数出好几个。美人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优质性资源，男人们征战杀伐，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获得跟异性的交配权。　　在动物界，雄性动物在发情期都要通过与同性之间的武力争斗，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优质基因，从而获得交配权。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面对漂亮的女人，只要是男人，别说是英雄，就算是狗熊也过不了这一关。　　　　一、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男人靠征服世界去获取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去获取世界。所以男人要打拼奋斗，努力赚钱，女人要描眉画眼，花枝招展。男人赚到了钱，才有花枝招展的女人来陪，女人花枝招展，才有男人来爱。　　有网友说男人赚钱养家，女人貌美如花，这固然物化了女性，但确实社会部分现实的写照。男人赚赚赚，女人买买买。为了女人，没有能力赚赚赚的男人只好铤而走险，转而抢抢抢了。　　女人靠丝袜征服了男人，男人却靠丝袜征服了银行。其实，做了冤大头的银行其实也不冤，因为戴丝袜的男人抢去的钱，最终还是送到穿丝袜的女人手里，而女人手里的钱最终还是会通过买买买回到银行那里，比如买房。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打天下靠女人，治天下用太监》，很详细地论述过女人对于男人的重大作用，尤其是想干大事的男人。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女人能成就一个男人的霸业，也能葬送一个帝王的江山，比如屡试不爽的美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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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女攻势，攻无不克　　如前所述，男人离不开女人，也放不下女人，更舍不了女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就更是如此。因此，许多男人栽在了女人手里，许多英雄败在了石榴裙下，所谓英雄气短即是如此。　　当年，貌美的西施去了吴国，硬生生地把一代雄主吴王夫差迷得尽废朝政，从此君王不早朝，吴国日渐衰败。到后来，勾践率三千越甲即可吞吴，在这灭吴的不世之功里，西施可谓居功至伟。　　汉初，陈平巧用美女解了汉高祖的白登之围。靠着漂亮女人，刘邦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从女人那里尝到甜头之后，汉帝国就一直沿用美人计的招数，不断送公主去匈奴，换来宝贵的和平。　　靠着漂亮的公主，大汉帝国得到了弥足珍贵的战略窗口期，很快就强盛了起来。　　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汉帝国有钱了，有兵了，有战马了，于是不再搞美人计那一套，别说公主，连宫女都不会再派去一个。汉武帝派去塞北的，不再是和亲使团，是卫青的天朝精锐，是霍去病的汉家铁骑，杀得匈奴单于人仰马翻。　　
　　后来，汉家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大军阀董卓带着几千人的西北军就控制了皇帝。靠着枪杆子撑腰的董卓，野心空前膨胀，每晚夜宿龙床，硬拉着嫔妃侍寝。　　深受儒家伦理浸染的士大夫哪看得下去这个，于是一个劲儿地跟董卓干。可人家董卓手里有军队，文官集团干不过，只好躲的躲，散的散，连一代枭雄曹操都得不远走他乡，离京避祸。　　曹操干不了的事，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允却干成了。不是因为王允比曹操牛逼，是因为他有美女貂蝉。既然有貂蝉在手，那董卓再厉害也不过如此，因为吕布可以为了貂蝉去跟董卓死磕。有了吕布的助阵，王允自然就心想事成，所以董卓只能一命呜呼。　　三、美人无敌，攻守同盟　　王允的美人计能带来这么大的政治效益，当时就有许多人眼红了，想模仿，孙权就是无数跟风者中的一位。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把曹操打败之后，孙权想吞了刘备。可是，毕竟是盟友，孙权不好也不方便光明正大的干，于是就想出了假和亲的美人计来算计刘备。　　本来孙权是借着和亲的名头，想把刘备骗过来做人质，可惜刘备这只老狐狸却不吃这一套。他带着赵云，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江东，不但睡了孙权的妹妹，还搞了一大笔嫁妆回去，荆州也被他给一并借走了。　　
　　后来，汉家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大军阀董卓带着几千人的西北军就控制了皇帝。靠着枪杆子撑腰的董卓，野心空前膨胀，每晚夜宿龙床，硬拉着嫔妃侍寝。　　深受儒家伦理浸染的士大夫哪看得下去这个，于是一个劲儿地跟董卓干。可人家董卓手里有军队，文官集团干不过，只好躲的躲，散的散，连一代枭雄曹操都得不远走他乡，离京避祸。　　曹操干不了的事，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允却干成了。不是因为王允比曹操牛逼，是因为他有美女貂蝉。既然有貂蝉在手，那董卓再厉害也不过如此，因为吕布可以为了貂蝉去跟董卓死磕。有了吕布的助阵，王允自然就心想事成，所以董卓只能一命呜呼。　　三、美人无敌，攻守同盟　　王允的美人计能带来这么大的政治效益，当时就有许多人眼红了，想模仿，孙权就是无数跟风者中的一位。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把曹操打败之后，孙权想吞了刘备。可是，毕竟是盟友，孙权不好也不方便光明正大的干，于是就想出了假和亲的美人计来算计刘备。　　本来孙权是借着和亲的名头，想把刘备骗过来做人质，可惜刘备这只老狐狸却不吃这一套。他带着赵云，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江东，不但睡了孙权的妹妹，还搞了一大笔嫁妆回去，荆州也被他给一并借走了。　　　　难怪后世之人讽刺东吴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这只是后世的演绎。孙权是真和亲，刘备也是真想被和亲，毕竟曹操还在北方虎视眈眈，这二位当然要结秦晋之好，共同抗曹。　　就连秦晋之好这个词语，说的也是美人计。　　在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的王族，结成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并被传为佳话。在春秋那样的乱局之下，征战频繁，就连秦国和晋国这样的大国也得凭借女人来达成初步的信任，以此建立同盟关系，可见女人之重要。　　四、英雄气短，好汉无性　　正因为女人对男人的这种重要作用，所以许多想干大事的男人就尽量远离女人，避免被对手策划的美人计搞翻了船，比如精忠报国的英雄，比如行侠仗义的好汉，无疑都是不近美色的大男人。　　
　　爱美人的男人不是白面书生便是流氓恶棍，前者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后者如《水浒传》中的西门庆。　　张生第一眼看到崔莺莺后身体就软了大半边，之后更是茶饭不思，直到爬上了崔莺莺的闺床之后才算缓过神来。西门庆在街上见到潘金莲后便起了邪念，于是想千方设百计，直到将潘金莲搞到手才罢休。　　相比于这些人，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基本都没什么绯闻，差不多各个都是性冷淡。　　当然，这话并不完全准确，比如林冲就不是性冷淡，他的确不爱女人，但却爱老婆。可是，正因为老婆的美色给他带来了高太尉的陷害，以至于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　　　　可见，不但女人不能爱，老婆似乎也爱不得。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英雄好汉们这么忌讳女人了吧？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英雄气短的覆辙！　　这个结论当然很混账，也很荒唐，不过却是皇权帝制时代无可奈何的现实。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王土之上的美人当然也只属于乾纲独断的皇帝。谁敢跟皇帝抢女人？　　林冲只不过跟高太尉的干儿子抢了一下女人，况且这女人还是他老婆，结果却是深陷大狱，落草为寇。　　既然爱女人的后果如此严重，那中国的男人们还能爱女人吗，还敢爱女人吗？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不该发的还是别发，比如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8a7ef.html】
　　写得真好！
　　男人以武力征服世界，女人以温柔征服男人！
　　保存葡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酿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变成诗……保存中国贪官的最好方法是拒绝施行（世界上已有137个国家已施行、且被全球公认的最好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欧耶，牛逼，我的国！
　　人为什么之所以为人？
　　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懂得控技技己啦
　　无病呻吟
　　妈呀，楼主，看到你的帖我以为你在说动物世界。BBC纪录片看多了的娃看你的语言描述总是联想起各种交配期的小动物们啊。
　　英雄是公众属性，性是私有属性　　挖英雄的性生活，是在挖别人隐私，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道德的
　　路过。
　　用爱发电？
　　历史上根本没有貂蝉
　　有看到楼主这种狗杂，还以为早死了呢！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项羽是不是英雄?　　打仗了还带着班歌姬，性冷淡?
　　@野渡自渡人
09:48:55　　爱美人的男人不是白面书生便是流氓恶棍，前者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后者如《水浒传》中的西门庆。　　张生第一眼看到崔莺莺后身体就软了大半边，之后更是茶饭不思，直到爬上了崔莺莺的闺床之后才算缓过神来。西门庆在街上见到潘金莲后便起了邪念，于是想千方设百计，直到将潘金莲搞到手才罢休。　　相比于这些人，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基本都没什么绯闻，差不多各个都是性冷淡。　　当然，这话......　　-----------------------------　　哈哈哈哈！
　　@远看水连天
18:02:01　　朱德43岁娶17岁的康克清，彭德怀40岁娶20岁的浦安修，刘伯承44岁娶19岁的汪荣华，贺龙46岁娶25岁的薛明，陈毅40岁娶18岁的张茜，罗荣恒36岁娶23岁的林月琴，叶剑英最牛，有九个正式非正式的老婆。　　性冷淡吗？　　-----------------------------　　革命者永远都年轻。咋地啊！
　　提上去
　　这帖我服，想我偶像播求世上最强男人，妹子手都没拉过一下，为的就是保持斗志和体力。
　　很欣赏野渡君网文，就是与群不同啊。
　　太监究竟因何而起?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　　野史秘闻 日11:05　　对于太监这个词，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在电视剧中听说过。但是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太监，其实也不好说。那太监，到底来源于什么时候呢?太监这种存在，又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太监这个词应该是消失于晚清。大部分人都是生殖器被暴力阉割，因为生计被迫送入宫廷中。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太监绝对不仅是用于权力上的展现，也不是在皇权存在的时候才产生。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太监的描述，就如甲骨文上所记载的关于殷时代的记录上，就提到了“寺人”，对于寺则是象形字，表示，用刀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官。而从殷时代的记载来看，太监是在战争中失败的俘虏。到了之后，也会有好多穷苦家的孩子为了生存，然后甘愿做太监。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出太监的来源，可以说是暴力以及权力的蛮荒时代。　　那对于为什么说来源于暴力存在的蛮荒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男性器官代表着权力以及地位的象征。如果你被打败或者是成为俘虏，那这个男性的权力象征就会被阉割，也就代表着你的人权的失去，处于完全的奴隶地位，胜利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利，也就会将对手的最宝贵的东西给夺走。可以说，太监是起源于仇恨状态。　　而对于后来太监慢慢的成了宫廷中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皇权的象征，而且还是因为，毕竟后宫佳丽三千，一方面以防他们骚扰宫女，礼仪方面是为了保证妃子们都能守身如玉，不仅是为了保护皇家血统，其中最皇帝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是否会被戴绿帽子。　　太监是一个低等而且充满伤害性的存在，虽然，现在没有了蛮荒时期的蛮力，但是，却不乏那些有着“太监情节存在的人”，其实太监是为了显示，权利，能力以及暴力的存在，它则是代表着臣服，奴才，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也希望不再有这种暴力的存在。
　　英雄不能有牵挂，有了牵挂就成不了英雄啦。
　　太监文化与网络文化太监化　　——野渡自渡人　　近日读到梁卫星先生十年前的旧文《太监拉着的历史》，颇有感悟。梁先生在文章例举了满清慈禧时代北京城第一条铁路修通，“那拉氏皇宫里的火车不用车头牵引，而是由太监们拉着在铁轨上滑行”之旧闻得出结论：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太监拉着的历史”。　　梁先生一定是现实社会不得志，文章戾气太重，居然谤议中国历史，并归之于太监历史，其观点似乎有失偏颇。照笔者看来，中国历史倒不完全是太监历史，虽然太监在历史上为所谓“宦官专权，外戚干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历史终究还是皇权统治者书写的。正所谓成王败寇，风水轮回。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也罢，权力专制，皇权政治就是历史话语权之掌控者。　　梁先生行文汪洋恣肆，概括出“在世界上史学传统最为悠久、史书最为丰富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未能从历史中获得过任何智慧。恰恰相反，全部二十六史，只需要看一史就够了，因为其余二十五史无非就是同样的复制品而已。不知道是历史造就了循环，还是循环本身就是历史。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就这样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重复着相同的悲惨故事。”其实梁先生此文落脚点与野渡人观点一致，那就是中国历史腐朽原因来源于太监文化。　　太监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由于生存的年代久远，沿习相传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作太监文化的文化思维。什么是“太监文化”？简单说，就是被权力阉割的文化，即一切为权力服务，一切唯皇权马首是瞻的文化。太监文化存在的基础就是一切为主子服务，即使主子胡说八道，太监也必须八道胡说，为主子圆谎打马虎眼博引旁征，利用逻辑和各种事例，完美无缺的证明主子所说是绝对真理，而且无懈可击。这种以主子为中心的太监文化，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文化。　　由于一部封建历史充满着皇权主宰，充满着皇权思维，充满着太监逻辑。皇权之下，唯我独尊，臣子贱民是不允许有思想的。太监思想就是皇权思想、官权思想、民权思想的体现，而由太监思想所张扬的文化，自然包含着主子思想、奴才思想和贱民思想。纵观整个古代，中国不乏辉煌的科技，灿烂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但就是没有独立的思想，个性化人格，缺少民族伟大的思想家。而唯有奴才化太监思想却可以长盛不衰。所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太监文化。　　太监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人缺少主见，或者说没有主见，甚至完全没有自我主张。皇权就是一切，帝王政治就是一切，维护统治秩序就是一切。著名的当属秦朝赵高“指鹿为马”。明明知道是一只鹿，在权力的淫威下，大家都违心说是一匹马。因为人们知道，反对权力的下场是什么。在权力政治的淫威下，为皇权服务的中国文化可不就是太监文化？　　中国文化就是太监文化首先得益于孔孟之道。作为万世帝王师的孔子，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其骨子里还是成王败寇，辅佐帝王思想。从孔子在鲁国做官，其后周游列国，再其后布道兴学，都与其官场不得志有关。而一部《论语》其实讲透了就是劝学为官之道。难怪后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孔夫子是为皇权服务的太监文化的鼻祖。孟老夫子倡导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但如果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还是主张“舍鱼而取熊掌”，也就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见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之道，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典型的辅佐帝王，甘愿为奴文化，当然也就是典型的太监文化。　　其他诸子百家文化，比如法家文化，主张法律治国，专心为皇权效忠，是不折不扣的太监文化。道家文化呢，虽然张扬超脱出世，世外桃源，但其骨子里还是官场不得志后消极心态之裸露，要不怎会有所谓“终南捷径”之说呢？其所谓“大隐隐于市”，就是道家文化充满太监文化的佐证。当然墨家、阴阳家、杂家等文化很多方面与权力完全不搭界，属于真正的超脱派，但他们往往是末流，被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　　中国历史上太监存在几千年，与之共生的是太监文化相伴几千年。最杰出的人物当数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唐朝的仇士良、高力士、明朝的汪直、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这些人不但身体力行是太监，而且在各朝各代演绎出跌宕起伏的太监文化。他们最懂得观察和利用皇帝主子的弱点，并千方百计地有意扩大这种弱点，阿谀逢迎有术，治事治国无方；献谗害人有道，举贤荐能无策；拨弄是非有计，安良哺善无谋；结党营私有胆，荣辱与共无心......把权谋、智谋、计谋都推向了一个个无与伦比的高潮，书写出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太监文化史。　　那么世俗文化呢？我们可以推崇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遗憾的是屈原是在被贬谪之后；我们可以歌颂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可惜的是李白却是在京官被罢免之后；我们可以敬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范仲淹被贬官事实......还有陶渊明、欧阳修、苏东坡、金圣叹、康有为......他们都曾经是皇权的效忠者，而且只要有机会都会对皇权再宣誓效忠。我们不是贬低历史上文人墨客的个人人格，正好相反，这些充满骨气的历史文人，书写了一部铮铮铁骨的中国历史。但是，我们说他们总体上是怀才不遇，每个人恰好遇见了充满着太监文化的中国历史，所以他们骨子里难免报效皇权，服务专制的奴性思维，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缺少独立人格，没有个人主见，附和王权思维，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集体性太监思维的悲哀。可见中国主流文化就是一部太监文化。　　太监是皇帝的家奴，太监文化自然是家奴文化，是全心全意为主子服务的。对此鲁迅先生曾经做过最生动的描绘，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虽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先河，但是1949年新中国以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以王权为旨归的文化创造运动就这样被传统的太监文明吞噬了，历史又回到了老路”。（梁卫星《太监拉着的历史》）　　太监文化几千年，发扬光大最成功的便是清朝，“奴才该死”这句话常见于今天流行清宫戏之中，那是太监做错了事面对主子的口头禅。其实文革时代“无限忠于”、“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宇宙真理”万岁语录何尝不是这种奴才戏的翻版？时过境迁，即使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主流媒体，央视新闻，同样在重复过去那种模式化、程序化、奴性化歌功颂德，而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新闻媒体除了溜须拍马之外，完全没有思想、没有主见、人云亦云，这又何尝不是历史上太监文化的延续？　　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永远摆脱不了太监文化了。巍巍惶惶之中，科技前进了，网络出现了，文化创新了。国际互联网的诞生，以其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一切固有尘埃。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历久弥新，深入人心。网络文化的丰富多彩肯定是挫到了权力的痛处。旧世界的太监文化，文革时的万岁文化，新生代的奴性文化，难道要就此终结？几千年的历史本来就应该是权力主宰一切，文化必须是附庸，难道屁民屌丝要反了不成？于是乎，在权力唯我独尊的惯性思维之下，肃整网络，打击造谣传谣，清除微博大V,消灭异端邪说，形形色色手段纷纷出笼，好不热闹。就像对待传统媒体一样，必须实现对网络世界的一元化领导。就此来说，今天前所未有的网络清理我们就好理解了，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为了意识形态。在太监文化思维下，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由于太监的遭遇是非人的，阉割是极其不人道的，因此太监的心理是极度阴暗的，也是变态的。所以说太监文化也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阴险的、变态的文化。在这种太监文化旗帜下，今天就有人利用网络上的反造谣、反传谣、驳大V、打大谣运动，大搞权力斗争、打击报复、肃整网络、排除异己，种种网络文化太监化举措，把当今一个生龙活虎的网络世界，整顿成为一个万马齐喑的屠宰场。可悲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谁都知道，做太监是悲惨的，但与生理阉割相比，精神和文化的阉割则更加阴暗邪恶。为了变成太监而进行阉割的毕竟是极少数人，而威权思想对人民精神阉割却使我们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个性思想和创新文化，并且制造出了中华民族无数的精神太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今天原本应该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变成了完全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太监”。人说男儿有头要高昂，但你却甘愿俯首为奴隶；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你却屈膝投降做未亡人......历史上中国奴才最多，汉奸最多，卖国贼最多，就是太监文化的鲜活体现。太监文化是可鄙的，“精神太监”是可悲的，网络文化太监化更是危害无穷的。难道我们的身躯永远只能在太监文化狗洞里爬行？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民主之思想，永远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反对太监文化，创立民主文化，推进网络文化的方向。中国历经千年的太监文化，如果我们任由它继续泛滥，继续猖獗，继续危害社会，所葬送的将是中华民族的未来。难道百年前太监们拉着机车前行的情景还要在我们这一代继续下去吗？互联网难道还要重演传统太监文化老调吗？应该到了全民觉醒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旗帜，一起埋葬太监文化！　　（日于野渡阁）
　　@ty_17-10-16 07:46:43　　很欣赏野渡君网文，就是与群不同啊。　　-----------------------------　　大秦焚书坑儒，于是，一个统一脑袋的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始于我们伟大的帝王老秦先生，他很聪明，他知道对任何人来说，保住脑袋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能不能独立思考是第二位的问题。于是他杀了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人，这是个杀鸡儆猴的行动，其他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也就自觉地阉割了自己的精神，中国文人的太监时代从此开始了。　　历代帝王更是完善了统一脑袋的艺术，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了一个人思考，其余人颂扬解释的时代，所以中国文人最大的特长不是创造，而是解释、理解，为主人的观点找到更多更好的证据和理论支持。主人的一次讲话，甚至一次发昏的胡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精英文人、以成千上万方式，找到成千上万个理由，来证明主人绝对正确和英明伟大。
　　@金色海浪-16 11:25:25　　男人好色　　-----------------------------　　中国第一狂人：一天吃十斤肉，每天御女五次，在皇帝面前也不避讳　　 解密精选　　纪晓岚形象　　今天小编所写文章的主角很奇怪，对于各位读者来说，他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他的形象曾多次在影视剧中出现，并且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但陌生却是因为他的真实形象，并不像人们心中所想的那样。这个人就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大臣纪晓岚，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的形象是一位风流倜傥且才高八斗的大才子，时不时会因为正义而与和珅互相争斗，在躲过和珅额心机报复之后，又巧妙地将自己的想法转达给了皇帝。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小编便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纪晓岚真实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纪晓岚的才华，影视剧中对于他的这部分描述并没有骗人，纪晓岚的确是个货真价实的才子。此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这样一个好出身给了纪晓岚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他本人也从小便表现出了不同于寻常人的学习天赋，再复杂的文章只需要看一遍便可以记住，除此之外，他还十分擅长于联语对句，经常将那些文人对的哑口无言，因此也被当地人视为神童。　　纪晓岚有才华是真，但他却有着严重的口吃，这是大部分读者们所不知道的一点。《知足斋书集》中记录纪晓岚为：宗伯河间姹，口吃善著书。　　除了口吃之外，纪晓岚还有着外人所不知道的三个怪癖，这对于他的个人形象也有些减分的。首先，纪晓岚十分喜欢吃肉，几乎到了无肉不欢的地步。野史中是这样记录的，纪晓岚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上十斤的肉，是的，您没听错，纪晓岚的确是拿肉当饭吃的。纪晓岚吃肉如此夸张让人感觉疑惑，但看完接下来这个怪癖，您应该就有答案了。纪晓岚极好女色，基本上一天要御女五次，时间分别为上朝前、退朝后、午饭前、晚饭后以及睡觉前，有时候瘾犯了，在皇帝面前眼红得就像要喷出血似的，皇帝了解情况还会送他两个宫女。看到这，相信您就知道了，纪晓岚每天吃那么多肉不是没有理由，而是体能真的需要补充。　　接着再说第三个癖好，相信这点大家在电视剧中也看过，就是好抽烟。和电视剧中演得一样，纪晓岚每天嗜烟如命，为了抽得过瘾，他还特意找人定做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烟袋，烟杆长约二尺，烟锅大得就像一个瓷碗，据说，如果把那一锅烟丝全部装上，能够足足抽上两个小时。正因如此，当时的纪晓岚还有一个“纪大烟袋”的雅号。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终却是活到了八十多岁。
　　@天安门Y
10:33:44　　男人以武力征服世界，女人以温柔征服男人！　　-----------------------------　　
　　杜君立：太监文化——中国历史的深层文化　　（提示：本文较长，请原谅。）　　1　　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以降，我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近乎“自虐”的中国文化大批判，甚至发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触及灵魂”的“文 化大革命”。　　吊诡的是，这场“大革命”的方式仍逃不开中国传统的“忠”文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窠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后达到三千年来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自虐几乎变成了自杀。　　五四孤胆英雄鲁迅，永不妥协地批中国文化批了一辈子，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奴性文化和吃人文化，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劣根性”的中国人最不幸是欲做奴隶而不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一切都在这污浊的酱缸文化中被污染、被同化，最终堕落为“丑陋”。　　198 9之春CCTV反复播放的《河殇》，在礼赞西方勇于冒险、富于探索精神的海洋（蓝色）文化的同时，批判中国大一统、保守、得过且过、缺乏进取的黄土（黄色）文化。　　吴思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即在道貌岸然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目下，主流文化实则是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　　黄仁宇从历史政治经济学探幽发微，认为西方法治和数字的精确管理，优于中国德治和人治的随意性。　　孙隆基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丧失攻击性的“和合文化”，以“心文化”和“身文化”代替“脑文化”。“杀子文化”使文化永远不能成熟，导致中国人的人格儿童化和小丑化。　　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分析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仍停留在口腔阶段（初级阶段），即吃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吃——“民以食为天”；尚未达到肛门阶段（中级阶段），人格没有独立，需要社会和国家管理照顾——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高级阶段）意味着高度组织化和完全盛开的“人”，而中国文化则完全没有“自我”这个概念。　　文 革流放大背景下的《狼图腾》，表达了小说之外对中国文化批判的企图。它认为充满暴力进取精神的“蛮夷”通过征服，不断地为温良斯文的中国输入“狼血”，才使中国有幸“活”到今天。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这种征服与强奸，这种混血杂交使我们的文化基因/血统得到优化。　　换一种说法，“蛮夷”的游牧（草原）文化要比中国的农耕文化高贵优越；要批判的中国文化只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才是中国的劣根性。　　我以为，这似乎没有跳出《河殇》窠臼，只不过加了一些“血统论”的新佐料。　　2　　除过五四和六#四两个标志性的文化批判巅峰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一直仅限于民间的微弱声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官方“阳谋”成“反右”。“造反有理”的文 革是在官方主导下更大的全民文化批判总动员，“大批判”和“大革命”却导致文化大浩劫。之后，“解放思想”一直仅仅停留于“阿弥陀佛”式的口号层面。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在全球滥觞。因为民族主义的国际背景，在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化”、“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津津乐道正面褒扬，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主旋律。甚至，这种“主旋律”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恋癖的国粹传承。　　文化批判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之一，而这种“揭龙鳞”的批判精神恰恰为中国文化本身所阙如。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忤逆不孝、吃里扒外、崇洋媚外、汉奸、叛徒等等字眼，一直在镇压着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精神。　　批判是一种自我审视与文化反省。批判是善意而温良的鞭策，只有批判才会有进步。对根深蒂固顽固保守的中国来说，思想的启蒙首先应当是批判的启蒙，解放思想先解放批判。十个愚蠢的答案比不上一个智慧的疑问。　　在封闭自慰的古代中国，中国文化的批判仅局限于“以史（自己的历史）为鉴”，“鉴”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批判，而只是“谏”；只有在地球村的背景下，才有以世界为“鉴”的可能。　　以历史、世界和全人类的多维度为参照系，这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批判前所未有，令人惊慌，令人震撼，也令人喟叹。或许，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才具有全面的深刻的颠覆性，才有利于重塑健康自我与回归人类理性。
　　3　　人类社会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又分为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两个阶段。在父系社会，人类以狩猎谋生；在母系社会，人类以农耕维生。人类对动物的驯化产生游牧文化，对植物的驯化产生农耕文化。　　游牧文化是狩猎文化的延续，动荡和不稳定是一种常态；农耕文化因为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植物的固定性，最需要则的是秩序与稳定。如果说游牧文化是父系社会的延续，那么农耕文化则是母系社会的延展。　　游牧文化因为动荡和不安全感形成强烈的攻击性，这正是父系社会的雄性特征。农耕文化的稳定和安于现状形成温顺与忍耐，这或许是母系社会的雌性特征。　　雄性是勇敢的、理性的、主动的、喜欢冒险和变化的；雌性是温和的、感性的、被动的、追求安全和稳定的。游牧文化漂泊不定是令人兴奋的，农耕文化的一日复一日是令人厌烦的。　　雄性对兴奋的敏感度极高，对厌烦情绪的忍耐力特别差；雌性对兴奋的敏感度低，但对厌烦情绪的忍耐力要好得多。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因此与游牧文化衍生的西方文化相比，呈现出浓厚的雌性特征。　　如果说雄性文化有一种弑父情结，那么雌性文化则是恋父情结。前者导致“人”的独立和成熟，后者则表现为人身依附与幼稚，或者说是不独立和不成熟。　　中国文化的恋父情结在当下如火如荼的祭祖、拜祖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孝道——这种中国特产的雌性文化，貌似对“子宫岁月”的洄游与怀念，但“二十四孝”中瞽叟害舜、郭臣埋儿、卖身葬父等模范事迹，却为我们揭秘了孝道的险恶用心：杀子以奉老，要过去要现在，就是不要将来。　　按孙隆基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杀子文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中国的孝道以恋父的形式，实现的却是心理上的恋母情结。恋父为形，恋母为实。阴阳兼具，又阴阳俱失，只能是奇异的太监文化。　　杀子文化与孝道携手同行，如同施虐狂遇见受虐狂，表现出奇异的虐恋倾向——挨打最多的儿子最孝顺；越是暴君，越是被崇拜。这在太监身上体现最典型、最彻底。　　4　　中国文化有阴阳论，天阳地阴，雄阳雌阴，奇阳偶阴；同时讲究“无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妇人之“仁”。“不仁”为阳，“仁”为阴。“仁”属于雌性文化。　　“仁”即“二人”，意思是为别人“做人”：如果对别人没用，自己就丧失意义；独立的“人”没有价值，集体的“人民”才有意义。　　“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没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为“不存在”。太监文化第一特征就是丧失根本——“无私”、“无我”。　　中国有一则故事，讲差人押和尚，每日检点“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将差人剃头，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后逃脱。差人醒后，检点“和尚木枷”，发现“都在”，唯独差人——“我”没了。　　“我”在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个“假我”代替。“我”与“假我”是两回事，这种悖论与分歧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口语（白话）与书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对自我意识有预谋的阉割软件，使自我权利被父权顺利地缴械和阉割，每个中国人会都被提前预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识被彻底消解，“我”成为父权的私有物品和杀子文化的工具兼牺牲品，从此一直处于无意识的蒙昧无我状态。　　“我”只是血肉制成的硬件，必须由父权安装输入“孝”这个软件，成为父权意志的一部分。最后成为父权体系中的行尸走肉、螺丝钉、机器人。“我”的意识丧失和意志植入，从雌性化到无性化、最后再到工具化。从而成就父权这一唯一正确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　　“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说明，只有独一无二的“天地”和“圣人”才有雄性权利，将雌性、无性或物化的“万物”和“百姓”视为“刍狗”。自我意识天然缺失的“刍狗”是典型的太监文化象征，“温良恭俭让”精神的楷模，“百善孝为先”的模范。如果“不孝”，就丧失“做人”的根本，“乱臣贼（逆）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实则包裹着剥夺自我的霸道父权思想。以恋父情结代替弑父情结的这种伦理模式，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监文化的熏陶下，自我意识的雄性文化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压抑和被排斥状态。　　战争是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狩猎活动，是令人兴奋的、典型的雄性行为。　　在中国历史中，导致改朝换代的战争，是对厌烦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间歇性发作。但发作之后，在太监文化的主导下，即迅速回归厌烦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来自民间或异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汉争霸，项羽威胁要烹了刘邦他爹，刘邦笑道：愿分一杯羹。李世民弑兄杀弟，向其父李渊逼宫，夺取皇位。类似的这种对孝道的反动，就是具有“弑父情结”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统治阶级那里得到明显体现。　　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女人和太监堆里耳濡目染，统一思想的太监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征逐渐消磨殆尽，最后被孝道实施宫刑，彻底无性化或雌性化，沦落为新皇权施虐下的精神太监、雌性“老百姓”或无性“草民”。　　“老百姓”是相对于“官”而言的词语，浑身布满雌性特征。“草民”则更直接去性别化，属于草本植物，类似“木头人”、“稻草人”。“官”的同义词中，“仓鼠”、“犬马”、“鹰犬”起码还算个动物。　　满清的出现，是满族雄性文化强奸中原雌性文化的结果，最后八旗子弟还是没有逃脱被中国太监文化彻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运，乃至气数已尽的帝国末日，以一个伪大的雌性——慈禧来母鸡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彻底阳痿与阉割。　　难得的是，百年之后尚有阎崇年之流的孝子贤孙，天天在CCTV上“白头宫女说玄宗”。　　5　　太监是一种官职。“太”指皇帝，“监”有督察、服务、帮助等意思。太监最早由一般男性官吏担任，后来成为阉人专享的最高官职，阉人因此以“太监”为最高荣誉。阉人的官职很多，但以“宦官”和“太监”最具代表性。　　阉人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残疾的人类弱势种群，正式获得社会承认是在秦始皇时期。秦始皇开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先河，是中国所有皇帝的祖师爷和精神祖先，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敢臧否他这个“祖先”——“劝君莫骂秦始皇”。　　秦始皇对阉人群体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势群体陡然飞黄腾达，成为最强势群体，登上中国历史最高、也最阴暗的舞台。阉人集团水涨船高逐渐坐大，自我组成等级森严“阉党”，成为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常青势力。　　不论皇权现时如何，皇权的未来一般都由阉党把持。阉人担负着未来皇权接班人——太子的抚养、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护、监护等圣神职责。形象点说，阉人扮演着皇帝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老师、同学、朋友、领导、同事、秘书、仆人、保姆、保镖等——除过妻子之外的几乎所有角色。　　在这种封闭扭曲的生活环境长大的太子，登基成为皇权拥有人，面对陌生纷繁复杂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阉人集团。同时，在阉人群体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也使皇帝与阉人身心相连、休戚与共，阉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渗入皇帝先天缺钙的骨髓。　　如果摒弃中国牵强莫须有的“天”的概念，以“法”来代表人类正义，那么专制皇权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夺权合法，那么别人的暴力夺权自然也合法。这种暴力原罪带来的“非法”状态，使皇权天然的具有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对权力觊觎者的警惕和戒备，使其只能选择没有生命续航能力的阉人。阉人因祸得福，鸡犬升天。　　虽然中国历史不乏外戚势力和大臣势力影响，但阉党组成的太监势力往往如如影随形，一直是皇权文化的主体构成。秦毁于赵高、汉毁于十常侍、晋更惨，之后太监文化日趋成熟。从中唐开始，宋明清社会已经整体完全太监化，反倒稳定起来。　　中国历史选择了皇权专制，只能选择最为理想的阉人。失去阉人这个“中流砥柱”，皇权将迅速崩塌。所以世界历史中，缺乏阉人群体技术支持的皇权专制始终都难以成大气候。　　中国阉人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太监成为他们最为尊贵荣耀的符号，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梦想。　　在古代中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全社会追逐的唯一目标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将入相”“为官”才称得上成功人士。　　太监净身以成功，官吏净脑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监，后者是精神太监。对皇帝来说，其他人阳物或思想对皇帝构成威胁、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监们忍痛割爱，大公无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取得皇帝的信任——“你办事我放心”。　　太监文化的诡异之处不在于皇帝的强力意志，而在于社会的默契配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太监都是社会积极分子，都是志愿者，这不仅是太监文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雌性化的必然，是雌性社会对雄性皇权的温顺响应。
　　6　　中国文化的雌性化特征，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不能生育后代，被认为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和不幸。　　中国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杀子文化所引起的绝后焦虑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实践“杀一儆百”。绝后恐惧是太监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所以中国文化表现为重生育轻教育，重肉体轻精神，有群体无个性，对未成年人要求听话懂事好好吃饭。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国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样“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确、很合理的孝道。　　相对民间而言，即使没有被净身，在太监堆里长大的皇帝对生育的焦虑恐慌症更加严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宫六院”也没用。倒是每朝的开国帝王雄性十足，有时连儿媳都不放过，以致儿子多得要“杀子”。当年的辣手雍正干这事最出色，杀来杀去只留下乾隆这根独苗。　　杀子要比现代的计划生育和技术流产堕胎恶劣得多，这种罪恶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一直是正义的、正常的，跟农民打杈、剪枝、去苗没什么两样。　　这种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国被发扬光大，结果造成中国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乱。　　在性紊乱的背后，是自我意识丧失导致的爱无能。爱无能对应的是太监文化中的性无能。因为“我”的“不在场”，发自内心的爱情便无法实现，所以就不存在爱情，如同太监不存在性。　　“自我”的拥有者——雌性的父权手持孝道的圣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为婚，“我”便沦为生育通道。　　爱情是厌烦的平凡人生中仅有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典型的雄性文化：像狩猎一样主动出击、疯狂追求，富于创意与浪漫，激荡出人性最华丽的乐章。但在太监文化的阉割和雌性文化的打压下，爱情变得永远无法到来。　　没有爱情的性处于厌烦的困扰之中，于是中国就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房中术、采补术、御女术等春宫文化，以此减弱这种漫长的厌烦。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没有健康的性。　　中国文化中的爱情缺失使人生变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随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这体现在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和“血统论”。血统论在半个世纪前被改编为阶级论和出身论——贫农的女儿不能嫁地主的儿子，乃至像《芙蓉镇》中，“反革命”没有婚配的权利，这样“反革命”就会绝种。　　雌性化的男人因为爱无能，使其丧失对爱情的想象力，只能以非自我这个爱情主体的门第、财产、权力来吸引或强迫女性，结果更像是购买或抢夺。如果遇见其他的门第、财产、权力的引诱或强迫，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马投怀送抱，变节出卖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显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许仙、陈世美等等，简直数不胜数。　　相对而言，中国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无论是古代的春闺诗，还是民间的传说戏剧，她们的自我意识比较清晰，爱情产生的兴奋使其焕发出灿烂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现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尴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　　直至现在，不懂爱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许多男人的征婚词是“豪宅房车海归处级干部高大英俊寻处女……”；许多女人的征婚词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寻成功人士……”。看着连中国房地产的广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钢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见许多人已经被完全规格化和标准化，这实际是对人的一种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令人欣慰的是，较少受到太监文化桎梏、与自然亲近的一些民间，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较好。七仙女、刘三姐、孔雀东南飞等民间文化中，不仅让爱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对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7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断臂山”。受太监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类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时，“男风”（男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宫廷贵族中——一直很普遍，“断袖”在中国是美谈佳话，一点也不像在游牧文化中那样危险而可怕。在中国是“男女授受不亲”；在西方，则是同性授受不亲。 　　和性一样，真正的雄性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丑陋粗鄙狰狞的。这源于太监文化中的嫉妒与恐惧。这与西方除过中世纪以外大多数时期对身体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　　对自己身体和性的鄙视和仇视，实际暗示了对自我的鄙视和仇视，扼杀“我”以致“无私”、“忘我”、“无我”。这来源于太监对自己身心残缺的极端自卑导致的极端骄傲。　　这种太监文化不仅体现在反雄性化，也体现在对雄性的雌性化上。　　《红楼梦》营造了一个雌性乌托邦的理想国——女儿国，贾母慈祥地统治着一方“温柔乡”，被完全雌性化的贾宝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干净的，男人是污浊的。这实际是中国隐秘宫廷的童话版。　　《水浒》中，雄性的众英雄屈服于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荡妇泼妇，下场很惨。无论雄性还是雌性，在太监文化中都是可鄙的。　　《西游记》中，雄性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屈服于雌性的唐僧和观音，其他雌性则几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乐土是一个没有性的天堂，这也是太监群体勉强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　　《三国演义》中，正面人物刘备处处卖弄他的雌性风情，从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怜爱，三顾茅庐，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产生保护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从送女装羞辱司马懿的行为来看，摇扇抚琴的诸葛亮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性别危机。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进一步，必然是对雌性的压制和摧残，导致雌性的残疾化。男人才子化，反过来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环肥燕瘦、贞节牌坊、房中术、采补术、三寸金莲、三从四德等等，都是这种对健康雌性文化摧残的残疾证明。　　在文人小说《金瓶梅》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末代皇帝》中，这种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监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　　令人震撼的是，刚强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显雄性特征。　　在奇异诡秘的文 革中，男女都是一身蓝或者一身军绿，几乎失去性别特征。因此产生的严重全民性压抑，雄性的一面通过暴力（语言和肢体）得到释放，雌性的一面将最真最深的爱献给“万岁”一个人。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 席亲”——孝道被发展到历史极致，三忠于四无限、表忠心、跳忠字舞构成升级版的“忠”文化。性的唯一功能——生育“共 产主义接班人”成为全民的圣神职责。　　大锅饭、人民公社、下放、改造、关牛棚、上山下乡等运动使无数家庭被离散解体；性特征明显的女人动辄遭遇挂破鞋、游街、剃光头、扒衣服等厄运；“全国上下一片红”、“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是揭发、撕咬、陷害、抄家、烧毁、歇斯底里、恐惧丧胆、猥琐下流……　　“夹起尾巴做人”、“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砸烂狗头”、“吓破狗胆”、“斗私批私”、“无私”、“改造”、“铲除”、“听话”、“紧跟”……等等这些字眼，绝对只能出自太监词典。　　8　　中国文化反对理性的“性恶论”，感性地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变恶是因为受了恶的影响，对恶人应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去“感化”，讲究充满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惩罚。皇帝坏是因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过来就好了。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只能出自太监思想，太监奉行的就是“杀子文化”、“无性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坚决镇压雄性的“弑父情结”，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危险思想。　　中国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脑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诗文化最为卓著。思想贡献在2000年前停止，小说文体始终没有成熟。　　中国人重感情轻理性，重关系轻界限，动辄得咎，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种莫名其妙兴意盎然的“人治文化”。这种文化爱屋及乌感情用事之下，制造出“株连法”和“出身论”之类的荒诞逻辑，也就没什么奇怪。　　中国人对罪恶的认识也常常从主观出发，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大人物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执行“功过论”和“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对小人物或陌生人则吊民伐罪，“不杀不以平民愤”。对是非的判断取决于感情而不是理性，愤怒也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行为，对人而不对事。　　在中国这个数千年思想禁锢的皇权专制社会，焚书坑儒文字狱不断，中国文化在民间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长，只有强势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　　谁也不能否认，太监群体一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衰败的权势阶级。从赵高到李莲英，简直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最高元首从来都是太监，或者“太监人”。因此，太监文化在中国滥觞以致成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说法家是一种准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国统治文化则是一种真雌性的伪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矫饰雄性特征。这种阴阳莫辨的文化实则就是太监文化。　　好比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成王败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实，却往往淹没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没人承认这里有一只狼，连这只狼自己也在学羊叫，不敢承认自己是一只狼。这样“狼吃羊”就被解释成“羊丢了”，因为没有人相信羊会吃羊。　　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后变成羊，被新来的狼吃掉。　　中国文化的雌性化，产生了太监阉党这种人类的怪胎，并使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时也发展繁衍出极其庞大而系统的太监社会文化：　　虚荣、嫉妒、自私、脆弱、说谎、矫饰、冲动、迷信、缺乏理性、没有原则、心胸狭隘、人身依附、丧失自我、热衷阴谋、趋炎附势、逆来顺受、怯懦苟营、自我安慰、欺软怕硬、把道德当成法律、把伪善当成智慧、把强奸当成做爱等等。　　佛教在中国几度滥觞与观音菩萨女性化，是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一个偶像标签，它一方面进一步软化民众逆来顺受的太监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这种雌性特征，来包装这种对雄性强权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运与太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太监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　　在太监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显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岳飞，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风波亭恭顺而光荣地引颈受死，正体现了这种发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绑架、被太监文化扼杀的可悲可叹。　　相对而言，近代之初，壮烈如谭嗣同和秋瑾，则唱出了不屈不挠的中国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飞只是名词“牺牲品”，谭嗣同秋瑾则是动词“牺牲”。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与世界的交流和探索一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类在这种生命的动态中力图认识自我、拓展自我和定位自我。　　在古代中国，出于这种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蛮夷”或“番邦”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屡屡叩门来“朝觐”我们伟大的“天朝”。而中国却从来没有这种欲望——因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　　除过早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太监文化成熟以后的中国对外历史中，仅有三次算是有点影响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游、鉴真东渡以及郑和下西洋。前两个是和尚，后一个是太监，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探索。遗憾的是，这次劳命伤财的壮举的目的，竟是传播伟大正确皇恩浩荡的太监文化，并由一群出类拔萃的太监领队。　　如今有不少中国人常自豪地将郑和与哥伦布、麦哲伦相提并论。如果把这种充满激情的远洋比作做爱的话，文艺复兴风帆下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坚强的斗志，而郑和的梦幻舰队则虚怀若谷身无长物，如同干部拿公款出国“考察”似的，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再豪华的床也无法弥补阳痿的遗憾。　　所以，“相同”的历史行为竟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结果，对此往往有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仔细考量下郑和“太监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后非雄性的太监文化，这种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9　　国就是国，家就是家，中国文化却将“国”雌性化为“国家”，对家长的“孝”上升为对国君的“忠”；对民族和国家的理性认同，被雌性化为感性的“爱”（国）；“杀子文化”下，被强迫的对领袖的“尊重”，被雌性化为带有性爱成分的、肉麻的“热爱”、“爱戴”、“亲爱”。　　雄性冷酷的统治者总被太监文化包装成雌性化的、母仪天下、爱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儿孙满堂”的“普通老百姓”绕其膝下，又和又谐“其乐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无知”，老祖母就天天讲“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诉你不要随地大小便，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要文明孝顺听话，要热爱“母亲”。国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导你多做贡献、多献爱心云云。　　国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监文化阉割于无形，国家的统治者被神化为道德优势的权威和完美绝伦的上帝——“天”，国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统治者的企图被神化为上帝的福音。国家的公民意识蜕变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结，“爱（心）”和“（爱的）奉献”成为民众面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唯一关系。　　“爱”再细化，就是所谓“忠”、“孝”——大孝为忠、小忠为孝。杀子文化的国家被神化为民众的“父亲”、“母亲”，“爱民如子”的国家公务员被神化为“父母官”。　　神化使国家成为形式虚无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为不可侵犯的庙堂，神化使公务员成为不容亵渎的神圣，神化使神秘成为必须。政治因此完全背离法理的公开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监督批评的服务机构，变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这种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监文化沆瀣一气，互为表里，发展壮大到现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为壮观的犬儒文化、泼妇文化、老大妈文化、谣言文化、鸵鸟文化、势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虽然骡子和弓箭曾经被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不约而同地独自发明出来，但太监却是古代中国独创的第五大发明。西方几乎没有出现过太监这种人类怪胎。　　人类在驯化动物时，有意的将一些动物阉割，使其容易驯服，以实现人类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将猪阉割后，猪更加温顺，除过吃就是睡，为人类多快好省地生产食物——猪肉。　　人类对自己同类“私处”的阉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这种被阉的“人”丧失生命根本意义的认知，造成阉人的人生价值追求疾速退化丧失，只勉强留下吃（饭）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为了活，活是为了吃。这或许是中国口腔文化发达的隐秘根源。　　阉人因为失去生命的延续想象与超越可能，从而对未来丧失感知能力。未来愿景的缺失使诚实、信用和责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基本价值，导致自私、撒谎、欺骗、无理、不负责任等人类隐性缺陷突变成显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视无睹的社会普遍现象。　　太监文化的愿景缺失与西方宗教文化（现时有上帝，未来有天堂/地狱）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阉人置身于身体健全的人群之中时，因为缺乏“生存”之外的价值观认同，恐惧感和危机感立即凸显，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闭、悲情、绝望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因为这个缘故，阉人们选择了不会互相嫌弃的封闭的群居生活。因为他们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烦”与“隐私”。在集体面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体的怀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温暖。　　阉人个体的怯懦在群体的数量支撑下，“攒鸡毛凑掸（胆）子”，有时候会如火山迸发，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亢奋、自大与狂妄，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观场面——即所谓“民愤”、“众怒”、“中国人民的感情”等。　　这种“义和团现象”连同相反的“树倒猢狲散”，是太监文化独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许在于生命的虚无感所引起的“大无畏精神”爆发——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迷惑——忽视使人误以为懦弱，迷惑使人误以为勇敢。　　中国人那么讲“天道”和“人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却竟然制造出阉人这么“逆天道”、“反人伦”的“不祥之物”。这一直是我心中的困惑。“寡人之疾不可问”，可见在神秘主义的中国文化背后，还有着无数永远无法破解与道破的秘密和天机。　　对统治者而言，这样的阉人群体也是最驯服，也最安全的人类种群——假如还算“人”的话——只要给他一碗饭吃就行；即使砸了他的饭碗，只要不革他的命，他还是驯服的；甚至革了他的命，他也是驯服的。　　但必须注明的是，这种最佳驯服的必需前提，是“人”的概念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的“人”最容易满足、也最容易“幸福”——如果他不觉得自己不完整、不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整的话。　　多少次调查表明，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幸福感比例最高的地区。特别是50年前，那时中国人都捧着毛赏下来的饭碗，以为自己在天堂，外国人都在地狱。即使随后饿殍盈野革命盈城，对毛而言，也从来没有任何统治之虞。可见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太监文化的历史巅峰状态。　　这种“阿Q”式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太监文化的本质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吃文化发达、追求现时利益、对社会、子孙和未来的缺乏担当和责任感、个体文化凋零而集体文化坐大、对外界和强者充满警惕与恐惧、对自身问题病态敏感而难以正视、抵制压制任何变化与差异、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缺失、缺乏和害怕独立意识、喜欢依附与被依附……等等。　　西方文化发源于游牧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雄性文化。中世纪欧洲农耕文化兴起，黑暗教廷统治的雌性文化一度大成气候。但雄性的传统骑士精神为文艺复兴埋下伏笔。文艺复兴又使西方重新找到海洋文化、工业文化的雄性皈依。　　这种雄性文化社会讲究理性、规则、权利、独立、冒险、创新、自信、尊严、诚信、崇拜强者。这种雄性文化孕育下的政治文化也充满雄性特征：主动、竞争、负责任、富于进攻性。比如，60岁的布什要骑车健身打猎，50岁的普京要炫耀跆拳道功夫开飞机。　　在民主化的台湾，陈水扁竞选时反复强调他与下肢瘫痪的妻子性生活很“和谐”，马英九更是动不动就秀下自己的胸大肌……这些性能力暗示看起来一点也不懂得和“老百姓”“心连着心”，但至少令人欣慰地说明，在太监这个强势物种灭绝100年之后，健康的雄性文化在匿迹了2000多年后，已经开始在华人世界有所恢复了。　　10　　在太监文化的大背景下，许多不同视角和流派的中国文化批判都变得脉络清晰、殊途同归，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切入角度，最终的指向都只能是太监文化这个丑恶渊籔。　　鲁迅提出吃人文化和奴性文化，前者来源于太监文化天然缺陷引起的被害妄想症，后者正是太监文化的基本特征。“救救孩子”喊出了鲁迅对未来的深度忧虑和对阉割的危险警告。　　《阿Q正传》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太监文化的典型范本，来进行全面解读。　　阿Q没有姓（性别），也就没有根。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意识，对过去的认识是自己过去也阔过，对当下就是混饭糊口，没有爱情，对性没有控制能力，对假洋鬼子又恨又怕，当然最怕赵太爷，欺负尼姑——“和尚摸得我也摸得”，嫉妒王胡——只因王胡身上的虱子比他多。　　阿Q凑热闹去“革命”，在人堆里会突然豪迈得不可一世，临死也没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死是怎么回事——阿Q唯一死不瞑目的遗憾，就是没把那个圆画好。　　当年《阿Q正传》甫一出世，就招来全中国人的唾沫——中国人坚信“唾沫能淹死人”。可以想象，刚被革掉辫子命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众怒”地“一致通过”：反动的《阿Q正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侵犯了所有华夏子孙的名誉权、隐私权，甚至肖像权——“Q”是光荣地拥有“美丽麻花辫”的大清臣民的伟大形象，如今却变成不忠不孝的“O”。　　在太监文化日臻化境的满清皇朝，辫子这个“伪具”成为太监文化的典型物化象征，辫子成为失去根的草民的命根子寄托与想象。这可不仅仅是一根辫子，它是联结着祖宗、皇恩、集体的脐带，头可断，命可断，辫子决不可断。辫子文化的“伪根”象征使太监文化更加具体化，因此，“被抓住把柄”变成“被抓住辫子”，蹬腿失尿变成“翘辫子”。　　毛评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时就说，满头头发不好抓，辫成辫子就好抓了。诚然，农民成为“社员”这根辫子，非农民成为“单位”这根辫子，之后果然温顺多了好抓多了，一抓一个准儿，被抓秃了抓断了也没人敢吭气喊疼，甚至现在还有无数留过辫子的人，在伤感地怀念那根辫子——“你那美丽的麻花辫，带走我深深的思念……”　　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使太监文化容器化，自我缺陷导致“自我”危机，“自我”危机导致对他人的铲平欲望。中国人讲“修齐平”，这三个字准确地呈现了太监文化的铲平主义精髓。“修（理）（家）、（剪）齐（身）、（铲）平（天下）”充满令太监兴奋的动作感；“酱”则有点中国传统口腔文化色彩，这是太监文化中唯一发达且成熟过度的部分。　　河殇思想指出了太监文化的灾难性，但将矛头指向客观的自然环境，以及环境造就的思想局限/缺陷。　　吴思指出了太监文化的运作规律。“血酬”是雄性文化被太监文化镇压下的流氓变异；“潜规则”就是“代规则”，太监文化中“显规则”先天缺失，只能以“潜规则”代用。“潜规则”如同性用品店的塑料阳具，是阉人的防身之物，轻易是不会示人的。　　黄仁宇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运作手段，在皇帝、大臣和太监“三角恋”中，太监文化是仅有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作为太监文化的衍生物，古代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政治体制的天然缺陷与不成熟，因此而不言自明。　　正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使我受到启发，发现了太监文化。　　之所以叫“深层文化”，是相对于彰显的儒道法构成的中国名义文化而言。按照中国“仁”文化，以儒道法文化为表，以太监文化为里。深层文化也就是“潜文化”。“妻不如妾”，正像“潜规则”实际是核心规则一样，深层文化实则是核心文化。　　从太监文化出发，丧失攻击性的和合文化、“脑文化”和“灵魂”的缺失、杀子文化等便很容易获得解释。性启蒙缺失当然导致儿童化。小丑的特点是丑化自我、炫耀自己的弱点或缺陷（比如侏儒），太监文化必然导致小丑文化与追腥逐臭的犬儒文化一起泛滥。　　幽默是智慧过剩的泄露。小丑文化与智慧无关，因而绝不是幽默。幽默不是搞笑，幽默精神具有批判性。太监文化最缺失的就是批判性，所以太监文化不可能孕育出幽默，但常以小丑文化代替幽默。　　小丑文化在当下的相声和小品文化中有大量体现，难得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肉麻当幽默。擅长“忽悠”农民、智障、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赵本山，在美国演出时就遭遇文化杯葛。大概因为那里的人有健康的幽默精神。　　以弗洛伊德的性分析理论来解构太监文化，如同庖丁解牛，可谓切中肯綮。太监文化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发育障碍和性无能，使其仅停留在口腔阶段。肛门阶段——人格独立部分，在太监文化中这是残疾扭曲的。生殖器阶段和阴茎阶段在太监文化中找不到一点根据，只能空缺。　　《狼图腾》充满强烈的性暗示痕迹，但又无法确定中国文化的性别属性。它否认中国文化的雌性特征，同时又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弱势地位形成的精神历史原因。　　对于偌大中国被少数民族频频征服，它只好自我宽慰地说，每次被征服都得到了优秀的狼血统。这有点类似电影《苹果》中，“苹果”被强奸，就自我安慰“白得了”8万块钱。　　性别的不确定性，导致小说将文化属性指向非人的动物——狼，试图以“狼图腾”化解雄性缺失的尴尬。　　如果“狼图腾”是那些草原蛮夷部落的雄性标志，那么“龙图腾”的中国文化是什么？　　龙是中国人将动物集成（集美）所创造的怪胎，从来不存在性别之分，没有公龙抑或母龙。龙大概也不会是雌雄同体。龙有时候配凤，但同是集成创造的凤凰却有雌雄，凤为雄凰为雌。与龙接近的麒麟俗称“四不像”。可以说龙的种族归属和龙的性别属性都存在问题和危机。　　中国阴阳文化如此发达，对性别极为敏感，“男女授受不亲”。奇怪的是，对民族的崇拜物——龙，却一直讳莫如深。只有太监文化可以化解这个困惑，龙的尴尬暗示着太监的性别困境，只因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就是太监文化。　　中国文化的懦弱，来源于太监文化逆来顺受、丧失攻击性的精神本质，与经济形式（农耕）、军事（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关系。太监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走向。
　　11　　朱大可的流氓论认为，流氓文化在中国极为发达。　　所谓流氓，就是丧失了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人”的根，是生活的皈依与出处。太监文化本身就存在精神家园危机。或者可以这样说，流氓文化是太监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　　小说作家王朔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划时代的颠覆意义。　　脱胎于“大院文化”的他身处中国太监文化的繁盛之地、首善之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像电影《看上去很美》中一样，突然脱掉自己的底裤，将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很可笑的私处给亮了出来，一下子引得全中国人跑来看热闹。　　或者说，王朔有点像《皇帝新装》中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也学着皇帝的豪迈样子，光起屁股，要求一本正经的人们也欣赏欣赏他的“新装”。皇帝的“新装”自是没人敢笑，看见王朔的“新装”，让正经的、不正经和假正经的人忍俊不禁，连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这种中国式的荒诞感实际是构不成揭露的揭露，是构不成批判的批判。　　这场王朔制造的尴尬使正经人可怒而不可言，也使原来想装正经的人成为不正经，最后得罪了一大片假正经。从此以后，假正经在中国越来越难假正经。　　现在假正经已经比王朔当年时少多了。不正经越来越多，剩下的那些正经倒是越来越像假正经。　　王小波绝对是个知识分子，但他从来都不是个批判者，而是充满理性与温情的建设者。这可能跟他的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出身有关——温良恭俭让。　　他奋然脱掉自己的底裤，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机智的、充满自然活力的健康生命。尽管这个生命曾经饱受摧残、伤痕累累，但依然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王小波在太监文化的中国绝对是个异数，如同他笔下那只从阉猪刀下“像鱼雷一般”撞到人群逃脱的“特立独行的猪”，他远远站在山坡上，笑嘻嘻地瞅着你——“嗨，哥们，你也行的！”　　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常识”，而这个“常识”如同“公民权利”一样，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教科书（老师）没有、父母没有、电视没有、小说没有。　　王小波说，首先要明确反对自我阉割，其次要坚决抵制被别人阉割。这两项的前提是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使自己拥有自我的完全的话语权，和完整的把握能力——这就是“自由”。　　在探索人生的真趣时，要随时识别并警惕身边危险的“善意”——永远不要相信“这是为你好”的鬼话。如果不幸遭遇到社会对自我的伤害，一定要自我疗伤、自我恢复；对自我永远要保持至少及格的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　　他认为，独立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要坚决反对任何意义上精神依附。　　王小波用智慧代替了愤怒，这在愤怒有余而智慧不足的中国显得罕有的高贵。生活在太监文化一支独大的中国，王小波阳光雄性的文字背后，他内心深处始终是温柔的孤独的悲悯不忍的，对未来感到无能为力的黯淡无奈与失望，这是看破中国文化红尘后必然的痛苦，所以他坚决不要孩子，并早早就离开了。这或许是他的幸与不幸。　　余杰的学究气很重。他对所有的专制文化都持质疑态度，赞赏烈士的殉道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压迫和迫害，更反对人格的自我损毁，这些可能跟他的新教信仰背景有一点点关系。　　遗憾的是，他的愤懑总大于悲悯，姿态总大于思想，知识总变成理论，傲慢总接近偏见。　　可贵的是，他的愤世嫉俗使人看不到太监文化的一点踪迹和影响，而这可能与他的少年得志有关。　　如同余杰专跟希特勒、斯大林和毛过不去，李敖跟老蒋把“杠”抬了一辈子。　　蒋（二蒋）活着时，蒋在空间上占上风，李敖只好在监狱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好在毕竟和蒋不是一代人，李敖最后在时间上获得胜利。　　李敖好色如好书，好书如好色，这既令人佩服，也令人羡慕。因此他的脸上，总要比中国传统的冬烘先生多一层绯红。　　与他的精神导师胡适博士相比，他如同一个手舞红布的斗牛士，让人分不清是牛斗他，还是他“逗”牛。他既有几分小丑的可爱，还有几分战士的勇敢，但看不出多少知识分子的担当。所以他活得超级潇洒。（倒是他的女公子李文更具知识分子精神，在北京活得超累。）　　李敖像是太监文化的恶作剧者和捣乱分子，一会揪一下这个人的底裤，一会扯一下那个人的裤腿，反正他压根就没穿底裤。在太监文化看来，精神病院比监狱更适合他。东汉末期有个祢衡，连奸雄曹操都拿他没辙，就送到二杆子黄祖那里，祢衡的批判遂到此为止。所以，李敖的幸运在于没有生活在大陆。　　周星驰电影随着录像机进入中国，顿时洛阳纸贵。他的无厘头文化实则是太监文化进行解构的通俗戏说模式——他将爱情电影解构成可笑的爱无能，将神圣皇权解构成滑稽的沐猴而冠，将卑贱草民解构成剪刀不离手的“挑客”（阉猪从业者），常常“误伤”伟大的皇帝。当然，他貌似的机智中不乏温情与悲情，准确地契合了中国人才有的那个阻尼系数。　　周星驰的“太监”形象如此栩栩如生，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它就在那里，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不敢说不敢看也不愿看，这种千年郁结被周星驰给成功地引流出来，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相比王朔文化的冯小刚电影，周星驰更像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不缺乏智慧的才情。这种幽默只有深受太监文化浸染的中国人才可以全面体味。　　如果鲁迅的批判是前现代武士的“太把你当回事”，那么周星驰的批判就是后现代嬉皮士的“不拿你当回事”。鲁迅在阻止阉割，周星驰创造了再生能力——让你累吐血也永远割不完。鲁迅将自己变成唐吉柯德，周星驰让自己成为更大的风车。鲁迅要讨回自己的根，周星驰要保住自己的根。鲁迅给人以绝望，周星驰给人以希望。所以，中国新一代的孩子们都远鲁迅而近周星驰也。　　周星驰用喜剧成功地消解了太监文化，也对孩子们所受的太监教育予以解毒（解读），使他们的未来比我们的现在更有活力和前途。　　金庸在《明报》时期，一支笔臧否中国时政，据说非常轰动十分了得，以致招来香港红卫兵的文攻武卫，竟需要皇家警察解围救驾。　　那个时期金庸业余写了《笑傲江湖》，揭秘东方不败的辟邪剑谱不过就是自我阉割，岳不群、东方不败先自我阉割，而后取得对他人的阉割权。最后太监文化一统江湖、天下无敌。可惜面对这个江湖，让人既“笑”不出来，也“傲”不起来。　　金庸后期作品《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是太监文化下的一个完美人物——甚至他本身就是“太监”。韦小宝对太监文化无师自通，修炼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太监文化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什么武林高手都甘拜其下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史文化认为，鹿和鼎都是皇权（社稷）的象征，如“逐鹿”、“问鼎”；以鼎烹鹿，也体现出皇权的口腔化特征。　　金庸以江湖状社会，以文学写文化。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同时保持了比较精准的批判精神。　　晚年金庸名利双至，坐享其成，无甚可卖只有卖老，思想发生质的变化。80多岁的金庸跑到英国，去考“克莱登大学”的博士证。大概其功力已经达到任我行的境界，一般人就不知其深浅了。　　吊诡的是，金庸对当年的《明报》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如同自宫了一般，这让人只好重新回到太监文化的老路上来。　　“百家”二字来自于2000多年前中国文化筚路蓝缕的黄金草莽时期——“诸子百家”。应令当年那些“诸子”们汗颜的是，“百家讲坛”的群体阵容，不过是个当代太监文化的草台唱诗班，拾“诸子”之隔夜牙慧，竟敢登“百家”大雅之堂。可见此“百家”绝非彼“百家”也。　　此“百家”即使偶尔有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也不过属于伪批判，因为他们的脚仍然站在太监文化的坟头上，所以不可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他们大多时候对着坟头高声礼赞：巍巍乎高哉，不舍昼夜……　　偶尔他们也会忧国忧民地叮嘱：这坟头上的草太多了，应当剪剪；还有几个鼠洞，要赶紧堵堵……
　　12　　批判和暴力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阳刚的雄性文化；赞扬奉承和温顺一样，则是一种典型的阴柔的雌性文化。“知耻近乎勇”，一种文化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看看它是喜欢批判还是喜欢奉承就知道了。不敢面对批判是文化的阳痿，是雄性文化失落的表现。拒绝批判是文化的自宫。丧失批判精神就是文化的太监。　　2000多年前，雄性文化云蒸霞蔚，子产不毁乡校；2000多年来，太监文化鸠占鹊巢，文化成“灾”，文字成“狱”，“知识越多要越反动”。批判文化与我们暌违了2000多年，使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成为批判文化的集体“性无能”。　　一种雌性化的文化在这个雄性文化泛滥的世界，是难以保持贞操与尊严的。与其让他人置喙批判，还不如展开自我批判，使自己回归和保持雄性文化。　　从《刺杀肯尼迪》《华氏911》（美国）、《帝国末日》（德国）和《日本沉没》（日本）等文化解构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勇于直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一种何等的自信，其中张扬着令人振奋的豪迈的雄性文化。　　但愿有一天，我们也能慢慢消除掉身上乖戾怯弱的太监文化，使中国文化变得自信起来，刚强起来，雄性起来。从自己的阴暗无常逼仄，步入到世界的阳光活力宽广中去。　　当我们为中国文化骄傲自豪时，请不要忘记，中国文化的几乎所有思想精髓，都诞生在阉人还没有“成精”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2000多年，正是伟大皇帝用来统一思想和稳定统治的太监文化，阉割了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　　毕竟，就像100年前剪去满清的“猪尾巴”一样，不管有多少多少失去意识的人，是多么多么如丧考妣地不愿意，但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两千年以来，太监这种一直炙手可热权势熏天的丑恶物种，和它邪恶的万岁主子一起，如今已经真的真的已经在中国绝种了。　　即使太监文化还盘旋在人们的心中和头顶，阴魂不散，挥之不去，但它只会日渐减弱，而不是日趋增强，这是任何丑陋无耻的前朝精神遗老们，和邪恶无能的精神太监们都挽留不住、阻挡不住的。　　中国的万岁如邪恶的小丑一般，终其一生，不过捱到“万岁”的千分之几；万岁和他的太监同志们，集体合作精心炮制的太监文化的寿命，却达到“万岁”的百分之二十多。可见邪恶的太监文化的生命力，要比任何病毒和细菌都顽强坚韧。　　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对身体阉割与对精神的阉割都来源于太监文化，前者是生理上的太监，后者是精神上的太监。太监群体的壮大又反哺与繁荣了太监文化。使被阉割变成自我阉割，最后变成集体无意识的自觉阉割大行动，这正是太监文化真正的邪恶与恐怖之处。　　“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2000多年的失忆与废弃，2000多年的桎梏与习惯，如今重拾雄性文化，去除太监文化，脚下的路途真的还很细小，也真的很漫长。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找回自己生命与灵魂的根，带着自我和自我的思想上路。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领导”。走的人多了，路就会变得宽阔；走的时间久了，风景总有一天会出现在眼前。　　说明：　　写完此长文，我深深了解，作为一个普通的地产经理人，仅靠业余的文化好奇心驱使，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累积与训练，也缺乏文化同道的切磋与交流，此命题实际已经远远超出本人所能分析把握廓清的能力范畴。　　因力所不逮，我对文中许多貌似逻辑的推论充满不自信，其中定有牵强幼稚、甚至无知谬误之处。遗憾的是，这种缺陷来源于天然的专业性缺失。除非继续学习思考和积累，否则我无力改善这种遗憾。　　我也希望诸君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能给予文章和命题诚意地批判与延展。　　本人博客http://d3773.blog.sohu.com/
　　@野渡自渡人
09:48:55　　爱美人的男人不是白面书生便是流氓恶棍，前者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后者如《水浒传》中的西门庆。　　张生第一眼看到崔莺莺后身体就软了大半边，之后更是茶饭不思，直到爬上了崔莺莺的闺床之后才算缓过神来。西门庆在街上见到潘金莲后便起了邪念，于是想千方设百计，直到将潘金莲搞到手才罢休。　　相比于这些人，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基本都没什么绯闻，差不多各个都是性冷淡。　　当然，这话......　　-----------------------------　　占山的好汉他们还是有*需求的，他们抢美女做压寨夫人，而不是做夫妻，说白了就是性奴
　　楼主高见
　　@菅来有
16:56:16　　楼主高见　　-----------------------------　　鲁迅有篇文章提到∶ 　　「一见到短袖子，就想到白胳膊，就想到全裸体 　　……中国人的思想惟有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天安门Y
10:33:44　　男人以武力征服世界，女人以温柔征服男人！　　-----------------------------　　美女攻势，攻无不克　　
　　@野渡自渡人
09:48:55　　爱美人的男人不是白面书生便是流氓恶棍，前者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后者如《水浒传》中的西门庆。　　张生第一眼看到崔莺莺后身体就软了大半边，之后更是茶饭不思，直到爬上了崔莺莺的闺床之后才算缓过神来。西门庆在街上见到潘金莲后便起了邪念，于是想千方设百计，直到将潘金莲搞到手才罢休。　　相比于这些人，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基本都没什么绯闻，差不多各个都是性冷淡。　　当然，这话......　　-----------------------------　　@wet-16 16:29:30　　占山的好汉他们还是有*需求的，他们抢美女做压寨夫人，而不是做夫妻，说白了就是性奴　　-----------------------------　　纪念严顺开，一个伟大的经典形象。　　
　　性冷淡？个人情感消磨殆尽而已，思想境界的提高，个人情感就会愈发被抑制。
　　高举伟大旗帜 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大献词　　新华网 日09:05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 新华社社评：高举伟大旗帜 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大献词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性盛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向世界明确宣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亿多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进。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新。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受：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5年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以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推动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回首５年历程，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指引，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继续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我们更加坚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命运。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有一个醒目的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号”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劈波斩浪，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感，也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紧迫感。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辉煌灿烂，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风雨沧桑，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求索奋斗，从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的艰苦创业，从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惊世巨变，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国发展的短板和不足依然突出，各种风险和挑战复杂严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新期盼，治国理政实践不断提出新课题。与时俱进，攻坚克难，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扛在肩上的历史使命。　　10月15日，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党的十九大代表乘飞机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这是第一个抵京的京外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丁海涛摄　　迈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立足我国实际、顺应人民期待的大政方针引领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心聚魂，以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汇聚力量，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让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打赢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实践中；让我们的梦想，尽情绽放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时代征程上。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领航者。打铁还需自身硬。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党就会凝聚起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惩腐肃贪、激浊扬清，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就会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跨越前行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奋力开辟新天地、迈向新征程、创造新奇迹。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96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用鲜血与汗水写就的奋斗史册上，回响着对“可爱的中国”的深情呼唤，激荡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雄心壮志，书写着“走自己的道路”的豪迈宣言。风雨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中国梦。从历史走向未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有无比坚定的信心，有无比磅礴的力量，有无比光明的前途。　　我们坚信，在2200多名代表共同努力下，党的十九大一定能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红颜祸水啊
　　怕惹祸所以冷淡
　　据说缝了很多针，还冷淡？！
　　楼楼，你知道太上感应经吗？我们要决情决爱决狠，断决一切情感
　　道家文化呢，虽然张扬超脱出世，世外桃源，但其骨子里还是官场不得志后消极心态之裸露，要不怎会有所谓“终南捷径”之说呢？其所谓“大隐隐于市”，就是道家文化充满太监文化的佐证。　　――你看的是哪里的道家？哪个道家？
　　顶了慢慢看
　　第六期：对话刘胜军　　日0人参与 0条评论 分享到：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凤凰网财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系列成就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为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建言献策。　　第六期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主要谈经济增长模式、去产能、房地产长效机制等问题。　　经济困难根源有两个　　凤凰网财经：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猛增、房价高涨、实体企业很难还有可能的金融风险，这些困难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哪里？　　刘胜军：我想主要困难或者问题根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增长的模式。增长无非是两种，一种靠投入，靠银行信贷资本的推动，这是我们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做法。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因为稳增长的压力，我们对信贷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债务过剩等等都浮出了水面。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市场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它合理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比如有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很多该淘汰的企业淘汰不了，就成了僵尸企业；第二个问题，资源的分配不是按照效率的高低来分配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数据就是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显著低于民企，但是国有企业占用的金融资源显著地高于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效率越低的企业获得金融支持越多。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原理相背离的，这就意味着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