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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战略反攻序幕，仅仅一年时间，为什么战争形势便发生了根本变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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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1）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得人心。 （2）人民解放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3）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采用运动战为主的作战防方针。（4）人民解放军勇于吃苦、不怕牺牲的英勇作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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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战略反攻序幕，仅仅一年时间，为什么战争形势便发生了根本变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1）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得人心。 （2）人民解放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3）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采用运动战为主的作战防方针。（4）人民解放军勇于吃苦、不怕牺牲的英勇作战精神。
练习册系列答案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民族耻辱】材料一：从1995年开始，沈阳市每年都会在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以示不忘国耻。材料二：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1)材料一与哪一历史事件有关？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导致怎样的结果？(3分)&(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内容，请你说出全民族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1分)在此之前，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果？(1分)【兄弟阋墙】日，蒋介石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训话，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紧。不“安内”，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中华民族抗日全史》我跟蒋显示（指蒋介石）的冲突，就是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口述历史》（3）1936年，为了让蒋介石由“安内”转向“攘外”，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个事件是如何解决的？当时起调停作用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谁？（3分）【同仇敌忾】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同赫尔利的谈话》（4）请列举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战役。（1分）【全面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8年9月到l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大决战。（5）请问这三大战役分别是什么？（2分）三大战役有何意义？（1分）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什么？（1分）【归纳总结】（6）通过以上探究，你认为国共两党应该怎样相处才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2分）&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2分）【民族耻辱】材料一：从1995年开始，沈阳市每年都会在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以示不忘国耻。材料二：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1)材料一与哪一历史事件有关？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导致怎样的结果？(3分)(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内容，请你说出全民族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1分)【兄弟阋墙】日，蒋介石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训话，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紧。不“安内”，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中华民族抗日全史》我跟蒋显示（指蒋介石）的冲突，就是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口述历史》（3）1936年，为了让蒋介石由“安内”转向“攘外”，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个事件是如何解决的？当时起调停作用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谁？（3分）【同仇敌忾】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同赫尔利的谈话》（4）请列举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战役。（1分）【全面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8年9月到l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大决战。（5）请问这三大战役分别是什么？（3分）（6）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什么？（1分）&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11-12学年江苏省泰兴市初二上学期上册期末历史试卷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2分）【民族耻辱】材料一：从1995年开始，沈阳市每年都会在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以示不忘国耻。材料二：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1)材料一与哪一历史事件有关？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导致怎样的结果？(3分)(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内容，请你说出全民族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1分)【兄弟阋墙】日，蒋介石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训话，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紧。不“安内”，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中华民族抗日全史》我跟蒋显示（指蒋介石）的冲突，就是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口述历史》（3）1936年，为了让蒋介石由“安内”转向“攘外”，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个事件是如何解决的？当时起调停作用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谁？（3分）【同仇敌忾】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同赫尔利的谈话》（4）请列举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战役。（1分）【全面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8年9月到l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大决战。（5）请问这三大战役分别是什么？（3分）（6）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什么？（1分）&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民族耻辱】材料一：从1995年开始，沈阳市每年都会在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以示不忘国耻。材料二：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1)材料一与哪一历史事件有关？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导致怎样的结果？(3分)(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内容，请你说出全民族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1分)在此之前，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果？(1分)【兄弟阋墙】日，蒋介石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训话，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紧。不“安内”，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中华民族抗日全史》我跟蒋显示（指蒋介石）的冲突，就是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口述历史》（3）1936年，为了让蒋介石由“安内”转向“攘外”， 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个事件是如何解决的？当时起调停作用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谁？（3分）【同仇敌忾】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同赫尔利的谈话》（4）请列举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的一次战役。（1分）【全面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8年9月到l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大决战。（5）请问这三大战役分别是什么？（2分）三大战役有何意义？（1分）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什么？（1分）【归纳总结】（6）通过以上探究，你认为国共两党应该怎样相处才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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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后委纪实】
& 1947年中央“后委”成立前后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一分为三：前委、工委与后委。关于前委与工委的研究，各种论述文字颇丰，相比之下，关于中央“后委”的情况，了解的人要少一些，这与“后委”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及当事人回忆录、年谱、传记等作品的问世，有关中央“后委”的历史才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三委”结构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起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只有四万余人，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撤离延安后中央指挥机关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中央是否仍维持在根据地时的庞大指挥机构？在撤离延安前，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中共领袖们的脑中。中央原先的设想是在热河省承德建立新立足点。但中央随后发现：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条约，不能帮助中共接管东北大城市，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实现了迅速运兵东北；与此同时，在承德一带，党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牢固。基于这样的考虑，党中央放弃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东移的设想，而是选择留在了陕北。对此，毛泽东曾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他说：“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案，钳制敌人的力量。”
　　不久，中央指定党内以组织和指挥才能见长的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二人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同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中央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需要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由叶、杨率领中央机关的大部队，按照中央要求陆续进入晋绥根据地。
　　在中央转移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围绕在周边的国民党其它部系的军队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党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来加强力量，因此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相对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去电，要叶、杨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余下的人员，也不都留在晋绥根据地，而是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据地，以免在傅作义与阎锡山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制订好了大队人马的行军序列，开始由三交镇向兴县移动。然而没过多久，叶、杨就对这样的安排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带的队伍有五千五百多人，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特别是这支队伍中有妇孺、老人，有辎重物资，浩浩荡荡几百公里的跋涉，中途还要经过阎锡山的布防区域，危险系数很高。此外，他们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讯联络任务，一下拉出相隔一个省的距离，因此亟需再组建一套保障体系。他们认为这支队伍不宜作长途跋涉，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3月28日周恩来从河西来到三交镇，与叶、杨商量部署队伍的东移问题。叶、杨向周恩来陈述了他们的想法。周恩来感觉他们的意见有道理，随即将“大家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这一意见电告中央。29日，中共中央转移到清涧县的枣林沟村，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
　　当时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虎视晋西北，毛泽东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四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的侧后。4月2日，又命令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随着西北战局的逐渐好转，4月11日，中央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将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人暂留在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并组成由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至此，中央三委结构——前委、工委、后委正式形成。
　　4月中旬，按照中央的方案，中央后委对在晋西北的五千五百余人进行了安置。据《杨尚昆回忆录》、《叶剑英、杨尚昆关于中央机关人员安排安置情况的报告》等资料的记载：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的一个排共九十九人，由时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局长的童陆生带队。他们从碛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县的王家湾。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主要来自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社会部、中央青委、解放日报社、军委政治部等单位，此外还有军委三局、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办公厅、卫生部、供给部、行政处等单位的一部分人员。这批人员共一千三百多人，由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五台等地转入河北地区。此外，1946年11月时第一次疏散的新华社、中央疗养所等单位一百八十人，停留在晋西北的离石与柳林，按照指示继续东行。最后，有一些零星人员到晋察冀或太行的，由中央招待所带走。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三千余人，他们主要来自军委作战部、军委总卫生部、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中央办公厅、法律委员会、城工部、情报部、外事组、交际处、供给部、行政处、中央妇委、工会等单位，此外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妇女和小孩。其后，从国统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上述机关统一合并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后委领导机关驻扎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其他人员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的四十多个村庄内。另外，在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叫后甘泉村，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等人以及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驻在该村。中央后委只是联系这两个单位，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需要指出的是，后委机关原是准备进驻临县东南的，后来却驻扎在三交镇。这是为何呢？日，叶、杨在《关于中央机关人员安排安置情况的报告》中揭示了原因：“三交附近窑洞亦多，且接近碛口，西渡时较近，万一要河西运粮来供给，则运输亦较近。乃决定以三交为中心，取十五里半径，配置在圆周以内。电话线可减少，煤亦便利。”
后委的领导班子原是4月11日《中共中央致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电》所确定的：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5人为常委，委员有李涛、戴镜元、王诤、帅孟奇，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
　　历史证明，建立中央后委而且把它留在晋西北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处在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因此，有必要精简机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精干的军事统帅部，而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机构则暂留晋西北，为中央服务。后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并能就近为中共中央提供服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杨尚昆后来回忆道：“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王震评价：“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依靠后委提供情报。侦察敌情，当好中央“耳目”，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到三交镇后，电讯侦察遇到不少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缺乏资源。面对这种局面，在叶、杨的指挥调度下，后委采取了应急措施：挑选有战斗经验的人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通过改装废旧的马达来解决电源问题；通过以老带新并动员病休者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弥补人手不足。经过大家日夜筹备，很快便在三交镇的山沟里建立起八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后委情报工作由叶剑英亲自抓，李克农具体负责，从人员配备、电台架设到情况汇总都作了具体部署。叶剑英要求情报部门将每天收集的情报，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他还指示时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三天或五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一来便形成一个全军的情报网，使中央能够全面掌握前方的情况和敌军的动态，作出相应的决策。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后委常常集中电台对敌人进行重点侦听。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陈毅、粟裕大军和陈赓、谢富治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后委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及时提供情报。9月下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中央来电要后委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及时提供给陈、谢。根据后委提供的情报，陈、谢部取得了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的战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华东、华北等各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肯定与称赞。陈毅、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1975年4月，他在接见时任军委总参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央后委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党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讯联络工作。
在陕北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但是，中央又必须与全国各战略区、根据地联络。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并通告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绝大多数是通过后委大电台完成，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由一部电台联系，因两地距离不很远，只需要较弱电波就可以保持联络，所以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侦听到中央前委的确切位置。在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后委转报大电台与中央联系的地域和单位有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中央还电示中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其自行决定。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后委成了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各野战部队以及地下党的联络纽带。为了缩小中央前委指挥机关的目标，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搞清楚毛泽东带领的中央指挥机关准确位置，当时还做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工作。例如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胡宗南部队曾侦测得知广播电台在太行山，一度误以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其实，毛泽东和中央纵队一直都在陕北。毛泽东对后委领导的通讯工作很满意。他曾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电台负责人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日，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也是后委的经常性工作。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后委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综合》、《敌情通报》、《敌情汇编》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人民解放军各指挥单位参考。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后委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入，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后委介绍了晋察冀部队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镇时，后委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后委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承担着为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的任务。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输送到陕北前线，后从他们中挑出600人，补充入中央纵队警卫部队。9月，根据前方的需要，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了棉衣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斤，以及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鞭梢等物资。在此期间，后委还组织临县民工4000余人，从周边地区运送粮食5410石，被褥近万套，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当时，后委所在的临县是军械生产的集中地。在国民党进犯延安时，中央为了保存和发展军工生产，将陕北的兵工厂全部转移到黄河以东的临县、兴县、离石等地。当时，迁建在临县的军工厂有五座，有工人二千多人，年生产炮弹七万发、掷弹筒八万发、迫击炮弹五千发、手榴弹一百万枚、炸药十万公斤、复装子弹十五万发、皮革十万张、炮弹专用机座二十台，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陕北解放区的战斗。
　　此外，后委还担负对外宣传和出版外事资料的任务。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5月11日，叶剑英在《关于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外事组包括南京、北平、重庆三地外事人员，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余人，分为三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在实际工作中，编译处负责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著作和土改文献翻译成外文，向国外宣传介绍，扩大了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影响；研究处主要研究了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及中共的外交政策；新闻处负责出版了《参考消息》，介绍世界新闻。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在后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给中央了解外国提供信息和参考意见，又使外国了解中共有了最直接的渠道。时任中央外事组研究处一科科长、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回忆：“1947年在山西临县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为中央直属八大单位之一……那时我们不光坐机关，还下乡参加土改。这样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便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机关。”
　　根据中央的委托，后委还要负责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战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委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
　　中央后委实际上是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部与总参谋部，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和参谋工作，其工作是很出色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有人对此并不了解，说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负责后勤保障。时任西北野战军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王震的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道的。
　　毛泽东在后委驻地双塔村对战争的形势作了估计：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
　　到1947年底，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军队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应该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最方便和最有利的地方去。而石家庄的解放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建屏县（今天的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已经在此打开了局面。西柏坡自然成为理想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了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
　　当中央前委有东移的意向后，后委领导人随即意识到中央后委应该着手准备，必须提早行动起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也不可以中断的。因此，1948年1月初，后委就派时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的王诤先行到河北省建屏县同中央工委接头，开始布置通信接转方面的工作。1月中旬，后委又派时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的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迁移沿途的食宿问题，商定了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的方案；同时还议定了中央后委机关迁移的路线。1月20日，当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央前委东移的正式通电发出时，后委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大迁移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
　　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迁移于3月中旬开始。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李涛等率后委部分机关、人员离开三交镇，前往河北省建屏县西北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此时，迁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沟通启动。杨尚昆留在三交镇做中央后委的善后工作，并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来。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三交镇双塔村，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人看望了后委的工作人员。在三交镇，毛泽东对战争发展的形势作了估计。他
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
　　当晚，几位领导人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一千多人，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杨尚昆率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
　　3月底，杨尚昆一行分批出发。4月22日，杨尚昆率领后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到达西柏坡。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来到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与中央后委先后会合于西柏坡之后，这三个特殊时期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
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后委在其存续的一年时间里，顺利地完成了中央机关的两次大搬家（即延安→临县→西柏坡），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历史证明，中央后委不仅是统筹后方的机构，而且是前方作战的参谋部，为中央形成一系列正确决策和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 & 叶剑英在中央后委
　　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
　　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粥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1941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月2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
　　4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常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
　　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孝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
　　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
　　二、中央的“耳目”
　　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
　　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收集战略性的情报。按照叶剑英这一指示，情报部门立即对工作作了调整和部署。他们想方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电源不足，就采用手摇马达发电。设备性能差，就想办法进行改善。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多部电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次，叶剑英到情报部门驻地检查工作，发现有些电台架设方向不对，便对戴镜元说：电台这样架设，不利于对敌工作。戴镜元很快同工作人员作了研究，大家都觉得“参座”的意见提得好，立即对电台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叶剑英还提出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的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
　　6月5日，叶剑英又指示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者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全军性的情报网。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如日，他向正在陕北天赐湾驻扎的中央前委报告，追击中央前委的国民党军董铡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前委机关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东向小理河。中央前委机关随后重返小理河一带，并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6月22日这天，他又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获得的国民党在沈阳、长春的军队准备增援四平街国民党守军的计划。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泊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后委为协助和保证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回忆所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
　　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三、城工部与外事组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汀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
　　这期间，叶剑英与李维汉一起，多次根据中央的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地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日，他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渝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亲人，分为3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他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
　　当年曾参加中央外事组工作、后来做了多年外交工作的凌青回忆说：“1947年4月在山西临县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为中央直属八大单位之一，叶剑英同志兼任外事组主任。我在研究处一科任科长，研究美国情况，编辑过一本《美国手册》。那时我们不光坐机关，还下乡参加土改。这样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便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机关。”
　　四、出席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叶剑英从山西临县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一部分）西柏坡村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贯彻中央颁布的土地法的重要意义，接着，着重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党中央确定的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共主要力量，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一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斗争形势决定的。他认为，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主要是：（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是可以打出去的。（三）蒋管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我们打出去以后，可以就地得到补充。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叶剑英强调指出，摆在老解放区面前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外线作战。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还要在武器、物资、兵员等方面帮助外线作战的部队。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措施。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才结束。会后，叶剑英离开西柏坡村，返回中央后委驻地。途经山西五台县时，中共五台县委正在召开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与会同志听说叶参谋长来了，纷纷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再一次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过去在解放区打仗，吃的是解放区的粮，要的是解放区的兵，花的是解放区的钱。
　　现在形势变了，党中央要求我们进行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去，向蒋管区要粮、要钱、要兵，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解放区的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树立全局观念，积极参加新解放区的建设，为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多作贡献。
　　五台县委积极响应叶剑英的号召，先后动员组织几批干部，随军进入湖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新解放区，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在五台县暂住期间，抽暇参观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他看到寺内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心情很沉重。陪同的人员告诉他：群众说五台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还带兵和枪。土改中，群众斗争了和尚，把寺庙的许多东西当成大地主的浮财分了。叶剑英听了这话，沉吟了许久。下山后，他对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领导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包括反对封建迷信，这都是对的。但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坏历史文物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五台山寺庙，是劳动人民修建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风格。庙中的东西，大多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破坏了十分可惜。你们应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县委的领导们听了叶剑英的话，很受教育，并很快采取了一些保护文物的措施。
　　叶剑英对五台胜境及其被破坏的情况感触很深，挥笔写下组诗《过五台山》（三首），以纪其事：
　　千年古刹千年债，
　　万个金身万姓粮。
　　打破禅关惊破梦，
　　未妨仇恨是清狂。
　　荒凉殿宇有啼鸦。
　　稀世藏经灰化也。
　　昔日庄严金佛像，
　　而今流落万人家。
　　南台山上白云低，
　　人在云中路径迷。
　　可有神工能扫雾，
　　让吾放眼到平西。
　　五、临县反“左”
　　叶剑英于9月下旬回到双塔村，继续领导后委各项工作的开展。11月底，他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米脂县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同组长任粥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谈到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内战时由于‘左’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的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
　　在正式会议阶段，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这期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土改中注意纠正“左”倾偏向的问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改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五项指示》，要求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做法进行纠正。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于1947年3月开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康生推行“左”倾政策，高划成份、乱打乱杀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坏分子借机报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
　　临县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晋绥分局的指示下达以后，临县的部分县区干部，对土改工作团能否真正贯彻分局的指示表示怀疑。他们想到，中央后委就住在本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因此，希望他能出面领导纠正本县土改中的偏向。
　　临县县委副书记冯文耀来到双塔村，向叶剑英简要汇报了土改中的问题，同时反映了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纠正偏向的愿望。
　　叶剑英对临县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早有所闻。听了冯文耀的汇报后，他感到问题比较多，遂答应一面向中央请示，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叶剑英邀请了临县劳动英雄、副县长刘万山和部分区委领导干部开座谈会。同时，又同杨尚昆等一起到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他着重讲了形势问题以及怎样划分阶级问题，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打入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和平分土地问题。
　　在谈到形势的时候，他说，中国革命斗争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解放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90％的人；要善于分化10％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90％的观念。在谈到怎样划分阶级的问题时，他重申中央的规定：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8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废，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巩固。他要求到会同志，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份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关于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叶剑英说，我们党领导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
　　但是，对待地主、富农分子，应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给土地和财产，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对中农要团结，中农在农村中人数占50％以上，对战争出力多，贡献大。在农村团结了中农，就团结了大多数。在城市，团结了中小工商业者，就是掌握了党的政策。关于如何处理打人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叶剑英主张，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考虑和处理，不能草率从事。他提议由县司法部门与各区人民法庭，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受理死人案件。受难者和被诬陷者，准其申诉；搞错了的，由公家负责赔偿；假公济私和蓄意陷害他人者，要依法严惩。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叶剑英根据中央关于区别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的精神，再次强调临县是老区，不实行平分土地，而应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①与会人员根据叶剑英的报告，结合实际进行认真讨论。叶剑英每天听取各小组的汇报，同大家一起研究纠偏的办法。2月24日，大会进行总结。叶剑英又就如何处理打死人和退赔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三交纠偏会议以后，上改工作团和临县县委、各区区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六、与群众共甘苦
　　叶剑英在中央后委期间，工作异常忙碌。他的女儿向真回忆说：“记得1947年，我们住在山西三交双塔村。父亲整天忙碌，晚上看文件至深夜，从第二天燃余的蜡烛的长短可以推知他究竟睡过觉没有。”。
　　双塔村生活十分艰苦。后委的炊事人员常常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拣木耳来改善生活。叶剑英有时亲自去打山鸡。打到以后，便请杨尚昆、马海德等和身边的同志们来一起分享。他对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一些干部的家属问题、孩子问题，他总是挂在心上，经常过问，并帮助解决困难。他还经常同当地群众谈话，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天早上，叶剑英散步来到村外，看见许多老百姓挑着水桶排队。他走到山脚下的水井边，只见下面有个小坑，仅仅有浅浅的一点浑水。挑水先要下10多个台阶，到达坑底，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水量很小，挑一担要花很长时间。
　　看到这种情景，叶剑英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
　　他们无私地支援革命，支援战争，可他们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回到驻地，他立即将后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为群众突击打井。同时，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一起于。叶剑英尽管工作很忙，每天早晚都要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并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说：“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分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井水变清，井的容积扩大了，还垒起了井台。从此，双塔村的群众再也不用排队挑浑水了。群众喝着清冽可口的井水，十分感激地说：“叶参谋长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情况，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也随之迁往，同中央工委、后委机关合并。同月，叶剑英率领后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双塔村，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
& 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 &《杨尚昆回忆录》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八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从1947年春开始，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
　　为了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二十三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可以箝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研究所作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赓）、谢（富治）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四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碛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瑾昆等住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老总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四人为委员，叶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由叶、杨、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五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和妇委的帅光（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在三交镇，“后委”机关虽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发动大家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昼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我们由于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1975年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台，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通站，在山西崞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报，对外发表战报。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专题写出专题材料，报送中央。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O”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四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例如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展游击斗争；6月，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六条建议。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1949年，二野南下时，川干班学员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入川，参加接管工作。
　　五，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入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四个连，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小河会议前后
　　此后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西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十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于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四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老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三天（7月21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入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会议据此商定由贺老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老总带领的，彭老总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二十时，大军八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五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五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好一点的是
、小米焖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焖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弼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 &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委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分为前委、工委、后委。日至日，后委存续期间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叶剑英和杨尚昆主持领导的后委在这1年多里，顺利地完成中央机关两次（延安—临县—西柏坡）转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后委作为统筹后方的机构、前方作战的参谋部，为中央形成一系列正确决策和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 & 健全班子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因兵力不足而放弃对中共掌控区域全面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指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延安，遭到25万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在绝对劣势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依靠陕北优越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指挥机关往哪里走？中央机关人员、辎重如何转移？中央指挥机构如何压缩、精简？这些问题中共领袖们在考虑、研究。提出设想，推敲，形成决策。最终，中共首脑机关留在陕北。
在党内以组织和指挥才能见长的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被中央指定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退工作。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全部撤离延安。中央机关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大部分人东渡黄河转移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中央责成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人员及物资陆续进入晋绥地区。胡宗南进占延安后，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部两个旅和张宗逊部1个旅过黄河加强陕甘宁边区军力，晋绥边区的军力有所减弱而“局面较紧。”鉴于此，3月25日中央电示叶剑英、杨尚昆：将到达到晋绥的中央机关人员转移五台，余下部分南下分流到太行根据地。
叶剑英、杨尚昆依据中央的指示，安排第一梯队由三交镇向兴县转移。叶剑英、杨尚昆觉得5500多人的大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同时，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信联络任务，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应留在晋西北。3月28日，周恩来在三交镇听取叶剑英、杨尚昆对中央机关队伍东移的汇报，感觉他俩的意见有道理。随即将大家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29日，转移到陕西清涧县枣林沟村的中共中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的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代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由于接受毛泽东命令的陈赓、谢富治发起的晋南战役威胁着胡宗南的侧后，西北野战军在清化砭首战告捷，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势基本稳定。随着西北战局逐渐好转，4月11日中央果断作出决策：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留在晋西北将来同中央回合。组成由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时称后委），统筹后方工作。
后委领导成员，中共中央致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中明确：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中央批准：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常委，李涛、戴镜元、王铮、帅孟奇为委员，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
& & 当好参谋
后委组成后即按中央的方案，安置在晋西北的人员。5500余人中的3000多人和军委机关人员，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和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妇女与小孩，从国统区撤回的干部以及后委领导机关驻扎三交镇双塔村。其余2000多人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40多个村庄。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等人以及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驻在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地之间的甘泉村。后委机关为什么驻三交镇？叶剑英、杨尚昆4月18日在《关于中央机关人员安排安置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交镇附近窑洞多，接近啧口，西渡较近，有利从河西运粮。决定以三交镇为中心，取15华里为半径，配置在圆周内。电话线可减少，运煤亦便利??可见，叶剑英、杨尚昆为安置好这5000多人，为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安全是花了心思的，作了认真周密的调查，既注重实际，又节省开支。
沟通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是中央后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中央急需加强与各战略区、根据地的联络。与敌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驻地，也不可能架设大功率电台，凭自带的小功率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后委在三交镇安顿下来后，电台恢复正常工作。4月29日中央决定，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功率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往来电报并通告各地。中央规定：为避免敌人侦知中央指挥机关所在位置，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绝大多数通过后委电台拍发；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用一部电台联系。由于保密措施缜密，致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搞清楚中共指挥机构到底在哪里。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通过后委转报大电台与中央联系。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北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邯郸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的后委联络。中央电示叶剑英、杨尚昆和后委负责电讯工作的李维汉、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情报须随时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有必要通报国统区有关秘密台者，自行决定。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后委，成为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各野战部队以及中共秘密组织的联络纽带。为缩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前委的目标，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
太行山用延安新华台的呼号广播新闻，胡宗南部一度认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同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叶剑英、杨尚昆指挥的迷惑敌人的动作很满意，对后委领导的通信工作充分肯定。
然而，后委驻足三交镇时电信工作开局遇到不少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组装维修缺器材零部件??在叶剑英、杨尚昆的指挥调度下采取应急措施：挑选有战斗经验者返陕北取回坚壁中的器材，改装废旧马达解决电源，用以老带新和动员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很快在三交镇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信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略区的前后方和国统区的有关密台建立通信联络关系。
后委情报工作由叶剑英亲自抓，李克农具体负责。叶剑英要求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向他及时报告。同时编辑成军政情况汇报报送中央。他指示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情报机构，每3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情报，总部综合后上报中央和军委。全军情报网络的形成，中央能全面掌控前方情况和敌方动态，制定相应决策。1947年6月后，战争由内线转向外线。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委集中70%以上侦察力量搜集各路敌情，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旬，陈赓、谢富治部从豫陕边隐蔽东进，攻击国民党李铁军部。军委二局及时提供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敌兵力调动情况，陈赓、谢富治部根据后委的情报指挥战役，取得歼敌第15师师部及第64旅大部的战绩。这期间，后委情报部门向西北、华北、华东等各重要战场及时提供了可靠情报，使各个战场作战行动取得佳绩，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肯定和赞扬。陈毅、粟裕多次说：总参的情报及时准确。直到1975年4月，邓小平接见时任军委总参三部部长戴镜元时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人力有限，将对各方面资料汇总整理、分类研究的任务交给后委。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的领导下编印《敌情综合》、《敌情汇编》等内刊，介绍蒋军方方面面的情况，供解放军各指挥单位参考。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委汇总、介绍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牵着胡宗南“武装游行”，在运动中取得清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向攻打长春前的东北野战军，介绍晋察冀部队解放石家庄城市攻坚作战的战术战法。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镇时，后委请陈毅介绍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并将谈话整理成文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战区作战情况总结等大部分报送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军指挥机关。
后委还承担着为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的任务。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和兵员，都集中后委再运送给中央。后委从太行、五台地区征集的1300名新兵输送陕北前线，其中的600人补入中央纵队警卫部队。1947年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800套、土布3108米、棉花735千克、电台零部件及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蹄铁、肚带、鞭梢等物资。为支援前线，后委组织临县4000余民工从周边地区运粮5410石、被褥近万套。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时迁建临县的军工厂5座、工人2000多，年生产炮弹7万发、掷弹筒8万件、迫击炮弹15万发、炮弹专用机座20台和皮革10万张。驻在临县的中央后委，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障。
后委还担负对外宣传和出版外事资料的任务。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将原军委外事改组为中央外事组。外事组由叶剑英兼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设编译处、研究处和新闻处，配备包括南京、北平、重庆三地在内的外事人员2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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