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历史定位&是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一）_巴格费_新浪博客
陈平：中国历史定位&是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一）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最近去土耳其、新加坡、中国湖南、武汉一番游历之后，又有新发现。7月中旬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的发表演讲，内容横跨物理学、经济学、全球历史及世界政经格局，纵横捭阖，再次丰富了他破解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中国在全球历史地位等宏大问题的思考。演讲稿经陈平教授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全文共五万多字，本文为第一部分。】
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先讨论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我们来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还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竞争演化的图景，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我们要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形势，来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铁路工人的经验启发经济学的新思维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首先因为名字叫陈平的实在太多了，不得不取个号区别一下。
我的经济学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时是中国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铁路局眉山电务站当了五年铁路工人。我观察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是我在铁路上的经历。我发现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亚当斯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完全是两码事。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我后来学了西方经济学，发现现代大工业的产业链和网络经济，基本经验和现在经济教条完全矛盾。我为什么叫“剑客”呢？因为我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经济学大家之间的辩论和交锋，大家提出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受启发，自己也就上去参与对话。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是经济学大家们的交锋提出来的。
为什么别号“寂寞求错”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辩论科斯问题，辩完了，研究生给我起个外号叫“独孤求败”。我觉得不好，因为科学讨论不求胜败，科学过程就是试错，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错”，以错会友。今天在座的无论年纪大小，只要给我指出错误，我一定闻过则喜，向你学习，再交个朋友。
（1.1）警惕经济学的统计误差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观察得到的数据，是科学家自己设计的实验，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们在测量什么。但是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大量给你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也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经验，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我后面会说我个人观察的结果，现在误导中央决策的经济数据，尤其是GDP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可能会高达50%。这样粗糙的测量，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1.2）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的经验观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研究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的结果。我去俄国两次，东欧去了匈牙利、波兰、东德。其中统一前后的东德我去了三次。观察的结果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还有一批人在继续模仿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适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我研究东欧转型的结果是否定的。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科书教的，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英国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是从希腊到中东，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业余非常喜欢研究历史。初中时学过素描，从希腊的雕塑的人体美开始，到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中国人大会堂的柱廊，显然受希腊建筑影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用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让启蒙运动一批判，中国就代表了东方的专制愚昧。
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想当然，大伙儿就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帕特农神庙
但是我亲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庙我向往几十年了，亲眼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西方文献不提的怪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为什么看雅典神庙就知道西方文化是从近东学来的，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也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我先看了希腊，我就猜测希腊神庙是从埃及学来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两次动乱之间去了埃及，把我的亲友吓坏了。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次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立即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埃及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个月去了土耳其。两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发动爆炸袭击之间去了土耳其。因为我觉得时间紧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叙利亚一样去不成了。看来我的命还挺大，两次爆炸我都没碰上。但是我观察到的东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都以为马列毛是一致的，其实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1.3）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去，才能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在座的都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为什么忽悠？斯密书的标题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各国以前只追求国安，为什么要追求国富？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中国现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斯密有没有告诉你，what
wealth？什么是财富？我告诉你，斯密不知道，他没有给出答案！他竟敢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标题里面，怎么不是忽悠？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什么是国富(wealth
nations)，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我们先要尽可能提出好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斯密问了什么是wealth，他没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读过霍布斯的《利维坦》，讲大政府的起源。利维坦说什么呢？“Wealth
is power”。中国翻译”power”这个词会分别使用带贬义或褒义的翻译，爱憎分明。培根讲，“Knowledge is
power”，翻译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当然好东西。今天我的翻译”Whealth is
power”，“财富是权势”。你会想，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你马上就想起列强侵入靠什么？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我们追求GDP，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是有真货的，是实际的物质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是寡头操纵市场价格构造的虚拟经济，忽悠剥削大众的。然后你才知道，西方经济学老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西方经济学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学，其实和政治和经济分不开，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后面会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生产，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产权吗？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什么剩余索取权，而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他美国要掌握游戏规则。你们才会明白，你做得辛辛苦苦，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让你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了，这不是什么公平竞争。我们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制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强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后面再谈。
（1.4）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对话。我比较有幸见过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有两个已经不在了，就是李约瑟和费正清。有一个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还在，他是社会学家。再一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鲍姆。我原来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说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了四个时代成名，包括《资本时代》、《革命时代》、《帝国时代》、《极端时代》等。我见他当时他已经95岁了，脑子还很好，但时间不多了，你一定得见他。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他，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觉得真是幸运。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的视野还要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辩论到最后的裁判，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检验理论。
霍布斯鲍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他跟我谈话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说。我要知道，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不赚钱。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主流经济学说我们是什么“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国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内照样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这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国1850年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就开始强化这两条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重复以前历代的金融帝国的老路，就是发展过度金融，输出制造业，然后国力衰落，输掉战争，当然也就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当然英国的衰落时间较长，从1850一直到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才不行了，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原来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因为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1.5）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接下来我要提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今天讲的问题好像很大，主题讲历史定位，实际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讲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投资，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约瑟问题的历程。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学物理的要研究经济学，就是因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即使吃不饱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话，他当外交部长，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是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我们现在两样都有了，又有原子弹又有钱。还想干什么？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1.6）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很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腊到文艺复兴就是科学发展的主线。这个回答对吗？对不起，不对。因为没有科学史的依据。
我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业余系统研究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科技政策史，发现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实践，而是从争夺海路的控制权扩展到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国策。
科学的物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天文学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天文学发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对天文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于建塔的天文学定位的精确度让现在的人都惊讶。古埃及人天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商代还早2000年。中国系统观察天文的历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观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学，尼罗河泛滥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学首先是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历法和气候、季节的关系。造神庙为的是显示王权和国威，吓唬民众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学主要是为造神服务的，神就可以强化法老的永恒的统治地位，不来挑战他的产权。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保护产权吗？埃及法老保护产权是最严格的，王族内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历史也最久，没有一个帝国比古埃及帝国还长，最后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
中国的天文学也目的简单，就是为农业服务的。24节气，每年农业经营的预报都是根据天象来的。
（1.7）为什么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有一个问题天文史家没注意，是我发现的，大家可以挑战我的观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约瑟问题，想想天文观察，中国那么早，为什么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顿？理论天文学家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人的海岸线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儿，近海航行的话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远海航行就得测量纬度，你拿个三角板测星高就可以推算纬度。所以中国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学理论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东西向的，后来想要寻找东方通往印度中国的东方航路，最大的难度是定船所在的经度问题。光拿中国的指南针，知道北方在哪儿，却不能知道经度在哪儿，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儿。我们从科学史知道，科学发展的路径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随机游走、布朗运动。恰恰相反，科学问题的解决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学史上，只有就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定经度的问题：一个就是观察行星运动，根据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论模型，就可以反推观察者（船）在什么位置。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测时差。比如从英国出发带两个钟，其中一个钟定好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另一个钟就对当地的时间。两者的时差可以定经度。
这两种定经度的方式诞生了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两条路子。要解决行星运动的定量模型，就从托勒密的地星系开始，用一百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运动的轨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系来简化行星轨道的描写，改变坐标系后，哥白尼只用了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轨道。开普勒把圆改为一个旋转的椭圆来描写行星轨道，大大简化理论模型，才有牛顿力学的建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整个物理学的开拓就是经度问题所带动的。
为什么解决经度问题？因为西方航海要寻找去东方的航路。为什么要东向或西向航海？因为要争夺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绝对不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的盲目冲动，那只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国王，意大利的财阀支持的，包括英国海军还悬重赏解决经度问题。
亚当斯密雕像
另外一条路，机械钟的发明和改进引发整个工业革命。如果你仔细读读西方哲学，西方的宇宙观实际就是机械钟模型。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生物学模型。中国讲天人合一，易经讲星象和人体、季节的关系。气候变化引起生物行为的变化。如果讲西方航海贸易促进早期分析科学、机械论的发展，则中国早期从农业需求出发的整体论，难以发展分析科学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中国现在时来运转，因为我们做非平衡态物理学，做复杂科学，动机就是要理解生命现象的科学机制。非均衡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模型，而非机械论模型。古代生物学已经非常复杂，讲讲辩证法可以，没法定量描写，所以西方人搞机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风。回头来看，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中国和其他文明，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度问题促成的，把经度问题作为理论天文学以至现代物理学的出发点，是受地理环境决定的。不是什么民主、专制决定的。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都不需要关心经度问题。
（1.8）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生产，而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我要强调一下，古代早期的技术发展，比如养牛、采集种子，那是偶然的发现，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后来，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方的中世纪，大国之间的战争加速了铁器和火药的运用。从拿破仑到两次大战，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科技政策成为主要的国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点成为决定大国命运和地位的主要武器。很多民用技术的源头，例如现在的雷达导航、核电站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我讲几个最简单的故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典，谁建的？拿破仑。我跟索罗斯讲，西方大陆的法律体系是拿坡仑用炮队建的，不是议会建的。拿破仑发明大炮集中轰击人群的战略战术，打败西方传统的贵族军队--骑兵。平民出身的炮兵军官打跨整个欧洲的贵族，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不只是中国的改朝换代，道理很简单。
拿坡仑是炮兵军官出身，要学弹道学，成为第一个受过严格数学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仑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多科理工学校。高等科技研发院校不是牛津、剑桥开始的，是法国拿坡仑建立的，法国的埃及远征拿破仑还带着大批科学家去，中国古代军队远征，从来只带谋士，不带科学家。达尔文航海乘坐的是英国海军的舰船，任务是调查殖民地的物种资源，才会发现物种演化论。中国的本草重视的是农用植物，而非动物。
德国被法国拿破仑打败，要重新恢复国运。普法战争打败法国，靠什么？靠科技。普鲁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军队掌握新式武器。英国最早修铁路电报，而普鲁士最先看到铁路和电报可以用来打仗，统一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鲁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但是法军还没出动，普鲁士军队已经坐火车开到城下把法军击溃了。所以拿坡仑战争和普法战争以后，科学成了国策。
一次大战前后，西方大国纷纷建立国家级的科研机构，都把发展科技变成国家的头号战略。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称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强，才能军事技术厉害，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当然现在没有工业经济支撑的军事游戏，以后想玩也玩不动了。
中国今天必须明白掌握科技制高点的重要，那不是花钱，搞市场交易能买到的。我们现在用的民用技术，包括核能，手机，GPS导航，互联网，都是冷战军事技术的产物。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拿钱投资教育、投资科技，占领科技、军事、工业的制高点，中国才有希望。失去制高点，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就没什么“国富”，只能给人家抬轿子。日本、韩国工业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什么“高收入国家”也是软骨头。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
（1.9）研究“史观经济学”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说在前面，再讲故事来理解经济学的变革。
我今天讲历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给我写《代谢经济学》的书做准备。我们几十年来的经济研究可以分为两条线。最早的第一条线，就是从铁路开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我独立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
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讲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市场规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马尔萨斯看到的，市场规模受资源限制。中国传统的落后、停滞就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不去开发新的资源，当然落后了。后起的西方对外扩张，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占了，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么抢占资源，不是靠人多势众，是靠新技术，开发新的资源，比如电能、太阳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产技术差不多，甚至市场竞争不过你，就用军事技术发动战争，或者金融力量兼并对手，最终达到控制市场份额的目的。两次大战，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先，但是输掉战争和金融。英国和美国的霸权，靠的不只是科技实力，更是靠军事和金融的优势，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点。
你如果读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什么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钓你上钩，干什么？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我们早在1968年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是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我们用演化动力学做的产业竞争模型是1987年发表的，当年西方学者觉得产业竞争等价于军备竞赛模型，各国文化与学习战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竞争，美苏竞争的多种前景。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协会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请我做第一主讲人。我想经济学话语权的实质是经济学概念的创新。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1987年的文章题目“分工起源”，经济学家看不懂。我改了标题他们就懂了，叫“代谢增长论”。代谢增长论目标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我们首先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索罗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增长速度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罗默（他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新一任的首席经济学家）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和规模报酬递增的。
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对吗？不对，为什么？我们做科学的非常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要不是新陈代谢的话，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在经济学理论上叫“代谢增长”。
我们更大的目标，要把“代谢增长论”发展成“代谢经济学”。因为我想要实现当年凯恩斯没有实现的梦想，发展经济学一般的统一理论，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
凯恩斯当年写通论的时候，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是错的。 General &Theory”
不应当译为“通论”，应该译为“一般理论”，为什么叫“一般理论”，因为凯恩斯要效法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国也翻错了，应译为“一般”相对论，它作为“一般”理论，可以把“狭义”相对论（应当译为“特殊”相对论）作为“特殊”理论包容进去。狭义相对论又可以把牛顿力学作为特殊理论包容。我们现在发展代谢经济学，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发展更一般的理论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进去。
怎么整合呢？我们四十多年的研究，从1985年从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开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叫“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你观察生物的进化过程从生物结构的演变开始。林奈最早对生物物种的分类，是从宏观开始还是微观开始分类？当然从宏观的形态和生理结构开始，从物种进化的历史顺序开始。我们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要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我的出发点就是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这是我的计划。有没有新意？请大家检验。
（1.10）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领导人决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荷兰当时是海上马车夫，从柯尼斯堡（当年属普鲁士，现在变成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如此这般一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立即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新古典经济学则把“看不见的手”推广到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大家想过吗？斯密说船往返不会是空的，但是来回船装的东西，重量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总的价值会一样吗？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使在国际贸易问题是也是不成立的。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1.11）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作最多只有一半。协调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场、而是靠政府、靠社会，靠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稍微用点数学来解释我们的“代谢增长论”。
这个图描写的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写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S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怎么样？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叠加。小波英文是wavelet。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中国整体论的思想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随机游走来描写价格变动是“看不见的手”，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件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把市场放在笼子里，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没药可医。但是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你会发现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你也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陈平：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 而非1970年的日本
【本文是陈平教授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演讲的第二部分。上一讲《中国历史定位是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
中，陈平教授谈到了他的最新理论“史观经济学”的开题部分，即要明白中国的历史定位，要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说起。第二讲，重点探讨历史发展的多种竞争模式，并以全球历史的变迁来论证，最终目的还是破解西方中心论，以及中国发展目标不是跨越世行眼里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占领全球制高点。演讲稿经陈平教授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二、历史发展的多种竞争模式
我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主题，发展的多线模式。前面的第一主题是给你们一个引论，讲非均衡的思维框架。有了发展的非均衡，才有发展的多样性。这是今天探讨史观经济学的目的。史观经济学要做什么呢？不是重新做一个编年史。做科学最重要的是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
我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世界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是单线的，台阶式的？还是像树一样分杈的，多线的？问题和答案应当很容易，很直观。第二，世界中心有不同的模式吗？历史到底像西方讲的是单中心，即西方中心论；还是双中心，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以前的启蒙阶段就这么宣传的。还是多中心？
中心变迁的规律也有两种：如果单中心的话，单中心是从里向外扩散，多中心是各有所长，互相竞争，此起彼伏。
不同的历史观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现在一批崇拜西方中心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国际接轨”，拥抱西方全部的信息和规则，甭管是好的还是垃圾，统统开放接受，因为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就是西方技术、西方体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过程。主张改革就是市场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只要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就进步了。
是这样吗？现实告诉我们，拉美、东欧国家向西方开放的自由度比中国大得多，经济发展的挫折也大得多。开放既是机遇、也是风险，看你能否自主应对。向乌克兰那样开放垮了的惨痛教训不能掉以轻心。
和扩散过程不同的另外一种机制是化学反应。我的老师普里戈金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家，也是化学家。他认为世界历史演变模式像多中心的反应扩散模型，化学反应不是1+1=2，是A&B=C，C代表新的化学物质，化学合成A和B以后变成新的C。
思维范式的改变可以引发数学模式的改变。现代世界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产物，现代社会绝对不是西方一家创造的，而是几个文明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生态？包括地理、环境、气候、人口，还是科技？包括战争和金融。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的答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用一个固定模式历史上生搬硬套套，什么都是否定之否定，不一定如此。
前面介绍的小波图形描写了技术竞争，有三种可能的竞争模式，不只是一种。
第一种竞争模式我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启蒙运动宣传的，先进打败落后的模式。
西方对先进落后的理解有对立，马克思讲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味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新制度经济学相反，他们主张看不见的手，说的是私有产权制度才能优化资源配置。
两者方法论类似，虽然先进的定义不同，但都认为应当是先进的东西打败落后的东西。如果这是唯一普遍的规律，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在德国发生在比德国落后的俄国发生？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走得比前苏联还快？历史的路径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
列宁只对一半，他起码发现发展是不平衡的。真正看到发展不平衡的是毛泽东。
第二种模式是落后打败先进。毛泽东的农民战争创造历史论，从西方理性来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是落后打败先进，实际上是穷人打败富人。
在历史上，红军打败白军，穷人打败富人的例子数不胜数，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多次打进先进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区。我是浙江人。浙江人很会经商，但是不能打仗。蒋介石江浙帮的国民党军，打不过湖南的农民游击队。
不是吗？你去看西方也是这样子。英国打仗冒险的是贫困的苏格兰人，发财掌权的是富裕的英格兰人。
要理解中国革命、中国改革，毛主席说的就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恰恰相反，路线和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
革命和发展时期，毛主席讲战略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物质条件第一。讲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所以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不利的情况下靠战略可以以弱击强，以少胜多，以落后的农民军队，靠组织和战略打败先进的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
西方领袖从来没有人设想过落后的中国小农会打败国企工人或者西方跨国公司的大资产阶级。只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邓小平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中国道路的奇迹。毛泽东敢说超越马克思的话。拿了毛泽东思想到全世界看，中国的成功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规律。
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西方衰落，为什么美国人竞争不过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欧洲人害怕北非难民了。因为先进会转化为骄奢淫逸，从而失去竞争力。这正是小波的特征，因为任何技术优势都和波浪一样有生有灭。新制度经济学保护私有产权的前提，是资产者的竞争优势可以永远保持。中国人的观察是富不过三代，有的二代就衰败了。穷人的努力才有希望。
第三种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边缘区挑战核心区。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模式更有普遍意义，也启发了我观察科学范式的革命。中心的变迁不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在核心区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在核心区的巨变，然后向边缘区扩散。
新思想的突破往往在以往先进的核心区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不得不到边缘区寻求发展，力量做大以后再反过来挑战核心区的统治集团，用革命或其他手段突破现有体制的障碍，才能上一个经济台阶。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略，对我们做新科学的发展战略也是普遍规律。
即使科学的主流学派都会保护既得利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态物理学，都首先出现成长于三流大学，在科学界成功之后才能进一流大学。
我们搞复杂科学、非均衡经济学，哈佛就不让你做。要研究中国道路，就要敢于在中国的边缘挑战西方的中心，这是普遍的发展过程。后面我要讲，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崛起，也是边缘挑战中心。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把这三种模式同历史比较，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格局的变迁，来把握历史机遇。
当然，历史不是宿命，而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要引一句拿破仑的名言。毛泽东雄才大略，能看得起的军事家没几个，唯一看得起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有一句话对我做学问非常有帮助，叫做“机遇只对有准备的头脑存在”。换一句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你认为她漂亮，别人看不见，因为漂亮的视角不同。为什么这些战场机遇拿破仑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呢？因为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贪图小利的庸人有不同的目标和眼界。
这个观察可以上升到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像列宁讲的简单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人脑不是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而是人脑有一个理论框架从许多神经元分散的信息中构造出来的外界图景。不同的人有没有战略眼光，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给大家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大视野，这是杜甫最精彩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叫“一览众山小”。你站在泰山顶上看脚下群峰，和新古典跪在巨人脚下仰望，得到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历史的巨人都是伟大的。但是有些本本主义的中国人跪在巨人面前顶礼膜拜，你能超越巨人吗？我要学就学牛顿站在巨人肩膀之上。干吗？不但要看到巨人的长处，还要看到巨人的局限。所以我今天讲演的开头就跟大家讲，第一个经济学巨人亚当-斯密的贡献在哪儿，局限在哪儿，我们下面才有事可干。否则要学生们做什么呢？
三、中国不同的历史定位和两种不同的经济战略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和西方历史定位的世界观，不是象牙塔里的无的放矢，而是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转折关头。下一步中国经济往哪儿走？两种不同的历史定位观。
一种是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起来向我们国内推销的收入发展观，忽悠了中国许多人，说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中收入到高收入。现在最重大的危险是什么“中等国家收入陷阱论”。目的呢？矮化中国地位。
他们把中国的经济地位用人均GDP测量，比巴西、伊朗、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还要低，那怎么办？当然只能听命于美国了，当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顺民，像日本、韩国一样当美国的依赖经济了。
我觉得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是别有用心。因为如此分类，中国下一步的目标变成赶超俄国、波兰，这些都是我前面观察过的转型失败的国家。
前苏联十年转型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二次大战，超过一次大战，甚至超过内战加饥荒。而这发生在和平时期。中国为什么要学苏联东欧？那是希望中国自废武功。
学东欧转型的华盛顿共识，中国哪里还能成为美国对手？如果中国的目标只想学高收入国家，如现在发生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我都去过，比中国差远了。
还要中国去学墨西哥、土耳其、伊朗，我原来差一个土耳其没去过，我看完之后可以告诉你，这些国家的民众和领导人都在学中国。中国人均GDP的数字肯定有巨大误差，误导了领导层的决策。
我的观察，中国过去30年，硬件发展非常快，但是经济学、理论界、软件建设差距一大截。中国现在财政、税收系统、统计局、金融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不可靠是高估还是低估？有些认为高估，我认为中国严重低估。
就凭个人经验的直觉看，中国沿海地区已经超过南欧了，内地的中间地带超过中欧和拉美，两部分一平均，中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肯定超过高收入国家的下限如波兰和希腊。咱们这些国家去过的请举手？没去过你们争取去走走。
我的治学经验是要“翻万卷书，游千里路，会百家才”。为什么要“翻”万卷书，许多书一翻就知道不值得读。现在信息爆炸，你读万卷书，脑袋就读死了，书翻万卷才知道，大部分都是一大抄，里面只有几本书可以读，几本书里面只有十几页值得深入读。
“游”千里路是为了发现书上没有的好多怪事。你只有发现和解释了“反常”现象，才对科学有所贡献。
经济学的怪事是许多重要的事书里面不解释，例如规模经济没有均衡价格，解释的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如果市场波动只是噪声驱动，还要研究什么危机政策？
我的猜测，中国的历史定位，绝对不是一些人讲的，相当于19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因为他们认为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了。瞎说，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日本、韩国大多少倍？
中国最最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有独立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金融和央行政策也独立于美国，所以中国的经济决策不受美国的制约，这连德国、日本都比不上。中国这三十年只是开发了沿海，大部分内地都没有充分开发，中国怎么会没有中高速的成长空间？
目前沿海的发展放慢，只是因为中国过度学了西方的自由贸易体制，放任投机资本投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挤出实业当然越搞越搞不上去。其它的中部地区没多少泡沫，发展形态好着呢，怎么会没有发展空间？
放眼历史，中国经济决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拿哪些国家做发展战略的比较。世界银行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比较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人均GDP，许多国家小到只有几十万人口。
这就像拿大象的某个生理指标跟蚊子、跳蚤比较，把没有物种分类的数据作线性回归，能发现生物演化的规律吗？太可笑了！科学研究连起码的分类都忘了。
生物学家首先要给动物的演化阶段分类，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还是别的类别。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还得分析不同的发展阶段。
拿中国的青年时代跟美国的老龄时代比，说发达国家老龄化不搞制造业了，要中国年轻人也放弃制造业，岂不是傻帽。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中国文化擅长的历史观念，学新古典经济学忘记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和生物结构的常识，再讨论中国的发展目标，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3.1）中国今天的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而非1970年代的日本
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为什么是美国的1900年？中国的人均GDP目前相当于1970年代的日本和二战时期的美国。不是吗？我认为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为什么这么讲？英国工业革命的高峰在1850年，那时人均GDP
约$2300美元，中国1993年就达到了。如今英国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从当年的世界霸主跌落为二流国家。因为金融等服务业虚高的GDP并不代表英国真实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观察中国的世界定位和历史使命，要关心的是中国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离世界制高点的距离。
我拿1900年而非1941年的美国作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类比，因为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达到世界第一，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的产量之和，但是美国并没有掌握科学、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1900年科学制高点在哪儿？在德国。军事制高点，在哪儿？海军在英国，陆军在德国。金融制高点在哪儿？在英国。中国现在的地位很相似吧？中国现在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但是没有掌握科技、军事、金融的制高点，虽然已经坐二望一，距离制高点的目标并不远。
所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什么增加人均GDP，不是用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办法提高人均GDP。因为中国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所谓的高收入国家。
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的有效GDP，扣除那些虚拟金融，过度医疗、过度军事化产生的经济废热，物理学叫熵（无序的量度），远远超过美国。
西方经济学的总量测量很奇怪，似乎没有经济的健康标准，人越胖越重越好，把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算进去，加成总的GDP。任何医生都知道什么是正常、健康的人体。太瘦了不行，太胖也不行，起码对人体正常状态有健康标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总量测量是非科学的。
中国有效的GDP远远超过美国，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社会矛盾。美国黑人暴动的费格森、巴尔的摩都是美国的主要经济区，人均GDP都是三到五万以上，比北京、上海高得多。你去看看他们的黑人区，比中国内地的贫困区还糟糕。
我的观察，人均GDP测的不是国家真实的发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质量。测的只是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我去调查过浙江、广西贫困县的农村，发现农村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超过北大教授。
农民进城打工赚的钱回乡盖房，面积达200-400平米的房子，不少是二三层楼的小院，呼吸的是新鲜空气，满处都是氧吧，吃的是有机食品。算了影子价格吗？没算。因为有钱人集中在城里呼吸污染空气，吃各种激素催大的不健康食品，但是没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交易市场。
所以中国革命老区的农民生态好，但是无法交易，无法变现。不少进城打工的农民还在县城买了第二套房子，比美国负债累累的所谓中产阶级富裕的多。中国提出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真实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危机中的高收入国家。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掌握科技、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
要花多少时间？先看历史经验，美国花了多少时间？大约70年。美国到1944年建立布林顿森林体系才占领金融制高点。
美国1969年发射登月飞船成功，科技总算超过苏联，花了70年占领科技制高点。但是1971年以后，美国黄金和美元脱钩，军事、金融的霸权就开始动摇了。其实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时间比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都要短得多。美国全面掌握制高点的时间也就几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包括美国竞选总统的政客都明白美国的霸权在衰落之中。问题只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路径，能否摆脱美国已经百弊丛生的老路。
西方经济学家经常问我，你们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发展多少时间？他们老在想，你们工资该涨了吧。只要中国工人的工资跟西方工资差不多，中国就该失去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吧？
我的回答是，中国还能高速发展多少时间要看美国犯多少错误，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发展机遇。美国打中东战争，搞阿拉伯之春，结果自己陷入中东动乱的泥潭，无法重回亚洲，中国起码有20年到30年的发展机遇。美国再制造乌克兰动乱，整个北约同时陷入和俄国与伊斯兰的对抗，无法转过来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的发展机遇再加20年。
换言之，只要中国自己不犯大错，不出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自废武功，中国足够有20-50年的自主发展机遇。美国精英早就明白，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挑战者，但是美国四面楚歌抽不出身来。美国想要重返东亚，战略上都明白，政治体制转不过来。
目前的国际格局，只要中国不犯大错误，最快20年就能掌握制高点。犯点小错误，中国有试错的空间，摸石头过河，总得犯错误。去年的股灾付了学费，我很高兴。要不怎么能够知道李德和毛泽东的差别呢？你以为李德、博古代表的是西方先进的现代化，否定毛泽东的土包子。
谁对谁错，由战争的胜负来检验。中国的股灾可能损失上万亿美元，但是给金融自由化敲响警钟，也许避免了中国实体经济像苏联东欧那样自废武功。
看历史大势，我对中国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比美欧日都大有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检验我的预言。2009年巴西开会请我做主题发言，会的题目就叫《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是世界中心吗》？我给大家的回答是，也许。要看我们自己犯不犯错误，能否抓住历史的机遇。犯不犯错，要看我们拿什么战略和体制去打我们的战役。
（3.2）反思中国失去的历史机遇
我们不能只讲好的，也得讲讲教训。中国人要反思，反思什么？中国失去的历史机遇。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机遇也是讨论李约瑟问题时提出来的。
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影响了一个美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华勒斯坦。他1974年写过一本书很有影响，叫《世界体系》。他认为15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那时中国是地少人多，西方黑死病以后人口大减，是地多人少。按照西方的理性逻辑，西方应该像中国历代君王那样，打完战争后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中国应该对外扩张，寻找生存空间。结果相反，中国大大增加人口，西方寻找生存空间侵占了非洲、亚洲和美洲。
这是为什么？这是华勒斯坦提的问题。我称之为“华勒斯坦佯谬”。
进入2000年，英国潜艇艇长孟席斯退休了研究历史上的海图，研究哥伦布为什么会向西航行。英国是个海洋国家，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国大陆在海洋身边却看不见海。我们奇怪中国人写诗，讲国家就讲“江山”，不讲“陆海”，好像江比海重要。中国人喜欢山，却不喜欢大陆。西方人连沙漠、森林都要抢，中国人不重视不能种庄稼的土地。
所以中国人失去历史的机会，源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眼光看的不远。到了马六甲海峡，就发现中国小农可爱啊，中国人的勤奋开发了东南亚。弱点呢，眼光太小，从来没有西方大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雄心。
孟席斯质疑流行的西方航海史。原来历史家猜测，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美洲是蒙的，他自己的目的是向东航行找到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英国潜艇艇长最关心的证据不是中国考古的器物。他反思历史，关心的是海图。他查了全世界的海图档案，发现葡萄牙收藏的一幅海图标出中国的位置，可能引导了哥伦布向西航行。他研究了半天，猜测这个海图只可能是郑和留下来的。
为什么中国自己没有海图呢？因为明代信奉儒家的大臣认为航海是劳民伤财，不许再搞。把郑和的航图和航海日志全烧了，后果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严重的多。这是儒家只讲内向修德，不讲外向竞争的最大愚蠢。
当然中国儒家对中华文化的保持也有很大的贡献。我上个月访问了马六甲海峡，那儿都看到华人的贡献。当初郑和舰队在马六甲停了多次。中国人当初要有海权眼光的话，现在哪有什么南海问题。即使马来西亚和印尼本地的人口多，多半成功经营的企业家都是华人，世界的经济地位超过犹太人。
为什么？华人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传统。华人第一重视家庭，第二重视教育。但是我认为，孔子如果不跟孙子相结合，孙子如果没有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发扬光大，今天的中国形不成国际话语权。中国办的孔子学院，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中国文化包括老子、孙子、法家、儒家，还有中医的哲学，综合起来才能理解中国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凝聚力。
孟席斯研究中国明代的航海潜力越研究越厉害，他认为郑和船队可能发现了美洲、发现了澳大利亚，还可能到了佛罗伦萨，激发了文艺复兴。他不是瞎猜的，有很多经验证据。中国考古学家只重视挖出来的器物。西方学者兼顾人种学、语言学、DNA和岩画等证据。
我访问墨西哥博物馆时，注意到墨西哥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塑上有甲骨文。已经有中国学者考证出来，墨西哥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当年周武王打败殷商，殷人东渡到了北美。如此重大的历史成果，如果是美国人的发现就大吹特吹了，中国人至今保持低调。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有关的研究？政治上的韬晦之计，不等于学术上不敢标新立异。咱们做研究的应该雄心大一点。有争议才有新意。不要怕争议。
中国为什么失掉海洋的历史机遇呢？我认为有几条应当反思：
第一，小农经济的观念的局限，不重视耕地以外的资源。中国人不仅不重视东边的海洋，也不重视西边和北边大片的草原和沙漠，不重视控制贸易的交通要道，只重视流汗的辛苦钱。更不愿意背井离乡，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变了，全世界的穷乡僻壤都看得见中国人，90后，00后，有没有胆量闯荡世界？不要守在门前几分地，守住老婆孩子不出去，哪没出息。
第二，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内向型的财税体系是约束中国对外发展的。我后面会讲，世界的中心不是西方，而是中东。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有那么大的疆域和那么长的稳定，中东的财税系统绝不是中国式的重农抑商，而是农商并重。
中国的财税体系历来依靠土地税、人头税，屯田政策养大批农民，农民出身的大批步兵对付少数民族游牧的骑兵。
历史上中国抑商有非常大的军事考量，理由是江浙沿海富起来的农民不愿意当兵，金兵入侵大量农民军队投降或被杀。中国帝王的朝贡和抑商政策还有国家安全的考量，因为开放贸易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明清两代禁海政策当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武器。明清统治者没有明白国际贸易可以是双刃剑。
盲目开放可能引狼入室，但是自主开放可以大大扩大中国的战略空间。
第三，官本位的金字塔体系限制了中国经济外向发展的积极性。中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靠的是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意味着金字塔的层级结构。好处是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穷人可以凭借科举考试往上移动。但是缺点是往上的通道越走越窄。
如果中国的激励机制只有这一个文官体制，大家想过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吗？这是一个鼓励内斗，制约外向的体制。所以每次中国的青春期都很短，就是王朝建立之始鼓励能臣，建立之后就多用庸吏。对外只有开国帝王积极进取，多数继位者都是消极防御。
即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些开疆扩土的大将，中国统治者害怕的是功高震主，削减边疆大将的军权远比开疆扩土重要。这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出身的汉族帝王，除了汉武帝，很少有对外发展的积极性。
我到伊朗去，普通伊朗人都记忆非常清楚，中国军队上千年前被波斯打败过。因为波斯俘虏大批唐朝随军工匠，获得中国许多先进技术。
历史上中国多次错过很好的对外发展机会，但是中国自己的内向型体制约束，中国的官僚体制没有对外发展的激励机制。明代更大的错误是没有产业政策。
明代的出口规模跟现在非常像，是世界的出口大国。出口换来的主要不是资源和技术，而是大量白银，替代自己的纸币用于收税。白银多了制造通货膨胀，跟现在外贸顺差多了换美元类似。
美元多了干什么？拿人民币对冲，房地产泡沫起来了。却不懂得用外汇储备占领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才有现在的什么产能过剩问题。有产能不会用，反而要削减过剩产能，学英美的去工业化。原因还是内向而非外向的经济思维。
美国历史学家还发现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郑和的远航为什么不能持续，因为木船时代，关键的战略资源是做大船桅杆的大树。中国明代没有保护海军的产业政策。放任沿海木材市场“看不见的手”，为了做家具大量砍树。大树砍完以后就无法造大船，中国的航海优势就完了。
英国殖民的基础是海军，为了保持海军的垄断地位，很早就立法限制北美殖民地的沿海地区，禁止私人砍伐大树，才会保持英国海军的霸权。把英美的强大说成是“看不见的手”，是编造的经济学神话，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西方编经济学神话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愚外政策。自己成功的秘诀不能告诉外国人，对外宣传的目的是叫你失败和听命于西方主子的教条。
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说，你学美国你不能照他说的做，要学他自己怎么做。
美国天天高唱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但是年年发动战争，用看得见的手控制制高点、话语权、和定价权。我们古人以前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先知己，后知彼。我们很多经济学家一天到晚讲的都是中国问题。却不懂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反面也是中国潜力。今天你得先“知彼”，后“知己”，西方发动国家的困难和危机，本质都是富贵病。
中国和西方比，看起来比西方穷，竞争学习的能力比西方强得多。我们一批食洋不化的本本主义者，拼命要学西方失败的高福利模式，使劲贬低中国的竞争能力，实际上是读书没读懂的书呆子。
实际上西方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了，中国人的反思反而落在西方学者后面。一些中国学者以为我太狂妄，其实我不够狂妄，西方真正的大家比我狂多了。严格讲西方文化有个优点不能说是狂妄，而是西方文化非常鼓励
”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批判思维，即使对自己学派的祖师也是如此。
中国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弟子只能给老师做注解，不能突破老师的局限。中国再好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旧瓶装新酒。你看看西方人的思路传承，一神教的起源，从波斯的拜火教，发展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代代全是学生杀老师。中国文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全世界的大家都喜欢中国学生，这是中国将来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文化基础。
但是，中国学术传统也要改革。咱们当然不会杀老师，但要学一半西方人的优点，就是要敢于质疑和发展上一代人的智慧。我们首先要质疑的是西方中心论主导的西方的社会科学。
（3.3）世界史上不存在西方中心，世界史主要是三大文明中心的竞争
我今天讲座的结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对象，就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莫里斯2010年写的书（中译本为2014年），题目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这本书想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崛起，从西方优越论后退了一步。他综合考古和遗传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承认到目前为止西方领先东方，不是什么种族和基因的优势，也不是什么制度和文化的优势，而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他和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论比，是前进了一步，对反思世界史有所贡献。但是，他仍然想用历史地理学的解读来保留西方中心论。他的创新不是基于传统地缘政治学来区分东方与西方，而是利用了哈佛人类学家研究160万年前石器时代得到的所谓“莫氏(Movius)线”，把印度、中东划入石器技术“先进”的西方，剩下中国、东亚、中亚、俄国、澳洲都算石器技术“落后”的东方。然后论证西方技术统治到现在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
这是非常奇怪的理论。似乎百万年前石器时代的某些石器特征能决定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分野，其实国际考古人类学界公认的文明起源是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加上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地区，西方称之为近东和中东。
我对世界科技史和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要修改东西方的两元模式，再多画一条线。复杂性三是混沌和发展的起点。老子说“三生万物”。什么时候西方比东方先进？把文明史上确实先进的中东切一块出来，从一万年前最早的国家、城市出现于近东和中东，一直到一次大战，世界的中心在中近东，西方只是西边的边缘，老想争夺中心，为的是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
我们新的世界三分法，就可以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规律。
我给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图。
莫里斯现在还在讲西方先进，东方专制。其实西方学者经常变换“西方”的概念。如今国际媒体常用的词，诸如什么中东、近东、远东，出发点全从西方出发来看东方。过去西方人讲西方先进，指的西方是希腊罗马，他们的老师和对手，包括埃及、土耳其、波斯都是专制可怕的“东方”。
莫里斯现在讲西方技术先进，用什么莫氏线，把埃及、伊朗、印度全划进西方了。但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只讲希腊、罗马，也就是地中海的西北面，连爱琴海东岸，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城邦都不算。
西方人实际上不了解中国，他们脑袋里的东方专制就是他们的老师和对手，包括老打他们的敌人波斯，和希腊神庙模仿的对象埃及。讲埃及专制是源于水利社会，修水利需要中央集权。凭脑袋想，中国跟埃及差不多，也是水利社会。但
是我的观察，中国和埃及不同。中国的中央集权，不仅要修水利，更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中国防御的办法是修长城，而不是造神庙，中国文化延续的基础和埃及有同有不同。历史的分类需要更细致一点。
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史前文明，真正人类起源的地方是在黑非洲这一块。现在发现最古老的从猿到人的演化遗迹，主要在非洲的肯尼亚一带。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原始人逐渐外移。
石器时代先后出现农业、牧业，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遗址都在哪儿？在中间这一块区域。中间这块文明发源地，西方经常故意分成两半，西方人讲宗教，犹太人的圣经故事以巴勒斯坦为中心，实际上犹太人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从埃及、叙利亚、一直到土耳其西部的安那托利亚。
实际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包括土耳其的东南部和如今的伊拉克、叙利亚），外加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波斯（伊朗），原因是地中海的东岸和南岸有沿海平原，比爱琴海西岸的希腊土地肥沃的多。希腊罗马的航海和战车技术，都是从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非洲和西亚国家学来的。西方中心论颠倒了文明的发展史。
了解西方历史要亲自去看了世界地理才明白。为什么西方文化不是从希腊发源？道理非常简单。
我2010年访问希腊，发现雅典周围非常贫瘠，连土壤都没有，到处是火山爆发造成的黑石头。只能石头缝里长点葡萄和橄榄树，没法种粮，只能靠贸易进口粮食。所以希腊人重商和浙江沿海多山少地一样，是地理环境逼出来的。
我上个月到地中海东岸，西边的土耳其一看，海边是大片的平原，比希腊富的多。怪不得文明国家首先出现在地中海东部的平原与河谷，领先了两千年后，才吸引爱琴海西边的的希腊人到东边富裕的地方来抢。
荷马史诗描写的特洛亚战争，似乎处在土耳其西边的特洛亚也是希腊城邦。去了土耳其才知道特洛亚帝国比希腊城邦早发达两千年。希腊神话的源头在埃及和土耳其。希腊文字的源头在北非。美国现在制造的中东战争，正在摧毁西方文明的老师，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为什么从希腊、罗马，到英国、美国，都要争夺中近东，因为从一万年以前，到一次大战，中近东才是世界的中心。交通中心和贸易中心都在这块，我现在还没有发明新的地名，暂时就叫中近东，实际指的是世界中心。
中国之意是中央帝国。西方中心论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世界中心。但是历史上，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当过世界中心。倒是用不同方法推动了世界中心格局的演变。我们后面再讲。
中近东文明的世界中心相对稳定，先后稳定的大帝国，包括赫悌王国，波斯帝国，巴比伦王国，埃及王国，都比西方多数后起的国家稳定得多。所以西方优越是个神话，罗马帝国也就是500年。
东罗马帝国差不多1000年，奥斯曼帝国500年，都比他长。波斯帝国中间断过多次，加起来帝国也有2000年历史，但是没有像中国一样2000年的国家、文字、语言都是统一的。如此统一的世界文明，只有中国一家。
东南方向还有一个印度文明历史很老，但是对世界影响不大。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帝国，先是成为西北游牧民族侵略对象，后来又成为西方航海民族的殖民对象。
今天我们以为阿富汗非常落后，其实印度最壮观的泰姬陵，就是阿富汗入侵的伊斯兰君主建的。阿富汗穷人起家的穆斯林军队一路打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穷人军队类似中国的八路军。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普遍成立的。
世界当然还有其他相对独立的文明，例如南美洲的文明和中美洲的文明。但是世界文明竞争的主战场在亚非欧的横轴上，三大文明竞争，规律非常稳定。
什么规律？财富生产中心在中国，从当年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制造业大国，产品源源不断出口，大家都愿意买中国价廉实用的产品。
可惜，中国那么多出口，但是不懂金融控制定价权，也不懂军事划分资源控制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出口再多不发财。那么出口那么多干了什么？创造就业，增加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靠人多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也是领土广大的国家，但是人均资源并不丰富。这是我们祖宗的遗产，也是现在发展的基础。
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必经之路就是控制中间通道的中近东地区，中间这个地方是必经要道，也是四战之地。所以中近东的民族一个比一个好战，不像中国农民那样热爱和平。
我和埃及人，伊朗人，土耳其人聊天，共同语言就是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几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伊朗人至今记得俄国当年如何打伊朗，也记得中国的唐朝打到他们的中亚祖先。游牧民族的战争记忆真是比汉族的历史感要强。埃及没有险可以守，四面的穷国都来抢，打不赢只好修神庙给自己壮胆，也用来吓唬竞争者。但是后果并不佳。
为什么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稳定性，比中国皇朝还要强，因为君士坦丁堡不仅控制了陆上的交通要道，还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峡，同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奥斯曼帝国的财税基础和中国不一样，才能够养一支庞大的职业官僚队伍和一支庞大的职业常备军。职业军队要发财，只能不断打仗，不断对外扩张。
中国没有，中国一打仗就赔钱，所以维持和平的最小代价是和亲政策，把公主嫁出去，意外的收获是民族融合，没有西方的种族矛盾，宗教战争和语言战争。其次是宋朝的下策，花钱买和平，最后输掉战争。
中国文化重文轻武，是小农经济决定的。中东和西方都尚武，因为控制交通要道收过路费比征收土地税容易，控制交通就能控制金融，就可以养活庞大的常备军。
许多中国人至今不明白占领科技制高点，和占领军事金融制高点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被斯密忽悠，以为看不见的手就能国家致富，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
西方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当过世界的稳定中心，但是老想占领这个世界中心。西方怎么去抢占交通要道？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发展技术，因为西方人口少，历史内斗又不统一，只能靠技术创新来夺取中心。早先的西方技术，都是从东边学来的。唐朝西进中亚时打过一次大败仗，阿拉伯人俘虏了大量中国工匠，学到许多中国技术。
中国历史喜欢讲成功的故事，不爱检讨丢脸的故事。西方启蒙运动的源头，包括科学技术都是从中国、阿拉伯等东方文化学来的。
这里有件事值得我们今天考虑的，就是中国出口干嘛？我认为明代最大的错误是出口主要拿来换白银，跟今天出口换美元一样。经济学家误以为钱就是财富，人人想发财，钱生钱。我们的代谢经济学认为钱是虚的，资源是实的。获取资源真正重要的经济实力是国际竞争能力。
如果把出口商品只换来白银或其他货币，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和投机。现在中国人聪明了，出口第一要换资源，因为中国缺资源。更重要的是出口积累的资本要换技术。
但是换技术是有限度的。现在美国欧洲都明白了，中国是西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最核心的科技不给我们。怎么办？自己做。我们科学院的人最喜欢美国对我们下高科技出口禁令，因为逼我们自力更生。
美国封锁什么，什么项目就上去。迷信贸易自由化的人真以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是洋务买办的思维。中国有文化的比较优势，到现在为止，没有其它国家可以和中国比，就是中央集权和文字统一。
中国要像五四启蒙家主张的那样，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中国每个方言都会变成新的语言文字，中国的大一统就会变成欧洲那样的碎片无法统一，也就无法和美国、中国竞争。计算机发明以后，中国汉字输入的速度可以超过英文。要中国全盘西化的最后一个理由也不存在了。
中近东有一个特点，它既是交通要道，也富藏资源。古代埃及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大国，出口供给罗马帝国。问题在埃及的地理条件难以防御南北入侵之敌。
中近东维稳的方式和中国不一样，值得中国研究。马克思可能低估了宗教的作用。中近东不断出现稳定强大的帝国，和一神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各地文明最早都出现神话转化而来的多神教。多神教，例如希腊、罗马神话和印度教，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一神教最早的源头是拜火教，后来变成波斯国教。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中东的沙漠地带，成为凝聚游牧民族的强大纽带。罗马帝国把天主教变成国教，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都借用了天主教的社区建设力量。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使伊斯兰教带来的稳定性超过基督教和后起的新教。
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但是疏忽了思想文化的建设，搞得部分人见钱眼开、失去信仰、人心涣散，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剧了民族矛盾。
这几年去埃及、伊朗、土耳其的观察，深感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必须整合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国知识界不能简单地把伊斯兰当成反现代化的落后文化。我发现伊斯兰是比天主教更具草根性的信仰。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误以为科学会取代宗教。
历史现实相反，科学越发展，技术更新越快，社会的不确定性越大，下层老百姓越没有安全感，面对社会巨变越依赖民间信仰。我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宗教的作用，毛泽东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对保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要认真的反思和研究民族和宗教政策，才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计。西方教会对社区建设的作用，也是值得中国研究的。
西方的特点，气候良好，雨量多，平原大，有利于发展大规模的农牧经济。西方的农场、商场、工厂、银行，都是越搞越大，传统中国经济的特点都是小，小农，小商店，小作坊。人人相当鸡头，不为牛尾，家族企业一大就分。
如今大家终于明白，规模经济大的好处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所以中国企业现在纷纷要做大做强，争夺市场份额。
但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却被大家忽视，就是规模经济越大越不稳定，因为没有稳定的供给曲线。规模经济虽然降低了平均生产成本，却大大增加营销风险。
中国推广美国式的农村规模经济，造成一波波的卖大蒜难，卖大白菜难，以及玉米、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使巨额投入的大农场因为供销脱节而面临破产风险。规模经济的营销风险靠什么解决？作为金融中介的期货市场不但没有平稳大宗商品的价格巨幅波动，反而加大杠杆放大投机热潮，损害实体经济。
其实美国大萧条倒牛奶就是规模经济引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市场无法解决规模经济引发的经济危机，才靠政府的凯恩斯政策来帮忙。
美国政府在国内给大农场补贴，在国外用政治军事手段压埃及、日本进口美国粮食。美国在争夺国际市场上推行的“看得见的手”，值得中国领导人研究。单靠民间自发的万众创新难以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核心短板出在金融中介和营销网络。国际金融和营销网络都控制在美国跨国公司手里。沃尔玛下的采购定单可以凭它的订单规模大幅压低中国的出口价格和企业利润，才是压低中国工人工资的主要源头。
中国如果不掌握金融中介和营销网络，即使是生产大国也没有国际市场的定价权。空讲什么市场化来追求高收入，纯粹是经济学的乌托邦。
西方目前的长处就是靠技术新陈代谢来占领科技制高点，然后用金融和军事控制全世界的资源。
美国低息发债，然后投资新兴国家的核心企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拿回来养国内的高福利。问题是，这种国际分工格局能持续吗？要看美国有无强大的竞争者。
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更新非常快，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国家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而是经济政治中心不断转移，引发一连串危机、战争和宗教冲突。
西方的优点是技术更新快，权力更替也快，整合统一难上加难。在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整合社会协作，中国文化的优势比西方大很多。当今世界敢跟美国竞争的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也不是巴西，而是当年有过帝国传统的国家，例如中国、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俄国。
我跟伊朗的普通老百姓聊天，发现伊朗民众很自信，说别看我们日子过得不好，但我们不怕美国人。
土耳其人心里也不服，他们记得叙利亚、伊拉克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这是为什么世界银行故意把土耳其划在高收入国家之外。欧洲人最害怕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最早的成员。
中国要打破美日对中国的海上围堵，可以用经济和文化外交，北美联络墨西哥，那是美国的命门，近东联合土耳其，那是欧盟的命门。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战略一定要知彼知己，对手的弱点，就是中国的机遇。要在世界的发展中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3.4）历史上中国文明多次推动世界格局的剧变
我给大家看历史的分岔图，哲学上讲是量变引起质变。
世界历史上有两次分岔，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走向发生深刻影响。世界各大文明之初，都是人口稀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先后发展了渔猎、畜牧业和种植业，形成自给自足的混合农业。中国周代的社会制度和西欧的封建社会相似，封建领主拥有大片土地，分给农奴耕种，井田制保留了大量公地给社区居民使用，土地不得自由买卖。
世界文明发生第一次的历史分岔，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希腊、印度的主要哲学思潮突然爆发，为了应对环境和社会的巨大变化。
中国发生的巨变在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变为地主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粗放耕作的农牧混合经济逐步转化为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农业结构的重大转变，并非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气候的变化。
中原地区在商代气候温暖，才使牧业有发展的空间。周代中期气候变冷，导致牲口大量死亡，造成牧业损失巨大。春秋时期气候回暖，种植业的恢复快于牧业，导致人口增长。中国多山少地的地理约束，只能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无法维持广大的牧场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我对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解释跟郭沫若不同，不是郭沫若套用欧洲的五阶段论，把商代定为奴隶社会，周代定为封建社会，而是气候引起的农业结构和耕作方式的演变，从粗放耕作的农牧混合经济，变成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从类似欧洲的封建制变为地主制，是为了适应中国多山少地的自然条件，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秦汉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本质是维护种粮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用屯田和修长城的办法来防止游牧民族把农田转化为牧场，否则无法供养庞大的农业人口。政府的功能还包括救灾和兴修水利，以应对中原地带的半干旱气候和频发的天灾。
所以，中国春秋之后，再也没有“看不见的手”和无为政府存在。这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显著差别。
世界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分岔，发生在1453年，土耳其苏丹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阻断了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迫使西欧的海上贸易通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段历史使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三大文明中心互动的故事。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隔着中近东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是有间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使西方商人对东方的商品有持续的需求，而中近东的地理位置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了欧洲的商人、海盗和十字军，企图占领富裕的中东，造成中近东和欧洲长期的争斗。
影响方式之二是中华帝国的强大加气候寒冷的冲击，多次压迫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大规模西迁，冲击中亚、中近东、以及东欧。历史上的著名例子包括匈奴西迁，蒙古西迁。迫使中亚的游牧民族西入波斯和土耳其，再冲击东欧，产生一串连锁反应。打垮了千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突厥人，现在的土耳其人来自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古名花剌子模），从汉唐开始就和中国交往。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发现是中华帝国的稳定迫使中亚游牧民族西向，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击溃十字军控制里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商道道，削弱了威尼斯海军的霸权，使意大利的商业城邦衰落。逼着意大利的航海家去投靠葡萄牙、西班牙人，西出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导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刺激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西欧的科学革命，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讲了。
可见，西方15世纪的崛起是中国文明和中近东文明先后冲击的结果，而非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当然，地理环境限制了不同文明的反应选择。
（3.5）雅典科学民主的神话和历史真相
大家可能奇怪，中国人那么保守、谦虚的民族，怎么可能成为世界变革的源头？西方的崛起不是源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吗？我从小就被希腊的神话、艺术和建筑迷住。但是2010年我亲自见到雅典神庙之后，立即发现西方所谓世界七大奇迹的毁灭之谜是逆天行事，因为在地震带建造大理石的神庙屡建屡毁。原来钦佩西方大理石的建筑，比中国的砖木结构雄伟和坚固的多，相应的力学水平和工程难度也高超得多。
雅典神庙建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埃及神庙更早，相当于中国的商代。古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显然远高于中国。奇怪的雅典神庙建于港口的高地上，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建于沙漠地带，如此工程浩大，却毫无防御和民生功能。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像西方理论宣传的只是证明他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
显然日本和东南亚的木质结构比希腊的石料建筑更有利于地震带的生存。东西方的建筑材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东方文化是节约资源、适应自然，西方文化是耗费资源、征服自然。这代表了中西方哲学和人生观的基本差别。
今天的生态危机就是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是不可持续的，就长远的发展而言，也是不科学的。将来中国要建设可持续的全面小康社会，应该发扬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而非人类独大、逆天行事的一神教。
可惜中国目前推行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使中国的哲学传统面临严重的挑战。搞美国日本式的城市化，造那么多摩天楼，要是有自然灾害或战争，断水断电怎么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修神庙，而非建军事或民生工程？我问大家，中国修长城和水利，埃及和希腊建金字塔和神庙，哪个文明更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谁的领袖更具战略眼光？只要破除对西方优越的迷信，不难发现历史演化的规律。
雅典神庙建筑、科学和艺术的成就，无法掩盖一个严酷的事实，即雅典神庙的建造不仅是西方古典文明顶峰的象征，也是雅典民主共和失败的开端。雅典兴亡的历史代表了西方模式的难以持续。
先讲雅典兴亡的故事。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大军进攻希腊，希腊上百个分散的城邦不得不联合抵抗，当年希腊城邦联合的动力远比现在欧盟还大。联军统帅是雅典的伯利克里，西方民主共和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打仗的军费是上百个城邦筹集的军费，大量黄金放在雅典。
打败波斯之后，伯利克里挪用了联军剩余的黄金储备修建了雅典娜神庙。建雅典娜神庙的目的和美国建自由神像与世贸中心类似，是为了给自己立威。
希腊每个城邦的保护神是不一样的，雅典娜的起源也不是雅典，而是在土耳其。建雅典娜神庙为了强化雅典在希腊城邦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强化主持者自己的领袖地位。
成功了吗？科技成功，但是政治失败了。
因为第一，造神庙引发雅典的内外交困。挪用联军的战争储备引起了斯巴达和雅典的分裂战争，导致雅典和整个希腊文明走向衰亡。
第二，引起雅典的内乱。为什么呢？因为雅典是民主的城邦，民主最反对独裁者。选民以个人野心家的名义免去了伯利克里的统帅职务，换上像奥巴马那样只会讲话，不会做事的政客，败得更快。西方民主的弊病从希腊到美国，一脉相承。
（3.6）埃及神庙和历史的话语权
我对世界神话起源的兴趣，让我意识到希腊文化不是原创，而是从埃及学来的。埃及建筑和石雕的规模要大得多。我2013年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动乱之间访问了埃及金字塔和阿布&辛拜勒神庙，进一步发现埃及和希腊造神的目的是建立话语权。
以前读历史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失去话语权是因为战争打败了，因为历史是赢家写的。到西方以后才明白，话语权也可以是用资本打广告来造势。西方的历史是造神的宣传家写的。建神庙打广告，都是交易成本，短期可以造势蒙人，吓退竞争者，获取超额利润，长期愚民愚己，败给更有竞争力的对手。雅典的伯利克里重复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故技。
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距离现在已经3300年。这是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埃及和如今在土耳其的赫梯王国之间。战争规模达几万人和几千辆战车。战后在公元前1258年双方签订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和约。
历史的疑问是战争谁胜了，签和约是谁提出的？你们历史电影中看到的罗马战车，实际上是从埃及的对手赫梯人学来的。现在的考古文献表明，战争是赫悌赢了，求和也是埃及先提出的。然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觉得非常不爽，大事宣传说是他赢了，合约也是对手提出的。
以什么为证，就是举世闻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巨大的浮雕和象形文字刻下他的赫赫战功，忽悠了全世界的历史家3000余年，直到现代文字学破译了赫梯已经失传的文字记录，以及其他证据，才发现历史真相是赫悌赢了，而且是埃及首先向对手求和。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先例，即战败者可以靠文化宣传改写历史，并吓退可能的挑战者。
中国的儒家强调谦虚的美德，这在内政上也许是对的，外交上却可能吃亏。中国经济的表现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却没有国际话语权，因为中国改革的过程是摸石头过河，摸完石头过了河也不下功夫总结出经验道理，只带个帽子叫“中国特色”，让赞扬和批评中国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厉以宁说，所有中国特色都是成功的，吴敬琏却说，所有中国特色都有问题，要向西方高级阶段过渡。中国经济将来向何处去？对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是疑问。
我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