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天下3没有炼化石怎么洗紫装备的属性_百度知道
现在天下3没有炼化石怎么洗紫装备的属性
我有更好的答案
星辰晶石可在“锻造-装备洗炼”界面消耗晶石洗炼装备，无又传奇提升装备属性，装备洗炼功能开服第15天开服。除了活动福利赠送的星辰晶石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解转生装备和探宝活动来获取星辰晶石。
采纳率：82%
买道具洗，在女娲宫的NPC那里买
用炼化之灵的声望直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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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玩家不知道新炼化的这个事儿的？给需要改炼化的提个醒【3.29更新随机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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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米兰娃娃 于
10:04 编辑
我在新区自己练的号，一开始打算身上的弄好炼化后再升级，想升75后再固定锁，弄高数值。我想不少人应该也有这个想法，这样算起来比高级装备后再弄炼化成本要少。
& && &我身上有2个手镯是60级别的时候炼好保存直升70后没动过，昨天晚上升级了其中一个75，重新炼化不少次除了金色外的属性，觉得不对劲。感觉其他橙蓝紫数值跟60的时候一毛一样的……
再然后对比了身上的60时炼化已升的另一个70手镯发现了。。。确实是。
& & 也就是对于需要改炼化又比较注重属性的同学……如果你身上的装备比如是70的，升了75想改，或者说大禹耳环是一代的，想升级后改炼化的，都注意下除了所需炼化声望有所提升后，拿到的蓝橙紫数值是之前的那个等级的！！！（已有版友补充是有几率洗高，但是因为随机范围大，所以几率很低，LZ在文末已修改补充）
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也请版友指出……LZ目前已扶墙而出。也给需要重新改炼化而不知道的同学提个醒吧。怪我当时太年轻，想得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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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的补充分割线
鉴于有版友的一些询问觉得看不太明白，LZ再做个解释
比如上图中的朱颜手镯是60级别时候的炼化，9钻基础上蓝34橙21金13紫21
通过升级为75扶摇存真后锁定N次得到的属性为& && && && &蓝33橙21金32紫22，
我们会发现，经过锁定炼化的蓝橙紫数值是几乎一样的即使你升级后所需炼化声望高，
也阻挡不了它始终在那级别数值间徘徊，强调下金色数值会随着升级可涨。
再来我们看下70套炼化的数值，
这个是我70战场戒指直接炼化的数值，最终属性为9钻基础上& & 蓝40橙24金40紫24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比60时期的蓝橙紫要高些，
所以想要提升自己炼化数值而不清楚这个情况的同学要注意下这个特性。LZ悟得太晚，泪眼滂沱得写下血泪史……希望能帮到一个是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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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关于大家新炼化补充的更新分割线
116L的大司命朋友之前也发帖在论坛有咨询从等级低炼化保存，高等级后洗的问题，昨天晚上特意回了LZ的帖子说有坛友在他的帖子里提出了新理论，LZ跑去看了下，有坛友说。
“升级后是其他颜色其实也是有几率得到提升的，只不过因为所取的范围数字大了”。
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个人在试了那么多手后，确实只见过金色可涨（我太脸黑没办法），而金色10几，20多的常见。最后洗出的32保留，蓝橙紫确实基本都是60级别水平。
想了想其他颜色不可涨这个结论是有点武断，但是我们打个比方按坛友的经验，如果想75洗高，
那从60级别升上来的装备随机数值是个很庞大的范畴，比如蓝色那就是有可能从24-33左右的波动…
而且还不一定能洗出高属性…我感觉比重弄炼化的成本要多得多得多。。
所以象斑竹帖子里的高数字，我可能要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才能洗出来了。
而我随意洗70的装备测试时也发现只要随机过得到的几乎都是很漂亮的满蓝橙紫，
所以个人见解：
如果非常追求属性的，75级别装备重新搞炼化，成本高，收益高。★★★
而相对想经济性价比高的，可以70级别的装备搞好炼化类型。75再锁定条数洗高金色。★★★★★
想60级别炼化好一直延续到高等级的-----不推荐。★
如果有新的理论的，欢迎版友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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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真的那会不会太坑 了- -前段时间版主还出个，60升80世界套攻略说70炼化最好。完事80还是75在洗。
对呀…我也按班主的那个攻略搞了一套六十装备…&
板凳分，确实是坑得毫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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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很追求完美的，70级别炼化的数值其实还可以。但是想弄高数值，升到75锁定炼是万万不可取的除了浪费声望外，还不如70直接洗完美了升。这是我70级直接换了炼化的一件装备，供参考。新炼化这样弄真的太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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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上传
如果把60级炼化的75装备用老板炼化随便搞一次，在用新的炼化，数值会不会提高到75对应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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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数值是会变的啊。。比如70套炼化75套再锁定洗，金色是可以到43+的，但蓝色只能30左右这样，而一般75套都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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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帖子里有提到“重新炼化不少次除了金色外的属性，觉得不对劲。感觉这数值跟60的时候一毛一样的”意思就是其他数值很低。跟原来炼化级别的时候一致。这点确实之前不知道……如果知道就不会费那么多战场声望和炼化声望，直接换高级别的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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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是，你用的石头的等级是多少的对应的属性上限就是多少无论你的装备升级到多少。金色除外，金色可能会是按百分比算的。这种东西KFZ是不会给提示的，需要玩家自己摸索。
楼主的60的也是随机的…不是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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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毕竟我是回坑的，这个事情确实也不知道，如果早知道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也给不清楚的玩家提个醒而已，升级后原装备炼化数值可以保存，但是一旦用“升级前”的锁定炼化，除了金色属性外，其他的紫橙蓝只能维持原先级别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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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账帖，楼主也迟钝了，炼化56千才发现，，模具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先随机一手或3手在重新用模具不然数值也不高
LZ傻LZ真的才知道TAT，给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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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槽还好我没拿天域试
给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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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炼化之前的石头炼化，现在固定三条洗金属性，有影响吗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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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分。。。。。。。。。。。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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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炼化之前的石头炼化，现在固定三条洗金属性，有影响吗
这位层主你看下以前的官方炼化系统说明，我的理解是，如果是四色石头非模具炼化应该是能固定的，但是如果是模具炼化没办法固定锁定，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其他人可指出。
<font color="#、新旧两种炼化方式暂时共存是什么意思？
答：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打我&&），新炼化方式投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旧炼化方式也还可以使用的。
已有炼化的装备，炼化属性是通过非模具所得的，在使用新炼化中时可以用固定、锁定属性功能；
已有炼化的装备，炼化属性是通过模具炼化的，在使用新炼化中时将无法采用固定、锁定属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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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旧炼化最好
给分分，奈何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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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来看真不知道这样……
今天最后一分了，给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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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石头炼化出的30追电，现在锁定再炼化，能洗出40以上吗，多谢楼主回答
这个我问过客服，她说之前如果石头练的，受石头贵重影响&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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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每次都是保留原属性
不想弄了，安静的当个风景党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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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很佩服现在还用新炼化的人们。我是会心流回坑本想转重击的，奈何回不去了，只好用了磨具作死的会心流！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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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米兰娃娃 于
11:14 编辑
以前石头炼化出的30追电，现在锁定再炼化，能洗出40以上吗，多谢楼主回答
这位层主你看下5L和7L的朋友的回复，金色是会有所改变的，我昨天试了下，发现也比60级别的时候出的金色数字高，因为60的时候都是出的10几20算常见了，昨天出的基本都是20多了，后来有练到30多所以我觉得金色应该是可升的，只不过蓝橙紫维持原级别。我身上有70装备炼到40的，但是几率小，35+的倒是常见，如果是75装备以上炼40+应该还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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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duang的一声，嘿，出三条能用的了，二话不说锁着，duang~duang~duang~几声，一千块没了，还是那三属性
有分就给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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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北京大军观察网编者按：这期文集以汉心先生的文章为主题，此文好就好在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了个人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向了无我、克己的精神高尚极端。改革开放后，批判集体主义，又走向了自私自利的卑鄙无耻的个人主义极端。甚至在今天的时代，谁对个人主义提出一点批评，便会遭到一些人群起而攻之。这是极不正常的时代和国度！
当今个人主义祸害中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力层面的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特捞，肆无忌惮地破坏公共利益，通过侵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来满足私欲，毫无做官品德。二是一些社会民众也私心严重，对自己的私利要求毫无边界，欲壑难填，在经济利益争夺上胡搅蛮缠，上访告状，没完没了。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的中国官民都陷入了自私自利、缺乏廉耻的个人主义泥坑。这种国家，不管是谁上台谁掌权，都逃避不了一个贪字。
个人主义盛行、过分追求私利的国家，很容易导致公共福利薄弱，公共利益淡漠，公共空间狭小，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有钱人携资金外流，弱势群体贫困无助。 说到底，中国人精神理念
出现了塌陷。首先是行政者的骄堕和贪腐影响了社会，权力者在金钱和享受面前失去了矜持。《大学》中说过：“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人在走完建国前三十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高尚之后，已经逐渐犬儒化。因此，救人救心，治病治根。中国要从理念上再次进行改革！矫正过去三十年间矫枉过正了的思想，改变社会腐败的风气。
&& &一些制度派学者整天吵吵着要通过改造制度来端正社会，实际上用不着制度，只要现政府有点作为，思想宣传领域矫正一下舆论风头，船就正过来了。政治不作为，让制度作为，这是脱裤子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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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原则,一切事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解释都指向权利,指向财富分配和私人化的产权归属。于此,社会问题变得简单明确,公共领域看似意见纷呈且不乏尖锐对立，但却少有立足高远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探讨。所有的人事关系,无论亲疏远近,皆可以置换成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一路展开,从而归结到只能用“货币结算”并获得终极性解决。所以,有学者说,现代生活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芸芸众生看似“业务”高度依存,但却因只讲时效而显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价值。
这种将个人原则置于公义之上的政治承诺,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很少是基于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指引，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价值和道理，讲求的是时尚,是流行装置和低度空间复制个人享乐的人生叙事，主导人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远离日用的诗性参验。所以,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个人的幸福、成功与身份认定所显示的是，也只能是货币化的明码标价,它基本不讨论公共道德和责任伦理,也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永恒的价值召唤,而是个人维权与消费的无限量供给。亚当?斯密就不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具有道德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激发人们勤勉和奋进的动力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和道德判断,是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高尚评价、尊严和社交可能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感。因此，说自由了就一定能让思想发光、让社会文明多是一些不明究理的托辞。总之，一切有生发力的国家道统，不能受制于部分人自圆其说的主义，或仅仅因为顺应“自由民主”风潮就可以鼓动一些人不劳而获、多吃多占从而心满意足。它同时也是集体义务和大公无私，是家道国运同向共荣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纲。惟其如此，方能塑造社会的道义的高度，从而建构起确保共同体安全福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本身既是民族国家力量形成的精神源头,也是其政治光荣且能保障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文明装置。因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国家尚存,只要仍由资本和利益观主导社会关系，任何动听的主义都不会是遍爱众生的救世理想而是政治攻心。
二 0 一三九月九日于枫林完稿
自由主义的文化走到尽头
----采访韩德强
价值中国网
1979年韩德强上初中之前，他接纳的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时生活的常态是助人为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生活丰富多彩，班里养兔，有自留地，要种田、烧水、劈柴、掸烟煤……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学习似乎是一件附带的事情。1979年进入初中，一切生活停止，似乎只有一件事情――读书。
价值中国：你刚才谈到了英雄主义，可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理想，愿意为一些东西作出一点奉献，不完全是做生意。对于改革早期一些现象你能接受吗?更多是因为什么原因?
&&& 韩德强：核心是一个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以前主流观点是说利己不好，后来又说是利己好。我就认为这两者肯定有一个会出错。
&&& 价值中国：能不能说，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两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为什么一定得有一样出错?
韩德强：问题在于，什么造就时代和环境。相信什么，造就什么。过去红军相信英雄主义，造就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相信自私自利，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如果说利他主义不可能人人都达到，那至少应该提倡。利己主义是容易的，本来并不需要提倡。我们可以承认许多人的自利行为，但不能提倡自利。干部必须要为人民服务，普通群众可以为自己服务。中央电视台带头恭喜发财，我就不理解了。我认为这是后来权力市场化的思想根源。
&&& 价值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成功使那一代的精力转向了赚钱，这是一种策略吗?
韩德强：这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那时的根本问题是怎么处理革命遗产，毛泽东要的是继续革命，不能只讲享受。但是政治圈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革命革累了，我们需要享受。从50年代初期起，要享受的潮流就在体制内潜滋暗长。邓小平是顺应了潮流。所以，毛泽东对官僚体系的不满也就由此而来。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说要继续革命，不要享受，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做到。
我个人比较欣赏和赞赏崇高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说，对于平凡的一面、自利的一面要给予宽容、给予理解。但是，当时是革命过来的。革命过来意味着三千万人死了，三千万人死了是为了理想。如果革命成功，这些烈士的战友堕落了，贪图享受了，重新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一种寄生虫群体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接受啊。至少毛泽东不能接受。
&&& 人类其实非常渺小。西方的价值观只强调个人奋斗，把个人强调得越来越重要，结果就走向自我毁灭。
自由主义文化
价值中国：我们的话题回到文化上来，现在很多研究国学的人在谈说，西方的文化走到头了，需要我们来拯救?你怎么看?
韩德强：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其实是主流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是非主流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怎么产生的?是反基督教而产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其主题都是反基督教，反有神论。十八世纪是自由主义决定性地胜利，而基督教决定性失败的世纪。此后，按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世界已经物欲横流了。
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完全是按照自由主义思想来设计的，在设计的时候决不考虑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考虑人人自利的社会如何在博奕中实现平衡。因此，才会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这些纯粹不劳而获的市场机制。基督教文化强调利他博爱，反对投机，反对剥削，甚至反对银行利息，但已经对自由主义的强势话语和体制毫无制约能力了。
所谓的西方文化走到尽头，是自由主义文化走到尽头，而不是基督教文化走到尽头。自由主义文化被打败了，衰落了。督基教的真正潜力却还没有发挥的。
&&& 价值中国：所以从启蒙运动开始实际上就在和上帝较劲?
韩德强：启蒙运动实际是把上帝废掉了，把上帝变成了西方的一个面具，上帝的实质已经被阉割掉了。如果上帝再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一定会痛心，在教堂里祈祷的人，正如在佛教殿堂里磕头的人一样，心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名利。甚至他们表面上祈求的，也是要上帝或佛赐福。但是，基督教本义说什么?就是世人追逐名利，践踏公正，将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 价值中国：你觉得自由主义怎样挽救?
韩德强：只能说是未来对自由主义弊端的矫正。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其创造力、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对人心、家庭、社会的分裂，也得归过于自由主义。优点含着缺点，缺点含着优点。对于自由主义我不是一概否定的。我欣赏自由主义中对大自然的开拓和进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批评其对欲望的解放，人心的分裂等负面作用。
&&& 价值中国：自由主义能否自我治疗?
&&& 韩德强：自由主义显然不能自我治疗，基督教能否治疗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自由主义诞生三百多年以来，表明自由主义越来越强势，基督教一直在衰落。基督教的精神实质被阉割掉了。我们发现基督教不能成为对自由主义的良好矫正。但是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矫正力量中，我认为应该有基督教这一支力量，需要激活基督教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今天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财富也是仇恨的，他们记住了耶酥的训导，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教要拥抱财富，它就变质了。试看今天西方的基督教主义，是不是和财富紧密联系。试看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中国的表现，是不是仗着帝国主义的威势替帝国主义培养走狗?
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也都对自由主义有矫正作用。这些宗教通通是倡导利他主义，唯有自由主义文化是倡导利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不但反基督教，也反道家，也反儒家，也反佛家。当然，如基督教的遭遇一样，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今天也常常被名利心所惑。如果尼采去印度，他会发现，佛陀也死了。如果尼采来中国，他会发现，孔子也死了，老子也死了。今天真正作为主流思想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心灵中的，恰恰就是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
所以，自由主义洋洋得意。它已经占领了人心，腐蚀了一切提倡利他主义的宗教、学说、思想，使这所有宗教、学说、思想都暴露出其虚伪的面目。只有自己是最真实的，只有欲望是最真实的。范跑跑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一些自由主义者真面对范跑跑，也心虚起来了，说范跑跑不代表自由主义。其实，应该勇敢一点，还是承认的比较好。否则，自由主义也虚伪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充分释放其欲望，实施其弱肉强食的人权，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是人类社会?自由主义会认为，你又在忽悠了!
&&& 但是，当自由主义真的否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时候，这个大潮的历史末日也就快到了!
新左派的幸福论
韩德强：我有个关于政治思潮的分类，不是一条直线九个派系的分类。我的分类图上有x轴、y轴。左、右是x轴，激进、保守是y轴。人们一般认为，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是，这只是俗见。其实右派也可以是激进的。哈耶克说，让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时他是激进的，但是他却是代表大富豪利益的，是右派。反过来左派也可以是保守的。
当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时，他就接近了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是保守的。他为什么要强调斗私批修，因为他希望干部为人民服务，有利于社会中下层，这是左派的特点。激进比较强调利益，保守比较强调精神。左、右、激进、保守构成的政治思维象限，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相互转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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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困境与超越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陈华森
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导致其理论的社会虚幻化和历史发展观的个人化。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进行了批判，以其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扬弃与超越。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一问题基础上的深化、延伸或展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2]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都是顺应其时代的呼唤而为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现实选择。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它是在批判西欧封建专制秩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引领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段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然而，在这一历史背景的背后，也隐藏着自由主义的悖论(以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宗旨始，却以恶化这一关系而终。这一悖论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分裂、国家与个人的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承担解决自由主义秩序中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使命而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这一理论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化。
为此，二者理论领域的争论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出现、发展和成熟而发展，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二者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批判自由主义，揭示了其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困境，从理论上实现了对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扬弃和超越。
一、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自由主义的认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它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并把对这一对象的分析结论用于解释其他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并指导其政治实践。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它只承认社会对于个人的工具性特征，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均在个人。因此，其理论中只有个人具有实体性，社会则被虚幻化。这种虚幻社会观的渊源和传统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被当代保守自由主义所继承。
（一）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中，边沁(Jeremy Bentham)的虚幻社会观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只有个人是趋乐避苦的主体。例如，只有对个人的损害才是能够感受到的“恶”，相对而言，国家利益则是一种没人能感觉到的利益。因此，在价值选择的先后次序方面，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一代胜于后一代，喜欢存在者胜于不存在者，喜欢自己胜于他人。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才是共同体利益之根，“个人的利益应当高于国家财政利益”。[3]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法律就应该适应个人需求的多样性，政府也应该以增进个人幸福为己任，这是立法者的“唯一的目的”和“唯一的标准”。[4]以这一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价值序列中，个人成为边沁理论的根本立足点，个人利益成为最高价值准则的逻辑也自然成立。
坚持个人本位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社会的虚幻性。他为此宣称，社会或政治国家只是由个人组成的“假想的复合实体”，[5]而个人则不然。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最笼统的、往往失去意义的一般概念，相反，个人的概念则是具体的。共同体即使确有其意义也只是一个“虚构体”，只有个人才具有实体性。因为社会被虚幻化，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在边沁的理论中也被虚幻化。例如，他曾明确宣称，“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公共利益”是一个“虚假和模糊的概念”，个人利益才是“惟一真实的利益”。[6]在这一理论描述中我们看到，“共同体”在边沁的视野中仿佛只是一个个点状的、松散的原子集合体，而作为整体存在为特征的社会在他的理论中则不存在。
当然，社会虽然在边沁的理论中被虚幻化，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关个人的论述或有关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论证过程却往往以共同体、社会或国家为参照系。他甚至有时也明确承认国家是一个“实体”。另外，他还认为立法旨在教导“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按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7]本文认为，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这一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即其个人价值本位观，由于他置个人于至上地位，系统性思维在边沁理论中则不存在，其最终结果则是相对于个人的另一极的被淡化甚至被遗忘。
（二）以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20世纪的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同样不承认社会的实体性存在，其理论基础是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并因此导致了其理论中的“虚幻社会观”、“反社会优先论”以及“个人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观”等一系列观点。其理论典型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兰德（Ayn Rand）。
1.认识论的个人主义
&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为典型。他坚持认为，认识主体只有个人，因为“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8]因为个人知识的总和不可能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存在，恰恰相反，知识只能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存于个人之中。因此，人们完善社会的努力必须在自发秩序中而不能通过以整合个人知识的形式而人为建构。在这方面，爱因?兰德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她只承认思维和成就的个体性并同时否认集体性或民族性的思维和成就：“只有个人的思维和个人的成就，文化并非无数彼此相同的人群所创造的，而是个体的人的智慧成就的总和。”在她看来，相反的思维模式将会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其自我意识，影响其自我发展和对其个人权利的维护，个体的价值在此将面临牺牲的代价。[9]
以知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由于主体的个体性，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有一种“构成性局限”，它使得“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10]，它使得人们的行动或动机所能依据的只是他们自己所知的很有限的范围。在对他人的认知方面，个人也只能有效理解他人事务的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一个人无论是十足的自私者或完美的利他者，他都只能有效关注所有社会成员中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价值选择也被人们考察领域的有限性所限制，任何人的心智都不能了解社会中所有人的无尽需求，任何利己者或利他者“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11]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哈耶克看来，是由于人的差异性才使个人对他人所知的绝大多数事情处于一种无知状态。例如，经济领域的结果不符合人们之所愿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并且这样的多样性没有受到人为的扼杀和建构过程的影响。于是，哈耶克以这种知识论的个人主义的“无知说”论证了计划和建构秩序的不可能性和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哈耶克把这种基于个人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无知说”视为理解和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要件，其社会基础在于，人类的知识多得个人凭藉其心智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掌握，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使个人的“无知”范围进一步扩大。正因为如此，个人对他人行动之干预也就因此既不合理也不可行，文明的发展也因此要建立在个人对其知识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之上。
2.虚幻的社会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理论奠定了他的虚幻社会观的基础，他因此否定社会的实体性存在。例如，他认为，“社会”是人们用来指称大量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系统的语词，这一概念被错误地假定为所有系统都存在着相同属性，并因此先验地假定了人们对共同目标的共同追求。基于此种认识，社会一词成为人们用来指称一切人类群体的便利标签。然而，社会在哈耶克看来根本没有“整体性”、“一体性”和“同一性”，它“只是在人们不知道他们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时，临时拼凑的―个权宜措词。”[12]因此，人们的行为动机所追求的也并非社会共同目标，而是抽象的行为准则，个人需要和他人需要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同时得到了满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哈耶克的视野中充其量只是一种以一般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作为“整体”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进一步认为，随着人类合作范围的扩大，“社会”这一概念的作用就会愈来愈弱，“社会性的”之类词语也会愈来愈成为人类行为理想的遗弃物。
基于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及其虚幻社会观，哈耶克反对把社会或国家等社会集合体在价值等级系列中置于个人之上。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来就不是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或一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相反，他把这些术语理解为“把个人活动联系起来的组合方案。”[13]在此，国家或城镇在哈耶克理论中只是应历史学家阐释或解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从来没有把社会当作整体进行探究。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充其量只被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对一般规则的遵守，与之相对的是，群体成员甚至在某些方面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在一个核心的指导下行事的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称之为社会。[14]
3.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
在坚持个人主义认识论并导致社会虚幻化的基础上，哈耶克自然反对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他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视个人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并认为社会不存在共同目标，它充其量只是“许多个人的相同目标――或者说，是个人为了回报他们在满足自身欲望所接受的帮助而愿意有所贡献的那种目标。”[15]既然没有超脱或超越于个人目标之上的目标存在，就没有对个人目标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否则，便会引起人类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在他看来，“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16]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及其个性差异留有空间。同样是基于个人至上价值观的认识，哈耶克反对社会优先的观点，因为这一理论假设将导致以社会为目的的建构论思维模式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而这正是哈耶克个人主义理论所竭力反对的。他认为，文明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其个人目标的追求上，而不能建立在人为建构和设计的基础上。其个人主义立论基础是，在一个幅员辽阔、情势复杂、具体知识由个人掌握的现代社会中，中央权力机构无法理性判断和精准落实价值序列中的各种内容和具体经济活动。鉴于此，文明的改进只能进行“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17]
弗里德曼同样也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个人自由被扼杀的经济运行机制。他以军队指挥机制为例指出，完全或主要靠强制命令的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小集团而无法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将军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情报来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具体行动，每一级军官和士兵都会在其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特殊的、上级不可能体察的具体情况。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也以当时苏联的经济实际情况来证明：当时苏联中央经济计划并非完全靠命令来组织，因为在每一经济层面“‘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18]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其业余时间在自留地上种粮食或饲养牲畜，以供其使用或出售。劳动市场同样如此，个人很少受命做特定的具体工作，工作的吸引力取决于它们为个人提供的兼职机会。
& 4.个人史观
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的社会观以及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的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归结于个人，这与社会主义者的群众史观形成鲜明对照。在上文的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在论证其个人至上理论的同时，也在论证个人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价值。弗里德曼的个人主义理论也有此特点。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19]他进一步举例说，在发展最快、最成功的那些国家，都是靠一小部分事业心强和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并为后者树立榜样，最终使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通过这种机制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例如，在美国历史上，人民自己作决定并承担其后果的制度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社会，也促使人们乐意冒险资助发明家和产业大亨从事冒险事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也因此受益：这些家族在发大财的同时为国家带来了廉价又可靠的运输工具和生产技术，其个人财富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运行等)。
通过以上论证，弗里德曼要证明的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来自于个人、个性及其多样性，具体而言，建筑、绘画、科学、文学、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巨大成就来自于个人的贡献和作为。例如，哥伦布的部分资金虽然来自极权体制的王朝，但他却并非在议会的指令下找寻到了通往中国之路。另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等人没有一个是在政府指令下取得其成就的，相反，他们的成就只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在这里，弗里德曼所要证明的是，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个人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反，统一性和一致性将意味着“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20]
二、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与辩护，它以个人主义认识论和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过分彰显个人的同时，社会在其视野中被虚幻化。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其理论中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系统思维在其理论中缺失。20世纪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共存和斗争的世纪。在二者的理论争论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命题的基础上，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揭示了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之困境。
（一）基于自由主义批判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社会本质观
对于人的社会本质观的论证，列宁指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21]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历史观和人的本质观。在列宁看来，自由主义者在看到历史活动中的个人的同时没有揭示出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揭示个人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它片面地把历史还原为个人的历史，并把历史解释为个人的创造。对于个人所受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问题，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把农民和工人纳入其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框架，由于这一关系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研究社会历史就应该从研究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研究单独的个人活动开始，因为在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才能窥见人的本质。
对此，苏联学者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人的个性和态度是对他与其所处群体的相互关系的折射。他们在这里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社会本质观。对此，他们也肯定阶级、社会和经济因素在解释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社团职能的作用，并指出，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人并且不注意个人心理研究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似乎把个人溶解在集体中，为了社会的原因而牺牲了个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诽谤。[22]相反，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社会发展的性质和特点，也关心个体个性形成的规律。另外，他们也在考察列宁的个性观的同时论证了人的社会本质：婴儿一出生就自动融入不由其自由选择的社会关系，其个性也在其中形成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自私的社会造就自私的个人。由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人的个性也表现为人与其所处社会群体相互关系的特殊投射，人的自我观念相当于“镜中我”，它是“从个人看来别人对他的想法的反映”，它“不是常数，而是与别人关系的函数。”在这种函数关系中，“人在其他人中间才能成为具有个性的人”，脱离社会的人将丧失其个性，人在关系中才有意义。[23]
总之，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时即以自由主义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社会观以及个人史观为批判的靶子。在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个人的认识固然有其个性差异和特征，但它却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左右。因此，个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生活环境中的人们的一般认识，其价值观也会受这一影响的左右。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表面上看来是在进行独立价值判断的人所遵循的却很可能是当时他(她)所处社会或时代人们的一般判断。正因为社会环境对人们影响的真实存在，社会非虚幻之物，它时刻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个人史观的命题是不成立的，个人的思想、能力的发挥受限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总体观念水平，人们的历史活动并非随心所欲的创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和个性观
&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上，为社会优先论提供论证。他们认为，社会对个人有塑造作用，个人作为社会人而出现，作为集团、阶级、社会成员活动的人本身即具有社会性。对于个人来说，其活动和思想时刻受到社会影响而不是单纯的个体活动，这种影响自个人出生伊始就存在。对此，斯大林指出，历史并非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24]因此，只有当个人能正确认识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懂得利用它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否则，历史只会与他们背道而驰。以军队作战为例，胜利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而并不决定于某个士兵或某个军官的个人意愿。
费多谢耶夫则通过强调社会的一致性推动历史的发展来论证社会优先论。他指出，苏联社会发展进步的特点是：“人民的一致和它在共产党周围的团结得到强有力的增进和巩固”，[25]是人民在社会和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推动着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它并非某个领袖人物单个人的力量所能为。这种历史成就的获得，正是人民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非单个个人(即使是杰出历史人物)力量的结晶。为此，他同时指出，人类社会历史中出现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裂状态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个分立的个人，其历史也仅仅表现为个人的创造。在苏联，促使社会发展的一致行动的力量来自于个人的进取心、创造性和首创精神，但脱离社会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在此，费多谢耶夫通过证伪自由主义的个人史观进一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 必须指出的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并没有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优先论，他们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个性、作用和价值。列宁指出，在经验和理智、才能、体力和智力方面，人不是平等的。正因为人的差异和个性的存在，在探讨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关系时，列宁批评那种把历史必然性思想与个人作用相对立的观点。他指出，决定论思想“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它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6]正是由于人的个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27]，而是参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个人的历史结果，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这一过程而展现。因此，人的个性表现为其创造性和被造性的统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28]在其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人的个性得以彰显，而其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则说明其社会性的存在。
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指出，集体和关系中的个人并非一张白纸被社会及其关系所任意描绘，个人在其中有其自决和自主的个性。例如，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社会影响时是有选择地“根据对这些影响起中介作用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而接受一些影响，拒绝另一些影响。”[29]他主动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被动地由环境塑造的消极客体。总之，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二者双向塑造而非单向塑造的关系，当人们塑造环境的力量大于他们被塑的力量而达到一定强度之时，新的社会历史时代就要来临。
三、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历史进步性
自由主义坚持从个人出发解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导致其价值观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认为一切社会、政治与道德皆以个人为起点和最终目的。本文把这种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视为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它曾经引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繁荣，但却同时引发了其理论的悖论：个人主义往往导致利己主义，托克维尔预言了这一点[30]，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这一点，20世纪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正是这一悖论的现实表现。
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同一性(协同)和个体的差异性(竞争)的关系，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正是通过竞争和协同的相互对立和转化来实现的。对此，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又译贝塔兰菲)指出：“当我们讲到‘系统’，我们指的是‘整体’或‘统一体’。……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为先决条件。”[31]系统要素在竞争的同时也须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系统整体的存在，与竞争所反映的个体性和竞争性的状态和趋势相反，协同所反映的是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合作性和整合性的一致状态和趋势。自由主义对社会系统之个人一端片面强调并由此而点状发散式地衍生出一系列理论和观点，这实际上是只重视要素而忽视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原子主义方法论。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非系统方法的典型代表，现代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其衣钵。在其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中，个人价值和竞争性被过分放大，社会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则被忽略。
相较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而言，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考察这一关系时同时窥见到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他们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辩证的、系统的关系观，这种关系观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因此，马克思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32]概言之，这种系统方法有如下特点：
& 首先，系统方法坚持以整体的方法考察个人与社会关系，而不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把二者强行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例如，马克思把社会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如果“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33]恩格斯批判原子论的方法“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以单个的、简单的形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整体问题，他批评这种着眼于要素而非关系和整体的方法把人变成了“光秃秃的概念”。[34]因为它割裂了个别和整体、特殊和普遍的联系。恰恰相反的是，“两极相联”。[35]列宁在论证社会的整体性时也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之间相互统一的学说，它分析统一物的不同的、矛盾着的部分。因此，要真正认识事物并避免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6]
其次，系统方法坚持以联系的观点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根据组成社会的不同要素、结构、层次和环境以及作用条件等来揭示社会的运动规律，他把社会喻为机体或有机体，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马克思的人与环境互塑的思想所揭示的也正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影响与联系。恩格斯在论证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同时论证了社会的普遍联系。他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也把宇宙视为“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7]列宁指出：“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8]社会正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为纽带才以整体的形式而得以表现。
再次，系统方法认为社会整体并非个人要素的简单数学和，它具有个体所不具有的特征。恩格斯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9]恩格斯通过对比骑术不精但有纪律并善于配合和协同作战的法国骑兵与骑术精良并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互相配合和协同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之间的区别来论证了这一原理：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造成这一结果的理论原理是，系统整体具有不同于其部分的功能、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和。当然，这是社会系统结构优化条件下的结果，反之，如果系统结构不合理，则会出现系统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局。两种结果的出现的根本动因则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原子式的个人。
再其次，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发展的、动态的关系观，而非静态整体建构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40]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于是，“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1]恩格斯也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2]社会这一过程的集合体即发展的集合体而非静止不变的集合体。列宁指出，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43]正因为社会系统是发展的、动态的系统，人类社会才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正是作为社会系统要素的人。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建立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方法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系统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其中，个人始终是有差别的个人。社会作为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个人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单方面的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危机史（以及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繁荣，相反，却可能使社会停滞甚至衰退，并最终妨碍个人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系统思维模式，在批评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扬弃和超越了其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由二元对立到二元对立统一的历史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客观地反映了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整体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社会并非个人简单数学和的系统思维。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
&&&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 [1].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批准号05JZD0009)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赵鼎新
弃理从文的赵鼎新曾经也有过“鲁迅情怀”，但是在真正投入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的发展，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声音。
问题不在于国家要不要干预，而在于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较强的政府能力，特别是经济上的能力，是否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赵鼎新：可以这么说。我在1994年中国经济还未真正起飞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是在1992年写的，正值邓小平“南巡”。1980年代末，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说中国不再改革要“走回头路了”。我却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回头路”，而且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这篇叫《防御体制与现代化》的文章就是试图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一问题。我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体制对成功的经济发展有两个非预期性优点。第一，1980年代后，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绩效。因此，政府必须进行经济改革，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来获取执政合法性。第二，“文革”的灾害性后果迫使中国在建立革命政权不到30年后就走向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而且还保持着一个革命政权所具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我强调，绩效合法性压力和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我国成功改革的根本原因。其他原因，比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都是从属性的。
必须指出的是，绩效合法性有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国家执政的合法性压力将会随着百姓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增大，最后形成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就闹事的局面。这是政府目前所面对的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
&&& 文汇报：在经济领域，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强一点，是一段时间以来争论比较多的话题。您怎么看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 赵鼎新：任何国家都会对经济和其他领域加以干预，关键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首先要看国家干预是往哪个方向进行的。干预肯定是必须的，比如中国的100个贫困县，如果没有资金转移，减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又比如前几年发现土地征用过多，农民土地被侵蚀过多，当然要下达政策停止这种现象。这些干预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干预不能越界。国家自该干预它该干预的事，有些地方该让法律处理就由法律去处理，有些地方可以让老百姓在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中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其实要比政府行政干预更加能让人心服口服。对于政府而言，如果这件事情今天有能力加以干预但明天又干预不了，这可就麻烦了，因为先前的干预已经将这件事情上升成为政治性的问题。
干预也会出现许多与预期相反的后果。近年来，国家资金多了，有信心了，干预也多了，比如高等教育领域，学校的行政人员压住了科研人员，一些科研人员为了逐利，整天追着钱“跑部钱进”，科研水平反而下降了。所以，不是国家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出现的事物，其中包括战争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然而，现在也出现了不少类似雇佣军组织的私营军事承包商，在此次利比亚战争中也是如此，作战双方都有雇佣兵。对于本来以部落、家族关系为主导的北非、中亚等地区，由于国家意识淡薄，地区冲突不断。由此是否可以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功能正在退化、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消失？在您看来，在通信、资金和人员不断跨越边界的当今世界，聚焦“国家”概念是否还有意义？
赵鼎新：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讲，运用雇佣军来进行战争的确是强制能力较弱国家的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军队使用雇佣军这一事实来推断国家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作用在降低。正如你所言，世界上许多地区在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之前，其政治主要由部落、家族等势力主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些地区大多数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在本地区建立以民族国家为模板的政治体制，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领土的不同想象和国家权力在地区内的分配这些问题上。那些地区百姓的国家意识淡薄和复杂的地方冲突，并不说明“国家”在当前世界中的主导作用在降低。这只表明了在没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困难程度。在当今世界，通信、资金、人员和各种物资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跨越边界，其导致的种种问题为产生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说明国家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削弱。设想，如果美国要对某一国家进行禁运，美国的哪一家大公司敢公然违背？一般来说，当前世界大规模的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流动确实给那些政府能力很差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国家来说，它们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历史上，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在不断上升。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和集中性的政治权力，而在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背后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则不具有强制性和集约性。同时，在一个具有规模的社会中，只有国家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诸如法律以及平等社会得以存在的公共物。国家权力的强制和集中性以及公共物功能使得其他社会力量很难与之全面抗衡。哈贝马斯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力量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力量不断强大的焦虑。而当前所谓“全球化理论”中关于国家力量下降的论述则是天真无比。
总之，我看不出现阶段国家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下降，也看不出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在世界范围有所衰弱。在传统意识形态先后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式微的今天，民族主义成了唯一的在全世界仍然占据主流的世俗性意识形态。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肯定会成为历史，但是它不会在今天或是不久的将来。在民族国家时代后，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的话，国家权力仍然会占据主导。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道德滑坡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文汇报：近期国内舆论热议“道德滑坡”，认为诸如毒奶粉、假猪肉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这是否“市场至上”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者同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关？人们的道德水准是否真的比以前差了？
&&& 赵鼎新：在我看来，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道德滑坡，其背后反映的是如下的几种可能。
第一，社会道德可能是真正滑坡了。第二，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新闻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开放了，而我们百姓对主流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这一现象尚不适应，因此读了报道后就认为社会道德滑坡了。第三，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社会变化太快，社会道德多元化了，而我们百姓，特别是年长的百姓，对多元的道德状态很不适应，因此认为道德滑坡了。第四，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因此一旦有负面报道，马上就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了。第五，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会对社会道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当今普遍的社会道德滑坡感可能实际上是人们道德要求的提高而不是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表现。第六，“文革”时打砸抢、连夫妻都相互出卖，现在是官员腐败、商人卖假货。社会道德从来就是有问题的，只是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一些对新型道德问题不能适应的人们自然就以为是社会道德滑坡了。我个人以为，大家所关心的道德滑坡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问题。
&&& 文汇报：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信仰缺失这一问题的？提倡传统儒学是否解决当代信仰缺失的一个途径？
赵鼎新：我想，信仰危机是有的，但没有上世纪80年代时那么严重。中国人现在富有了，有信心了，自然就会有人想树立一套有别于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来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人想把儒教拉回来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儒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道德体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力量在世界上都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这些宗教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教会势力和特有的资源，它们因此就能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适应了现代社会后重新成长起来。而儒教依托的许多制度，包括家族、科举制度等等都已经被现代化浪潮彻底打破，而且回不来了。没有了像教会这样的组织性力量，儒教就成了一个可信可不信的哲学思想，你再提倡，它也起不到以往那样的作用了。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在富足了以后，主流价值的缺乏也是人们认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原因。
过早的定量化发展方向妨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
&&& 文汇报：您以前研究昆虫学，生物学的研究经历对您的社会学研究是否有什么启发？
&&& 赵鼎新：启发也有，但更多的却是破除了理科学者的一些看法。
我在加拿大拿到昆虫学博士学位后改学社会学的原因，就像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为了救国。但是当我对社会科学有了感觉之后，我发觉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种“鲁迅情怀”，即想通过我的写作来唤起民众。如果我提出一个社会理论，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跟我的理论走，这将是很可怕的。社会需要多元思想，如果各种思想能进行正常竞争的话，社会声音也一定是多元的，并且政府决策也将不得不从多元的声音中做出取舍甚至是被迫进行取舍。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我第二个破除的是理科学者的系统思维。学理科的容易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理科思维在中国的长期主导使得系统论和控制论一度成了显学，并且至今危害仍然很大。学了社会学后，我发现这种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害的：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学家思想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不过，自然科学的训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比较严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广，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计算机模拟、网络分析等等方法都学得比较快。
文汇报：如您所说，社会科学并不是要效仿自然科学。如果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采用单纯的历史叙事的话，怎样找到一套模式，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呢？
赵鼎新：我确实在努力寻求这种平衡。首先，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方法论是多元化的。它和物理学不一样，经典物理学有牛顿定理就行了。生物学相对复杂一些，但毕竟有进化论作为覆盖性的法则，许多生物行为和进化论原则都是有对应关系的。但人的行为，不仅仅建立在本能上，它还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这就导致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很难完全被用来研究人的行为。
很难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他们的行动乃至后果的不同。作为研究者来说，我们对已发生事件的不同理解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当一个特定叙事方法下所产生的叙事成为社会主流思维后，它就会对历史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同样的故事可采用多种不同叙事方法来表达。简单讲，用结构叙事就是社会学，用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而注重于解读叙事的则是人类学。每个学科内部的叙事方法又有很大变异，这就形成了一个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在很多场合下，不同学科的人们都在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它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和采取的叙事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性的。
模式是多样的，但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准则来评价不同的理论和相应叙事手法的优劣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倡的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比一个差的理论能解释和概括一个复杂故事中更多的现象。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进一步提倡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针对一个复杂事物中的一个或者是少量几个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理解，而应该是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我的这一提倡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目前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截然相反。要想让大家接受难度是很大的。
至于定量和定性，我认为根本上是不应该做区别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如果只会做统计，就只能发表统计文章。但是，某些问题用统计来证明更好，有些问题就可能用网络分析更好，还有些问题则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关键。
中国学界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人对这一倾向贡献不小。由于英文和文化底蕴上的欠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美国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国外定量研究发表文章、找工作比较容易，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在美国任教后到国内大力推广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定量化。
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1990年，赵鼎新放弃已经学习、研究了12年的生物学，转攻社会学。他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再过了12年，“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他从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转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试图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及其对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影响。初成的提纲性长文就是于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鼎新得以专注于这一研究计划的完成工作，今年，一部更为完备的书稿已提交出版社。
赵鼎新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这种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学科跨度，在赵鼎新看来，却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关切、我的多学科素养和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给了我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意识和对人的本性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理解”。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能给社会带来弥合作用时，赵鼎新回答说：“我确实想通过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但是，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写书而已。社会发展很少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了历史，他多半带来的是悲剧。如果我的著作能为中国的稳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也是在与多种思想碰撞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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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中国之前咱能有点常识吗？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这是一篇我一直都想写下来的文章，却因为想说的太多，总不知该从何下笔。和大多数80后一样，我出生在西部的一个小城市，从小也受到地摊文学和杂志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傻乎乎的觉得我们国家有体制问题，经济不自由。因此成年之后我在互联网上一直很活跃，并且主要是以批判政府为主。那时候我是真心的认为我在拯救这个世界，我是在唤醒被欺骗的国人，我是在散播普世主义和西方先进思想。那时候我一度被媒体捧为中国著名博主，2006年时我还被腾讯的专题选为十大知名网络人士，排位仅次于韩寒和徐静蕾。如果不是一些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也许不会从这场自以为是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2007年的一个下午，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报道大致是这样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吹捧了一辈子美国人的高尚道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弟弟就是在美国街头被人刺死的，根据事后的监控显示他临死前挣扎了很久，这段时间路过的车辆和人很多，但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等最后被发现并送到医院时，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开始隐约感觉似乎外国人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圆。后来这个案例被王小东老师写进了《中国不高兴》那本书，并且在那本书里强调了“仗剑经商”的理念，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反思一些东西，并开始希望自己能多读一点书，而不是杂志。
年因为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在经济上稍微宽裕了一点之后，我开始抽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尤其是那套花了大概九个月时间读完的《资治通鉴》令我印象极深，之后两年我又恶补了《欧洲史》《亚洲战争简史》《欧洲战争简史》《台湾史》《联邦论》等等一系列书籍。越仔细研读这些我就越觉清醒，直到最后当我看到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以及“畅销书”里的内容都会忍不住想笑的时候，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它应该不会错，因为真理永远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世间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也不例外。如果你不读书，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上、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本来，别人是否能认清这个世界跟我没什么关系，客观地说别人越愚昧对我越有利，因为竞争者就会越少。所以我本不打算再写任何东西，因为我知道愚昧的人永远都是愚昧的，智者无需你去教诲他自会顿悟。但是在如今这种舆论形势下，我却无法再保持沉默，因为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因为世界是前辈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怎么想，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里的精英，掌握资金、技术、科技以及管理技能的人怎么想，对子孙后代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重担终有一天会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如果我们这代人都被催眠了，只剩极少数人醒着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守护得了身边的一切？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你们难道不知道维基的阿桑奇仅仅因为爆料了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维稳开支就被通缉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斯诺登仅仅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政府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也被通缉了吗？你是否还记得当年google总裁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煳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现实真他妈的太讽刺了。
你说中国人没有探险精神一直固守旧土，那请问我们是怎么从1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政治都是一乱一治，陷入死循环。呵呵，欧洲人倒是没有一乱一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治过，一直乱。
你说国家就是要一直乱才会创新，所以欧洲人才能搞出了高科技打败我们，这纯属胡扯。欧洲人之所以走上航海和科技道路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垄断了古丝绸之路把他们逼得没办法，所以才搞出的科技好不好！如果不是这茬偶然事件，按欧洲人自己的政治体制，再过三万年，也一样只能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深陷。
&&& 也许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熟读历史，可我们至少要有常识对吗？
你说中国癌症病人涨了4倍，全是吃地沟油、呼吸毒气、喝自来水里的漂白粉整出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均寿命怎么从32岁变成75岁的？北京癌症患者的数量比60年前涨了4倍，这个不假，看起来是涨了不少。但你知道这60年来，北京城的总人口从20万变成3000万了吗？这涨了150倍好不好。
你说如今开窗就吸毒，不如砍柴做饭喂马。如果你真的在农村生活的话，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你知道不知道那种活真的会累死人的。你又知道不知道砍柴烧火产生的硫化物和pm2.5是汽车尾气和天然气灶台的300-6000倍？其实80年代污染比现在严重多了，落后才要被污染。发达了，才能摆脱污染。
你说中国政府在国外到处投资数百亿美金，纯粹是傻逼、为了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给其他国家呢？还不如给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这是一回事吗？按你这样的逻辑，那么全天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也都是傻逼、是在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投资你呢？还不如送给那些地铁里的乞丐。？
你说中国教育有问题，扼杀孩子的天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21世纪人类的100个专利中70个都是中国人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孩子如果小时候打不好学习基础，将来怎么竞争？你能赚钱照顾好他一辈子吗？就算你能，那孙子那一辈呢？财富是不能继存的，只有知识能为他们的人生护航。
你说中国在天安门挂主席像，就是搞个人崇拜。那你怎么不说说华盛顿高达几十米的个人纪念碑？怎么不反思一下华盛顿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怎么不吐槽一下国会山上雕刻着的那几颗肥硕的脑袋？那四个人头，光嘴巴就厚达6米，足可以塞进去一只乐山大佛的脚。
&&& 你说中国政府很坏，把PX炼化厂建在城边上。那你对这个产业了解多少？你知道不知道新加坡、美国、欧洲都在城里搞的！所谓“国外规定PX项目必须离城市100公里是彻底的谎言和造谣”，你只需随便打开地图软件查一下，就不难发现全世界都是在城里搞这个项目的。而且你知道不知道，所谓PX，就是你吃饭的饭盒，喝水的饮料瓶、你穿的衣服、戴的口罩、全是PX制品。纯棉？那只是广告而已，现代人生活用品几乎都有PX产品，根本没问题。西方人这样搞舆论战，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继续找他们高价进口，他们继续垄断生产，我们继续被赚走钱财而已。
你说中国人吃鱼翅和狗肉很不道德，那你怎么解释俄罗斯人吃鱼籽，欧洲人吃肥鹅肝，美国人一口吞掉几百条野生鳗鱼苗？你怎么解释英国人把渡渡鸟都吃绝种了？法国皮毛商拼命花钱从雇猎手偷猎藏羚羊？
你说中国人提取熊胆救活了一大批非典病人，要不得，太残忍，太缺德。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研制疫苗，常年把几百头牛的胃打开，暴露在空气中，并且让牛活着，以便观察牛胃部的活动。你不介意的话，就百度搜索一下“活牛掏胃”吧。
――我不认为这些有什么问题，我们毕竟要先爱人，再爱动物，为了救人可以牺牲动物，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你天天说选举，可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直选的。你天天说选票，可是你知道有46%的美国人从不去投票吗？因为美国人都知道所谓两个政党其实幕后老板都是同一个！拥有美联储的七大家族才是实权派，这忒么和中国的政治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事实美国人都知道，你知道吗？？
公知吹嘘美国一个市只有几十个公务员，挤在一个小楼办公里。你信吗？？一个市百万人口，才几十个公务员，这可能吗？那你去政府申请办个社会安全证号什么的，还不得排队排上个几千年啊！！！其实这只是那些洗你脑的人耍的小把戏而已，他们是故意把那个小楼翻译成“市政厅”的，让你感觉那是很大一个地方似的。但其实，那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几百人口的村子所属的办公楼，这么少的人口当然只需要几十个公务员就够了。在中国几百人口的村子，村委会编制顶多几个人。
你跟着媒体记者们起哄，把过马路闯红灯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一下就拉低了自己整个民族的脸面、素质，你觉得很开心吗？但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外国人闯红灯比中国人更狠、更快、更多。北京老外数量不多，有时间你去上海站在浦东街头看看，100个闯红灯的人里面70%都是老外。有时间你再去趟美国，欧洲，你去他们的城市街边看过那些白人在生活中是啥素质之后，你再好好想想把人性的劣根性冠上：“中国式XX”的称谓，到底应该不应该。
你说中国军队管理太残酷，但如果我们把军队搞得像清朝军队那样轻松，士兵们中午还可以下班回家做饭，没事就遛弯遛鸟熘猴子，你自己想想代价会是什么？可还记得八国联军，可还记得南京大屠杀？慈不掌兵啊。
每当有什么恶性案件，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把一般案件夸张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恶性案件刚一发生，就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洗地，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次次都这样，回回都如此，有意思吗？”政府有这么傻吗？政府有这种必要吗？什么样的政府吃饱了撑的才会没事就去替杀人犯洗莫名其妙的地啊？而且还都他妈的没背景的潘可比朔浮
工厂里骂政府，学校里骂政府，国企里骂政府，甚至现在连公务员也跟着骂政府。那请问下，这愚蠢的“政府”，都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