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我赛季过了fifa18 单人赛季70层大秘,是不是在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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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作者:之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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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一11月29日,在上海隆重举行,触宝联合创始人兼CEO王佳梁受邀出席本次峰会,与流利说创始人、CEO王翌,DotC United Group创始人、CEO石一,小红书创始人瞿芳和私董功场的创始人兰刚就“与新型领导力”进行了探讨,从组织管理与凝聚员工的角度分享中国新一代独角兽崛起的心得。全球化基因孕育新型创业者中国商业环境处在快速变化之中,新一代互联网的创业者与他们的前辈想比起点相对更高,在创业前往往已经有着外资企业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自带全球化基因。王佳梁以其曾在微软供职的经历表示,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外资企业带给他的首要优势,但同时他也表示在现如今“流利说”等企业服务的出现,使外资企业的优势在这一方面在慢慢消退。除去语言价值,外资企业工作的经历也更好地帮助王佳梁熟悉海外市场和理解国外文化。触宝是一家提供输入法和免费电话的公司,公司名则是从最早的英文名字“TouchPal”翻译而来,因为当时从面向海外用户起家和全英文网站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触宝是美国公司,甚至有一位英国的用户写邮件建议做支持中文的输入法,还“贴心”地介绍了什么是拼音和笔划。就是在那个时候触宝对外国的文化开始了解和熟悉,这也是相较更多的中国企业家,王佳梁在面对外国合作方时更为游刃有余之处。“所以我去国外谈判的话,都是客户请我吃饭,不是我请客户吃饭,当然那边也比较贵,我创业也比较抠。”王佳梁笑说,“越是这样,客户越尊重你,他越觉得你是充满自信的企业家,他开始欣赏你,不自主地产生信任。但倘若你一味迎合他,他反而会觉得不信任,甚至怀疑你是不是在背后使坏了。这也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感觉。”创新激励,赋能员工随着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这些独角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管理好核心的90后员工。王佳梁坦言灌输价值类的“鸡汤”给员工会让他们更为反感,“好玩”成了激励90后员工的一大法宝。王佳梁回忆起做触宝电话产品时的故事也不免失笑。为了实现短期内的产品各项指快速增长,怎样激励团队,成了王佳梁和和的一大心病,在尝试过很多办法之后,王佳梁对员工们说:“如果你们达到目标,那我和我的合伙人就一起在公司里裸奔。”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也真的在限期内成功的达到了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王佳梁赋能员工需要采用完全不一样的激励方式。在面对九零后员工远超他们年龄的成熟度时,王佳梁认为如何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想要的”远比去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多好”更为重要,而更为难得的是他的认同。王佳梁无奈的笑侃说:“真的没有当领导的感受,平时在公司里员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而我的员工是在为他们的房东打工。”在他看来,如今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不同于老一辈企业家或管理者致力于怎样更好地把员工管理好、实行的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家和员工的关系更为平等、开放。对触宝而言也如此,在公司王佳梁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非常开放充满着硅谷的文化气息,在公司楼顶有足球场,每天也会为员工提供免费按摩。在王佳梁看来,作为一名领导者并非一定要说服员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的关系更多的不是上下级,而是合作伙伴。领导者理解员工的想法和需求,以一种互利共赢的心态往前走,是王佳梁在创业这些年里坚持的管理理念。创业目标在于成就价值从初创企业逐渐成长为行业的独角兽,企业的领军人物的追求也在发生变化。王佳梁坦言,创业初期财富是首要追求,这是企业生存的基本保障。但在不断地创业过程里,在他心甘情愿放弃年薪六十万的投行工作和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时,王佳梁更想追求的是有成就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他人生的最终目标。亚里士多德曾曾说人生的终极意义是happiness,但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王佳梁的定义里,他的happiness是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是为家人提供舒适健康的环境,是为社会、世界创造一些价值。走过近10年的创业历程,从海外的“输入法”到国内的“电话”,触宝的两款产品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触宝输入法在海外拥有6亿用户,产品覆盖到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27种语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输入法提供商;触宝电话在国内拥有5亿用户,日活跃用户达到5600万。看着这些成绩,王佳梁戏谑尽管每天都遭到员工的蹂躏,但每天早晨起来想起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影响着全球几个亿的用户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充实和骄傲的。《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二中小企业薪酬管理现状:因人而异居多,个别谈判为主,老板不堪重负,员工抱怨不公。或者沿用多年一贯制的等级薪酬,不比贡献比年头,不比付出比关系。传统薪酬大都存在以下弊端:1、高保健、低激励;2、重数量、轻结果;3、重资历、轻能力;4、员工所得与企业效益无关。错误的薪酬理念充斥大脑:1、员工工资越低企业成本越低;2、薪资保密可以减少工资支出;3、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给得起工资,就不怕招不到人才。不考虑用人回报和能否留住员工,一味地给付低薪绝不是节约成本!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那些低工资的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反倒不如高工资的企业成本低。低工资企业招不进有能力的人,即使进来了也留不住。低工资企业成本高、员工大、培训成本高。高工资企业则可能员工抢着进,进来稳定性也高,则招聘成本低,培训成本也低。一些优秀企业总结出“高工资是节省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几年前,史玉柱回顾自己企业成长经历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过去下海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总结下来,给员工高工资的时候,实际上成本是最低的,公司的利润是最高的时候。如果用高工资,在你和他(员工)的这种关系上面,你是主动的。如果你比前面两个竞争对手工资就这么高一截,我坚信,一年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的利润是最高的,你的成本是最低的。”笔者服务过河北一家企业,其历史也有二十多年了。企业负责人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实行高工资?高工资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工资低了,你不炒员工,员工早就把你炒了。员工炒企业是弱化人才队伍,企业炒员工就是优化人才队伍”。其实,最先总结“高工资是节省成本最有效的方法”这一经验的是百年前的福特汽车公司。1914年,美国工人平均工资为每日二至三美元,面对“招工难”,福特公司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每日五美元工资制,并且率先将每日九小时工作时间调整为八小时。福特后来总结说:“我们想支付这些工资,以便公司有一个持久的基础。我们为未来而建设,低工资的企业总是无保障的。为每天八小时支付五美元是我们所做出的最好的减少成本的事情之一。”“低工资的企业总是无保障的”,福特公司的告诫值得中国企业家深思!让员工的收入与他创造的价值挂钩,而不是与时间挂钩、不是与职位挂钩,那么当员工工资越高的时候就是企业利润越高的时候。企业必须建立全新薪酬管理理念,建立全新的员工观。有什么样的员工观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我们必须坚信“员工是企业财富创造的主体”。相信企业关心员工,员工才会回报企业。没有员工的发展,就没有企业的发展。满足员工需求与满足顾客需求同等重要。要重新确立企业的人才观——“凡是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就是人才”。重新确认“同工同酬”理念。从事同一工作的员工不论出身、背景、学历或资历,只要他们创造的业绩相同,都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企业薪酬管理必须遵循以下四原则。1、内部公平性原则。按照承担的责任大小,需要的知识能力的高低,以及工作性质要求的不同,在薪酬上合理体现不同层级、不同职系、不同岗位在企业中的价值差异。2、外部竞争性原则。保持企业在行业中薪资福利的竞争性,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加盟。如果企业的薪酬水平高于外部平均水平,则很容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和非常好的稳定作用,能够有效地吸引优秀人才,但同时会导致薪酬成本过高。为了降低薪酬成本,企业必须利用薪酬之外的优势吸引员工。3、薪酬与业绩挂钩原则。企业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是为战略服务的;同样,薪酬体系也是为战略服务的,所以它首先是与战略挂钩,其次才是与考核的结果挂钩。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必须创造更高的绩效。4、持续激励原则。员工即使没有职位上的晋升,只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业绩,就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样的薪酬体系才能保证对员工具有持续的激励作用。只发精品,拒绝糟粕通过淘金社公众号,能够让用户更加详细的了解我们公司的最新信息,为您的等提供优质保障。《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三陈琦胜将为你讲授一个新三板公司的运营深刻经验,该如何选择,如何做,如何对员工进行等干货【陈琦胜】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凯立德在资本市场的一些心路历程。今年5月份的市场氛围很好,凯立德市值有60亿,股灾之后,今天只有30亿的市值了,比较尴尬。我们在2009年拆架构,2011年在证监会折腾了一年,在这一年过程中所有的新业务不敢做,到2013年我们重新准备上创业板或者中小板,一看前面有700家,没办法,所以当时就走了新三板这条路。当时是有一个无可奈何的心态或者有一个的心态,因为当时有转板的概念。为什么要上新三板实际上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有几点:第一,一个公司如果耕耘很多年,你不在资本市场走下去,你可能会松懈,很多工作白做了;第二,你的中介团队跟你这么多年,如果你这时候把它散掉也有点可惜,所以2013年我们上了新三板。我们上新三板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对新三板来说,凯立德上新三板,当时股转公司对我们而言还是比较看重的,所以给了我们一些便利条件,另外我们也一直准备在主板上市,前面的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所以很快就通过了。我们2014年10月份决定上新三板,我们想反馈工作没有三个月搞不完,后来得到了很多支持,前后大概就是三周就把三板的反馈工作做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事情都要赶早,现在不要说三周的时间可以搞定,三个月都搞不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表面看到我们当时的成功,背后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的,我说的努力不是歪门邪道,而是说一个公司在资本市场,行情好、行情不好它都要提前做准备,不要事到临头再想,那时候是来不及的。企业挂牌的时候,合规这个成本一定要花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合规这个成本一定要花,如果有企业有投机取巧的心态,你要想清楚,因为你最后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业务做得好是关键,另外老板的心态要摆正,走上这条金光大道,看着很好,但是中间要付出很多的成本,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给大家分享两个经验,比如说你现在想挂新三板,听我讲了之后确实很有好处,你怎么去合规?中介机构会查你两年税务的合规性,你如果今年合规了,去年没有做好,你在今年把它补缴了就可以了,中介机构提前进场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税务的合规申报问题,这个相对简单,你提前把它补足了。第二个是业务的合规性,很多民营企业的税缴得少,成本没准确核算,业务也有不合规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企业想上,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都有这个情况。很多互联网企业拿到PE、VC的钱之后,它的合规可以逐步做好,但是很多没拿到钱的,它的合规意识不强,如果你要往前走,一定要提前做到合规。股改前后的中介团队组建:按重要性排序是券商、会计师、律师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说一下。新三板上市跟不一样,券商、会计师、律师,我的理解券商是第一位的,券商第一位有两个评判标准,大券商牌子响、项目多,但没精力关注你,中型券商牌子不响,但是这个现场项目经理能力强,你跟他关系弄好了,他会尽力帮你,所以你找券商一定要找最合适的,而不一定是找最知名的。第二个是会计师和律师,新三板挂牌会计师比律师更重要,因为会计师会为你的不合规提出很多的改进意见,最后落实到报告,律师反而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IPO一样,要查你很多历史沿革,虽然现在新三板审核标准在慢慢严格,但是它还是比IPO松,所以我的排序是券商、会计师、律师。另外这三个中介机构里面,我建议有一家中介机构还是要一流的,否则最后大家看你找的都是三流的,大家就认为你也是一个三流公司,所以你的会计师、律师或者券商一定要找一家一流的。要确保新三板挂牌成功,在资本市场有价值,我认为你选择中介机构不要一味的省钱,多花几十万,它最后成功的概率和对你市值的影响非常大。凯立德的券商最早是中信建投,后来是因为保代去了华融证券,华融证券不算太大的券商。我们的IPO律师是国枫凯文,国内资本市场排前三的律师,会计师是天健,也是前三的,凯立德选中介还是很挑剔的,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拆VIE架构的律师是金杜,这也是国内一流的。一个企业要根据你的情况补你的短板,如果你很知名,中介机构就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是企业市场影响力偏弱的时候,需要外面的机构帮你增加光环。财务总监和董秘:两个人当中至少要有一个非常懂资本市场在起步阶段,很多民营企业这两个环节是没有的,董秘是没有的,财务总监就是会计,我建议在这两个角色里面必须有一个非常懂资本市场,在上资本市场的时候,一步错,后面再补救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这时候的财务总监和董秘,你就不要想他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就相当于是聘请一个中介,他帮你带两年,把这个事情干完之后,他愿意接着干就干,不愿意接着干,要求他帮你带一个小团队出来。但是很多老板想不通,觉得为什么我要给他付这么多钱,实际上他是阶段性为你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帮你避免了很多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选财务总监、董秘,必须有一个人非常懂。再换一个角度说,你的财务总监、董秘都不懂,最后就是中介机构说了算,他给你挖个坑你也得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内部要有人很懂。如果作为老板,他说我很懂,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给我今天出A主意,明天出B主意,他们都是在外围,对你不是很了解,他的建议对别的企业有用,对你的企业不一定有用,而财务总监或者董秘对你企业比较了解的时候,他有专业的知识,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作为董秘,你要懂法律,要有协调的能力,最主要的做市值管理,还要懂业务,而且要把你公司的业务精炼、拔高、提升,比你公司的业务人员还要强,这样才能把你的公司价值说出来。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董秘,实际上是一个公司最大的销售员,一个业务员签1000万的合同就很牛了,我一个董秘随便谈一个投融资就是一个亿、两个亿,所以董秘应该是最大的销售员,各位老板这方面的心态要转变一下。怎么选择者:如果仅仅是投钱,就把它放在最后一位去年三季度我们前后接触了5类投资。在中国这个市场钱很多,只要你的商业模式够好,一定有钱来投,中国人不怕贵,就怕没机会。我们当时选择投资人的时候,一开始有财务投资人,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考虑之后,没有选择财务投资人,我们最终选择了小米和平安,这两家进来全部是带有它的资源的,除了钱之外,还有其它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仅仅是投钱,就把它放在最后一轮。而且,产业投资,它有另外一个好处,他对你的业务非常了解,他会陪你很长时间,他会给你很多帮助,就算你遇到了坎坷,他也会支持你。财务投资人肯定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去年有一个财务投资人少量投了我们,他当时的价格是15块钱拿的,从50块钱开始就在出,我们的价格从30块钱到50块钱、60块钱,后来在48到50的平台停留了很长时间。因为总是有人要卖的,不可能没人卖,只要对公司的股价没有重大影响就没问题,但是这一波股灾下跌,因为他的成本早就收回去了,我们除完权16块钱,从16块钱一直卖到最近,他们把股票全部卖光了,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对企业来说,这样纯粹的财务投资人,在跌的时候他是不会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的,所以选财务投资人一定要特别谨慎,他如果不能带给你额外的资源,你就把它放到最后一位再考虑。前期有的时候,价格低一点,吃点亏是没问题的,在一级市场或者一级半市场每一个台阶,价格都要做实,都需要有很重要的人在里面撑着,反而是财务投资人你放到前面是很麻烦的,财务投资人在前面,战略投资人在后面,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做的,所以选择顺序要对,战略投资人价格低一点,财务投资人要价格高一点,这是怎么选投资人的问题。建议不要选择过多的做市商,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的做市商有时候是欺负挂牌企业的,我们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30家做市商有做市意向,要买库存股,我们最后一轮投资者定增是15块,我私底下说给个面子加1块吧,就因为这个一块钱,有20多家做市商连邮件都不回,不跟我谈了,你可以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但是他们普遍不报价,做市商内部是有一个小圈子的。幸亏我在这个圈子还有些人脉,还有一些券商来做了尽调,看重公司价值,最后我们选择了5家券商。做市商是不是对企业有帮助?勿庸置疑是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它也是有破坏性的一面。我建议不要选择过多的做市商,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时候企业是很尴尬的,选择做市商你要选择知名的,还要选择帮你做事的,特别是要和他的利益绑在一起,股份给他多一点没问题,股价让利给他也没问题,但是要保证他帮你持续做下去,能实现一定的流动性和市值管理。做市商有内部机制,具体人员都是打工的,赚钱了他没有多少奖金,但是如果亏损了,他是要下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选择做市商,价格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我们谈做市商的价格,第三轮定增给到投资者15块钱的价格,做市商从16、17、18一直谈到20块钱,他们的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差距不会很大。有的公司把价格差距拉得很大了,最后上市之后会导致低价的尽快卖掉,高价的觉得没钱赚他也斩仓了,导致你的股价不好维护。怎么做路演:稍微粗糙一点,在中国过于高大上就是假的公司做路演的时候,一个董秘是代表了公司形象的,董秘做路演不需要像研究员和那样高大上,在中国过于高大上就是假的,稍微粗糙一点,说话磕磕绊绊一点没问题,接地气,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民企。我以前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到了凯立德之后我就穿T恤了,到小米去我都专门穿一个圆领的T恤,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感觉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民营企业。世界变了,微信时代,信息的传播渠道变了,出去做路演,PPT做得很炫会有用,但是你写得这么好,肯定是中介机构帮你写的,是包装出来的。我们要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展示出来,不要显得那么高大上。投资人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挑剔细节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真实一面展现给投资机构。去年12月,我们在准备做市的过程中,有一些私募找我,让我们加点价让一些股份出来,当时我感觉我们有信心了,我们从定增的20块钱,预计加20%开盘,但12月31号做市当天就到了30块钱。你说市场理性不理性呢?你如果不做路演、推介,就是20块钱、22块钱,但是你做了路演,工作做到位了,它加20%、30%、40%都很正常。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董秘这个角色对一个企业来说,给你公司的估值提升20%、30%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干的董秘给企业是提升价值,一个无能的董秘是毁灭企业价值。三板的意义:以前,一个税务局的办事员都可以“折腾”民营企业董事长新三板是个一级半市场,但是新三板有什么作用?第一,它可以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融资。是非常关键的,我相信做民营企业的老板是深有体会的,新三板有相对合理的估值,传统行业PE可以给10到12倍,好一点的企业有15到20倍,所以企业可以活下来。第二,拿了,企业才有胆量去创新、发展。另外,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是很差的,在内地的一个民营企业,一个小小的税务局的办事员可以把董事长折腾得非常难受。挂了新三板以后,在一个小地方,董事长是可以当人大代表的,是可以和局长一起吃饭的,整个人的精气神、经营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从内部来说,民营企业的老板,有钱不敢露,挂了新三板以后,你合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财富是可以家族传承下去的,干干净净的,是没问题的,这时候老板的心态很好,我心里很踏实,我有身家,虽然钱多了只是一个数字,但是自己的感觉是不同的。一个有钱有追求的老板和一个拿着钱去炒房的老板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一个企业的高度有多高,一定和这个创始人、董事长、老板的心胸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再从内部员工来讲,来到深圳拿一万的月薪,你想在这里买个房是很难的。但公司上了新三板之后,公司会给你股权或,你会发现你干三五年,人生第就赚到了,这时候员工不需要KPI了,我天天加班都行,只要大家一起把公司做上去,我三年五年就可以买一套房,这一点上员工的内在动力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来,企业往前走的概率大很多,从微观角度来说,企业上新三板是很有价值的。企业家只要觉得自己小有成就,有梦想、有理想,企业就应该尽早规范,尽早挂牌新三板。顺带说个观点,民企上新三板对当地财政是极有好处的,它补助企业一两百万挂牌算什么,你想想企业一年要多交多少税,挂牌需要两年一期的合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一毛钱不少,200万很快就还给税务局了,后面还持续要缴纳,所以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推这个事情。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想清楚这个事情,做一个清白的、合规的企业主,这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员工激励:能干的、核心的员工一定要重奖,多给一点股份说到股权激励,老板很伤神。我认为,老板的心态要放好一点,你给的钱肯定不是你的钱,是拿资本市场的泡沫分一点给员工,多给一点少给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另外,你给了或期权之后,你拿5%、10%出来,他们的努力对你整个企业增长的促进肯定不止5%、10%,你把它当做生意算一算,你会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另外,关于老员工和新员工,能干的员工和平庸一点的员工,有一个说法,平庸一点的员工一般很忠诚,能干的员工一般不忠诚,这个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它是很真实的,现在这个社会,人力资源的价值远远大于钱的价值,一个很能干的员工为什么要对你很忠诚呢?他是来帮你做事情的,是一个相对合伙的关系,股份上你占大头,他占小头,如果你把能干的员工当成一个普通的员工,这个人一定会走。反而像那种忠诚的员工为什么忠诚呢?我没地方可去,我只有忠诚,我又不能干,再不忠诚,老板肯定早早把我炒掉了。所以现在是两类员工都要用,但怎么对待这两类员工?能干的、核心的员工一定要重奖,多给一点股份。忠诚的、老实的、平庸一点的员工,他是企业的稳定剂,你这时候也不要抛弃他,还是要给适当的激励,起码很多老员工心态会很好,这时候你在引入新员工的过程中,老员工不会使绊子。老员工使坏的作用是很强的,从企业和谐的角度来说,你一定要照顾老员工的利益和情绪。而且挂新三板和IPO有一样的情况,你没有照顾老员工,他会给你使坏,他举报你,哪个企业敢说自己零瑕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股权激励的事情可能需要老板的心态放平和一点,这是对老板讲的。股权激励还要对财务总监再讲一下,什么时候做股权激励?我们有一个小错误,我们的股权激励做得晚了一点,股价上去了,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行权价也比较高,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小了。可能很多财务总监不是太了解的核算,它有一个关键点,它的行权价和授予日股价的落差很关键,这个差距往往导致核算的股权支付成本很高。另外它跟企业的股价的波动性有关,如果企业有很大的波动,股份支付成本也很高。为什么我说波动性呢?很多新三板企业刚刚挂牌前几个月的时候没有什么波动性,股价一条线,股价也不高,你发给大家,大家都很开心,在财务核算上股份支付成本也不高。总体来说,股权激励要尽早执行,可以安抚员工的心,给员工一定的激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股灾之后的:失望得过了一点现在新三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股灾了,证监会忙着救A股了,忘掉了新三板,没人管它了,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证监会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救市还没救好,到年底还要考核KPI了,总要有个亮点,新三板是个亮点,可以搞一些政策出来,也有这种可能性。现在对新三板,在大家失望的情绪下,有时候我觉得是失望得过了一点。因为人在恐慌的情况下,看事情会过于悲观,这是一个我的看法。另外一个,最近三周或者最近四周我在忙什么事情?基本上每周都有2到3拨机构来公司调研。我们的股价除完权之后从16块跌到六七八九块的时候,我们的成交量巨大,说明有很多投资者认同这个底部价值,但是他们说,我认同你的价值,我会抄底买一点。我问你为什么不多抄底一点呢?他说股转公司没出政策,我如果抄底超多了,市场大势还不好怎么办?这句话隐含了一个含义,只要股转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利好推出,新三板行情不会扭转。两周以前可能是一个恐慌点,现在还在持续,只要新三板分层政策出来,尽管它不是一个大,但是会给市场一个信心。上周股转公司开了一个调研会,实际上是在向市场认错。股转公司从4月份到6月份发了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它说的数字都是4月份以前的,现在新三板的募资能力没那么强了,它看到的数据都是定增成功的数据,失败的看不到,它认为百分之百定增都是成功的。但是上周三他们终于承认它的错误,虽然它一直认为市场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糟糕,但是它承认它错了,一旦它承认错了,这个市场的政策底就到了。所以我认为新三板下一步如果有一些政策出来,把大家的失望情绪扭转过来,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现在新三板的投资我有一个体会,可以买,比定增还便宜。我讲四个判断标准,一是重点关注跌下来跌得很厉害的股票。第二要看这个企业有没有流动性,如果没有流动性,你买了也没用,它虽然便宜,但是买了之后卖不出去。第三点还要看这个企业转板的可能性,你从一个虚幻的二级市场重新回到一个一级半市场或者一级市场的时候,时间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这个企业在两年之后注册制出来它还有资格转板吗?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转板的事情我可以赌一把,时间长没关系,只要你转板,解决了流动性,我就不会亏。第四个就是看这个企业的业务够不够炫,团队够不够强,这些方面一般人看不到,我们一般只接待或者很大的散户。这次股灾教育大家,新三板还是一个一级半市场,不要想赚,这是很难的。《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四公司观察郭广昌的创业兄弟,复星集团的“二把手”梁信军“意外”辞职多少让人唏嘘不已;但企业合伙人的“分手”问题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1992年和校友郭广昌一起创立复星集团的“二把手”梁信军3月28日晚宣布辞职,辞去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等职务。作为复星集团四位创始人,梁信军长期活跃于,善于表达,此次辞职颇令人意外。梁信军将辞职理由归结为“身体原因”,这几乎是高管辞职一个“通用”理由之一。据郭广昌发布致复星同学的一封信称,一个多月前,和梁信军吃了次饭,聊了三个多小时。那天梁信军第一次向他提出:因为身体原因,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他非常震惊,梁信军又再仔细地考虑和坚持,才有了今天他们共同的决定。并称反省对其过于苛责。梁信军突然离职是否仅因“身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20多年的“兄弟情深”如今在事业上分道扬镳,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即便抛开梁信军离职的具体原因,企业合伙人“分手”问题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创业初期,企业成功并不是因为团队结构有多优秀,团队成员间的齐心和信任感更加关键。在多数情况下,创业者会遵循非理性逻辑来组建创业团队,而不是团队成员的资源、能力及匹配等理性逻辑。例如微软比尔·盖茨和童年玩伴保罗·艾伦,惠普的戴维·帕卡德和他的同学比尔·休利特。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非理性逻辑的团队也会带来“非理性”约束。郭广昌与梁信军共同走过了25年“创业道路”,已经是“中国好合伙人”的典范了。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说:“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电影中三位合伙人最后分道扬镳,而剧本的原型——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也以“分家”收场。万通六君子、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士照明等,曾经的好兄弟、好哥们“分手”,不乏剑拔弩张甚至牢狱之灾。亲兄弟明算账,但在创业伙伴中,这个“账”不好算,主要原因就是将兄弟“私情”与企业经营的“明算账”混淆在一起了。这当然并不是说企业“兄弟”成败是一个必然“悖论”,也不是说非理性逻辑的“创业兄弟”不好。西方“企业兄弟”成为美谈的佳话远比我国多,这是因为西方虽然也讲究“兄弟”信任关系,但在具体企业经营中更多是奉行“普遍主义”,其行为法则遵循熟人、生人一个样,由客观“规则”起主导作用。相对于西方社会的“规则”制,我国承袭西周以来的家长制,由血亲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促发了国人“人情”思想浓重。“人情”所代表的价值是金钱难以企及的,但其负面也导致了行为处事时难有客观标准,常是以不同标准对不同人。然而,在历经全盘西化后,现代社会照搬西方社会“法制”制度,但内里却依旧以传统亲缘观念为重。由此造成了血亲下的“人情”与规则下的“法制”产生了冲突。具体到公司经营上,则是股权等法定关系一片“混乱”。当管理者之间本应平等相待,却碍于因人情,在股权、决策权的分配以情分深浅主导时,难免造成当事双方产生其他想法,分道扬镳也只是时间问题。由此看来,企业兄弟阋墙的本质,是法治背景下的人情定位。因此,企业“兄弟”并非必然分道扬镳,而是要在具体企业经营中以“规则”为导向,分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实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私人情感领域讲“兄弟”,但涉及具体经营管理如利益分配、决策权等,还是要遵循契约精神、贡献决定权益分配、控制权与决策权统一等“普遍主义”原则。话也说回来,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梁信军的离职是否如其所言尚难以判断,但这对“复星同学们”却未必是一件坏事,郭广昌的“震惊”也未必不是“客气话”。毕竟,尊重企业成员的个人意愿,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有助益。而具体到企业“兄弟”的问题上,我们终究期盼他们在创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久一些,毕竟充满“人情味”的创业会更令人向往。□盘和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五朱跃明
东方IC 资料图“猪八戒”取经这一路,所有的挑战、迷茫、质疑、收获,应该是11年前纵身“下海”的朱明跃从未想过的。2005年,还是《重庆晚报》记者的他花500元请人做了一个网站,原因是想见识互联网的颠覆力量。一年后,32岁的朱明跃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创办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以企业Logo设计切入众包服务交易。创业没有教科书。创业者要学习一切关于企业经营的知识,创业公司要不断寻找对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朱明跃和“猪八戒”的前十年避免不了地“苦熬”过。直到2015年6月,来自赛伯乐集团和重庆北部新区的26亿元投资将“猪八戒”送进了的行列。官方资料显示,猪八戒网已成为专业技能分享经济平台,超过600万家企业通过猪八戒网找专业人做专业事,购买标识设计、编程、知识产权、财税等全生命周期服务。2016年以来还走到线下,在全国各地开启实体孵化空间,以满足本地化市场深度服务需求。今年11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朱明跃作为受邀的三家企业负责人之一,就“分享经济平台对社会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的作用”发表了看法。他在座谈会上提交了“猪八戒”的成绩单,形容这是“指数级增长的发展态势”:平台交易规模从两年前每年只有20亿元,发展到今年300亿元,公司收入从两年前一年只有1亿元,发展到今年突破20亿元,员工也从两年前不到1000人发展到了5000人。不仅推出猪八戒网和天蓬网两个网上平台,而且还在全国25个省33座城市建设运营了实体园区,几千家公司在入驻园区同时也入驻线上平台,实现了全国规模化扩张。“总理说,你们猪八戒网是把天下的人才聚集起来,聚众智、汇众力,’猪八戒’其实是很真诚的,希望’猪八戒’能战胜’孙悟空’。”朱明跃回忆道。这番肯定,让他心里更有了底气。近日,在猪八戒网的重庆总部,朱明跃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已过不惑之年的创业者告诉澎湃新闻,自己过去的主要目标是让公司活着,但一度迷失方向。“创业11年,容易失去目标,容易审美疲劳。冲动也好,无知者无畏也好,那个时间都过去了。现在比过去更累,一年飞20万公里,天天一堆事,国家、社会资本的期望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转折发生在去年。“我后来真的找到一种价值,就是那么多知识工作者,他们的创造力需要一个平台去激发,去服务于产业、国家、社会,我在这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找到的新的价值目标。”无论如何,“猪八戒”这家重庆互联网企业的逆袭之路值得审视。“创业者是站在公司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创办“猪八戒”前,生于1974年朱明跃曾当过3年小学教师和8年媒体记者。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讲过关于四川猪链球菌感染事件的报道经历,这也是非新闻科班出身的他从普通记者变成首席记者的重要原因。2005年6月下旬开始,四川省资阳市相继发生了以急性起病、高热、伴有头痛等全身中毒症状,重者出现中毒性休克、脑膜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例。这一“怪病”起初尚未与猪链球菌感染相联系,一时间当地风传只要感染了病毒身体就会变黑、甚至死亡,大部分记者不敢进到隔离区采访。“我只想把真实情况报道出来,就冒充病人家属,混进了隔离区,后来晚报用整版刊登了《直击四川怪病传染隔离区》的报道,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他说。回忆过去那段经历,朱明跃有反思也有感恩——记者思维过于发散,善于提问题而不善于解决问题,但做记者最大的优势是能明辨是非,有判断能力。“我对记者这段从业经历始终保持感恩。记者是站在时代这艘大船前方的瞭望者,创业者则是站在公司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要早于别人发现问题、看到机会。”他说。2005年,互联网作为生产力的力量正逐渐显现,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得出的中国网民数量是1.11亿人。放眼望去,阿里巴巴集团2003年投资创办的淘宝网,两年后已经把eBay易趣等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2004年被亚马逊收购的卓越网,正和当当网一起从图书音像领域出发,发掘电子商务的市场;京东试水电子商务,2005年11月刚刚实现日订单处理量稳定突破500个。2005年的朱明跃也看到了互联网的活力。他花500元请人设计了一个网站,想借鉴淘宝卖衣服的模式,在互联网上卖设计和创意。2006年,他正式注册了猪八戒网。关于网站的名字,朱明跃的解释是,“一来我姓朱,二来有点胖,干脆取名猪八戒网吧。”他曾向媒体谈起,当时隐约觉得,互联网和第三产业结合会有一个平台级的发展机会,除了基于趋势的判断,他没有互联网专业背景,对公司管理、团队激励、商业模式迭代,乃至资本运作都没有任何概念。最早投资“猪八戒”的重庆博恩集团,曾在2007年派员工王云碧前去尽调。“在位于重庆上清寺的猪八戒网,二十几个人租住在一个民居里,办公条件十分艰苦,那年,他们一天的经营收入不过几百元。”王云碧在受访时回忆。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朱明跃选择的服务交易有无法规模化、非标准化、严重低频和买家分散等问题,平台很难赚钱和推广。20%的佣金抽取,也导致服务商和客户经常“私奔”。“每天1万,解决吃饭。”朱明跃在创业头几年给公司想了句口号,意思是每天只要有1万元交易,抽佣2000元,就能解决团队生存问题。“我和别人当二房东是不一样的”一个“熬”字道尽朱明跃和“猪八戒”的前十年。十年间,通过10次“腾云计划”,朱明跃不断对公司的商业模式和平台运营模式进行调整。2006年到2015年,猪八戒网从最初的悬赏模式升级到店铺模式。从收“过路费”到免除佣金,构建“+平台服务”。悬赏模式是指,初创公司需要设计Logo或者搭建网站,可在猪八戒网上发布需求,待人接单,最后由买家择优录用支付报酬,网站则抽取20%的佣金。后期,猪八戒网以规范程式引导服务商入驻,将服务商店铺独立出来,买家浏览商铺、订购服务,不同会员等级采用不同佣金标准。2015年6月,猪八戒网获得26亿元融资,同时宣布不再收取平台交易佣金,着眼对平台上海量中小微企业用户资源和需求的开发。最早推出的“猪标局”主要为企业提供商标注册申请服务,逐渐延伸出更多版权服务、软件著作权登记、法律服务等品类。之后,八戒、八戒工程、八戒印刷等业务也逐渐拓展出来。这次融资让“猪八戒”估值过百亿,签约现场在外界看来还稍显戏剧性。先是赛伯乐集团宣布注资16亿元,接着时任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北部新区党工委书记凌月明在现场表示,重庆市政府非常重视“互联网”,为体现政府对该领域的扶持,北部新区下属国有公司将向“猪八戒”增投10亿元。近两年,“猪八戒”的两个大动作分别是业务分拆和布局线下。2017年开始,猪八戒网推出了主打专业品质服务交易的高端市场——天蓬网, 希望更专业地满足B端企业或者政府的品质服务需求。实体园区则从2016年开始布局。按照朱明跃在内部信中所描述,(未来)形成一个可以向上无限延伸的线上虚拟空间(zbj.com, tianpeng.com)与线下经由百城联动的工作物理空间(Zwork),帮助每个知识工作者实现“一地办公,服务全球”的目标。已经在33座城市建造的实体园区目前尚处亏损状态,但朱明跃认为,走到线下是必然。“很难让企业像买商品一样下单,加入购物车然后结账走人,B端交易需要营销、需要服务,不下去就接触不到它。你要真正为企业、为产业服务,必须沉到线下去。”“我跟别人当二房东是不一样。”他说,“猪八戒”在走出一条分享经济服务产业的路子。商业模式带来盈利模式的改变。“‘猪八戒’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在进化,第一个阶段是佣金阶段,第二个阶段把佣金免掉,对衍生服务收费,现在‘猪八戒’的商业模式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平台交易规模做大后,通过会员费、广告费获得收入。”朱明跃解释。他向澎湃新闻透露,今年公司利润大约在3-5亿元,“互联网公司在高速扩张的时候盈利非常难,我们还是算比较另类。”“走向资本市场只是阶段目标”与成绩共存的是质疑。比如一些人不相信,非标准、交易流程复杂的服务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展壮大,还有一些人不理解西部的互联网企业为什么可以拿到26亿元的融资。朱明跃对公司设在重庆的优劣势有自己的看法。人才、信息流和资金流不足是在重庆开展平台型创业的劣势,但优势在于,这里有更少的诱惑和更多的时间探索。但他也指出,互联网人才的回流现象正在西部显现,“猪八戒”的高管中大部分来自北上广深,来自BAT或GE,一些中低层员工也开始回流。“像我们现在在的互联网产业园,你待会出去绝对堵车。”他调侃道。在外界看来,“猪八戒”还能得到重庆市政府的多方面支持。朱明跃对此想得很明白:“你说我在重庆是互联网龙头企业,我得到什么支持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必须要符合商业逻辑。”他表示,做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价值,政府也是为社会服务,一定要急政府所急、想政府所想,用市场化、符合商业逻辑的方式去经营企业、亲近政府,但远离政治。他说,过去政府发展经济主抓国有和大中型企业,有“帽子”、有“票子”和还有“鞭子”作为抓手。但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千军万马、蚂蚁雄兵式的中小微企业,这三“子”一定程度会失灵。这种情况下,“猪八戒”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用分享经济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帮助政府服务好千军万马的企业?“这的确是‘猪八戒’在想的事情,这就可以理解‘猪八戒’为什么不仅仅在重庆,而是在全国每个省都能够落地,都能够去和政府战略合作。”为了证明自己的思路和公司的实力,朱明跃对团队提出了凡重要举措要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支持认可后,再反过来到重庆落地的要求。比如“猪八戒”在各地建设共享服务中心,首个开张的中心在四川德阳;实体园区名义上最早落成于重庆,实际上第一个建在云南昆明,第二个在北京大兴。2014年,40岁的朱明跃在个人微博上写下一段文字:创业型网站如何从巨头处获取资源的同时,又能保持独立发展?被招安收购,或者拼财报上市?值得思考。3年后,朱明跃决定选择第三条道路。他说,“猪八戒”一定不是BAT盘子里的菜,自己也没有兴趣向BAT靠拢,因为后者本质上是面向C(消费者),而“猪八戒”是面向B端,做的是产业互联。被收购和上市,“这两个都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不断拓宽服务品类的边界和服务区域的边界,让更多的知识工作者,和更多的企业或政府之间的需求能够对接,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朱明跃说。被问及现在是否有上市计划时,朱明跃答曰:有,我们现在正在做准备。但他表示,“我们要走向资本市场,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目标,或者一个里程碑而已。”“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是‘猪八戒’的价值观”受邀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朱明跃决定从新经济和创业者的角度发言,“我的核心主题,不是简单讲‘猪八戒’,我是讲分享经济平台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座谈会上,朱明跃谈到:我们只不过是通过分享经济的方式,帮助企业和知识工作者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用市场化的手段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提高了社会资源要素之间的连接效率而已。“其实,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人不是平台自身,而是平台上聚集起来的1300万家知识工作者。他们中有超过100万个非常活跃,超过10万家公司从平台上孵化出来。我突然明白我们不仅是在运营一个交易平台,而是一个推动就业创业的孵化器,是一个众创的平台。”他说。朱明跃还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分享经济的本质是市场化配置资源,建议一定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去建设和运营。他谈到,过去,不少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去建设运营过很多这样的平台,花费巨大,虽然动机至善,但因为没有遵守市场规律,平台一上线就名存实亡。与其说政府自建自营,包打包唱,不如交给市场,交给平台创业者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享经济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超前于我们的政策,政府可以以发展的眼光,包容审慎监管。分享经济平台有它自身发展规律和周期,这些平台在进行项目申报时不必非得要去衡量,引进这些平台落地时不必非得将GDP和税收贡献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二是分享经济平台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是新时代的社会基础设施,政府对分享经济平台最大的支持就是带头使用这些平台,透过这些平台服务千军万马的中小微企业。“政府管理具备强制性,但中小企业的服务一定要市场化,政府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不应该成为‘僵尸平台’,不应该进行行政化管理,而应交给分享经济平台实行市场化运营。”说到“猪八戒”已经进入了全国十几个省市区县建设共享服务中心时,李克强关心道:你们在十多个省市区县建的共享服务中心是不是建在行政服务大厅?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李克强笑着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还是向市场开放的嘛。“我们捧着最大的:人才。中国人不仅数量多,关键是勤劳,智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基础在于人民战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依靠的是,现在并没有消失,变成了‘人才红利’。你说得很好,关键是要帮助他们突破时空限制地就业和创业。”总理这番总结让朱明跃又一次感受到自己在做的事情与中国宏观经济紧密相关。若干年前,一位省部级官员的鼓励——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5000美金时,你们做服务的交易规模应该不大,但是只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你们的春天就来临了——给了朱明跃以启发。这一次,他更加确定了创业的方向。“总理提出,人才红利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力量,要我们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去驱动人才红利的实现,把人才的价值和创造力释放出来。我觉得这是把我们‘猪八戒’的要做的事说完了。”“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猪八戒’的价值观。”朱明跃说。《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六与专业人才“奇货可居”的价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工智能公司本身真正创造的价值,却少的可怜。——馨金融“AlphaGo”的在围棋桌上的一战成名,不止把人工智能变成了搜索热词,更是把这个概念直接送上了“风口”。尤其是在我们身处的新金融领域里,前有百度要用人工智能升级传统金融,后有李开复作为投资人疾呼“金融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好的领域之一”,无论是谁,谈论的时候都不可能忽略人工智能这四个字。可是无论是新金融巨头还是创业公司,无论是做业务还是,在概念和故事之外,决定公司成败和行业走向的还有两件事:人和钱。在人工智能这个仍然很抽象的概念里,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在做事情,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又有着怎样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在资本和创业者一拥而入之后,这件事真的能赚钱么?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透过人看到了这个行业,他们的希望、焦虑和泡沫。百万年薪的人才泡沫与人工智能的虚假繁荣五月天,戴维穿着帽衫,瘦瘦高高,里面套着短袖,是最能适应早晚凉中午热的衣着。作为一个“科技圈人士”,他对热点话题一点感觉也没有,从没听说过共享充电宝,不知道上一轮资本寒冬是什么时候过去的;也不太关心自己的老同学去的那些公司,谁又融了多少钱。甚至,对自己所在的这个空前热门的行业,他的认识也很模糊——戴维是国内一家“独角兽公司”的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年薪刚好百万人民币。这家公司的产品并不是自动驾驶汽车、语音助手和扫脸解锁这种一眼看上去就与人工智能沾边的产品——但在它最新的产品中确实使用了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并涉及一些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戴维是部门leader,此前他在一家国际知名的手机厂商做研究员,再之前是清华大学攻读计算机视觉博士学位,还带过博士生。不如那些走穴型的人工智能专家知名,但在学术界,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人。他在这家公司AI部门人不多,差不多10个。但这个部门却撑起了整个公司的可行性方案——尽管用户可能感受不到,但如果没有他们,公司的新产品就完全不可能面向市场。麦可是戴维的同事,毕业两三年,但年薪也是50万人民币起跳。他的朋友郑明跟他说:“不要谦虚,你自己也说不出国内的OCR(光学字符识别——编者注)谁做的比你更好吧?”——郑明去年自己创了业,在做人工智能方向的猎头。郑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把国内能接触到的人才都摸了一遍。不过他也说,这个圈子其实很小,突破几个点后,以一名人才为核心,就能覆盖到他的同学、前后辈和公司同事。戴维的这份年薪百万的工作是郑明给他找的。郑明也很关心戴维入职后的工作状况,这属于猎头后续工作的一部分。戴维说:“还行,因为这个领域是从零开始,建模、数据搜集和分析,还是有挺多前期工作的。但公司应该已经卖出去一些方案了。”当然,相比人力投入,这家公司在人工智能业务上还远未回本。现阶段的人工智能领域,最赚钱的可能是里的“人工”生意了,因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太短缺了。“人工智能”是个笼统的概念,企业并不会真的在招聘时招“人工智能岗位”,具体会分为、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推荐算法等不同的职责描述,招的不光是工程师和程序员,而是科学家。而一个复杂的和人工智能沾边的项目,可能涉及到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比如要实现“用户拍了一道应用题,智能匹配讲师”这样一个功能,里面会涉及图像识别(识别用户拍的什么题)、自然语言处理(读懂这道题)和推荐算法(按用户数据、题目的类别在导师库里选人)等角色,每个角色都需要对应的职位。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得由至少一名50万年薪起的科学家完成。当然,一个人还肯定不够。以NLP(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工程师为例,此刻正在拉钩上招聘的岗位涉及上百家公司386个具体职位。这乍一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但该岗位大多要求求职者拥有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在国内拥有较强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的大学仅限北邮、国防科大、北大、清华、中科院、厦门大学、哈工大、复旦、华中科技和苏州大学等少数重点大学。而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组为例,其2014届硕士毕业生4人,博士毕业生2人,已全部被三星、华为等巨头企业收归靡下。除以上重点研究室之外,其它学校的NLP专业毕业生,都要去微软亚洲研究院、百度、科大讯飞等大公司镀金之后,才有人相信他们的实力——这就将人才输出源锁定到了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这并非是自然语音识别一个细分领域的现象,在整个人工智能领域都是如此。在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上可以查到的,拥有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背景的公司创始人高达54人。而从微软亚洲研究院离职后,去创业或互联网公司担任总裁、CTO、总监、项目总监和科学家的人数约为104人。亿欧网于2016年12月整理的中国企业核心AI人才图谱中,218位人工智能华人高管里,知名大学相关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占85%,硕士都排不上号。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郑明还是那些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都提到,他们一般会定点蹲守一些自己中意的实验室或公司,一旦这些地方人员有异动,就立刻行动准备挖人。“(公司)不存在太多的选择,有的公司点名道姓的说只招百度出来的人,或者是只招微软亚研的人。”郑明说,“一旦一个这样的人想要从原本的环境里出来,就会收到很多offer,薪资对他们来说反倒是选择的次要标准了,因为所有公司给的薪酬都很高。”这样的紧缺,也造就了绝对卖方市场。在郑明提供的一份内部参考文件中,透露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概薪资:职位最低的工程师年薪在30~50万,商业公司中的研究员则在50~100万之间,项目主管或CTO则大多会在年薪80万以上上不封顶,普遍在150万左右。大公司里的高级职位薪酬会比创业公司更高一些,而基础职位的薪资,创业公司比大公司更高。一家普通的国内互联网公司,如果想从微软亚研、百度、三星这样的公司挖人,需要拿着他们在原有企业里的职级表按上调二、三级的薪资挖——一家传统招聘网站,甚至曾研究1300万人民币年薪挖一个CTO,过来研发智能人岗匹配的下一代招聘产品。自然语言、图像、深度学习和自动驾驶等不同领域有一定差距,但差距不大。“在这个领域里即便是级别低一些的人,也是在学术界有过多年研究的。他们的薪酬往往与学术成果挂钩。就算他们中的一些人之前并没有在企业中有过对应的职业经历,但过去在学术机构中积累的经验和年限被直接对应到了他们现在进入的职场中。当你去实际看这些人(博士或硕士)的年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互联网公司里中高层的那个水平。所以百万年薪,在这个行业里不算很高了。”郑明对此见怪不怪,但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毕竟,在以商业为导向的企业中,能为企业做出的贡献才应该是薪酬的唯一标准,与学术圈的论资排辈有着巨大的区别。而决定这种薪资制度的并非是因为企业家“不看重科研”,而是现代企业必须以盈利作为主要目的。换句话说,一个千万年薪的团队,能否为公司创造出过亿的利润,才是它是否真的价值千万的唯一衡量标准。然而,与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奇货可居”的价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工智能公司本身真正创造的价值,却少的可怜。1三种人和三种公司“做人工智能的这些学术派们并没有太大的野心,”猎头郑明说。这些人从原本的机构或商业研究院的象牙塔走入“凡间”,无论是创业,还是加入创业公司也好,目的基本上是三个:“一是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确实想赚。二是希望能够在商业环境中拿到更好的数据,验证自己的模型和算法,在学术领域再创新高。第三种,也是最少的一类人,是真心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转化成一个产品的。”学术、大公司、创业、被收购,然后重回学术,是大多数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大牛名利双收的“职业路径”。其中的每一步都有着十分明确的考量:如果一个新的环境,能够提供更好的薪资,或更好的数据其中任何一个,那么现有的环境是很难挽留他们的。在郑明看来这不叫没有情怀,叫直率。在筛选一家公司是否值得去的时候除了薪资,大牛们往往会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公司已有的人工智能人才是否和我在同一个等级上”、“这家公司所涉及的业务是否对我所研究的课题有帮助”、“从这家公司离开后是否能为我回学术圈或创业带来优势”。对于人工智能人才择业来说,最忌讳的就是来到一家对自己的学术进展毫无帮助的公司。胡进是业内的一位深度学习专家,在离开原本的大公司研究院后,被一家国内顶尖的汽车媒体聘用。入职之后,胡进发现这家公司的用户数据尽管巨大,但收集维度仅限于用户在汽车领域的消费和浏览偏好,且受限与公司产品形态不容易拓宽。而公司的产品库主要又是游戏和金融产品,数据与推荐品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对学术的帮助也收效甚微。若在此恋战,则有可能断绝回到学术圈的道路。入职六个月,胡进火速离职。这也是包括百度和Google在内的许多大公司都留不住人工智能人才的原因:对于有学术抱负的人来说,商业公司只是暂时的落脚点。拿到数据突破学术瓶颈之后,依然要回到学术圈;对在学术圈“穷怕了”,奔着赚钱的人来说,如果独立创业后可以以更高的估值被收购回去,那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前一类人在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抓取LinkedIn数据,在对格林深瞳、旷视科技、商汤科技、思必驰、云知声、第四范式6家不同细分领域AI创业公司的245名离职员工的分析后,PingWest品玩发现有110名员工回到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或无明显商业模式的校办企业。而对那些真正希望自己的技术转化成一个成熟产品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来说,并不满足在某个大公司中担任技术岗,他们更愿意在大公司中验证自己的模型和算法之后,去创立独立的公司。这些从大公司出走的人工智能创业者往往起点高,对自己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的空白有充分的把握,坚信自己创办的公司一定能因为掌握某个关键的技术或环节,日后被大公司收购回去。不过,任何一个人工智能的顶级人才,都不认为自己是泡沫里的裸泳选手,他们甚至对这个行业是否有泡沫并不关心。因为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真才实学是前提基础,即便是真的有泡沫,回归学术也是他们一条不错的退路。这恐怕与大多数商业化的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资本意志,对他们的不太一样。与人工智能人才各怀心思相同,招聘他们的公司也分为三类,每一类在给出“百万年薪”的同时有着完全不同的诉求:第一类是互联网巨头,包括“超第一梯队”的跨国公司Google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及第一梯队的巨头——大家熟悉的百度、阿里和腾讯;以及第二梯队的今日头条和滴滴等公司。第二类是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为的创业公司,典型的如自动驾驶领域的Momenta、地平线、驭势科技;视觉识别领域的格灵深瞳、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等。第三类是将人工智能融入到自身业务中的其它创业公司,如学霸君、泼辣熊和智齿科技等。戴维所在的公司就属于第三类,在这类公司,人工智能是用来升级现有的产品或业务的,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以产出为导向,实用性强,“泡沫不高”。但与传统研发领域的许多大牛一样,这类应用驱动的人工智能团队,往往随着新项目的立项而引入,随着新项目的结项而离职。这样的公司一般有良好但并不过分充裕的现金流,人才和公司都较为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旦人工智能领域上的投入产出比不够好,项目会被立即停掉,原本引入的技术人才也不会恋战。在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第四范式的“范式大学系列课程”第3篇中,也引用了这样一个实例:一个企业招聘了两名方向的数据科学家,加起来年薪百万。但在合作了一年之后,科学家和企业相看两厌,最终分手。公司决策层对人工智能的预期是“投入大”、“收益多”,期望聘请一位百万年薪的专家就能撬动整个公司的现有业务流,实现效率的提升,挖掘公司应得的隐形利润。但立项后,由于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已存在行业需要重新建模、收集数据等工作,隐形利润的挖掘需要很长时间,但隐形成本却倍增——人工智能项目的成本不止百万年薪的人才成本,还有配套的数据采集、分析、深度学习云服务的成本。有创业公司因聘请到专家后,买不起深度学习服务器而最终放弃项目。不过,当我们谈起“人工智能热”的时候,那些巨头公司的研究院,以及把无人驾驶、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技术当成公司核心产品的公司,对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容忍度”前所未有地高。由于家底雄厚,它们也是推动人工智能人才高薪的主要原因。但它们的人工智能产品无论多神奇,似乎永远只出现在新闻里而不是市场上。2 谁为“高薪”买单既然人工智能行业并不赚钱,那么人工智能从业人员的高薪是谁支付的?与所有风口吹泡泡的故事一样,资本再次充当了那个“老好人”的角色,但资本自己并不如此认为。从年,国内投资过人工智能领域的机构多达145家,而无论是否投资过人工智能企业,几乎所有投资机构在公开场合都认为:人工智能的确是未来,只是在未来有多远,以及如何估值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疑问。以学术水平论估值,是正在布局这个行业的一些VC的基本逻辑。与投资App和消费升级不同,大多数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都以To B为主要业务方向,同时有大量的研发支出。“短期内”现金流上巨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业务上也无法找到可以用于衡量的增长指标。因此,核心团队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能持续的从人才匮乏的学术界挖到人,维持整个公司的研发进度,成为VC衡量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一个重要因素。“业内一些的逻辑其实是在投分裂,”一位告诉PingWest品玩,“基金进入每个行业都需要交学费,只不过人工智能和TMT不同,在投TMT的时候你可以找两个实习生,把市面上的项目都用一遍就学会了。但人工智能的学术门槛高,要想判断一个项目好坏,你不可能自己雇一个学术派来做。你只能相信一些在学术上有可见成就的人,尽管他的公司可能商业上不成功,但他的学生和人脉会进他的公司。然后一段时间后他的高管和下属会离职创业,与一些商业逻辑更强的行业人结合在一起建立新公司,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投到这些公司。”换句话说,投资人投的就是人,而不是公司,投资人恨不得亲自直接把高额的薪水钞票砸到这些人工智能专家的脸上。这种现象在其它领域的投融资虽然也有,但很少像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那样,能靠团队撑起上亿美金规模的融资。商汤科技的汤晓鸥就是在这一逻辑下最值得“被投”的人之一,汤晓鸥1990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1年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于麻省理工学院 (MIT) 获得博士学位。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等人工智能的细分领域上已有200余篇论文。2014年,汤晓鸥创办商汤科技,背靠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商汤科技迅速成为业界人才优势最强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之一。按照商汤科技官方的介绍,商汤科技主要研究、文字识别、人体识别、车辆识别、物体识别、图像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在实际业务上,主要深耕金融、移动互联网和安防监控三个方向。但商汤科技的技术人脉优势,在之后的几年反倒成为了商汤科技的软肋,商汤科技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研究院式的学术气息,缺乏商业人才导致其在商业化上的探索并不成功。去年12月,商汤科技引入拥有国资背景的完成B轮融资,不到半年后又引入国资属性更强的赛领资本作为战略。并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强化了自身的技术研究院与基础设施属性。这意味着商汤科技不再执着于不成熟的商用市场寻找出路,而选择成为现阶段基础服务属性更强的国家队成员。格灵深瞳是另一家在业内汇聚顶尖人才的创业公司,成立于2013年,其主要业务是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以及嵌入式硬件研发。在成立不久之后,格灵深瞳将这个“技术”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市场方向——安防。安防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且对硬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门槛,目前格灵深瞳主要集中在软件方案上,很难说切入了安防市场的核心地带。2017年年初,格灵深瞳CEO何搏飞的离职也让圈内震惊。与格林深瞳同样切入安防领域的还有旷视科技(Face++)等以面部识别为核心技术的创业企业。尽管并不否认人工智能技术对安防效果的显著提升,但安防市场一直是以销售为强导向的线下市场,国内长期被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东方网力三家整体方案和硬件商垄断,创业企业很难颠覆。尽管国内大多数基金的生命周期都是5年以上,也就是说所投公司在5年之内没有回报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实际上,如果一家公司在3年内既没有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实现批量增长,那么就很难再继续进行正常的下一轮融资了。无论是为了进一步融资,以获得公司继续生存所必须的救命资金,还是给“裁员”找一个好听的说法,团队出走裂变出新的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成了一种趋势。几乎每个成立三年以上的人工智能公司都会存在一次“团队出走,二次创业”的事件。通过公开资料我们发现:思必驰员工离职创办语音识别公司驰声科技;云知声CMO离职创办人工智能教育公司先声教育;出门问问两位员工离职分别创办大数据冷链公司Meatub、智能硬件公司萌动;商汤科技曹旭东离职后创办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格灵深瞳的丁鹏博士离职创办人工智能医疗公司DeepCare;英特尔的吴甘沙等5人离职创办自动驾驶公司驭势科技……尽管并不是绝对,但裂变后的公司往往会更为“脚踏实地”,在商业上更努力。简单来说,从图像识别公司离职的员工,会创办一个在图像识别领域有具体应用场景的公司。比如在自动驾驶领域,从L5(完全自动驾驶)离职的团队则会更倾向于研发L4和L3(辅助自动驾驶)的方案,或者是具体到自动驾驶整个产业链中的某个硬件、芯片或算法上。只有这样,这些分裂出来的公司才可能在自己重新开启的融资周期内,实现盈利或被收购。3
差了5年的风口就是泡沫“你觉得目前国内哪家公司的人工智能水平最高?”(不包括微软亚研等外企)PingWest品玩把这个问题扔给了很多人工智能科学家,答案的前半部分惊人的高度一致:“技术实力最强的一定是百度,但是……”后半部分的回答不尽相同。不过大多数指向刚刚离职的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曾经主导的百度人工智能缺乏成功转化并泛用的产品,从外界看起来并不算“成功”,与“水平最高”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称。在PingWest品玩的采访过程中,另一个得到高度一致性答案的问题是:“你觉得是什么让人工智能突然热起来的?”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回答“AlphaGo”。这也与2016年突然爆发的创业和资本曲线恰好吻合,甚至有创业者直言:“我做了这么多年人工智能,没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AlphaGo之后终于有投资人能正眼看我了。”然而AlphaGo是Google的一个实验性加上公关式项目,尽管Google通过它更好的理解了深度学习,同时也向外展示了Google的技术实力。但AlphaGo本身是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也不能产生回报。将驱动AlphaGo的技术应用于实际的生产场景,可能还需要许多年。而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实现难度和时间进度。“人工智能的风口是个伪命题,因为并不存在某个具体的行业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技术会落实到具体的应用之下,但每个场景的实现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域,不要说风口来临了,其实风口已经过了。”自2012年开始做非接触式掌纹识别的老邢说,他如果现在创业也一定说自己是人工智能。“掌纹比指纹的安全性更高,而且无需接触,在使用体验上也比扫脸要好一些”——但是老邢的产品目前只在一些密级很高的单位获得认可,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上都是反响平平。与认为风口已过的老邢不同,专注货运自动驾驶的图森未来科技CEO陈默则认为风口可能还没到:“目前无人驾驶技术最强的就是Google和百度这样的巨头了,但我们认为他们要想实现他们的L5自动驾驶商用,依然也要5年以上的时间。创业公司切L5一步到位这个点是不现实的,我们做封闭或特定环境的L3、L4自动驾驶,目标就是在三年内能商业化,这才是一个公司该考虑的事情。”而由科学家这样的学术界人士主导的人工智能项目,往往会将学术界“刷论文”的风气带到公司领域。在媒体中,我们经常能听到某家人工智能公司在图像识别、人脸识别、上路测试中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如果读至内文,这些突破性进展往往是算法对某种特定场景的识别率又提升了百分之零点几。这或许在技术上确实是一种重大进步,但在实际应用场景下却往往是另一回事儿。比如面部解锁,98.8%的识别率和99%的识别率在体验上完全没区别。而用过面部解锁的用户都知道,在移动(晃动)中无法解锁才是目前其无法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而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采用什么样的参数和防抖技术又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完全无法控制的。但这些公司在测试和刷分的时候,会为那百分之零点几的提升兴奋不已,发新闻稿,恨不得开发布会。类似复杂的环境因素,决定了人工智能在几乎所有需要考虑复杂环境的普通用户使用场景上都显得有些“智障”。而在企业端,以医疗为例,政策和体制原因导致这个市场目前连互联网产品都没有完整渗透,即便是有商业公司制作出了可行性产品,短期内也很难攻入市场。同样面临技术和产品之外的商业化问题的还有上问题提到的安防和自动驾驶。从技术到应用的这段过长的转化时间,理应是在研究机构中完成的,而并不应该让资本和市场过度干预。以百度为例,总裁兼COO陆奇上任后,百度的人工智能迅速向语音助手、智能家居和L3自动驾驶等短期内更容易出现产品的方向调整,这不失为一次中国人工智能的“头部转弯”。那么,“不是不行,只是时候未到”的人工智能是泡沫么?一位一级市场分析师告诉PingWest品玩:”你觉得VR是泡沫么?如果是的话,那人工智能确实有泡沫。“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VR)十分相似:随着内容消费的不断升级,VR有朝一日一定会取代现有的载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如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包围。但由于技术不成熟,媒体和资本的提前热炒,催生了年VR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也迎来了今年的VR低谷。“人工智能比VR的前景更大,它像互联网一样,未来会深入到每个领域中。就像今日头条、像滴滴内部运用人工智能一样。未来小卖铺都像用微信付款一样,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客户、库存和SKU。” 老邢告诉我,“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这么热炒就是一件好事。”通过对一级市场数据库IT桔子上,409家人工智能创业企业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PingWest品玩发现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次数,与新增公司数呈现明显地平移相关。截止2017年4月底,今年的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仅为5家,预计今年人工智能新增企业将有大幅下滑。敏感的“人工智能从业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轮风口来的太早,而资本却并没有及时刹车。到目前为止,今年(2017年)人工智能事件已发生62次,已完成的融资额比去年多了一倍,全年资产流入量将有望突破700亿。这700亿中,又将有许多以天价年薪的形式,流入人工智能人才的口袋。人工智能是方向,但当下却并不是风口,它对标的并不是O2O、电商和消费升级这样的具体赛道。而是像互联网一样,提供了一个全产业升级的技术工具——互联网的诞生让O2O、电商和消费升级成为了可能。而人工智能的风口来临的时候,是指在人工智能成熟后,所有行业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己的效率和生产力。但前景越光明,当下的泡沫也就越大,就像2000年前后中美同时发生的互联网泡沫破灭。1995年至2001年间,由于媒体和资本的过度投机,让普通民众和投资者认为互联网将会改变一切。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让大约5万亿美元IT业市值蒸发,许多知名企业破产。在之后的不到五年里,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一切。后来互联网对世界的变革,甚至超过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鼎盛时期华尔街的想象。但这并不能挽回那些互联网先烈的命运。过早的商业关注,也是对人工智能学术进步的一种阻碍。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杜克进化智能研究主任陈怡然在人工智能媒体新智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学术界被挖的千疮百孔,现在连写个项目申请都找不到合适的PI来组队……这个需求有明显的炒作痕迹,而且是学术界的人自己炒自己:谁都知道这个溢价不可能长久,赶紧趁热把自己卖一笔,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戴维对此有着相同的观点:“整体来说,人工智能这一波技术的天花板很低,如果现在短期内实现不了的需求,再投多少钱也没用,还是要靠学术界有进一步的突破……学术界上一次突破(深度学习算法)带来的应用红利可能马上就要到头了。”事实上,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如互联网一样,是一种庞大改革的技术基底。那么人才去泡沫化、民主化,学术的归学术,商业的归商业,才是引爆风口的第一步。随着更多的人涌入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社会性的商业培训机构的出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自身门槛的降低。人工智能人力成本下降,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大众化,泛用化。当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像招PHP程序员一样招到人工智能工程师的时候,我们才能迎来没有泡沫的人工智能时代。《触宝王佳梁谈新领导力:我是在为我的员工打工》 精选七10月8日中午,大众点评网与美团合发布声明,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已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
“中国团购之王”王兴的创业十戒,浓缩了一个连续创业客的嬗变历程和成长代价。
10月8日消息,美团和大众点评正式宣布合并。据悉,合并后的新公司估值将达到。
本交易得到阿里巴巴、腾讯、红杉等双方股东的大力支持,担任本次交易双方的独家财务顾问。
新公司将实施Co-CEO制度,美团CEO王兴和大众点评CEO张涛将同时担任联席CEO和联席董事长,重大决策将在联席CEO和董事会层面完成。两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并将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运营,包括高频到店业务,同时将加强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推动行业升级。
在大众点评和美团之前的几轮的融资中,华兴资本数次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所以此次交易双方也都选择华兴资本作为独家财务顾问。这是华兴资本继年初在滴滴快的案例中第二次担任双方独家财务顾问,也是近十个月以来完成的继滴滴快的、58赶集之后的第三个互联网领域重大案例。在早前华兴资本也一手操作了优酷土豆、爱奇艺PPS、腾讯入股京东等对新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例,被称为新经济领域的“并购之王”。
华兴资本CEO包凡表示:“大众点评网与美团网是华兴资本的长期客户,感谢交易双方对华兴资本的信任及对我们专业能力的认可,令我们有幸参与到这桩中国互联网史无前例的交易当中。双方强强联手后将简化市场格局,减少重复性投入,发挥各自优势,有效促进行业发展。”
合并是何驱使?
美团和大众点评虽然都背靠大树,但都有自己独立发展和独立上市的野心。然而,为何两者最终选择“喜结连理”?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声音。
1、寒冬已至,融资受阻。
这是业内最为普遍的分析,在资本寒冬面前,已经开始有部分初创型O2O项目倒下,美团和大众点评选择在此时合并,被认为是大环境所致。
2、烧钱不见起色。
多数合并案例,都由投资人主导,毕竟创始团队经过一轮轮的融资稀释,占有的比例有限。很多情况下不得不遵循投资人的利益和意见。美团与大众点评这么多年,尤其是美团,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全线作战,单独出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上个月还曾流传美团融资失败的新闻,尽管被当事方否认,但估值缩水已是不争的事实。
3、为上市准备。
王兴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谁先上市就意味着认输。不过,美团王兴和大众点评张涛都是有上市梦想的人。两家公司的融资都已经在D轮之后,没有新的故事支撑,上市之路将变得异常艰难。这次合并也被认为是为上市做准备。
1+1会不会大于2
对于合并,人们的良好愿望是1+1大于2。而事实上,要达到这种状态并不容易。58和赶集合并之后到现在为止尚未完全整合,姚劲波曾在半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合需要时间,现在正在做了一个很激进的推进,就是把各自公司的相关部门都整合成了一个部门。而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也不被认为能成为1+1大于2的典范。
吃货足迹创始人司徒悦愉对i黑马表示,根据人类历史一般规律,巨头合并一般都是内耗两年,期间1+1小于2。他甚至认为,美团和大众点评将在半年内出现离职潮。O2O观察人士、友范CEO赵淑全则认为,美团点评合并与优土情况差不多,两家的用户和客户都是重合,所以市场规模相加后短期会显得销售规模庞大,但可以预见地推团队的裁减。亿欧网联合创始人黄渊普认为,合并后的故事利于融资,但不用指望1+1>2,而且近期上市几无可能。
在O2O或者团购市场,美团、大众点评、糯米是位居前三的玩家。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之后,糯米将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尽管百度CEO李彦宏曾表示,要投入200亿元猛砸O2O。但百度的O2O战略依旧被认为行动迟缓。此时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这种局面将由美团点评新公司、百度糯米和的口碑网主导。
这并不代表O2O完全没了机会。赵淑全对i黑马表示,O2O没有想的那么差,有些项目死掉了,其实有些项目近期融资了,A轮一千万美金,只是没发布消息,O2O主要是选品和供需端的平衡没处理好,还有都是些外行去做,所以看起来大片死掉,小而美的O2O应该是未来主流。
作者:周路平
来源:i黑马(微信号:iheima)
美团、点评合并背后那些事
作者:魏武挥
来源: ItTalks(微信号:wwh_)
美团点评,有点像滴滴快的。
其一,都是咬得很紧的且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正面竞争对手。
其二,背后都有另外两个巨头的身影:阿里和腾讯。
阿里对美团,分别在11年和14年都进行过投资。腾讯对点评,14年进行了战略投资,15年追加。
但美团点评和滴滴快的又有所不同。
其一,双方的业务比滴滴快的合并时的业务杂得多。
其二,阿里和腾讯都没有对美团和点评全然控盘。新公司的既非阿里也非腾讯,很有可能是红杉这个两边从开始第一轮就都下注的顶级投资机构。
五年前,资深媒体人申音写过一篇博客,题为W和L。
其中L被当成接地气的典型,而W,“我一直觉得,他是硅谷Geek们的中国版。”
申音近乎于不客气地这样写道:W所追求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美式的互联网”。
这位W就是美团的王兴。
王是连续创业者,做过校内(也就是今天的人人),江湖上一直有种说法是资金实在跟不上被迫卖给了陈一舟。大概心里很不爽,就又做了一个“海内”,无疾而终。还倒腾过饭否这个中国类twitter,众所周知,有疾而终(虽然后来活了过来,但绝不是满血复活的)――时间上,饭否其实早于海内。
所以申音说:
W比L拥有更多的掌声和名声。但遗憾的是,他做了好几个连投资人都觉得很酷的网站,却始终没有挣到大钱。原因不外如下:要么是起个大早,却被一大堆抄近道的同行给围追堵截;要么因为资金接济不上,只能让一个更有资源实力的大公司直接吃掉,还有的不知道触了哪根高压线被主管部门直接暂停。
但人真的是会……长进的。
美团是从万团大战的尸骨里爬出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这场大战就是王兴开的第一枪。究竟是谁开第一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场大战,彻底锤(gai)炼(bian)了王兴这位“硅谷Geek们的中国版”。团购大战,和技术没什么关系,和地推、融资、商业谈判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中国式的团购,充满着中国的特色,与老美那个Groupon没什么关联了。
美团走到今天,满打满算,五年半。
大众点评呢?
那是一个古老的互联网公司:03年4月成立,算到今天,一十二年半的主了。在中国互联网里,绝对是前辈级的。
互联网行当里,你古老但又迟迟不能上市的,那就等于是在说:慢公司。
点评是够慢的,和北京那个豆瓣,一南一北,是中国互联网里非常奇异的风景线。
移动互联网对点评是一个大大的利好,本来搞本地服务的,移动比桌面,更容易有场景。
让点评真正走上快车道的,是移动互联网。后来有了腾讯的撑腰,倒也走得不慢。但你会看到的是,点评本身,是有点被推着快的。
要说狠辣和坚忍,我个人,还是更看好王兴。这位以前可是个屡败屡战的Geek。张涛没他狠辣和坚忍。
一说起美团点评,圈子里很容易想起另外一个O2O:饿了么。
点评还曾经投过饿了么。
做本地服务的,还有一个强手,那就是上次合并案的两位主角:58同城和赶集。
当然,吃吃喝喝这种事,58赶集涉入的,没有美团点评饿了么那么深。
但还有一个哥们,其实正在悄没声息地搞这个事。
那就是蚂蚁金服(支付宝)。
这两天你打开支付宝APP,在屏幕最中央,你会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全民开店,邀请店铺入驻赚300元”。
道理倒是很简单:如果张三成功邀请李四的店铺上支付宝(所谓上支付宝,就是在支付宝里有个商家页面,普通用户可以通过“附近”这个模块进去),就可以得到300块人民币。
谁最容易赚到这300块?
反正肯定不是我,我和本地商家就是个买卖关系,压根不认识他们。
最容易赚到这300的,是地推人员,是这帮O2O网站们雇佣的地推大军。
本来就因为业务关系认识,现在再说一句让店铺挂到支付宝里去,自己赚300,商家其实也没什么损失,这不挺好。而且对于地推的雇主来说,也很难去查办禁止这种事。
支付宝这手蛮鬼的,这是利用别人养的队伍干自家的事。
这两个字其实是建立起一种模式的。
在很多细分领域里,创业者都会说:我要做这个领域里的淘宝。这句话很容易理解:搭一个平台,把供需双方都接进来,撮合交易,然后赚取佣金或者广告。
但其实很多领域并不适合建立淘宝。淘宝模式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供需两端都得海量。不海量无稀缺――平台本身价值会很低,很易被跳过。只有足够海量,才不会被跳过。
线下是可以有淘宝模式的。因为线下的商家足够海量,线下的消费者也足够海量。但没有移动互联网之前,场景不具备,很难有线下的淘宝。
美团、点评、饿了么,乃至于58赶集,你都会看到那种“线下淘宝”的痕迹。
但对于支付宝来说,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线下淘宝”由非阿里公司搭建而成。
当阿里系的淘宝、天猫强壮如牛时,支付宝让很多银行很头疼。
因为对银行来说,支付宝就是一个黑洞。他们能看到消费者出去200块钱,但不知道消费者这200块去哪儿了。这事只有支付宝知道。
而线下淘宝――无论是美团,还是点评,还是什么饱了么饿了么――一旦建成,就该轮到支付宝像银行那样头疼了。
O2O可以让用户从支付宝里向平台,然后再用这个充值金额去购买消费品。支付宝和当年银行一样:知道人出去了200块,不知道200块去哪里了。
饿了么就在用“免配送费”吸引用户充值。
再玩下去,O2O们买个支付公司,自己都可以玩了,哈。
支付宝背后的蚂蚁金服以数据立身,数据黑洞,是它最不乐意看到的事。
但对于支付宝来说,一个横在面前的大难题是:用户只有和钱有关的事才会想起它。叫个肯德基外卖,你倒是可以问问你自己:你会不会点开支付宝?
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蚂蚁金服狠下心来,做了个,先把赚钱的事从支付宝里慢慢剥离出去,然后要把支付宝定位成消费工具。大量商铺不接入,怎么敢说自己是全方位的消费工具。
回到美团点评合并案来。
未来的这个“线下淘宝”,一种说法是张涛要淡出(这是优酷土豆的玩法),一种说法是要双CEO制(这是58赶集的玩法)。
不过我倒是更看好王兴主导一些。跌倒好几次的人,站起来会更强。
虽然作为一个上海人,看到魔都为数不多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就此归于帝都公司门下,总有些胸闷。
魔都不适合互联网创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条证据。
作者简介:魏武挥,科技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
王兴不再“恨在中国创业”
作者:彭博社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年7月刊(微信号:businessweek)
美团CEO王兴在内部邮件中称,“昨天双方浴血奋战,今天我们握手言欢,明天我们共创未来。”这位36岁的创业青年偶像,心情有些复杂:“从相杀到相爱转变只需一个长假,从爱情到婚姻事业必须长期经营。这个转变很剧烈,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些不适应……这要求大家必须放弃成见放弃对立,学会欣赏彼此互相鼓励,这需要胸怀,更需要耐心。”
王兴又重复强调了他的励志名言:“让我们一起,既往不恋,纵情向前。”
美团、大众点评合并之际,重温2013年7月特写《王兴“恨”在中国创业,“团购之王”的创业十戒》。
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某项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项事业卑贱地活着。
直到最近,王兴才知道这句文青范儿的成长格言是出自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有些惆怅,有些欣慰,又有些苦涩。在中国的创业名人堂里,他已经“英勇地死去”两次了:他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类Facebook的网站校内网、第一家类Twitter的网站饭否网,但都令人瞩目地失败了。他再次领风气之先创办的美团网从团购红海中杀出,成为市场第一,但这时候的热点已经变成了移动互联网,微信、大数据、可穿戴设备……团购再成功,也像“失去了氛围的星星”。
创业和人生一样,就是这么残酷。2013年6月,美团在庆祝“团购迈入10亿时代”,其5月份交易额达10.5878亿元,消息在功利逐热的新媒体上一闪而过。但王兴很淡定,“本地服务业(O2O)是个市场空间非常广阔的行业,月交易额超过10亿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眼看美团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了:2012年交易额55亿元,稳居团购市场第一;王兴制定的目标是,美团2013年将实现188亿元,2015年这个数字将变成1000亿元,2020年为10000亿,即今天阿里巴巴的交易额水平。它也将去海外上市。王兴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创办了三家公司,“其实美团是我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件事情,其他的公司没有做过三年。”
这个中国最好的产品经理之一、很受业界尊重的硅谷极客式创业者,终于变得“成熟”了。王兴在努力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有领导力、对公司的掌控力、在一线的接触能力(他亲自去咖啡馆做地推)、跟人的沟通能力。他也在成为一个赤果果的商人,考虑赚钱、成本、规模效应。
王兴曾经被期待像创办了Twitter、Square的杰克?多西(这是他的偶像)一样,不停地创业,做一个(不见得)成一个,在科技创新上大放异彩,那将是怎样的传奇啊。但谁能逃脱地心引力呢?
在互联网代际上,生于1979年的王兴属于2004年前后的第二代创业者。风云流散,如今,60后的马云、史玉柱已经退休了,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生的马化腾还是霸主,80后、90后已经扑上来了。做一家好的公司、赚钱的公司或伟大的公司,成败正常,享受过程,不再那么多灵魂冲突。王兴的“创业十诫”,浓缩了一个连续创业客的嬗变历程和成长代价。
1.做哈姆雷特,还是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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