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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西游2》主流任务做任务刷经验攻略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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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主流电影创作的重要任务
　　摘要：现实题材影片创作的薄弱所造成的银幕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和电影创作者对社会现实观照的缺失，以及电影创作中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追求，已成为当下国产故事片创作中存在的明显问题。由于主流电影体现了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引领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是推动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主角，所以其创作理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理应更好地表现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和民众诉求，显示出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因此，在主流电影的倡导和实践中，就需要大力弘扬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强化现实主义精神，使主流电影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努力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5042981.htm　　关键词：主流电影；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社会变革；民众诉求；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07 　　一 　　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创作生产之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关于主流电影的倡导和实践，国产故事片的创作生产有了很大拓展，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影片，不仅繁荣了电影市场，有效地增强了国产故事片的竞争力；而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进一步扩大了国产故事片的影响力，由此也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其中历史题材的成功之作较多，影响较大；而现实题材的成功之作较少，影响也较小。一些颇有影响的主流电影大片，如《太行山上》（2005）、《集结号》（2007）、《梅兰芳》（2008）、《建国大业》（2009）、《风声》（2009）、《南京，南京》（2009）、《十月围城》（2009）、《建党伟业》（2011）、《辛亥革命》（2011）、《金陵十三钗》（2011）、《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2012）等，均为历史题材作品。由于这些影片既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主旋律电影的思想内核，又注重运用一定的商业元素或采用了商业电影的技巧手法进行包装，故而在确保影片艺术品质的同时，也有效地增强了其观赏性和娱乐性，使之被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一批商业电影大片也不断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诸如《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功夫》（2005）、《七剑》（2005）、《神话》（2005）、《夜宴》（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墨攻》（2006）、《霍元甲》（2006）、《投名状》（2008）、《叶问》（2008）、《赤壁》（上下集，）、《画皮》（2008）、《三枪拍案惊奇》（2010）、《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孔子》（2010）、《让子弹飞》（2010）、《赵氏孤儿》（2010）、《龙门飞甲》（2011）、《画皮2》（2012）、《铜雀台》（2012）、《王的盛宴》（2012）等商业大片在电影市场上均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电影票房。尽管在这批以古装大片为主的商业电影中，不少影片往往“叫座不叫好”，受到了较多的批评、诟病和质疑，但其票房却居高不下，成为电影市场上的宠儿。 　　处于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电影生态环境之中，一些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就较难成为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电影。尽管在此过程中，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也曾出现了《生死抉择》（2000）、《惊涛骇浪》（2002）、《美丽的大脚》（2002）、《天狗》（2005）、《三峡好人》（2006）、《叶落归根》（2006）、《非诚勿扰》（2008）、《惊天动地》（2009）、《唐山大地震》（2010）、《人在囧途》（2010）、《钢的琴》（2011）、《失恋33天》（2011）、《神探亨特张》（2012）和《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等一批好作品；其中《唐山大地震》（2010）、《失恋33天》（2011）和《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还在电影市场上相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无论在创作数量上还是总体影响上，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较之历史题材大片和商业大片而言，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创作的薄弱所造成的银幕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和电影创作者对社会现实关照的缺失，以及电影创作中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追求，已成为当下国产故事片创作中存在的明显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国产故事片的艺术质量和艺术品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应该看到，无论是历史题材（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大片还是商业大片，对于满足广大观众多元化的审美娱乐需求来说，都是需要的，它们是电影创作生产总体格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一个良性运转、有序发展的电影市场中，除了历史大片、商业大片之外，还必须要有一批与现实社会和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着重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情感与理想的优秀影片。因为电影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可以娱乐观众之外，也能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现实、思考人生，并使观众在获得审美娱乐享受的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教益；同时，它还能让观众由此反省自身、完善自我、提高素养。正如前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所说：“影片是最伟大的教师，因为它是不仅通过头脑，而且通过整个肉体来教育人的。”[1]因此，切实加强现实生活题材影片的创作乃是一项完善电影创作生产体系和促使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 　　由于主流电影体现了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是推动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主角，所以其创作理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理应更好地表现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和民众诉求，显示出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由于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所以就更加需要一批真实、生动地为时代画像、为历史留影，并能真切、深入地表达广大民众的理想、愿望与心声的优秀作品。如果今天的银幕上缺少这样一批精品佳作，电影创作者将愧对历史和后人。因为电影创作者不应该成为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旁观者，而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正如刘云山在全国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现实生活是影视创作的源头活水。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中国文艺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丰富多彩。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为我们进行艺术创造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宝藏，为影视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置身伟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不去表现。”[2]如何进一步强化主流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促使更多的电影创作者关注现实、了解民生，并努力创作拍摄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变革、针砭时弊痼疾、引起民众共鸣的优秀影片，乃是主流电影倡导和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 　　在当下国产故事片的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这与不少电影创作者的电影审美观念密切相关。当“娱乐至上”、“票房第一”成为他们创作追求的目标时，于是炫技逐奇、迎合跟风、卖弄炒作等便成为其创作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无暇顾及影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更谈不上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了。我们并不否定那些观赏性和娱乐性较强的商业电影，在国产故事片创作生产的总体格局中，商业电影应该占有一定的份额，以满足广大观众多元化的审美娱乐需求。但是，即便是商业电影，也应该注意克服题材趋同、创意贫乏、思想薄弱、趣味低下、类型单一等弊病，也应该让广大观众在娱乐审美的享受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教益。同时，体现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主流电影，则应该在国产故事片创作生产的总体格局中占有更多的份额和更重要的地位。而主流电影的创作既要重视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也要注重通过各种现实生活题材的多元化叙事进一步加强对现实变革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为此，首先就要求电影创作者能够深入生活、关注现实，并努力通过影片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特别是底层生活）的面貌，表现人民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思想情感和理想追求，由此揭示出生活的底蕴，展示出未来的前景，从而使主流电影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部分电影创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陆续拍摄了一些成功之作。例如，描写西部边远山村女教师张美丽坎坷命运，并颂扬其奉献精神的《美丽的大脚》（2002）；力图通过一个流动法庭的办案之旅和几个普通法官的命运波折，概括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现状和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马背上的法庭》（2006）；描述个性倔强、内心善良的蒙古族妇女图雅“嫁夫养夫”故事的《图雅的婚事》（2007）；以广大观众熟悉的“春运”为题材，着重描写普通小人物善良道德情操的《人在囧途》（2010）；讲述三个高考落榜的年轻人在失落迷茫之时共同租下一个因车祸丧子的中年妇女的房屋，并在冲突、交流中彼此慰藉与温暖的《观音山》（2010）；描写一个下岗工人离婚后为了争夺女儿抚养权而和一群落魄兄弟用工厂废弃的钢材为女儿铸造了一架饱含父爱的钢琴之《钢的琴》（2011）；叙述一所民营老人院里一群平均年龄80岁以上的老人，为了追寻梦想而施计驾车飞越老人院后在旅途中发生的一些感人肺腑故事的《飞越老人院》（2012）等都通过不同题材、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现实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情感波折、命运变化和人生追求，从而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了善良、美好人性的温暖，看到了平凡人生中可贵的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些影片体现了国产故事片创作在现实生活题材领域里，特别在表现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现状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收获。 　　其次，由于当下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还很多，现实生活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电影创作者既要展示和歌颂真善美，也不能回避假恶丑，而应该直面正视之，并以自己的作品积极干预生活，对各种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进行揭露与针砭，由此体现出应有的现实批判精神。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可以有三种揭示的功能。它倾向于揭示在正常条件下看不见的东西；触目惊心的现象；和外在世界的某些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特殊形式’的方面。”[1]而关于“触目惊心的现象”，他指出：“自然灾祸、战争暴行、恐怖和暴力行为、性放纵和死亡，这些都是可能会使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事件。总之，它们都会引起愤怒或造成痛苦，以致谁也不能对之抱冷漠的旁观态度。”[1]显然，电影在揭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时，也体现了创作者的现实批判态度。近年来，部分电影创作者在关注社会、表现现实时，也能以艺术家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胆地暴露不少社会问题，抨击一些丑恶现象。例如，尖锐地揭露党内腐败现象，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生死抉择》（2000）；真实地描绘底层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揭示了金钱使人性异化的《盲井》（2003）；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农村的护林员为保卫国家财产而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坚持与称霸一方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天狗》（2005）；通过一个在车祸中成为植物人经过救治苏醒的过程，直击医药造假黑幕的《我是植物人》（2010）；反映了因农村“血头”组织农民卖血而造成艾滋病泛滥，以及表现艾滋病人生存状况和爱情情感的《最爱》（2010）等影片，均受到广大观众和评论界的关注与好评。正如《我是植物人》（2010）的制片人和编剧谢晓东所说：“时下电影界要有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品，这是电影人的责任。我希望每个人看后最直观的感觉是那么一点点的痛，随后就是共鸣。一部批判现实的电影不会改变什么，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影，我觉得那是电影界的悲哀。”[3]但是，类似这样的影片一方面在数量上还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在大量商业片充斥电影市场的情况下，此类影片要么无法进入电影院上映，要么进入电影院后只能遭遇“一日游”的尴尬处境。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为影片的题材较敏感，创作中难以把握好艺术表现的分寸尺度；或存在着一些人为的障碍，使创作者产生了“吃力不讨好”的顾虑；或由于影片放映得不到影院和院线的支持，故而难以与广大观众见面等。为此，政府主管部门实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以积极的扶持和支持，使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便让更多的现实生活题材影片能够“浮出水面”，在广大观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在当下的电影创作生产需要更多地面向观众、面向市场的情况下，部分电影投资者和创作者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现实生活题材的故事片很难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很难在电影市场上赢得高票房。因此，他们既不敢大胆投资拍摄此类影片，也对其创作生产不热心；而往往热衷于投拍一些古装商业大片，认为拍摄此类题材样式的故事片较为保险，较易吸引观众进电影院观赏而不至于亏本。于是，有些历史故事便被多次搬上银幕。例如，关于刘邦和项羽争霸的故事除了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西楚霸王》（1994）之外，这两年又相继拍摄了《鸿门宴传奇》（2011）、《王的盛宴》（2012）等多部故事片。尽管不同的编导赋予其影片一定的个性化色彩，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演绎，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仍给人一定的重复感，缺乏明显的艺术创新。
　　应该看到，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恰恰是那些切实关注现实，深入表现民生的优秀影片受到了各个历史时期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不断地创造着国产故事片的票房纪录。例如，20世纪30年代由郑正秋编导的通过一对孪生姊妹之不同命运来反映社会中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状况，并尽力“替穷苦人叫屈的”《姊妹花》（1933），“在上海的新光大戏院公映时，创造了连映60余天的票房记录”。[4]而蔡楚生导演的暴露社会黑暗，表现贫苦渔民悲剧命运的《渔光曲》（1934），则“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通俗的手法和精炼的技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该片首次上映时，“正是上海60年来少有的高达103.8度的盛暑，但影片竟连映了84天之久，打破了郑正秋的《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4]至于20世纪40年代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通过一个家庭之悲剧概括反映了抗战时期和战后国统区社会生活面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上映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空前热烈的欢迎和进步舆论的珍视”，“再次创造了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据统计，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止，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12874人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5] 　　同样，现实生活题材影片颇受广大观众欢迎的现象在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创作中也是有案可稽的。例如，于本正导演的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的《生死抉择》（2000）就曾引起很大反响，产生了“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冯小刚导演的被称为“平民史诗大片”的《唐山大地震》（2010），票房收入达到了6.73亿元。至于由徐峥导演的贺岁喜剧片《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上映两周票房就突破了7亿元，创造了国产故事片票房收入的新纪录。上述影片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表现现实生活和平民情感的优秀影片，也能在艺术上和市场上获得成功。由此可见，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并非与电影创作生产的市场化发展是绝然对立的，优秀的现实生活题材影片仍然具有旺盛的美学生命力和市场号召力。因此，在主流电影的倡导和实践中，就需要大力弘扬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并努力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显然，只有那些“三贴近”的“三性”统一的优秀影片，才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 　　具体而言，现实生活题材影片若要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电影创作者首先要在真正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真谛的基础上，寻找到富有新意的题材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角度。应该看到，是否具有生活底气和艺术创新，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例如，《钢的琴》（2011）作为一部家庭伦理片，其艺术表现角度独特，构思颇具新意。影片描述下岗工人陈桂林的老婆移情别恋跟了大款，两人离婚时争夺女儿的抚养权，而谁能给正在学琴的女儿一架钢琴则成了抚养权的关键所在。为了女儿，陈桂林必须要搞到一台钢琴。他借钱借不到，偷琴反被抓，最后在一群落魄兄弟的热情帮助下，硬是利用工厂废弃的钢材造出了一部“钢”的琴。影片在诙谐幽默的叙事中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照，既显示了一个在社会底层谋生的男人为了尊严和父爱而勇敢面对生活的挫折与挑战的奋斗精神，也表现了真挚的友情和爱情之可贵，从而使这部影片与其他家庭伦理片具有不同的叙事视角和思想内涵，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电影创作者要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带有时代精神和社会价值的题材与主题，努力塑造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典型形象，并注重通过其独特的命运遭遇和情感变化生动地表达一定的思想主旨，显示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恩格斯曾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6]显然，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一论断并没有过时，着力刻画出真实感人的银幕典型乃是现实主义影片的重要任务。大凡成功之作，其塑造的银幕典型都是令人难忘的。例如，《天狗》（2005）所塑造的农村护林员李天狗的银幕形象就颇具典型意义。作为一名部队里的战斗英雄，李天狗受伤复员后被分配到偏远的国营林场当护林员。他爱林如家，兢兢业业守护着国家财产。而靠盗伐木材发家致富的孔家三兄弟在当地称霸一方，他们不仅收买了地方官员，而且还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使乡亲们敢怒而不敢言。对于李天狗，他们收买不成，继而以断水、威胁、殴打等流氓手段迫其就范。但李天狗则软硬不吃，并与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李天狗在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用一杆老枪击毙了行凶者和盗伐者，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国家财产。影片从多侧面描绘了李天狗鲜明的个性和高尚的品格，让观众为之感动并萌生敬意。至于一些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为艺术表现对象拍摄的传记片，在注重展示人物动人事迹和高尚情操时，则要注意克服公式化、概念化之弊病，要深入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凸显其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之真正成为能长存于观众心灵深处的银幕典型。新世纪以来，如《郑培民》（2004）、《任长霞》（2005）、《生死牛玉儒》（2005）、《杨善洲》（2011）、《郭明义》（2011）、《钱学森》（2012）等影片，在这方面都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例如，《郭明义》（2011）上映以后颇受观众欢迎，票房突破了6000万。在当下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上，作为一部先进模范人物的传记片能取得这样的票房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此类传记片的创作在艺术上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而如何塑造出更多生动感人的银幕典型，仍然是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在创作中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 　　另外，电影创作者融入影片中的个人情感，也要同普通民众的情感有机融合为一体，避免孤芳自赏的小众化弊病。就拿《唐山大地震》（2010）来说，它与一般的灾难片有很大的不同，影片虽然也表现了唐山大地震时毁灭性的场景和由此造成的重大灾难，但编导更注重刻画主人公李元妮一家人在灾难之后的情感变化、命运波折和最终的母女相认与情感回归；它在生动细致的情节叙述和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中彰显了可贵的人间真情，让广大观众为之深深感动。在影片中，无论是地震爆发时李元妮的丈夫对其舍身相救，还是李元妮面对掩埋在废墟中的一对儿女只能救一个时的艰难抉择；无论是在地震后长达32年的时间里李元妮对丈夫的深深怀念和对女儿方登的内疚之情，还是方登一直对母亲的抉择耿耿于怀而不愿意主动寻母相认的复杂心态，抑或是汶川大地震后姐弟相逢和母女相认的过程，以及在彼此化解了心中芥蒂以后的全家团聚，都让广大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正因为如此，影片才引发了观影热潮，并创造了国产故事片的票房纪录。又如，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2011）上映后也受到众多青年观众的追捧，票房收入达到3.5亿元，超过了许多同期上映的中外大片，成为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虽然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创作者对80后、90后青年在恋爱中的情感波折和心理变化的准确把握，影片浪漫抒情喜剧风格的营造，以及主人公黄小仙和王小贱的关系合乎情理的发展变化等，都符合广大青年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故而能受到他们的喜爱和欢迎。显然，上述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其他电影创作者学习借鉴的。
　　当然，为了增强影片的观赏性，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可以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为内核，并采用类型化技巧和商业化包装的方法，使之为更多观众所喜闻乐见。创作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叶落归根》（2006）采用了公路片的类型，描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老赵带着另一位逝世工友的尸体回家时一路上的独特经历。而《人在囧途》（2010）和《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则把公路片和喜剧片类型混搭在一起，通过旅途中的各种遭遇和一系列喜剧冲突，着重刻画了平凡小人物的善良本性。另一部表现农民工生活现状和理想追求的《高兴》（2007），则采用了歌舞片的类型，影片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融合了说唱、摇滚、地方戏曲、民歌等因素，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还有一部表现农民工及其孩子生活状况的《长江7号》（2008），也运用了科幻片的类型来表现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理想追求，给观众以新颖的感受与体验。又如，《李米的猜想》（2008）采用了警匪片类型和悬疑片手法来讲述爱情故事，影片把出租车女司机李米在4年内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寻找失踪男友方文的故事，与化名“马冰”的方文及其现任女友参与贩毒，以及警察叶倾城追踪线索破案的故事有机交织在一起，使影片情节引人，颇具观赏性。至于《我是植物人》（2010）也运用了悬疑片的类型，叙述了主人公朱俐在一次车祸后的救治中因用了假药而成为植物人，她苏醒后在恢复记忆的过程中，一步步发现自己与医药造假事件有着某种联系。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决心揭露黑幕，即使面对来自药厂和公司的诱惑与恐吓，也不改变将药厂告上法庭的决心。为了使造假的药厂得到应有的制裁，她最终毅然走进检察院自首。由于上述影片通过类型化方式包装了一个个现实问题，在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娱乐元素吸引广大观众观影的同时，也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照、认识和评价，故而使影片既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也显示出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四 　　无疑，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在创作方法上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以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可以采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创作方法，而不必都拘泥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即便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应该看到现实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仅题材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其艺术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运用一切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去表现社会现实，而不必局限于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艺术技巧。正如法国电影评论家巴赞所说：“我们把力求在银幕上充分展示现实的一切表现体系、一切叙事手段称为现实主义的。”[7]因为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才能保持其旺盛和长久的美学生命力。 　　近年来的电影创作实践证明，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根据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采用多元化的创作方法是切实可行的。例如，《盲井》（2003）是一部采用了纪实美学风格将边远地区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影片，其严酷的真实性令观众感到震撼。影片不仅对人性复杂性的描写有一定的深度，而且较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以及小煤矿生产、管理乱象丛生的状况，让人们对此感到触目惊心。同样，取材于真人真事，并用非职业演员和手提摄影拍摄的《神探亨特张》（2012），也由此进一步凸显了纪实美学风格，该片不仅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普通民警平凡而紧张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朴实地展示了北京都市生活中不被人关注的一些侧面，从而让观众获得了一些新的启迪。 　　又如，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描述下岗工人生活和情感状况的《钢的琴》（2011），在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上却呈现出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影片在叙事中穿插的一些歌舞表演场景以及音乐元素的恰当运用，不仅很好地揭示和渲染了人物的内在情绪，而且也艺术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而着重描述一个有心理创伤的青年农民“树哥”人生命运的《Hello，树先生》，在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中则糅合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幻想和心态，使影片的美学风格显得别具一格。尽管该片也曾受到部分观众提出的“看不懂”的质疑，但导演的创新探索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与之相比，在广大观众中曾产生过较大反响的《疯狂的石头》（2008）和《疯狂的赛车》（2009），虽然也是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却巧妙地采用了“黑色幽默”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众所周知，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和英国导演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1998）是“黑色幽默”艺术风格在电影创作领域的代表作。《疯狂的石头》（2008）和《疯狂的赛车》（2009）的导演宁浩在学习借鉴上述两位外国导演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己对“黑色幽默”的一些认识和理解，从而使影片显示出独具的艺术特点。首先，无论是《疯狂的石头》（2008）还是《疯狂的赛车》（2009），均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如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和普通职工生活之艰难、不法商人的为非作歹以及贫富差距加大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等，都在影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反映，并成为其叙事情节的基本元素。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和笑料都来自于观众熟悉的一些日常生活情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平民化色彩。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两部影片分别描述了某工艺品厂保卫科长包世宏（《疯狂的石头》）和自行车赛车手耿浩（《疯狂的赛车》）与现实环境的一系列不协调状况和矛盾冲突，以及各自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波折，由此构成了影片的情节主线。其次，两部影片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的安排等方面都颇具匠心，令整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情节在叙事过程中能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十分吸引人。《疯狂的石头》（2008）围绕着一颗价值连城的翡翠玉石，具体描述了保卫科长包世宏与一个国际职业大盗和三个小偷斗智斗勇的过程，在交叉叙事中融合了较多的社会内容，既针砭了时弊，也产生了笑料，并让观众在笑声中有所思、有所得。《疯狂的赛车》（2009）则由多条情节线交织出一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故事：自行车赛车手耿浩因为0.01秒落败而获得了银牌，由此导致其命运发生了波折；两个小偷在阴差阳错中绑票伤人，不由自主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法商人为了钱财雇凶暗杀自己老婆，杀手却反被其老婆收买；来自台湾的黑社会成员企图在内地做一笔贩卖毒品的大买卖，不料却半途受挫；两位立功心切的警察误认为耿浩是窃贼，对其紧追不舍，而那些坏人却反而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走了……几条情节线有机交织在一起，不仅使影片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可看性也很强。由于这两部影片既触及了现实社会里的不少问题，又通过颇具艺术创新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故而获得了观众口碑和票房收入的双赢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手法上既要力求多样化，避免同质化；又要注重追求艺术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因为“艺术上的‘写实主义’无不首先具有深刻的‘审美性”’。显然，那些不具备深刻的“审美性”的“写实主义”，是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的。由于“在艺术创作领域，写实和虚构都是艺术家个人独有的权力”[7]，所以创作者只有充分运用这种权力去大胆创新，才能使影片显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质，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应该看到，陈旧的美学观念和创作套路已经不适合运用于今天的电影创作实践中了。 　　当然，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无论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是采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创作者首先要了解社会、熟悉生活，并要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同时，还要对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独到的体验、感悟和认识，这是创作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影片既能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真相”，也能由此表达出创作者对生活的“真情”；而“艺术客观内容的实在性（真相）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真挚性（真情），这两者的一致，是一切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优秀的艺术家、艺术流派取得成功的基础”[8]。无疑，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胡编乱造或抄袭模仿的影片，是不可能成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主流电影的。因此，电影创作者不仅要随时关注现实生活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程，而且还要不断深入生活，真正了解社会，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应该看到，“现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值得全力书写、精彩呈现。要善于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反映多彩的生活，透过各类题材演绎伟大的时代”[2]。这是主流电影应该承担的重要任务，也是电影创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参考文献： 　　[1][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2]刘云山.坚持恩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创作更多深受群众喜爱的影视精品[N].光明日报， 　　[3]中国电影回避现实题材？《我是植物人》说不[N].北京青年报， 　　[4]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2）[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8]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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