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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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
引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2016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本届沙龙以“‘一带一路’的语言”为主题，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宁夏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2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刊汇集整理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还特邀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部分专家书面讨论，经作者审阅后，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以飨读者。本土意识&国际眼光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当下的中国人，正在细细端详两幅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史图。大约在明朝之前，中国认识的世界是以九州为中心，周边再加上一些有名无名的陆地与海岛，世界差不多就是中国。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人类才有可能逐渐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地理知识。当西方传教士把画有几大洲几大洋的世界地图带到中国，展现在国人面前时，国人哪能接受把中国置于东方一隅的地图，或目瞪口呆，或视为妖道。此后，长得都差不多的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从世界各地涌来，但却说自己是这国那国的，谁能相信？连大清的外交大臣李鸿章对“葡萄牙”的国名都奇怪，葡萄怎么长牙？1840年之后才知道，葡萄不能长牙，但世界确有各国列强。不过，那时已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不管地图怎么画，不管对着地球仪怎么划拉，已经失去了正眼看世界的机缘甚至是资格。今日之中国，成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转眼之间站在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有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机会。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 1’会晤”、中非合作论坛等，都是中国近年来走向世界的步伐。中国走向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必须有治理世界的能力与理念。人类经历过两轮重要的全球化浪潮，经历过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及二战以来的美国“盟主”时代，现在对站在世界舞台聚光灯下的中国投来询问的目光：世界治理，中国有何高见？在细细端详世界地图的中国，此时还在认真端详另一幅图——中国史图，这幅曾经被我们自己尘封百年、几乎丢弃的五千年画卷。五千年中国，究竟有哪些优秀文化？哪些优秀文化在今日生活中还能发挥作用？哪些优秀文化还可以惠及万国而应当介绍给世界？从中国史图中，是否可以寻找到治理世界的中华智慧？对最后一问的回答应是肯定的，比如《易经》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之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比如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之于纾解不同文化的世界纷争，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其实，这也是两张图放在一起看的价值。能够将世界地图和中国史图一起端详的“双图人”，就是既有“本土意识”又有“国际眼光”的人。“本土意识”是个宽泛的说法，包括熟悉且珍爱中华文化、具有家国情怀和现代公民意识等；“国际眼光”就是既能从中国看世界、又能从世界看中国。在端详世界地图和中国史图时，我们还应当仔细看看世界的语言情势图和中国的语言情势图，其目的主要有三：1.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哪些语言装备？2.研究一下世界上有哪些语言事情，中国能为之做点什么？3.汲取世界处理语言生活的经验与教训，解决好中国语言生活问题。《语言战略研究》的创刊宗旨和本期沙龙的主题，可以说就是在中国端详两幅图时，中国语言学界也积极参与其中，从两幅大图中去寻找语言情势图，并进而解决中国语言生活的问题，包括中国走向世界遇到的语言生活问题。当然，如果世界有人问：“世界语言生活的治理，中国有何高见？”我们也许会尝试做出回答，不至于做“白卷英雄”！语言和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通心工程赵& 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互联互通，一定要重视软联通，就是要重视语言、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从长远来看，人心相通是最高层次、最有意义的相通，但也是最难的相通。其中，语言是实现人心相通的基础。“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短期目标是交流、便利。要建立“一带一路”沿线语言的人才库，包括专家和翻译人员等。在国内，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贸易的品牌城市，其中一个原因是义乌集聚了大量的阿语人才。贸易离不开便利，准确的翻译能够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加通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不通也是痛点。在笔者调研过程中，有很多中资企业表示，由于语言问题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中期目标是学习、进步。学习是交流的高级层次，即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要发现语言和文化之美。今天，中国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能源和市场，而是国际化思路和全球化视野。语言背后是习俗、传统，重视语言就是重视细节，就会切实关照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务实需求，从而倒逼中国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在渐进性创新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知识产权等软联通要素，实现中国的突破性创新和跨越式进步。“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长期目标是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型崛起。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但国际社会的主流语言（通用语言）会从一个侧面展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就如同人民币国际化一样，汉语、中医药、中餐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标识也会逐渐“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去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价值。&翻译只能通话，母语可以通心石& 锋（南开大学）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暑期我都去美国明德大学给汉语研究生讲课。明德大学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语言培训单位，每年暑假都会举办沉浸式语言培训学校，目前已经有11个语言学校，招收的学生中除了一般的学生外，还有政府部门派送的，如外交方面的人员。去年就有一个学员对我说，她在明德学习之后要派到中国大使馆工作。这是非常好的语言培训形式。我的一位日本学生在日本东京负责一个语言培训中心，能提供150种语言的培训。所有日本政府和企业派到世界各地的人员出国以前都可以去参加培训。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可不可以直接对话，合作的效果大不一样。还有韩国三星公司，他们会把我们派去教汉语的老师长期留下来，建立专门机构来培训公司员工的汉语，如果考试合格会增加工资。他们知道语言先行的意义。哪一个中国公司在语言方面如此下功夫花本钱呢？通过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语言在实际工作层面上的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语言要铺路，翻译只能通话，母语可以通心。如果是通用语言翻译，人家一般只能公事公办；如果你用他的母语跟他交流，就可以进到他的社会网络里、社交圈子里，效果就不一样了。语言相通才能民心相通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要想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有效沟通以便民心相通，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够掌握他们的语言，能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进行交流。语言相通是民心相通的基础。按照通常的说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4种官方语言，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种语言的人才储备。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人学英语，但我们对英语真的不怎么了解，不像外国人对汉语了解得那么透彻。我们对英语的音系、句法、语义以及历史，都缺乏比较透彻的了解。但是却有许多外国人研究汉语史、汉语的音韵及句法。反过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对人家的语言就缺乏足够的学术兴趣。我们学外语都基本上是实用主义层面的，学国外的东西也往往是在“器”的层面，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对方的东西当作一门学问来做。我们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去认真地研究人家的语言。要想真正做好“一带一路”，我们就必须要改变这种“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状况。我们要有人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这些沿线国家的语言。要支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感兴趣的人去那儿留学、教学；要挑选一些志愿者，给他们资金支持，让他们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调查；他们要有当年来华传教士一般的毅力和精神，要能够上山下乡，进村入户，实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风俗以及各种社会情况。我们要知道那些沿线国家的人民想什么、喜欢什么，要能够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落到实处，并把它做好。孔子学院在民心相通中的作用黄日涵（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一带一路”百人论坛）近年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快速发展，为“民心相通”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面对“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孔子学院将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语言教育、文化教育去与沿线国家进行心灵沟通。应该有效避免因为发展过快而导致的外界质疑中国文化侵略的现象。应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调整孔子学院的推广方案，弱化官方推广色彩，并且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心灵沟通。应该尽量与当地的汉学院或者中文系结合。在泰国的孔子学院推广中，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是做得比较好的案例，孔子学院与当地大学的汉学院紧密结合，共同培养人才，实现良性互动，不仅满足了推广中华文化的需求，也符合当地大学的发展方向，可谓一举两得。应该选择所在国容易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去推广。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给所在国。不仅仅是语言的教育，而且还要让当地国通过学习中文，进而了解、走近中国文化，真正从内心期待与中国的交流与沟通。应该积极吸收亚洲邻国在推广语言工作中的做法。比如日本的日语中心、韩国的世宗学堂、印度的甘地学院的具体方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孔子学院普及中文的语言教育、普及中华文化，真正地让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发挥更为全面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视角黄&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大致有以下视角：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一带一路”沿线64国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总共约60余种，非官方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大概数以千计。我国外语类高校或研究机构对这些国家语言的了解和关注，与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相关机构掌握的外国语言数量和质量相比，差距甚远，属于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战略的弱项。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与服务。主要是指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及个人的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方面的跨语言服务。三是“一带一路”的话语系统。“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的话语体系。需要重新审视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话语表达，构建得体的话语体系，更多地体现语言上的平等互惠，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四是跨境语言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之间有相当数量的共同民族和语言，这些跨境民族和语言可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十分重要的沟通与认同的角色。但是我国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基本没有优势可言，因此应当重新调整和制定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和规划。“一带一路”给语言本体研究带来了新契机方& 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语言学本体研究的发展而言，“一带一路”的提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比如语言的接触研究，近些年来提出了不少规律性发现。如西部国家和地区频繁的人员往来带来的汉语的演变。我们看到的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较多基于历时材料，比如唐以后的佛教的传入、战争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和方言材料。有一些演变，究竟是接触触发的演变还是汉语自身的演变，存在争议。今后若干年，在“一带一路”方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员交往将更加广泛和频繁，造就了更多的共时条件下语言接触的现实。这为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验证已有理论假设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因为，对于汉语规律的研究，要放在世界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更加明白清楚。“一带一路”语言规划应寻找突破口张维佳（北京语言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当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从空间发展来看要经由两条线：从北疆伊犁河谷经中亚通往欧洲；从南疆帕米尔高原通往西亚。但要真正落地也有一定困难。这两条线路都是历史上沙俄、苏联、当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范围以及“冷战”时期美苏争雄的地区。近代、“二战”、现代，苏俄都想通过跨过帕米尔高原南下，将影响力扩大到印度洋地区。“一带”构想必将会与俄罗斯发生关系甚至利益冲突。再者，西亚乃至毗邻的北非地区政治制度特殊，宗教文化浓厚，政权更迭频繁，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一带投入一定会冒很大风险，这些风险是由经济基础、偿还能力、内部冲突和安全状况等构成的。笔者曾跟微软智库专家交谈，中资企业真正在这些国家落地很少。那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哪里可以突破呢？根据邢欣教授的调研，中亚是一个突破口。中亚几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中国的能源设备、建材资源、交通技术等都有强烈的期盼，而且这些年来，中资企业在那里已有了很好的发展。如打通中亚，就可以直接连通欧洲。据此，“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也要聚焦，从突破口做起，旁及其他。& & & &&“一带一路”需要合格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赵明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一带一路”的难点聚集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项目落地上，如果要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人才、尤其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不足。合格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至少要符合四个标准：一是精通当地语言；二是在当地做过长时间的“田野研究”；三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四是有较强的政策意识。美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大发展和“二战”、冷战紧密相关，他们是从语言训练开始的。曾经当过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的艾江山是军人出身，最早是学习汉语的陆军军官，并在驻华使馆做过武官。他后来被派到阿富汗担任驻阿美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又做了大使。美国的这种人才培养过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们缺少像艾江山这样的人才。我们需要培养兼具研究、倡议和行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人才培养问题的难点在于缺少“旋转门”制度。一些社会组织人才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作，但他们的生活、收入、未来事业发展没法保障，难以在当地扎下根安心做研究搞活动。现在需要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智库之间建立一种“旋转门”制度，让人才流动起来。现任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以前是智库学者出身，之前就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摸爬滚打”很多年，最后被派到缅甸工作，非常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和缅甸关系的发展。最后，“一带一路”建设要善用国外人才资源，包括外国在华的留学生和学者。尤其是要加大与国外青年人才的接触。比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理马西莫夫、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统穆拉图过去都曾在中国留学，而他们现在都已成为推动对华关系的重要人物。“一带一路”建设呼唤“双通”人才周庆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谓“双通”人才，是指能够熟练运用国外语言、深刻了解国外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能顺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进入“一带一路”，特别是进入中亚丝路沿线国家，如果只是想走马观花式地转转，随便找个俄文翻译就行；但如果想去投资，做外贸交易，做学术调查，或合办教育什么的，常会遇到诸多沟坎，跨越起来十分不便。但这翻译若是“双通”人才，则会给跨文化沟通带来更为满意的结果。去年春季，我在比什凯克市做学术调查，吉国民族大学孔子学院马院长带我去一位中资公司老总家做客。进入小区，两位保安迎上前来，要检查护照或身份证明。马院长亮明了他的工作证之后，用吉尔吉斯语严厉质问保安，你们知道这位（指向我）是谁吗？知道他是你们国立大学请来的客人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查他的证件？你们不觉得这是在丢你们国家的脸吗？保安万没想到马院长的吉语说得这么好，问题这么尖锐，无言以对。原来，该市保安和警察时不时会在小区或街上盘查中国人的护照，如果被查者语言不通或看着不顺眼，就将其护照扣下索要赎金。这原本是针对早些年签证过期滞留不归的中国人的，现在演变成警察、保安创收的一种手段。据中资企业老总讲，他们曾遭遇过这种盘查，俄文翻译怎么帮着解释都不行，不掏腰包就休想拿护照。他们很希望雇到一位具有马院长水平的翻译，但很难找到。马院长基本属于上述所谓的“双通”人才。他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原本是学维吾尔语的，语言及跨文化交际基础良好。他在吉国孔院教汉语的同时，自学吉尔吉斯语。吉语和维吾尔语同属一个语族，差异不很大，两三年下来，吉语基本上可以运用自如了。尽快培养储备“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人才陈& 平（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一带一路”百人论坛）每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说同一语言的成员很容易聚到一起，而说同一语言又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原因很简单：容易沟通，能找到亲切感、认同感和共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使用语言是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中文，但事实上每次我们出席会议的时候，只有英语和法语，几乎或者从来没有中文印制的手册、文件，也从未提供过中文翻译。这导致了英语、法语不精通的国家的代表无法直接参与，需要携带翻译，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跟上整个会议的进程。所以，语言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促使我们尽快培养各种懂得语言，尤其是熟悉宗教信仰，熟悉风土人情，了解生活习惯，甚至可以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常生活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要会当地语言，还要懂得当地的各种习俗，换句话说就是要懂得如何交朋友，如何渗透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去，先交朋友，后做生意。建议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一带一路’语言与文化交流学院”，用文化作为入手点，从历史、宗教、生活习俗、法律、法务、外交等多方面进行培训，还要让这些学院的师生尽早到语言国生活实习、实践，学习交朋友，融入当地生活，为国家储备大量的公关、外交人才，这样才能慢慢形成真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的世界放射性的效果。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意识李& 兵（南开大学）&&“一带一路”语言研究，需要在中华思想文化及其传播推广的大背景下展开。这里存在一些对大的概念的认识问题。比如说中华思想文化、国学以及有关术语的翻译等。如果把中华文化的外层剥掉，我们看到的今天各位讲演中的核心是汉民族文化或用汉语的文化，例如“道”“孝”“君子”等是汉民族的文化成分。我们在讲中华思想文化的时候，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即中华民族是由几十个民族构成的，汉族只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华民族的构成的多元性，每个民族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而不仅仅是汉文化。造成一些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文化多元性意识的缺失。一些人在谈传播中华文化时，实际上谈的是汉族文化，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学史以及中国纺织史的研究视野中也出现类似的缺失。例如，我国有些少数民族有着汉族所没有的史诗这种文学作品形式，例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那么有些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否提及少数民族的史诗呢？又如，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是对中国语言学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乃至国外的古代和现代突厥语研究有重要的价值，那么有些中国语言学史著作是否提及这部著作呢？再如，诸如中国纺织史之类的论著，是否提及新疆南部维吾尔族的历史悠久的地毯编织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宝贵文化财富。汉民族没有史诗创作，没有突厥语研究成果，没有地毯编织，但不等于中华民族没有。因此，无论对中华文化传播还是对学术研究来说，中华文化多元性意识是必要和重要的。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内语言”的研究巴达玛敖德斯尔（内蒙古大学）要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首先需要语言互通。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语院校纷纷增设外语语种，以对接“一带一路”。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增设了蒙古语专业，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情况方面的一些资料中，蒙古国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方面的内容仍然比较缺乏，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第二，不仅要关注“跨境语言”中“境外语言”研究的需求，也要关注“跨境语言”中“境内语言”研究的需求。比如，在中国蒙古语研究方面，俄语、日语等所谓“非通用语言”上的文献远比英语文献多，这些文献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需要培养更多既懂蒙古语又懂俄语、日语的专门人才。第三，“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要特别关注语言本体研究。现在的情况是，了解某国有哪些语言和文字的人不少，但真正懂得某国核心语言的人少之又少，这不利于语言沟通、语言互通和民心相通。第四，语言发展战略研究方面，我们希望决策部门和语言学界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问题，包括如何发挥它的经济价值、市场价值的问题。调查发现，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越来越不如以前，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语言有感情价值，少数民族群众也都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他们的母语，但在现实面前，为了生计，人们仍然需要让孩子们学习强势的语言。如何说清楚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还有用，靠它还能过日子，希望学界同仁给我们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语言服务是战略冯& 晞（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未来商习院、“一带一路”百人论坛）语言服务作为一个产业，已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战略。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语言服务产业的未来发展，应该聚焦一个方向、两个层面、三个特色、五个定位、一套规划。一个方向指中国语言服务产业的战略发展方向，要与时俱进，融入中国“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新三步走国际化战略，通过跨语言增值服务帮助新三步走国际化战略的实现。明确了战略方向，语言服务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设计。宏观层面指语言服务的产业链如何助力传统服务和新生服务更好地走向国际。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加速走向全球，硬实力大而不强，所以需要中国在全球提升国家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这个宏观层面对中国语言服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元挑战。微观层面指语言服务的产业链上的服务内容，包括翻译本身作为一种工具的传统服务与新生代翻译本身衍生出来的新服务。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具有三大特色：多维度、多功能、多场景。多维度用广角镜头透视语言服务，比如从人才的角度、从行业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从国际的角度来应对跨语言服务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多功能需要了解、发挥、平衡语言服务的多种工具，包括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本地化翻译等等。多场景需要适应和打造好语言服务的不同场景，比如商业场景、文化场景、政治场景、外交场景、习俗场景等等。从语言服务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可以进一步明确语言服务产业的五个定位。宏观层面有两个定位：翻译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贡献和翻译对中国文化国际化的贡献。微观层面有三个定位：翻译服务、翻译技术、翻译人才。翻译服务包含笔译、口译、本地化翻译、电影字幕翻译配音、电话电视翻译、译后编辑等业务。翻译技术包含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翻译管理系统等业务。翻译人才包含翻译教育和语言培训。需要指出的是，本地化服务包括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软件、网站以及测试的翻译和部分宣传推广工作。这就对翻译行业及从事这个行业的翻译人才提出了更高技能和知识的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跨技能、跨知识、跨文化、跨管理的多元化翻译人才。语言服务离不开翻译，但它不等同于翻译，它要超越翻译的“信、达、雅”，这是行业赋予语言服务更加广阔的内涵与外延。翻译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战略，这是中国走向世界所赋予语言服务的新的历史使命与视野。翻译工作者是专一人才，更是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的人才，这是时代赋予语言服务人才梯队建设的未来期望与要求。语言服务产业不只属于一个产业，更是一个跨界的产业，这是中国企业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赋予所有产业的跨界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下语言学家的使命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带一路”刚提出之时，很多语言学家并未强烈意识到它与我们密切相关。通过今天的报告和发言，尤其是不谈语言本身的报告，我们能够体会到语言在这一国家方略实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语言的能力，尤其是国家的语言能力，体现为具体国民的语言能力，尤其是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工作人员的语言能力，对于实际工作的展开具有非常直接的作用。这些方面都有语言学家的用武之地，因此语言学家应该可以体会到在“一带一路”方略实施中所要担当的重要使命。首先，对语言国情的了解是迫切的课题。这是语言学家要做的事情。邢欣教授给我们展现了大量信息。我们还要做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一带一路”上，还有很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较中亚地区而言，更具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至于西亚，更是如此。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展开，并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对语言做出适当的战略性和策略性安排。其次，推动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性交流。“一带一路”不是单向、强势地推行我们的文化和汉语，而是建立一种互利共赢、互相沟通的新的世界秩序，也可以说是和谐世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更多文化和语言的交流。中国人有很多非常独特的用语、术语，从古代文化传承下来，这包括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我们曾为这些古籍的世界性的传播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同时也启发我们，要怀着好奇、包容的心态，去了解不同国家文化里最有特色、最稳固的构建文化深层次心理的概念。这样的工作，需要以对他国、他民族语言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为前提。因此，语言学家大有可为。最后，重视跨文化、跨语言人才的培养。“一带一路”方略的推行，需要特定结构的人才，特别需要基于语言能力又有多方面知识才能的复合型专家，即实用型的人才。同时，也不能忽视战略性的需求，需要对于国别、族别语言和文化有深入研究能力和传播教学能力的专家，这是“一带一路”方略可持续推进的保障。这类人才的培养，这类人才结构的搭建，需要语言学家尽到一己之力。本期责任编辑：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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