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云石：骄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堕入万丈深渊？
云石：骄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堕入万丈深渊？
<font STYLE="font-size: 18" COLOR="#2F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世界所曾经历的规模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全球性战争，不仅造成了令人瞠目的伤亡数字，带来了天量的财产损失，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对人类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耗尽，帝制也因此走向瓦解。
众所周知，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受到的惩处是相当苛刻的。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德国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殖民地全部被剥夺，国内社会动荡，不仅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欠下了巨额外债。在一战的阴霾笼罩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甚至严重倒退到了1896年。新兴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无力应对国内和国际间复杂的局势，同时遇到了强大得多的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随着德国经济与社会困难的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种族主义的势力开始升温，社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在不断升级，魏玛政府没有能力去控制政治分歧和冲突，其民主政体的缺陷暴露无遗。
跌入谷底的德国开始寻求振兴之道。在经历了短暂动荡的魏玛共和国后，德国旋即埋头堕入法西斯主义的深渊中，纳粹势力在德国迅速扩张，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1933年就取得了政权，并在一战爆发25年后卷土重来，以其威势席卷欧洲，将世界各国人民拖入深重的灾难中。
很多人疑惑：为何一战后纳粹会在德国迅速崛起？在推翻君主制后，德国为何会彻底转向法西斯？
在云石君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民族单一，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强，这为军国主义能够顺利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发展经济、提振国力，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家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日耳曼人占绝对主体的国家，19世纪德国的国家统一大业，也是以日耳曼民族为情感纽带。德国国内没有很明显的族群差异，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要远远好过一战后同样面临国家重振历史任务的俄国。
在此，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对比：
俄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国家人口中的占比有限。而且俄国地域辽阔，地缘结构复杂，大量少数民族独立居住在各边缘板块，这严重削弱了俄国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力——这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国家分裂隐患较大，国民凝聚力缺失。要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只能选择通过社会阶级分层的红色意识形态，也就是以人的阶级属性作为敌我划分标准，而非以横向的地缘、国家、民族为划分标准，这就将绝大多数的中低层民众都划入到“自己人”行列。通过这种划分标准的宣扬和鼓励，来形成一条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纽带。
反观德国则不然，其国内民族较为单一，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德国内部相对来说较为和谐，民族矛盾要远远小于同时期的俄国。从这方面讲，德国完全没有用红色意识形态另起炉灶的必要——毕竟红色意识形态主张暴力革命，这意味着德国国家和社会结构必须通过阶级战争来重构，这个过程中德国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德国犯不着把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重新折腾一遍，反而是德国由来已久的普鲁士精神更容易在民众中形成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为军国主义的滋生成长提供温床。
在前面的德国系列中，云石君分析过，普鲁士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它被人称为“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既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战争的策源地。普鲁士在崛起的过程中，以其一系列军事成就向欧洲列强展示了他的肌肉与力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王朝以战争为手段，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全面普鲁士化，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泛滥全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有着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从内部来说，魏玛政府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从外部来讲，魏玛政府也无力对抗以法国为首的外部压制，这就注定了这个新兴的民主的魏玛政府无法带领德国走向振兴。
面对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局面，德国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来增强国家凝聚力，希望这个新兴的纳粹党能够收拾残局，带领民众走出困境。
其次，一战后，德国生存空间被压缩，民众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收拾残局重新崛起，而纳粹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也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胜利的同盟国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并对德国处以巨额的战争赔款。
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巨额赔款，无疑是在把德国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在德国民众的心中种下复仇的祸根。事实上，当时的德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整个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面对一战后德国国内的极端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德国选择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进一步增进民众对遭受外部压迫的愤怒，再将这种愤慨和羞耻心，转化为国家发展经济、甚至对外反击的精神动力。而法西斯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就在德国遭受外部高强度压迫的情况下，产生并传播开来。希特勒等人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使纳粹主义得以形成。
作为一种强调极端中央集权的理论，纳粹主义强调民族和国家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发动底层民众、煽动国民的国家民族情结一致对外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在列强间矛盾与冲突加剧、德国面临外敌打压的局势下，可以增加德国跟列强博弈时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纳粹党所宣扬的很多主张和理论对德国人很有吸引力。纳粹宣扬种族优越论，主张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样鼓吹道：“亚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这种言论对战败的德国民族，尤其是对饱受经济危机、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底层民众无疑是巨大的煽动和诱惑。
再次，经济危机给纳粹上台提供了条件。
自从1929年10月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席卷欧洲。战败后的德国本身就面临着巨额赔款，受此轮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业产量大幅下降，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对外贸易锐减，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面对这种局面，新兴的魏玛共和国能解决社会经济危机么？
显然不能！
要想重振国家、提振经济，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魏玛共和国作为德国战败后的民主实验政体，无法效仿之前的帝制政体搞政治集权，这就注定了其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和抵抗外部压力。
迫于生存的压力，德国不得不寻求另外的出路，这就使得德国民众不得不放弃一定的政治自由度，用极端集权的方式来迅速集中国家资源组织生产，改变国家面貌。毕竟政治集权的组织发动力是民主共和政体远不能及的，虽然在公民自由度和个人权利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眼下，德国民众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个时候谈个人自由显然不切实际。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德国民众牺牲一点政治自由度来换取面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要想集权，路径无非是两种，要么效仿当时的俄国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发动无产阶级闹革命，要么接纳极端集权。阶级斗争虽然在俄国取得了实效，但对德国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发动底层民众革资本家们的命，讲求的是大破大立、破而后立，对国家社会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这是德国无法承受得起的。而纳粹不一样，它不需要内部先破后立，而是去破人家的来立自己，对社会的破坏显然要小于阶级斗争带来的影响。
这样一对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所宣扬的极端集权治理模式能够得到更广泛民众的支持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希特勒上台初期，他在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德国民众对前途逐渐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由此，德国民众选择纳粹党也在情理之中了。
随着德国在纳粹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奇迹”，民众对纳粹党欢欣鼓舞并感恩戴德，对希特勒个人的狂热崇拜气氛一时弥漫全国。在日的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希特勒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入场时，十万观众同时起立，向他们的“元首”行纳粹手礼。
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影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为什么希特勒会获得万众拥戴，把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这背后又有哪些复杂的现实因素？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62章——德国之第6部分。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关注本微信公众号，持续收看全部云石君原创文章。关注方式：长按下方二维码，自动识别，即可。大国博弈——骄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堕入万丈深渊？
骄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堕入万丈深渊？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世界所曾经历的规模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全球性战争，不仅造成了令人瞠目的伤亡数字，带来了天量的财产损失，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对人类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耗尽，帝制也因此走向瓦解。
众所周知，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受到的惩处是相当苛刻的。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德国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殖民地全部被剥夺，国内社会动荡，不仅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欠下了巨额外债。在一战的阴霾笼罩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甚至严重倒退到了1896年。新兴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无力应对国内和国际间复杂的局势，同时遇到了强大得多的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随着德国经济与社会困难的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种族主义的势力开始升温，社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在不断升级，魏玛政府没有能力去控制政治分歧和冲突，其民主政体的缺陷暴露无遗。
跌入谷底的德国开始寻求振兴之道。在经历了短暂动荡的魏玛共和国后，德国旋即埋头堕入法西斯主义的深渊中，纳粹势力在德国迅速扩张，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1933年就取得了政权，并在一战爆发25年后卷土重来，以其威势席卷欧洲，将世界各国人民拖入深重的灾难中。
很多人疑惑：为何一战后纳粹会在德国迅速崛起？在推翻君主制后，德国为何会彻底转向法西斯？
在云石君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民族单一，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强，这为军国主义能够顺利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发展经济、提振国力，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家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日耳曼人占绝对主体的国家，19世纪德国的国家统一大业，也是以日耳曼民族为情感纽带。德国国内没有很明显的族群差异，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要远远好过一战后同样面临国家重振历史任务的俄国。
在此，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对比：
俄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国家人口中的占比有限。而且俄国地域辽阔，地缘结构复杂，大量少数民族独立居住在各边缘板块，这严重削弱了俄国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力——这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国家分裂隐患较大，国民凝聚力缺失。要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只能选择通过社会阶级分层的红色意识形态，也就是以人的阶级属性作为敌我划分标准，而非以横向的地缘、国家、民族为划分标准，这就将绝大多数的中低层民众都划入到“自己人”行列。通过这种划分标准的宣扬和鼓励，来形成一条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纽带。
反观德国则不然，其国内民族较为单一，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德国内部相对来说较为和谐，民族矛盾要远远小于同时期的俄国。从这方面讲，德国完全没有用红色意识形态另起炉灶的必要——毕竟红色意识形态主张暴力革命，这意味着德国国家和社会结构必须通过阶级战争来重构，这个过程中德国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德国犯不着把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重新折腾一遍，反而是德国由来已久的普鲁士精神更容易在民众中形成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为军国主义的滋生成长提供温床。
在前面的德国系列中，云石君分析过，普鲁士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它被人称为“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既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战争的策源地。普鲁士在崛起的过程中，以其一系列军事成就向欧洲列强展示了他的肌肉与力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王朝以战争为手段，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全面普鲁士化，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泛滥全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有着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从内部来说，魏玛政府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从外部来讲，魏玛政府也无力对抗以法国为首的外部压制，这就注定了这个新兴的民主的魏玛政府无法带领德国走向振兴。
面对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局面，德国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来增强国家凝聚力，希望这个新兴的纳粹党能够收拾残局，带领民众走出困境。
其次，一战后，德国生存空间被压缩，民众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收拾残局重新崛起，而纳粹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也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胜利的同盟国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并对德国处以巨额的战争赔款。
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巨额赔款，无疑是在把德国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在德国民众的心中种下复仇的祸根。事实上，当时的德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整个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面对一战后德国国内的极端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德国选择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进一步增进民众对遭受外部压迫的愤怒，再将这种愤慨和羞耻心，转化为国家发展经济、甚至对外反击的精神动力。而法西斯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就在德国遭受外部高强度压迫的情况下，产生并传播开来。希特勒等人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使纳粹主义得以形成。
作为一种强调极端中央集权的理论，纳粹主义强调民族和国家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发动底层民众、煽动国民的国家民族情结一致对外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在列强间矛盾与冲突加剧、德国面临外敌打压的局势下，可以增加德国跟列强博弈时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纳粹党所宣扬的很多主张和理论对德国人很有吸引力。纳粹宣扬种族优越论，主张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样鼓吹道：“亚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这种言论对战败的德国民族，尤其是对饱受经济危机、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底层民众无疑是巨大的煽动和诱惑。
再次，经济危机给纳粹上台提供了条件。
自从1929年10月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席卷欧洲。战败后的德国本身就面临着巨额赔款，受此轮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业产量大幅下降，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对外贸易锐减，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面对这种局面，新兴的魏玛共和国能解决社会经济危机么？
显然不能！
要想重振国家、提振经济，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魏玛共和国作为德国战败后的民主实验政体，无法效仿之前的帝制政体搞政治集权，这就注定了其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和抵抗外部压力。
迫于生存的压力，德国不得不寻求另外的出路，这就使得德国民众不得不放弃一定的政治自由度，用极端集权的方式来迅速集中国家资源组织生产，改变国家面貌。毕竟政治集权的组织发动力是民主共和政体远不能及的，虽然在公民自由度和个人权利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眼下，德国民众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个时候谈个人自由显然不切实际。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德国民众牺牲一点政治自由度来换取面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要想集权，路径无非是两种，要么效仿当时的俄国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发动无产阶级闹革命，要么接纳极端集权。阶级斗争虽然在俄国取得了实效，但对德国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发动底层民众革资本家们的命，讲求的是大破大立、破而后立，对国家社会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这是德国无法承受得起的。而纳粹不一样，它不需要内部先破后立，而是去破人家的来立自己，对社会的破坏显然要小于阶级斗争带来的影响。
这样一对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所宣扬的极端集权治理模式能够得到更广泛民众的支持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希特勒上台初期，他在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德国民众对前途逐渐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由此，德国民众选择纳粹党也在情理之中了。
随着德国在纳粹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奇迹”，民众对纳粹党欢欣鼓舞并感恩戴德，对希特勒个人的狂热崇拜气氛一时弥漫全国。在日的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希特勒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入场时，十万观众同时起立，向他们的“元首”行纳粹手礼。
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影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为什么希特勒会获得万众拥戴，把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这背后又有哪些复杂的现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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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世界所曾经历的规模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全球性战争，不仅造成了令人瞠目的伤亡数字，带来了天量的财产损失，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对人类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耗尽，帝制也因此走向瓦解。
众所周知，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受到的惩处是相当苛刻的。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德国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殖民地全部被剥夺，国内社会动荡，不仅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欠下了巨额外债。在一战的阴霾笼罩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甚至严重倒退到了1896年。新兴的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无力应对国内和国际间复杂的局势，同时遇到了强大得多的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随着德国经济与社会困难的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种族主义的势力开始升温，社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在不断升级，魏玛政府没有能力去控制政治分歧和冲突，其民主政体的缺陷暴露无遗。
跌入谷底的德国开始寻求振兴之道。在经历了短暂动荡的魏玛共和国后，德国旋即埋头堕入法西斯主义的深渊中，纳粹势力在德国迅速扩张，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1933年就取得了政权，并在一战爆发25年后卷土重来，以其威势席卷欧洲，将世界各国人民拖入深重的灾难中。
很多人疑惑：为何一战后纳粹会在德国迅速崛起？在推翻君主制后，德国为何会彻底转向法西斯？
在云石君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民族单一，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强，这为军国主义能够顺利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发展经济、提振国力，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家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日耳曼人占绝对主体的国家，19世纪德国的国家统一大业，也是以日耳曼民族为情感纽带。德国国内没有很明显的族群差异，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要远远好过一战后同样面临国家重振历史任务的俄国。
在此，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对比：
俄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国家人口中的占比有限。而且俄国地域辽阔，地缘结构复杂，大量少数民族独立居住在各边缘板块，这严重削弱了俄国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力——这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国家分裂隐患较大，国民凝聚力缺失。要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只能选择通过社会阶级分层的红色意识形态，也就是以人的阶级属性作为敌我划分标准，而非以横向的地缘、国家、民族为划分标准，这就将绝大多数的中低层民众都划入到“自己人”行列。通过这种划分标准的宣扬和鼓励，来形成一条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纽带。
反观德国则不然，其国内民族较为单一，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德国内部相对来说较为和谐，民族矛盾要远远小于同时期的俄国。从这方面讲，德国完全没有用红色意识形态另起炉灶的必要——毕竟红色意识形态主张暴力革命，这意味着德国国家和社会结构必须通过阶级战争来重构，这个过程中德国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德国犯不着把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重新折腾一遍，反而是德国由来已久的普鲁士精神更容易在民众中形成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为军国主义的滋生成长提供温床。
在前面的德国系列中，云石君分析过，普鲁士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它被人称为“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既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战争的策源地。普鲁士在崛起的过程中，以其一系列军事成就向欧洲列强展示了他的肌肉与力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王朝以战争为手段，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全面普鲁士化，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泛滥全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有着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从内部来说，魏玛政府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从外部来讲，魏玛政府也无力对抗以法国为首的外部压制，这就注定了这个新兴的民主的魏玛政府无法带领德国走向振兴。
面对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局面，德国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来增强国家凝聚力，希望这个新兴的纳粹党能够收拾残局，带领民众走出困境。
其次，一战后，德国生存空间被压缩，民众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收拾残局重新崛起，而纳粹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也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胜利的同盟国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并对德国处以巨额的战争赔款。
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巨额赔款，无疑是在把德国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在德国民众的心中种下复仇的祸根。事实上，当时的德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整个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面对一战后德国国内的极端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德国选择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进一步增进民众对遭受外部压迫的愤怒，再将这种愤慨和羞耻心，转化为国家发展经济、甚至对外反击的精神动力。而法西斯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就在德国遭受外部高强度压迫的情况下，产生并传播开来。希特勒等人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使纳粹主义得以形成。
作为一种强调极端中央集权的理论，纳粹主义强调民族和国家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发动底层民众、煽动国民的国家民族情结一致对外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在列强间矛盾与冲突加剧、德国面临外敌打压的局势下，可以增加德国跟列强博弈时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纳粹党所宣扬的很多主张和理论对德国人很有吸引力。纳粹宣扬种族优越论，主张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样鼓吹道：“亚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这种言论对战败的德国民族，尤其是对饱受经济危机、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底层民众无疑是巨大的煽动和诱惑。
再次，经济危机给纳粹上台提供了条件。
自从1929年10月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席卷欧洲。战败后的德国本身就面临着巨额赔款，受此轮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业产量大幅下降，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对外贸易锐减，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面对这种局面，新兴的魏玛共和国能解决社会经济危机么？
显然不能！
要想重振国家、提振经济，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魏玛共和国作为德国战败后的民主实验政体，无法效仿之前的帝制政体搞政治集权，这就注定了其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和抵抗外部压力。
迫于生存的压力，德国不得不寻求另外的出路，这就使得德国民众不得不放弃一定的政治自由度，用极端集权的方式来迅速集中国家资源组织生产，改变国家面貌。毕竟政治集权的组织发动力是民主共和政体远不能及的，虽然在公民自由度和个人权利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眼下，德国民众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个时候谈个人自由显然不切实际。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德国民众牺牲一点政治自由度来换取面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要想集权，路径无非是两种，要么效仿当时的俄国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发动无产阶级闹革命，要么接纳极端集权。阶级斗争虽然在俄国取得了实效，但对德国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发动底层民众革资本家们的命，讲求的是大破大立、破而后立，对国家社会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这是德国无法承受得起的。而纳粹不一样，它不需要内部先破后立，而是去破人家的来立自己，对社会的破坏显然要小于阶级斗争带来的影响。
这样一对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所宣扬的极端集权治理模式能够得到更广泛民众的支持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希特勒上台初期，他在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德国民众对前途逐渐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由此，德国民众选择纳粹党也在情理之中了。
随着德国在纳粹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奇迹”，民众对纳粹党欢欣鼓舞并感恩戴德，对希特勒个人的狂热崇拜气氛一时弥漫全国。在日的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希特勒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入场时，十万观众同时起立，向他们的“元首”行纳粹手礼。
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影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为什么希特勒会获得万众拥戴，把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这背后又有哪些复杂的现实因素？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62章——德国之第6部分。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关注本微信公众号，持续收看全部云石君原创文章。关注方式：长按下方二维码，自动识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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