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为什么要花很大代价研究古代的东西？现代人为什么要花很大代价研究古代的东西？历史集谈百家号现代人为什么要花很大代价研究古代的东西？下面是几位网友的观点：网友一：古代有很多技术现在无法搞清楚，建筑上，《营造法式》中记录的很多工程方法现在连究竟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都谈不上能不能复原，如果能复原，当然其结构比现在一般所见的木造建筑复杂得多。冶炼上，越王剑为什么历经千年依然不锈不坏削铁如泥，司母戊大方鼎等体量巨大的青铜器又是用什么方法铸造的，现在也没有确定的答案。纺织上，素纱禅衣这种薄如蝉翼的丝织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也没有确定答案。饮食上，《齐民要术》上那么多种酱、酢的做法，现在也无法复原，雕胡饭什么样，现在也没有吃到过，上古的八珍，也并没有复原成功，搞不清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总结起来，古代技术比现代技术厉害，体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某种文明的成熟期，对某些技术的掌握超过了后来者。比如在青铜器时代，工匠们对材料、方法的熟悉程度，是后来者想象不到的，但因为有了新的冶炼技术和材料问世，也不会有人跑回去再研究青铜器，后者已经没有了实用价值。二是根本搞不清楚采用了何种材料、工艺和流程，要么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要么通过观察实物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却无法想象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古人是如何完成的。三是加工水平就是比现在高，不服都不行。第三种几乎没有，主要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至于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技术，一是因为有很多谜团搞不清楚，只要有谜团，就会有人好奇，就会有人去研究它，往小了说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求知欲，往大了说是为了让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为清晰；二是有些技术的研究关系到了一些更为宏大的学术问题能否解决。比如要搞清楚有些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该地区是否发生了饥荒，是否有足够的水利设施来应对旱涝灾害，就必须搞清楚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使用的农业技术。举个例子，如果没有对古代技术的研究，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存不存在，存在于哪个区域内，谁能说得清楚。三是对古代技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究竟是螺旋上升的，有所起伏的，还是不断进化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实际地去研究各个时期各个文明的技术水平。我来提供一个特殊的角度：因为要还原历史，知道某一段时期人们真实的技术水平，有助于我们看清技术发展的自然规律。比方说上古生活用石器，到了商朝就多了青铜器的选择，在石头与青铜之间，相隔了上千年，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中间具体发生了何种因素，才导致技术的变革。如果知道这个原因，或者说技术变革的时间节点，以我们中国如此悠远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寻出一种规律。即当社会或者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技术就会迎来一次大跃进，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所以花大价钱研究所谓的古代技术，倒不如说是，研究技术变革的节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中存在过哪些阻碍技术发展的瓶颈。另一个方面，则是老生常谈的好奇心了。人类的欲望，驱使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到如今的全球信息化，这其中都是因为人类不断探索新领域的好奇心，也正是因为好奇心，才催动了文明的进步。另外研究古人的技术，还能看清古人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为什么要发明青铜？发明青铜有什么好处？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某一项技术，能够最大限度的还原所属时代的科技与人文，对于我们详细了解自身发展的历史，有莫大帮助。简而言之，研究古人的技术有两个原因：一是还原历史，有助于避免瓶颈，规避某些不必要的麻烦，属于认清自身，了解自身的范畴。二是好奇心，对于未知事物，人类始终充满了求知欲。现在是，未来也是，希望古人更多的发明能够重见天日，让更多的人能够被悠远的中国历史深深折服。网友二：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断流，其它文明文化都断了流。这个谎言说，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有古代中国，只有中国古代文明传承下来了，其它文明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其实古文明中，与中华古文明历史相当的，是古希腊文明，也就是爱琴海文明。我们说古埃及文明断流了，因为它只留下来它的文化外壳，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思想、可识别的文化内容都失传了，作为主体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文化断不断流，就看它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还存在。还有一个主体，就是民族或族群的主体，如果这个族群或民族作为一个独立主体被消灭了，那么也许它的文化内容被别的民族传承，但它的文化族群没有了。所以文化有两大主体，一个是族群主体，就是文化的原创者，文化的使用者，人的主体，另一个就是文化的主体，就是具备独立价值体系（文化的价值追求、信仰体系、思想体系、文学体系、道德伦理体系）。这里我们说的文化，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或口述文化以来的文化或文明。中华文明没有失传，似乎人所共知，那么我们先看看其它文明体，是不是失传了。先说我们邻居印度文化，印度文字之前的时代就有了伟大的史诗，有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等等，印度文化对超世价值的追求，对传说中神灵的膜拜，可以说贯穿印度三千年文明史，尽管印度这个南亚版块被异域力量入侵过，占领过，甚至一统治就是几百年，甚至对印度本土宗教大加破坏（莫卧儿王朝时代），近代以降则有英国殖民统治，但印度人还是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史诗没有失传，他们的神灵永远存在，他们的信仰如恒河生生不息，任何对他们强加的东西，对他们植入的东西，都被强大的印度本土宗教文化包容，消融，消化，成为自己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印度文化包容一切，甚至包容破坏性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最高神圣湿婆既是保护之神，同时还是破坏之神。尽管印度人留下了英国人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但印度人的文化，还是印度人本土的，它存活于印度人心灵之中，永远不可改变。无论是文化主体的族群、人，还是文化的价值体系，还有史诗与经典，他们都没有失传，他们不喜欢像中国帝王那样伪造二十四史，弄得跟真的文明史诗一样的炫耀，他们更重视现实的生存与超世的愿景。印度人的生命与文化似乎没有升腾起火焰，而像一柱香火那样，看得见烟，知道其中有火存焉，那烟是火的想象力，是火对另一个世界的探询与迷恋。古希腊文明则是火炬，古希腊文明的价值体系失传了吗，没有，自由民主共和健美运动等等价值与理念都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它不是一种自守的文明，而是运动与传播着的文明，古希腊人举着火炬，传播到地中海周边，形成古希腊文明圈，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它的盛会，后来火炬被亚历山大传递，向东一直传播到印度河边，向南征服了埃及，向东征服了古波斯，地中海成为他的内海，再后来，古希腊文明的火炬由古罗马人传递，古罗马人接受了希伯来的人基督教价值观念，将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融入到自由民主共和的价值体系之中，使其更具生命力与人本主义意义。欧洲文艺复兴，复的就是古希腊人本主义理念。整个欧洲人，都举起了古希腊文明核心价值的火炬，要让它照亮自己的世界。二百年前通过五月花号，将古希腊的民主自由的价值体系传播到美洲大陆，形成自由民主的美利坚。五四时代，自由民主的火炬也传播到中国，中国人打倒了孔家店，断了孔子香火，供上德先生赛先生的火炬，而到了2008年，中国人更是举着奥林匹克的火炬，传递奥林匹克的精神理念，追求公开公正的竞技、追求和平共存的理念。无论是作为族群，还是作为文明的价值体系，古希腊文明都没有失传，不仅没有失传，它还成为当代世界最具生命力的价值体系与生活理念。好了，再说中华文明，没有失传，但它的核心价值在哪儿？秦之前，中华文明到西周之时已达一个鼎盛之时，就是礼乐之治，人与人之间，以礼待之，以乐和之，也就是说，是一个追求礼仪与和谐的社会，当地方势力强大，当周王朝的核心人物式微或腐败，整个政治体系就崩溃了，没有基本的宗教精神维系，中华民族礼崩乐坏，一个有精神追求的联邦制国家，失败了。礼乐为主体价值的文化，断了。秦开始法术治国，焚书坑儒，建立专制独裁国家，希望自己的家族永远统治中华帝国，仅靠法术治国失败了，汉以后，开始儒术与法术共治，以儒术来兴礼教，以法术治臣民，以儒术来抚慰社会，使社会和谐有序，以法术来威惧臣民，永远不讲权力分立，不讲自由民主博爱，只片面讲自己的皇恩浩荡，以期获得臣民的忠诚与敬畏。听我的话，就得到“恩”，不听我的话，得到的就是“威”。古希腊文明到古罗马时代得到了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补充，而中华文明到了东汉时代得到了来自印度文明的佛教价值体系的补充，中国从民间社会到主流社会都因此得到了宗教精神的安慰，中国人因此开始有了“信仰”。儒道释或儒释成为互补的精神价值体系，使中国人进可以得到儒家的鼓励，退可以得到释家的安慰。中国人因此安身立命于东方一隅之地。中国民间社会之所以有安祥和谐的一面，利益于儒释互补。印度的香火点燃了中国的烛火，中国文明不是火炬文明，也是不香火文明，而是灯笼文明。中国人打着灯笼行走了三千年或五千年，当然纸灯笼发明不过千年，但中华之火不是古希腊之火，盗自天国，而是取自钻燧，是自然之火，印度的香火呢，则是心灵之火，心灵之光。五四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断流了。五四之后，我们看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哪个领域里奉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传统政治文化，就是家天下的独裁文化，就是礼教加权术，中华民国政治是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是共和民主，传统中国统治者遵守的是儒家教化，而当代中国的思想指导是卡尔思想，是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古代中国是独尊儒术，当代中国是独尊马术。传统中国没有思想，只有引进西方人的思想。没有思想的文化，就是没有头脑的文化，而没有信仰的文化，则是没有灵魂的文化，当代中国没有信仰，却将西方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思想作为信仰，这是可笑而荒唐的事情，任何个人的社会政治思想，都不能做为信仰来崇拜，因为信仰是不可讨论不可亵渎的神圣力量，任何科学与人文思想一旦被信仰，就会导致政教合一，就会走向中世纪。经济文化，传统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重农轻商，现在的经济是重商轻农，完全与传统中国经济文明相悖离。文化方面，中国古代是文言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西化，传统文化还存几何？建筑文化，中国是四合院平房为主体，多亭台楼阁，现在呢，完全是西式建筑，西方的精华没学到，西式垃圾建筑使每一个城市都一模一样，中国建筑文明完全殖民化了。衣饰文化，看看印度领导人，穿的多是印度服饰，看看中国领导人，穿的却都是西装，留的头发也是西洋式头发，中国传统的衣饰与发式都是文化的象征，完全西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衣食住行到说话，中国人都完全西化了，西方价值体系占中国主导地位，只是用马列的西方思想，还是用希腊希伯来文明的核心价值，成为中国人争论的焦点，反正都是西方，一是讲暴力讲集权，一是讲自由讲民权。中华文明就是灯笼文明，这灯笼里，过去的火有一半是印度的香火，使中国人有了信仰，也就是民间的主体信仰，佛教信仰。五四之后，中国人灯笼里的火，则改成了德先生赛先生的火，与马列导师的火，最终使用的是马列导师点的火，这把火在文革中烧得中华文化面目全非，人性全面沦丧，将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中国的灯笼是红的，但火却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在燃烧。那红色看起来是中国红，其实是血色红，是用无数中国人的血染成的红色。现在某刊物叫秋石的人，还在鼓吹，中国人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必然按西方人十九世纪的思想来指导，并且只允许其一元化领导中国人的思想，可以搞特色，但本质上还得用遵循西方祖师爷的主义意志。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独立思想的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追求。没有信仰又没有思想，用其它民族的信仰与思想来统治中国，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断流？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华民族界能生活在虚妄里，只能靠背诵别人的语句，来寻找自己的方向。中华文明，近百年完成了全面的摧毁，既没有学到西方真正的价值，又没有学到富有人性的科学，自己的文化又被遗弃，却还谎言连篇地自我骄傲，说，全世界，只有中华文明还在生生不息，永世流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历史集谈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看近代历史秘闻。 闻近日时事热点。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转载]周山：武汉大学演讲&《周易》的文化价值
《周易》作为规范、影响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帮助华夏子孙决疑解难的工具书，其逻辑属性自应居于首位。3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建构了一个完备的类比推理系统，作为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无出其右。
《周易》的类比思维方法规范了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势，《周易》的义理精华造就了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周易》的道德诉求化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周易》至今仍是华夏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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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者小传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江南国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先秦名辩思潮》、《绝学复苏》、《村野文化》、《东方情欲论》、《易经新论》、《解读周易》等，主编有：《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相争与相容》、《中国学术思潮史》、《中国学术思潮史纲》、《走近孔子》等。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源头：《周易》；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主轴，也是《周易》。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三千年时间是在《周易》思想的主导下展开的。《周易》的类比思维方法规范了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势，《周易》的义理精华造就了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周易》的道德诉求化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周易》至今仍是华夏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瑰宝。
但在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这部流传了三千年之久而能完整地保留至今的古书，一直被现代学者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它被认为是封建时期的官学典籍，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占筮书而意存轻视甚至不屑一顾。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一、从“占筮之书”到“五经之首”
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
周易与易经、易传三者混称，在学术界屡见不鲜。
其实，易经有三种：连山、归藏、周易，史称“上古三易”。《连山》是夏代的《易经》，以象征“山”的《艮》为首卦；《归藏》是商代的《易经》，以象征“地”的《坤》为首卦；《周易》是周代的《易经》，以象征“天”的《乾》为首卦。
因此，《周易》只是《易经》的一种，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应混称。《易传》则是在《周易》诞生几百年之后的人阐解《周易》的十篇文章，其中的一些阐解文字还未必符合《周易》原意，所以不能归入《周易》，更不能称为《易经》。
前年央视青歌赛上有一道问答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哪一部古代经典？答案：《易经》。其实，这一“标准答案”是不标准的。因为这句话出自《易传》。《易传》体现了《周易》对后世的影响。而《周易》在诞生之前，已经有《连山》、《归藏》的存在。在《连山》之前，则是“数字卦”的时代，那是一个直接将占筮所得到的六个数字依次从下往上排列的“数字组”。后来，先人按奇、偶原则用阴、阳两爻替代数字，占筮的结果便成了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卦”，也便相继诞生了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易经。这三部易经，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同时也是上古三代先人决疑解难、预测未来的工具书。说连山、归藏是占筮之书，符合历史。说周易是占筮之书，则未必尽然。因为周易这部古经经历了一个由具有占筮功能之书到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功能而居于儒家“五经之首”位置的历史过程。
《周易》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精心编撰的又一部易经，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拟定六十四卦卦名，重新选编六十四卦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并根据各卦内容重新排列六十四卦次序。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易》便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书；凡遇重大事情，都要由专职筮（史）官运筹占卦，然后根据筮规选择相应的卦象及卦爻辞类推事情的吉凶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周易》的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不通过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与卦爻辞作为类比依据，进行决疑解难。
《左传》、《国语》中保存下来的22个筮例，向我们展示了《周易》由占筮书向思维工具书转变的趋势。22个筮例中，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672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486年。其间，公元前600年之前的筮例有10次，其中占筮9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爻辞1次；公元前600年之后的筮例有12次，其中占筮7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或爻辞5次。不举行筮仪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进行推理论证、决疑解难，说明《周易》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周易》智慧及其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晚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萌生对《周易》的阅读兴趣，以致“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周易》之后，孔子感叹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孔子曾自称“五十知天命”，但是五十岁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还是难免有“大过”，这才有后悔《周易》学晚之叹。孔子读《周易》，不是占筮，而是参悟卦象及卦爻辞蕴含的“义理”；《易传》大致表达了孔子学易之后的体悟。
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成为玄学核心文本。玄学领军人物王弼认为，《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他将解读《周易》的方法概括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周易》中的卦爻辞是对卦象爻象的解说，一旦了解了卦象爻象，就应将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中蕴含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意义，一旦领悟了卦象爻象所蕴之意，就应将卦象爻象忘掉。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得意”而非“得卦”。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礼，《周易》的文化价值已超越儒、道诸经。
到了唐代，太宗皇帝钦命孔子后人、著名经学家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用来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周易正义》，赫然位列五经之首。孔颖达认为，古往今来《周易》的注释本虽然不少，“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子后裔“专崇王注”的根本原因，是王弼把《周易》作为哲学书来读，把《周易》作为能帮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来解读的缘故。
《周易》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成为万千学子谋取功名利禄的“统编教材”，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首席代表，它难道还是一本占筮书吗？
二、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
《周易》符号系统里的初始符号，不同于西方符号系统里的那些没有属性内容、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具有演绎性质；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只能具有类比性质。
无论是占筮书，还是居于五经之首的官学经典，《周易》作为规范、影响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帮助华夏子孙决疑解难的工具书，其逻辑属性自应居于首位。
西方符号逻辑的体系结构，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象语言，即某种特定的符号语言；二是语法语言，是在讨论对象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又称元语言；三是元元语言，是讨论元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
《周易》推理系统也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
1、对象语言：卦象爻象。《周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符号推理系统，它的核心部分是64个六爻重卦。不仅这64个重卦都是需要讨论的对象，64卦中的每一个爻画也是需要讨论的对象。
2、语法语言：例如，六、九、初、上、阳爻、阴爻、内卦、外卦、经卦、重卦、本卦、之卦、位、中、应、乘、承、据、比，等等。这些都是解读《周易》卦象爻象时必不可少的元语言。
3、自然语言：卦名、卦辞、爻辞。卦辞爻辞是《周易》的经文。魏晋玄学的旗手王弼说：“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周易略例》）言，指卦名、卦辞、爻辞。这些自然语言根据卦象爻象而写，通过这些自然语言去解读卦象爻象所蕴含的意义。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些怀着“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心态的学者，对《周易》中的这些经文来历及其作用产生怀疑。以研究《周易》著名的李镜池先生认为：“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又经过30多年的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李镜池先生终于认识到卦、爻辞是出于编者的匠心编著，既反映了周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又发挥了编著者相当进步的哲学思想，认识到“卦名和卦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周易卦名考释》）
西方的符号推理系统都是演绎性质的，中国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则属于类比性质。这是因为：
1、初始符号的形成及其属性规定，决定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性质必然是类比。
构成《周易》符号系统的初始符号是阳爻-、阴爻--。由这两个初始符号构建的《周易》卦象，源自于由一至九的自然数构成的“数字卦”。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研究员考证，那些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被刻写在动物骨片上的“数字卦”，因为一、二、三、四（古字为四横划）这四个数字，在自下而上的刻写之后很难将相邻数字加以区分，所以出现了将三归入一，将二、四归入六；以后，又按奇、偶标准，将五、七、九归入一，将八归入六。这样，本来由九个自然数不同搭配构成的“数字卦”，变成了只用一和六两个数字构成的卦，而这两种分别作为奇、偶数代表的符号，虽然仍是一与六这两个字形，实已不再是自然数而是爻画，已是阳与阴的代表、刚与柔的代表。由属性明确的这两个初始符号构造而成的卦体，也就有了确定的含义。
显而易见，《周易》符号系统里的初始符号，不同于西方符号系统里的那些没有属性内容、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具有演绎性质；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只能具有类比性质。
不仅初始符号如此，由初始符号构成的三爻一组的八个经卦，也分别具有阴、阳属性。八卦的阴、阳属性分类，又延伸出自然万物包括社会世事的分殊。不同的语境中，八卦象征着不同属性的物类。在《易传·说卦》一文中，每一经卦都有二三十个象征物。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所代表的阴阳、刚柔等属性并不杂乱，是先人长期生活实践中的经验与认识的积累。六爻重卦由两个经卦构成，其象征意义便蕴藏于八卦间的关系之中。
2、卦名：上、下经卦关系的揭示。
如同两个象形文字组合成一个象意文字一样，每一重卦的卦名，是对该卦所包含的上、下两经卦关系或六爻卦象整体结构的象征意义的概括。《咸》卦的下卦为艮、上卦为兑，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象征少男以谦卑的姿态追求少女。这样的感情培养合乎自然，所以卦名为“咸”即“感”。《蛊》卦的下卦为巽、上卦为艮，长女追求少男，为“女惑男”之象，故卦名为“蛊”。有一部电影名为《落山风》，巽为风、艮为山，剧情讲的是长女追恋少男之事，盖取诸《蛊》卦之象。
3、卦辞、爻辞：类比性的例说。
与卦名一样，卦辞爻辞根据卦象爻象而撰，以例说的方法揭示卦象爻象的意义。卦辞爻辞的例说功能与西方演绎逻辑中的自然语言的例说功能有本质上的区别。以直言推理为例，“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有死”，是要说明这种逻辑推理的形式结构。例说所要表达的是形式结构之“理”。卦辞爻辞所“明”的是卦爻之象，是要通过具体的例说揭示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物情况的普遍性意义和道理。因此，读者须由卦爻辞的例说进入举一反三的推演，再由个别升至一般，获得蕴藏在卦象爻象后面的意义。
这种举一反三的推演，不是演绎推理而是触类旁通的类比推理。卦辞爻辞虽然只是一种例说，但是在类比推理中，它是一座通向认知彼岸的桥。虽然过了河可以拆掉这座桥，但是登上彼岸之前离不开这座桥。这就是卦辞爻辞在《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3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完备的类比推理系统，作为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无出其右。
三、“自强不息”是《周易》的真精神
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周易》，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
《易传》第一次对《周易》作了系统的义理阐释。因为《易传·易辞》中的一句疑问之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后人遂将《周易》定性为“忧患之作”。
忧患之思，理应发乎得意之际而非困顿之际；周文王囚禁之中“演《周易》”，更多的是发愤之心，所以，他将《乾》卦列为《周易》首卦。《易传·象》概括《乾》卦卦义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天道为法自强不息。这句话，才算体悟到了周文王的本意；自强不息，是《周易》的真精神。
《乾》卦的六个爻辞向我们透露：“自强不息”不仅包含有“君子终日乾乾”、“飞龙在天”的奋发进取之义，还包含有忍耐、忧患、自悔三义。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是自强不息的起点。潜而勿用，原因有两：
一是自觉的积聚力量。一颗种子，在地下伸展根系，吸收水分养料，最后破土而出，往往漫长而又艰难。然而，越是漫长越是艰难的初始积聚，对于以后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往往越是有利。孟子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讲的也是有为之人在其有为之前必要的力量积聚。忍，是力量积聚时期的核心精神。
二是与敌对垒时的量力而行。力量的强与弱，是比较的结果；选择进取还是隐忍，须因时度势。敌强我弱，就须忍；此时的忍，是明智而非怯弱，是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壮大自己。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是文王因时度势不得不前往殷都接受囚困，为自己部族争取时间壮大实力。如果没有周文王的羑里之忍，也就没有后来的武王克商和周王朝的一统天下。
华夏民族经风沥雨一路走来，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权宜。没有前者，后者便是没有脊梁的苟且者；没有后者，前者往往成为半途而废的失败者。《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五次出兵攻魏，皆无功而返；第六次出兵攻魏，命丧五丈原。正是一次又一次不自量力的出师，耗尽了蜀国的元气，成为三足鼎立中的第一个出局者。
忍，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一种智慧的展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旦缺失忍，自强之路就随时可能中止。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主动性意识，存在于事业顺利、生活安逸的状态下，对可能发生忧患状况的思虑。《乾》卦的第三、四两爻，象征有较高和很高地位的人。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白天精神抖擞地做事，晚间怵惕思省。今人常说的“朝乾夕惕”，即由此而来。九四爻象征人的地位已靠近“九五”之尊，所以，爻辞的忧患意识更浓重：“或跃在渊，无咎。”这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高位，却又是一个“伴君如伴虎”的高危之地，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自在情理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处身高位者、事业即将成功者必须具有的谨慎戒惧之心。
人类常常要面临两类患难，一类是自然降临的患难，另一类是人为造成的患难。前一类患难不可避免，后一类患难则往往由于处理得当而可以避免。忧患意识的一个作用，就是由于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有了预期的考虑，从而为人们应对可能来临的灾害提供精神和物质准备。自然灾害的来临，先期都有征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这个道理。头脑中有了忧患意识，就会洞察一切，见微知著，将旋踵即至的灾难损害降至最低程度。头脑中缺少忧患意识，面对天灾征兆也会视若无睹，以致灾难降临时惊惶失措。忧患意识一旦缺失，自强不息往往难以保证。
忧患意识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对人为患难的可能性的预先考虑，提示人们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范或消解。《周易·乾》中的“夕惕若厉”和“或跃在渊”，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形象表达。
自悔意识，是自强不息的第三个支撑点。《乾》卦的第五、六两爻为天爻，其中第五爻名称“九五”，象征君王之位，古时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即由此而来。第六爻名称“上九”，位居“九五”之上，实属至尊。该爻的爻辞是：“亢龙有悔。”亢含有高、极两义；“有悔”是“夕惕若厉”、“或跃在渊”的延续，是随着人的自强不息的进程，在到达最高位置时，如何保持自强不息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反思，而不是面临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生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亢龙”，即居于最高位的领导者，要有自悔意识，要经常性地自觉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是“持盈保泰”、自强不息的不二法门。
“亢龙有悔”给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长期居于高位的人，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迷信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更不可相信“一句顶一万句”的奉承。发觉错误，及时纠正，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也是自强不息的体现。我们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执政党整体自悔为前提的自强之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性质不在学术观点的争鸣而在自悔意识的确立，矛头指向“句句是真理”的“亢龙”迷信如何回归到“亢龙有悔”。正是这种自悔意识的回归，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纠正，确立了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新国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其二，“亢龙有悔”中的“有悔”，是自悔而非替他人“有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古鉴今。于是，替古人“有悔”便成为一些人的专业。这一专业的形成，可能为了避免直面自悔的尴尬，于是借古喻今，说古人如何地好，是在暗示今人行为不当；讲古人如何地不好，也是在提示今人不可重蹈旧辙。绕了一大圈，旨在劝人“有悔”。
自悔直面现实，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能否自悔，也是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素质优劣的一把尺子、一块试石。自悔意识不是身居高位者的专利，任何一个有自强心有事业心的人，都应该具有。古人说
“吾日三省吾身”，反省吾身，就包含着自悔的内容；自悔意识不仅存在于重大事情发生之后，存在于位极之际，也同样存在于平民百姓之身，存在于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总之，时时处处都能保持自悔意识，个人自强不息的愿景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民族的自强不息，也就有了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保证。
自强不息的丰富内涵，深深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的心田里，形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周易》滋润于华夏文化、福佑于华夏子孙，又岂仅于此。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周易》，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也便在这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周易》研究、陶冶中绵延发展。
我们再写中国思想通史，再写中国哲学史，真的应该将《周易》作为起点，恭恭敬敬地写好这一章。
周山：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了明确阐述，并号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民族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但是，在具体的
“挖掘”与“阐发”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偏颇甚至误将糟粕当精华的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是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小传统是
“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
“重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和谐”。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极具多元性，其文化重心在现代出现了转移，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在当代也有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
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
今人讲传统文化，往往只讲儒家文化，讲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也往往只讲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固然，儒家文化在漫长的2000年封建社会里，一直担当着主流文化的重任，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与实践。但是，早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就曾演绎过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
“百家争鸣”文化盛典，儒家只是其中一家。
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标识。中国人习惯以
“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出土的简帛古籍，也有力地表达了长江文化轴心区域的文化底气。
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例如，在文化标帜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前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
“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
“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
“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
“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庄子》首篇《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
“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
“自然”。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
“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 “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
“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 “独尊儒术”。
“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居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
“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二十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
“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
“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主张开拓进取，以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提升为生存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既是长江文化的呼唤，也是中国新文化思想价值的核心。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传统文化的精神
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
由于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到象意文字的自然递进等因素，中国文化自古至今从未中断。由于作为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坐标的《周易》完整流传3000年而不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巨擘，展示天道与地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是这个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大国共有的文化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自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 《周易》中的 《乾》《坤》两卦的义理阐发。由六个阳爻构成的乾卦象征刚健的天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六个阴爻构成的坤卦象征柔顺的地道：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然而，乾、坤两卦的卦爻辞所披露的信息，非仅刚健与柔顺之性，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四个重要支撑点。
“自强不息”的天道中，蕴含着三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 “忍”。这虽然是自强的起点，却包含着两种状态。一是
“潜”的状态，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地下，吸水分，伸根系。这是积聚力量的初始阶段，忍得住寂寞，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二是
“见”的状态，就像一枝新苗，刚刚破土而出、迎风而立。这是积聚力量的第二阶段，争取一切帮助，才能茁壮成长。寻求帮助，难免忍辱负重，却是一种智慧的表达。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采取主动的
“忍”而争取时间积聚力量成就事业者，屡见不鲜，如越王勾践。第二个支撑点是“忧”。已经步入自强，如何继续前行而“不熄火”？忧患意识无疑是确保自强不息的重要支撑。忧患意识又因状态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异。第一种状态是
“夕惕若厉”：刚刚步入自强，保持 “朝乾夕惕”的状态，即白天勤奋工作，晚上惕怵自省，就不会失误而能继续前行。第二种状态是
“或跃在渊”：事业的兴盛发达、社会地位的升高，有如登上高山之巅，抬头举手可触天，低头面临万丈深渊，所以，一定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方能在自强之路上继续前行。第三个支撑点是
“悔”。已达自强顶峰，如何仍然保持 “不息”？犹如一个人已登社会最高位，保持头脑清醒最为重要；增强
“自悔”意识，是持盈保泰的不二法门。
“悔”也有两种状态，一是刚刚跃升事业顶峰，不可因功成而自负、独断专行，仍需任贤用能，发挥众人之力；二是久居高位，总会有决策失误，所以更要有
“自悔”之心。惟如此，在自强的顶点才能保持“不息”、避免走向反面。
“厚德载物”的地道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第四个重要支撑点：“后”。坤卦的卦辞中，用了三个类比以明地道：一曰 “牝马之贞”，二曰
“先迷，后得”，三曰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三个例子讲同一个道理：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大地承载万物生生不息，却总是将功劳归于天道，从不夸耀自己。地道的这种
“厚德”，核心在 “谦后”。用柔怀谦的“后”意，在春秋末期的老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张扬。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如越王勾践；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如“相濡以沫”的涸泉之鱼。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三十年。但是，如果只注重于
“自强不息”的成果宣传和经验总结，而忽视了对
“厚德载物”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有力宣传，难免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形成大国忌之、小国畏之的不利局面。
传统文化的现代阐发
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之类的传统美德，更要拥有
“顺应自然”这样的现代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当然要在文化重心转移的背景下解读，要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阐发中出新，更要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因此，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挖掘与阐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开拓进取。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老子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等等。今天，当我们摈弃偏见，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开拓进取是老、庄思想的主旋律。老子理想中的
“圣人”，应该具有方正、廉洁、正直、透明的品性，而又能把握 “不割”、 “不刿”、 “不肆”、“不耀”的分寸。他主张
“无为”，是为了实现 “无不为”。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
“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徙于南溟”。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开拓进取。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2000多年，反而是后世的农民领袖陈胜将之引为知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顺应自然。自然，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之道，都要遵循自然，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小鱼肉嫩易碎，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忌频繁翻动；大国人众，尾大难调，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一大一小，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庄子·养生主》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气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头，
“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解牛的本意是顺应自然，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也在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例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摩擦难免发生。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全神贯注，以
“无厚入有间”的方式予以解决，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相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就工作、事业而言，顺应自然，游刃有余，是人人都企盼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鞠躬尽瘁”却被作为典范提倡，自诸葛亮始，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而在历史上，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后者更可取。因此，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理应优先选取
“庖丁解牛”这一类 “顺应自然”的文化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观念。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的传统美德，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
“顺应自然”的理念、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新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三、和谐社会。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引申到人类社会，指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
&&& 老子主张通过 “柔”与
“后”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方正而要自然，廉洁而不伤人，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光明但要内敛。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用柔的目的，不仅在协调关系，更在成就事业。例如，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性的善用，又往往表现为 “后”或 “下”，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 “不争”。他用至柔之水作譬：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而是追求和谐，也是
“厚德载物”的一种表达。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他主张通过“下”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大国对小国谦下，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大、小国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
“大者宜为下”。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小国政权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名为墨家的学术群体，创立过一种平民政治学说，提出过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及其运作方法：尚贤-节用-兼爱。对贤能之士，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水报酬、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节约资源、去除奢侈浪费，确保每个人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同关爱父母兄弟那样关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和谐构想必然被视为异类，因而一时的
“显学”很快就变成
“绝学”。但是在今天，这一文化遗产理应受到重视，深度挖掘并加以必要的阐发，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处源头活水。
“相濡以沫”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所主张的和谐模式，便是 “仁、义、礼、智、信”为伦理基础的
“三纲五常”社会结构。这种价值理念和社会结构，早在上世纪初就被新文化所抛弃，但是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其他思想，仍然可以阐发并融入进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之中。例如，孟子关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阶层关系分析；荀子关于“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等阶层利益分配中的损益警示，都是值得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当代社会参考的济世良言。
周山：逻辑多元性的历史根据
西方文化注重演绎，东方文化注重类比。文化类型的差异，形成了逻辑类型的差异。西方传统逻辑自明朝末年经李之藻译介为《名理探》传入中国，清朝末年又由严复译著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再度传入中国，于是乎很自然地将西方传统逻辑与中国古老的名学、辩学联系在一起。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便顺理成章地藉助于西方传统逻辑这一把解剖刀，剖析中国的名学、辩学。
这样的研究顺理成章地存在了几十年，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之间似乎有些不协调。于是乎，便出现了一以贯之地注重类比思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逻辑”的疑问。主张逻辑一元论即只认可演绎逻辑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逻辑。这无疑是对此前几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的最彻底的否定，从而引起了中国逻辑史研究者对此前研究状况的反思。迁就并依傍西方传统逻辑，忽视对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思维方式特殊性的考察，以致对中国传统逻辑样式的漠视，造成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偏失，没有将“中国的”传统逻辑的历史作出合理的解读。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也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
人类的思维活动之所以生动而又富于智慧，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类型的思维形式。西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就是指在思维实践中演绎成分为主还是类比成分为主，对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律进行反思时注重于演绎思维的形式结构还是注重于类比思维的形式结构。注重于类比思维的中国文化，仅仅西方传统逻辑的眼光去打量，并且仅仅用西方传统逻辑去解读，就难免有舍本逐末的遗憾。
中国的传统逻辑之所以选择类比，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或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文字都有“本义”和“延伸义”；每一个象意文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义”却往往有多个。每一个象意文字的“延伸义”，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一个陌生的象意文字，你可能读不出它的音，但是从它构成的几个单体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体悟出这个字的“本义”，甚至可以类推出它的“延伸义”。例如，“蛊”字，由“虫”、“皿”两个单体字构成，可以会意到器皿中出现了虫这个“本义”，并由此产生“腐败”的联想。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
当我们调正思路，将类比作为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法加以考察时，一个又一个具有相对完备性的类比推理系统，跃入我们的视野。这些推理系统虽然都具有类比这一属性，但是各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概念系统，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推理规则。这些推理告诉我们，不仅逻辑是多元的，而且类比逻辑也是多元的。在多元的类比推理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推理系统还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纠缠在一起。因此，当我们从逻辑的角度对这些推理系统进行解构时，还有一个剥离迷信的任务。经过筛选，我们最终确定了对《周易》、《黄帝内经》、《四柱命理》、《六壬预测》这四个推理系统，作尝试性的研究。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比推理系统。《周易》的核心是以两个最简单的阴、阳爻画为初始符号，构建而成六十四个符号组（卦）的推理系统；由于初始符号具有阴、阳属性，所以由此构建的每一个符号组也便都具有象意的性质。这个推理系统除了有一套进行推理时必不可少的“语法语言”，还有一套解读卦象爻象（对象语言）的自然语言即卦辞爻辞。由于卦象的象意属性以及卦辞爻辞的例说特点，决定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是一个类比系统。由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尤其到了唐代《周易正义》成为科举考试时最具权威的“统编教材”，《周易》类比推理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思维方法，一直规范着华夏子孙的思维实践，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发展。
大致完成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这同样是一个以阴、阳为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推理系统，只是在这里并没有用符号建构系统，而是引入“金、木、土、水、火”这五个概念即“五行”，组合成一个独立的概念系统；通过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构建成一个类比推理系统。任何一个完整的思维活动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思维形式，作为一种指导如何通过望、问、切的手段准确判断病因和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同样如此，除了运用类比推理之外，还包含有演绎、归纳和辩证等推理方法。但是，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并不妨碍类比推理形式在中医辨证施治实践中的主导性地位；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原理，决定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系统的逻辑属性只能是类比。
关于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顺逆祸福等人生命运的探索，由来已久。被冯友兰先生称为“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王充，认为人生性命贵贱决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发生在“父母耩精”之初的那一瞬间。到了宋代，先人将决定人生命运的探索重点放在人的出生之时，并且用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加以定位，即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取一个天干一个地支，由此形成所谓的“四柱八字”推演系统。在推演过程中，先将天干、地支配置于“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结合四时旺衰等因素，推论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顺逆祸福。天干地支、五行生克与四时旺衰等文化元素，构建了又一个探索人生奥秘的类比推理系统。
四柱类比推理系统又称“命理哲学”，初衷是对人生奥秘的一种探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被江湖术士利用，流变为封建迷信，成为骗人钱财的工具。
《六壬》系统形成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清代《四库全书》总编篡纪晓岚也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或谓出于黄帝玄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四库全书·六壬大全提要》）古籍中有关《六壬》的书目，最早见于《隋志·经籍志·五行类》。这是一个与“四柱”系统相近、推理途径更错综复杂的类比推理系统。这一推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是“究天人之际”，具体功用则涉及军事征战、政权争夺、灾异预测乃至日常生活等各类事项，是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又一种逻辑工具。“究天人之际”，使得这一推理系统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一系统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士大夫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御定”收录整理的古籍书。
无论是决疑解难的符号系统，行医治病的经验科学，还是探索人生历程的“命理”系统、预测天灾人祸的“六壬”系统，跳出它们的原始文本，从逻辑的角度审视它们，用逻辑的框架重新建构它们，以逻辑的语言描述它们，无疑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艰难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件前人尚未开展的工作，没有任何借鉴和参考；第二，所谓的“逻辑框架”和“逻辑语言”是指“类比逻辑”，而类比逻辑的框架和语言本身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尚未被逻辑学界普遍认可；第三，研究者对这些推理系统原始文本的理解深度与自身逻辑理论功底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四柱命理”“六壬预测”这类被江湖术士用做骗人工具的系统，还有一个区别逻辑系统本体与被扭曲之躯、剥离神学迷信外衣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次学术性尝试。如果通过本书的阅读增加了对中国传统类比思维方法的理解，我们的初始愿望也算达到了。如果我们的尝试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参加到对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的解读和研究中来，并且以此为平台构建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类比逻辑系统，无疑是我们所想达到的最美好的愿望。
《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一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批准号：2008BZX002）的最终结项成果，课题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证书号：2011006），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4 月出版。
周山: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关于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思考
　　关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区分和它们的比较，涉及到中国文化重心转移这个话题，这几年中，我在搞其他项目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三年前，在杭州师范大学礼堂里面一次大会发言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命题，而且当时在场是北方的教授特别多，特别是北京的教授，我曾经给他们开过玩笑，我说文化重心的转移必然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详细的展开，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比较细的话题可以展开一些讨论。我今天想讲得四个问题：
　　第一是基于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的形成。
　　第二是长江文化的源头标识以及代表人物。
　　第三是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以及代表人物。
　　第四是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就是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
　　我们喜欢讲炎黄文化和华夏文化，总是把它定位为传统文化，实际上不是很确切，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文化还是炎黄文化，不是以前的事情，是目前进行时，是现在还在进行的文化。　
　　讲到弘扬传统文化，最近很多文化都讲儒学复兴，儒学怎么复兴？最近有些讨论，总是把儒家文化作为关照，大同、中融、小康，这些理念可以说成为当下文化界一个热门话题。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可能有点片面。因为中国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幅员辽阔，第二是地域比较复杂，崇山峻岭往往被人群给割裂开来了，我去澳大利亚去看，都不是崇山峻岭，不容易把人们割掉，现在是现代社会了，不容易被隔开，但是在原始社会这种地理的割裂很容易造成隔开。
　　以前我们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总讲到炎黄文化，但实际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黄河文化系统，一个是长江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我觉得有共同的源头，共同的特点，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
　　在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共性，文化的共性，就是形成了华夏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分了以后，对各自源头、标识特征以及思想代表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不是笼统讲炎黄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也可以有个比较确切的把握。同时为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可以找到必然性，这是我今天讲得一个宗旨。　
　　择水而居形成两大文化系统
　　人类的文明，人类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总是离不开水。去年我好像看到中央电视台搞得那个歌星大奖赛，里面有的题目，就是问两河文化，是哪两个河，那时候有个歌手回答，她说是黄河还有一个珠江，实际上标准答案是世界公认就是两河文明，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也是两河文化，就是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我们说中国有两条龙，就是黄河和长江，后面我最后讲到几个问题，长江文化不是龙文化，是鸟文化。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跟水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经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描述，在诗经里面详细写了周公的祖父怎么样骑着马，带着他的部落在西边走来，最后在边上定居。
　　好多我们古代人的生活中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跟水有关系的，比如开头讲得诗经里面的第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我们的诗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文学的一个起点。都是那个地方发生的，河边发生的。黄河、长江围绕展开说形成文化，我们可以用两条河的名字来命名，就像我们后面说的古文化，哪里发掘出来就可以用哪个地方命名。中国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是有差异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因为这两条河边上所发生的故事，产生的问题，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我想它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归功于华夏文化的文字，归功于我们的先人选择的象形文字上升到回忆文字延续下去，而西方的两河文明和其他的文明，再也找不到象形文字的痕迹，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使我们今天能够寻根溯源，从现代的差异可以追述到古老的源头，现在的源头一般都是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断掉，我觉得这是人类一个奇迹。　
　　黄河文化：龙文化
　　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现在发展到很高，好的方面超越我们，但是它在连续性方面没有创造历史，说到黄河文化，我们讲从新石器开始，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我们对它的了解很短，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就90来年的时间，通过考古工作，使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的大体面貌。发掘的点很多，起的名字也很多，但是大致而言，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有四大板块：
　　一个是良渚文化，还有一个齐家文化，第三是龙山文化，第四是大汶口文化。其中良渚文化是黄河上中游，而且分布面很广，甚至在我们现在吴越文化地区也发掘到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痕迹，它是最先发掘的，所以放在最前面，实际上在黄河文化的上游还有齐家文化，还有一个是龙山文化，主要在黄河的中下游，黄河的下游是叫大汶口文化，是紧紧围绕黄河的两岸。
　　黄河文化四个板块它的命名主要是第一次发掘出来的地，这个点是很小的，就是一些村庄来命名，就像我们的河姆渡和良渚一样，就是在一个地区，只是发布的面很广。这是它的命名，它的四个文化之间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分成省或者是国家。
　　之所以这么分，一个是地方不一样以外，还有发掘出来都是陶器比较多，主要是生活的器具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些墓葬的差异，这个差异在文化差异体现的很明显，根据这些不同的差异来确立的。　
　　现在的文化主要一个是新石器时代，然后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首先是延续，现在看到的青铜器，其实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很多有的，不过是材料由陶变成了青铜，还有很多新的发展，但是这里面主要的一些东西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到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就是器具的质量变化，料的变化，它里面还有文化上有产生一次重大的飞跃，因为在陶器上我们看不到文字，而在青铜器上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文字。就是把字刻在青铜器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个青铜器有一千多个字，很多，这就告诉我们，在青铜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在文化的创造方面，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进入这么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发明了甲骨文，我在上海看到甲骨文，刻上去的质量之高，现在的高手都叹为观止，线条非常好，上下之间对的非常工整，这些青铜器的高手那个时候我们文化发展相当高。同时这些器具还告诉我们，这些器具使用的礼仪规范，所以它告诉我们是一系列的文化信息。
　　我们以前都是我们商、周时代，好像对夏没有什么记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误会，我们所看到的青铜器的字，看到同时期的甲骨文字，这么精美的文字，这么复杂的文字，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不大相信夏代没有文字，因为大禹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文字怎么可能？如果是一个很小的部落，没有文字有可能，这么一个大的朝代，不可能没有文字，更重要的我觉得进入青铜时代，经历三个阶段，从夏文化到商文化到周文化，这三个阶段从文化观念上也经历了三次的重大的转变。从这三次转变我也感受到夏代文字存在的必然性，现在一般讲的易经，易经有三个名字，易经就是周易，其实这两个概念之间是综述关系，易经有三种形态，三个时期。
　　夏代的时候对山的崇拜，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洪水滔天，大禹的父亲治不了，后来叫他儿子继续干，继续治水，大禹治好了，地位让给你，你治不好水，你的父亲就是你的榜样，就是杀你的头，所以大禹的心理负担很重，但是反过来说，诱惑有很大，一旦治好水，就可以当天子，所以他当然是拼命去治水，那时候因为水大，人坐在山上，洪水就上来了，同时当时我想，除了水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人都是在山上打猎为生，所以夏代对山很崇拜。
　　所以到了商代，他们对土地特别崇拜，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到了周代他们发现，种地还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必定是好收成，长期的干旱或者水灾，地再肥沃，同样可以颗粒无收，决定我们的生存不是土地，关键还是在于天，但是他们也觉得，地也重要，仅次于天，所以一直到周代关键的东西就是天，这三次文化观念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这个。
　　同时在里面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龙的出现，过去有个报道，讲发现一个古墓里面，从这个古墓里面发掘出一个石块，有碑刻摆成一条龙，同时在新石器时代一些陶器上也有出现一些龙的形状，但是这个还不是很显，到了青铜器时代，在青铜器上我们看到很多两个耳，还有一些龙爪、龙头加上去。那时候的文化叫图腾，或者是一种信仰物，就是龙，龙的形象彰显出来。
　　从此以后，我们讲的是九五之尊，皇帝坐的椅子是龙椅，皇帝就是龙，这个观念一直到清代我们看到还是龙，但是清代的龙已经不是黄龙了，颜色变了，变成青龙了，为什么变青龙了呢？大清，对中国的君主来说是东方，东方是象征新的，西方白，北方黑，南方红，龙出自东方，所以叫青龙。
　　所以我们讲黄河文化到了周文化已经成熟了，它的标识就是龙，所以黄河文化又可称为龙文化。
　　周文化发展下去一直到结束，产生了一个黄河文化结果，就是齐鲁文化，同时又产生了一个代表，就是儒家文化，我们看孔庙里面，孔子是我们国家的圣人，所以把鲁家文化也是黄河文化的地区，这就是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黄河文化的决心就是齐鲁文化，一直到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孟之道，就是儒家文化。　
　　长江文化：凤文化再讲长江文化。长江文化的源头，实际上现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发现完全可以跟黄河文化是相比美的，长江文化有四大板块，一个是大溪文化，还有一个是曲江里文化，还有一个是青莲岗文化，还有一个是良渚文化，实际上每个文化都包含许多小的，实际上像良渚文化这个里面包含很多，河姆渡文化，马家寨文化，都是这个板块里面，而且河姆渡文化比良渚文化还发掘的早，它的时间还长，但是一般作为一个代表，就是四大板块，其中大溪文化是长江上游偏下游，就近中游，曲江里就是河北地区，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就是在我们长江下游，青莲岗是淮安地区，还有新的发掘出来的，还有一个是青墩文化，是海安，是在江苏的苏北，实际上还有一个是在上海的青浦发掘出来很多的东西。
　　新石器时代以这四个文化板块作为代表，有长江从上游到下游—这里面最热是长江上游。三星堆发掘出来的一千多件青铜器，我们可以推测，它的背景不简单，一定有它很浓厚的文化的底蕴。这个四大古文化，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它形成了三大文化，就是巴蜀文化，在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叫金杵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吴越文化，从这里发掘出来的大量的文物证明长江文化的底气决不在黄河文化之下，这个不是辩论可以解决，而是摆在博物馆里面这些陶器和青铜器一验就可以看出来，同一样的东西，他的质量和料，所以两河的文化是齐头并进的，它们相互之间是渗透、交融的。这是从我们现在发掘出来的古文化的遗址，它们是相互交叉的。　
　　长江文化的标识，我觉得在三星堆里，我看过三星堆，现在只发掘出来两个炕，是祭祀用的炕，发现青铜器一千多件，最大的一件叫青铜神树，有十几米高，你到博物馆里去看，一进门，前面高得不得了，有两三层楼高的空间，一个青铜树，我觉得这个怎么做的？后来发现是一节一节接上去，每个分支上都有一只鸟，一共有9只鸟，它的根部有一条龙，很小一条龙，尾巴在上面，头在下面，9个鸟在上面，一条龙在下面，我感觉到在长江文化中，在黄河文化中龙是至尊的，现在鸟爬到龙上面去做窝了，在三星堆里面，把铜片剪成一只一只鸟，很多，不是一只两只，是一批，里面还有一些大型的制作，鸟头人身，人身鸟爪，很多，不仅如此，这里面人的眼睛很细长，上下双眼皮，两个眼角拉得很长，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三星堆出来的时候，一些专家写这方便的研究文章，认为这是波斯人的眼睛，认为三星堆的文化是受波斯人的影响产生结果，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个眼睛是鸟的眼睛，我们讲凤目来形容女人的眼睛，很漂亮，这个眼睛是鸟的眼睛，就是长江鸟文化的特征，所以你一进到三星堆的博物馆里面去，我感觉到就是进入一个鸟的天堂，整个博物馆充满了鸟文化的氛围，我也看了一些黄河文化方面的一些图片、资料，它们发掘出来一些人物的形象眼睛都是圆的，我们叫龙眼，是圆的，三星堆里面人的眼睛是细长的，是鸟眼，是凤眼，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文化的特征，文化的标识，是非常的鲜明，我觉得通过这种形象的东西展现出来。
　　还有一个在我们浙江河姆渡，河姆渡里面发掘出来一些牙雕作品，上面好多都是鸟，上面是鸟的形状，甚至于还在河姆渡文化还发现了青铜器时代一些越王勾践，我们吴越文化里面青铜器时代还有一种叫鸟文，而是每一个文字边上刻一个鸟形，在越王勾践用剑这六个字边上都刻一个字，叫鸟文化，这个从三星堆从长江上游到我们的下游都是对鸟的崇拜，所以长江文化鸟文化最后上升到理论上的代表，我觉得是以庄子为杰出代表，庄子一开始就叫鸟，讲大鹏展翅，就开始就讲鸟，气势恢弘，当然表现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由、开阔、前进的观念，他就寄托在鸟的身上，自由翱翔。所以前面如果都是青连刚表现出来的一种鸟文化的理念，到了庄子这个时代，就上升到理论上，熔化到哲学里面去，上升为一种鸟的精神。长江文化的标识我们也找到了，是鸟，是凤，为什么说是凤？因为明代对庄子的注释，他说鸟就是凤凰，因此我们想到了古代人叫龙凤呈祥，长江文化的思想代表，我觉得产生在长江文化的决心之地，这个决心之地就是金杵文化。　
　　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的重心转移
　　我们知道长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它的精神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用大鹏鸟来表达出来的，老子考虑的问题跟长江、黄河文化考虑的问题不一样。孔子考虑的是怎么仁爱，怎么亲亲挚爱，让大家都能够回到仁者的边上，希望大家都能够仁爱，而老子的视线首先指向天怎么来的，地怎么来的，最早的东西是怎么产生，一直上升到道，甚至他认为道还不是最终的，道上面还有自然，所以要人、法、地，天很高，地上的东西可以按照它的规律去做事，地罚天，天罚道，道罚治安，这个是它最高的境界。实际上道什么，他也讲不清楚，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
　　他这种阐述仅仅是一种思路，实际上一直延续下去，在金杵文化中，你看我们后面的屈原，主要看到他的爱国主义诗人，实际上他爱国主义对人类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还比较小，实际上他最大的贡献就跟老子一样，就问苍天，就有几篇诗作，由于这样的发问最后成就了他的蜀词，可以跟诗经媲美，他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对世界的一种理解，里面很多一些的道家思想，老子思想。在战国中期还出了一个，还是蜀人，实际上还是属于金杵文化圈里的，就是庄子把老子的那一套以法治安的思想更加淋漓尽致的表达，用一种语言把它阐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长江文化的大气，使我们长江文化精神那种开拓、创新的理念、精神。长江文化跟黄河文化之间的有好多交流，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华夏文化，或者炎黄文化，但是仔细分析里面的差异很大，最大一个差异我觉得在庄子里面曾经反复两次讲得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孔子到老子那里去，一般都是问什么，然后老子告诉他什么？有一次孔子见老子，跟他讲仁义，好像是孔子很自信，在仁义方面他觉得比老子研究得深，有心得体会，所以就讲仁义，就要老子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23个字，但是这23的字就反应了两种不同文化理念，老子跟孔子讲，潜水枯了以后，鱼都在陆地上，鱼之间用嘴里面的一些唾液唾到对方的身上，因为鱼离开水就死掉了，这个是相濡以沫的主题，就是当生存的危机降临以后，把生的希望留给希望，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的关怀已经到了极点了，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还不如向往江湖，就是鱼应该生活在水里面，江河里面，如果在江河里面，因为它没有生存危机，大家都不会在关注对方是不是需要水了，就是相濡以沫可以忘掉，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他认为应该要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不是仁义关怀，如果是追求这个的话，说明这个社会状况有问题，凡是这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有问题，就像我们现在的黄色警报、红色警报，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向往江河，这个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最大的区别，向往江河是有前提的，这个环境需要你创造，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也创造了很多的模式，他讲，治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很小的鱼如果你把它煎的话，不能老是去翻，三翻两翻就碎掉了，治理大的国家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的干扰民众的生活，这个就是他认为无为而治，就是胜于自然一种治理方法。但后来有很多人都要去做了，但是做不像，比如说汉代建立以后，箫何也搞无为而治，但是搞下来不行，最后还是选择了儒家这套，到汉武帝的时候还是搞相濡以沫。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能够建立这样一种向往江河的社会制度，老子还搞了一个模式，他说国家要小，人口要少，你有许多工具、器具都用不上，他用船也用不着，车也用不着，兵器也不用，以前都是把他批，说他倒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时候的国家跟现在的国家是两个概念，那时候的国家就是现在的省市，国上面还有天下，那时候的天下还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他希望把国家分得越小越好，为什么越小越好？他是根据当时的现状提出来，当时从春秋以后，打仗的，发生战争都是大国，都是强国，国家一大，人口一多，一些所谓的千层治过，君王就不安生了，就侵略人家小国去了，明明自己这么多的国家，这么的土地，他还嫌不足，还要吞并小国家去，人口多了，矛盾就多了。现在社会这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人口多造成的，这样可以达到胜于自然的生活，所谓向往江湖的生活，里面的好多理念我觉得非常好，现在想想，说有车子不坐，船不乘，现在上海市90%以上的干部都是配汽车的，虽然到班上只要一点点时间，但是他就是在坐在家里让汽车来接，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我们老百姓富了，家里根本用不上汽车，也要买一辆汽车，有时候买两辆汽车，为什么？大家都是在攀比，这个就是老子所要反对的，他认为是人类一种贪欲，就像我们卖房子也是这样的，北京的一个房地产老板讲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要买好房子、大房子，不买不行，心理上的压力，而不是生活上的压力，这个都是老子要反对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思路是比较适合老子那一套，不是社会倒退，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在向往江湖的社会环境里边。用车、用船什么都有，就是不需要用就不用，这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差异所在。　
　　现在长期以来，因为汉武帝的时代，因为在那个社会制度下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这是对老百姓要求的，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社会稳定，根基不会受到任何人来侵害了，所以他选择了这一点，确确实实相濡以沫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确实行之有效，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就靠这四个字相濡以沫的教化，在两千年的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状态下，长江文化并未消失，还在起着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在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议跟抗争。这个各个地区都有，以我们吴越地区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尤其是我们浙江人，我们扮演了一部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仅是婚姻自由，实际上它更深的文化意义就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矛盾冲突，梁祝是发乎内心的爱情，但是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生存状态在黄河文化是不允许的，一定是被压制的，所以像这种自然的爱情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生存环境下，一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梁祝的悲剧实际上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一种谴责，一种抗争，到最后是悲剧，我觉得写的很好，如果最后是大团圆的话，没意义了，我是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矛盾关系来看梁祝的。
　　金国的两千多年的黄河文化作为文化重心历史的发展，一直到20世纪初，文化重心开始发生了变化，它的序幕的拉开就是新文化运动。前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把这个定为青年节，我觉得还不够，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一个信号弹，而且是一个序幕，这就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一种颠覆，当然前面还有文化的铺垫就不说了，包括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对中国人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来，前面还有铺垫，二次鸦片战争，还有八国联军联手侵华，到最后还要10亿两白银，来赔款，所以我们老是想到相濡以沫，没有去考虑到向往江湖重要的生存状态，所以被人家欺负，所以长江文化开始发源了，你看新文化运动一些棋手，陈独秀就是长江文化的人，我们这里的鲁迅，徽州地区的胡适，大量都是长江文化的人，有两千年的积压有这么一声的呐喊，当然现在有它片面的一面，当然黄河文化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稳定哪来发展，反过来讲，没有发展怎么会有稳定呢，所以把稳定放在前面，还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就像周易里面把坤卦放在第一位，还是在乾卦放在第一位的关系，天地缺一不可，我们讲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长江文化圈内的人占主导的，随着文化运动的继续，紧接着是政治上的变革，你看政治上变革，也都是长江文化圈里的人，无论是国民党那边，后来的共产党，从文化这个角度讲，在政治上的辩论，开始的时候是吴越文化，后来到共产党，所以黄河文化已经远离了，离开了。　
　　现在一些文化我认为文化重心的转移可能不是期待，而是早就成为事实。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新文化运动？快100年了，到这个文化的转变最后大家认可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对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果说西汉把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重心，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两千多年的文化，那么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我认为也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着的转移，我们要进入到自觉，这一点对于我们，我们在座都是吴越文化圈里面，在长江文化圈里面，我们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把这个转变揭示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今天之所以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要讲得题目很多，为什么会选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现在再不揭示出来，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愧对前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还把他们凉在一边，还在张扬黄河文化，根本不讲长江问题，我觉得不太好。
周山教授讲演: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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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学东渐，西方演绎逻辑传入中国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疑问。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古代无逻辑的声音也同时放大。今天选取三题，作为对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一个回应。
中国人选择类比作为主要思维形式，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不是“内圣外王之道”，而是选择了一条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的文化道路。
与几百万年相比，五六千年文明史只是极其短促的一瞬间，晨曦乍露，太阳远未升起。所以，当前人类对世界包括对自身的认识，还远未达到“不知晦朔”的朝菌水平。我们虽然已经感知人类思维活动中有演绎、归纳、类比、辩证、灵感等思维形式的存在，但是还有一些思维形式尚未被感知。
中国文化能不能产生“逻辑”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或儒学的“终极关怀”，但决不能说成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更不能认为是不能产生逻辑科学的深层原因。
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学者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不能产生“逻辑”的深层原因：（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命题能否成立？中国文化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而“内圣外王之道”的提出仅二千多年；“内圣外王之道”的信奉者主要是儒家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清代学术概论》）学术是文化，文化非仅学术；况且中国学术亦非仅“内圣外王之道”。梁任公之言有以偏概全之嫌；现代学者又将“学术”替换成“文化”，将“学术之全部”替换成“终极关怀”，更失之千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秦时期的名辩之士，是否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
先秦名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刑名、形名、名实。邓析是这一学派的开拓者，以研究刑名、创制“竹刑”名于世；出身贵族却同情庶民，提出“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的命题，教民议政、诉讼，将一个秩序井然、“诸侯惮之”的郑国搅得“民口讙譁”，终为执政者所杀。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拍手称快。邓析不仅不受圣人、君王支配，还要唱反调。
尹文、惠施是名家二期代表。尹文是“形名”专家，认为“名也者，正形者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根据名所反映的对象，将名分为三类：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况谓之名。尹文的形名研究，较邓析的名辩研究，离政治远了。惠施虽然担任过十几年魏相，但是离任之后的形名研究，与“内圣外王之道”完全无涉。他提出的十大名辩命题，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等，全部都是“历物之意”；他无比得意地将这些命题公诸于世，吸引了“天下之辩者”，纷纷亮出“卵有毛”、“犬可以为羊”、“轮不辗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绝”等大量命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正因为惠施专注于以自然对象为内容的名辩研究，庄子批评他“逐万物而不返”。如果说惠施未能超越命题研究上升到逻辑之“道”，肯定不是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而是受到了“逐万物而不返”这一研究方法的牵累。
名家第三期代表公孙龙，终于超越“历物”，走上了“离形而言名”的逻辑之道。当然，他还不知道“逻辑”为何物，而是从“物”、“实”、“位”、“指”，一路走进逻辑的殿堂。他从“白马”与“马”这两个最相近的“名”起步，途经“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离形”概括、对“历物”的超越，一直走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