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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艾山张姓宗祠落成大典江苏首发城市文明交通指数，邳州位居全省11如南瓜般朴实，邳州两位乡村教师的发言感动邳州汇川地产违法建设行为行政处罚前公示好消息！邳州这条富民路将继续一路北上，直弘扬王杰精神 邳州清明祭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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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日下:教师补课都不免费年代龙泉.利剑免费宣传邳州被诋毁！
【中华英雄城“中华兵城”邳州: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即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是具有苏北老山东地区邳州血统的勇士部队】
& &&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九旅）建军地邳州是震撼世界的大决战抗日战争1938年徐州会战主战场与解放战争1948年淮海战役首捷地和全党全军全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战斗精神发源地！致敬华东地区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重要的创建人、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山东省济南特别市首任市长、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主任、山东省第一副主席、山东省代主席、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无冕元帅”邳州人郭子化！致敬“万岁军”三十八军军长邳州人李光军将军和李少军将军！邳州北接齐鲁、南连江淮、西进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近代革命战争年代一会划归山东一会划归安徽一会划归江苏别说“历史白痴”搞不明白邳州就是专业历史研究员不查阅资料也搞不明白邳州革命史和邳州军事史。邳州地理上位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结合部！南方人眼里邳州人是北方人，北方人眼里邳州人是南方人，其实邳州人是最正宗中原地区“华夏人”属中原官话区徐州方言片。——邳州仁人龙泉利剑笔名东海热心说明
★中华英雄城“中华兵城”邳州这一带是项羽和刘邦老家即中华民族的楚汉文化发祥地: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即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是具有苏北老山东地区邳州血统的勇士部队！东北野战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肖劲光、黄克诚、黄永胜、邓华、谭政、李天佑、吕正操、陈伯钧、洪学智等一批 “猛将”、“怪才”。 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四野”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该纵队的前身，是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和山东军区（邳县即邳州属苏北老山东地区）部分部队。1945年9月至12月，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和山东军区调往东北地区的一部分部队，分别进至黑龙江哈尔滨以东、以南和肇东、肇州、肇源地区，与当地抗日联军、县大队合编成武装团队，分别在北满军区和西满军区领导下，参加当年冬至1946年10月的剿匪作战，建设根据地，并得到发展壮大。11月，以这些部队为基础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1947年4月组建独立第四师，5月组建独立第五师。独立第二师、第四师组建后，参加东北夏季攻势和磐石乌拉街等战斗。9月至1948年3月，三个独立师在东北秋季、冬季攻势中，先后参加陶家屯、新立屯、四平和法库等战斗。1948年3月，上述三个独立师奉命合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芳。原独立第二、第四、第五师依次改称为第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谭友林，副师长兼参谋长王亢）、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治委员粟在山，参谋长姚克）、第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治委员王建中，副师长郑贵卿）。组建后的第十二纵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钟伟是由二纵五师师长调升十二纵司令员的。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员，钟伟是全东北野战军部队中唯一的一个。据说在此之前，“东总”曾想调钟伟到某纵队当副司令员，遭到拒绝。他说：要是看得起我，就让我当司令员。我是宁当鸡头，不做牛尾。钟伟要的是实权，不是虚名。没有实权，怎么有机会带出一支部队？！日，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对长春实行长期围困的作战方案后，原准备攻打长春的第一、第六纵队后撤整训，围城指挥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执行围城任务。从6月25日开始，我人民军对对长春正式实行围困，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我人民军队10万大军在长春外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使得城中的10万余国民党军成为了“瓮中之鳖”。在锦州之战最紧张的阶段，第十二纵队曾奉东野总部命令，三次撤离长春南下，回旋于铁岭、公主岭之间。十二纵虽然是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部队，但在虎将钟伟的带领和训练下，又经过四个多月围困长春作战的锻炼，纵队战斗力已有了大提高，士气极为旺盛，已成为一支能攻能守的部队。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在此前后，正值东北野战军九个主力纵队发起辽西会战之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估计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和沈阳之敌，很可能会走营口由海路逃跑。为此，于10月18日、19日、20日先后三次急电东北野战军总部，令其立即调遣足够兵力，阻止敌人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20日4时，中央军委再次急电东北野战军总部：“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当钟伟接到军委命令时，十二纵正位于公主岭。但当时四平至清原的铁路已完全被我破坏，无法通车。钟伟只得率领部队开动两条腿，昼夜兼程奔往海城。经三天三夜和一个上午，行程650里，于29日下午两点抵达开原。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突然又接到野司电令：“十二纵队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于是，钟伟留下第三十六师围攻铁岭，纵司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个师及王振祥独立师，分两路向巨流河奔进。此时，铁岭守敌一一六师已是惊弓之鸟，一发现我军兵临城下，立刻弃城而逃。三十六师则紧追不舍。是夜，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溃不成军，只顾夺路而逃，没想到竟窜至行进中的十二纵队的两路队伍之间。钟伟历来善于捕捉战机，打主动仗，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更不会放过。于是两路纵队与三十六师前后夹击，四面堵截。三下五除二，将敌第一一六师全歼，俘敌7000余人。抵达巨流河后，钟伟又从捕获的沈阳逃敌口中得知，沈阳守敌虽然还未大规模外逃，但已处于极度恐慌之中，随时有逃往营口的可能。因此他的部队不仅要堵截廖兵团逃往沈阳，而且还必须作好堵截沈阳之敌逃向营口的准备。可手头兵力有限，任务相当艰巨。执行军委指示和东总命令刻不容缓，但以四个师的兵力，要想抵挡住这两支各10万余人的逃敌大军，又谈何容易！30日清晨，钟伟来到了巨流河东的辽河勘察地形。他发现辽河宽达百余米，水深二三米，敌人根本无法徒涉，只可能从一条铁路桥过河。于是当机立断，决定留下独立师据守辽河，必要时可将桥炸掉，以堵住廖兵团退回沈阳。自己则亲自率领十二纵踏冰徒涉浑河，直插沈阳以南的苏家屯。当日下午4时，十二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守敌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共歼敌5000余人。这时钟伟得到报告，几个独立师已分别逼近了营口和占领了鞍山、海城，这样就解除了十二纵的后顾之忧。同时，他根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感到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沈阳之敌突围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此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不能坐等上级的指示，而必须当机立断，主动出击。他决定在沈阳之敌还未采取突围行动之前，就主动向沈阳之敌发起进攻。尽管靠一个纵队不可能攻下沈阳，但却可以抓住、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东野主力部队赶到。随后，钟伟一方面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向野司报告，一面率十二纵由南向北对沈阳发起猛攻。激战至11月1日凌晨5时，十二纵第三十五师拿下敌前沿阵地小郭庄；第三十六师扫除浑河铁桥北端全部守敌据点，乘胜冲过大桥直逼沈阳敌军防御中心铁西区。铁西区是沈阳市的重工业区、高楼林立，街垒重重，并由其最精锐的完全美械装备的第二○七师据守。但十二纵指战员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逐屋逐街地与敌展开激烈地争夺。从11月1日上午9时战至下午4时，经过七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十二纵部队终于占领了整个铁西区，全歼二○七师（欠装甲团）。共计俘敌师长以下官兵1.3万余人。十二纵占领铁西区后，一面用炮火猛轰敌东北“剿总”司令部，一面向敌发出最后通碟，令其无条件投降。此时，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早已于10月29日乘飞机逃离沈阳。留守的“剿总”副总司令周福成，却还想讨价还价，要求将其行动视作起义，而不算投降。我方代表当即驳回，命令他们立刻无条件投降。周福成凭借着一个装甲团把守其司令部，还妄图苟延残喘。但当天夜晚，刚刚围歼完廖耀湘兵团的一纵、二纵部队也已赶来，并且从沈阳西北角突破城垣。留在城中的敌军早已兵无斗志，巴不得早点投降。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我军的要求。顿时，沈阳全城纷纷竖起白旗，敌人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沈阳的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钟伟的当机立断，终于使新组建的第十二纵队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仗上，作出了上乘的表现。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副军长，陈志芳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改称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师改称为第一四六师，王奎先任师长，栗在山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六师改称第一四七师，沈启贤任师长，王建中任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六二师，王兆相任师长，陈德任政治委员。全军5万余人。1948年12月，第四十九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第一四五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克天津，军主力解放塘沽，尔后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帅担负天津守备任务。1949年3月，四十九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4月，向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进军。7月，在宜沙战役中攻克沙市和江陵，并乘胜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8月，第一六二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9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11月由湖南邵阳地区进军广西，担负接收城市和维护交通安全任务。1950年1月，四十九军所属的三个师归广西军区领导，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日，以第一五四师师直为基础又扩建为第四十九军军部，原辖之三个师归建，归广西军区领导。日，第四十九军番号又撤销，军部改编为空军第三军军部，该军第一四五师编入第二十一兵团，第一四六师调归广西军区，第一四七师改编为公安第十二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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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日下:教师补课都不免费年代龙泉.利剑免费宣传邳州被诋毁！
【亮剑精神:胆敢以徐向前元帅和朱瑞将军祖籍地徐州邳州为敌的请想一想第12集团军好惹吗？！第12集团军不允许烈强侵犯徐向前元帅祖籍地徐国圣都诸夏故都华夏圣城中华祖根邳州梁王城遗址和禹王山！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后改编新四军第九旅，现为武警机动师63师）建军地邳州是华东地区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共徐州特委党组织领导人之一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改编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创建者、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制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济南特别市首任市长、山东省第一副主席、山东省代主席、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故里。】邳州国防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集团军卫护中华民族龙兴之地汉文化故里徐州！
&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集团军于1985年成立，由陆军第12军编成，隶属中国陆军东部战区，驻地中原军事重镇江苏徐州。
& && &第12集团军的前身是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12军的前身主要是属于徐向前元帅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下属的红军第74师一部。而36师一部甚至来自朱德的警备团。35师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活跃在太行山的八路军129师太岳纵队。12军是刘伯承元帅非常信任的一只主力部队。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表现十分抢眼。特别是12军下属的36师在1948年7月一举攻克襄阳古城，生擒特务头子康泽，被授予“襄阳特功团”光荣称号。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战役”中和15军一起坚守阵地，打退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从此闻名世界。第12军名将辈出，12军首任军长王近山（一代战将绰号“王疯子”打仗不怕死系抗战电视剧《亮剑》李云龙原型）、杜义德、韦杰、尤太忠、李德生、李震、曾绍山、肖永银、赵兰田、马宁将军都出自该军。日，孟中康少将出任第12集团军首长。
& && &中国陆军东部战区第12集团军发展历程
& && &第12集团军的前身为解放战争时期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它从20世纪1932年11月在鄂豫皖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74师一部和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一部队、第129师386旅771团一部队以及河北抗日义勇军冀察游击队一部发展而来。日，晋冀鲁豫军区将太行军区部队组成的韦（杰）张（国传）支队、石（志本）何（柱成）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和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直属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王宏坤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委。下辖第16、第17和第18旅。1946年10月的巨野战役徐庄战斗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18旅52团1连机枪班班长王克勤带领全班同志打退敌人多次反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战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从而在全军开展了“王克勤运动”学习高潮，有力提高了我军战斗力。1947年8月在“挺进中原”强渡汝河之战中，第6纵队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英雄气概，为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1948年7月第6纵队以“刀劈三关”的大胆战法一举攻下襄阳古城，生擒特务头子康泽。战后第17旅49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光荣称号。参加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后，第6纵队于月在安徽蒙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开国中将王近山任12军首任军长兼政委，12军下辖各旅分别改称为第34师、第35师、第36师。之后在第2野战军第3兵团的建制内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进军四川，日协同兄弟部队解放重庆。成都战役中，12军第36师106团先头连指导员王银虎带领10名战士生俘敌军1个团1000余人。1950年12月，12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其时原隶属第11军的第31师（该师101团前身为红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抗日战争中是名震太行的吧八路军129师769团）编入该军，第36师继续留在四川。第五次战役中，第31师91团在被敌军重兵包围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将近100公里的困难情况下，不仅成建制的安全返回，还俘敌240名，创下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在上甘岭战役中，15军的第31师、34师相继投入战斗，取得了战役最后胜利。先后涌现出杨春增（第35师104团副排长）、伍先华（第34师100团2连班长）、胡修道（第31师91团5连战士）等著名战斗英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2军共歼敌约50万人。1954年4月，第12军回国。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集团军。2016年，原南京军区第1、12、31集团军全部转隶中国陆军东部战区。现任主官首长：孟中康少将（2017年1月任职），军长：王春宁少将（2014年任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集团军曾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单位:临汾旅——步兵第179旅；红军团——步兵第36师第106团；朱德警卫团——步兵第36师第108团；百将团——步兵第36师第106团；尊干爱兵模范连——步兵第34旅3营7连；王杰班——装甲兵第2师工兵营1连5班……。
（创新建议人:国民义勇—邳州仁人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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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后改编新四军第九旅，现为武警机动师63师）建军地邳州是华东地区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共徐州特委党组织领导人之一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改编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创建者、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制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济南特别市首任市长、山东省第一副主席、山东省代主席、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故里邳州是徐向前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徐州宿迁县人朱瑞大将军的始祖籍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邳州大墩子遗址、邳州刘林遗址、邳州梁王城遗址佐证徐州是中华仁圣、东夷盟主、徐国国君徐偃王和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祖籍地！】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邳州历史政区宿迁县人）任政治委员指挥山东与冀鲁边区、苏北、皖北等各部！
★八路军第一纵队是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决定组建的革命队伍，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邳州历史政区宿迁县人）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境内与冀鲁边区、苏北、皖北等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
★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成立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增兵山东，占据了山东境内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向乡村渗透。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
由于缺乏骨干力量，加上抗日根据地尚处于初创阶段，山东省境内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加强山东抗战力量，发展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山东。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教导大队及八路军第三四三旅主力于1938年12月相继挺进山东。
随着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其中既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又有一些地方武装，指挥不统一。为统一指挥山东地区与苏北地区、皖北地区等地八路军各部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指示，决定组织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邳州历史政区宿迁县人）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正在河北省冀南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的朱瑞接到命令后，分别带上一个小分队和从八路军总部、抗大第一分校选调的干部，星夜向山东省境内进发。日，徐向前、朱瑞在山东省鲁西北地区馆陶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碰面，日到达在沂蒙山区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随后，徐向前、朱瑞召开了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因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对鲁中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徐向前、朱瑞马上带领部队，全力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反“扫荡”斗争。反“扫荡”一结束，两人立即开始着手统一部队建制，健全纵队领导机构的工作。
日，徐向前、朱瑞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通电就职，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山东根据地正式成立。
★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发展
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到达山东省鲁中地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同月，领导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和伪军2万余人对鲁中地区的大“扫荡”。为开展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与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官于学忠进行了谈判。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的决定，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山东沂（水）蒙（阴）地区成立，徐向前、朱瑞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通电就职。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时，八路军第一纵队所辖各部队，与当地党政机关密切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了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和鲁西北、运东区、运西区、泰（山）西区、胶东北海区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机构，以及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宁阳、平阴、泰安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第一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揭露在山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侵犯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干部的罪行，于1939年8月下旬指挥山东纵队第1支队、第3支队、第4支队，在中共山东省鲁中区根据地的淄河流域以武力自卫反击了国民党顽军的军事挑衅，收复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组织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山东纵队番号仍予保留）。尔后，领导山东纵队各部队，进行第二、第三期整军，提高部队军政素质。1939年夏至1940年春，八路军第一纵队指挥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与山东军民一起挫败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对胶东地区、清河地区、泰西地区和冀鲁边区等地区的“扫荡”，取得梁山伏击战、大郝家伏击战以及苗山、五井、孙祖、白彦、杨家横等战斗和泰山区反“扫荡”、抱犊崮反“扫荡”的胜利。
★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的取消
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离开山东地区返回了陕西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七大的筹备工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名义随即恢复使用并指挥其所属部队。1941年1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撤销。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同时成立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全民抗战”大背景下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供稿:国民义勇—邳州仁人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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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著名红色抗日革命老区邳州: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邳州人李超时将军的老部下张爱萍曾任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旅长、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建军地邳州后发展为新四军第九旅现由中国陆军二十一军63师改编为武警机动师63师是邳州血统的勇士部队。
& && &张爱萍，男，汉族，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1928年入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等职。他是党在江苏领导的一支正规红军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通海如泰地区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江苏省巡视员、革命家邳州人李超时将军的老部下，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爱萍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38年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4月赴浙江金华进行抗日爱国联合统一战线即“统战工作，8月赴河南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1月，张爱萍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6月赴津浦路东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他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3个月就建立中共皖东北抗日根据地。12月，张爱萍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总队长兼政委，领导开辟了中共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张爱萍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北上，参与开辟了苏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张爱萍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41年9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1942年底，盐阜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张爱萍任新四军八旅旅长兼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坚持原地斗争。1943年2月，日军、伪军2万余人“扫荡”盐阜地区。张爱萍指挥新四军八旅主力跳出合围圈，寻机打击小股敌人。日军、伪军找不到新四军主力，便在区内广立据点，分兵驻守。张爱萍率部将游击战与运动战、伏击战相结合，使敌处处挨打。3月中旬，敌主力开始撤退，张爱萍敏锐地察觉到全面反击时机已到。他率部连续作战，发起单家港、陈集、八滩等大小战斗600余次，攻克敌伪据点50余处，毙伤俘日军、伪军2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扫荡”。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抗日名将彭雪枫殉国，张爱萍继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指挥西进部队完成了恢复淮北路西根据地的任务。此后，张爱萍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期间，张爱萍历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日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3年在北京逝世。
& && &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是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首捷地！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园）是国家级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提名为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抗日战争徐州会战邳州禹王山战役纪念馆（园）位于邳州市戴庄镇境内是“中华卫国精神圣地”国家级抗战遗址纪念设施！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建军地邳州后发展为新四军第九旅现由中国陆军二十一军63师改编为武警机动师63师是邳州血统的勇士部队。（供稿:国民义勇—邳州仁人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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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日下:教师补课都不免费年代龙泉.利剑免费宣传邳州被诋毁！
龙泉利剑 发表于
【亮剑精神:胆敢以徐向前元帅和朱瑞将军祖籍地徐州邳州为敌的请想一想第12集团军好惹吗？！第12集团军不允 ...
【邳州城市人文: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绰号神勇飞虎军是邳州血统的勇士部队！全党全军全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战斗精神发祥地邳州是华东地区著名的红色文化圣地抗日革命老区本身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中国忠义仁勇圣地，邳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邳州人有崇文尚武的传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建军地邳县许楼村在今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王楼街道其司令部驻地铁佛寺旧址在今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是以1938年春夏之交抗日战争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第二阶段邳州禹王山战役成立于邳县邳城黉庙即邳州文庙的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和成立于邳县土山关帝庙即邳州武庙的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俗称“关羽部队”为主体组建不断发展壮大后在苏皖边区泗洪改编为新四军第九旅是钢铁劲旅现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陆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改编为武警机动师63师特征属于快速反应部队俗称“猎豹师”。】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中央于1937年7月，就组织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问题给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党部根据地方的情形，即刻派遣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类团体。
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GCD的帮助下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李宗仁亲自任主任委员。国民党邳县政府也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邳州人栗培元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委员。“第五战区青年抗日救国团” 是以党员为主要领导的一支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还创办了《救国青年报》。全国各地声援第五战区抗战的活动也如火如荼，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陈豹隐、梁漱溟等知名人士，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王莹等文艺界人士，以及各路文艺团体也纷纷来到徐州，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安排下，组织演讲报告会，演出了抗日话剧、歌剧、街头剧等，宣传抗日救国。
经过紧张的筹备，1938年3月，在邳县邳州邳城黉庙（邳州文庙）高级小学礼堂召开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国民党县委常委、各阶层爱国人士等参加了会议。栗培元就建团经过及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方针、任务、组织关系作了报告，曾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国民党元老、爱国民主人士邳州人夏慕尧先生、国民党县委常委代表分别讲话表示祝贺和支持。经过会议讨论，投票选举出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领导机构，常委委员基本是党员，栗培元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一说指挥官）。
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组建不久，第五战区就爆发了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台儿庄大战。邳县（治今邳州市邳城镇）紧邻山东峄县台儿庄镇（今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在台儿庄大战和之后的徐州会战中，中国守军与进攻日本侵略军曾在这里展开激烈厮杀。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向淮海地区推进，企图与从济南南进的日本侵略军会师中原军事交通重镇徐州，打通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铁路干线，以便向中国腹地运兵，实现其占领中原地区的战略计划。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山东省主席掌握军政大权的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本侵略军连陷泰安、济宁（兖州），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并进攻临沂。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五战区，与日本侵略军倭寇南北对峙，纵深仅两百余公里。日本侵略军第二军的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分两路推进，向徐州合击，野心勃勃地试图一举占领徐州。
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机械化部队，拥有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向徐州推进途中，接连攻克滕县（今山东枣庄滕州市）和临城县（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一带），骄狂无比，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板垣师团在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市）、郯城县一带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无法与矶谷师团协同前进，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矶谷师团指挥官矶谷廉介判断，为阻滞板垣师团的进攻，李宗仁可供调遣的兵力已经有限，而且津浦铁路东的枣庄、峄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一带）至台儿庄镇（今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地势平坦，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因而命令部队越过临城与枣庄前线，直取徐州。但矶谷廉介万万没想到，在鲁苏两省交界峄县的台儿庄镇遭遇到中国军民拼死血战。
在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中，邳县禹王山（今江苏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禹王山）、小良璧村、大堌村和邢楼村等地都曾发生激战，实际上台儿庄战役应是“邳县战役”，徐州会战第二阶段邳州禹王山战役规模超过第一阶段台儿庄战役由于苏南苏北两天下中华民族卫国精神圣地禹王山被数典忘祖的江苏省尘封了几十年不被外界熟知受到中央批评后高度重视民政部和省拨款现在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抗日战争遗址纪念设施邳州禹王山战役纪念园已建成。
在邢楼村、陈瓦房村（今江苏邳州市邢楼镇境内）一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原滇军即云南兵）一八三师五四一旅、五四二旅同日军展开白刃战。五四一旅连营以上军官全部伤亡，潘朔瑞团的尹国华营在白刃战中除一人生还，全营500人均壮烈殉国；五四二旅旅长陈钟书在白刃战中连挑14个日本兵，最后头部中弹倒在血泊中。五四二旅一零八四团一连连长赵党在战斗中牺牲，他的哥哥六连连长赵继昌把弟弟的尸体火化后，将骨灰装在白布袋里背在身上继续战斗，最终也身负重伤。当时武汉的报纸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六十军有兄弟两人，分任两个连长，在浴血邳县战斗中一死一伤，哥哥背着弟弟的骨灰作战”。
负责固守邳县禹王山的国军六十军（原滇军），与企图截断台儿庄守军后方供应线的日军一个大队展开激战，日军山野炮在侦察机的指示下，对禹王山阵地先发起猛烈轰炸，然后在坦克的掩护下，以骑兵和步兵轮番冲击，阵地几度失守又几度被夺回，经过20多个昼夜苦战，将攻击邳县禹王山的日本侵略军全部歼灭。六十军4万官兵阵亡大半，团以下军官伤亡400多人。
邳州人栗培元带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密集的枪炮在阵地上抢救伤员，给作战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还组织成立了“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 接待过往部队，解决部队食宿和提供向导。在邳县抗日青年救国团中还活跃着一支妇女服务队，她们有的是来自“山东抗大”的女学生，有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很多都是裹着小脚的大嫂。她们组成了医务组，帮助后方医院做救护；还组织后勤服务组，为战士烧水做饭、缝补浆洗；组织宣传组，在战地演唱《松花江上》、《把鬼子赶出去》等抗战歌曲，激发和鼓舞将士们的斗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的火炮等辎重在向台儿庄运输途中，阻滞在邳县境内的西泇河东岸，无法过河，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将自家的门板卸下来，运到河边，王庄村和小邢楼村的20多户村民，还砍伐了自家已经成材的1000多颗树，供架桥之用。时值三月，泇河水冰冷刺骨，村民们跳进水中，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打桩架桥，仅用了一个上午，就在泇河上架起了一座宽5米、长40多米的便桥。汤恩伯部的一名军官站在河岸上看着火炮、辎重顺利过河，老百姓在泇河两岸为官兵鼓掌欢呼，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里的老百姓真好”。
台儿庄大战之后，曾在台儿庄阵地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军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对GCD领导的支援抗战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数月前，当他们要求我答应他们在前线工作的时候，我简直没有料到，他们的团体会变成这样的重要和恁般严密的组织。现在我承认他们的工作是绝对的重要的了。” 池峰城还清楚的记得：在台儿庄激战时，圩墙外躺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妪的尸首。这个老妇人，曾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前来报告敌情，后来被日本人发现、用手榴弹把她炸死。
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也不得不承认“一到台儿庄即陷入广大敌人包围之中……”。
邳县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台儿庄大战之前，即纷纷携家眷逃走，邳县各级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在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组织下，民众抗日团体不仅承担了支援前线的任务，自战争爆发以来，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涌进邳县，无衣无食，无处安身，青年抗日救国团主动承担起安置难民的工作。为了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栗培元指挥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团员成立了一支运粮队，在黑夜的掩护下深入敌后，将那些富裕大户逃跑时丢下的粮食抢运回来，分发给难民。经过10昼夜的抢运，共运回粮食10余万斤。在抢运粮食的过程中，运粮队常常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了生命。运粮队长佟永春、杨学忠身上的衣服被炸得稀烂，人也埋在了土里，他们从土里爬出来后，抖掉衣服上的土和弹片，领着队伍继续前进。为了宣传抗日，栗培元带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骨干一边给难民分发粮食，一边在难民中宣讲日本侵华的罪行，宣传GCD的团结抗日主张，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很快便在民众中树立起威信，成了邳县的“战时政权”，难民把拾到的枪支弹药纷纷交给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打日本鬼子。国民党守军对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战地工作赞赏有加，为了表彰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率领宣传队到邳县即邳州进行慰问活动演出了文明戏《放下你的鞭子》。
有一位叫爱波斯坦的外国记者，出版过一部名为《人民之战》的纪实作品，书中描述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的所见所闻。爱波斯坦在《人民之战》中特别指出：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二十九军，而那个首当其冲、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爱波斯坦将台儿庄大战中的实地采访定名为《人民之战》，说明他认为这次战役的性质实质上是一场“人民战争”，民众对战役的取胜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侵略军的失败，也是因为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国际舆论给予了很高评价，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守军在台儿庄作战胜利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国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 美国评论台儿庄大战“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
台儿庄大捷令国民党政治军事最高统帅蒋介石（蒋中正）异常兴奋，甚至准备乘胜在徐州与日军决战，一举扭转全国战局。蒋介石迅速调集主力部队编入国民党第五战区序列，使第五战区所辖国民革命军部队增至28个军、64个师，2个独立旅，总计60万人，占当时中国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原军事交通重镇徐州一带到处是军队，徐州市内大小仓库堆满了军需物资。
日本侵略军的精锐之师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我抗日军民击溃，损兵折将，世界舆论开始预言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将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日本政府恼羞成怒，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狂妄地表示日本政府不能蒙受如此羞辱，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中国军队，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日本天皇决定，立即向中国增派兵力，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一方面报台儿庄惨败之仇，另一方面试图速战速决，避免陷入持久战的不利局面。
1938年4月间，侵华日军大本营获得蒋介石在徐州一带囤积重兵的情报后，立即调集平、津、晋、绥、苏、皖等地的华北地区方面军和华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人（包括矶谷和板垣两师团从台儿庄撤退后，重新集结休整，补充的兵力），配了数百架飞机和各种重武器，兵分六路，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向徐州合围，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的中国守军。
4月底，在日军第十师团长官矶谷廉介指挥下，以濑谷启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为基干的濑谷支队，沿枣庄至台儿庄铁路向台儿庄进攻；以长濑武平步兵第八旅团为基干的长濑支队先占领兰陵镇、甘露沟，继而再向邳县禹王山（今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境内）发动进攻；以坂本顺步兵第二十一旅团为基干的坂本支队由向城出动，向邳县四户镇（民国时期又称道平乡纪念民主革命烈士邳州人崔道平）进攻。日军为了避免重蹈前次战役中孤军深入被围歼的覆辙，3个支队并列攻击前进。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及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等部，与日军第十师团于兰城店、禹王山、泥沟一带展开激战，当地的一些战略要地均发生多次的反复争夺。日军不仅难以进展，而且3个支部队基本上陷于被包围的困境。
此时，日本侵略军大本营正秘密地不断调兵，在徐州以北部署了约6个师团，在徐州以南部署了约3个半师团。其战略意图是先让台儿庄大战中败军之将矶谷廉介指挥三个支队以连续攻击的行动将中国军队吸引、抑留于徐州地区，尔后再以重兵南北对进，迂回作战，迅猛地切断陇海铁路路，然后七路并进，5月5日，日本侵略军对徐州作向心攻击的会战计划已基本完成，在战役上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包围的态势。
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发现日本侵略军企图合围徐州的战略意图之后，立即电告军委会，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各部队迅速突围。时任国民党54军参谋长的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对徐州突围曾评论说：“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虽然我们今天能够收集到的史料有限，但从参与这次战役指挥的国民党将领的只言片语中也足见一斑，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和国民党60万大军顺利实现徐州突围，与GCD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援抗战是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军民同仇敌忾的那种悲壮情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徐州沦陷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战局形势的变化，发出“每一个优秀的GCD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也研究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提出“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
日是徐州沦陷日，日本侵略军从徐州兵分三路，以陇海铁路路为轴心向东推进。5月23日，日本侵略军的北路军推进至邳县滩上；中路军沿陇海路一线推进至邳县的运河车站和猫儿窝；南路军推进至邳县的窑湾镇（今新沂市窑湾镇）。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撤出徐州后，中共徐州特委党组织领导人之一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创建人邳州人郭子化曾派郭影秋到邳县与邳州人栗培元联络，但由于邳县到处驻扎着日军，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大部分团员都去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家人了，栗培元带着少数骨干和武装转移到黄河套一带整休，因而郭影秋未能找到栗培元，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暂时失去了联系。
1938年6月下旬，100多名日本侵略军进驻土山镇（今江苏省邳州市土山镇），企图安设据点。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在夜间对其进行袭击，迫使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撤出土山镇。但没过多久，日军调集了1000多人对土山镇发动规模更大的袭击。日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土山镇后，开始疯狂屠杀镇里的居民。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对土山镇的袭击中，有数千民房被炸毁烧毁，死伤群众300多人，一名妇女被12个日本兵强*致死，18户居民被斩尽杀绝。日本侵略军还血洗了紧邻土山镇的张楼村，不到一个小时就屠杀了32人，村里到处是尸体，血流遍地，房屋也被烧成一片焦木瓦砾。邳县“土山惨案”之后，日本侵略军在邳县境内的陇海铁路两侧及主要交通要道上建立起十几处据点。日本侵略军为了确保其铁路运输安全，在邳县（今江苏邳州市前身）一方面大力扶植伪政权，一方面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镇压武装反抗。
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用收集来的武器对驻扎在邳县的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袭扰战，遇小股外出抢粮和骚扰百姓的日本侵略军则伏击之，并不断寻找机会摧毁日本侵略军建立的治安维持会伪政权。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5月末，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邳州人郭子化根据中央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何一萍、李乐平等领导的鲁南地区滕县、峄县、临沂县、邹县、费县、沛县等地的抗日武装，刘钊、石世良、韩去非、丁梦荪（丁梦孙）等在临沂、郯城一带组织的青年抗日救国义勇队，董瑶卿、董开福(董一博)在滕、峄边区组织的农民抗日自卫军，彭建华、冯起、步云亭在邹县组织的抗日游击总队，聚集在滕、峄边区，正式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这是山东省鲁南地区GCD领导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栗培元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常委一起研究分析了徐州沦陷后的形势，决定在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基础上组建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从1938年6月初开始，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骨干们分头行动，四处收集洋枪土炮和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弹药，还修好了两挺机关枪。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7月初，在邳州土山关帝庙召开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成立大会，邳县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了会议，夏慕尧等爱国民主人士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义勇队抗日，并勉励义勇队奋勇杀敌。“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队员们身穿崭新的军装，扛着枪，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顿时群情激动，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邳县的父老乡亲对这支抗日队伍寄予了厚望。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是苏鲁边区GCD的最早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
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用收集来的武器弹药和“原始武器”铡刀、斧头、镰刀等，在陇海铁路邳县碾庄至炮车沿线展开了破袭战，捣毁日军的铁路运输线，打击日伪军设立的据点和维持会。最大的一次破路行动，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组织群众连续干了七、八个昼夜，将邳县碾庄至炮车间的一段铁路彻底破坏，将钢轨全部运走埋藏起来，使陇海铁路的交通很长时间无法恢复通车。对国民党右派、土匪、汉奸、土豪劣绅武装，则采取教育分化和坚决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尽最大可能联合抗日力量，孤立和消灭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伪军和汉奸武装，阻止日军对地方政权的伪化。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神出鬼没地袭击日伪军，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队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弱点。义勇队队员大多来自青年学生、农民和工人，过去在家都是种地、读书或做工的，是日本侵略军逼得他们不得不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家园。由于从未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在作战时缺乏战术意识，打起仗来一窝蜂。要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必须提高队伍的军政素质，同时还须解决物资供给问题。由于不能像国民党游击队那样得到政府的武器、弹药和粮饷补给，义勇队连续作战，枪支、弹药的补充和吃粮必须想办法解决。
1938年7月中旬，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召开团委会，认真研究了如何在苏鲁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问题。邳县北部的铁佛寺山区，处于苏北和鲁南交界地带，以山区为依托便于开展游击战。台儿庄会战期间和国民党军徐州突围时，邳县北部地区一带遗弃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有些被农民捡拾回家，有些被民团收集起来，还有的遗弃在荒野中。义勇队在邳北地区开辟根据地后，可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收集武器，装备自己。在鲁南也有一些GCD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可以与他们联络，互相支援。会议最后形成一致决议，由栗培元率领义勇队奔赴铁佛寺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留下少部分干部做地方工作，在邳县土山镇设立秘密联络站，负责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情报传递、接送敌后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为往来的游击队干部提供落脚处、以及转运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书籍等。1938年7月下旬，趁青纱帐初起，汛期即将到来之际，栗培元带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向铁佛寺山区出发。
向铁佛寺（今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行军途中，义勇队经过邳县官湖镇（今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镇）时已是傍晚，当时城墙外的河水已开始上涨，义勇队必须涉水过河。刚渡到河中央，国民党保安队突然在碉楼上架起机枪对准义勇队，高喊：“再向前走就开枪啦”！义勇队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没有任何掩护，情形十分危险。栗培元立即让队伍停止前进，保持镇定，自己则同队长武广春涉水向前，站在距碉楼50米远的地方，冲着黑洞洞的机枪口喊话，用团结抗日的道理说服保安队让路，并向他们保证只是借道而行，绝不会攻打官湖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苦交涉，国民党保安队终于同意让义勇队绕道而行。
义勇队过了官湖镇，在途径邳县县城（今江苏省邳州市邳城镇）时，又受国民党守备队的阻挠，但为了团结抗日，义勇队再次改道而行。就这样几经辗转，义勇队行军100多里到达铁佛寺山区，沿途村镇居民饱受土匪、保安队、土豪劣绅和帮会武装的骚扰，最初对义勇队也存有极强的戒心，但义勇队纪律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地方百姓蔚为奇观，奔走相告，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和进步人士对义勇队也十分赞赏，纷纷送来慰问品。
进驻铁佛寺山区后，栗培元对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进行了整训和扩充，义勇队发展提高较快，队伍由原来的七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而且大多是青年学生，素质较高。义勇队四出搜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地方百姓也纷纷将台儿庄大战时捡到的枪支弹药交给义勇队，使义勇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义勇队在铁佛寺山区长期驻扎下来后，随着队伍的扩张，给养成了很大的问题，尽管有爱国人士及百姓的捐赠，栗培元将家中仅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但依然是杯水车薪，为了义勇队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坚持长期抗战，栗培元与邳县国民党县长郭霞轩、县党部常委刘银涛进行了谈判，约定“一致抗日，互不干涉”的基本原则，并达成划邳县六区、邳县七区为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筹措给养地域的协议。
这时，栗培元派出去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几路联络员也先后与在鲁南山区开辟根据地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司令员张光中、政委李乐平，还有在临沂县、郯城县地区坚持斗争的青年抗日救国团负责人丁梦孙、刘建取得了联系，约定相互支援，配合作战。通过张光中、李乐平，栗培元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邳州人郭子化又取得了联系，冬季来临时，张光中司令员和李乐平政委还派人给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送来50多套棉大衣。
铁佛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地方上的抗日活动有了一个中心和基地，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真心抗日的人士和民众。苏皖特委鉴于铁佛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形势，经请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决定在铁佛寺山区抗日根据地重建邳县县委。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在邳县青年救国团团部驻地铁佛寺（今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大庙内主持召开了党员秘密会议，宣布邳县县委正式成立。邳县县委重建后，县委委员们以青年救国团名义到各地开展活动，先后又建立了5个党支部。
地方上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从始至终就不愿意看到GCD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只是有碍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才不敢公然对铁佛寺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但在暗中已经有所行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带领邳县南部和睢宁独立大队共120多人枪在来铁佛寺的路上，被国民党新编六十九师（石友三部）强行扣留缴械，张芳九只带着队员于当夜秘密脱身，到达铁佛寺。事后经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以破坏团结抗战据理与石友三交涉，石友三部才道歉并赔款5000银元。铁佛寺成为GCD在苏鲁边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后，就要不时面对地方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破坏活动。在国民党邳县政府县长更换为坚决反共的王化云以后，各种破坏活动日趋猖獗。
为扩大和发展铁佛寺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先后派了几批军政干部和挑选经过培训的青年学生到铁佛寺抗日根据地，充实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到1938年底，铁佛寺已成了地方党、政、军的活动邳县县委和青年救国团团部就设在铁佛寺大庙内，妇救会、儿童团、集训班也组织起来了，每日贴标语、搞宣传，歌声不断，根据地内充满了浓郁的抗日救亡气氛，人们称铁佛寺为“小苏区”。邳县青年救国团还先后选派了几十人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一时期，邳县党组织发展较快，栗培元为了集中精力开展军事工作和义勇队的扩建及统战工作，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事务逐渐移交给新来的邳县县委书记邳州人冷启英（后来曾任职中共徐州特委书记）负责。
日，毛泽东、刘少奇根据山东已沦为敌后的抗战形势，就山东基干部队恢复使用八路军番号电示山东分局郭洪涛：“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12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致电张经武、黎玉：“你处部队番号以八路军山东纵队下分支队为宜，指挥部用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较好……。”山东分局根据中央指示，于1938年12月着手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
邳县北部山区铁佛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受到了山东分局的重视，山东分局决定在邳县抗日义勇队的基础上，再整编睢宁县独立大队和铜山县抗日游击队，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12月9日，从延安抵达山东分局的钟辉、梁海波等一行21人，带着郭洪涛和郭子化写给栗培元的信来到铁佛寺，向栗培元转达了山东分局关于成立“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郭洪涛和郭子化在给栗培元的信中说明了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的必要性和意义，转达了山东分局关于“任命钟辉为支队司令兼政委”的命令。栗培元即和钟辉等一同研究了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的各项事宜。
抗战初期，苏鲁边区陆续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大多是分散独立活动，且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处境异常艰难，物质条件极差，武器、弹药主要是靠从民间收集，或从敌人手中夺取，吃穿基本靠当地群众供应。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纵队机关虽设立了供给部，并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等，分散活动的各支队也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简单的后勤保障系统，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和129师一部入鲁时，其师机关也都设有供给部，各旅、团设有供给处，但在1940年年底以前，山东纵队各支队和苏鲁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多是分散在各自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活动，基本上是通过政治动员，就地募集给养资财，自筹自供，自成系统，特别是地方武装，标准和制度极不统一。因而地方工作开展如何，直接决定了对抗日武装力量的供养能力，部队在地方上能得到多少兵员补充，能得到多少粮食、服装、武器弹药供给，都关系着部队能不能坚持长期作战 ，能不能发展壮大。
栗培元等一批早期在苏鲁边区开展地下斗争的GCD人，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这一地区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徐州沦陷后，振臂一呼，群起响应。邳县抗日义勇队是栗培元一手组建的，在与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的战斗中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这支武装在抗击日寇、保卫家乡的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不畏牺牲。但得知部队要接受改编时，有些干部和战士出于家乡观念，一时想不通，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栗培元执行了上级的决定。12月21日，邳、睢、铜三县抗日武装主要领导人在邳县的许楼村集合，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邳县抗日义勇队编为一团一营，睢宁独立大队和铜山抗日游击队合编为一团三营，二营暂时空缺。陇海游击支队司令部就设在了铁佛寺，并在铁佛寺建立了随营学校和后方医院。随着陇海游击支队不断四出打击日伪军，铁佛寺抗日根据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断有真心抗日的武装投奔铁佛寺加入陇海游击支队。
陇海游击支队中有个回民连，连长马东曙是台儿庄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炮兵连长，因被炮火震聋耳朵退伍回乡，成为当地的回民领袖。为防匪患，台儿庄镇民众组织起自卫队，马东曙作了自卫队中的一个队长。日军攻占台儿庄后，将自卫队被改编成伪军，日军为了拉拢马东曙，仍委任他为自卫队中的一个队长。马东曙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奸淫烧杀，到处抢掠的暴行，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义愤，于是主动派人与陇海游击支队联络，带着全副武装的67人投奔了陇海游击支队。受马东曙投奔陇海游击支队的影响，台儿庄一带不断有回民青年前来铁佛寺抗日根据地投军。当时有位叫马俊九的壮汉，已年届50岁，也来参军打日本鬼子。因为他有一身好功夫，便让他担任陇海游击支队的武术教练，还组织了一个20人的大刀队，在与日军肉搏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二支队、挺进支队、陇海游击支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和两个直属团，加上机关、学校，共2.45万余人，总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副指挥王建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
1939年1月，日军为打通陇海铁路徐州至连云港一段，沿铁路线向东推进，伪军沿铁路线北侧推进，以保障日军侧翼安全。18日，伪军先头部队300多人进驻邳县老滩上。陇海游击支队得到情报后，决定把歼灭这股伪军作为第一仗。是夜，大雪纷飞，陇海游击支队趁伪军防备松懈，涉过冰河，悄悄包围了伪军驻扎的三个大院子，发起突然袭击，伪军顿时大乱，仓惶中涌向河边争抢船只渡河逃命，黑夜中伪军乱枪误伤和落入水中淹死数十人，被陇海游击支队击毙20余人，生俘100多人，仅1个小时战斗即结束，陇海游击支队伤亡10余人。第二天清晨，陇海游击支队满载战利品凯旋，地方百姓见我军打了胜仗，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慰劳自己的队伍。
此后，陇海游击支队又接连打了两个胜仗，一是拔除了日军设在泇口镇的据点；二是攻克了被汉奸伪军占据的宿羊山。泇口一战，还缴获了一个军械修理所。对俘获的伪军，陇海游击支队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愿意投诚的热烈欢迎，想回家的每人发给3块大洋作路费。陇海游击支队刚成立不久即频繁作战，部队伤亡有所增加，但由于早期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队伍组建后即连续同日军作战，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因而不仅没有减员，反而不断壮大，发展到700人枪。
陇海游击支队以铁佛寺为根据地不断出击，使日军十分担心陇海铁路侧翼的安全。日，华北日军以恩弟大佐部1400多人为主力，纠集了徐海大土匪刘黑七的民团军等，向邳县重镇官湖推进。为阻止日军东进计划，陇海游击支队决定在官湖南关一带伏击日军。这时，陇海游击支队组建还不到3个月，便与装备绝对优势，数量两倍于自己的日军正面交锋。双方激战了一整天，互有伤亡，日军未能向官湖镇前进一步。傍晚时分，日军恐遭夜袭，开始向炮车据点撤退，陇海游击支队也于当晚撤出阵地，连夜转移到郯城县的涝沟镇稍事休整，即回到铁佛寺。
陇海游击支队撤回铁佛寺后，日军再次进袭并占领了官湖镇。日军在官湖镇设立了“皇军队部”，以官湖为中心，统一指挥炮车、大榆树、赵墩、碾庄、八义集等重要交通据点的日军，津浦全线及陇海铁路开封至连云港段全部被日军控制。为了强化陇海铁路侧翼的安全，日军对官湖周边地区频繁扫荡，平均每三天一次。日军强征民夫，沿铁路两侧挖封锁沟，这种封锁沟上宽10米，底宽5米，沟中的水有一人多深。日军的装甲车沿着铁路线来回巡逻，只要见到有人穿越封锁沟，便用机枪扫射。在官湖镇的“宪兵队部”，专门负责情报和特务工作，侦捕刑讯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日军在官湖镇实行血腥统治的同时，还强迫工商户购买收音机，收听日本人在徐州的大功率电台华语广播，并利用报纸进行奴化宣传，在学校推行奴化教育。为达到“以华制华”的政治目的，日军占领官湖以后，即加紧培植伪政权，设置了邳县公署、警务局、保安大队等，搜罗汉奸为其效命。由于战场不断扩大，军费日繁，为了维持供给，日军除了大肆抢掠和向百姓摊费抽税外，还强迫官湖区家家户户种植罂粟，通过操控经销大烟，牟取暴利，仅在徐州一地的年销售量就达18万两。此外，日军还专营粮栈、烟草公司，并由特务出面开办妓院、赌场，从中盈利。日军特务还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一些封建会道门组织，有的会道门武装被改组成了伪军。
陇海游击支队则依托邳县北部的铁佛寺根据地，在收编邳县南部地区一些抗日武装的基础上，不断向周边的临沂、郯城、睢宁、铜山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对官湖日军形成包围之势，对陇海铁路也构成了威胁。陇海游击支队不断寻找机会袭击日军，拔除伪据点。陇海游击支队的抗日行动，赢得了民心。邳县国民党元老夏慕尧先生对陇海游击支队抗击日军的英勇表现十分敬佩，亲手将他组织的400人枪交给陇海游击支队，组成了一团二营；丁场村的一个民间头领，也带着350多人枪自愿加入陇海游击支队，组成了独立第三营；依宿村的朱庆轩、朱洪善带领400多人枪也接受了改编，组成独立第四营。在陇海游击支队组建后的短短数月时间里，不仅连战皆捷，队伍也发展到1500多人，并拥有轻、重机枪和120重迫击炮。
1939年2月，根据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训令，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始进行第一期整军，精简缩编建制，临郯独立团划归陇海游击支队，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大队。至此，陇海游击支队的建制为两个团、两个梯队和三个直辖营。
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境内与冀鲁边、苏北等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6月，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10月13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组成统一的指挥机关，对外仍保留山东纵队番号。此后，山东纵队又进行了第二、第三期整军。
山东纵队第三期整军是在国民党对日本侵略军投降妥协，反共限共政策日趋全面化，驻防苏鲁的国民党军不断挑起与八路军部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中央指示，为保持已得阵地，继续深入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独立的坚持苏鲁抗战，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变，山东纵队一方面加紧扩充部队，一方面加强了各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按照徐向前、朱瑞、张经武、黎玉给各支队的整训计划及行动方针指示，陇海游击支队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补充一个3000人的主力团，另一个500人的特务营。
由于陇海游击支队肩负着“出山东，入徐海”，挺进苏皖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从坚持苏鲁边区地方抗战长久之计考虑，苏皖特委、邳县县委和陇海游击支队经研究决定，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邳县独立团”，组建邳县独立团的重任则又落到了栗培元的肩上。栗培元联络爱国士绅捐钱捐枪，改组和改造民间武装，并在民众中广泛动员和宣传，很快便组织起300多人枪。邳县独立团于1939年2月底正式成立，建制为四个营，栗培元任团长。邳县独立团刚组建起来，即接受了打阻击的任务。
1939年2月底，大土匪刘黑七民团100多人枪占领了邳县县城，并成立维持会。刘黑七原名刘桂堂，山东费县人，因其面目黝黑，“拉杆子”时排行第七，故得绰号“刘黑七”。他七岁时给人放羊，练就一手甩石头打羊的本领，百发百中, 自称是“乌鱼精下凡，刀枪不入”，因而得到一帮地痞流氓的拥戴。刘黑七从1915年起聚众作恶，打着“杀富济贫”旗号，实则烧杀奸淫，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匪众最多时逾万人，流窜山东、河北、热河、辽宁、安徽等十余省。所到之处，抢劫财物，杀人如麻，官府军阀也奈何他不得。当时各种势力都有意拉他入伙，为自己所用。但刘黑七反复无常，与人合作不了几天便反目。抗战时期，刘黑七曾任国民党军的师长，后来又成了日伪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以及汪精卫伪政权的“和平救国军”师长。刘黑七心狠手辣，经常袭击八路军，残杀抗日民众。山东是刘黑七为祸的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仅山东沂蒙一带，即有千余村庄遭到刘黑七的抢掠，烧毁房屋20多万间，12000余人被残杀，奸淫妇女无法计数。
为惩戒卖身投靠日军的汉奸，陇海游击支队决定攻打邳县城。栗培元率领邳县独立团负责阻击由官湖前来增援的日伪军。攻城战斗开始后，陇海游击支队仅用了两个小时即全歼县城内的伪民团，驻扎在官湖的日军还未来得及增援，战斗就已经结束了。但陇海游击支队撤走后，从徐州出动的日伪军1000余人再次占领邳县城，并准备在麦收时以邳县城为据点实施抢粮。
为阻止日伪军抢粮，保卫地方百姓的劳动果实，陇海游击支队决定再次攻打县城，歼灭企图抢粮的日伪军，阻援任务依然由邳县独立团担任。在攻城部队完成部署的同时，栗培元也率邳县独立团在官湖日伪军增援部队必经之路的墩上村设伏。战斗于4月28日凌晨4时打响，攻城部队由于没有破城兵器，只能在火力掩护下，架梯子爬上城墙。敌守军依仗城墙、碉堡、护城河猛烈射击，攻城部队直到傍晚才突进城内，与敌守军展开巷战。至29日凌晨6时，守城残敌逃窜，邳县城被攻克。攻城的战斗打响后，驻扎在官湖的日伪军随即出动，增援邳县。敌援军行至墩上村时，栗培元指挥邳县独立团突然开火，日军的战斗力远强于伪军，在遭到突然打击后，立即调整布属，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试图突破邳县独立团的防线，但在独立团的顽强阻击下，整整一天一夜，敌增援部队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邳县城被攻克，敌增援部队只好放弃增援邳县城，撤回官湖。战斗结束后，邳县县城内的民众组织起来，拆城墙，平碉堡，填埋护城河，日伪军很长一段时间没敢再来邳县城安设据点。第二次攻打邳县城的战斗很激烈，陇海游击支队伤亡营、连、排干部及战士50多人，但粉碎了日伪军的抢粮计划，毙敌200多人，俘虏3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炮弹200发，轻、重机枪及步枪100多支。
邳县独立团组建后，第一次接受任务就是一场硬仗，在这次阻援战斗中，栗培元的好战友、独立团一营长武广春牺牲了，从组建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时他们就出生入死并肩作战，武广春的牺牲使栗培元难过了很久。用兵策略上，栗培元一贯主张出奇制胜，反对不顾士兵性命的强攻做法。无论在日军对苏鲁边区的“分进合击”与“大扫荡”中，还是在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中，栗培元曾几度率领由苏鲁边区地方子弟组成的部队在残酷而艰难的环境中独立坚持斗争，始终坚持出奇制胜，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为原则，充分发挥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攻敌不备，或打进敌营内部里应外合突然袭击，非不得已情况下，不采取硬拼的方式。即使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是尽量避免硬打硬拼，因此在栗培元指挥的作战中，除了几次掩护党政军机关及群众突围的战斗发生了较大伤亡外，凡主动作战，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伤亡。
邳县具有很重要的交通战略意义，它紧邻徐州和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与京杭大运河纵横其间，东部是沂河平原，不仅有利于日军机械化装备展开作战，利用铁路也很方便实现部队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因而日军对陇海铁路两侧的“扫荡”十分频繁，为保障陇海铁路运输安全，日军还在铁路两侧的村镇建立据点，组织伪军、维持会，推行伪化，使邳县抗日形势十分严峻。陇海游击支队两次攻克邳县城，不仅打破日军在铁路两侧建立安全区的企图，对地方上拥兵自重的伪军、汉奸维持会和顽匪的震动也很大，一些曾欠下血债的汉奸吓得逃离据点，顽匪的活动也收敛了许多。
GCD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形成决议，将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战略上，企图把八路军限死在华北，断绝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陷新四军于孤立无援的危境。侵华日军也调整了对国民党正面作战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从徐州至扬州至运河沿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以及连云港等港口，均被日军占据。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其为首者是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韩除拥有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八十九军外，还有保安旅、常备旅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后来又从山东调来东北军霍守义部。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所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韩早年曾率一个师参加“围剿”江西苏区，兵败被红军俘虏过。此时，韩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磨擦专家”。
韩德勤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及陇海游击支队的迅速发展十分恐慌，训令各县国民政府务必采取非常措施加以限制和剿灭。在东海、灌云、沭阳三县开辟游击区的陇海游击支队三团长汤曙红，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当地的国民党以谈判解决冲突为名，骗至村公所杀害的，牺牲时年仅24岁。邳县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与汉奸、伪军、土匪相互勾结，一方面限制各区乡给陇海游击支队和邳县独立团供应粮食和经费，一方面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陇海游击支队和邳县独立团则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对敢于公然发动攻击抢占地盘的，则寻机歼灭之。
1939年夏，伪军朱福印东渡京杭运河安设据点，栗培元率领独立团趁其立足未稳，长途奔袭，将这股企图东扩的伪军包围，仅用了一个上午就将其全歼，缴获了大量弹药和许多洋马。栗培元用缴获的马匹组建了一个骑兵排，这个骑兵排在秋季配合八路军115师沂河支队再次奔袭围攻泇口镇时发挥了很大作用。栗培元也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好马和好枪，他的那匹坐骑是一匹良种洋马，体型修长，毛色光亮，奔跑起来又快又稳，在战斗中曾多次救过栗培元的命，栗培元对这匹马也是爱惜有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要从自己的口粮中尽量多省出一些来喂它。
由积极抗日转为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鲁南军区司令张里元，他的旧部被国民党改编为鲁省游击第一纵队，任命张里元为司令，驻扎在郯城、邳县、宿迁一带。张里元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曾先后任西北垦殖考察委员、西北军冯玉祥部军法处主任。1930年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张里元回到山东，历任桓台县代理县长，文登、临朐、沂水县长等职。1936年6月调临沂， 任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和临沂县县长。1937年冬，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至临沂与张里元洽谈，使之接受了GCD的联合抗日主张，与GCD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3月，张里元奉命率所部保安一团、二团协助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和五十九军张自忠部防守临沂城，与日本侵略军激战50余日，拼死坚守。日军攻占临沂城西门，并在城头竖起日旗，张里元率特务营直扑西门，与敌短兵相接，奋勇拼杀，激战20多分钟，歼灭了攻入城内的日军，拔掉日旗，夺回西门。临沂城守军奉命撤退后，临沂城沦陷，张里元也率部撤至临沂西部山区。全面抗战开始后，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四支队先后3次派干部到张里元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命令张里元袭击驻沂水的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由于张里元与GCD、八路军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未执行沈鸿烈的命令。1939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顽固派气焰嚣张，张里元此时也不再同GCD合作抗日，而大肆宣传“剿共第一，抗日第二”，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张里元到处招兵买马，扩充武装，并在邳县四户东小王庄营建起了军火库，积极准备在鲁南剿灭GCD的抗日武装。栗培元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了两个侦查员摸清军火库的防备情况后，将其炸毁，使张里元的计划受挫。
这一时期，邳北抗日根据地的敌我力量处于对峙状态。陇海游击支队以邳县铁佛寺山区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发展，极大地威胁着陇海铁路东段日军物资运输的安全。1939年4月，日军为打通陇海铁路及台儿庄至临沂公路运输，决定在青纱帐起来之前，对邳北铁佛寺抗日根据地实施四路围剿。
我们的“内线”在日军行动之前，已将日军四路合围部署的情报送达铁佛寺，陇海游击支队和邳县独立团立即决定分兵四路，提前占据有利地形伏击日军的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从炮车出动的一路日军，在官湖以南被栗培元率领的邳县独立团和民众自卫队击溃，退回炮车据点；从横山、兰陵出动的一路日军，也被陇海游击支队伏击打退；从郯城出动的一路日军，取道重坊进攻铁佛寺，陇海游击支队主力以河堰为掩体阻击日军，激战至傍晚，陇海游击支队突然转移，日军不敢贸然孤军深入，放火烧了几间民房便连夜撤退；从台儿庄出动的一路日军行至依宿村，与埋伏在依宿山上的陇海游击支队独立四营交火，从早晨打到中午，独立四营长朱洪善负伤，部队向艾山转移，日军进入依宿村，将30余名村民关进一间草房内活活烧死后，也于当夜撤退。日军对邳北铁佛寺抗日根据地的四路围剿，在陇海游击支队的分头伏击下，被瓦解了。这一仗的取胜，得益于地方党组织和邳县独立团的情报工作，事先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路线及兵力部署，分头伏击。
栗培元的一位老战友，当年随115师进入鲁南，他曾谈起过115师在鲁南时的情报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活跃于陇海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他们是张光中、李乐平领导的“苏鲁支队”的一个小分队；再就是栗培元领导的邳县独立团。那时候，苏鲁边区日、伪、顽、匪、民团、帮会各股势力犬牙交错，关系非常复杂，地方党组织和邳县独立团在敌人内部有很多亲戚熟人关系，很多情报往往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地方党组织和邳县独立团还派出不少地下党员打入日军据点及伪军内部，做分化瓦解和搜集情报工作。还有一些伪军、伪保长，名义上为日军工作，但暗地与邳县独立团保持来往，为我们的部队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情报。
陇海游击支队从1938年底到1940年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300人枪发展到近8000人枪，不仅装备有重机枪、82迫击炮和120重迫击炮，还拥有一个机炮连和一个军械修理所。邳县独立团从1939年2月底正式成立，到1939年秋，作战40余次，部队从300人枪发展到700多人枪。从日到1939年6月，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
苏北鲁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大规模的战争不断，因而也造就了人民强悍的性格，谁能在这一地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苏鲁边区临近国民党政权中心，地方土豪封建势力之强大是少见的，帮会组织、民团武装、依村而建自立山头的土围子比比皆是。邳县早期的GCD人李超时曾根据中央指示，在这一地区组建起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但征战没有多久，即被反动势力联合剿灭了。此后我党领导的主力部队没有再向这一带发展，由于远离中央，音讯难通，苏鲁边区党组织基本处于独立的地下艰苦斗争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在苏鲁坚持地下斗争的GCD人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走向抗日斗争的最前沿，发动民众，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使许多上层人士对GCD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国GCD团结抗日的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形下，苏鲁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苏鲁地区的形势变化，于1938年5月发出指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随后又进一步指示派主力部队到山东，支持山东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苏鲁地区即成为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的焦点。在这一地区，各方面均投入了重兵，进行了极其激烈持久的鏖战。
1939年9月，刘少奇率徐海东、刘瑞龙等40多名干部和随行人员到达豫皖边区的新兴集，刘少奇向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豫东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传达了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就创建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任务、发展方向和斗争策略等问题作了指示和安排。12月初，刘少奇一行抵达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同志汇合，并以此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中心，指挥江北敌后斗争。
刘少奇到皖东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华中地区敌、我、顽三角斗争的情况。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刘少奇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鄂豫边、豫东和苏北，而有最大发展希望的是苏北。刘少奇指出，豫皖苏边区和皖东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顽固派。如果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苏北地区地域辽阔，均为沦陷区，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可放手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虽然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所部人数众多，但韩暗中勾结日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为人民所痛恨，民众迫切希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向东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都有利。因此，华中的战略任务应是“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他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刘少奇还致电中央，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个纵队南下东进，命令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队渡江北上，共同完成向苏北的战略突击，协同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这个建议也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陇海游击支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奉命改编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率先进入苏皖支援新四军。随后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彭明治、吴法宪率山东纵队苏鲁豫支队陆续南下，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张爱萍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会合，打垮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分割包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行动，完成了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的使命。
因为有了苏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山东八路军与苏皖新四军之间便有了联系的通道，当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分割包围、剿灭山东八路军和苏皖新四军时，八路军山东纵队才能迅速分兵挺进苏皖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与北上的新四军部队并肩粉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战略企图。日，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彭雪枫作的关于《淮北苏皖边区扩军的经验》报告中特别指出，处于徐州以东、海州以西、宿迁以北的邳（县）、睢（宁）、铜（山）地区，是淮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络枢纽，是侵华日军的战略要点之一，斗争极为艰苦复杂。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不仅开展和坚持各地方的对敌斗争，保护了地方政权，在一些重大战役中，“主力及地方武装几乎全部轮番参加”，“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省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做出增设“鲁苏战区”的决定。其主要目的：一是与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山东和苏北战略要地，派正规军入驻鲁苏战区，既可在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相抗衡，排挤GCD在苏鲁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又可在抗战胜利后由此渡海，抢占东北；二是可以支持山东国民党政府和近20万地方武装，并统一山东军政力量；三是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再度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自从“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就让蒋介石如芒刺在背，必予除之而后快。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游击司令。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五十七军，暂编第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六师、3个游击纵队和5个游击独立支队；沈鸿烈的山东游击总司令部所辖3个师、23个保安旅、48个保安团。两个系统的国民党部队，兵力总计达20余万人。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则拥八十九军盘踞在苏北，虎视眈眈地随时准备剿灭新四军。
在日军集中兵力扫荡鲁苏战区时，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游击第一支队司令丁丛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一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新六师师长赵云祥、新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新四师师长吴化文、苏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吕其赓、山东游击队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苏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山东保安第八旅旅长邱吉胜、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投降日军。
1938年底至1939年5月，日军在华北先后增派了7个师团和新编成的5个独立混成旅团，使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达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部署在山东和苏北的4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约6万人，加上伪军华北治安军及第八集团军两个团、伪警备队，总兵力约8万人。日军占领了山东、苏北大部分县城，并开始向重要乡镇伸展。日军在占领区抓壮丁、修据点，收编土匪、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投降部队，极力扩大伪军，强化伪政权，在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不断向我抗日游击区疯狂“扫荡”。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后，鲁苏战区的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限共反共活动日趋放肆、公开。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也屡次三番进攻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制造摩擦事件。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所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韩德勤早年曾率一个师参加“围剿”江西苏区，兵败被红军俘虏过。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磨擦专家”。
日军发现国民党军的这一情况后，则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渔翁得利。日军“华北方面军”《肃正建设纲要》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就明确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 日军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逐渐转移兵力，回师华北后方，全力围剿GCD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自徐州至扬州至沿运河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以及连云港等港口，均被日军占据。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
日，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指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应准备长期反摩擦，坚持我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指示山东各部队力争有利地区，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5月27日，针对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调入狭小区域加以剿灭的阴谋，北方局电示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必须坚持现有阵地，争取继续向鲁南、皖北、苏北发展。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逆流，即资产阶级的限共、溶共政策，必须与以适当的回答。
此时，山东八路军总兵力不到6万人，装备和供给也远逊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针对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战略调整，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关于今后八路军主要向华中方向发展，与新四军连成一片的指示，决定以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为基础，组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接受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徐向前指挥，任务是“出山东，入徐海”，挺进皖东北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苏皖抗日根据地。9月底，苏皖纵队司令兼政委江华带领纵队机关100多名工作人员抵达邳北，在呦鹿山召开陇海游击支队、邳县县委、邳县独立团军事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组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 的决定，将陇海游击支队更名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10月上旬，江华率领苏皖纵队挺进皖东北。
那时候，组建一支部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经过战斗锻炼，已经形成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就更是难能可贵，一旦被抽离，对地方上的武装斗争工作是极为不利的。但由于山东和苏皖两边的形势都很危急，只有铁佛寺抗日根据地的陇海游击支队处于中间地带，因而也就成为近增援苏皖的首选。陇海南进支队司令部直属主力一团一营是以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为基础组建的，陇海南进支队挺进皖东北时，不仅带走直属的一团一营，栗培元重新组建起来的邳县独立团主力大部也编入了陇海南进支队，仅留下两个连编制，共100余人枪，继续坚持地方斗争。在铁佛寺抗日根据地周边几个县后来发展的梯队、独立营等，也随陇海南进支队一同去了皖东北。
陇海南进支队的调离，使苏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顿感空虚。从栗培元后来撰写的一些材料上看，对仓促地将地方武装整编调走，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不仅辛辛苦苦开辟的根据地被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武装蚕食，由于离乡背井、环境艰苦、1939年至1942年“肃托”等，陇海南进支队最终坚持下来的还是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及栗培元等地方党特别发展的武装。苏皖纵队的番号取消后，他们分别被编入新四军张爱萍部和八路军第五纵队。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1939年9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一文，对开展敌后游击战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
第一、敌后游击队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能杀伤和消耗敌人，还能断绝敌人的交通、威胁震撼敌人的后方战略基地，有力地配合正面军队作战，起了拉住“牛尾巴”的作用。
第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粉碎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方面，敌后游击战与日军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斗争，较正面战场来说，更有其重大意义。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没有敌后游击战争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