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中国第一代心理医生！
啊！中国第一代心理医生！
最近这几年，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医生！
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本来在我6、7年前邀请郭念峰教授来珠海讲课的时候，我已经与他说过，我开始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日子比《心理咨询师》培训教材上讲的还早，1984年，我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跟随赵耕源教授学习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比在课本上的1986年早了两年（可惜我的恩师赵耕源教授日仙逝）。而且，1986年，我已经是广州的《周末画报》“心理医生札记”的”“特约撰稿人”了，并发表了几十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文章了。但是，郭老一病，教材修改也没办法了。
&曾经有朋友及学生建议我把我十几年来两个官司的过程写成一本书，我特别感谢。其实这个念头也早已有之，我这辈子打过两个官司，估计我要写这本书谁也拦不了，因为一切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打过的两个官司的一审二审判决完完全全照搬法院的判决，无非是过程如何呈现而已，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里面的那个发言，都会如实呈现。自然也要把其中的轶事一一披露，这样的话，自然吸引眼球。
我这辈子的生活的确是特别丰富，跌宕起伏，错综复杂，低潮处处而又高潮迭起，高潮处显低潮，低潮处又暗伏滚滚潮涌。正所谓老子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又正该《西游记》里佛祖所言：“该有此难。”
我年轻气盛的时候与太太经常龙争虎斗，在不断的过招中，我曾经多次提醒她“我周绍辉是一个宝”，她从来都对我这句话嗤之以鼻，认为我是痴人做梦，她虽然看不起我这个“东边河”（海南话：东排溪）的看起来比较老的“老公”，又不得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生活下去。我们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叛逆、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与发展继续了前半生与后半生。我也就在这种磕磕碰碰当中始终向前向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走，她也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吵吵闹闹当中不断地进进攻攻后后退退，似乎在不断地收复失地，又似乎在不断地失去“固有的疆土”。
自然要感谢几十年来我们的剑拔弩张，她让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思考与反省状态，如果说我在讲课中有一些突破的话，例如“七擒孟获”“百忍成金”“从任何事情当中找到好处”“习惯是幸福”等等。所以，我的学生及朋友黄俊铁这么评价我的婚后吵架：“不愿意婚后吵架，想不到婚后吵架，更想不到将吵架的感受变成讲课的资料。”
突然又想到，我这辈子对我自己的价值与作用从来都不怀疑，在当一个不起眼的内科医生的1980年1月，我结婚了。直到现在，我的不少同学朋友，还隐隐约约记得我结婚时的请帖，以及在海南琼山老家的对联。当时我的结婚请帖是用照相机拍摄成像后冲洗的，当时和我中学同学黄培国的哥哥黄培兴一起在橡胶一厂的暗室里洗洗刷刷，终于洗出了（见附件）。我自认这是一种创新，有的是我们两个的署名，然后写上我自撰的一首诗“我俩自愿结情侣，农历初十庆双囍，南渡乡水招雅客，薄Y恭备敬知己。”然后将一首“竹叶诗”影印在请帖上“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我自然记得我老家大门口的对联，长幅的是：天地有福国生辉，日月有情家存珍。将我的名字以及我太太的名字完完全全赤裸裸地表现在我的对联上，本来很想将“绍”字巧妙地插入上联中，但是如何摆弄都不容易，只好只要一个“辉”就行了（现在似乎想到了将“绍”嵌在对联里的招数：“天绍地福国生辉”，唉！如果过去有如此这般智商与创新，估计这辈子不会这么苦，仅仅是因为一个字，我的人生才经历了可怕的“九九八十一难”。）另外大门口两扇大门上写的是：琼州玉浆招雅客，南渡乡水待嘉宾。其实，从大门口这副对联中完完全全看出我这个小不点的医生的“狼子野心”：从小就心怀不满，从小就不安分守己，从小就野心勃勃，从小就异想天开。
应该说我对我是自信的，而且用现在或者过去的话来看，我都是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
其实，首先要感谢的是敢峰著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在我青春期的时候，这本书伴随着我，让我度过了少年与青年。导致我考虑比较的是这本书特别强调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所以，在十几岁的时候，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为共产主义埋头政治及社会。在初中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休学一年去与“工农相结合”：两个月跟着我一个在三亚搞建筑的姨丈学习；两个月跟着一个在海口打小石头的姨丈打小石头；两个月跟着一个在昌江叉河水泥厂当司机的姨丈练车；两个月跟着我一个当渔民的姨丈去大海捕鱼；两个月回老家学农；两个月写总结。
我当时对我这个“乌托邦”计划特别的痴迷，而且还真的开始实施了。记得不知道是寒假还是暑假，我带了几件衣服到了小姨丈的蒙芽村，跟着他上了渔船，当渔船开出大海的时候，海风习习，一望无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傍晚时开始撒网，我在参加的时候，充满了兴奋，充满了憧憬。到了晚上，船孤零零地停在海上，风雨交加，船随着海浪在上下左右胡乱摇摆，开始的时候还特别的舒服，觉得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没想到过不了多久就觉得胃受不了了，根本受不了这种摇摆的折腾与糟蹋，不得不开始大口大口的呕吐，开始是胃内容物，接着是酸水，再接着是苦水，然后只能是干呕。真真正正的翻江倒海，当时我真想跳离渔船，游水上岸，我宁愿淹死都不愿意呆在船上。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小姨丈睡在另外一个舱里，他隐隐约约听到我顶着盖板在呕吐，起身一看，嘟嘟嚷嚷了几句：“不行不行，明天回家。”折腾了将近一个晚上，清晨风浪小了，我正在昏昏欲睡，小姨丈一把把我拉醒，叫了几声：“吃鱼吃鱼。”，我只好起来，一看鱼不仅已经捞上来了，而且已经煮好了。啊！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香最香也最想最想吃的鱼，太美了。昨晚的欲生欲死的经历完完全全烟消云散。我正在想着如何应付晚上的晕船及呕吐，小姨丈一把拉着我，说你从这里下船，回家。不容我分说，已经将一小筐鱼及我的衣服交给我，让我下船。这时我才看到，渔船已经靠在岸边，我的小姨丈船长决定的事情是不可违抗的，我只好乖乖地灰溜溜地下了船回家了。
过这一次以后，我的乌托邦计划基本泡汤了。而且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我的美好的计划不得不付之东流。
我当时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印象最深的不是武斗或者文斗，而是西门那条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我们买的书不是论本卖而是论斤卖。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病友，现在是海口市旅游学校的洪明军老师，经常流连忘返于西门的废品站。因为那个时候由于“破四旧”，不少人都把一些旧书籍卖到废品站，当时应该是2-3分钱一斤卖给他们，我们就去西门去跟那些老太婆老太公磨，最后他们答应5-6分钱一斤卖给我们，我们特别高兴，那个时候经常去废品站“称书”，估计这种经历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历过。我记得还买到了包括刚刚解放的时候的不少新华月报，包括志愿军的情况的特别多，我当时还记得上面说了我们的俘虏是几千几万，我们给对方的俘虏是几十个，当时很纳闷，我们不是赢了吗？怎么我们被俘虏那么多呢？
后来还因此获得了中国总工会“全国读书积极分子”称号，那是后事了。1985年，我获得了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读书积极分子”，当时奖励了100元，还有一盏台灯。当海南总工会的周国平将这些交给我时，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当天晚上就在这盏台灯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周绍辉，你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你的。”——应该说这句话从今以后真的是在不断影响着我。让我后来不得不在2006年左右写出了“我的墓志铭”这段话。
我的墓志铭
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东西，
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为东西。
我们要不要成为好东西，
由我们决定。
为了成为好东西，
我就要不断地学东学西，
否则，我将不是东西，
或者我将不东不西。
最后要知道，
可能是东西，
其实不是东西！
&&&&&&&&&&&&&&&&&&&&&&&&&——周绍辉
我经历的“叫魂”——最原始的心理治疗
当觉得自己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医生的时候，突然想到，其实我在小时候已经接受过了“心理治疗”。
那是什么情况呢？
估计是4、5岁左右，我还没有上小学，在在农村里和小伙伴们整天打打闹闹不亦乐乎，记得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一不小心，跑进了一间虚掩着后门的房子，正当我慌不择路准备跑进大堂的时候，我突然被吓住了——从我推开后门的光线中，大堂的中间有着“一条”被白布包裹着的什么东东，整个大堂大门是紧闭的，一个人都没有，我马上意识到，那是“死人”&！太可怕了！我赶紧后退出来，一出来，小伙伴自然把我抓住了，但是，我那时的脑海中已经只有这特别可怕特别恐怖的画面了。我母亲听说后，也特别为我担忧，马上叫我隔壁的一个会做一些“封建迷信”的堂伯母为我“叫魂”。我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是杀了一只鸡，然后煮一个鸡蛋，还有包了几个饭团，在村西头的路口上为我“叫魂”，当她当着我和我母亲的面，烧好香，点上蜡烛，然后再用那把“拂尘”向天空中不断挥动着，然后喃喃自语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滑稽，尤其是当她随着挥动的“拂尘”向天空呼喊“东成（我的小名）啊，你妈叫你回来吃饭”“回来吧”的时候，我更是乐不可支——明明我在这里，她怎么稀里糊涂地向天空召唤我呢？我那是仅仅是想看我在“天上的魂”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怎么看都看不到我的那个“魂”。我真像在看一出“海南戏”。我又特别在乎的仅仅是那只鸡那个鸡蛋什么时候吃，顿时，我看到死人的恐惧印象正在慢慢淡漠。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经历最早最原始的“心理治疗”，其实通过这种“叫魂”的活动，在当事者的参与下，对“死人”的惊恐终于转移变成了一连串的包括对鸡垂涎三尺的“心理暗示”。
文化大革命时我还老老实实进行过一二个月的“鸡血疗法”，幸亏没有因此而命丧黄泉。
那是1968年春节后几天，我突然感觉到腰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父母便紧紧张张将我送到离海口不远的海南工人疗养院，就在到儒房渡口的防洪堤上时，我母亲特别紧张地拉着我赶紧从不是路的地方爬上堤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前方有出殡的队伍，母亲特别害怕，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兆头，特别担心这个预兆意味着我的“歹运连连”。
到了工人疗养院，医生为我看了病，估计是“肾盂肾炎”，因为我有点浮肿，也考虑是否“肾炎”，在注射青霉素的同时，要忌盐，只能吃钾盐。没办法，我只好在工人疗养院旁边的流水坡村老洪家住了下来。流水坡其实是从海口长流移居过来的，他们特别团结，性格也特别耿直，也特别讲友谊，我母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专门到老洪家联系蔬菜种子，结果认识了他们，就与老洪的妻子以姐妹相称，因为有了病，再加上我那个时候的神经衰弱特别严重，也都不上课了，就在那里养病。刚好在这个时候，风靡全国的“鸡血疗法”也传到了海南，老洪家的长子洪明昭刚好是“赤脚医生”，听到了这个消息，也看到了有关传单，便拿给我看，我欣喜若狂，便叫他赶紧为我进行“鸡血疗法”，我们很快抓到了一只最健康的公鸡，然后吸了满满一针筒的葡萄糖，用碘酒在翅膀处消消毒，扎进血管，将鸡血抽出来，然后就此注入我的血管，估计打了一二个月内注射了几次，有没有效果，不太有印象，现在想起来，最关键的是没有因此而死，因为鸡血是异种蛋白，很容易有过敏反应，真的要发生，我可能已经早死。今年8月份，我回海口参加老洪家的二子洪明君女儿的婚礼，刚好和洪明昭坐在一起，当我提起此事的时候，洪明昭立马反应“现在想起来都特别害怕，怎么那个时候有那么大的胆子，真是胆大包天。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做！”“鸡血疗法”有没有效果，我根本没有印象，感谢的仅仅是没有因此而死。（待续）
最近这十几年，经常听到一句话：别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我对这句话有一种本能的讨厌，完完全全嗤之以鼻。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绝对输在起跑线上。估计是2岁左右，我母亲背着我在村子里串门，我看到一群人在一个火堆旁边玩耍，我便吵着要下来，结果母亲把我放下来后就自行串门去了。哪里料得到我在火堆旁傻傻地就往火堆里走，开始应该是（我根本没有印象，仅仅是根据我的双脚的创伤程度猜测的）左脚，迈进去后烧痛了，赶紧不自觉地又迈了右脚，两岁的我只能在火堆里乱跳（唉！我真真正正了不起——从小绝对就“火海敢闯”），刚好我隔壁的一个堂伯母（是周绍松的母亲）挑着一桶人尿准备去施肥，一看到我这个样子，赶紧临急临忙地将我从火堆里一把拉出来，不容迟疑地将我的脚泡进了尿桶（唉！从此我就不得不遗臭万年了！）。我母亲闻讯赶来时，我已经严重烧伤。这时候，我的父亲还在海口当裁缝，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的母亲只好根据一些草药医生介绍，到野外去采集一些草药给我敷上，结果过了两天左右，我的双脚严重感染，疼痛特别厉害，我父亲也闻讯赶回老家，但是，海南刚刚解放，家里又穷，只好又急急忙忙去海口，找到一些“台湾医生”（日本侵略海南时跟随日本军队到海南，日本投降后还留在海南的台湾医生），买了（或者讨了一些呋喃西林液体，回到家里，就帮我慢慢地湿敷了。将近半年时间，我的父亲晚上都是抱着我睡的，因为我的脚不能碰到物体，一碰到就疼得要死，哭闹不停，后来，我的脚有严重的疤痕形成，走路时特别难受，我在老家的绰号是“无脚甲”和“曲脚仔”，为什么？因为我的左末脚趾甲已经烧没了，几个脚趾甲都烧得弯曲了。足足有将近二十年，我都是光着脚走路的，因为家里贫穷，我根本没有鞋穿，到了海南侨中之后，我只有一双木屐板，晚上自修回来的时候洗洗脚就穿着木屐板上上厕所就完事了。
我在起跑线上还有很多输得一塌糊涂的故事：学龄前我看到我的堂哥有一把弹弓，我就整天琢磨着如何偷到他的，结果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他的弹弓放在大堂的香火台上，我就去偷，因为我不够高，还垫上了凳子才偷到了。我赶紧到了后院，按照他们的那个模样打起了弹弓，没想到，脑袋一震，疼得要死，我一摸，鲜血从脑门流了下来，我正在纳闷，怎么有这种怪事？怎么打鸟打到我的头上来了？刚好大伯母从面前经过，看到我血流满面，问我“绍辉，你干啥？”我回答“我在打鸟。”“打鸟怎么打到自己头上？”“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在起跑线上的表现，你看看，我还能不输在起跑线上吗？小学我一年级在老家的流尾小学上，当时学校要登记家庭出身，我根本没有不知道我什么家庭出身，我看到不少人都在报“中农”，我也大声喊道“我是中农！”我的堂哥周绍炽一听到，马上刮了我一个耳光，大声训斥我：“笨蛋！我们是贫农，贫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中农只能是团结的对象，懂吗？”我点了点头，从此，我知道了贫农的好处：原来，越穷越神气！越穷越值钱！（待续）
我小学一年级是在东头乡流尾小学上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学习，我小学的功课无非就是逃学在外面钓鱼游泳偷地瓜，还有就是特别害怕打预防针，当我知道打预防针的要来了，我赶紧就往厕所里躲，一般是躲几个小时，那个时候的厕所可想而知是如何的脏乱差臭，但是为了躲避打预防针，我完全可以坚持忍受特别的臭味，等到确切知道了打预防针的已经走了，我才从厕所里慢吞吞出来，打预防针时老师到处找不到我，一看到我才从厕所出来，就大声问我：“你刚才去哪里了？”“大便。”老师看着我说：“你啊！该傻的你不傻，不该傻的，你又偏偏傻得不得了。”老师这么说我都不在乎，因为打预防针的已经走了，我已经赢了，怕啥？
小学一年级我真正怕的，有几个人，一个是隔壁村的绰号叫“长头颅”的赖皮学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每逢从他们村子过的时候，他经常吓唬我说要打我。所以，我每次要过去，我妈都要求我堂哥保护我。但是也不可能事事处处被人保护，所以，一旦我一个人经过时我就很容易战战兢兢；另外一个“老大”是我的一个堂叔，其实比我们大几岁，他是我们村小伙伴们的头头，另外一个是他的打手，记得有一天，我母亲煮了几个地瓜放在我的口袋里给我带到学校吃，结果到了半路，他一声令下，全部人员由他的打手检查书包和衣服，结果他马上报告：“发现‘白萝卜’（‘曲脚趾’）的口袋里有几个地瓜。”（我小时候的绰号是“白萝卜”“曲脚趾”）还不容我分说，他发话了，将我在口袋里的地瓜压扁压烂，结果我那些好端端的地瓜，全部被压烂粘在口袋里了，我还不敢从口袋里拿出来，回家也不敢告诉妈妈，因为如果妈妈知道了，第二天我的遭遇会更惨。
我父亲在海口当裁缝，一般是周六回家，一回家他就吹口哨，就是我的小名“周东成”的音味，当我听到口哨声的时候，每次都会欣喜若狂，因为肯定有好吃的带回来。但是，父亲也为我担忧，看到我的作业乱七八糟，成绩一塌糊涂，他决定把我带到海口去读书，在1957年，那年我8岁，便将我的户口迁到海口（那时我们的户口属于琼山县），马上联系了十四小，但是要进十四小二年级非要考试不可，一考试我就立马兵败如山倒，根本通不过考试，我还记得其中有一道问答题：天上飞的是（&&&&&&）。我完全知道是鸟、或者飞机或者蝴蝶等等，但是我就根本不懂得写出这几个字。没办法，我的直接转入二年级只能泡汤了。因为二年级考试不及格，也不敢在十四小报名读一年级了，只好乖乖地到了海口市第五小学从一年级读起了。
到了第五小学，我自然就神气了，因为我毕竟有过一年级的“底子”，毕竟还是有一些印象，然后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再调皮也比不上城里的小孩，老实的本分就表现出来了。新的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基础已经有一点点，老师一表扬，学习的劲头就上来了，良性循环自然发挥作用。
在五小，学习自然越来越好慢慢地就当上了班长或者副班长，这时候，学校开始组织宣传队，鬼使神差就挑中了我，我们的老师是唐永泉，他自编了一些话剧，表现的是一位被落后的同学拉下水，去当扒手，后来改变好了，刚好捡到原来扒窃的那个女的钱包，又被女的怀疑他还在当扒手，最后真相大白的故事。我演被拉下水的同学，另外一个班的林明连同学演扒手，还有后来大家都公认的“校花”卢曼丽同学演那位被扒窃的女性，我记得当时林明连拉拢我的一句台词是“去南岛风味去味一下咯”。在演被这位女性怀疑我在扒窃她的钱包的时候，我死活不肯让她揪住我的耳朵，因为我觉得太丢面子了，但是她又偏偏想揪住我的耳朵，因为这样她特别爽快特别惬意，而我又偏偏不肯。老师只好从中协调，跟我讲，一般排演时尽量不要，到了关键汇演时再逼真一点，否则，没有效果。我只好答应了。没办法，谁叫我演了改邪归正者。
自从这一次以后，不少同学都认为我和卢曼丽同学“情投意合”了，尤其是被她揪住耳朵后，大家更认为我们已经是“天生一对”，所以，一直到后来很久很久的时间，包括现在，不少同学都称我为“卢曼丽”，或者默认为我就是“卢曼丽”的老公。这一认为不要紧，结果让我不断吃苦头。因为我那个时候想的是学习，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根本没有一点兴趣，而且“卢曼丽”的学习比不上我，我压根就“看不起她”。但是这时候引起了另外一个同学陈美德的吃醋，他比较早熟，而且有一定的在社会上的经验，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吃苦头了，他经常无端端地向我发火，又经常讲一些打击我的话，我这时候只能默默忍受，心理虽然特别压抑，也毫无办法。只能通过学习，排解我的压抑与屈辱。后来，小学毕业了，同学们互相送相片留念，卢曼丽给我送了她的相片，还给我送了一张戏剧照片，那是“驸马进洞房”的相片，文化大革命时，越看越觉得是“封资修”的东西，一狠心就把相片给撕掉了。卢曼丽的相片倒还是好好保留着，她在相片后面写的字倒是永远在激励着我“祝你成为国家栋梁”，可惜“栋梁”的“栋”字写错了，写成了“档案”的“档”字，结果害得我这辈子只能够被“档”（挡）在外面了。唉！“一失字（足）成千古恨”啊！！
其实后来我很少见到了卢曼丽，也没有与她有过任何联系了。真想有机会见个面聊一聊。
后来我到了罗牛山五七干校，在政工组负责青年以及宣传工作的时候，曾经和卢曼丽的妹妹有过不少交谈，她谈了她姐姐的情况然后也谈了她的哥哥（应该是哥哥吧，是卢曼丽的弟弟）卢传淞在香港打乒乓球的情况，后来卢传淞在世界乒坛上崭露头角，那是后话了。
在小学的学习不得不谈到我的语文老师吴云汉对我的影响，他后来是海口海南著名的书法家，他那个时候是民办老师，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鲁迅级的文人，头发梳得光光的，手中拿着一把扇子，左手还提着一个精致的皮包，讲课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对很多古文过目不忘朗朗上口，我对他特别崇拜，甚至于还将我的名字改为“周雨刚”（意为他是“云中罗汉”我是“雨里金刚”的意思）。应该说我的文学功底得益于他的教诲及他对我的鼓励及赞扬。他曾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的作文“已经相当于高中生的水平”，让我不仅自豪与骄傲，而且立志在文学中崭露头角。
我在小学的时候，对古文不仅欣赏。曾经对一个老师有好感，便给这位老师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的是“弟子”怎样怎样，结果这个老师把我叫去友好地问了情况，笑着对我说，看来你特别喜欢古文。很好！但是你要跟上社会的发展，“弟子”这样的称号现在一般不用了。
在小学里，还有一件特别狼狈的事情，我们后来到了振东街海口家具厂那边（当时是五小的分校）上课，那里有一个粮食局的粮食仓库，离南渡江支流海甸溪不远，夏天天气特别热，学校自然不准我们到南渡江游泳，但是我们几个人悄悄离开学校，在河边衣服一脱，马上跳进河里，正当我们在水里游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个老师走到岸边，把我们的衣服通通搬回学校，这下子够惨了，我们在水里已经看到这一幕，没办法，只好乖乖地捂住那个小地方，灰溜溜地进了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位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当着大伙的面穿上衣服，至于如何穿上衣服，已经毫无印象。（待续）
慢慢想起了，我小时候的傻真是不少，所以我自称为二傻子，也真的恰如其分。估计是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叫我到“祠堂”去看几点钟了，那个时候穷，家里一般没有挂钟或者闹钟，只有祠堂有一个挂钟。到了祠堂我却傻眼了，原来挂钟上面的数字是用罗马字母显示的，我一没有罗马字母的常识，二没有钟表的时空概念，判断不出时间在挂钟上的定位。看着挂钟，我只能干瞪眼。突然我记得我终于找到了窍门，于是马上如此这般地做了，回去便告诉母亲：“已经差不多20点了，它还在响着。”我母亲云里雾里弄不清楚，问我：你怎么看的？我回答：我不会看，我便数。原来我看不懂挂钟上的罗马字母，便以为挂钟下面的吊坠在摆动时的声响也同样提示时间，便数着声音来“凑数”，没想到越数越多，根本没办法停住，只好草草数到20左右就回去交差了。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农村的大队准备成立剧团，当时怎么就看上了我，叫我放假时间演演戏，我觉得也不错，也特别喜欢。当时叫我演“陈世美”，说我“眉清眼秀”，就应该演“陈世美”，我自然不愿意演“陈世美”，我提出我要演“包公”，大家都摇摇头，但是看着我那个犟劲，只好让我试一试，一试，大家更不同意，我只好有不得不乖乖地演一个“抛妻弃子”的“陈世美”，那个时候虽说是演戏，其实最关心的是戏场子那些小贩的东东，一演戏就高兴的不得了，我这个“陈世美”高兴的是妈妈能给我多少钱。记得我在台下买了甘蔗到了后台上吃了起来，后场监督赶紧催我：“‘陈世美’，到你上了。”我赶紧将甘蔗塞进裤兜里上场，虽然一边演戏，一边用手尽量抓住裤兜里的甘蔗，防止甘蔗掉出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开始讲故事比赛，后来剩下的是我和林明连两个人，结果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无意当中讲了一句“粗口话”，本来认为绝对得一等奖的我，结果只能得二等奖。为此我对林明连“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虽然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我一直忘不了这件事，一直到最近同学们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叫他把一等奖还给我。他却对我说：我根本没有印象了。当学生最起码不能讲粗口话，哪里还有一个学生讲了粗口话还能拿一等奖的，一等奖给我实至名归。
我们那个时候，最想上的中学是“海侨一二”，什么意思，首先是海南中学，其次是海南侨中，然后是海口一中，以及海口二中。当时我们升中学是两次考试，开始第一次是海南中学和海南侨中单独招生，我们五小的基本上都报名考海南侨中，因为海南中学比较偏僻，可能要求也高，没有人报名。结果，我们那一届考上海南侨中的特别多，有十几个，仅仅次于最好的小学海口九小。
考上海南侨中之后，虽然高兴与激动，我还悄悄地流了几次眼泪，因为从小与父亲在一起生活，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起码有一个星期时间离开他，心里真有点空荡荡的。
到了海南侨中，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有了第一次半睡半醒的遗精经历，那一次的的确确吓了我，感觉到小鸡鸡一阵阵发硬勃起，不得不用手压下，突然没想到，小鸡鸡好像机关枪扫射一样，齐刷刷地射出一些东东来，迷迷糊糊中觉得这些东东也是迷迷糊糊的，也在迷迷糊糊中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慢慢回忆，再摸摸内裤，还有一点黏黏的，突然一惊：我到底怎么啦？太可怕了！这是这么一回事？又不好也不敢问其他同学，又不知道去那里了解这种事，只好默默地藏在心里边。到了晚上，似乎又重演这一幕，既特别渴望，又特别担心及害怕——我的到底怎么啦？怎么能够有这样是丑事出现。于是开始整日整日，陷入一种严重的焦虑及惊恐的心态当中，难于自制。（待续）
可想而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性的问题自然视若洪水猛兽，当时有关性的科普书籍寥寥无几，尤其是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认为“手淫”是伤害身体的，“一滴精十滴血”，当时我真是特别害怕，又控制不住，又觉得自己已经无耻之极，在日记中将我这种“手淫”现象定格为“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然后“下死决心”与它“不共戴天”，甚至觉得“小鸡鸡”是“罪魁祸首”，实在不行就“自行了断切掉它”。后来我才庆幸我自己不会偏执到这种程度，否则，又是我的一个悲剧。其实不管我后来如何批判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学了医之后才知道那是“人之常情”，而且性是人类最高级的享受，另外还特别知道，“手淫”其实是人类无师自通的性的实习期，是人类单方面的“性功能自我调节”，于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几位专家一起写出了《性功能自我调节》一书，那是后话了。
上了海南侨中之后，频繁地劳动，再加上学习紧张，我的神经衰弱特别明显特别严重，首先是特别怕死，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整天魂不守舍，特别是偏头痛及严重失眠，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那时绝对是“心理病人”），为了治疗我自己，我及我父母可说是倾尽全力。听说“川芎炖猪脑或者牛脑”治疗“偏头痛”有疗效，我在初中阶段，起码吃了几十次，一直到我现在写出这段文字时，大脑中还涌出那股“川芎”的味道；还有“冰糖炖‘半天吊’”，什么叫做“半天吊”？其实是小鸡在孵化到十几天的时候，还没有出壳，就将它打破然后加上冰糖炖服。这也是我经常享用的“补品”，起码吃了将近一百次；还有为了“补气”，因为长流一个老中医说我“气血两虚”“阴虚火旺”，为了补气，我特地按照医嘱去自由市场买了“雄蛙”，熬好粥之后，打开锅盖，将整只“雄蛙”活生生地丢进了滚烫的粥中；我当时为了治病，和我的好朋友洪明君一起骑着单车道长流找杜精英看病，我还不会骑单车，洪明君力气比较弱，他便坐在前面抓住单车把柄，我便坐在后面用尽力气踩单车，有时稍不注意，两个人就滚进稻田，笑一笑爬起来又上路了。可能没有几个人有我们这种服中药的方法，中药熬好了，药汁倒出来了，我们把药渣倒在报纸上，真的开始服药了。将里面的党参、杞子、元肉、黄芪等等一条条一个个检出来吃，我们称这才是原汁原味的“服中药”。虽然中药服了不少，我的病根本没有起色。那时我们正在参加建成滨海大道的劳动，脚上破了皮，晚上疼得特别厉害，没办法，只好看有关医学的科普书籍，结果一看到“破伤风”那一章，把我吓个半死，尤其是最后那两句话我直到现在还始终不忘“这种病很凶险，如抢救不及时，死亡率极高”。我马上出现了“牙关紧闭”“角弓反张”，这时我觉得要赶紧到医院去抢救，否则我就死了。于是凌晨一点钟左右爬起来找校医，告诉他我患了“破伤风”，校医一脸困惑看着我说“破伤风是厌氧杆菌，你这个是开放性伤口，应该不像。”我明确告诉校医，我有明显的“牙关紧闭”“角弓反张”，校医没办法，只好深更半夜去找我们的班主任林绍珍老师，然后再叫上几个同学，借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博爱路的海口市人民医院门诊部急诊。当时一个医生睡眼朦胧看了一眼就骂开了：纯粹扯淡！什么破伤风，根本不可能！擦点红汞水，吃点四环素，行了！随后马上去睡觉了。我当时虽然真是无地自容，但也暗自高兴，因为经过医生鉴定，我不是破伤风了，多好！我家当时离门诊部隔几个铺面，我便回家了。结果我父亲也是睡眼朦胧地把我骂了一顿，反正我死不了了，我就酣然入睡了。（待续）
初中三年级时，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特别喜欢，看了又看，觉得做人能够这样真的是心满意足了，此时全国都在兴起学习雷锋的运动，于是我买了将近20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悄悄地放在我认为应该送的同学桌子里面，而且还变了各种笔迹给每位同学写了希望，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同学们都发现了这本书，都在议论纷纷到底是谁送的，我也特别不解地参加了猜测，有一些同学认为是我送的，但是看了笔迹又觉得不像，我记得因为我的希望其实是把每个人的缺点都点了一下，有些人就不高兴了，比如刘庆盛同学就大声嚷嚷：凭什么说我冲动，凭什么要我控制，乱弹琴！当时也让我触动，不能随随便便去评价别人，否则吃力不讨好。
文化大革命终于来了。
那是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们来海南侨中串联的时候感受到的。好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凌宏成到了我们侨中，然后大会小会作报告，他们好像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在台下不断地提问，我们觉得特别新鲜，听到他们云里雾里强调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党委或者党委书记，绝对不能代表党，也绝对不能代表党中央的时候，我们又奇怪又兴奋，似乎变天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与过去不同的观点，这时候，我们那骚动的心灵开始不安了，每个人都用“怀疑一切”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突然有同学发现，我们教室讲台的墙壁上方，写着“为革命而学”，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相片，就贴在“革命”两个字中间，一琢磨，其实就是“为革毛主席的命而学”，这还了得！全班同学群情激奋，仿佛这么久了我们才终于抓到一个大大的反革命！大家一回忆，这是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后来调到湛江港务局子弟学校的林绍珍叫我们贴的，这真是天大的反革命，于是全班同学强烈抗议强烈呼吁，一定要把“反革命分子”林绍珍拉回海南侨中批判，于是我们派代表找到校领导，校领导保证一定要负责将林绍珍揪回来，后来如何发展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就在这时，《毛主席语录》发下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让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子弟拿到《毛主席语录》，那么他们不是很容易“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千万不能让这些家伙的阴谋得逞，我一定要在全校的广播里大声呼吁，不能让这些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掌握我们的理论，一定要没收他们的《毛主席语录》，越想越觉得“时不我待”，于是我赶紧奔向广播站，对正在广播的主持人讲我要呼吁，主持人只好乖乖地将话筒给我，我就在那里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的“紧急呼吁”了。当我在话筒前像机关枪一样说完之后，这个主持人告诉我，你说了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别人自然更加不清楚了。
文化大革命最幸福最兴奋的自然是到北京串联了。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能够去北京，而且还不花钱。当8月份第一批红卫兵启程去北京的时候，我们真是羡慕，北京！那是革命的圣地，万众瞩目的地方，那是多么遥远多么神圣。当周总理在大会上宣布分期分批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有我们啊。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在班上只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角色，起码要十个以后才可能轮到我。我当时不敢奢望，果然，到了11月，终于盼到我们几个人了，我记得还有符策合同学等等，后来到了北京，还联系到了林明连和温开建同学，然后我们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合影留念，然后还和住在北京地安门中学的王世民大夫以及温志厚同学在北京动物园的冰上照了几个相。当时，符策合同学感冒发烧达40度，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大部队回去了，只有我留在北京照顾他。后来在海南侨中也传说他死了，其实还没有死。2005年，符策合因脑血管意外住院珠海市人民医院，死前我去看了他，给了他太太500元，我来珠海后没多久他曾经向我借的1800元（那是我在电白人民医院的讲座报酬）也就算作“友谊客串”了。以后我也到了那边，如果他还记得的时候，我希望他兑换成那边的货币还给我。
在北京的时候，吃住都不要钱，但是，北京的馒头没有什么味道，咸菜也咸得要死，根本没有办法吞得下，那时，我从海南老家带着妈妈卖猪得到的几十元钱，就悄悄在北京地安门旁边的饭店吃饭，我记得最好吃是溜肝尖，过不了几天就去吃一次，结果回到海南的时候，比在海南的时候又白又胖，煞是可爱。（待续）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东三司”，现在我还保留着“红东三司人民中学井冈山”的红卫兵袖章，虽然我刚开始也当不上“海口红卫兵”，但当时也根本看不起“海口兵”，我一向来认为他们是保守的“保皇派”，没有什么新意；我也看不起“红海联”，我觉得他们是“康老三”，没有自己的原则，貌似正确，实际上稀里糊涂。虽然我们班有十几二十个同学都参加了“红海联”，因为那个时候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政府为了控制流行，组织了一大批学生为居民“滴鼻”，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数都去参加这个活动，于是他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个组织，他们在解放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集体住宿，虽然我经常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就不愿意参加他们这个组织。后来我觉得“红东三司人民中学井冈山”有不少文章比较适合我的胃口，便和初三（2）班的林克垂一起参加了。当时我和高一的吴多龙及初一的夏伯强住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好不痛快。后来，当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和林克垂就多次讨论：看来我们不能那么干了，好好上课吧。没想到一到“红东三司”总部（解放路市总工会办公地点），一听头头们一说，我们又糊涂了。因为他们强调：毛主席为什么指出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呢，毛主席是担心我们不能继续革命了。因为不少人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作怪！我一听才知道原来毛主席指示是有诸多种解释的。虽然头头们在还在为未来的名利挣扎，我们已经厌倦了。再加上我这个时候神经衰弱特别严重，基本上处于到处求医服药状态，便很少去总部了。
1968年6月6日早上9点左右，我在中山路海南中医院门诊部看病，突然听到一阵阵低哑的好像放鞭炮的声音，我根本不在意，还在看我的病捡我的药，突然外面一阵阵骚动，传说是报社那里解放军开枪了。我赶紧拿着药跑回家。我那时住在博爱北路市医院门诊部旁边，赶紧爬上楼去从窗户缝隙往外面看，只见一个个伤员被用木板抬着进了门诊部，地上到处洒着鲜血。下午，整个市面恢复了平静，我便走进市医院门诊部，一看，大堂的乒乓球台上摆着几个血淋淋的尸体，鼻子上还在冒着血泡，那种血腥的的味道扑鼻而来。当时根本认不出到底是谁，一边看着一边想，他们在上午可还是活生生的人啊！现在却永永远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同派别的同学吴多龙夏伯强死于“6.6事件”。
就在这时，我母亲一听说海口大批人被杀，赶紧从老家来到海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规劝我，“仔啊！!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不要逞能了。回老家去躲一躲吧。”我正在为我的同学悲哀，一听到她如此这般哭说，心中激起一股无名火，劈头劈脑简单粗暴地回绝了她，母亲只好无奈地惆怅地离开了，我也陷入混乱之中，我到底怎么办？是继续参加“红东三司”的活动，还是离开，举棋不定矛盾重重，当我到“红东三司”驻地看到吴多龙夏伯强的遗像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虽然我为他们悲哀，但是我已经不愿意继续参加这种没有什么意思的活动了。我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跑到流水坡，继续我的逍遥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了。于是我在流水坡游泳、抓鱼、打鸟、偷西瓜，尤其是和洪明君、洪明爱、邝才优等一起偷了西瓜，吃不完便埋在沙地里，没想到他们中的一个第二天早上已经挖出来吃了，而且还拉了大便在里面，然后用沙埋住，结果我们晚上去挖西瓜的，弄了一手臭味，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骂骂，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1968年“7.17”过后不久，开始“复课闹革命”了，解放军也住进了海南侨中，我们分别了将近两年的同学又聚在一起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重逢的激动与喜悦，大家有的是猜疑和对立，我由于是我们班的另类，因为我们班只有我一个是“红东三司”，而且我们班“东方红”派别又特别少，我自然只能是一声不吭，任由别人摆布。所以，对我的鉴定肯定好不到那里去。我记得我的鉴定里，特别明确地写清楚：“反对三红，反对革命的大联合，破坏复课闹革命”等等，没办法，事实已经这样，我根本不打算争辩，我只有默默承受，等待未来任何“判决”。这个时候，听说有些同学可能要上高中，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已经“站错队”，站到了“革命与人民的对立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根本想不到的是，在公布的上高中的名单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开始不相信，以为是念错了。但是公布出来的名单赫然写着“周绍辉”三个字，我不得不由原来的半信半疑变为彻底相信！真的！我能够上高中！太好了！想不到！我还整天想着我到底是去农场呢还是回我的老家。没想到，还可以读书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学校发函给我的父亲的单位海口被服厂，我父亲由于参加海口市工人的组织“中工海联总”（那时是“东方红”派对立的所谓工人保守组织），而且还担任常委的职务，在海口被服厂还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我父亲单位的对我的证明自然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听党的话，是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种互相矛盾的鉴定想不到救了我，于是为了“一碗水端平”，体现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我终于能够继续上高中了。
上高中其实是一种过度，基本上是在劳动中度过，尤其是去港务局“学工”，其实就是去“打工”，是去装卸货物，无非是没有工资的。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吃饭不要钱。我们最喜欢的是装卸水果，因为有很多水果箱子已经破了，水果从里面漏出来，我们自然学着“孙大圣”，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工人们也不管我们，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如何吃也吃不到哪里去。我们最害怕最难受的是装卸“六六粉”，那是一种毒药，是一种杀虫剂，接触了以后虽然洗澡，身上的“六六粉”的味道还持续了好几天，虽然老大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只要排到你，只好乖乖上去，那个时候的船是木船，我们其实是赤膊上阵，仅仅穿条背心，十几个人就将整船的“六六粉”全部装卸上岸。下班时最惬意的自然是夜餐了，挂心的是有什么夜餐。
后来还和江苏一个海洋学院的大学生们发生矛盾，在港务局饭堂和我们这些中学生开始了“武斗”，他们像文化大革命的派别斗争一样，马上将港务局的一个大楼封锁起来，俨然一副“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架势，最后终于解决了，但是因为我虽然上了高中，毕竟是仅有的对立派别的寥寥几个人，不太愿意参与，所以具体情况就不甚了解了。
在高中阶段印象最深的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七八万字的《鲁迅语录》抄了下来，当时我看到一个同学有着一本《鲁迅语录》，想得要死，真想自己也拥有一本，但是没办法弄得到，只好和他商量，能不能借给我抄一抄，讲好一个月时间，他终于同意了。于是我从1968年3月20日，一直到6月24日，硬是将这本书完完整整抄下来了（连源自哪一本书哪一页我都原原本本抄下来了）。当时我记得我在海南侨中的日本木板房（海南侨中原来是日本侵华的时候日本军队的驻地，解放后这些木板房还留着）里抄着这本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斜着眼睛看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怪怪的，后来退休以后他们就开玩笑式的骂我了“你凭什么退休金比我们多将近十倍？！”我只好笑一笑，其实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抄录下来的《鲁迅语录》一辈子都在帮助着我。虽然我后来也拥有了一本铅印的《鲁迅语录》，但是我还是永永远远感念这本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鲁迅语录》。现在，当我经常翻开当年这本《鲁迅语录》的时候，充满了对我青春努力的一种深深的感谢。
也就在我抄完《鲁迅语录》后的日，我的妹妹周桂玉（文化大革命时我为她改了名字为周继红）从琼山中学回老家的时候，淹溺在南渡江。
越写越觉得这辈子的倒霉事不少，1969年6月27日，我当时在海南侨中，晚上回到中山路我父亲的宿舍，我父亲已经带头“光荣下放”到罗牛山五七干校了，我住在他在被服厂的宿舍，那天的晚上我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总有一种魂不守舍的感觉，虽然有这种感觉，也就度过了那个不安的晚上。第二天我赶往海南侨中，参加在浮陵水的修水渠的劳动，记得当时特别热，太阳特别猛，中午吃完饭以后，我和一些同学便参观火葬场，其实应该说正是我参观火葬场的时候，就是我的妹妹周桂玉溺亡的时候。当我在火葬场里看到火葬炉并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被如此这般推进“火海”的时候，心中一阵阵的不寒而栗，想不到，最后我们的归宿就是这么可怕！太难于想象了。傍晚我们回到海南侨中。有一个工宣队员，找到了我，告诉我说，我的堂哥从被服厂给我打过不少次电话，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叫我回电话，那个工宣队员还跟我开玩笑，说是对象在等着我。于是我赶紧给中山路被服厂的门市部挂电话，当时接电话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吴乾育，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劈头劈脑告诉我：“你怎么还在侨中，你的妹妹回家时在南渡江落水了，还找不到，他们都回去找了，你赶紧回家。”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办？我马上冲出电话间，马上跑去公共汽车站，当时从海南侨中到海口公共汽车站是8分钱，我记得我准备去坐车时，月亮特别皎洁，我还对着月亮下跪，口中默念：“神啊，请你保佑我妹妹，我以后都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你的召唤。”当时，我根本想不到我的妹妹会死，只想象我回到家时她突然跳出来对我喊：“哥，那是与你开玩笑的。”当我从侨中邮电所的小路直奔车站的时候，公共汽车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没办法我只好步行回中山路。
当我回到中山路被服厂门市部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陈训，大声地对我说：“快点回去，你在家具厂的伯父和堂哥都回去了。你赶紧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一起回去。”
我赶紧跑往振东街的家具厂，一问，我的伯父周修纶与堂哥周绍炯已经回去了。当时要回家已经没有渡船，要回家只能绕道到灵山的铁桥才能回去，起码要好几个小时。这时家具厂的老乡围过来关心地告诉我，家具厂旁边的粮食仓库可能到新市墟拉粮食，你与司机商量一下，坐他们的汽车回新市墟。于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坐上了汽车，直奔老家。
在去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部拖拉机，拉着不少棺材，一想完了。我的妹妹真的不在了！心中一颤，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从新市墟回到老家的。当我母亲看到我回来时，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我终于知道，事情真的发生了。我的妹妹真的不在了！当时我的父亲还在罗牛山五七干校，还根本不知道消息，我的几个阿姨都来安慰我母亲，我的堂哥周绍炯已经和流水坡的老洪彻夜沿着南渡江寻找去了。
我不由得记起她在一周前从琼山中学回家的印象，当时我刚好在村子外面的水井旁边洗澡，远远看到她从“黑梁村”那边回家，似乎还带有几个同学。因为刚好是端阳节过后，家里还有不少粽子，她肯定是带着同学回来“揩油”，在那天吃饭的时候，她还问我：哥，听说美珍村演戏？我当时回答她“不知道”，没想到，我的妹妹从此就消失在人间了。
当我的母亲稍稍平复后，我的几个阿姨悄悄的将我拉到外面，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原来那天是星期六，我的妹妹中午放学，便从琼山中学步行回老家，回老家要过度榕树渡口，当时人比较多，我妹妹是比较后才赶上的，船上载的人比较多，差不多到岸的时候，船突然倾斜，众人落水，我妹妹肯定是在船上了。因为我母亲和我的小妹赶去现场后，在船上发现了他的挎包，目前还没有找到‘人’，只能欺骗我的母亲说已经救上岸送到187医院了。让她不至于太悲伤，希望我要镇静，千万不要在刺激她。
当我拿着妹妹的挎包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她的钱包里只有一二毛钱及几分钱硬币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直到现在，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的凌晨五点，我都无法控制我自己，我都要让我痛痛快快地泪流满面地尽情宣泄！妹妹，我亲爱的妹妹，你的哥哥，我能做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剩下的仅仅是眼泪！而且只能是眼泪！眼泪！你还记得吗？当有一次我在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打打闹闹，将一个小皮球重重地击中你的背部时，虽然你忍住疼痛无事一般，可是你的这个哥哥，还专门躲进房间悄悄地为你哭泣！觉得特别的对不起你。
虽然，我身为心理医生，曾经与我多少来访者谈过，用眼泪悼念亲人，是最原始最低级的方法；虽然，从你死去以后的好长时间的日子，你的哥哥——我，都会“永远乐观”地面对任何挫折任何艰难困苦，都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彷徨徘徊过，也都甚少流过眼泪。但是，我也只能用这种泪流满面的方法悼念我的早夭的妹妹——你！！
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怀着多么虔诚的愿望，带着我们两个（小妹还没有出生），一起在解放路的照相馆的吉普车模型前照了一个一家四口坐在汽车里面的照片，当时，我当司机，你坐在我旁边，爸爸妈妈在后面，当我看到这个特别温馨有幸福的照片的时候，我只有流泪，因为，照片上的人，只有我真的当了司机，开了汽车，而你们却永永远远坐不上我的汽车！！
我的妹妹是个特别聪慧的姑娘，长得像我父亲，与父亲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又特别懂事特别勤劳，脸上还长有少许的雀斑，我在海南侨中回老家的时候，她有时还将她节省下来的几毛钱悄悄的给我。我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她——我朝夕相处的妹妹就这样永永远远离开了我们。我不愿意这么想，我也不敢这么想！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母亲和小妹直奔出事江边的时候，看到捞上来的十几位尸体，然后一个个去辨认的时候，她已经明白，她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但是，没有办法，总想着会不会有奇迹出现。
（唉！没办法，写不下去了，待续）
&先说一些轻松一点的事情吧。昨天凌晨我流着一个多小时的眼泪写下了那些惨痛沉重的回忆，太好了，很久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多流量地流过眼泪了！我更加想到要对得起我的所有亲朋好友以及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1976年12月，我们被匆匆忙忙毕业了。
从湛江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人民医院，一直干到2000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遗传感兴趣，在我院医务科科长黄玉珍及她先生海南人民医院的张华荣主任的支持下，1979年参加了广东省的医学遗传培训班，1980年我们便在海南科协的支持下创办了《遗传与健康》杂志，得到了中国遗传学会谈家桢理事长的重视，尤其是当时遗传学会办公室主任安锡培的欣赏，多次参加了全国的学术会议，1985年接到中国遗传学会通知，我被列入中国参加在联邦德国西柏林召开的国际第七届人类遗传学大会代表，我当时才36岁。记得当时我们医院的医生特别羡慕，我们内科的冯尔光医生还当面对我说：“周绍辉，你死也值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要出国的人凤毛麟角，包括我们卫生局打报告向市政府申请外汇时都特别指出：“这是我市医学界解放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收到邀请参加国际会议的医务人员。”
说来也怪，在还没有收到邀请参加国际会议的1984年，海南科协组织我们几个医学界的专家到汉区县城去进行科普讲座，我们去了万宁县，我当时做的被告有两个，一个是“遗传与优生”，另外一个是“心理与健康”，我讲完课后还有海南护理学会的冼洁瑜主任讲，她是海南人民医院的护理部主任，然后万宁县科协便陪我们到东山岭去参观，到了东山岭上的石头洞前面，我们一看，还有人在那里打签，我比较好奇，从来没有见过，便在旁边问个不停，然后，海南科协的严鸿昌科长及万宁县科协的干部都纵恿我“试一试”，我一边问具体的做法，一边拿起签筒准备摇晃，保管签筒的人告诉我：“一要上香，二要整理好衣冠，三要下跪。”我一向来不太相信这些东东，当时是夏天，我穿的是短裤，上衣扣子全部敞开，一边抓住签筒，一边用手指着天空说：“哎，他们（泛指神明）上面知道我们共产党不相信这一套”，然后就大大咧咧地摇开了，看到有一条签要出来，我心想，偏偏不能给你出来，结果鬼使神差它还是出来了。一看，我就犯了嘀咕，因为这签诗上是下签，写的是“虚空结缘保平安，保得平安愿不还，须神圣宜还了，观音降笔切莫轻慢。”看来上面在怪罪于我，指责我对他不尊敬，结果他们几个一起哄，我不得不按照规矩，规规矩矩地如此这般地照此办理。第二次的签诗看来就不错了：鲲鸟秋来化为鹏，好游快乐喜飞腾，翱翔万里云霄去，除却诸禽都不如。后来似乎也应了冥冥之中的签诗。因为从万宁东山岭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了中国遗传学会的出国代表团的通知，一联想起来，似乎有点意思。当时记得海口防疫站的韩平俊医生也去了，打一个签诗似乎不太好，结果听说他儿子与侄子打打闹闹从楼上摔了下来，一死一伤，那是后话了。
1983年，我从《羊城晚报》上得知中山医学院赵耕源教授开设了国内第二家心理咨询门诊，我就写信与赵耕源教授取得联系，1984年12月，赵耕源教授在广州市中山三院举办了“医学心理学培训班”，我便参加了。1985年回到海口后，我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便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并邀请赵教授来海口讲课及为来访者咨询。
1987年10月，因为开始在广州《周末画报》上发表文章，《周末画报》编辑部寄来聘书，聘请我为《周末画报》“心理医生札记”特约撰稿人，于是，先后给他们写了几十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故事。
日，《海南日报》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以通栏标题粗黑字体“周绍辉研究医学心理获可喜成果”报道了我的事迹，应该是曾纪祯记者写的，足足有7、8百字。当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真的是心惊肉跳，想不到海南日报将我的事迹放的那么大。应该是这的的确确是鞭策着我以后不断努力的动力。感谢海南日报，在以后的好多年内，我都想过，千万不能玷污了报社的肯定和褒扬，要好好当个心理医生。当走过来之后，不得不对海南日报说一声：“我永永远远感谢你们的报道，我永永远远会对得起你们对我的报道。”
1989年8月份，我的表哥郭绍明（当时任海南省人民政府秘书处处长）及海南科协严鸿昌部长告诉我：你这家伙厉害了，省委书记许士杰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表扬了你，通篇讲话只表扬了你周绍辉。后来，我找到了许士杰书记日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里面看到了许士杰书记的这段话：“海南是有人才的，海口有个医生，叫周绍辉，是心理咨询医生，他出了一本书，我没翻完，但看得出还是有水平的。我们海南是有人才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海南有的人还可以在全国学术界、出版界崭露头角。”当时我应该说是激动万分，我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坎坷遭遇狼狈处境压抑心情即刻烟消云散，尊敬的许士杰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恰恰是你及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鼓励，恰恰是来自家乡父老乡亲朋友同学的支持，让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在行动，从来不敢也不愿意停下脚步。当2010年我接到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邀请，前往录制《公务员心理管理》及《心理制胜》讲座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这些讲座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专栏连续播出的时候，当我看到在北京新华书店，首都机场以及各个机场都有我的讲座出售的时候，尊敬的许书记，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的亲人，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听到了吗？
我总觉得，是你们，在推动着我往前走。
我对你们的感谢，将永远在我的永不懈怠的努力当中。
[b]应该说将近65年来，我的成长是曲折坎坷难于煎熬的，但是，毕竟我不仅活过来了，还活得有滋有味。这里面，不得不记起我在我的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写出的一句话：“绝不屈服永远乐观始终行动”。
记得在海南侨中高中即将毕业时，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当时，海南日报记者到我们学校采访，班主任将我推出去参加座谈，我在座谈中，自然歌颂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结果这个记者鬼不鬼的提出一个问题，要我们比较一下去农村与去干校的不同及到底愿意去哪里，而且要求“讲实话”。我当时便傻傻的老老实实地加以比较，认为“从个人成长个人发展的角度，我自然喜欢到干校，我不在乎于干校有工资或者其他好条件，我在乎的是干校有大批干部，他们受党的教育时间久，阅历广泛，知识渊博，人生经验丰富，对我们的影响及提升肯定大有益处，所以，在农村和干校之间，我自然愿意去干校。结果由于这么一发挥，还差一点去不了罗牛山五七干校。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记者对我的发言特别不满意，说我政治水平太差了，毛主席说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呢，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去接受“干部再教育”。于是为了让我认识我的“错误说法”，一大批同学都公布名单去了干校。只有我还偏偏不公布。这时还是要感谢我那个“老保守派”的父亲，由于他已经去了干校，我才在最后时刻公布到干校。所以，我和大批同学不能呆在一起。他们去了一连，我去了我父亲所在的六连。我记得当时我的同学王和强（他是红代会主任，是学校里管分配的学生头头）还特别指责我“笨蛋，连话都不会讲。”[/b]
但是，我至今不后悔。不仅不后悔，反而还觉得了不起。而且还觉得我到罗牛山五七干校的的确确是值得的。（待续）
到了罗牛山五七干校之后，我被分在后勤排，主要是赶牛车、放牛和割油棕叶，开始觉得特别新鲜，几条拉牛车的水牛特别善解人意，与人非常友好，其中最有印象的是“牛七”与“六角头”，“牛七”脾气特别温顺，从不发火，当你将它牵到牛车旁边，拍拍它的头或者角，它就乖乖的把角伸进牛车的枷里，将枷顶了起来，牛车就可以走了。“六角头”也可以，但是，“六角头”脾气比较暴躁，容易发火，为什么叫“六角头”？因为它的角是凹陷进去的，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头部，所以我们叫它“六角头”，“六角头”不仅倔强，而且还想方设法偷懒，它“心情好的时候”，你拍拍它，它还可以配合，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配合的。放牛时，老干部们已经培养起“牛群”的“良好心态”，只要你将牛群定期赶到一个地方，然后口中念念叨叨着“尿尿尿”“屎屎屎”时，整个牛群好像被催眠一样纷纷拉开了大小便，自然方便我们捡牛粪。
工作了一个多月，连部开会，指导员韩守林通知我们几个人开会，说按照干校的规定，我们要成立一个“三查小组”，查清楚连里的每个人的历史，尤其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干部，不能放过一个人。当时我完完全全是一种受宠若惊的样子，因为我还不是共青团员，知青的团员只有一个，那就是何阳，他也来参加了，然后还叫我们保密。一直到国庆节放假回海口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叫错了我，这么重要的事情说明组织上对我特别信任。后来，我们开展了三查工作，我自然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
应该说和干部们在一起的确是提升了我们的整体素质。而且，这些干部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对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对培养我们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相当大。记得有一次，我和谢亮尧一起赶着牛车去美兰墟买米，在路上他不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放弃学习，虽然说现在大学不办了，并不等于以后不办，以后大学是肯定要办的，这时候谁学习好谁就有机会了，你们在好好工作好好表现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学习不放，要多看一点书，趁着年轻，为上大学做准备。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这些干部们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嗅觉在鼓励我们学习了。
大概到了春节，我们拉练回海口，我当时借调到校部政工组工作，便在拉练中长了一些京剧唱段，当时校革命委员会的郭文主任感觉我各方面还不错，便把我留在干校政工组，具体搞青年团民兵工作。过了一年左右，海南行政区团委要成立，干校知识青年比较多，准备从我们干校推荐一名团员当海南团委的常委，干校党的核心小组便决定将我的名字上报，当郭文主任和我谈话时，我又是一阵阵的受宠若惊，想不到接二连三都有不错的好事，当时还想过如何对得起党组织的信任。后来，刚好海南组织部的来了解情况，恰好找到了我政工组里的“死对头”了解，他一反映，我自然“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可怕的消息——年轻的糖尿病病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下到一连蹲点，在劳动中，突然感觉到肚子特别容易饿，而且尿也特别多，消瘦特别厉害，我马上买了一些医学科普书来看，一看，我觉得我完了，估计是糖尿病了。但是又不敢去查小便，怎么办？只好悄悄的在厕所里用自己的手来舔舔小便，一舔，马上害怕了。因为尿是甜的——糖尿病！！我的大脑“嗡”的一下，完了！原来我患的是糖尿病。再慢慢看糖尿病的症状和预后，我的心霎时间凉了。我马上想起了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和我吵架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我看你就活不过30岁！”这么年轻就患上了糖尿病，糖尿病的后遗症又那么多，我还能活多久呢？看来他的“预言”应验了。我怎么办？怎么办？看病又不敢，不看这个病又那么可怕，最后是心脑肝肾都会波及，不可能寿终正寝，看来我这辈子只能是早夭，而且不可能结婚，也没办法生儿育女了。我整天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焦虑紧张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怎么和我的父母交代呢？！只能够悄悄的去买一点“六味地黄丸”来吃，然后尽量做多一点运动，暗暗地祈祷“神明能够保佑我”。（待续）
中央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专栏录制节目：
《心理制胜》《公务员心理管理》
先说一说退休后的一件事吧，2009年退休后，我被返聘在中大五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估计是12月底，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明确告诉我：“我们是中央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专栏的，正在准备做一期心理健康方面的讲座，我们想邀请你来做这个节目。”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骗！骗！我看你能骗多久！”然后他与我商谈了一些，希望我从现在起做准备，然后具体讨论一下选题，争取快一点到北京录制节目。我当时还认为是别人在骗我。因为那几年曾经有几次有人找我，希望我为他们单位做心理辅导，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想从我这里骗一点钱，而且还有一次像模像样地装扮成香港澳门老板请我在酒楼喝茶，谈论如何在“他们合资企业”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其实是设局做“老千”骗我“试赌钱”，让我在几分钟之内输了二十多万，几个人还逼着我写了“借条”，让我突然受到“突然袭击”，心里突然懵了，幸亏我的学生及朋友的黄俊铁警官陪我一起到酒楼取证，然后到派出所报警，才避免了这场“骗局”的得逞。
当他告诉我他准备给我发传真，并希望我在传真件上签名后再传真过去的时候，我一口回绝了他，我告诉他：“我到北京才签名。我现在不签名。”他急了，大声告诉我：“周老师，您不要这么不信任我们，我们是通过有关部门推荐才找到您的。我们得到您的签名传真件后才能打报告申请经费，才能够去买来回飞机票。否则，我们无法运作。”他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自然就签名了。合同上已经写好录制《公务员心理管理》，一共12集，每集半小时左右，至此，我觉得估计不会假了。2010年1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道“展现我人格与智慧力量的讲座——《公务员心理管理》即将在北京录制！这是我人生的高峰，这是我60岁的礼物！终于：熬出头了！这次要做好充分准备，将我这个农村乡巴佬来一个展现！我的父母：你们晓得吗？我的父老乡亲：你们晓得吗？谁会想到这样的发展？！谁会想到这样的高峰？！我准备了60年，就是为了讲这一课！‘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何况我是——60年小鸣，一鸣惊人！”
2010年1月28日，我登上了珠海到北京的飞机，29日休息一日，30日开始录制，从上午到下午，一共录制了10讲，本来想一气呵成，一天结束，下午临近结束时，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只好先生录制10讲，31日再录最后二集。录完后。马上乘车赴飞机场，中午坐飞机返珠海。
2010年7月22日，中国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专栏在早上7.00——8.00开始播出了我的讲座《心理制胜》，接连播出了四五个周六的时间。（待续）
1989年12月，我终于写出了《关于设立海南省心理健康研究咨询中心》的报告，寄送给了许士杰书记，信中谈及了国内外心理健康的发展，以及海南的现状，谈及了我本人的设想，认为不仅要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还要将科研工作好好地开展起来，而且还特别指出，目前，全国还没有类似这样的机构，如果我们海南捷足先登，我们就可以在全国最大的海南特区树立一面旗帜，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走在最前面，我们海南的心理健康心理卫生工作自然会令人瞩目。信中还附了我写的一首诗题目
《设想写好送呈许老士杰感怀》
书生热血腔正满，
恰似春潮闹天涯，
鸟笨多飞拙爱练，
欲将心理医万家。
平安健康金不换，
浩气长存硕果佳，
琼州遍地多士杰，
&蛮夷无处不盛夏。
日，我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收到了中共海南省委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许士杰书记亲笔写来的一封挂号信，许士杰书记在信中写道：“周绍辉同志：来函及资料收到。你的设想很好。我转给省委宣传部酌处。他们研究后给你个明确的答复。祝好&&
许士杰&& 90.1.10”。
接着来的是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卫生厅等等都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准备落实许士杰书记的指示，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和卫生厅的厅长们都分别和我谈话，准备落实。
我的校兄，省卫生厅的杨才绩处长和邢福音处长，在接受厅长指令和我落实书记批文时发牢骚骂我：“还是你这个家伙厉害，连老许头都给你密密麻麻写了这么多批文，我们打了多少报告，他屁都不批一个。你这家伙够牛啊！”
没想到，刚好春节陪同江泽民考察完海南，许士杰书记觉得胃部不适，到海南医院一查，可能是胃癌晚期，赶紧赴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检查，这么一来，书记批示的事情基本泡汤了。
唉!人生就这么阴错阳差，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弄起来，那么在全国是多么的“威水”啊！那么我们海南的心理健康心理卫生工作不就在全国“鹤立鸡群”了？！（待续）
真是命运不济，看看要发达时又霉运连连，其实，要发达时最早应该是“80后”海南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我的报道的时候，自然也应该感谢海南日报，他们那个时候想不到有那样的胆量，敢于在那么显赫的位置把周绍辉放在那里，也真该感谢海南日报，我从此想的是如何对得起他们的报道与肯定。
当然，“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恰恰是因为我的这些“艳遇”，我的命运就“惨了”，“息水仔周绍辉”就不好“息水”了，我的危运来了。
回想起在海口市人民医院25年的遭遇，真的是“百感交集”，怪不得有人传说：“周绍辉是在市医院选不上院长了，呆不下去了，一气之下就去珠海了。”&
“这个家伙厉害，为了去珠海，还想方设法先去了海南医学院，然后才好调去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否则，人家不会收留他。”
应该说，中青年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想当院长，后来，当不上院长之后，才慢慢知道没必要当院长，再后来，真真正正的感谢这辈子不当院长。
可以这么说，我这辈子的成功，一靠海口五小的努力；二靠海南侨中的底子；三靠罗牛山的煎熬；四靠湛江医学院的苦读；五靠海口市人民医院的磨难，六靠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博士高级研修班的历练与过招；尤其是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足足四分之一个世纪，让我的人格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虽然道路曲折，过程艰难，艰险不断，让我窒息，让我死去活来，我周绍辉终于熬过去活过来了，谁想得到，一个小小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就可以把周绍辉这个乡巴佬弄得灰头灰脸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也恰恰是海口市人民医院的炼狱，才让周绍辉完成了从鬼到人的过程，才让周绍辉体会到“如果你受尽了折磨而且还死不了，你就不是人而是神。”你说我能不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所有人员吗？恰恰是他们的培训，才训出了一个可能是不伦不类的周绍辉，周绍辉可以说变成了”死猪一条“，完全不怕”开水烫“了，这自然归功于海口市人民医院。于是，周绍辉不得不”傲骨嶙嶙，铁骨铮铮，傲视群雄，甜酸苦辣，嬉笑怒骂，对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声名显赫既全然不顾，也全然不在话下了。“——海南的野猴子终于“得道升天”变成了“二傻子”了。
于是，在我义无反顾地奔来珠海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不得不喊出“周绍辉，不是蛟龙不出海！”“周绍辉，你是海南人的异类。”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不可以丢掉的呢？
我的一切，什么时候是我的呢？！
所以，当我志在必得奔赴珠海的时候，当我意气风发登上中央教育电视台《东方名家》讲坛的时候，我觉得，这自然是我应该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归宿。
大学学习终于定下心来学医了，而且在湛江地区医院实习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外科，尤其是手术时，当面对着病人切开皮肤，然后止血钳一个个地应用，看着正在出血的部位逐渐止住鲜血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成就感，记得我曾经和一个进修医生赵仙做一个“胃大切”手术，才用了一个多小时。1976年10月，
“四人帮”下台了，我们也在12月下旬匆匆忙忙毕业了。
毕业时，本来学校是准备把我们一批骨干留在学院的，当时的政策是基本上返回原地，我只好办好手续之后在12月29日坐水陆联运返回海口。当时自然一心想分配到海口市人民医院，于是和王和强同学（他当时是海口市团委副书记）一起去找海口卫生局长兰迪，他是老革命，曾经在延安工作，为人特别随和，因为他曾经到过罗牛山五七干校，在卫生所当过所长，所以特别友好，当时他问我想去哪里？我自然想去海口市人民医院，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
分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我一心想着要到外科去，结果到了人事科，科长是个从广西回来的一个退伍军人，操着浓浓的海南普通话语调严肃地和我讲了共产党员要服从分配，党要你干啥你就要老老实实干好啥之类的话，我当时以为已经有了局长的帮忙，估计到外科问题不大，自然也就表态服从分配等等，结果后来再找一找外科的王国士及神经内科的黄兴洲医生时，黄兴洲医生当时就分析可能会去放射科，因为放射科缺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当时我也没有顾得上和领导汇报，因为我的对象是广州姑娘，分配回广州，一分配到海口市人民医院，刚好我的父亲出差在广州，为了担心广州姑娘变心，我赶紧坐上海口到广州
红卫轮船，赶赴广州。当时还专门在老家杀了一只鹅，烧好后带上广州。但是，海南岛在当时广州人的心目当中，基本上相当于鬼门关，因为广州知青大批到海南农场，尝尽了人间艰辛苦辣，一提到海南岛，广州人没有一个不摇头的。所以没想到广州姑娘在父母兄弟的反对下，已经“叛变革命”，加上她自己的分配还没有眉目，根本不愿意接待我，我在广州颜脸丢尽，堂堂一个学生会主席，风风火火谈恋爱，结果不到半个月被广州姑娘甩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心情了。如果当时要有心理医生的话，我自然要去找心理医生了，因为这个打击太可怕了，绝对是晴天霹雳。我记得当时坐公交车到海珠广场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TMD，不如我就跳珠江算了。”就在突然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又突然产生另外一个念头：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就这么潦倒不堪，我一定要让你后悔！30年！30年后，我要杀回广州！——写到这里，我突然才明白，我为什么年过50，还志在必得想着要到珠海，这应该是我对我过去“骚动着的”青春的一个“还愿”
！一种示威！
1977年1月11日，我灰溜溜地和我的父亲坐着轮船回到海口，祸不单行，迎接我的是人事科长的告知：经过组织的慎重研究，为了加强放射科的建设，分配你到放射科。希望你服从分配，像一颗螺丝钉，党需要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发挥作用。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绝对“糟透了”
！没办法。“官不怕大就怕管”局长可以同意你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局长可就管不了你的具体分配了。
当时，我第一次到放射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高喊“周绍辉！周绍辉！你不是周绍辉吗？”我一愣，他又喊“我是周利龙啊！我现在在海口市二轻医院做放射工作。”我记起来了，他是我小学的同学周利龙，另外，我在罗牛山五七干校六连的“山友”何阳，也在放射科。虽然老大不愿意，虽然“情场失意”，虽然多次与领导恳求我的外科爱好，但是，在“党的需要组织的分配就是我的志愿”的氛围下，我的任何请求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没办法，我只好开始进入放射科工作了。
当时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担心放射工作会引起血液改变，我还专门去检查了我的血常规，白血球才4500，是比较低的。应该说恰恰是这个检验单，才让我有理由提出调整专业的意见。
1978年春节后，医务科告诉我，院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卫生局医疗队，并当队长，带队前往东方县参加消灭疟疾的工作，因为海南的山区，疟疾发病率特别高，于是我在3月份左右便带着海口市卫生系统的5名同行前往东方县报扳人民公社参加灭疟工作了。想不到的是，原来罗牛山五七干校三连的卫生系统干部程德新的女儿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当护士，也参加了这个医疗队。结果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那是后话了。
1978年下半年，我从医疗队回到了医院，还是回到我那个“暗室”里从事放射工作，我在反复阅读了卫生部核工业部等等的规定时，看到了白血球低于或者等于4500不能参加放射工作的规定。便马上向医院领导打报告，申请能否给予照顾，从事临床科室的工作。但是，无论我如何反映，院领导就是无动于衷。为了让我安心放射工作，医务科科长黄玉珍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干一行爱一行，我反复诉说我的身体，以及我本人的爱好，看看说不通我，她只好对我遮遮掩掩地说：“如果你还不服从分配，领导的意思是让你在放射科呆十年八年再说。”我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火冒三丈，马上回答“好吧！既然你们领导这么说，我就等十年八年吧！”从那天起，我在放射科上班就绝对不接触放射线，可以看放射底片，根本不入胸部透视室，理由仅仅是我的白血球低，不符合工作规定，所以放射科主任也拿我没法，只好不断地向院领导反映。唉！想想那个时候，真是倒霉透顶，当然更加倒霉的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放射科主任，他也真是为难，没办法，碰到这个一心想去临床工作的医生，你说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副霍乱在海口流行了，海口卫生系统自然闻风而动，当时，内科主任是云昌扶，他在全院大会上特别强调：没有打过副霍乱预防针，绝对不能参加副霍乱的医疗工作。然后大会上院领导动员，副霍乱是烈性传染病，一传染上死亡率极高，疫情就是命令，疫情就是战场，我们一定要全院动员，服从调动，不允许不服从调动的行为。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这项工作非我莫属了。因为我知道，医院领导已经找了好几个内科医生，他们都借故推辞了。看来一定要惩罚我了。（其实我本身特别渴望着他们的惩罚，因为我只钟情于临床）。
果然，第二天，医务科长黄玉珍到了放射科，当着放射科所有人员的面公开问我：“周绍辉，现在决定你去从事二号病工作，如果你要愿意，以后你可以到临床去，否则你就只能在放射科。”虽然那么多医生都不敢去从事二号病的工作，偏偏就是我喜欢，我终于接触到我喜欢的临床工作了。我特别爽快地答应了。怕什么！我喜欢的是临床！我也只能搞临床。（待续）
终于能够到临床工作了！
我仿佛呼吸到了最新鲜的空气，心情霎时间好转了。
其实我那时还没有打副霍乱疫苗的预防针，而且从此以后不管副霍乱再发生，我根本就不愿意再打这种预防针，因为，“百病从口入”，只要我守住了手与口，副霍乱就不可能传染到我。
虽然说是喜欢临床，可工作起来并不轻松，副霍乱的病人发病很凶险，上吐下泻，身体马上脱水虚脱，不少送来的病人已经没有了血压，如果抢救不及时，死亡率极高。
我当时是在门诊部肠道门诊工作，专门接诊危重副霍乱病人，对这些病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策：首先是抬在一张特制的床上，所谓特制，无非是在床上开了一个洞，洞口下面垫着一张凳子，上面放着一个大脸盘，方便副霍乱病人腹泻，病人一来就先把裤子脱掉，将屁股对着洞口，然后盖上被子，他怎么拉都有大脸盘盛着。关键是一定要马上输液，尤其是生理盐水或者葡萄糖生理盐水，为了补足腹泻排出的水分，往往不是双管齐下而是三管齐下甚至是四管齐下，想一想一个病人手上脚上挂有四个输液瓶，那是多么“壮观”的景色！有时如果血管已经凹陷无法进针，还要请外科医生用血管切开的方法来补液，否则病人因腹泻失水过多马上就休克死亡。
这些病人发病凶险危重，一不抢救，马上垂危。但是恢复也相当快，只要补进葡萄糖生理盐水，马上“起死回生”，前后绝对判若两人。
当看到这些岌岌可危的病人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的那种欣快感油然而生。太美了！我终于感到我这个医生的价值了。
虽然我们全副武装，相当于前段时间“非典流行”的医务人员，头上有帽子，口上封有口罩，身上穿上隔离衣，脚上套上隔离鞋，在夏天时热得大汗淋漓汗流浃背，但是我的那种满足感满意感，远远超过在放射科时的压抑憋屈烦恼愤怒感。所以当我看到“非典流行”时医务人员的身影时，我又充满着熟悉的敬意及爱意。
虽然我接触的是烈性传染病，虽然我面临着随时被传染的可能，虽然我整天与病人的大便打交道，虽然别人一听到我是抢救“二号病”的医生，都会不由自主地捂着嘴巴，都不太喜欢与我打交道，我也无怨无悔，因为“不知者不怪罪”，我已经沉醉在我对我的职业的爱好里面了，我只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于是我开始整理统计病例，
撰写论文，准备参加广东省的治疗抢救副霍乱学术交流大会。
我的论文在海南及广东省的学术交流会上交流，引起不少参会者的注意，当时我刚刚好30岁，也刚刚接触临床，对临床的治疗还比较陌生。记得北京医学院的魏承毓教授也专门从北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对我的介绍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抢救副霍乱病人的过程中，没有死过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和体会，当时我和魏教授在一起探讨了副霍乱的发病的流行病学及抢救过程，我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水源的清洁干净问题，尤其是保证防止了“病从口入”的路径，副霍乱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抢救一定要保证及时有效足量，后来，我还曾经和魏教授有过几次通信，他还鼓励我继续在传染病的研究中不断提升，后来由于专业的改变，和魏教授的联系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后来，副霍乱的病人越来越多，单单门诊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病人的治疗问题，我们在市里的决定下，到滨海游泳场上面的海南检疫防疫所的一个“属地”开设副霍乱治疗病房，接收海口各地送来的副霍乱病人。那个地方原来是日本侵略海南时的一个传染病隔离区，里面厕所的三级化粪池特别深特别大，也特别幽静特别偏僻，但是也特别方便我们游泳。每天查完房上完班之后，穿上游泳裤，从山坡上溜达到海边，游几个来回，真是个神仙过的日子。记得我当时和广东省防疫站的一个干部一起，下午3点左右下海，结果，我们一直到晚上近九点的时候才游回岸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游出去时是涨潮，游回来时是退潮，花的力气可想而知了。结果还弄得虚惊一场，几个护士看到我们这么晚还不回来，就跑到海边对着大海呼喊我们。然后回来向当时的医疗科副科长白景春汇报，当时他们还商量要不要向海军联系派出舰艇在海上搜索，最后决定暂时不联系，再等待等待，看看有没有回来再说。我两回来以后，白景春科长把我训了一顿，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将省里的客人带到海里去5-6个小时，还说了“你死了不要紧，省里的死了怎么办？”严令我往后不准随随便便带客人去游泳了。2-14.1.20（待续）
开始当上心理医生及后来，有不少人都问过我：为什么你鬼使神差想到要当心理医生？怎么这么走火入魔？那是我刚刚当心理医生的时候，一般人都这么问；后来我比较出名了以后就这么问：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有先见之明，这么早就想到要当心理医生？
导致我走上心理医生道路的有两个特别的例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在内科工作，我的母校海南侨中一位年轻老师到门诊找我看病，主诉是一个多月来中午失眠，要求开一些中午催眠的药物。
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凡是催眠药一般都有四、五个小时以上的药效，如若中午服用，下午则难于按时起床，即使勉强起床，也不能坚持下午的工作。我自然不可能开个他。但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请我开这种药。我只好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好吧，我开药给你，但药不多，先开几片，你要准时服药。服药后十多分钟，你就开始出现昏昏欲睡的感觉，这时你上床躺好，就入睡了，两个小时后就可以醒过来。”我给他开了一周的药物，其实就是将他打发走。
一周后他又来找我，要我继续开这种药给他，他还高度评价了这种药物，说：“我服药后睡得挺香。”我完完全全忘记了这件事，他一把病历拿出来，这可把我逗乐了，因为这药根本没什么催眠作用。什么药？维生素B1。我老老实实告诉他，这是没有催眠作用的药物。但他就是不相信，还认为我是舍不得将这种好药开给他，经过我的再三解释，他还是迫切要求我继续用这种药物来治疗他的失眠。没办法，我只好再给他开了一周的“催眠药”。
目前临床上没有任何医生将维生素B１当成一种催眠药，更不能用来治疗中午失眠。当时我也仅仅是“临急抱佛脚”，想应付他一下，没想到却发生了显著的“疗效”。其实，维生素B1在这里起到了安慰剂的作用。
所谓安慰剂，是由药丸、药水或医疗所引起，但不是由它的效力或特性所产生任何效应的制剂。最早的安慰剂是外观和性味类似真药的小丸，但无药理作用。后来被制成不同色泽、不同气味的多种剂型。现在安慰剂包括了各种医疗处理和治疗方法。正如维生素B1可以治疗失眠一样，临床上安慰剂对心因性和躯体性的症状或体征都有效，很多研究表明它的作用是奇妙的。它不仅仅使病人主观感觉好转，而且生理方面也产生积极的变化。
一般说来，安慰剂对具有心理缺陷、神经质、易受暗示、意志薄弱的人都有效。对上述病例为什么疗效甚佳？从心理上分析，由于我对药物抬高身价的暗示——“这种药不多，不能多开”，以及要求患者准时进餐及时服药的提示，都起着诱导睡眠的作用。再加上他本人上课后中午必然出现的生理疲劳，还有进餐后也会产生的昏昏欲睡的感觉，使他自然而然的误认为系药物作用而酣然入睡了。
这让我不得不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兴趣，看来，没有药效的也可以有疗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还有一件我根本也想不到的疗效：
在当心理医生前，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我在病房工作时，有一位来自澄迈县农村的老年患者患肺心病，我曾按照北京朝阳医院翁心植教授介绍的中药方“涤痰汤”给他服用，疗效甚佳。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调离了病房，接替我的大夫还是和我一样，给他服用“涤痰汤”，但他却感觉效果不佳。以后，他碰到我，多次恳求我一定要开那种中药方给他服用。我自然不同意，因为我已经离开病房，是不能继续对他进行治疗的。没想到他竟然多次向主管医生提议，并直接找主任反映，希望我继续用我的中药治疗他。在病房医生的同意下，再次由我给他开了药方（其实就是“涤痰汤”）。没想到他服后竟然说效果较前不大一样。
“涤痰汤”的临床效果的确不错，但为什么相同的处方从不同的医生手中开出来疗效却大不相同呢？看来还是心理作怪。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老病号，挂了号就坐在诊室外面耐心地等候某一医生，只不过愿意让这位医生诊病，而不让别的医生看。如果这位医生不来，他悄然离去，不看病了。有时往返好几次，非要等到那位医生来才看病不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这个医生的医术高明？非也，不过是熟悉了解而已。他认为那个医生常为他诊病，对人本人及其病情比较了解。所以，他便“迷”而“信”之。
为什么我这个对中医中药较为生疏的医生，或者说只会照着芦葫画瓢开中药方的医生，居然能得到一些病号的肯定呢？我想“涤痰汤”的疗效确实好，这自然是最主要的；其次，我对这个病号比较熟悉，有时也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去调动他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在病房查房时，除了询问病情变化和进行体格检查之外，还同他拉家常，聊聊天，于是，在他的身上，两种效应（生理效应与心理效应）都出现了。
一位医生，尤其是一名医，不仅对临床各种病和药物性能了如指掌，还要尽量掌握多一些人文科学知识，以及特别注意病人的心理状态，并且还想方设法调动病人内在的积极因素，注意帮助病人解决致病的“心理疙瘩”。这样，病人才能更快、更好地恢复身心健康。
于是，我在那个时候特别时兴的文摘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有没有医学心理学？怎么样？在哪里？”——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估计应该是1980年左右。
现在我自然知道，人际关系本身就是治疗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人际关系就是治疗。一位老医生，他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就会融会贯通伸缩自如。
1985年医院已经联系好我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学习神经内科，结果，新院长一上来，别人能够去，唯独我周绍辉不能去，因为找不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一起发出的通知书！我与广东省人民医院联系，广东省人民医院回答：不可能！通知是同时写在一张纸上的，不可能没有！去和院长汇报，院长反而批评，不要好高骛远，你到底是学习心理还是学习遗传还是学习神经内科？我据理力争，神经内科与心理及遗传关系都特别密切，院长斩钉截铁回答：你要学习遗传或者心理学，你就不能学习神经内科，不要乱七八糟什么都学！
一年后申请1988年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习医学心理学，报告打上去了，根本不讨论，再讨论时，又多次不讨论我的进修问题，眼看时间就要过期，我急了，反复找业务副院长了解，副院长摊开双手回答：我也不知道。最后，我发火了。扬言：“再不批准我去，我自己坐飞机去，然后一边学习，一边到卫生部告状。结果马上批准。后来，内科主任告诉我，让你小子去北京，你去学了‘少林寺功夫’来如何了得？！这个院长依仗着市里一个老乡副市长的庇护，横行霸道，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对我极尽打击报复的能事，妄图想把我整死，他认为我会服服帖帖逆来顺受，没想到我石破天惊不断反抗不断揭露他的贪污腐败拉帮结派一事，结果全院将近20个中高级知识分子，各个科室的主任联名控告他，将他的院长活生生的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他还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是已经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唉！特别不容易——我在那个时候，是某副市长口中的“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后来，一直到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亲自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最后解决了我的问题——真的是太艰辛太惊险太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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